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报告 文稿 文化
借鉴传统文化 建设先进文化
2011年10月11日 10:25
(本稿未经报告人审核。作者观点不代表宣讲家网立场。未经宣讲家网站同意,请勿转载。)
各位领导、各位老师,今天重点是要和大家研讨建立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对传统如何借鉴的问题。讨论这个问题涉及到关于文化的一些理解,所以我把它分成四个部分。在讲的过程中,我侧重自己有心得的部分。
文化的分类
首先,对文化的分类做一个探讨。按照人类学的定义,文化是人在社会中所共同习得的所有东西,包括语言、习俗、道德、信仰、知识、艺术、制度、法律、思维方法和生活方式等。这个概念有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文化是人们习得的,是通过慢慢熏陶出来的,是在一个特定的社会和组织当中所共同熏陶出来。组织越大,共同文化形成的时间就越长;组织越小,共同形成文化的时间就越短。我们知道,大部分企业三五年就会形成自己的企业文化和组织文化。文化形成以后会产生两面性,一方面有助于我们交流,另一方面又很快就有惰性。所以我们把文化叫做双刃剑的文化。
那么,文化和文明怎样界定?我个人认为,这是两个部分的界定,一个是文化和文明的区别就在于有没有物质化。我认为文明是文化极其物质化的成果,所以现代文明强调物质的成就,这是一个角度区别。第二个角度区别,文明是讲一种文化的体系化,比如今天讲儒教的文明、伊斯兰文明是一种大系统的文化。从这个角度来说,当我们谈一种文明冲突的时候,实际上这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是文化的冲突。
但文明中有共同的价值理念、物质化的成就,这是人类共同的。另外还有一个概念,就是文化习惯的问题。我有一个朋友以前在日本留学,后来到美国去,找了一个美国女孩子。相亲的时候,对方家族有二十几个人,就请他吃面条,吃着吃着,他突然间发现大家都停下来了,没有声音了,静悄悄的。他抬头一看,大家都盯着他看,因为在美国从来没有听过那么响亮的吃面条的声音。我们中国人吃面条有一种习惯,这是一种文化的习惯,一定要很大声。我们讲话也很大声。其实,西方所讲的文化冲突,很多是因为我们的习惯缺乏一种克制性。而在西方的公民社会当中,对文化的习惯要求有一种克制,要求照顾到别人,而我们的文化习惯中缺少这个东西。所以我们讲的高声喧哗,都是习惯养成的。我们要形成好的习惯必须从小培养,如果不从小培养,好多东西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文化是一种习惯,是长久熏陶出来的一个东西。
顺便讲一下最近信仰危机的说法。信仰总共有三种,一种是宗教,一种是理想,一种是价值。我认为,中国的宗教信仰主要是以民间为主的话题。现在有宗教信仰的人越来越多。我们过去把理想等同于意识形态,所以人们不像过去那种有狂热的信仰意识形态的时候,就认为我们有信仰危机了。我们要有一个共同的社会理想,但是这个理想不能作为个人的信仰,这只是一个社会发展的目标。真正的信仰是价值的信仰。
强调一点,我们过去把信仰、道德看成是理想,越理想越好,事实上不是这样。世界上很多人在研究一种文化对社会发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得出的共同结论是,太理想化的社会往往不好,好的文化应该是务实而微的美德,这个社会是好社会;如果一个社会大公无私,这个社会不见得是一个好社会。但是,这个社会如果很讲责任、诚信、守时、公平,那么这个社会的文化是一种好文化。我们过去文化的信仰比较偏向于理想,而现在实际上要找到一种能够务实的方法,就是把务实和理想结合得很好。我们过去叫立足现在,面向未来,但是这个未来太遥远了,我们现在要立足现在,面向可把握的未来,这是我们一个理想。所以我们理想到什么程度,就是立足现在,面向可把握的未来。如果不能把握,虚幻飘渺,就不能作为我们价值核心的理想。所以,我们的理想要结合现实。当然,这里面也有文化的要素,我们提倡和谐社会,反对暴力,这也是一个好的方面。
文化当中的第二个概念,我是希望大家了解加上文化前缀或者后缀的概念,没有一个是相同意思的。什么是加上前缀呢?比如说酒文化,这个文化是后缀。文化事业,这个文化是前缀。不管是前缀后缀,这些文化没有一个内涵是一样的。我们讲的文化,实际上有一万种以上。比如说,我们现在讲的酒文化,实际上不光是酒文化,360行都有行业文化。生活消费中有生活文化,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文化。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根本是两回事。好多人把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等同起来,文化事业的概念主要是指公共文化服务的概念,文化产业中的文化主要是指娱乐,基本上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类别的文化。
平时谈到文化,大家很容易把各种东西混起来。一说文化产业,很多政府领导要搞一个博物馆,博物馆实际上又花钱又不是文化产业。也就是说,误解了文化的概念,就做错了事情。靠历史文化资源提供产业化收入的话,占不到文化产业的千分之一。文化产业主要是创造性文化、娱乐文化带来的收入,不是传统的文化民俗文化古迹,那是少之又少的。天桥有那么多的传统文化,好长时间的收入还不如郭德纲讲一场相声。所以一定要记住,只要我们谈到什么文化,想干哪件事情的时候,它一定是独特的,跟我们过去所谈的东西不能混淆。比如文化强势,文化强势一定至少有五种以上的类似的文化都要做,才叫文化强势。文化强势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强什么?强文化素质、强公共文化体系、强文化产业、强文化交流。你到底强什么,这个要搞清楚。
文化是以类别来分的,所以我们要认识文化,就要把它进行分类。
什么是深层文化?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一些文化几千年没有变。比如说道德,我们过去讲道德,讲仁义礼智信。这个仁义礼智信有一些东西变了,里面大多数内容不变。孔子讲克己复礼,克己复礼是什么意思?就是自己要有道德,符合社会规范,这个东西是几千年不变的。这几千年不变的东西,叫做文化的核心层,叫做深层文化。这种文化不能够一天改造起来,它有很长时间,而且跨越时空。
什么叫中间层文化或者中层文化?是指在历史上这个文化有变化,但是这个文化的变化时间比较长。比如我们的法律,一部分生活方式,一部分思维方法。举例说,科学和迷信,中国传统上特别是商朝的时候,不论什么时候都要占卜,连出门找朋友还要占卜天气下不下雨,要不要带雨伞。那个是迷信,我们今天比那个时候好多了,但是也没有全好,好多人还是喜欢大仙、喜欢风水、喜欢算官运。这说明历史上很长时间有一部分变化了,但是变化要跨很长的时间。包括我们的法律制度,法律制度很长时间才会变一层。
什么叫做外围文化和表层文化呢?就是经常变化的文化。什么是经常变化的?着装、文学艺术、审美,一些青少年的文化,这些东西就是过一阵子就变一个。我们知道,传统的文化是属于自上而下的文化,就是老年人做什么,年轻人跟着学。现在的文化是年轻人的文化,年轻人做什么,老年人跟着学。超女去年报名的时候,最大的年龄70岁。年轻人的文化隔一段时间就变化,变化很快。比如各位在座的女同志,好多染成金黄的头发。这个是大概20年前在东京银座的高一小女生,没事干就染头发。大家觉得好看,就飘洋过海,到了韩国,后来又到了北京。现在年纪大一点的同志也跟着染。过一阵子,说不定大家说环保的概念很好,就染绿头发。这个就是时尚,时尚的变化很快,我们过去有一段时间喜欢传统的电影,现在流行的电影都是真人跟动画结合的、带有科幻性质的电影。过去是传统的文学,80年代是伤痕文学,现在是玄幻文学。也就是说,这个变化特别快。
我们知道,文化产业只跟表层文化有联系,跟中层文化和深层文化没有任何联系。当你搞文化产业的时候,你就是做一个时尚的先行者,必须把握时尚的脉搏。文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历史积淀跟表层文化之间有很大的冲突,所以中国一搞什么流行文化,就有很多代表传统文化的人站出来批评。这就是文化的差异。文化差异的结果就是中国人批评低俗的文化很多。在经济发达的国家,不会有那种严肃的学者批评低俗文化,他认为低俗文化的人跟我们没有关系,他都懒得理,不会像我们国内那么多人去批评。
也就是说,中国的文化积淀特别深,文化积淀越深,保守性越强。所以,要发展通俗文化,阻碍的势力就越大。当然,我不是说通俗文化越多越好,而是说,假如你想发展通俗文化,就会受到传统积淀的挑战。比较一下中国跟美国就知道了,美国没有什么文化积淀,但是美国现在的文化创造力很强,我们的GDP是它的五分之一,我们的文化产业是它的三十分之一,我们的文化出口是它的千分之一。也就是说,我们的文化底蕴很深,这个深不是一种文化产业,而是转化为一种历史文化和观念。这是我们从层次上进行区别。
文化还具有多样性。首先是时间上的多样性。我们知道,有一个概念叫做代沟,代沟就是文化之沟,不是因为年龄差异,而是不同年龄层的人,他们身上的文化思维方法、生活方式不一样形成的差异。大概若干年前,我那时候很年轻,有个学生跟我说,陈老师你看过《大话西游》吗?我说没有。他说,陈老师那你就是一个老头。我说凭什么,我才30出头,你就说我是个老头。他说,我们北大所有的年轻人都看过《大话西游》,只有两种人没看过,一种是老头,一种是小孩。他说陈老师你是老头还是小孩?这就一个大学生跟我相差没多少岁,他说我是个老头。
前阵子,有个媒体的记者问一个篮球教练,说你这个骨灰级的教练,能不能给我讲讲你是怎么用人的?那个教练暴跳如雷,一下子脸就沉下来了,他说你什么意思?记者说我没有什么意思。教练说你没什么意思你诅咒我死,记者说我没有啊。教练说我还没死你就叫我骨灰级了,记者说骨灰级是资深的意思,我没有诅咒你,我是尊敬你。也就是说,网络上的年轻人跟我们,虽然我们在座的还很年轻,但是我们之间的代沟已经很明显了。我们在座的各位,如果一起到深山老林里呆上三年再来上网,我敢保证,70%的语言我们看不懂,是不是?
