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新农村建设与中国城乡统筹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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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建设提出的重大历史背景

大体上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的背景。一方面，我们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确实带来了GDP的提高。但是任何发展中国家短期内的高速增长，毫不例外的都会同步发生相对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跳开这个规律。有很多发展中国家在高速增长的同时，对同步出现的社会问题关注不够，处理不当，导致矛盾爆发，使得高速增长不可能继续，甚至使这个国家的发展进程中断。我们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寄希望于西方式的民主自由。不错，一百多年来，知识分子脑子里都是民主、自由、平等、博爱，这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当社会矛盾空前复杂，甚至某种程度上比较尖锐的时候，能不能简单地搬一个概念过来就用？我想不能。在社会矛盾比较复杂比较尖锐的情况下，你如果照搬一个西方的多党制民主，我们恐怕很多事情复杂化，很多一般性的矛盾也会泛政治化，恐怕就会难以继续维持稳定这个大局，难以保证国家的安定团结，也就会导致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出现中断，这是对历史对国家对民族乃至自身都不够负责任的倾向。

因此，我们应该高度关注，现在的新农村建设这个提法不是农村的问题，是如何防止中国出现其他发展中国家曾经出现过的教训的问题。它是全党的任务，是所有部门领导干部的任务，而不是哪个农口，或者是哪个乡镇，哪个村书记的事。我们谁都不想让中国现在这么好的发展态势突然出现中断。从毛泽东打天下的时候，就提出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到胡锦涛总书记曾经提过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如果能够维持一个国际上的相对无战争、国内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将必然出现于二十一世纪中期。到那个时候，我们这代人可能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们的后代会以作为中国人而自豪。现在，我们特别是海外华人已经感到相当自豪了。

中国国力在强盛，世界上谁也不能轻视中国了。我们曾经被人家打了一百多年，处处对西方列强俯首称臣。无论是孙中山的民族民主革命，还是蒋介石，你看他们与西方人的内部交易，孙中山是反帝爱国，他也得说所有列强在华的利益不仅必须保证，而且只许增加不许减少，他要让出民族利益才能得到列强的承认。只有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使中华民族真正站起来了。中国真正站起来以后，我们才可以公开的说，列强在华一百多年的侵略所得到的利益我们今后不再承认。我们才经过了五十多年的建设，其中还有差不多一半的时间是在周边地缘政治环境相对紧张条件下开展的，我们好不容易才有了邓小平同志所说的二三十年的和平环境，江泽民同志在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也说过，如果我们能再维持二十年左右的和平环境，我们的发展就会达到一个伟大的历史记录。如果我们今后被国内的社会矛盾复杂化所丧失，对于所有人都是一个不可接受的结果。

今后中国社会矛盾复杂化在中国这个人口膨胀而资源短缺的国家，其表现为爆发性的可能就远大于一般资源比较宽松的国家。为什么呢？资源短缺。什么叫发展？发展就是把资源转化为资本的过程。具体到比如说城乡矛盾上，城市化快速发展就要把农村的土地资源转化成城市的房地产业资本或者是工商业资本，直接把土地资源转化成资本，就占有了资源向资本转化过程中间几何级数增长的收益，就叫资本化收益。为什么中国短短这些年就暴富了一批大房地产商？其中有很多都是过去一起搞改革的朋友。今天大家见面还是有些互相调侃，你怎么突然就暴富了。因为什么？无外乎是得到权利和资本之间结合的条件而已。而越是资源短缺，短时间内把短缺资源转化为资本，占有的收益就越高，暴富的可能性就越大。但同时诞生的矛盾是什么呢？大多数人失去资源，变成无地农民，或是贫困人口。

我看过《邓子恢文集》，他是长期从事农村研究的一位党内老同志，早期中央农村工作部的部长，他的很多文集都是文献性的。他早年在红军时期作闽西赣南调查时，就已经指出因为南方耕地资源短缺，西方列强打进中国之后，又把中国过去九龙一口通商先改为五口通商，接着改为多口通商，一只洋船可以上溯到武汉、宜昌、重庆，都变成通商口岸了，这就导致了相当多的无地农民转化为流民。什么道理呢？过去一口通商的时候，无地农民可以去当脚夫。咱们看电视剧里面的曹帮、盐帮、丐帮等，这些帮大部分是无地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但旧中国随帝国主义列强打入，从一口通商改为五口通商，于是乎就使全国各地赶脚送货到九龙的局面打破了。赶脚的、漕运的无地农民突然失业，因为有了洋船、机器船，不必再用车拉、担挑的输送方式，可以直接上溯到武汉。武汉是九省通衢，货运距离大幅度缩短，于是乎就有成批农民无业可就，变成流民。于是邓子恢同志当年分析，流民既可为红军的兵员也可为白军的兵员，也可为土匪的群众基础。他其实点破了一个道理，只要你造成流民，至于他干什么只不过是偶然的。

