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华：西藏问题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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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的基本情况

最近，我们的媒体都在不断介绍西藏方面的一些情况，一些最基本的情况大家可能也都比较清楚了。西藏的最大特点就是高海拔、缺氧。西藏的地理位置应该说非常重要，它是我们国家西南边疆的一个门户。我们国家56个民族，有五个省一级的民族自治地方，西藏是其中之一。我们的西藏除了有一个西藏自治区以外，在其他的四个省里面还有十个藏族自治州。

十个藏族自治州分布在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四个省区，青海占了六个，甘肃有一个，四川有两个，云南有一个。达赖在外面搞所谓的大藏区，大藏区的概念就是我们的西藏自治区另外包括四省藏区的这样一个面积。达赖要求的大藏区占了中国领土的1/4，将近240万平方公里。1989年，达赖获诺贝尔和平奖，之后他曾经写过一本自传，叫做《流亡中的自由》。这本书前面画了一张地图，这张地图就把中国整个肢解了，所谓大藏区的边境划到了成都，把内蒙划到蒙古共和国去，把新疆划为东土耳其斯坦划出去，甚至我们的东北地区划成一个满洲国。

我们现在的行政区域划分，实际上是按照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国家政治制度进行划分的，各个不同的民族地区都有自己相应的自治地方和自治机关。大家也都知道，我们国家少数民族的分布有一个自己历史上形成的特点，就是大杂居和小聚居。我们的56个民族，55个少数民族，人员分布非常杂。我们不可能像有些人讲的那样实行邦联、联邦制度。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应该是两个结合，既是民族和区域相结合，同时也是政治和经济相结合，这就是我们国家解决民族问题自己独创的有中国特色的也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这样一个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是我们一定要坚持的基本的政治制度。

西藏自治区是在1965年成立的，西藏自治区是我们国家五个省一级的民族自治地方成立最晚的一个自治区。最早的一个自治区是内蒙古自治区，我们的内蒙古自治区是在1947年成立的，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内蒙古自治区就成立了。

刚才我讲到西藏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是我们国家西南边疆的门户，有12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而且整体边境线有4000多公里，其中有尼泊尔、锡金、不丹、印度、缅甸这样一些国家都和我们接壤。应该说西藏是国家西南边疆的一个天然的屏障。大家知道，喜马拉雅山地区的高山阻隔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战略地位非常重要的地区。西藏自治区的人口将近280万，其中自治人口比例非常高，占95%，其他的民族还有汉族、蒙族、回族，还有当地夏巴人、僜巴人等。

青藏高原很高，平均海拔在4千公尺以上，所以被称为世界屋脊，世界第三极。珠穆朗玛峰的海拔2005年测定是8844.43米。最近珠峰又是大家关注的一个地方，我们的奥运圣火在那里传播。海拔高最大的特点就是高原缺氧，去过那个地方的同志都知道，那个地方夏天会好一些，冬天的时候缺氧能达到40%以上，就不太舒服了。但是实际上西藏是一个非常立体的环境地区，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是雪山、都是光秃秃的高原地方。这是2006年的时候，我在中印边境的亚东地区拍的，层次非常清楚，上面是雪山、下面也有森林覆盖，有农田，也有树木，是非常好的、非常漂亮的立体景观。

 

下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样一个历史。我们回顾一下，实际上在历史问题上是我们跟达赖集团和西方敌对势力他们之间的根本分歧所在。尽管达赖喇嘛现在说，他可以搁置西藏的历史问题不去谈，考虑到西藏的发展、人民的福祉来跟中央进行接触商谈，但是事实上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对西藏历史上是一个独立国家这样一种观点的表述。

有人讲，西藏在吐蕃王朝的时候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事实上从我们国家的一个整体疆域划分的角度，从史学的角度来讲，在吐蕃王朝的时候，西藏只不过是中国整个疆域的一个民族政权，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吐蕃王朝是吐蕃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吐蕃王朝不归唐朝的行政管辖，但是也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现在很多中央领导同志，包括研究藏学的学者也这样讲，西藏历史上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这个表述应该有着坚实的历史研究的基础的。到了13世纪，也就是元朝的时候，它正式归入到中央政权行政管辖之下。我觉得这个表述非常清楚、非常科学，也是有着坚实的学术研究基础。