日本有一个学者写了一本书叫做《经营的文化》,里面讲到,日本人认为我们中国的文化观念和美国人的文化观念不如日本。他说日本人的文化观念最好,说中国人是复古的历史观,就是我们今天想干一件什么事情,都是把古人搬出来作为标准。清朝时如果跟某个人说我有一个道德思想的创新,别人就会问你,孔子说过没有。你说没有,别人就会说,如果孔子没说过,你的创新顶个屁。只有圣人是标准,任何的创新都是不需要的,你的创新正好是离经叛道。这就是传统的思维方法。
大家有没有发现,改革开放初期,所有的人都想把马克思讲的每一句话在我们现实社会中进行实践,这就是一种复古的历史观。我们今天一定要照搬古人的讲法,一定一字不漏地把它做下去,我觉得这个循环的历史观很有问题。日本人又说美国人不行,说美国人超前消费,在文化观念上太超前了,说我们日本人最好,说日本人立足现在,面向未来。这当然比超前和复古好,但是立足现在有可能变成只关注眼下,急功近利。所以人们研究,最好的文化是立足现在,面向可把握的未来。在面对多样性的时候,我们要保障文化的延续性,不要太保守,也不要太超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挑战。
文化在空间上也有多样性。如果我讲闽南话话,估计在座的大多数人听不懂。中国文化本身有无数的多样性,其实古代就有多样性。我们古代,都是以地域文化为一种文化体系。我们知道,同样是山东,山东的齐文化跟鲁文化正好是非常对立的,齐文化讲究神仙、鬼怪,鲁文化讲究儒学,孔子反对怪力乱神。同样在山东,就有两种差距非常大的文化。
不同国家的文化也是这样的。比如说,日本接受了我们中国文化的影响。我们知道,现在的日本人,女孩子笑的时候还会用手遮住嘴,这叫笑不露齿,这是我们传统的文化,而我们现在已经没有这个了。日本人走路的时候,一般眼睛是直视,稍微朝下一点,实际上他是继承了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叫做非礼勿视,非礼勿听。所以在日本,你跟日本人问路的时候,你忽然叫他,他会吓一跳,他就是有点目不斜视。
我们知道,现在中国某个大公司在日本做广告,把广告做在什么地方?做在东京银座非常高的户外上面。那么,这个效果很差,因为日本人跟中国人有点区别,他不像中国人东张西望,所以广告牌做在高高的地方。所以你要了解文化,否则本来给日本人看的广告,最后就有给中国人和鸟看了。
大家知道,TCL到法国去收购了人家的公司。上次美国通用公司杰克・韦尔奇来的时候,TCL李东升跟他请教,说我现在收购了法国汤姆逊公司的电视机部门,你能不能指点我一下怎么样进行国际化的经营。韦尔奇跟他说了(我下面模仿他的话),东升同志,这个事情有点麻烦了,法国汤姆逊公司的电视机部门,是我在15年卖给他的,15年前我为什么卖给他?我觉得电视机这个产业波动很大,起伏很大,有时候有利润,有时候没有利润,一个企业经营当中最怕的是这个。那个企业很麻烦,所以我当时把它卖给汤姆逊公司,我跟他交换医疗设备,所以我成为医疗设备最好的公司,他成为世界最大的电视机公司。但这是15年前。大家知道,我的医疗设备的利润要比他高出十倍以上,所以我的生意做得很好。他说,现在过了好几年,你从人家那里买回这个电视机部门,我当初就是不知道怎么经营,才把它卖掉,现在又过了这么长时间,我根本不知道你怎么样来经营。实际上,韦尔奇这个话蕴含着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国外收购的时候,想办法收购好的产业,我们却想办法收购衰落的产业,这是文化上的一个差异。人家的文化就是收购最好的,哪怕很贵。我们的想法是收购比较差的,因为它很便宜。
还有,李东升到法国去的时候,有一件事情让他特别郁闷,就是法国人不加班,你给他再多钱,他也不加班,宁愿拿着十块钱到酒吧泡一个晚上,也不要一个晚上挣100块钱。他认为你给我钱没用啊,下班了赶快跑,不管他是不是领导,反正平时不加班。这种文化如果不了解的话,最后根本没办法。所以文化的多样性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
当然,还有其他文化的差异。我们民族除了文化的多样性以外,还有宗教的多样性,还有一些道德的多样性。举例子说,中国古代的道德当中,男女授受不亲,就是男人和女人在任何的情况下都不能有肌肤的接触,这是指公开场合。所以现在我们电视剧里面演的大部分跟传统违背,动不动就搂搂抱抱。但有些少数民族地区就开放,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中国文化具有多样性。今天如果想做生意的话,大家就知道了,每个地方的诚信度不一样,文化特点不一样。比如说你到北方的某个地方,要想做生意,就要喝到自己趴在地下了,第二天来找他,说我昨天喝醉了,今天跟你签协议,人家会很高兴跟您签协议,这就是一种文化。你想在北方做生意,很多时候你就下定决心,准备喝倒地。这是一种空间的文化。
关于青少年的文化。大家有没有发现,青少年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主流消费者。现在有三个调查数字。第一个,国外70%的奢侈品是40岁以上的人买的,我们中国40岁以下的人购买了70%的奢侈品。第二个,中国的网民30岁以下占到网民总数的70%,美国同等的情况下占到40%。第三个,美国网民上网的第一件事是为工作服务,中国网民上网的第一件事是玩。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区别:我们的网民不仅是主流消费者,还以他们的文化占领了大多数的公共文化空间。我们刚才讲,青少年最时尚的东西就是外在的东西,头发、服装、手机,这是一种很时尚的标志。大家有没有发现,青少年跟老人的文化,决定了中国有传统文化底蕴的大多数文化都不具备现在的消费价值。现在好多人动不动就搞传统题材,实际上就是满足40岁以上人的需求。现在好多做文化的人,对青少年的理解不够。比如说我们一直想推广京剧,大家想一想,京剧跟年轻人特点之间有一个巨大的反差。京剧一开始就“哐哐哐”,这个京剧还没有哐完,北京青少年已经在二环兜了一圈,兜一圈八分钟,回家去洗个澡,又喝了一杯茶,你哐哐哐刚哐完,他怎么可能喜欢传统文化呢?
青少年的文化有什么特点呢?就是娱乐性、体验性、参与性、时尚性。实际上,我们可以把文化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理论性的文化,一类是体验性的文化。理论性的文化一般是被精英所控制的,体验性的文化基本上被青少年控制。我们的传统精英文化和青少年文化还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衔接,这是文化上的一个问题。但是你如果要搞传媒文化,搞青少年文化产业,就要充分了解这个特点。我认为,现在京剧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要推广给青少年,而是能够培养一批喜欢它的票友,根本不用想把它做成一个有商业价值的东西。像在朝阳,有京剧表演,拉一车老外来看,能够挣点钱,就可以,但这毕竟是少数。我们过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说法,叫做文化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个说法其实在讲什么呢?在讲文化多样性的保护是对世界有贡献的。比如我们中国的文化丰富多彩,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文化,文化越多,就是对世界贡献越大,所以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但是不是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越是超越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比如我们的京剧在百老汇演出,一个《泰坦尼克号》全球有几亿人次来看,你说谁是世界的?