当然大家可以有不同意见，但学术研究上可以无禁区。我们看邓子恢同志早年的分析，你们拿来比一比今年有关文章所表达的情况。我国无地农民，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是两千万的规模，今天是多少呢？四千万，比二十年代红军游击队的时候多了一倍。我们说幸亏有党的领导，有这样一个相对比较有效的制约，因此，我们没有造成二十年代的问题，但是有没有危险呢？很有危险。危险的直接表现是什么呢？就是被公安部长所公布的群体性治安事件，引起了海外相当强烈的反响。2005年11月份公布的，公布的时候我正好在美国讲学，很多人问我，你们公布的群体治安事件在西方国家直接翻译成起义、造反，现在中国农民出现多少万件的造反和起义？你们怎么解释？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当时导致大多数外国的大型投资商纷纷调高了在华投资的风险系数。其实外商也有一票否决的制度。什么叫一票否决呢？就是所有的投资评估都做完了，最后投不投资有一个关键指标，叫政治风险系数。为什么不到印度、斯里兰卡、巴勒斯坦等国家去投资？就是因为那些地方不安定，政治风险系数高。中国为什么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得到外商投资最多的国家？就是因为中国长期稳定。我们多年来大规模引进外资，促进中国发展，解决了资本短缺的问题，很大程度就是因为我们国家政治稳定。人家早有大量调查研究，知道我们现在社会日益表现为不稳定，你宣布一个数正好成为他一票否决的因素。当然这不怪数据被宣布出来，而在于我们自身在这些问题上以往关注程度不够，解决问题的办法不多。尤其是执政党转型这件事，我们的政治体制相对于复杂的社会矛盾还有一个适应过程。很多同志知道我们国家要进行政治改革，但是很少有哪一位从事基层工作的同志参加过有关政治改革的内部讨论。江泽民同志任总书记的时候就明确提出了一个任务，要有关方面认真讨论政党转型问题，中国的政治改革核心内容不是别的，是政党转型。什么叫政党转型，就是当我们这个国家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某种意义上是根本性变化之后,上层建筑的核心内容政党怎么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这是典型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我们原来是革命党，毛泽东同志建立新中国之后，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曾经讨论过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问题。但因为周边地缘政治环境紧张，中国不得不继续支持周边国家的革命。又由于我们先有朝鲜战争，接着有一系列的边境战争紧张局势发生，所以当时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党还不能真正意义上转变为执政党。后来，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中国共产党就更是革命党了，而不能完成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这样的历史任务。但是改革开放二十年，1978年到1988年然后到1998年二十年的时间经济基础已经相对发生了根本变化，这时候政治改革怎么搞？上一届的领导班子就明确提出要研究政党转型，所以我们说中国政治改革的核心其实是革命党如何转变成执政党。现在的很多现象都和这个转型相关。比如说，不许轻易动用武力，你是执政党，要安定社会，但是不许动用武力。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四川的那个事件。省委书记都被包进去了，去了两个师的武警，就是不敢开枪，最后有武警战士被砍死，尽管当时明明知道背后可能有坏人，但是当几万群众在场的情况下，不许轻易动用武力。我们处理问题的方式在执政党的条件下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能再用革命党时期的革命手段，而要用执政党时期的法治、制度的手段，同时也要采纳原来革命党时的有效办法。

这种经济发展必然出现社会矛盾复杂化，政治变革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难道就没有一个适应期吗？也有。而执政党转型的过程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很多朋友有不同意见，说这还是共产党吗？这些讨论没有太大意思。从毛泽东时候，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上就是四颗星围着中间一个中国共产党执政党的星，四颗星有资产阶级一颗星，小资产阶级一颗星，农民阶级那是半无产阶级，真正工人阶级只有一颗星啊。中国共产党建立国家之初，毛泽东在党内就明确告诉高级干部，我们现在搞不得社会主义，如果在一片小农的经济基础上去搞社会主义，充其量只能搞民粹主义，而且是农民的民粹主义。党内高层对毛泽东的讲话很清楚，特别是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和党内的高级干部讲话，主席讲得很明白，中国共产党在现阶段历史任务是发展新民主主义。有的领导同志问主席，什么叫新民主主义，与旧民主主义有什么不同？毛泽东说本质不同，新民主主义是共产党领导，就这一条，其他的没有什么太大不同。所以说，从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起，就非常清楚地判断形势，分析问题，提出了决策。怎么今天就忘了呢？我个人高度认同三个代表，毛泽东就是三个代表的典范。

执政党完成转型的重要标志，是锦涛同志提出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并且进一步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转变为新三民思想：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进一步发展到现在，明确提出“发展为人民，发展人民参与，发展的好处、发展的收益人民共享”。这是执政党转型完成的一个思想理论标志。从“三个代表”思想提出到三民思想的完善，有人说这是矛盾，我说错了，因为这恰恰是政党成熟的表现。试看我党历史，哪次交接班是如此的平稳？而这次在政党转型的同时，执政理念的完善，交接班的平稳，这是我十三亿中国百姓的大幸！幸甚没出问题，保持了稳定，谈何容易！现在中央有关人员在讨论十七大前后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我的观点很清楚，我们真是赶上好时候，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机会，我们完成了政党转型。现在中央提出新三民，按照新三民的思想去构建和谐社会，就得解决突出矛盾。我们看到第一个大问题就是社会矛盾中的化解。我们也都知道，三农问题其实都是农民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在这个阶段上有效的采取政策措施，化解现在的社会矛盾，我们已经完成的上层建筑核心问题——政党转型，所取得的伟大历史成就，恐怕也会受到负面影响。

