李强：百姓需要怎样的和谐――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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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社会建设放到突出重要的位置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把关于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社会工作方面的事情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为什么中央在这个时候把社会建设放到非常重要的位置上？社会建设和经济建设究竟有什么关系？这是我们首先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我们说，中央之所以在这个阶段把社会问题放到如此突出的位置，确实和现在的经济形势有很密切的关系。如果我们读《决定》全文的话，就会发现，中央一再强调“战略机遇期”，而且说这是“前所未有的”，《决定》说的新世纪新阶段也是指本世纪头20年这个阶段。如果仔细读《决定》，它说从现在开始到2020年中央建设和谐社会的主要目标，基本上把焦点放在本世纪的头20年。那么，为什么中央把这个20年看得如此重要？看中央文件的表述，说我们“面临发展机遇前所未有”，当然也说了“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过去的文件不是这样表述的。但是关于战略机遇期的思想，实际上两年以来中央的很多文件都是这样表述的。这样，我们就有一个疑问：难道过了这20年就不是重要战略机遇期了吗？有什么根据吗？本世纪头20年非常关键，那我们就看看为什么“非常关键”。

先来看一看当前面临的经济和社会形势。

从经济上看，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大家来看以下数据，这是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提供的数据，马凯说我们国家GDP在上世纪70年代是3000多亿元，到2005年底是18万亿元，年均增长数额9.4％，到2006年又是超过10%的增长率，说明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达27年。那么，全世界在这个时期有没有这样高增长的？我们仔细查阅资料发现，同一时期没有谁能够超过中国，全世界的平均增长速度为3%。也就是说，这一段时间对中华民族而言属于赶超时期，我们在27年里所创造的财富比过去100年创造的财富总和还多。全国不管是北京还是任何一个地方，重要基础设施都是最近十几年完成的，我们可能都清楚，15年前的北京远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大家对我们经济发展挺认可的，说中国的经济发展“神速”，没有什么可说的。

在全世界在高速发展过程中，有没有国家、地区也有这样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呢？当然有。远的不说，就说“亚洲四小龙”――台湾、香港、新加坡和韩国；台湾、香港不用说了，另外两个，新加坡以华裔为主，南韩也受华裔文化影响很大。所以，学术研究中人们常常称其为新儒家主义的四个国家和地区。它们曾经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发展神速，也是超过两位数字的高速增长，持续增长大概长至25年，没有超过25年的。所以，当中国持续快速增长到27年的时候，全世界确实瞩目。说实在的，现在所有的研究人员包括中央也很关注这个问题，就是中国的高增长期什么时候结束？大家都明白，市场的经济是有周期的，增长有高速的时候也有低速的时候，有快的时候也有迟缓的时候，永远的高增长没有可能，全世界的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多数学者判断，如果不发生其他重大事件，在本世纪头20年中国还可能高速增长；如果这样的话，中国持续增长将达到将近半个世纪之久。当然，如果中华民族能达到这个程度的话，大家明白，经济上去了，中国就能够进入一个中等发达国家。所以说，中央判断本世纪前20年是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这是有道理的。若错过这个时间，可能就真的没有希望了。

也就是说，目前从经济上看我们发展是比较顺利的，GDP、外商投资、贸易进出口等数字都是非常重要的指标。比如说，现在外商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居世界第二。大家知道，中国的竞争对手都是欧美发达国家，这在过去是不可想像的。27年以前，中国基本上是没有外资的国家，现在变成全世界外资最大的流入国之一，就是说，中国在全世界跟发达国家竞争资本流入。我们知道，资本就是这样的，它朝哪个国家流入，哪个国家用资本加技术加劳动力，就能飞速的发展。应该说，这一段时间中国发展是相当快的，全世界都看好中国。大家如果经常读一些欧美报纸的话，就会深刻地感受到这点。上世纪90年代初期，欧美的报纸基本不报道中国，即使报，也是负面的消息。现在你去看这些报纸，《华盛顿邮报》、《卫报》等几乎连篇累牍，没有一天不提中国，而且大多数是正面消息，讲中国经济发展的情况。这就说明人家是认可中国的发展的，中国许多产品产量指标世界第一，这点现在其实也没什么稀罕的，因为你人口多，所以，钢产量、煤产量都是世界第一。但是历史上，当毛泽东主席1958年想超英赶美的时候，他所提的也就是总量指标。后来我们反思历史的时候，1979年说那个时候冒进了，不切实际，但如果从这个意义看，今天看起来，也不算冒进啊。当年说这些主要产品的产量怎么可能超过人家？今天超过人家，一点也不稀罕。可见，我们在最近的27年里经济发展确实很快，这点没有可以怀疑的。

从以上的情况看，国内经济和国际政治，对中国的20年发展都非常有利。那为什么强调社会建设呢？说明我们社会方面的问题比较突出。为什么社会问题比较突出？因为改革27年是中国社会变化最快的时期。不说远的，就说和北京相关的，1995年以后，中国城市发生了四大变革，这四大变革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敢说是小事情。哪四大变革？就业、住房、教育、医疗。