所以,文化有竞争性。从竞争性的角度来说,越是超越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因此,不能仅仅停留在我们是民族的,还要超越民族的。这两个东西我认为是必不可少的。所以这个文化有全球性的、普通性的文化,有各自独特性的、特殊性的文化。文化讲普遍性,也要讲相对性。普遍性东西竞争的手段,大多数都要靠产业,现在的文化产业是提高各国文化竞争力的一个最有效的途径。你想去推广中国文化,最好是吸引人们主动来。这样的话,你只能靠有竞争力的作品,这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我们讲了,文化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建立起交流的平台,同时还存在惰性和保守性。我举一个企业的例子。假如我们十个人创办了一个公司,十个人在公司里干了三年以后,发现需要大批进人。进来的人有不同的人等,创办企业的人会发现文化的冲突越来越多,新人和老人的文化之间冲突很大,老人的文化沉淀了传统,新人的文化没有传统,所以经常冲突。冲突的时候,年轻人提出转变,老年人不愿意改变。这就是文化的保守性,是通过积淀形成的。
我们讲中国文化底蕴很深,我们沾沾自喜。我认为,不见得所有的底蕴深都是好事情。今天大家可能没有什么感觉,在中国近代的时候,孙中山、陈独秀、毛泽东,我们今天觉得他们是英雄,可是那个时代从来不把他们当成英雄,那个时代的文化保守,不理解改革创新。我在70年代末的时候,看到警察拿着一个剪刀,专门追穿着喇叭裤的人,抓到的话,当场就给他剪掉,就让他穿着裤衩回家去。你说警察干嘛干预人家穿喇叭裤啊?喇叭裤就是口很大,走路晃来晃去,年轻人感觉非常时尚,感觉好酷好美。那时候人很保守,认为衣服穿得不严肃正经,都是资产阶级的,都是反动的、不好的。
所以,这个底蕴有好的,有不好的。那么,我们就知道了,任何文化只要一沉淀下来,形成共同的文化的时候,就开始慢慢沉淀这个保守性。所以,任何的文化都可以改革,改革某些不能适应企业面向未来的,不能适应组织面向未来的,不能适应社会面向未来的。所以,文化的可持续性和文化变革是两件同时要做的事情,一方面维护文化的延续性,另一方面又要不断变革,去除里面的惰性和保守性,这很重要。不要只维护文化,文化还要变革,这两件事情缺一不可。
在文化变革或者社会发展当中,我们过去有一种说法叫破旧立新,我现在提出一种方法取代它,立新破旧,要先立新再破旧,不要还没有立新,就把旧的给破了,那个时候就会出现空档,出现真空。我们应不断地立新破旧,先立新,去创造、去追求。破很容易,大家有没有发现,中国这几年言论比较自由的时候,我们媒体舆论中充斥着文艺批评家、文化批评家,大家都来骂政府、骂社会,骂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这很容易。我们现在做破旧的人太多,做建设性、立新工作的人太少。我觉得,现代很多的文化人讲了很多话,但是讲完话,给人一种悲观的感觉,觉得我们全部是旧的,全部应该去掉,但是没有找到一个方向,也没有找到新的是什么东西。有人讲我们现在的民主不好,好像把美国搬过来就解决问题了,其实根本不是那个问题,关键是怎么立新。
我们讲一下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我们知道,现在老在争论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和通俗文化。其实我们两种文化都要,但是要区分清楚究竟谁干什么,不要互相指责。我给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分别下一个定义,就是需要经过专业训练才能够欣赏的文化,叫精英文化和高雅文化,不需要专门训练就能够欣赏的文化叫大众文化和通俗文化。现在很多人听交响乐,觉得很好听,但是我认为大多数不懂得欣赏,真正能够欣赏交响乐的话,你必须知道它的原理、意图,知道欣赏的方向。交响乐可以说是一种精英文化,摇滚就不需要训练,就能听能看能欣赏。
再一个区别就是,精英文化和高雅文化中的高雅不是在道德上高尚,不是等于更有价值。看看这个行为艺术就知道了,北京有一个同志专门跑到美国尼加拉瓜大瀑布去表演行为艺术,他找了一个美国人帮他开了一个吊车,把衣服脱光了以后,让美国人把他脚捆起来,挂在那个吊车上,伸到瀑布那儿,一上一下。这个表演行为艺术,大家说它是大众艺术还是精英艺术?它当然不是通俗文化了,它是高雅文化,我一点欣赏不了,光着身子在那儿一上一下,怎么样欣赏?我估计在座的人可能也欣赏不了。这就是少数人的高雅文化,但是你说它很高尚吗?我看连美国人都不这么看,美国人认为这有悖风俗,所以就请他们两个人继续到监狱去表演。
我们很清楚了,很多知识分子或者艺术家喜欢的东西不等于它很高尚,在价值上特别好。好多人都说,我们现在的大众文化越来越低俗了。大家有没有想过,你要想搞一种娱乐让中国十亿的普通老百姓都能够欣赏的话,不低俗到一定程度,能欣赏吗?我认为社会主义的文化就应该解决普通老百姓的文化问题,不要光解决知识分子的文化。我认为这个低俗不成问题,只要不反社会,不违法,这个低俗就是普通老百姓需要的。
可能大家觉得这个有点把品位降得太低,我们生活中有90%的是吃喝拉撒低品位的。大家不要以为品位高一定好,像用好多钱搞一个博物馆,一年中有三五个人去看,我认为不好,觉得不如搞一些娱乐演出给老百姓。我个人认为,大众文化才是我们中国文化的方向,而且世界上好的国家文化形象都是大众文化给他带来很大的正面影响,负面的东西不如正面的多。所以世界文化的影响力,很大程度是大众文化做得好。大众娱乐文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国家的形象价值。因为人们觉得这个国家很平易近人,很可爱,有人情味,大家日子过得很好。
当然,我们也需要精英文化,但是我认为,我们的精英文化其实跟低俗文化一样,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精英文化不能反社会,不能违背法律。我觉得我们有一些精英文化对社会的批评带有一种反社会的情绪,这个也不好。
中国传统文化
总的来讲,今天的国学热带有一种泡沫的色彩,而且国学热不是我们真正要弘扬的传统文化的部分。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面很宽,内容很多,我们不可能做到什么东西都很了解,但传统文化当中一些跟今天对应关系比较多的部分,可以多一点了解。
首先,我想说明一下,传统文化究竟有哪些东西在今天能够继续发挥影响力。过去都是说中国文化是儒家文化,这个想法是错误的。我认为,中国古代在统治方式上叫做阳儒阴法,在统治上用法家,在伦理和文化观念特别是精英文化中是儒家。作为知识分子个人价值的趣味上面,就是儒、释、道合一的。作为民间的文化当中,是道教。道教是集大成者,把所有的实用的东西全部集合在一块叫道教。这样来说,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中的跟我们的家族主义传统关系比较深的,和一部分知识分子精英关系比较深的,但它只能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环节或者一小部分。其实,中国文化的过程比较复杂,多元化,后来慢慢有一段时间,儒家作为主导的意识形态,排除其他的多元。
在今天影响比较大的文化,大多数都是在先秦就已经具备了显学的地位,包括儒家、法家、道家。由道家和其他东西延伸出来的道教,包括佛教。佛教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是受到了道教的影响。大家有没有发现,本来佛教是讲自我觉悟的,佛这个字就是觉悟的意思,但是佛教后来为什么影响越来越大,就是因为它有菩萨,而且菩萨跟道教一样,还有法力。这个菩萨法力无边,是人们对它信仰的一个很重要的依据。大家有没有看到,《西游记》中就有一种抬高佛教贬低道教的倾向。第一个,观音菩萨的法力无边,道士的水平比较臭。第二个,佛教都是好人,道教好多都是坏人。
从历史上讲,文化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构图,就是儒释道哲学的部分,影响我们精英文化、统治的方法,这叫做阳儒阴法,外儒内法。就是意识形态或者表面上的都是用儒家,但是骨子里面都是用法家。看诸葛亮就很清楚了,诸葛亮是用儒家的道德来树立自己的形象,但是他采取的措施都是法家的,包括重视效率、严刑峻法、讲究公平,很多东西就是一个标准。
道教和佛教代表着民间的文化。民间的文化种类很多,包括风水、迷信、中医、房中术、养生等各种各样的东西。很多科技的发明都跟道教有关系。道教和佛教的一部分民间文化在《西游记》以后,就非常快速地衰落了。现在佛教比较盛大,道教基本上没人信它了,因为道教没有确立起一种很好的宗教形象。
历史上还有一个兵家,用途也很大。因为中国历史上老打仗,所以兵家的用法很多。《孙子兵法》今天在西方国家已经列入工商管理的50本必读书之一,因为它里面比较早地讲战略。
接下来,主要给大家讲两个文化,一个是儒家,一个是法家。
我们知道,儒家的核心价值主要是建立一种礼仪文化。这个礼仪文化非常有意思。儒家在所有的文化当中,都是讲等级、讲区别的。就是说,不管什么情况下,都要通过等级来区别,不能用等级来区别的,也要有礼把它区别开来。所以礼既代表了等级,又代表了所有的区别。什么区别呢?男女区别出来。男人的行为应该怎样,女人的行为应该怎样。有一句话叫做“礼别异”,礼用来区别差异,把所有的东西区分开的;“乐通情”,乐是要把人情沟通起来的。比如说父子,父亲该怎么做,儿子该怎么做,这是非常有区别的,但是父子,只要进到寺庙里面的话,那个情感应该是一样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别。