所以，我请在座各位不要受某些似是而非的讨论影响，还是看本质。看我们党领导下的伟大国家、伟大民族发展和崛起的过程，我们现在需要什么？我的很多看法和院校知识分子完全风马牛不相及，他们一说都是美国怎么样、欧洲怎么样？我说美国欧洲是挺好，但我国不能那么搞。我们还是维持这个国家在稳定基础上的发展。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任务。

 

经济增长和政治转型过程中间所出现的不稳定的因素，如何才能消除？我们说现在的最大问题是三农问题。从这次的一号文件，中央已经六次强调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原来很多领导同志大部分也是这样的，无论是江总书记、胡耀邦总书记、赵紫阳总书记，还是现在胡锦涛同志任总书记，领导同志基本上礼贤下士，从谏如流。只要你真的是从调查研究所得出来的认识，来自于基层实践所提出的认识，领导同志是愿意听取的，哪怕他的看法不一样，他也愿意接受。我也经历过几次，我觉得和我们一般社会上风传的事情完全不是一回事。我随便举个例子，比如社会传说江泽民同志占有权力，不愿意退，我就完全不信这套。当年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之前召开座谈会时我参加过，会议上总书记同志身体不适，不断调整不断脱衣服，当时就跟到会专家说，你们看我的身体已经不适应一线的工作。我觉得说这话是真实的，因为我们亲眼看他脱衣服，身上只剩一件小背心。再说，你们看江泽民总书记退后对现实的决策有过任何一句话吗？像社会上那些小脚老太太传的那样，我们很多干部就信，很多学者就当真，他们不相信我党领导人从来都是既历经考验又有伟大胸怀的。我相信，我接触过。那次会事先有些老同志说，温铁军这次你去跟江总书记汇报，一定要把问题谈透。我觉得我还是有重托的，该说什么就说什么。江总书记听完后说，以前我以为农村的情况不错，没想到形势这么严峻，我会负责任的把你们反映的问题提交上去。政治局认真进行讨论，拿出这个意见，全面小康提出三农问题重中之重。我坚信我党领导同志是有胸怀的，否则不能如此平稳的完成交接班，如此平稳的推进了政党转型，我国的政治改革核心内容已经接近完成的这么一种情况。

从“三个代表”到三民思想的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新三民重要思想的结合就是执政党的理念，就表现为构建和谐社会和和谐发展观。所以我们说现在处在一个重大的历史机遇也是历史转变的阶段上。一定要经过全党多部门的配合，积极的努力化解我们现在前进路上的诸多绊脚石，保证中华民族在和平崛起的道路上能够平稳的可持续的走下去。

政治问题是经济问题的具体表现，稍微加一点内容，世界上主导的经济实质是什么？是1997年中共十五大政治文件中表述过的资本经济。请各位一定明白，金融资本的主要基础并非黄金，而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军事强权强大到什么程度。可能这话说的有点绕口，咱们简单举个例子。谁都知道美元不值钱，很多报纸说美国的美元现在严重泡沫化，至少应该贬值百分之七十，还有人分析说指不定哪天美元泡沫崩溃。为什么世界各国还要储备美元呢？为什么美元还是世界各国最硬的通货呢？为什么好多老百姓说不行就存点美元？是因为谁潜意识都相信美国手里面的大棒世界最大，想打谁就打谁。再告诉你们一个故事，很多人说美国打伊拉克是为伊拉克带去了民主自由，像咱们北大教授就说当兵要当美国兵，因为美国兵给人们带去了自由民主。但有谁知道真实原因是什么？我有一次在欧洲参加一个国际会议，欧洲的学者说很少有人注意这个现象，伊拉克总统萨达姆竟敢宣布，今后伊拉克对外的石油贸易用欧元结算拒绝美元。伊拉克一年三百多亿美元的石油贸易盈余，如果不用美元，那就意味着国际货币市场上一场风暴，意味着美元可能会整体坍塌。美国不打他打谁？你们恐怕也都知道，北朝鲜是伊拉克之外第二个敢于公开宣称，本国对外贸易只用欧元结算不用美元的。但是北朝鲜一年的外贸总量才三十多亿，而且几乎没有盈余，它是外贸逆差，所以美国人可以暂不拿它开刀。可伊拉克石油贸易全是盈余，都是顺差，萨达姆要敢把他的盈余全部改成欧元结算，就意味着有人在国际市场上抛了三百多亿美元，意味着美元一直会大幅度下滑。上次美国财政部长到中国来，和胡锦涛同志在握手的时候连“你好”都不说，第一句话就说我们希望中国人民币汇率会自由化。连起码的礼节都不讲，上去就说这句话，一定要把美国的重要信息传达给中国的第一把手。其实美国历届政府，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它的核心政策只有一条：力保美元地位。这就是当今世界之主要趋势。资本经济发展到现在的阶段，就是虚拟的金融资本主导的经济。它要求什么呢？要求任何一个金融资本背后所主要依托的信誉基础并不来源于你存多少黄金，有多少经济总量，而源于货币发行的那个国家是否有足够的政治军事强权。