先说说就业。仔细看看，就业变了，直到上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基本上是国有和集体体制为主。我们大动干戈改革国企是在90年代中期，在那之前，中国的就业体制基本上是终身就业，人们很少失业。大量失业人员出现是1995年以后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我们实行了劳动力市场机制。大家知道，小平南巡以后，中央文件就开始写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三要素，一是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二是社会主义的劳动力市场经济，三是社会主义的金融信用市场。这三大市场，我们最先开放的是商品市场。当时商品很少，价格一改革就容易导致通货膨胀。你想想，敢把商品价格放开，所以说小平真是有魄力，否则当时谁敢把价格放开？放开以后，就造成1988到1989年的物价飞涨。所以，以后中央对通货膨胀非常谨慎，但是，商品的价格改革应该说到90年代中期基本成功了。

今天什么问题很大？失业问题很大，下岗问题很大。怎么产生的？90年代中期国企转制产生的。转成什么制？转成叫劳动力的市场经济。什么意思？就是在就业这件事情上由劳动力和雇主协商，不是国家包分配了。大家知道，中国的大学生以前是包分配的，90年代中期以后，没有分配这一说了。以前说一个企业不能解雇职工，现在可以解雇了。这件事情不容易啊！1993年开始破“三铁”,下岗分流，优化组合，多少次改革才推动了，但动了以后也感到问题很大。为什么？你想想，中国是一个劳动力过剩的国家，我们现在的劳动力加起来大概将近7亿8千万。国家能提供多少职位？提供不了多少职位。所以，一旦允许解雇，那产生什么问题？当然就是大量失业。所以，1995年到1998年，每年失业人数达到2700万，当时听起来很惊人。

就是说，大量的体制转变发生在社会方面了。城市里面向来是以单位制来管理的，现在国营单位、集体单位的体制都变了，于是就催化了城市里所有的改革。养老变了、医疗变了、住房变了，有正向因素，有负向因素，一半一半吧。

大家想想，房改北京是什么时候开始的？90年代末期。房改最初不是在北京实行的，是在南方城市实行的。后来单位领导突然意识到，房改晚做不如早做。为什么？越等，房子的价格越高，你按哪年的房价卖给职工？你往后再拖两年，价格暴涨上来了，职工买不起房了。于是聪明的领导人及时地跟你说，“那好，我们就按九几年的房价，我们赶紧改”，于是就把房屋卖给职工了，全国都推行了。直到95年，全国城市居民在不同程度上拥有产权的比例是相当低的。但到今天，大家去看建设部公布的数据，中国城市居民不同程度拥有住房产权达到多高的比例？87%。全世界哪个有国家有这么高的比例吗？极为罕见。从某个角度讲，我觉得这个比例还行，就像79年分地一样，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有土地了，城市居民在不同程度上拥有住房产权，是好事情。居者有其屋嘛！所以，当我研究下岗的时候，觉得下岗职工遭受了很大的打击，但是千万不要忽视了也有缓和的因素，就是住房。当工作多年的职工拿到住房以后，起到了非常大的社会稳定作用，包括东三省，你去看下岗职工，一方面下岗，另一方面，从前属于单位的房子，几千块钱，很便宜地卖给他了。北京，你仔细看看，现在的房价涨到什么程度了？所以，当年早做房改应该说都是还利于民了。为什么？它很便宜嘛，几千块钱，上万块钱，你再去看看现在的房价，暴涨到什么程度？所以它是两个方面的因素，有好有坏。

 

当然，现在房价太高，也不好。最近社会上流传说，过去毛主席领导我们推倒“老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现在来了“新三座大山”――住房、医疗、教育。为什么是“三座大山”？价格高啊！你看看现在，住房贵到什么程度？老百姓当年分配的住房，他们自己买下来的话，还比较便宜，他们还能承受得住，以后的就承受不住了。北京市调研问年轻人，“中国这么高程度的住房产权，你结婚租房子不行吗？”大家说不行，而且女方说“不买房子不结婚”。这可麻烦了！你过去说不买家具不结婚，现在这房子100万，怎么买啊？所以，最近年轻人中流行什么买房模式？6+1模式。什么叫6+1？就是父亲、母亲、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六个人，把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给这个独生子女买一套房。这是一个很普遍的模式。那你说，将来这老人碰到问题了，积蓄都拿出来了，怎么生活呢？所以你不能不说这是个大问题。社会上还流传说，社会上有“两条蛇”：白蛇，眼镜蛇。医生是白蛇，吃人啊；教授是眼镜蛇，也吃人。我相信，像北大清华这些正规的高校真的没有乱收费，但是你真不能否认，确实有一些学校乱收费。越是地方学校，家长急于让孩子上大学，在这个情况下，你说要多少钱，就给你多少钱，所以有人说“教授吃人”。这个东西很复杂，管得住的单位大体上不敢乱来，管不住的单位他敢乱来啊。医疗制度现在也很可怕。报界报道，哈尔滨天价医药费，一个住院病人的家属说，“只要能把我爸爸救活，要多少钱给多少钱”。结果住七天医院，要多少钱？550万。家属慌了，怎么要这么高的钱呢？太过分了！