这样一个表述实际上我们从很多地方都可以得到证实。唐朝之后，内地进入五代十国这样一个格局时期，吐蕃王朝也就开始崩溃了，西藏开始进入了一个没有统一政权的分治时期。应该说西藏整体的历史跟中国的历史阶段还是有很多衔接之处的。大家看到，这张图片是现在树立在大昭寺门前的唐蕃会盟碑，对唐蕃会盟的一些记载。就在大昭寺门口，很早的地方还有一些柳树在，当然这些柳树肯定不是唐朝的柳树了，但是西藏的很多老百姓把那个柳树叫唐柳。当年大昭寺会盟碑边上种的柳树，是文成公主带过去种在那儿的，所以老百姓现在还管那个柳树叫唐柳。虽然不是行政管辖，但是之间的交往还是很密切的。

这是大昭寺的金顶，非常漂亮。大昭寺是西藏一个非常重要的寺庙。这张图片是在大昭寺门前朝拜的藏族信众，他们五体投地来朝拜。大昭寺里面最重要的一尊佛像是释迦牟尼12岁的一尊等身像，这尊等身像是当年文成公主进藏的时候带进去的，是大昭寺的镇寺之宝，也是我们藏族群众朝拜的最主要的一尊佛像，很多藏族老百姓都是不远千里、磕着长头来拉萨拜佛。

到了13世纪的中叶，也就是元朝中央政权把西藏正式纳入了自己的行政管辖之下。在这里面，实际上也有很多故事。元朝把西藏纳入自己的行政管辖，没有战争出现，是西藏当地地方政府归顺于元朝的。这个归顺最初就是西藏萨迦派的高僧萨迦班智达到凉州（就是现在甘肃省河西走廊）的地方，与当时还没有掌握中央政权的蒙古军事统帅进行会盟，然后萨迦代表西藏地方势力与蒙古王室建立一种政治上的联系，而且定了西藏归顺的条件。此后，元朝蒙古取得了中央政权之后，西藏很自然地归顺到中央政权的行政管辖之下。

中华民族的历史，各个民族之间关系的形成，很多不是靠战争的征服，而是靠一种联谊、和亲和宗教上的往来形成的统一的中华民族的形态。

到明朝的时候，基本上是承袭了元朝统治西藏的制度，但是采取了新的方法，叫做僧官封授制度，就是在西藏封了很多法王。当时西藏各个不同的教派都封为王。像我们现在知道的大宝法王，就是噶举派，是明朝的时候封的。萨迦派封为大乘法王。格鲁派就是现在达赖班禅的这个教派，格鲁派黄教封为大慈法王，而且还封了三世达赖喇嘛。明朝统治的办法实际上广泛联络西藏的各个教派。在这种情况之下，当年西藏和中央政权的之间的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不同的教派为了得到中央政权更好的待遇，往来朝贡络绎不绝，非常热闹。

僧官封授制度从研究历史的角度来分析，它还是有其优势的。我们中国共产党现在的宗教政策也是，不论教派大小，一律平等，实际上在明朝的时候也是采取了这样一种政策。

到清朝，情况就有了一些变化。清朝有几个阶段，大家可以记住，也是非常重要的。清朝取代明朝之后，把西藏与中央王朝和祖国内地的关系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说，很多地方更加规范化和制度化了。我们讲到几个最重要的阶段，一个是在顺治时期，顺治时期五世达赖曾经进京拜谒顺治皇帝，而且顺治皇帝封了他一个很长的封号，不容易记住，我们只需要记住的是，十四世达赖喇嘛现在手里拿的那方印，它的这个封号就是顺治时候中央政权封他的封号，也就是从五世达赖开始，后边的若干世达赖的封号就是中央政权给他封的，而且给他金册、金印。以后的历史，达赖喇嘛由中央册封，这就成历史的定制了。