请问如果一旦中国的政治军事强权解体或弱化，会出现什么局面？所有人在银行的存款一夜之间就子虚乌有。这个教训我曾经在苏东国家解体的时候有过非常明显的个人体验。苏东国家解体的时候我正好在美国进修，那个时候美国人奔走相告，说苏联的阵营垮了，下一步就是你们中国，你们撑不了几年。我说没门。我当时心里没底，苏东这么庞大的体系说垮就垮了，我带着节省的几千元生活费，一个人背着包去了苏东。媒体之所以把我叫成用脚做学问的学者，就是因为什么事一定要眼见为实，我不信美国人的报道，甚至不信我们大使馆的那些报道，他们不是学者，是官员。我一定自己去，我自费用四天时间去了七个国家，回来差点给我一个处分，说你擅自改变出国地点，因为我是公派。我说苏东社会主义解体之际，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自费前去考察，何错之有？党组说你写一份调查报告，如果真的考察可以不给处分。后来我写了一份调查报告发表，讲苏东国家怎么回事。有一个特殊现象请你们注意，几乎是伴随苏东任何一个国家政权解体的同时，出现了该国货币的大幅度贬值，百分之几千的贬值。以苏联为例，原来一个苏联的卢布顶二点三八美元，一旦苏联政权解体，一个美元换四千八百个卢布。苏联老百姓一辈子存一两万卢布，一夜之间还剩三四个美元，让他们怎么活？请问在座的各位，谁想看到中国也出类似情况。如果不想，请不要听信社会上那些谣言，坚定的和党保持一致。我们共同度过现在这段社会矛盾相对复杂的这个局面，以保证我国在相对稳定条件下可持续发展。

第二个背景，就是宏观经济问题。我们最近这几年是历史上难得见到的高速增长期，每年的增长速度都超过百分之九。上个世纪末朱镕基同志任总理的时候，曾经担心我们这个七上八下。GDP增长率要维持在百分之七以上，一旦到了百分之八就得通过膨胀下来。我们叫七上八下，说的白一点，GDP老是维持在七上八下，高一点就出问题，低一点不行，非得上去不可。因为低了没有就业、没有税收，没有财政分配。社会矛盾摆在你面前，参与政策研究的同志九十年代老是在七上八下的问题上想办法，怎么不能低于七，超过八就担心要出问题了。

而你们看，进入新世纪，特别是十六大召开以后，我们连续维持着九以上的增长，甚至这几年九点五以上的增长，不仅是高增长，而且是低膨胀，每年平均三亿以下，就业还在不断上涨。这种现象在世界经济范围内，只有美国在2001年出现过一年，结果就被美国的学者吹成美国的新经济现象，我们中国从北大开始到所有这些大学者都在大讲美国出现新经济现象，改写了经济学。我不太客气地问一句话，本国出现三年了，怎么没见一个大学者出来讲讲中国的新经济现象改写了经济学？且不说这些事情，我们宏观经济增长的本身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才引起了国际理论界相当强烈的反响。从英国人提出北京的务实，到现在美国人提出中国经验，大家都在关注中国的发展。我前不久到欧洲去，欧洲人说过去我们一个月在报纸上见不到几条中国的事，现在每天的报纸都在谈中国。我们能为此高兴，这当然是正常，我们应该高兴。但是我觉得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是非常冷静的，他们在分析问题。最近这一年多时间，我参加了几次有关重大经济问题的座谈会，大家畅所欲言，领导有问题就问，很融洽的交流。担心的问题是什么？无外乎第一是我们的经济增长尽管连续高速，但是经济结构有问题。这个问题被我简单描述为什么呢？经济增长靠三辆马车，我们现在是两匹骏马加一头瘦驴。两匹骏马前加一头瘦驴，请问这个经济增长稳吗？哪两匹骏马呢？一是投资很高，有的时候超过百分之五十以上，这是前所未有的高投资；另外就是出口，出口增长趋势，每年贸易盈余顺差上千亿美元。三辆马车——投资、消费、出口，我们投资高、出口高，中间消费上不去，消费对GDP的贡献长期以来维持在三分之一左右，远低于投资和出口。　　我们把进出口加起来比GDP，叫做对外经济依存度，去年2005年高达百分之八十以上，美国百分之三十几。我们这么一个人口大国，怎么可以不靠内需而去靠外需拉动经济增长呢？这是一种病态。当然计算上我们有很多问题，大家可以一起讨论。但是你看连续数据，1993年国家调整汇率以后，1994年出现过对外经济依存度超过百分之四十，现在短短十几年过去，我们超过百分之八十。这种经济结构的不平衡其实隐含着问题，大家都应该有这忧患。为什么呢？我们知道，投资连续走高，就意味着整个生产能力得到扩充。如果都不发展，就必然导致生产能力下降。在南方很多发达地区，生产能力社会闲置的比例已经超过三分之一。有些地方办的开发区，入区企业三分之一严重亏损，应该破产，三分之一勉强维持，只有三分之一是好的，其重要原因就是投资上去以后，生产能力产生了，没有消费。这些年国家有关部门统计，从统计六百多种商品到现在统计一千多种商品，没有任何一种商品是需求大于供给的，而供给大于需求的超过百分之七十。请问能不出现生产过剩吗？