所以，可见上世纪90年代中期大动干戈动体制，成绩有，问题也有。这些问题积累到今天，对我们这一届中央和政府来说，必须解决调整这个问题。我觉得五中全会以来，中央就在调这个政策，在缓和这些矛盾。学习六中全会，仔细体会它的精神，其实也是对政策的一种调整。当然，不是大幅度的调整，而是微调。这样的话，大体上还保持一种稳定的政策。所以说，我们今天的改革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经济发展很快，国际环境还行，但是社会改革方面碰到的问题极为突出。大家去读中央的文件，里面讲到社会建设、社会管理、和谐社区，把社区也提到重要位置。总体来说，中央是在协调这个社会，突出社会方面的因素。中央的六中全会很重要，为什么？因为2007年下半年要开十七大，要出十七大报告。这次六中全会文件经历了半年以上的起草过程，我判断十七大报告可能要一年的时间来起草，因为要征求各方面的意见。所以我想，六中全会所定的和谐社会的主题可能对十七大文件产生很重要的影响，因为你看中央现在的基本精神，前一段时间提的核心思想理念叫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跟和谐社会不矛盾，但六中全会文件比较突出地提和谐社会。我觉得和谐社会的理念提得比较好，而且中央提的是长远规划，是从现在开始到2020年。大概14年的规划，这可能对十七大报告会有很大的影响。就是说，基本思路就是怎么建设和谐社会的思路，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中央的精神。

二、和谐社会总的思路

我们总的概括一下，中央关于和谐社会的总的思路是什么？和谐社会的提出始于锦涛同志2005年在中央学习会上的一个讲话，2005年８月正式发文，题目叫《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思想基本上和六中全会的文件是一致的。六中全会的文件也是沿着锦涛同志这个讲话的六个基本要点来写的。什么叫和谐社会？锦涛同志提出了六个要点，就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和自然和谐相处。我觉得，这些要点是一种长远的目标，一个社会把这些要素都实现了，当然就相当和谐了。

实际上，它的任何一点实现起来难度都非常大。比如说公平正义，如果一个社会又公平又正义，那这个社会太伟大了，对不对？我首先提一个问题，什么叫公平？什么叫正义？学界在此问题上争论十分激烈。现在学界分成两大派，一派叫新左派，一派叫新自由主义派。大家可能前一段在网上也看到过，说郎咸平批评国内的国企改革不公正。为什么不公正？他说，改革之前的企业都是国有的，都是全民所有的，改完之后怎么从国有转到私人手里去了？确实有这个问题。当年是卖国企，现在国企有多少家？确实我们大大受损。从这个角度看，不能说我们的产权改革没有问题。但新自由主义派说，是啊，你一天到晚攻我们，说我们这个做错了，那个做错了，全世界的市场改革都要度过这段痛苦的时期，这叫“阵痛”，谁能避免？你去看看美国、英国，当年谁做到了公正？都曾经出现过很大的不均等。历史发展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你不经过这样一个过程，你没有牺牲就没有获得。两派争得都各有道理。

中国在公平的观念上，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对于公平的看法，一种叫结果公平，一种叫机会和程序公平。这两种看法大不一样。对毛泽东主席的公平观我们一般叫“结果的公平观”，他认为，我不管你们什么原因，但是老百姓大体上在结果上是均等化的，不应该差异太大，所以1950年中央政府发文搞土改，把地主的土地平分掉，这就是追求结果的平等观。今天我们不是那样一种观念了，改革后大家认为，如果一个人真的合法拥有一个东西的话，怎么能让别人去分呢？那叫物权啊！所以，我们讲实现公平正义，就是对于原有社会经济管理体制、社会管理体制的一个重大的修改，或者叫重新定义。这样的话，就产生了对公平的不同认识。所以，难不难？非常难！因为任何一点，在改革以后和改革以前都不一样，大家的看法就会产生分歧。简单看起来，锦涛同志提出的六点要求好像挺简单。其实仔细看，六中全会文件就是按照他所说的六个方面写的，比如说公平正义，表述为怎么看待收入分配。我觉得六中全会文件中关于收入分配的想法，也在做一些修正和调整。

再看看文件中中央提的总任务，这是很大的一个方面。大家仔细看，它关于目标和主要任务都是对应着锦涛同志讲的六个方面，讲民主法治、人民权益保障，对应的就是锦涛同志讲的第一点――民主法治。这个重要不重要？当然重要。中国应该说在这段时间需要完成的任务很多，但是又要民主又要法治，我个人觉得可能法治的任务更为重要。为什么？我们现在碰到很大的问题是制度的不完善。民主我们也在推进，但建立一个敢用投票去解决问题的体制，确实需要老百姓有相当的基础素质。所以，我们现在比较强调法治，保证老百姓权益，这些非常重要。所以说，看这个文件要仔细看它内部的含义，它的每一个部分实际上讲得都很细。