还有一个阶段，就是康熙时期。康熙皇帝策封了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也就是说，现在第十一世班禅的前辈五世班禅就是在康熙年间中央册封的。实际上格鲁派两大活佛转世系统，在清朝的时候已经被中央封定了，成为一种定制。这个很重要，不管怎么说，班禅和达赖现在的封号都是中央给的。

雍正时期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在西藏设置了驻藏大臣，而且是由朝廷直接派官员代表中央来监管西藏的地方事务。与此同时，中央已经开始在西藏驻军了。而且，已经划定了西藏与周边藏区的界限。

这就是五世达赖喇嘛当时在进京朝觐顺治皇帝，这张照片是布达拉宫的一个壁画，看那个座次，皇帝的座位肯定比他高，至今也是这样，包括十一世班禅转世的时候，李铁映代表中央政府去主持十一世班禅的即位典礼，我们当时在西藏摆位置的时候，看了很多的历史资料，然后也参照这些，李铁映的那个位置，肯定要比班禅的位置高，这就是中央的权威啊，不能随便摆的，位置很重要。

在封建帝王治理西藏时期，乾隆时期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阶段。在1793年中央政府颁布了一个钦定善后章程29条。我们现在老说29条，29条的第一条就规定了达赖、班禅和一些大的活佛转世里面的金瓶掣签制度，也就是乾隆把藏传佛教的金瓶掣签制度给确立起来了。这29条当中，对西藏的人事、财政、军事、外交、宗教等都做出了非常明确的规定，包括西藏的文武官员的品级。实际上我们看旧西藏的文武官员，特别是俗官(僧官当然是穿袈裟)的官服,很多跟清朝的官服一样。一直到和平解决之前，西藏地方政府（包括阿沛阿旺晋美）的官服保留了清朝了一些基本的样式。文武官员的品级、名额、军队的人数、军官的等级，以及达赖班禅他们和驻藏大臣的关系，包括他们领多少薪俸（因为他们政教合一），都由中央政府在29条里规定了，非常明确。另外跟尼泊尔等外国如何发生贸易关系、人员往来等规定，这在29条里都有。所以我说，它标志着清朝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施政发展到了最高阶段。

 

 

尽管这里面有清末的腐败和英帝国主义对西藏的两次武装入侵，但是西藏在中央政权的管辖之下这样一种历史的格局是从来没有改变过的。清乾隆年间治藏的相关法律制度，应该说西藏在中央政权的管辖之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个匾额就是至今供奉在布达拉宫的一个牌位，叫做当今皇帝万岁、万万岁，四种文字，藏文、汉文、满文、蒙文，现在还在布达拉宫摆着，一直在那儿摆着。

民国时期，基本上承袭了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的主权管辖。辛亥革命后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当中明确规定了，西藏是中华民国领土的一部分。在1912年的时候，中央政府还设立了蒙藏事务局，任命了蒙藏办事长官。后来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以后，在中华民国的训政时期的约法当中，又重申了上述立场。1928年，中央行政院专门设立了蒙藏委员会，这个蒙藏委员会至今台湾保留着。前些年因为陈水扁当政的时候，想不断削弱蒙藏委员会的管理权限，甚至挤压一些研究蒙藏、研究藏学的人，给他们很少的经费，甚至不给经费。但是事实上，到现在为止，这个机构依然存在。国民党时期的参政两院里面都有西藏的代表。而且西藏地方政府在南京也设立了办事处，跟中央之间的关系始终没有间断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西藏和祖国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1959年西藏叛乱之后，我们实行了民主改革，西藏可以说从1959年废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之后，正式进入祖国大家庭当中。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我们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召开过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为西藏的发展制定了很多的特殊政策、优惠措施，采取了中央关心西藏、全国支援西藏这样的一些方针政策，使西藏能够在祖国大家庭当中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应该从1989年到今年3.14之前，我们差不多有20年的时间保持了西藏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应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西藏和祖国内地的交往达到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这张照片是当年（1954年）达赖和班禅联袂进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会之后，毛主席、周总理接见他们两个人时拍的。这张照片是1956年，西藏自治区曾经成立了筹备委员会，刚才我讲1965年自治区正式成立，但是在1956年的时候，我们曾经成立过一个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当时的十四世达赖是筹备委员会主任。陈毅将军当时率中央代表团进藏去祝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