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墨攻》?墨子是真正讲平等的,所以墨子讲兼爱,讲平等的爱。儒家就认为,讲兼爱的话,父子之间就平等一样了,那父亲就不像父亲,儿子不像儿子。他说墨子不要父亲,叫做无父。但是我们发现,西方基督教为了讲博爱,恰恰把所有的信徒都当成兄弟姐妹,要打破父子之间的级别。儒家的“仁”有三个意思:一个是孝亲、一个是爱人,一个是仁民,就是实行仁政。这是三层次的爱,孝亲是最重要的。假如孝亲跟爱人发生冲突的时候,那就不爱人了,这很简单。大家一定要记住,不能把仁等同于仁爱,即使这个仁等同于仁爱,也是有等差的爱,不是平等的爱。
所以,儒家首先考虑照顾好自己家族的人,叫亲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系。我们知道,儒家伦理最多的表现在三纲五常。三纲五常有两种,一种叫做儒家的三纲五常,或者叫做孔孟的三纲五常,一种叫做法家的三纲五常。孔孟的三纲五常是父子排在第一位,就是父子关系、君臣关系,夫妇关系。法家的三纲五常是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夫妇关系这样的顺序。这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很大。按照孔孟的说法,如果君主要杀掉父亲的话,我怎么办?因为父子关系排在第一位,君臣关系排在第二位,所以如果君主想杀父亲的话,我先把君主给杀了,这就是孔孟的三纲。如果是法家的三纲,就是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那你就乖乖地等着他来杀你吧。“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法家的三纲跟儒家的三纲就融合在一块了,就用法家的三纲来代替儒家的三纲。所以中国历史上本来以伦理为主,变成以政治为主,本来以儒家为主,变成以法家为主。所以从汉代开始,表面上儒家越来越厉害,实际上无论是伦理的精神还是政治的本质,都逐渐成为法家主导。
三纲五常中的五常,就是仁义礼智信,也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最重要的道德原则。仁义礼智信是什么原则?所谓仁,就是父子关系。所谓义,就是君臣关系。所谓礼,就是长幼和夫妇的关系。所谓智,就是自己跟自己的关系,要辨别是非、要搞清楚我自己。所谓信,就是我跟朋友和他人的关系。所以,中国最特色的一种伦理就是在关系中看我究竟该做什么。中国的古代伦理有两个,一个是等级,一个是关系。这有什么影响呢?影响很大。等级和关系中,谁的等级低,谁的道德义务就大,谁的等级高,谁的道德义务就小或者没有。所以在中国古代,君主基本上不用行道德义务,除了孝敬父母以外,别的道德义务基本上没有了。
中国古代地位最低的是女性,所有的道德义务女性全都要。过去不是有“媳妇熬成婆”这个说法吗?女性从小生下来的时候就有溺婴,要是侥幸活下来之后,也不能读书,要听父母的,然后出去要听丈夫的,最可怕的是婆婆要迫害你。为什么婆婆要迫害她?因为她这一辈子已经被迫害那么久了,没找一个人来报复怎么行?所以,中国古代女性在道德义务与社会义务的各种压力下,是生活在最底层的。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中国的伦理比较讲关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传统的伦理也不见得好,但问题是我们现在的伦理碰到一定的问题。另外一个问题,中国古代有文化这两个字,是一个组合词,就是用文来化。文是什么?文就是礼乐,拿这个文的东西来改造别人,这叫文化。化是一个动词,就是教化的意思。所以中国儒家就是要建立起一套礼乐伦理的制度,然后用这个东西来改造所有人,来符合他的要求,这是儒家最重要的东西。
儒家一方面要求我们自己修身,另一方面要求社会变成一种教化的系统。社会统治者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搞教化。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中国传统到现在为止,统治者或者政府最主要的任务还是要搞教化。这个是儒家的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内容不一样,但定位和理念基本上没变。儒家一方面搞教化,一方面要求一部分人作为精英,率先自我修养,叫修身。
顺便提一下,儒家有个君子的概念。什么是君子?现在在座的各位都是精英分子,我们经常会自我评价很高,觉得别人不如我,但是这个做法违背了儒家精英观念。儒家的精英观念是什么?什么人可以配得上精英这个称号?就是拿社会当中最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这个人叫做精英。不管你成就怎么样,不管你有没有成就,精英不是评价出来的,是自我意识出来的。假如我把自己当成精英,那我就要拿最高的标准来要求我自己。不管做什么都是最高标准,道德上也是最高标准,事业上也是最高标准,这种人叫精英。我们过去只是讲君子要修身,其实君子不光要修身,还要自我意识,我是了不起的人,所以应该用了不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也就是说,一个真正配得上精英称号的人,并不是因为他看不起别人,别人不如他,而是用高标准来要求自己。这是儒家非常重要的思想。
其实,法家也有相同的思想。大家经常听到古代儒家有一个说法,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是战国后期才出现的《大学》里面的。修身、齐家、治国,这三个是同一种东西。我们知道,中国古代采用的是分封制,就是我分给你这个地方,你整个的家族都要过去,连部下都过去,这就是你的家。这个家就是一个小国,所以修身、齐家、治国这三个是一回事。你这个统治者就是修身、齐家、治国。那个时候好多人没有姓,甚至没有名,就贵族有姓,后来慢慢地才有姓有名。日本人学了中国以后,普通老百姓也没有姓,到了明治维新的时候,要等级户籍,大家要取一个姓,取一个名,所以就随便取了。我家后面有一座山,我就叫冈山;靠近田,我就叫什么田;有人家里靠近厕所,他就干脆姓厕所,所以日本好多人姓厕所(日语)。实际上,中国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里面有另外一套核心价值。
另外一个理念,叫中道或者叫中庸之道。其实,叫中庸之道是不对的。要不叫中庸,要不叫中道,为什么呢?中国古代有几个字:庸、道、常、经,这四个字在中国古代很多情况下是同一个意思,就是指原则,或者是最高道理的意思。所以中庸也可以叫中道,实际上就是以中为道。
大家知道,今天吉利的数字好多人取八,传统的时候是取九。九这个字是来自于《周易》。我们知道,《周易》里面有一横,有两横,一横是阳爻,两横是阴爻。这个阳爻代表阳,也代表男性,这个阴爻代表女性。所以这个阳爻一横叫做九,两横合起来作为一横的叫做六,所以后来慢慢变成男人用九来代替,女人用六来代替。中国古代有三宫六院,没有说三宫九院。我们过去有一个九五至尊,就是(披挂)当中的九五爻,就是两个阳爻中间有个阳爻,指男人当中最正中的那个位置一定是君位。《周易》中九也有中的意思,后来九就变成统治者、君主的一个代称了。所以我们故宫门扣上下都是九个,用九来代替君主。那么,九在传统当中,还有吉利数字的意思。
中庸之道,有几个意思简单说一下。
一个是反对走极端。中庸里面讲的是不要太多了,也不要不够,叫做无过不及,不要走极端。第二个讲两种性格的东西一定要相互依存,阴阳相互依存,男女相互依存,做任何事情的人都要相互依存。所以中国古代的给人看病的时候,看你身上是阳盛还是阴盛。假如阳盛的话,比如说上火了,怎么治疗,就给补阴的。所以一个人脸上冒痘痘的话,就吃一下泻药,很快就没了。中国古代有很多男人美容,就是减肥,就吃泻药。也就是说,阴阳两种在身上如果失调的话,就有问题。所以我们过去都讲究动静阴阳,所有的东西都是一种协调。我们南方的园林里面都有山有水,这个山是代表静,水是代表动,两种性质的东西都是要调节。我们现在经常说搞体育要搞健康,其实真正的专业体育都是不健康的,因为专业体育是动得太厉害了。所以体育是娱乐产业,现在都把它当成事业,要搞健康,这很难的。你看哪一个运动员很长寿,因为动的太过了。第三个是讲双赢。日本人讲企业文化的时候,按照我们儒家的传统,就是在关系当中来讲利益,所以日本讲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不像美国讲股东利益最大化。什么是利益相关者?供应商、股东、高层经理、普通员工,顾客都是利益相关者,大家利益最大化。有名的管理学家德鲁克总结说,儒家的这种商业道德是世界上最好的商业道德,就是一种相互依存、双赢。
另外,儒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叫做和而不同。和是有差异性的统一。只要讲和,就不讲同。今天,我们讲和谐社会,这个和字就是讲大家都不一样,不是讲大家都一样。大家不一样,但是大家又能够在一块,这叫和谐。百家争鸣或者百花齐放,就是一百种花,不是同一种花的一百朵。和而不同,是儒家的一个重要理念。
我们知道,儒家非常关心民生问题,就提出了一个小康社会的理想。孟子说什么样是小康?小康就是平时所有的老百姓都能够解决温饱。儒家讲,所有的老百姓包括老弱病残、鳏寡孤独,都能够解决温饱。这是儒家小康的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如果发生很不好的灾害,大家没有一个人饿死。第三个条件,人要是活到70岁以上的话,经常有肉吃。儒家基本上就按照这种水平来治国,不希望人们很富,但是大家都能解决温饱问题。