最近两年我们内部讨论，像中央领导的报告，都特别强调中国可能会发生生产过剩型的经济危机，因此当务之急是扩大内需，促进消费。扩大内需怎么来，谁没有消费能力？你们看看其他相关分析，我们知道占人口百分之二十的、相对富裕的中等收入阶层，占了社会存款的百分之五十五，其他百分之八十的社会公众只占有百分之四十五，而最穷百分之二十的人只占有百分之四的存款。社会严重分配不公条件下，收入差别拉大，想消费的人没钱，有钱的人不消费。好多人已经买两套房子两辆车了，你还让他消费什么？再消费就消费全部是外国高档进口的名牌，这就有点像巴西、墨西哥了。我们现在很多国内的大腕，暴富起来以后到美国长岛去买别墅，不在国内消费。在国内消费，也一定要买国外最贵的名牌，原装进口的，人家不买合资的。暴富起来的一批人并不能真正拉动消费，而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大多数消费能力有限。这样的一个经济结构，我们怎么能够维持本世纪中国达到全面小康的大目标呢？怎么能够维持平稳的经济增长呢？一旦生产过盛危机全面爆发的时候，所有招商引资的政绩也会大打折扣，甚至可能直接转为损失。

为什么呢？政府说我三通一平了，我垫了款，本来指望招商引资进来的企业，三年、五年、十年、八年后能慢慢还给我，还不起了，生产过剩，企业破产，没有利税可言，同时因为企业破产可能会造成大量失业，包袱最后都甩给政府了。怎么解决？客观讲我们不存在一种机制，就是地方政府、各级干部主动降低自己招商引资的热情。为什么呢？你不招商引资，GDP就下来了，政绩就掉下来了。不久前在国务院汇报时候，我对温家宝总理说，请总理务必考虑一个重要的机制性问题，那就是如果我们不改变干部考核的指标，招商引资的问题解决不了，会加剧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爆发时候的烈度，损失会更大。最近，清华大学的胡鞍钢教授也提出，建议中央省以下取消GDP指标，不再计算省以下GDP指标，比什么呢？比谁破坏资源，谁更多的制造社会矛盾。所以说，我们现在经济发展出现的这个结构严重失衡，将会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表现为生活上的，而生产过剩造成的破坏是直接对生产力的破坏，损失将由政府来解决。

因此，从宏观角度来说，政治上我们面对着复杂社会矛盾的问题，经济上我们有结构失衡，可能会导致危机的问题。请问，社会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都是现实可能，难道让中央还按原来的道路走吗？还按原来的办法办那是不行的。我个人认为，中央出台的十一五规划全面贯彻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并且强调新农村建设，其实是针对了社会矛盾的尖锐和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而提出的战略调整的举措，是全党全国人民都要关注都要参与的重大历史任务。这是我要说的第一部分--背景。

 

实施新农村建设战略，切实提高农民收入

从2002年十六大以后，每年都要在年初召开一次中央党校的省部级高级干部研讨班，主要意义在于统一党内高官思想，贯彻中央的战略调整力度。我们看到的是，2003年中央科学发展观提出之后，2004年年初中央党校的省部级高级干部班专题研讨科学发展观，在那次研讨上有三本参考书，其中有一本是当年叫板中国的莱斯特•布朗的，他是美国一位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提法，叫谁来养活中国？他认为中国耕地资源有限，粮食产量不足以维持庞大的人口需求，这是九十年代初期提出的。提出后不久，中国粮食在1996年突破了一万亿斤产量，事实等于给了他一个回答，中国有能力自己养活自己。接着就导致1997年以后粮食过盛，农民收入应声下降，连续四年出现农民收入增长速度为负，农民负担加重，社会问题严重。在那儿之后，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又提出水资源的不足，也不能养活自己。这次提出的B模式，就是按照发达国家已经有过的一个发达经验，叫A模式。发达国家的发展高度，中国走不了，他算了一笔帐，如果中国人都像美国人那样家家户户有汽车，光停车场的占地就能把我国的优质良田都占光了，因此提出了一系列资源短缺问题。这本书在2004年初中央党校高级干部班上成为参考书。实际上潜在的变化请大家注意，九十年代时候我们批他，结果到了2004年我们把他的著作当成一个参考，党校的高级干部都要看、讨论，这个问题说明什么？说明我们意识到不仅是中国国内的资源支撑不住这个发展模式，环境支撑不住，世界市场上的资源也不足以支撑中国这样的发展模式。所以，科学发展观才是重要的。