我今天不可能全面讲，我们先看看《决定》总的内容是什么，然后主要看中央是怎么来看收入分配问题的。文件说，城乡区域差异趋势逐步扭转，讲得很有分寸，讲的是要“逐步扭转”。我们知道，中国现在什么问题大？城乡问题很大。六中全会的文件把农村建设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为什么？就是因为差异已经很大。所以，把公平正义大体解释为把发展差距、不平衡、一些收入分配的问题，从现在开始到2020年逐步解决，建立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这方面实际是对应锦涛同志讲的“公平正义”。文件还强调了就业、思想道德、政府的公共管理水平、服务体系。应该说，《决定》比较强调政府的职能转变，特别强调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这些我不展开讲了。基本上提出的主要目标都和锦涛同志讲话所讲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安定有序、充满活力、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相对应，这就是《决定》总的精神。

三、人口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我讲课一开始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本世纪头20年是我们民族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高速发展的潜力还有20年时间。为什么？中国从1950年开始是一个人口增长型的国家，上个世纪70年代我们开始控制人口，从1980年一直到2005年，应该说，我们人口形势还是不错的，呈现金字塔形状。再往后发展什么样子？我们管它叫“人口倒金字塔”。预计到2035年，中青年劳动力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就会急剧下降。中国就变成严重的老年型人口结构的社会，人口老化的问题就变得十分突出了。当人口严重老化以后，谁来作为劳动力最重要的支撑力，是个非常大的问题。今天一个人老了，可以去雇个保姆，到2035年以后，保姆就不好雇了。为什么？取决于两大要素，第一，谁来当保姆？第二，要仔细想想，你雇的保姆的后代还有几代有成为保姆的可能性？当下我们还有充足的劳动力，还是发展的好时候。中国现在是一个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体的社会，这就是中国为什么能够出现从1979年到2006年的持续经济发展的原因。很多数据都证明，经济高速发展和劳动力的供应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也就是说，可以用劳动力来解释经济的高速发展。

所以，六中全会《决定》说一定要把社会保障体制建设放到非常重要的位置上。中央提出，在2006年到2020年间要把政府更大的转移支付用来建立社会的公共服务体系。干什么用呢？就是为我们老年型的人口社会做一些准备。如果现在不做准备，等到社会成老年型了，想请一个小保姆都请不到了。如果没有一个服务体系，三个人里面就有一个老人，怎么支撑社会的发展呢？日本在1995年的时候，人口也是金字塔形的，上面是老人，下面是年轻人。十年以后，这个金字塔就收缩了一点，老人多了，年轻人少了。就是说，日本已经步入老年社会了，而这就是2035年以后中国社会的写照。什么意思呢？在老年型社会人口结构下，日本发展得快不快？比较缓慢。日本的管理体制好不好？应该说，日本的管理体制没有问题，人民也很勤劳。但他们的经济为什么总发展不起来？因为它度过了人口的高度增长期，进入老年型人口社会结构。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判断没有错误，中国能够释放出能量的时间还有20年，过了20年，就进入比较严重的老年型社会。总的来看，世界各国也是这样，不过世界各国进入老年社会的速度没有中国快，中国是因为采取了独生子女的人口急刹车政策，这样将来就会快速进入老年社会。我们的准备不如人家充分，人家大体上用了100年的时间才进入，我们几十年就进入了。

六中全会提出加强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甚至直接提到关于老年人的问题，就因为我们社会结构的演变不会留给我们太长时间，还有29年的时间。其实我们目前的人口结构也是老年型的了，不过还是比较微弱的老年型。一般认为，60岁以上的人口超过10%就是老年型社会了。2000年人口普查时就超过10%了，到老年人口超过30％的时候，问题就比较突出了。由此，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中央所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四、社会进入高风险阶段

高风险社会也是锦涛同志在讲话里提到的。六中全会《决定》怎么表述的呢？说碰到的挑战前所未有。大家会奇怪，怎么一下子就进入高风险的社会了呢？锦涛同志在讲话里是这样表述的，当一个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0美元以后，社会发展进入到一个特殊阶段。就是说，当人均GDP处在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时候，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高风险时期。大家可能奇怪了，一个贫穷的国家没有高风险，一个发展的国家倒有高风险。历史就是这样的，比如说苏联东欧，苏联当年叫超级大国，它的经济可不是一般的经济，但是几乎在几个月之内土崩瓦解。可以看出，虽然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但它具有很大风险。

为什么这个阶段会出现高风险？从国际经验看，在这个阶段，很多国家本来以为能够顺利发展，突然间却政权更替、国家垮台。比如伊朗，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曾经高速发展，它的优越条件是它有石油。所以当年伊朗的领导者巴列维国王做什么呢？跟我们一样，大步推进市场改革，引进市场经济。就在它经济迅速发展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老百姓把他推翻了。很奇怪，让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的人居然垮台，历史就是这样写的。