我给大家讲讲圣人。中国历史上圣人有三种,最早的圣人就是有智慧的人,后来就是有道德的人。但是,孔子的圣人跟他们不一样。孔子的圣人就是说一个人不仅有很高的智慧,而且有很好的道德,同时这个人还要让天下的老百姓受到他的恩泽,这才叫做圣人。所以孔子认为自己不是圣人,没有做过让老百姓受到恩泽的事情。孔子为什么要去周游列国?他在寻找这个机会,要让天下老百姓受到他的恩泽。有两种办法最好,一种就是从政,一种就是搞教育,所以孔子一方面搞教育,一方面要从政。这就解释了他为什么讲学而优则仕。精英们学好了统统都去当官去,为什么?这样子能够让天下的老百姓受到你的恩泽,这才叫真精英。
所以中国古代所有的男人,只要有机会,一定都要去走仕途的。走上仕途的人瞧不起科技、文化这些发明,他们认为这些东西都是雕虫小技,真正有价值的就是治国平天下。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很多科技、文学那些发明都是落魄文人做出来的,没有很好仕途的人就去搞那些东西,真正有仕途的人就不再搞那些东西。但是也有一些例外,就是到宋明理学的时候,他们排斥了孔子的思想,欣赏孟子的思想,他们就不再追求当官,有官没官我也不去。因为他认为当官也很不容易,要保持很好的道德品节,也很不容易,所以不太在乎当官不当官。但是孔子很明确,一定要当官,没当官的话你就不能为社会做贡献。
在历史上有好多人非常忠诚于孔子的这个思想,其中陶渊明就是一个。我经过很多的研究,发现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是假的。陶渊明是嫌五斗米太少了,不值得为它折腰,要是五百斗米的话,他就折腰了。陶渊明觉得这个位置没有前途,而且老要去巴结别人,所以他不干。如果这个位置很高的话,陶渊明是非常乐此不疲的。陶渊明的祖先、曾祖父曾经位居三公。三公那是国家级的、政治级、常委级的,你想陶渊明混到那个时候才混了一个小官,他心里一比起来的话,就有点一代不如一代那种感觉。我觉得他一个方面不好意思,第二个方面当时朝中也没有人欣赏他,他已经越来越没有前途了。所以他在一怒之下不做官,不做官以后又开始后悔了。陶渊明辞官以后,他就发现这一辈子完了,所以就写了好多诗文。诗文中讲到他晚上常常睡不着觉,半夜坐起来,想我这辈子怎么办。所以你别看陶渊明表面上很潇洒,实际上他是外道内儒,典型的孔子弟子。
儒家和道家经常批评社会,实际上我们现在还延续这个传统。中国历来就有批评社会的传统。批评社会有两种,一种就是说社会表现很不好,比如说很暴政,很残酷。另外一种批评是什么?用自己的理想来批评。比如说我的理想应该是什么,应该大家很自由,这个现在太不自由了,所以我来批评你。我认为这两种批评是不一样的,一种批评是对现实改进的一种呼吁,比如说本来可以做得更好的你没做好,甚至说很不好。像山西砖窑那个事情,就是非常糟糕的事情,不仅要批评还要痛批。但是也有一种批评是什么?我有一个理想,然后比照一下,社会离那个还很远,就老抱怨社会,老骂社会。一种是改进性的批评,一种是理想化的批评,我认为这个理想化的批评不好。
那么,在所有的对社会的批判中,我认为法家做得最好,法家都是建设性的,没有纯粹批评性的。法家要变革,变革就是要用新的准则来替代旧的。法家在历史上是一个最积极的建设派,但是法家的下场都不好,因为没有人喜欢变革,变革要得罪所有人,变革者大多数下场不好。假如要开始变革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后果,是很严重的,要做好心理准备。商鞅变革完了以后,最后被裂车刑。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犯罪的时候,王子也要惩罚,王子当了君主以后,要杀这个商鞅,商鞅就出逃。出逃的时候,商鞅忘了带身份证。当时有一个法律规定,凡是私下收藏没有带身份证的人,罪责跟他一样。商鞅最后就给逮住了。我们讲法家的核心价值跟儒家有很大的区别,法家的核心价值就是讲以力服人,跟儒家不一样,儒家是讲以德服人,用文化来改造社会。其实我觉得,儒家可能比较适合在盛世的时候用,法家比较适合在竞争的乱世的时候用。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法家认为想用道德来服人,没人服,最好就是富国强兵,用利器来服人,谁也不敢不服。
所以在中国古代有两种道,叫做霸道和王道。所谓王道就是儒家讲的以德服人的道,所谓霸道就是法家讲的以力服人的道。实际上法家讲的以利服人,不是鼓吹我一定要用暴力,而是说我要很强大。第二个法家就是说,主要建立一个标准,就是叫法。这个法包含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刑法,一部分是社会政策。这个法要有统一的标准,谁也不能例外。那么,法家有没有道德?法家也讲道德,但是这个道德跟儒家不一样。儒家的道德,我把他叫做理想的道德,法家的道德我把他叫做最低限度的道德。也就是说,儒家希望人们做好事,所以儒家很信任人,经常把人往好处想。法家是把人往坏处想,他说我们不能指望谁能主动做好事,但是我们的目的是保障所有人不敢做坏事。所以法家的道德就是不要做坏事,这就是他的道德标准。儒家的道德标准都是做好事的道德标准。这就有很大的区别。
这里面有两个概念。第一个概念是说这个法对所有人都适应,第二个概念就是说法家的激励标准非常重,不光是奖励很重,惩罚也很重。为什么很重?有两个道理,他认为只有大的激励才能够有效。比如法家说,你要是攻入这个城墙的话,谁先攻入,拿到什么东西就先给他,那么大家都去攻这个城墙。如果说攻下城墙的话,我给你一斗米,那谁愿意冒着生命危险攻城墙?所以法家认为,要激励的话,力度一定要很大,要惩罚的话力度也很大。比如说我把他逮到了,要重重罚他,大家都看到他痛苦,下一次再不会犯罪了。这就是法家用刑来止刑。所以,法家不是说要尽可能地都去发现犯罪,目的是要防止人们犯罪,就是尽可能让大家不敢去犯罪。这是法家设定制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其实,我觉得法家对我们今天还是有借鉴的。比如说我们今天谁要是造假,就是一赔三。那他要是没逮到的话,利润就是几千倍,几万倍,那谁都去造假。说实在的,如果我去做生意的话,我也去来一个一赔三,那我收入的概率远远比赔的概率要高得多。但是在美国,如果这个造假是故意的,那是要有一个追加,叫做惩罚性的赔款,你有多少收入,统统让你吐出来,不会让你一赔三。我认为世界上法制化的国家,都带有法家的色彩,用刑止刑。这也是一个值得借鉴的方法。
法家也很讲究官员的道德,讲究考核,所以法家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的考核标准的循名责实,建立一套制度。我们现在新出土的文物当中,就发现了里面还有秦国官员的道德守则这样一个东西。秦国的官员是比较清廉的,因为犯罪的话判刑判得比较重,所以官员不敢轻易贪污。法家批评儒家的这个单让,不是说尧单让给舜,法家说那是瞎说的,那个时候尧是部落的首领,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干了一阵子他发现这个活不好干,所以就老想退出来,后来找了一个舜,觉得这个舜傻头傻脑的,正好把位子传给他。看舜推三阻四的,他干脆提出来把我两个女儿也许配给你好不好?这个舜就答应了,那个时候尧不想干才让。他说今天只要一个小官都很好,谁愿意单让?让皇帝单让,不可能。
所以法家批评儒家讲的东西,说儒家讲这个以德治国很感人,要发挥榜样的作用;说孔子这一辈子最会搞教育的,他无畏才感化了72个贤人,如果你要治国的话,一辈子感化72个贤人,这个国家早就灭亡了;说不能用道德来治国,就只能用一纸文书下去,所有的行政系统推进,那效果是很好的。所以法家跟儒家好多东西是对立的。
儒法也有共同的东西,都是强调温饱问题的重要性。儒家也讲富国强兵,只不过富国强兵的概念跟法家不太一样。儒家讲的富国强兵应该跟文化整合起来,而法家就是讲富国强兵。法家中有一个叫管仲的,讲“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就是讲要先解决温饱问题,那么小偷小摸这些东西就比较少了。孟子讲“有恒产,始有恒心”,就是说解决温饱问题,才能够有这个恒心讲道德。其实他们很像,不过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就是说究竟是国家很富有,还是藏富于民,这是有很大区别的。当一个国家富裕的时候,法家认为国家应该拥有这个财富,不能让民间太富有,因为民间太富有的人,会削弱了君主的权威。儒家比较讲究藏富于民。
我们知道,法家讲依法治国。依法治国就是一个标准,就是用法,法就是礼。儒家认为这两个我都要照顾,既要讲法,又要讲礼。我给大家出一道题,假如在座的各位是国王,国王的父亲杀了人,你这个国王打算怎么做?孟子回答说,那我当然要保护我父亲。保父亲自然跟这个社会正义发生冲突,那我是这个君主,又要保障这个社会正义,所以孟子说,那我第一步,先辞去这个国王,那我就不用去主持这个社会正义了,第二步,我背着父亲跑到荒无人烟的地方去,他认为就解决问题了。大家有没有发现,看起来解决问题,实际上没解决。因为他父亲还是没有杀人偿命。从社会正义的角度上,他应该偿命,所以儒家永远在这两个东西之间没有办法摆平。我们过去一直讲合情合理,其实法家早就看到了儒家是双重标准,所以他就告诉君主,你不要让儒家孝的观念流行起来,流行起来的话每个人都先顾自己的家,你这个君主就没有人替你出力。所以中国历史上一直有一个想法,要做到合情合理,做到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我觉得这叫和稀泥的统一,如果能够合情合理的话,咱们就不用谈了。