2006年年初中央再次召开省部级高级干部班的时候，专题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什么我说它有反弹琵琶的作用呢？就是刚才我已经讲到，我们可能出现的生产过剩的危机靠什么化解？生产能力已经上来了，建设投资已经上来了。我们也知道现在基建三材的市场价格已经下来了，中国的钢铁生产能力、水泥生产能力、铝型材生产能力等生产能力的过剩已经突显。这时候怎么办？难道就听任生产过剩能力闲置，听任生产过剩危机爆发，而我们手足无措吗？我们会看着这种损失冲击我国的经济增长吗？不能。那怎么办呢？就是最缺投资的农村应该成为投资重点。短期内看，我们说2006、2007年可能会出现GDP速度有所下降，因为谁都知道，对农村基础设施加强投入短期内没有明显的经济回报。于是很多学者给中央提意见，他讲的是经济规律呀，你一元投资东部一年能打十几个滚，赚十几次的收益，你投在农村，一年打一个滚，两年、三年能打滚吗？能有收益吗？经济规律决定他不能有收益，因此单纯从投资回报的角度来看，反弹琵琶短期内未必见效，甚至要承受GDP可能下滑带来的问题。这就看我们这个庞大人口的国家领导有没有这种魄力，能不能承受短期的损失而追求科学发展观的两个要点：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

我个人判断，现在中央决心已下。上次当面向总理、副总理汇报，我专题谈的是新农村建设，谈完后当时总理给了一个积极的回应，看来我们得采取个大动作，认真搞个三、五年，农村局面有可能改变。这次中央召开省部级高级干部培训班之前，锦涛总书记直接跟有关领导部门对话，要求有关部门做出明显的举措。这个举措会带来的客观作用是什么？短期内承受一定的压力，长期的发展是不是会有正面的效果呢？我个人相信会有正面效果的。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知道，农民从各地到广东打工，全部成本自己承担，如果找不到工作，人吃马喂他也得有损失，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把投资方向转移，以国家的投资能力带动社会投资，不仅能够缓解可能发生的生产过剩问题，同时可能会使得农民在家门口就打工。因为中央把政策明确下来，今后国家的支农资金要投到村以下和农民息息相关的小型项目上，比如道路、水利、沼气、电力等，那就会带动农民在家门口附近就打工，他不是小数，动辄是千亿的规模。农民和一些富裕起来的人不一样，他们得到的现金会转化为当期消费，而且会转化为对一般制造业产品的消费，而不是国外名牌，他不会买一些高档的产品。于是就会有效的拉动中小企业的发展，中小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六到八倍于大企业，这就会相应的缓解新增劳动力就业的矛盾，就会出现更多的劳动力离开农业变成非农就业。另外有相当多的地方，只要基础设施投资上去，这些地方就会转化为城镇。中央提出的城镇化发展战略也有可能在这样一个反弹琵琶的过程中有效的得到贯彻落实。那请问，中小企业发展，非农就业增加，城镇化发展难道不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吗？所以，一般经济规律当然会告诉我们现在把投资投到基层，不会当期创造收益，但是却可能有效的形成消费需求，转变成内需拉动。同时，至少在十七大前后，不至于出现生产过剩的危机，爆发性的导致损失这样的局面，也就保了2008年奥运会，保了十七大的平稳过渡。中国的政治安定仍然可能继续，难道这不是大战略吗？

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们知道，除了经济结构的调整之外，我们可以利用经济战略调整的方式，有效的提高农民的非农收入。同时我们将看到，中国将走出一个不同于我们刚才所说的，只要经济短期内快速增长必然带来社会矛盾增加，导致社会发展中断，一般发展中的国家都会出现的危机，我们有可能跳出这个危机。我们到底要什么？我们希望各级各部门的干部都统一到中央的认识水平上，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我们宁可忍受短期可能出现的问题，以追求中长期相对稳定的快速发展，以保持我们在二十一世纪中国将最终面临国际金融资本竞争条件之下，我们政治稳定，人民币稳定，我们的金融资本稳定。这还得说上另外一个情况，请大家注意，我们已经出现了三种过剩，它不是一般的生产过剩，同时出现了资本过剩和劳动力的过剩。劳动力过剩是老矛盾，温家宝总理在就任的当时就明确指出，全部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总量才4亿3千万，而中国一国就是7个多亿，我们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一般国家都不可能遇到的问题。家宝总理讲的这是统计数字，是18岁到60岁，而按照一般的世界的指标是16岁到65岁，如果我们按此年龄段统计，中国的劳动力早已经超过8个亿。我们都知道现在农村从事农业劳动的是386199部队，即老人、妇女、儿童，农村中的老人没有退休金，超过六十岁还能干活儿呢，超过七十岁也得干活儿呀。他们不算劳动力吗，他们在地里干活儿呢！农村中大量辍学的半大小子，十几岁，难道他们不干活儿吗？把这些算为劳动力，中国超过8个亿，而农村的劳动力就有五个亿。怎么解决？像欧洲这些国家人口很少都不到一个亿，都有严重的失业问题，失业问题导致社会矛盾。那么请问我国呢，过剩的问题怎么解决？我们不得不考虑。其次我们刚才生产过剩已经讲过了，今天不多说。