六中全会说，目前我们问题很大，乡村区域经济发展很不平衡。所有的调研都证明，和27年前比，应该说每一个中国人的收入都提高很多。但是老百姓看问题很奇怪，不是说过去吃不上肉，现在吃上了，所以就感到很满足了；他总是和生活更好的人去比，这样心里就很不平衡。报纸上说，北京现在小汽车的保有量拼命往上涨，眼看300万辆了。前两天我看报纸，说某个小区有人买了一辆车，不知道谁总在夜里用利器给划了好多道道，车主既心疼又生气，索性买了一个摄像头照着那车，看到底是谁划的。摄像头照了下来，终于找着这划道道的人了。谁呢？就是楼底下住的一老太太。她为什么划这道道，因为心里不平衡，凭什么你买车，我怎么买不起车啊？

所以要理解，不平衡是个很大的问题。六中全会文件上说，就业、社会保障、社会分配等方面都存在着突出的问题。从中央的角度来看，目前我们进入这个阶段，问题就是比较严重了：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一些领导干部不能适应，腐败现象比较严重，等等。对于目前的社会风气，我们管它叫道德滑坡，说得还是比较严峻的。看一个社会挺奇怪，经济的高速发展不一定有与之相应的平衡的精神体系。比如说，今天的中国，大家都承认有发展，但是它有没有相应的平衡的精神体系相支撑？这是个很大的疑问，而这往往是一个国家能不能稳定的关键因素。

精神平衡体系很关键，这一点是我们过去所忽视和没有想到的。我们过去批判欧美国家，总是说这些国家光有物质文明，精神上一败涂地。其实今天看来，这个理解不准确，它也有它的精神支撑体系。世界上谁最有钱?比尔・盖茨。有多少钱？500亿到600亿美元，他是世界首富，前一段他宣布，准备把绝大部分财产捐给公益事业，建立比尔・盖茨基金会。世界第二富巴菲特更有意思，他说你比尔・盖茨捐助公益事业，还建一基金会，还青史留名了，我信任你比尔・盖茨，我的300多亿美元就放在你的基金会，连名都不留。有人问，这个东西不给子孙留了？巴菲特和比尔盖茨都说，子孙留个几十万、几百万，够花就行了。这是不是我们讲的共产主义精神啊？所以你不能说人家没有精神体系，我相信他是有一个精神体系的。比尔・盖茨前一段还到清华来过，干什么来呢？是为了比尔・盖茨基金会向中国艾滋病捐助。他承诺说要给中国的艾滋病病人捐助一亿美元。是不是有点国际主义精神的味道？

还有，我们要想到，我们过去很穷，那个时候就算腐败，也没有太大的数额。前一段我阅读六十年代的“四清”材料，很吃惊：一个村干部到乡里去开会，用公款多买了两个炸糕吃，犯错误了，作思想检查。现在拿村里的公款多买两个炸糕，多吃点就多吃点吧，因为补补身子也应该。那个时候这就了不得了，“四不清”了。那时候，一是财富积累没有这么大，二是当时的规范比较严。当时搞“四清”，不能说没有问题，但现在看看还真没有太大的问题。今天，发生了大家想像不到的问题。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前一段我到小浪底去做调研。大家知道，小浪底有将近20多万移民，虽然没有三峡307万移民那么多，但实际上也是大工程，小浪底被认为是世界银行捐助非常成功的移民典范地区。我去看了看，发现了一些问题。我在没有当地官员陪同的情况下，带着十几个学生去了其中的一个村子，随便找几个老百姓聊天。也就聊了半个小时，没有想到，几百个村民就把我们包围了。干什么？告状，说书记贪污移民款！我很惊讶，说你们告状也得有道理、有证据，不能胡告。他们说，有证据！拿出证据来，我仔细看了看，也是真证据，是法院判决书，法院判书记两年有期徒刑，缓期三年执行。我就奇怪，怎么缓期三年执行呢？问书记哪去了？老百姓说，书记跑了，缓期三年还不跑？怎么判这么个刑呢？老百姓说，他贿赂法官。我不敢说他贿赂不贿赂，但是我看那个判决是有问题的。然后我在村里看，老百姓房子不错，都是砖瓦房，但旁边盖了相当不错的一栋洋楼。我问，这是谁的？这就是书记的啊！我心里就明白了，你说书记什么素质？贪污你悠着点，你这边贪污，那边哗哗盖一大楼，这不是等着让人骂你吗？老百姓还拉我们到村部去看，说平常村部都锁着门，当年为这事争执，当年所有的账全在墙上贴着。老百姓就锁着这门，非要搞清楚不可。

看到这里，我心里就产生了这么几个疑问：第一，基层一个村子怎么有这么尖锐的矛盾呢？第二，这矛盾怎么解决不了呢？这些问题中央当然明白，压力也很大。所以这段时间，要说问题严峻，真的是比较严峻。我觉得我们改革以后，基层政权尤其是农村的基层政权问题比较大。应该说，我们现在给老百姓提供的东西比以前多了，但老百姓为什么仍然不满意？就是锦涛同志讲的这句话，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求不断提高并且多样化。所以说，发展是好事情，但是发展也会带来很大问题。具体的例子我不再细讲，就告诉大家一些道理，就是怎么解释发展会带来不稳定的。