1954年的时候，达赖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委员会副委员长，班禅是政协副主席，也是人大常委。1956年时候，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达赖是筹备委员会的主任，班禅是副主任。陈毅同志当时带着中央代表团进藏，这里面也有一个小故事。当年陈毅同志率中央代表团进藏走了一个月的时间，就是道路不通，走得非常艰难，一直到看到布达拉宫了，就是现在我们讲的拉萨火车站那个地方哲蚌寺前后，因为那时候西藏也没有什么高的建筑，布达拉宫非常清晰，看到了，但是只得在哲蚌寺下面搭账篷住了一夜，第二天才进到拉萨市里面，到了布达拉宫。拉萨虽然是首府，但是基本上没有路。

还有一件事情，当年英国人曾经送给过十四世喇嘛一辆汽车，由于没有路，这辆汽车没有办法从印度开到西藏来，因此把汽车整个零部件都拆散了，用牦牛、马把这个汽车的部件驮到拉萨，然后再组装起来。组装起来也没有路可开，就在布达拉宫下面修了一条一公里的土路，把这个汽车在那儿开了开，走了走。但是后来这辆车也就没用了。后来这个车干什么了呢？它有一个发动机，有人用他来放电影。西藏那时候到现在不过就是50多年这样一个历史。

我最后的结论就是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从元朝开始西藏纳入到中央政府的行政管辖之下，中央政权在西藏的主权管辖从来没有放弃过。尽管有19世纪晚期帝国主义的入侵，有清朝中央政权的腐败无能，有民国时期和南京政府的执政时期的一些国事孱弱，但是我们的中央政权对西藏的主权管辖从来没有丧失。西藏自元朝归入到中国这个管辖之后，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的行政管辖。这样的结论我想大家从前面历史的简要叙述当中应该看得非常得清楚了。

西藏在1959年之前，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的社会。这个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的社会，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的社会制度。政教合一的制度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可能西藏基本上算是唯一的。这种社会有多黑暗，最近民族文化宫在办展览，我看5.1节期间去的人很多，很多人留言。年龄大一点的同志曾经看过一些农奴的电影。实际上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讲，我们说封建农奴制，特别是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是一种畸形的社会。所谓畸形的社会有两个数字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一个是95%的人是农奴和奴隶，只有5%的人是农奴主阶层，包括三大领主，僧人、贵族和官员。反过来，5%的人占有着西藏95%的资源，而95%的人只有西藏整个资源的5%。这个社会肯定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畸形发展的社会。

这个照片是我从大英博物馆找来的英国人当年拍的照片，从这个装束和人的服饰可以看出来，这样的社会制度下农奴和奴隶悲惨的社会境遇。1959年，西藏实行民主改革，废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西藏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现在最常用的一个词是翻天覆地，这里翻天覆地真的不是一个词，从这些农奴当家做主人翻身解放的根本性的变化当中，确实是翻天覆地。

 

 

我所在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总干事拉巴平措，今年60多岁了，他就是农奴家庭出身，后来他一直做到西藏自治区的副主席。在此之前，也是一个学者，做过西藏社科院的院长。民主改革之后，他才上了学，后来把他送到咸阳的西藏民族学院读书。从咸阳民族学院毕业以后，先是留学当老师，后来回西藏社科院继续读书，然后做到西藏社科院的院长，最后做到西藏自治区的副主席。当然像巴桑书记、热地副委员长这些人都是农奴出身的。他们自己的亲身经历应该说是一个最好的说明，好在这些人现在都在，他们自己都可以讲述当年的境况。