法家是大义灭亲,儒家就合情合理,搞双重标准。我们过去有一个说法叫原则性和灵活性,其实讲原则性的地方就不能有灵活性,所以我们就想又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最后大家说谁好,当然是有权威的人好了。他说现在需要讲原则了,我们跟着讲,他说现在可以灵活了,我们跟着灵活。问题是,只要你一灵活就没有原则了。凡是强调灵活性的地方,一定没有原则。
所以,我认为儒家的文化传统带给我们今天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怎样去推进法制化的进程。也就是说,在法制化进程中我们需要坚持一个标准。但是,文化历史又是经常有双重标准的,怎么协调?这是一个问题。如果现在一个人要搞大义灭亲的话,我估计在平常的生活当中他也别想做人了。
先进文化
什么是先进文化?我个人的理解,先进是有两个角度。一个角度是说,有一些东西是跟这个落伍的对比起来的,有一定的标准。比如说比较迷信、比较崇尚暴力的文化,比较过于理想化的文化。其实,文化中过于理想化或者急功近利,都是不好的文化。这是一个角度,也就从落后跟先进之间的对比来看出先进和落后。另外一个角度,所谓的先进文化是因时而异的。中国古代儒家有一个说法叫时中。这个时中其实就是说文化的先进,也就是说,今天的文化假如跟社会发展正好相吻合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先进的文化。
从文化的角度上来说,我们过去追求理想主义,我现在给加了一个限定的意义,叫做务实的理想主义。我觉得我们应该有理想,但是要务实的理想,而不是说理想越高越好。其实,理想最主要是能够激发我们的斗志,如果理想不能激发斗志,大家够不着,就太远了,那就不是好文化,就带有一点虚无缥渺的感觉。所以,我们的文化应该是一种务实理想主义,我认为这两者结合起来是一种先进的东西。另外,理想也好,道德也好,我们必须要把它变成一种具体的美德,或者具体的品德。实际上,过去我们讲的道德,一种叫理想道德,一种叫义务道德。儒家比较讲理想道德,民间比较讲义务道德。我认为,要把理想道德跟义务道德结合起来。就是说,我们道德中是以义务为主,但是要有一些理想的引导性,这样会比较好。一个人比如说很清廉,在历史上无论是在儒家还是法家,都会认为是一种非常好的道德,放在今天也是很好的道德。实际上,我们社会的文化是由这种公共的文化,包括公共管理的这种文化来引导的。
今天政府的官员,在社会中要寻找一种自己的文化定位。这个文化定位要转变过去的概念,公务员就叫公务员或者叫官员,不要叫公仆。公仆我觉得一方面概念不好,另一方面概念也没有反映真实,还容易产生误导:一个误导就是说别人对你可能要求太高,另一个误导是假如公务员的薪水在社会中比较高的话,那人们会觉得这个公仆比我拿的还多。我认为这种观念不对,因为公务员是社会的精英,我们叫学而优则,最优秀的人才当公务员,应该比社会平均的工资拿的多一点。所以我一直反对公仆这个概念。
其实,大公无私本来就是来自于两个传统。一个是道家。道家认为天地没有私心,自然没有私心。一个是法家。法家的传统就是大公无私,是指一个人有很好的职业道德,按照这个公的标准去做,不要把自己私意放在其中。所以,大公无私其实是讲一个人有职业道德,不只是讲这个人无私奉献。中国古代有一个字我认为就非常有歧意,就是自私的“私”。我们经常讲自私自利,凡是做对自己有好处的都叫自私,这是错的。所谓自私,是一种道德,指品德有缺陷的。所以,我们应重新塑造一种公务员形象,塑造这种公共管理的文化,这种文化才能建立起人们对文化的信心。在一定程度上,我支持高薪养廉。我认为,一个官员是这个社会的精英,他就应该得到高薪,这没什么好说的。一个社会最杰出的人士,或者是说经过选拔出来的人才能任这个专业职务,他的薪水一定要比较高,这是一个公平的报酬。
当然,这个前提就是我们现在官员的队伍太庞大了,但我认为高薪可以做到。为什么垄断企业的人可以拿几十万的工资,而官员不能拿高薪?垄断企业有什么风险?垄断企业是世界上风险最小的一个行业,什么都不用干,就坐在那儿就数钱。你看中央电视台,要让我当广告部主任,别的我不敢说,一连给你弄一百个亿的广告收入,我都不用出门一步,大家都会主动找到我办公室来。这也就是说,垄断企业不涉及到任何人的贡献,就不应该让他们的工资那么高。我认为,现在我们是分配体系的问题,不是官员不应该得到高薪的问题。另外,我们既要让官员做贡献,但也要有激励。不能说官员就应该多为人民服务,你多给他一点报酬,这是公平的。我们的文化当中,应该鼓励一种公平的文化,这是先进文化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我讲的不是公务员本身,而是把公务员作为一个例子来强调。
我们现在应该注重那种很务实的、公平的、具体的品德,当然包括科学发展观。这也是一种先进文化。我认为,科学社会发展观是一种很好的文化,只不过中国科学这个概念已经有一百多年了,但是大家都没有去深入讨论,把科学等同于技术,或者把科学等同于一个泛泛的东西。其实,科学首先是一种理念,就是想用一种有效的、合理的、经得起推敲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其次,科学就是强调规律的探索。再次,科学就要付诸于理性,科学跟理性是依次的。我们的文化理想太多,价值判断的东西讲的太多,必然会不重视事实判断。我们有时候往往用价值判断来代替事实判断,这实际上是对科学的一种冲击。就像大跃进我们要实现什么东西,大家就冲动起来把锅什么全砸了,最后大家一起来搞一个事实上的价值。这是我讲的第一个理解。
第二种理解,从社会理想来看我们的先进文化。我们现在的社会就是先进文化,能引导这个社会去实现下一轮的目标。我讲的这个社会理想,不是最远的那个理想,是下一轮的这个理想。比如说再过20年我们应该达到什么样,这个先进文化应该能够引导我们来实现这样的目标。我认为能够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应该有平等,有和谐。和谐,就是抱怨越来越少,人们越来越安全;就是小康,中产阶级占大头。现在全国算起来,据说中产阶级占全国人口的10%。当然,我们还要得到国际地位,就是我们的文化跟国际上人们所遵从的一些价值能够对应起来。
我前面讲的和谐中的和而不同,就是大家都有个性有差异,然后结合在一起,这叫做和谐。实际上,和谐当中的文化有两个要素,第一个要素凡是原则性的东西要统一,凡是非原则性的东西要包容。比如说我们的文化政策要统一,这是一个原则,主流价值要统一。实际上,和谐是要强调包容性,不是要强调统一性,要丰富而不是单一,这点很重要。
普通的理想或人性中所需要的共同价值,在不同的时代人们的认识是不一样的,所以第二层次,我们要去思考当今世界比较公认的价值是什么,我们不一定接受,但要跟大家对应,不能够说我反对他。过去有一句话,叫凡是敌人赞成的,我们都要反对。其实,敌人跟我们之间的差别,只在于某一些方面的差别,不是所有的差别。我们社会主义只在重大的事情有差别,在其他方面都没有差别,就是关键性的东西要分明。比如说一个坏人,除了做恶以外,剩下的东西是不是跟我们全都一样?这道理就很清楚。任何一个人,任何一种社会,都要过好日子。当然到今天,我们的认识价值跟以前不一样,跟封建时代很不一样,那个时候都很尊重贵族的地位,但今天没有人再说歧视。今天,反歧视肯定是一个世界的普遍价值,不管是对女人歧视,还是对肤色歧视,这肯定是当今的普遍价值。
第三个层次,是维持社会发展的一般价值。我们这个社会想存在想发展,都要有一个一般的价值。这个一般的价值就是尊重习俗、诚信、搞好家庭等。
第四个层次,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社会主义社会核心价值是什么?这个是需要好好思考的问题。社会主义社会核心价值构造平等和公正,这是最重要的价值。当然,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里面也有社会主义本身所需要的自由民主,但这个自主和民主应该从两个角度来考虑。一个角度就是从一般的社会的角度来理解,任何一个社会尽可能要增加自由和民主,这跟政治没有关系。第二个角度,社会主义要完善自由和民主,就要根据自己的时代特点来完善,它要有一个下一步的理想,就是讲20年后我们社会主义的民主和自由完善到什么程度,这个核心价值还有很多其他的考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不是孤立的,不是人为造出来的,而是跟其他的人的价值之间有交叉,跟这个社会的价值有交叉。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来讲,我认为基本的制度和核心价值应该是价值优先,制度放在第二位。也就是说,我们社会主义的核心,这个价值是指导性的,然后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是在这个价值的指导下来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一个最优先考虑的对象。
我认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应该包含三个部分,一个是基本人权,一个叫做社会主义的基本福利保障,第三个叫做社会主义拓展性的福利。什么叫基本人权呢?比如说生命、财产和人身自由,这些东西都是基本人权。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基本权利保障呢?比如说义务教育,解决温饱问题,养老保险,这些是基本的福利保障。第三个方面,我把它叫拓展的权利。拓展的权利是什么?就是要让弱势群体能够享受到改革发展带来的好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重视义务教育,但是义务教育现在在农村,有时候根本不起任何作用。一个中学生读完初中以后,很容易走向社会,又成为犯罪分子。很多人到了初中毕业,要就业没有技能,就在农村里面晃荡晃荡,这是不行的。所以,农村要解决的不是义务教育,而是延长青少年走向社会的时间,接受更多的教育。