第一是高风险理论，第二个理论则是托克维尔提出的发展不稳定问题。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向大家介绍，当年法国为什么整个社会都乱了。大家过去普遍认为，第一是因为不改革，坚持旧制度。托克维尔说，其实国王是个改革派，他推进改革，给老百姓权益，但谁也没有想到，这样政权却垮台了。书中认为，对于法国这样一个长期奉行专制主义的国家，当你推进民主改革，强调民权、强调给老百姓利益的时候，你以为社会就稳定了、前进了，政权就更巩固了。其实革命却发生了。为什么？因为改革发展带来了很多不稳定的因素。所以说，改革是个好事情，但是它会带来很大的社会不稳定。对此，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专门用倒U型曲线来解释。他搜集了全世界几十个国家的数据，证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过程和社会不平等程度的关系。假设X轴表示经济发展，Y轴表示不平等程度，结果经济发展和不平等程度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弓形线：在经济发展的时候，不平等急剧上升。这很奇怪！一般认为，到人均3000美元的时候，不平等会稳定在一个水平上，然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不平等程度会下降。现在多数学者也用这个理论来解释中国，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前27年里属于贫富差距急剧上升时期。建议通过调整现在的政策调整分配结构，将不平等程度稳定在一个水平。

我认为，五中全会、六中全会就是在调这个政策，我们希望这个调整能有一点拐弯。我们改革开放前27年是在搞经济建设，27年来，我们有很大的体制转型，转型过程中的制度漏洞很多。别的不说，就说土地。前一段我就为研究土地，把共和国建国以来两方面土地政策都搜集来了，一本是关于城市土地拆迁的文件，一本是关于农村土地的。仔细看来，我们的土地政策的变化真大。1956年财政部发文，提出土地一律不采取批租方式，一律划拨。大家知道，1956年以后，中国土地就没有价格了，等于白给。为什么白给？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土地都是国家的，还计算什么土地价格呢？土地有价格是最近这几年的事情。1980年，建设部给中央报批一个文件，说我们搞改革，城市建设需要资金，土地不能采取划拨了。结果，中央没有同意这个文件。谁最先搞土地批租的？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深圳突破禁令。为什么深圳敢突破禁令？作为特区，深圳很有道理啊：香港地价那么高，我离香港那么近，为什么不可以搞？所以深圳开始搞土地批租。一直到1990年，我们内地才允许土地批租，到现在为止不过16年，结果谁也没有想到土地会暴涨到这个程度。土地暴涨，房地产价格也暴涨。就是说，体制是逐渐建立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肯定漏洞很多。漏洞百出的时候，差异就变得很大。国务院发展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在一个报告里说，土地批租以后，获益部分40%被房地产商拿去，20%由地方政府拿去，补偿金大概占20%。当然这些数字不一定很准确，但却提示了这样的分配比例漏洞很大，更提示了不平等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这就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利益分配很不均匀，致使贫富差距急剧上升。我相信六中全会以后，党中央会调政策，会堵很多政策上的漏洞。如果这样的话，通过一段时间以后，这个情况应该有所扭转。中央对此也提得很有分寸――要扭转趋势。

还有，象“Ｊ曲线”理论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这个时期是高风险期的。“J曲线”理论认为：一个国家可以十分封闭但是稳定，也可以十分开放而处于稳定，但是从前者过渡到后者必定经过一段不稳定的阵痛期；将之转换成图形表现，以国家的内在和外在开放程度作为X轴，稳定程度作为Y轴，就可以得出一个形似英文字母J的曲线。它告诉大家为什么经济发展的时候，会带来社会的不稳定。因为经济发展虽然是好，但却启动了老百姓的期望值。经济越是高速发展，老百姓期望值就越高；期望值越高，社会稳定的难度就越大了。人们期望没有止境，你想给他多少他能满足？别的不说，就说北京市拆迁，我觉得补偿不算低了，每平米8000到10000元。前两年老百姓说我们同意拆迁，但这两年老百姓不干了。就是这样，欲望没有止境，这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大难题。

 

五、关于公平正义

什么叫做公平？什么叫做不公平？中央讲公平正义的时候，说我们要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发展不平衡，很突出的是经济不平衡，核心是经济财产资源差异的问题。改革27年以来，财产的分布到底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我们知道，测算财产分布的时候，国际上一般用基尼系数来说明。基尼系数是什么？它是意大利人基尼作的函数曲线，可以把累加的贫富算出来，是一个比较好的测算工具。基尼系数最大是1，最小是0，0表示财富分布绝对均等，１表示财富分布极为不均，所有财富被一个人占有。1979年中国城市家庭人均基尼系数0.16。我可以告诉大家，我没见过一个国家能把基尼系数缩到0.16的。怎么缩的呢？当时中国没有自由买卖，全靠票证制度进行严格的调控。1979年基尼系数全国平均0.33。0.33是个什么含义？形象的比喻，把中国人分五份，最高收入20%的人口拿到全部财产的36%。改革开放以后，最近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47。大家说，这0.47什么含义？一般我们说，基尼系数维持在0.3到0.4之间的时候，我们认为还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结构，是中等不平等程度，超过0.4一般叫做高不平等程度，所以中国现在属于高不平等程度国家。