5.1期间，我到中央电视台采访自治区现在的一个政协副主席，原来也是当过自治区副主席的一位女士次仁卓嘎副主任，她也是从一个奴隶到了自治区副主席。当年，她看着自己的母亲生了一场小病就去世了，他父亲也是得了炭疽病，整个胳膊腿都烂掉了。解放军去了之后，她14岁，想工作，人家问她想干什么，她说当医生，因为看见母亲怎么去世的，然后是解放军把她父亲的病治好了。所以她说想当医生，后来她真的当了医生，后来当了30年的西藏自治区卫生厅的厅长。她不仅自己当医生，还管理医疗卫生界，后来当了自治区的副主任。这些变化都是我们身边的。

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之后，人民当家作主。到现在为止，历任的自治区政府的主席都是藏族人士担任。2005年自治区成立40周年的时候，当时我们几个中国藏学出版社的同志策划了一本书，就是《见证西藏》，专门请七位自治区主席来讲述他们自己亲身经历的西藏，从阿沛阿旺晋美先生讲起，一直到现在的自治区副主席。

这张照片是我们现在牧区的老百姓、妇女。这个村子是我们定点调研的一个村子，就在拉萨附近。这些照片是我拍的，虽然质量不是特别好，但是可以看出，是非常的和谐，没有像达赖集团煽动的不满什么的。这张照片也是，前天我在江孜的白居寺外面拍摄的，我为什么用了这张片子？我给好多人看，就是两个妇女在拜佛之后，这是她们拜佛放酥油的桶，还带了一些吃的东西。我坐了一会儿，我看见她俩在那儿非常愉快地聊天，说得都是家里面的事情，非常和谐、非常愉快。她们拜佛，然后聊天，有吃的、有喝的，还有油有上灯。这边是一个喇嘛在为一棵树浇水，整个气氛非常和谐，并不是像有些人说的西藏都在一种仇恨当中，生活非常不满，非常痛恨，我觉得那都是他们在煽动。

80年代初我们去西藏，什么水果都没有，我们从成都带一点点菜过去。现在水果多的是，一直到日喀则边境的一些地区都在种西瓜，大棚种的西瓜可好了。去年我去了阿里地区，专门调研西藏新农村建设的安居工程。这是太阳能，太阳能在西藏非常管用。自治区成立40周年的时候，中央代表团给西藏每一家一户的农牧民送的礼品就是太阳能灶，上面有一个烧水的壶、高压锅，太阳能灶上煮肉都没有问题。

 

 

中央政府对西藏的基本政策

中央政府对西藏的一些基本政策，我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中央对西藏的支持和帮助力度非常大，因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非常薄弱，生态也非常脆弱，因此，中央对西藏的经济发展制订了很多特殊的政策和优惠的措施。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在西藏比较系统的大规模的对口支援的建设项目，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有一个43项工程。1994年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时候有一个62项工程。2001年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时候，又有一个117个项目的工程。

在对口支援的过程当中，使西藏的经济从快速发展进入到跨越式发展的形成当中。从1989年到去年18年的时间，西藏的经济发展保持了一个高于全国平均发展水平的态势，GDP增长在12%以上。这个快速跨越式发展，完全得益于中央对它的支持和帮助，以及全国各省的对口支援。

北京市对口支援的是拉萨市，现在的西藏大厦是北京1994年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对口支援西藏的一个项目，是一个交钥匙的工程。整个西藏大厦都是北京市援建的，建好以后，交给西藏自治区，由西藏自治区来管理。现在西藏大厦的二期工程也建起来了。我们在拉萨市可以看到北京是很多的援建项目，还有人员的援助。我们现在对口支援的干部援藏已经是第五批了，每一批是三年。在此之前，和平解放西藏后，18军在西藏留下了很多人，有的已经完成融入到西藏地方了，跟我们藏族群众通婚的也很多。我认识几个北京人，有一位比较典型，在西藏公安厅做副厅长，就是一个北京人，他娶了一个藏族的夫人，家庭非常愉快，一直就在西藏生活。还有老一辈的援藏干部，他们藏语讲得非常好。包括我们当年的18军、后来做自治区党委书记的阴法唐书记。阴法唐书记的夫人是首批进藏女兵之一。尹书记的夫人，我前两天还见到了她，讲一口道地的拉萨话。上两个星期，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一个解放西藏史的首发仪式，很多老同志都去了。从我们的解放军，从内地去西藏的干部，应该说为解放西藏、建设西藏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不但自己做了贡献，他们的子女第二代第三代依然还在为西藏的发展作出贡献。