我现在有一个想法,不知道可行不可行。我认为,我们全国取消地级市以后,在每个县建立一所职业大学,这个职业大学分大专和本科。我们国家很多地方都应该有高校,特别是农村,都应该有高中,高中一直往上走,一直走到大学毕业。现在农村好多青少年,必须让他们上完大学,才能改变农村人的命运。我觉得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他们的命运就解决不了。所以,我特别支持国家搞扩招,因为扩招是给很多人机会的一个重要途径。但是,我反对现在的高校自主招生。高校的自主招生非常可恶,推荐的人都出自全国最好的中学,那就会越来越不公平。那不是扩展基本权利,而是增加少数人的权利。
核心价值中,我认为还有一个制度化。这里面我们还要再考虑一个问题,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问题。我们过去有一个错误的概念,就是把国有企业等同于公有制,这是完全错误的。现在,没有一家国有企业能代表公有制,任何一个国有企业能够给国家上缴的最高利益不到它所得利益的一半,它先把自己的员工武装起来,先分完。所以,我认为公有制应该重新思考,不是国有企业代表公有制。应该把国有企业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叫做竞争性的国有企业。竞争性行业里面的国有企业,工资可以定很高,它由市场决定,我们管不着。但垄断行业中的国有企业,我认为工资不能高于普通公务员工资的一倍以上,因为它没有任何风险。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强调国家利益。我们过去讲爱国主义,我觉得应该把爱国主义的概念转为国家利益,就是国家的整体利益,这是我们的核心价值。我们都要重视国家的整体利益,包括地方跟中央的关系,要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思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社会主义就是应该比较平等,或者是公平,应该通过政策的调整和分配去解决公平的问题,这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世界上不管哪一种社会主义,都强调公平与平等。但是,有两个东西要考虑。第一个,公平、平等跟竞争的问题。也就是说,一个社会只要允许人们有自由,允许公平竞争,这个公平竞争必然会带来收入差距的拉大。所以我认为任何一个社会,都会有收入差距拉大,都会有贫富差距,这是绝对避免不了的。但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应该通过调整的手段,使这个差距的扩大不会比资本主义扩得更大。
人们认为,现在的贫富差距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我认为贫富差距不是问题,造成贫富差距的原因可能有点问题。过去一些经济学家一直有一个说法,说我们先要把蛋糕做大,再来分,就是先要注重效率再来公平,其实这是没有去思考。蛋糕做大的话,谁都知道只有事先确定分配方式,人们才有积极性去把蛋糕做大。另外大家都心里清楚,谁把这个蛋糕做大,一定分得多,不可能说我们这几个人先把蛋糕做大,然后大家再来统一考虑怎么分配。把蛋糕做大的这个人,在做的过程当中,就是边做边吃,等到蛋糕做好了,再来大家一起来分?不可能的。
我认为,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其实不是贫富问题,而是弱势群体问题,是因为他处于弱势群体,好多机会被剥夺了。我希望下一代的农民不要陷入恶性循环。不陷入恶性循环,该怎么办?所有的农民子弟都要接受好的教育。可是现在好的教育资源全都在城里,这个时候就会形成双向循环,强势群体得到的机会更多,他们越来越强势,弱势群体得到的机会少,就越来越弱势。所以我认为,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处在两极分化,这是我们现在应该解决的问题。不要让人们把问题盯在贫富差距上,而是应该把眼光盯在能不能建立一个让人们有平等机会的公平社会上。这是社会主义文化需要引导的问题。
先进文化的建设
先进文化我想有两个问题,第一个要建设道德,另一个要建设法制。我的想法跟过去我们的提法不太一样。第一个,我们不是要建立道德理想,而是要建设具体而微的美德。我们要让大家都能够做到诚信、责任、节俭等。我们不一定要有道德理想,但是我们要有美德,这一点很重要。第二个,我们过去都说要搞思想道德建设,我认为应该转过来叫做道德思想建设。这有两个意思:一个从重要性来讲,道德优先。第二个从次序上讲,道德也要优先,道德要从幼儿抓起。就是说,道德具有重要性,同时具有优先性。
另外,我们要建设法制。大家都知道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循法制。大家有没有看到最近经常出现一些问题,就是在履行民主诚信的时候,大家都没有文化传统和文化意识,那么就必须用法制来约束。所以我认为,民主跟法制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先健全法制,然后用法制来支持民主,然后要求民主更高,然后转过来修改法律,然后互相促进。我认为,法制优先于民主。所以,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应该讲成社会主义法制民主,这是先进文化建设中应该注重优先性和重要性的问题。我们今天的法制建设应该优先于政治民主建设,这是先进文化中所要引导的一个方向。这只是我的理解,但是不一定正确。
第二个,我认为我们的文化应该发挥公民的作用。过去老说我们是人民的公仆,人民多么重要,但是我们好象并没有发挥人民的作用。人民的作用不光是享受权利,还要承担义务。所以政府跟公民之间应该有更多的沟通,应该经常合理地动员民间力量来参与核心价值的建设,包括文化建设等。我们今后下一步应提倡公民和公共社会的建设。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在国外的时候一直在思考,他们公民讲了很多,哪个地方可以入手。后来我发现,我们国家学了好多国外的方法,比如说搞一个大草坪,搞一个公园。仔细想想,我们跟国外的公民有很大的差别。第一个,咱们搞个大草坪,不让人进去,不要坐,没有小孩玩的地方。日本不管什么样的社区,走大概10分钟,一定有一个小小的公园,那个小小的公园恰好是给儿童和老人玩的。我认为,这是他们真正的公园。我们搞了好多公园,也没有放凳子,也不让人玩。另外,国外凡是文明素养比较高的人做任何一件事情,只要在公共场合,都要考虑到别人的存在,我认为这是一种公民文化。比如说在国外进电梯的人,先进的人往边上撤,绝对不会堵在口那边,就是给别人让出路来。顾虑到其他人的存在,这是一个公民素质很重要的要求。
我最近听说咱们民政部准备专门成立一个协会管理司,我觉得我们应该大力发展民间的组织,但是要有很好的管理。我个人曾经提出一个理念,就是要强制每个民间协会都有一个专职人员来负责。我们现在建立了好多协会,啥都不干,连中央精神都体会不了,都是为了自己给弄一个官坐,实际上并没有真正为会员服务,也没有领会中央的精神,也没有发挥公民参与社会的作用。韩国伦理学会就有一个专职秘书,我们中国所有的协会都应该有一个专职的秘书,能提供专职的服务,能够提供就业,我觉得特别好。我们应该有一个公共管制的大型组织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也应该提倡民间参与慈善,不要说先进文化一定是理想的,你要是能够真正让老百姓发挥作用,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先进文化。大家都知道,国外大学的学费有三分之一要来自于社会集资或者叫社会赞助。我觉得我们中国的大学也应该走这条路。我们现在大学花钱的时候,没有任何监督。你要想享受社会集资的话,就必须建立一个健全的董事会,要向人家报告你的议事,花钱花在哪里,谁来监督。我觉得我们大学改革的方向,就是要发挥民间的作用,就是要社会集资。在国外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好多都是一样的,就是政府给三分之一经费,学费三分之一,另外三分之一还要到社会找资金。我觉得这个是发挥民间和公民作用的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渠道。
第三个是媒体问题。世界上有一个普遍的趋势,就是媒体越来越极端,越来越民族主义,很少有人能够抵得住这个浪潮。比如说大家都感到右翼很厉害,是不是?我在日本留学了很长时间,一直在研究日本的媒体,我发现很重要的一条,媒体有两个特点。第一,语不惊人死不休。你没有找出一些极端的言论,谁理你啊!所以在日本的媒体当中,那种正儿八经的学者很少参与,参与媒体的都是那些文化人。第二,正儿八经的人都不愿意发表他们的观点,那些表达极右势力的人容易找到媒体,而且发表得特别多。所以我们看过去,一派极右。其实我们的媒体,你去收集一下,民族主义也非常强烈。我认为这个世界正在进入一种媒体的民族主义,这跟追求和谐社会是非常对立的一个问题。世界上各个地方的媒体很多都是民族主义化。我觉得媒体现在遇到一个瓶颈,要么商业化,要么事业化。媒体一定程度的商业化,使得我们的记者都没有一个很好的传媒形象,这是我们现在需要考虑的问题。要商业化,就是变成企业的商业化,不要传媒人士商业化。我觉得,现在媒体的公正形象还是需要来建设。