大家会说，改革开放后贫富差距怎么变这么大呢？我历来不主张炒作贫富这个事情，因为贫富差距很复杂，贫富差距也不是越小越好。如果越小越好，中国根本就不用改革了。

我们看国际上什么样子，国际上贫富差距最大国家的基尼系数分别是塞拉利昂0.629，巴西0.601，危地马拉0.596，南非0.593，几内亚0.562。也就是说，他们都在0.55以上，中国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但是也向我们敲警钟，因为我们是在短短的27年里从0.33攀升到0.47。0.47不控制，再加上0.14，就进入全世界贫富差距最大国家的行列了。这是不是个问题？绝对是个问题！中央最近考虑再到南美洲去考察，因为贫富差距较大的国家大部分在南美洲和非洲。中央领导同志说，我们发展绝不能走南美洲的道路，南美洲贫富差距拉得太大，大部分的贫穷阶级没有购买力。我们也出现这个问题了，我们现在大量的出口外销赚外汇，但这些出口的产品中国人不需要吗？农民有了吗？农民没有。农民为什么不买？没有钱。仔细想想，就是因为差异大了。农民没有购买力，如果他们有购买力的话，咱们干嘛要把产品廉价外销？我们自己就可以形成正常的循环系统。美国就形成了它自己的产销系统，它卖自己的东西给老百姓，可以形成自己的循环经济，这对中国是个很大的启示。

奥地利、丹麦这些国家贫富差距很小。为什么？这些国家把大量的税收转向公共服务了，基本上建立了覆盖全民的医疗、养老、就业、住房等保障体系，换句话说，这些国家里，穷人、失业者也过着体面的生活。失业了，可以去领救济金。大家会说，这制度不错，这不是我们追求的共产主义吗？有点那意思，均等化比较强。但我们不能发生战略失误，中国人现在实行不了这样的制度。为什么？第一，这些国家的人均GDP都在30000美元以上，中国人均GDP现在是1700美元，虽然已经上升了很大的一块，但人均1700美元的国家能去建人家的制度吗？千万别去建。我们有过历史教训：1958年我们搞过共产主义，结果饭都没得吃了，还死了很多人。所以，我们一定要警惕，它那个制度有普遍的福利覆盖，是个好制度，但是我们现在的国情国力决定了我们搞不了它那个制度。如果再做那个实验的话，等于把小平的改革再度推翻，那样做是极大的错误。

因此，我觉得不要炒作贫富，因为一炒作，大家就不满意，就要回到过去，回到过去其实是没有出路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做过实验。所以，我们不要否认自己这27年，应该说这27年成绩是巨大的，虽然贫富差距很大，但也不要害怕。贫富特别奇怪，跟经济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有的时候它会刺激经济发展。我有个数据，共和国建国以来，什么时候贫富差距最小？大家可能会说改革开放以前最小，其实最小的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怎么分布的？最低收入的20%的人口占的财产上升到9%。但大家都知道，“文化大革命”可不能再搞，再搞起来就要乱套。贫富问题很复杂，我不主张差距太大，太大了，少数人占有多数财富，那就不均衡，但是小也不一定是好的事情。那怎么来看待这个收入差距的现状？

我觉得要思考一下，咱们为什么要改革？原因就是改革开放以前，政策有问题，搞平均主义的结果是经济发展速度大大滑坡。这点不能不承认。最近大家炒作贫富，很多人批评得很激烈，包括很多人向中央汇报思想、汇报观点的时候也有很激烈的观点，我就不主张很激烈。我认为，首先要看到这27年的成果很大，折回去会导致不发展。我觉得事情就是矛盾的，不是那么简单，说“贫富不均我就回到过去的老路上去，回去是均等化了”，但经济也就不发展了。当年我们为什么要改革？就是因为我们和国际差距太大。有数据能证明，1949年到1979年，我们和国际水平差距是拉大了不是缩小了。所以，中央提出现在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构建和谐社会。

这就碰到一个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要仔细读中央文件的话，会看出社会主义就是指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1979年的时候，小平同志“要让一部分人先富”。我觉得国际上没有几个领导人敢提这个口号，美国总统都不敢提，因为你说一部分人先富，有人会问哪部分人？有没有我？这个问题就来了。后来你发现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人，那大部分人就不满了：开什么玩笑？我不在里头，那我就不干了。但是你要理解小平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他告诉人们，不拉开差距，国家就没办法发展。小平同志有没有根据？有，就是《哥达纲领批判》讲社会主义的时候说，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质量进行分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不参加分配。要按这个理解，老百姓至少会认为，贡献大的多得，我们没有意见。我们知道，袁隆平做水稻杂交技术，对我们这个农业大国而言，贡献真大，他把中国的吃饭问题解决了。国家一次奖励他500万，没有一个人对他有意见。大家觉得，别说500万，1000万都应该给，因为他贡献巨大。