这张图是青藏铁路，从西宁坐车比较舒服一点，一天一夜，晚上上车，睡一晚上到格尔木，第二天早上从格尔木到拉萨。这一段刚好是最好的风光了，整个藏北的风光都在这边可以看到。这是青藏铁路的大桥，高架桥，青藏铁路还有野生动物穿行的通道等等。这就是拉萨火车站，非常漂亮，拉萨火车站的外景。

今年3.14可能对西藏旅游产生负面的影响，去年夏天火车一票难求，布达拉宫的门票也是一票难求。去年五一进藏的游客都是相当可观的。青藏铁路的整体投入是300多亿，六年的建设工期，应该说克服了很多的难题，包括最难的是冻土地带。有同志可能走过青藏线，青藏线每年的维修非常困难，因为那个冻土一到夏天的时候就会化掉，以后就塌陷，所以道路的维修非常困难，青藏铁路克服了冻土施工。

这是火车里面的软席车厢，大家看，软席车厢有一个装置，一是个吸氧的装置，从格尔木出发以后，要过唐古拉山，唐古拉山口海拔5300多公尺。所以到了5300米的时候，整个车厢里面就会弥漫性地放一点氧气，包括硬座车厢都会有氧气。但是有些人还是会觉得不舒服，因为它毕竟海拔很高，所以软席车厢都有一个吸氧的装置，可以跟医院里面一样，插着氧气来吸氧。

这是硬座车厢，大部分是学生。我们内地有20几个西藏班，北京也有西藏中学，那些学生有时候几年都回不了家，因为那个路费实在是有点太贵了，从北京到拉萨往返的飞机票要5千多块钱，所以很多人就不能够回家探亲什么的。铁路通了以后，他们非常方便，而且坐硬座车厢的话，几百块钱就可以了。

这是青藏公路，这个片子不是特别清楚，但是表现的是雪山旁边的东西。这条路很棒，这是海拔4千多米的公路。这是我们现在的路，当年没有一条路，现在海拔4千公尺的路都修得非常漂亮。这是拉萨市的街景，现在拉萨基本上有点像内地的一个中等城市的感觉。讲到现代通讯，1989年1月十世班禅大使在日喀则扎什伦布寺主持五世到九世班禅的灵塔仪式开光之后，突发心脏病。当时我还在中央统战部工作，消息传到北京的时候，是早晨7点多钟，我们这边赶紧给中央报告，中央刚好在开一个会议，当时温家宝总理是中央办公厅的主任。中央定了由温家宝同志带一个中央的抢救小组进藏抢救十世班禅大师，当时我也去了。我们从北京南苑机场坐空军的专机，当时空军的专机什么都没有来得及备，就装了纸盒的饮料，我们上了飞机，还有中央警卫局的局长，还有北京医院的一个心脏病学的专家。当时那个老太太可能快60岁了，现在应该80岁了，我们一行都上了一个飞机。快到拉萨的时候，天气特别不好，黄土飞扬，基本上能见度只有几百米，当时空军问家宝同志飞不飞，家宝同志非常果断说：“飞”。后来空军机组立了基地二等功。到了拉萨机场，接机的同志说我们听见飞机的轰鸣声，但是看不见飞机，天气非常恶劣，黄沙滚滚。然后从拉萨机场，空军的直升机已经在那儿等着我们。我们下了这个飞机，就上了直升机，然后到日喀则抢救十世班禅大师。应该说大师的心脏病多发性的，大面积心肌梗塞。那天晚上我为了往北京打电话来报告这个情况，这个电话就死活怎么也拨不通，最后没有办法就拨到拉萨区党委的总机再转到北京来。