第四个,我们现在没有统一的文化政策,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过去文化政策都是评价性的政策。什么叫评价性?就是我要求你有思想性、艺术性、娱乐性。那你怎么知道它有没有思想性、艺术性、娱乐性?比如说看一个电影,你找一个艺术家跟我来评价,两个人的思想性肯定有很大的差距。以《红楼梦》为例,我认为《红楼梦》是封建的道德、封建的文化,我对《红楼梦》的思想性评价好低,但搞红学的人评价肯定很高。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评价性的标准实际上是把压力都抛给了官员,官员要把握好尺度。官员的压力太大,他宁愿往严里来审,这不就是妨碍我们的繁荣文化嘛!所以我认为,评价性的标准就相当于没有确定的标准,这很麻烦。我们应该想办法去制定一个限定性的文化标准。这个限定性的标准就是核心价值最低的部分,作为底线,就是不能反社会,不能反我们走核心价值,不能反我们的法律。在这个基础上,很多东西都允许存在,我们只能引导,不能清除它。但是违反了这个东西,我们应该清除。所以有两个政策,一个是限定性的政策,一个叫做分歧政策。我认为这个是一定都要做的。
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今天讲了一个问题,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能够让老百姓享受到,包括一些少儿。但是现在,谁能够代表少儿的文化权利?我们都是要限制。我们这个委员那个委员都是要提限制,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有谁来提议我们怎么样让少儿很快乐,什么东西他们玩起来很快乐,我们想办法去满足他?我们都想搞寓教于乐,最后是只教不乐,也就是我们的少儿没有代表。我觉得,我们过去的文化政策需要调整,一方面要制定一个确定的标准,另一方面在管理上要有弹性。
第五个,进行文化的变革。改革开放以来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是什么?就是与时俱进。但有没有发现:与时俱进要标准。如果与时俱进没有标准,那与时俱进就走过头了。我们的核心价值就是我们的标准。核心价值要很长时间稳定的,但是文化的其他很多东西,是要经常调整的,我觉得应该是这样一种关系。我们现在国学热,当然我们要重视传统,这很重要,但是这不代表我们的传统。官员应该拿功绩的钱来提供一点公共文化服务,这可能要比功绩好一点。我们在给民众提供公共文化的这个范围里面,是应该可以做选择的:现在提供什么,后来提供什么。比如说提供读书或者是提供学校的教育等,总比花那么钱搞一个大的博物馆供少数人看要好。
文化产品也有优先供应的问题。我们现在没有这个顺序。大家一选就选形象工程,不管是什么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凡是能够给我带来形象工程的,就先干,剩下的统统不干。全国有23%以上的县级图书馆,图书馆是建立起来了,但是每年一分钱的图书预算都没有,那你盖那个图书馆干什么?这是我们要调整的部分文化。我们要发展创造性的文化。我们要弘扬传统文化,但现在只是靠传统文化来生存,这不是社会主义的文化创造力没有得到体现啊?
另外,我想强调的是和谐。我前面讲了一种多元的和谐,我们现在要在发展当中和谐,要在改善当中和谐。我们不是说因为这个和谐社会,大家要和谐,不能有意见的分歧,不能有观点的对立,我认为这是不对的。科学发展观,实际上就是可持续的发展观,要找到可持续的科学方法,还要讲差异与和谐。
第六个,我觉得我们的干部是代表先进文化的。大家有没有想过,谁代表共产党的形象,谁代表中国政府的形象?我认为,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基层的素质如何提高,能够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形象。他们如果不提高的话,中央领导做得再好,党和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还是有缺陷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后的工作重点应该放在基层。我个人认为应该取消地级市,然后把县级作为一个枢纽。每一个县长或者是书记,最高的官可以当副省级。应该在这个枢纽当中,建立我们干部的形象。另外,我认为应该分两个方面:一个是针对大干部,建立法制化的干部管理体制,就是干部的政绩终身档案制;一个是基层的干部。我的第一个想法是,干部的工资大幅度提高。提高到什么程度呢?提高到至少是现在垄断企业的一半,一个人提高两倍。第二个想法是,考核要严格。基层的干部考核要严格,大干部的考核也要严格。基层考核要严格的话,在基层必须要做好各项工作才能够有效。大干部搞终身政绩档案终身制。什么是政绩档案终身制?比如说你在石景山区任职期间总共批准了10个项目,每年这10个项目的结果要公布。到下一任,你跑到上面当省长了,过去几年在任期间批准的项目怎么样,现在进展怎么样,都要跟在你屁股后面。这样,他在做任何一个决策的时候,都会慎重。
还有,我们现在的管理存在着比较多的问题。我跟好多学者的观点有很大的差异,他们都特别重视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改革,我认为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管理体制,具体的管理机制问题。我们大的体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很多具体的管理需要调整。举例来说,如果拿过去的管理方法来管理中央电视台,肯定是不合理的。假如中央电视台在几十年前没有赚到钱,我们用行政的方式来管它还可以,它现在已经成为中国利润最丰厚的机构之一了,那你怎么样管它?必须用现代的方法来管。包括我们大学的管理,包括各个层级的管理,缺乏专业化。举例来说,大学行政化,有的大学的校长一当就是20年,党委书记一当就是30年,你想这个学校所有的行政资源是不是都被他掌控了,这个才可怕呢!我认为行政化不可怕,可怕的是少数人支配了大多数的资源。所以,管理机制一定要灵活、要调整。副校长、副书记在任的不能超过8年,中央领导都是这么做的,为什么我们的大学不这么做?
第八个,青少年的教育。我们原来一直想用动漫来解决青少年的娱乐项目,但是现在动漫都是给没脑袋的人看的,是给少儿看的。他看完以后,等有辨别能力了,又送日本、美国熏陶了,哪有什么用啊!我们实际上真正要解决的问题是青少年教育。另外,我们要重视幼儿园。现在幼儿园没有纳入教育体制,但是幼儿园实际上是儿童很重要的一个受教育的阶段。大学的时候就不一样了,那些大学生都是很有想法的,但他们现在又面临着很多压力,有很多心理问题。所以我认为大学应该坚决实行导师制。为什么不搞导师制?别人会说我一个人带30个人,带得出来吗?绝对带得出来的,没有问题的。不管再怎么忙,带30个人绝对没有问题的。但是为什么不搞?我觉得像北大那些学生,都是各省市的状元,一到北大来,马上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心理压力。他们历来没有考过第三名,到北大一来,一下子就掉到第25、第30、第50名,心里面马上就变得悲观。有一半的状元心里绝对受不了,这就需要心理教育。所以,觉得大学有必要实行导师制。
另外,我觉得应该寓教于乐。假如你想干一件寓教于乐的事情,应该让这件事情本身很快乐,然后在尽可能的快乐中加入一点教育的素材。而不是说,想做一个教育产品,然后让他有点乐,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凡是你的目的本来就是想教他的,然后再来抓点娱乐的,绝对不可能影响到青少年。他一看就知道你这是弱智,还想教我。娱乐就是娱乐,教育就是教育,这是很分明的。你在娱乐当中增加一点文化含量,这个可以。有没有看过美国的海底总动员?那种片子是真正寓教于乐的,人家首先要让人快乐,然后里面又有点教育。
最后,讲一下文化走出去的问题。我们的文化特别重视走出去,中央也很重视。我们接下来还制定政策,推动走出去。我认为我们在走出去的时候,应该有两个考虑:第一个我们一定要持续不断地走出去,第二个我们走出去的时候,一定要让别人感觉到有非常友好的交流方式,而不是强势推动的方式。咱们文化在走出去的时候,媒体马上会出现中国现在崛起,过去用经济来占领现在又用文化来占领的言论。我们过去封闭太久了,别人对我们了解太少了,所以我们现在希望别人了解。哪个国家建立一个孔子学院,在这个学院当中应该搞一个当地的文化交流中心,或者在我们国家相应对等地搞一个。比如说加拿大多伦多市搞一个孔子学院,我们可以在北京市搞一个加拿大文化研究学院。我认为那样子的话,会让我们走出去的时候减少很多对抗的障碍。另外,我们现在走出去,大多数走的是传统的文化,这还不够,应该走现代文化,让中国现代的文化同样走出去。这才能够代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依靠的全是孔子的话,我觉得这个还是有点问题。我认为在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当中,现代的文化应该占七成的比重,传统文化占三成的比重。这才是合理的。如果我们在推广文化当中,传统文化占到七成,则非常不合理。
今天交流的内容就这些,谢谢大家。
(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报告人系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
责任编辑:刘晓楠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1/1011/61216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