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我觉得小平同志说得很实在。小平跟来访的非洲领导人说，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说实在的，我们这些人搞了几十年也不十分清楚，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也还在探索之中。但是，他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所以我们现在理解社会主义应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探索中的社会主义。

这就碰到我们刚才说的一个大问题，什么叫公平？我们刚才说了，有三种公平：毛泽东时期比较主张结果公平，改革开放以后主张机会公平和程序公平。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乒乓球比赛叫做“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每人都发一个奖杯，这特别能体现当时的公平原则，就是人家也参加了，也努力了，你干吗不让人拿到相似的结果？改革以后，我们就实行机会和程序的公平观。它强调说，咱们跑百米，大家一块跑，人家有本事先冲刺，可以先富多拿。但是，我们主张你别做小动作，我们大家一块竞争，你很慢，跑到最后一名，那只能得到很少的份额。

在公平这个问题上，我们先看中央怎么看的。十六大报告这样表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一直坚持的政策。五中全会的表述是，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这是党中央第一次在文件里没有写“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八个字。六中全会的表述跟五中全会的表述是一样的，也是说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要着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有效调节高收入，促进共同富裕。我觉得，六中全会文件和五中全会的文件确实对于传统的收入分配政策有所修正，这样使继续扩大的收入差距能调节一下。大家说你这边讲“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边讲“更加注重公平”，怎么不矛盾？假设在公平和效率之间有一个中间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点肯定在中心点和效率之间，兼顾公平。中央现在什么政策？更加注重公平。什么意思？就是在政策上画了一个箭头，要更加注重公平。这个政策跳过中心点没有？没有。中央的政策实际上是在做一个政策的细微调试。仔细看，六中全会文件关于社会分配的表述都是这样的。比如说通过就业，建立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建立健全最低工资标准，完善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然后逐步提高社会保障标准，提高低收入者的水平等。文件还有一个表述，扩大中等收入者在全社会的比例。这是中央从十六大报告后一直在表述的一个概念。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这个社会还是中下层太大，特别是农民群体太大，政策怎么调？必须使他们上升，进入到中等收入者的比例。中国现在中等收入者有多少人呢？我们文件有一个测算，在全部七亿八千万劳动力中，去掉失业的，大约有七亿五千万到六千万的就业者，这里面属于中等收入阶层的不超过13%，也就是7500万人。应该说，这还是很小的一个比例。想扩大这部分到合适的比例，有没有希望？多少年能扩大这一比例？我算了算，需要40年到70年时间，最少40年。因为调社会结构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虽然中央说加强农村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对北京来说，可能不是太难，北京能拿出钱来支持农村建设，但在全国范围内没有几代农民怎么调得过来？我们要意识到，调整社会结构对中国来说，还是一个长期任务，这是这次中央在收入分配方面所提出的。中央这次关于调工资也提到，说健全全国统一的与职务、级别相统一的职务工资制度，规范收入，加强工资指导，等等，这都是这次文件里所表述的收入分配方面的调节。我相信，通过这一次的调整，中国社会结构应该稳定在一个水平上。我觉得目前中国的社会结构很紧张，这容易发生问题。为什么一年会发生八万件群体事件？都和分配有关系。所以说，中央这次的调整很重要。

最后，我们再看一看，文件所提出的具体对策。中央大概提了14条具体对策，都还是比较扎实的，我就不细讲了。这次把新农村建设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和五中全会文件一致，北京的城乡结构中城市比例占绝对优势，所以北京农村的问题相对来说，是全国最容易解决的了。另外是区域协调发展，我们知道，这是全国性的大问题。再就是就业，通过就业来促进和谐社会。中央认为，关键的问题在于就业。刚才我们说了，一个国家有七亿八千万劳动力，政府能够提供的正式工作岗位有多少？算来算去，正式岗位连2亿人都不到。所以，我们要意识到，在很长时间内，就业是非常大的问题。中央这次把教育也放到了很重要的位置，提出教育公平的理念，这在过去都是不提的。为什么？一提，人家就说你北京录取比例高，上海录取比例高，地方大学配额不够。中央这次把这个口号提出来，应该说在政策上跟过去有很大不同。另外，医疗卫生体制、环境、民主法制、财税、分配制度都是中央提的具体建设。中央还提到一项比较重要的建设就是社会保障。中央强调，要做好社会保障。中国人口高峰期到2035年是15亿２千万，要建立覆盖15亿人口的社会保障，全世界没有做过这样的实验。我相信中央在很长时间内做的将是一个低水平的广覆盖，这个思路是不错的。另外，中央还提出了其他方面的建设。

以上是我对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一点理解，重点是就《决定》里面怎么来解决公平正义的问题作了分析。因为时间有限，就简单介绍到这儿吧。谢谢！

责任编辑：刘晓楠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1/1011/61207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