接下来我们说资本过剩。很少有人承认这一点，可是你们看看数据，我国现在银行存款大于贷款的总规模早已超过8万个亿。8万个亿银行支付不出去，银行还得支付存款利息，里外里它不亏吗？所以银行系统又要开通利息税，又要对小储户收取服务费，想尽办法想把银行庞大的存款负担减少，减得下去吗？减不下去。那你说让银行给生产企业贷款，我们都拼命招商引资，可你们问问银行，银行很清楚，明知道你们这些企业都生产过剩，设备闲置，给你贷款肯定瞎了，因此，银行惜贷是很普通的现象。而为何银行要追着大房地产商拼命给贷款，明明知道贷款可能会砸在房地产上？因为安全，顶多不过是暂时还不上，但还有房地产，顶多转化为银行资产。生产上不安全，只能投资房地产，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会畸形的。再看我们的外汇储备，去年年底就达到8500个亿，变成世界第一大储备国，想没想过是重大损失？美国人印出一张100美元的纸币，成本是四个美分，是万分之四成本，因此美国一直保美元是他的第一战略，是核心战略。我们把本国有限的资源破坏了，压低劳工价格，成集装箱的往美国送，换回来四美分的纸币，那还是有形的。现在都讲究电子货币，你的东西送到我这里，电脑里记个数，连四美分都没有，电脑敲进去了，证明有这个数。8500亿美元能干什么呢？一手我们的招商引资，承诺15%的回报，一手我们生产成集装箱的成物产品换回来的是纸，甚至连纸都不是，是一个数。这不公平吗？这难道是我们要继续发展的经济过程吗？我们里外里都在吃大亏。

三大过剩条件下，我们难道就坐等最终爆发危机吗？得反弹琵琶。五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央派出几个研究组去考察日本、韩国的曾经有过的金融危机。考察组给中央的报告很清楚，在最近几十年东亚发展过程中间，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省相继开展过新农村运动。日本最早六十年代，韩国其次是七十年代，台湾是七十年代末，都靠这种方式，通过对农村的投资，一方面改善了农村的基础环境，使得农村衰败的速度减缓，农民破产的速度减缓，另外一方面又造成了城镇化和中小企业的发展，有效的维持了经济稳定，为这些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稳定，特别是进入工业化中期经济要上台阶的这个阶段的稳定增长尊定了基础。这些报告都受到了中央的重视。锦涛总书记的两个阶段、两个反哺可以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调整结合在一起，即中国到了工业初级阶段，我们已经是三大过剩，三大过剩怎么缓解？靠加强新农村建设来缓解，所以反弹琵琶针对的是我们背景的两大问题。因此我们说，恐怕中央召开省部级高级干部班统一思想这个安排还可能会进一步继续，各级都会召开相应的统一思想的学习讨论。一是全党步调一致，推进这样一个战略调整的举措。这是第二点，新农村建设是面对现在经济社会矛盾的反弹琵琶。

 

新农村建设的几个要点

这次的一号文件，请大家注意，读起来有点儿难，什么都说了，似乎重点不突出，面面俱到。一些同志不理解，问文件怎么这么多内容，到底什么是重点？其实它恰恰体现了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的思想，要全党全国人民广泛参与，并且动员社会广泛参与。一号文件的几十条牵扯到所有部门，无论是农业、税收、还是科教、文卫，所有部门都有政策规定，包括环保、建设，在这里面都有相应的提法。这就是全党动员，政府所有部门都责无旁贷。

这次的一号文件所要推进的新农村建设，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就是广泛参与，多部门形成合力。比如，苏南某些地方早在十六届五中刚开，就已经请各方面的专家去讨论，纷纷建立了一把手牵头的领导小组，多个权威部门参加，组织部、宣传部等党口的部门没有一个可以说我们跟这事没关系，普遍参加，以体现这是党的中心任务，来推进新农村建设。搞得早一点，人家指标体系都出来了。比如像苏南，去年10月下旬刚刚开五中全会，他们就找了一批专家讨论指标体系问题，并且已经做了明确安排：到2006年贯彻十一五规划第一年，至少50%农村基层可以完成国家的新农村建设任务；到十一五的第二年，达到80%；到十一五的第三年，能够超前完成十一五的新农村建设任务。很多地方的做法有些操之过急，也反映出发达地区的干部，特别是南方的干部脑子太灵活，中央还没开省部级领导干部统一思想，他们就先走一步了。我们说多部门的共同的行动要靠党来领导，是党领导下的多部门和社会广泛参与的一场战略行动。

第二是新农村要靠综合改革推进。看看一号文件和改革相关的表述相当多，而且不是单一的某个项目的改革。既有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在农村局面相对比较复杂的情况下，单项改革不但事倍而功半，而且往往适得其反。矛盾累积到相当的程度，靠某一个部门推进哪一项改革，往往没有好的结果。因此这次一号文件很多篇幅讲改革，其实是农村需要综合改革。综合改革推进了，才能推动新农村建设。不是一个红墙绿瓦，不是说我们有点儿投资到农村去改善改善环境就完了，而在各个方面都要深化改革，并且综合配套，才能化解农村目前面对的问题。