1994年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有一个项目，整个的光缆从内地铺到拉萨，也就是说西藏的通讯是一步跨越到光缆。因此，1994年之后，电话通讯基本上就没有问题了。如今我们再进藏，除了在最深山的沟沟里面，有的时候因为大山的屏障，手机信号没有，凡是乡镇密集的政府所在地和有村子的地方几乎手机都能通信了，都能有信号了。我拍了这张照片，一个公园里面，一个女士一边骑着摩托车，这边打着电话。这个变化确实是大。

有人问我，你说西藏老百姓是不是满意中央的政策？我说西藏的老百姓满意不满意中央的政策，不是看那少数几个人是怎么说的，西藏80%是农牧民，我们中央的政策，受益的群体80%是这样的农牧民。如果80%的农牧民都说中央的政策好，那我说中央的政策就是好。当然了，我不是说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也不是说所有的项目等方面都是无可挑剔的，哪儿都不会是这样的。包括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法也是在不断完善过程当中。提问题可以，有问题也是要承认，但是你说我们的政策不好，或者说群众是不满意的，我觉得是不可能的。

这是路边上普通的牧区群众，我们拍下来的，他们的服饰、他们的这种生活的状态。应该说在中央的关心下，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在西藏200多万人民共同努力之下，西藏的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确实是出现了一个非常好的局面。我们西藏自治区的同志们提出来，1989年西藏工作是一个转折点，就是中央政治局专题讨论西藏工作。第三次、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是西藏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的两个里程碑。从此之后，西藏整个发展态势是非常好的。

中央在保护西藏的传统文化方面，从法律到制度到经济方面的投入下了很大的工夫。尊重保护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应该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既定的方针政策。在我们的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里面都有相关的一些内容。西藏的寺庙里面有大量的古迹，都是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代表，比如说壁画、雕塑，还有寺庙的建筑等。从80年代以来，我们投入了大量资金。我这里数字有点老了，光布达拉宫的几次维修就将近上亿元。然后一些重点的建筑，里面的消防设施。原来布达拉宫曾经着过一次火。因为很多老百姓上香都是明火，曾经有一个殿失火，还把一尊佛像给烧了。那个佛像烧了以后，发现底座里面有大量的经文出现。后来整个布达拉宫的维修过程当中，把所有的线路都由明的改成暗的。

 

 

我们古建筑的一个维修原则就叫修旧如旧，就是把最表层的采取一些办法把它剥下来，把里面的柱子换掉，再贴上去，反正难度很大。我们北京的古建筑队去了很多。实际上这种发展中的保护，对西藏的文化保护和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西藏自治区国家级的文物保护单位有20多处，自治区的就有50多处，像布达拉宫都是世界文化遗产。2004年在北京还成立了文化保护协会。

这是我们藏援承担的《大藏经》的整理，我们用了20年的时间，国家投入了将近5000万，把不同版本的《大藏经》进行对刊整理。这边是新的，一共加起来200多部。这边是老的，壁画、岩城、手工艺、绘画、银制品、藏医药。刚才说了北京藏医院，这是我们藏援中心的一个部门。这都是文化。

教育方面就更不用说了，西藏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学校。现在的学校规模，四所大学和很多中学、小学。在内地还有20多个西藏班，留学生来西藏大学读书，西藏藏医院读书。

医疗卫生，说的最多就是人均寿命，从35岁左右，现在到了将近70岁，那就说明卫生条件的改善。

宗教政策也在我们宪法当中有明确的规定，现在西藏1780多座寺庙，4万多僧人，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会有这样的比例，僧人的人数占到了人口比例的将近2%。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你说宗教没有信仰自由？1700多座寺庙。这是国家基本的政策，宪法里都有。