第三是新农村建设不是一个简单的硬件建设，不是红墙绿瓦，是有政策界限的。中央在一号文件表述中进一步丰富了十六届五中全会“四不主义”，变成了“五要五不”。针对新农村建设提出之后有些地方出现偏差，以为又到了一次大拆大建的时候了的情况，锦涛总书记在中央会议讲话的时候特别提醒，搞新农村建设不是让各地再搞一次红墙绿瓦，不是简单的建设。在这次中央党校高级班上，锦涛总书记讲话用了相当多的篇幅，强调要尊重农民意愿，因地制宜，实事求是。表现在一号文件上就是“五要五不”，设置的政策底线，不许包干代替，不许一刀切，不许急躁冒进、不许盲目攀比等。

第四个特点，这次的新农村建设一定体现的是政府主导农民主体原则。指导思想很清楚，政府主导其实一定程度上就是要提高农民的国民待遇，以政府的公共投资来缓解现下农村开支不足的问题，像北京郊区好得多，但对大多数中西部就没有这么好的条件了。所以及时发动农民参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就意味着我们要改革创新。这些问题上我想我们以往有关部门重视不够，本部门从上面得到投资，就把这件事干了，农民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相关，这些需要我们认真改进。因此我们说第四个特点是，政府主导，农民主体，要以政府有限的投资，做为扛杆来撬动农民成为主体，让农民有积极性，这样才能真正形成新农村建设。

最后，提一下我最近的两个观点，叫两个没有看到。什么两个没有看到？第一个，我走了这么多发达国家，没看到哪个发达国家的农业现代化是成功的。问美国人，你们美国人的农业现代化成功吗？没有一个美国严肃的学者说是成功的，他们都很担忧，因为美国的农业是补贴。美国一共才17万个农场主，平均每年得到政府1万美元的直接补贴，这是高补贴。我曾跟美国大使馆农业参赞谈，说我们其实一点都不想反对美国政府给农场主补贴，你们一补贴，国际市场的粮食价格就便宜，我们大量进口粮食，我们就占便宜，何乐而不为呢？你们等于补贴我们消费。我们这些年的粮、棉、油，如果折算成土地，等于已经进了1亿5千万平土地。尤其是像北京这样的地方，生产粮食不景气。大家都知道，一般大城市的消费，农业产品的消费不可能靠大城市郊区来满足。我们说美国的农业现代化不能算成功，同理，我们在大城市郊区搞农业现代化，恐怕也很难说有明显的成功的典范。第二个没看到什么呢，我走了这么多发展中国家，没看到哪个发展中的国家的城市化是成功的。这话说起来别扭，比如巴西城市化率高达80%，墨西哥城市化率达到70%，他们不都是很高吗？我们国家工业化速度很大，城市化率差好几个百分点等，数据是这样的。请各位注意，发展中的国家城市是怎么加快呢？农村土地是私有的，地主要扩大规模，占地占田，就会造成无数的小农破产，成为无地户。一条路是造反，一条路是变成城市贫民窟人口。因此几乎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国家，有一个算一个，都叫空间平移贫困。空间上把农村贫困转移到城市。这难道是我们要的城市化吗？北京人都知道龙须沟，北京人难道愿意再要一个龙须沟？上海人都知道解放前有闸北棚户区，难道上海还想再要一个闸北棚户区吗？我们不能仿照其他发展中国家靠贫民窟来完成城市化的方式。因此十六届五中全会也好，还有现在所有的文件也好，都没有单纯的简单化的强调加快城市化，而讲的什么呢？城镇化战略。这和我之前讲到的新农村建设客观作用有一致性。无论我们怎么看，但总之我强调眼见为实，耳听为虚。

到现在为止，我已经跑了四十多个国家，发达国家像美国已经跑了十多次了。我们看到的是发达国家的农业，尽管天上卫星定位，大型的机械连耕带收能够完成。我们做到这种农业，除非政府给解决，否则无法维持。因此我们要改变我们的农业现代化实现方式，既吸取发达国家的经验，也要注重它的教训，两面都要看，我们才能走得稳。我们是要推进城市化，北京开了一次首都人口与发展战略的研讨会，会议论文明确告诉我们北京的人口承载极限是1800万，南水北调前原来是1500万-1600万，有了南水北调，充其量只是1800万，现在就已经1790万了。由于资源不足，承载能力有限，北京地下水超采超过100%，北京早已经不是一个适合人居住的城市，环境严重污染，资源严重破坏。我们也知道地下水开采比重超过40%叫超采，超过70%叫严重超采，就是不可恢复了，而北京现在是100%超采。据专家测算，如果北京不控制，按照目前发展的速度，两个南水北调也不够。这就是我们的城市化吗？我们不能不居安思危吧？已经有明显的危了，再不思危，恐怕我们不能生存。我们怎么办？中央的战略思想，包括战略调整部署都已经明确了，现在需要各级各地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拿出自己本地与中央调整战略相结合的方法，剩下的事情恐怕就看各个有关部门如何操作了。

今天我就汇报这些，谢谢大家。

（报告时间为2007年）

责任编辑：刘晓楠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1/1011/61272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