藏传佛教也是有着悠久历史的一个宗教，实际上它是佛教的一支。我们现在有时讲藏语系佛教，北京的佛黄寺那儿叫做藏语系高级佛学院，为什么叫藏语系呢？就是因为佛教里面现在几个主要的支派，藏语系，然后汉语系，就是现在在中国传承的佛教，藏语系佛教，还有巴厘语系，就是小乘佛教，在缅甸、泰国，还有在我国云南有一些地方。我们藏传佛教实际上从内地和印度传到西藏，然后期间还跟当地的原始宗教进行了长时期的争夺。西藏历史上曾经有过灭佛的运动，后来还是统治阶级利用宗教来维护他们的统治，所以使本教和藏传佛教不断融合，然后形成了现在的藏传佛教，而且发展到现在。藏传佛教应该说大大小小的教派有10多个。格鲁派是在清朝以后执掌政权的一个教派，就是达赖和班禅的教派。

我们现在讲的藏传佛教主要的几个教派，就是格鲁派，我们俗称它黄教，噶举派我们俗称它白教。现在在印度小的噶玛巴的那个教派，宁玛派红教，在四川一带发展比较多。萨迦派是最早跟元朝建立联系的。主要的教义都是一样的，但是修行的方式和传承的方式有所不同。像萨迦是法王承袭，噶举有遗嘱转世，黄教就是现在的这样一种转世方式。

达赖现在说他是藏传佛教的宗教领袖，其实不过就是藏传佛教的格鲁派的一个大活佛。那天有一个专门研究藏传佛教史的教授也在说，达赖和班禅他们两个人的地位，老有人在问，实际上在格鲁派的活佛里面，他们两个人的佛位基本上是平等的，历史上也曾经互为师徒。实际上，藏传佛教老百姓认为达赖是观音菩萨的化身，但是班禅是佛的化身，未来佛。

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一个特有的传承佛事。这是十一世班禅刚刚坐床还没有受戒，所以他穿的是一个藏装，而不是袈裟。藏传佛教必须要受了戒以后，才能穿那一身紫红色的袈裟。有一些大活佛还俗结婚了，也就不再穿紫红色的袈裟了，就穿藏装了，但是里面会穿红色的绸缎衣服，来以示他是活佛。

这是大师在“文革”之后跟邓小平同志在一起。这就是金瓶，有两个，一个在西藏，一个在北京。在北京的就是在雍和宫。当年乾隆皇帝说在雍和宫的金瓶是要负责内蒙，因为内蒙也是藏传佛教，所以内蒙的大活佛拿到雍和宫来掣签。另外一个就是在西藏。

这是十一世班禅已经受戒了，他穿上僧装。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册封十一世班禅的金册和金印，这个完全是仿照历史上那个金册、金印的制作工艺，但是册文肯定是不一样的。工艺是按照历史的工艺来制作的，由故宫来监制。这是大昭寺举行金瓶掣签的那个大殿，后面的大殿是日光殿。

这是十一世班禅接受密宗灌顶。由于说藏传佛教的传承非常注重，就是说现在十四世达赖喇嘛之所以在僧人当中有很大的影响，实际上跟藏传佛教的传承关系有着很密切的联系。藏传佛教是显、密双修，但是它非常注重密宗的修行。密宗修行里面就很讲究传承，就是上师。一般来讲密宗修行是不能靠自己来修的，比如说我修一个普通的显宗，我可以看书来修行。但是密宗要师傅领着你来修行，如果没有师傅传承的话就会走火入魔。也有那种理念，就是一日为师，就要尊崇他的上师。达赖现在有的时候去外边给很多人灌顶，这种灌顶的传承使西藏有很多寺庙的僧人都是他这一个脉络里面的传承。因此现在有一些僧人，让他说赞成达赖搞独立或者搞分裂祖国，他真的是不赞成的，但让他公开违背他的上师来批判，或者点名来批判他的上师，他心里面还是有一定的顾虑的。这个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把政治的达赖和宗教的达赖分开，对于我们来说不难，但是作为一个信教群众、一个宗教界人士，完全把它分开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因此这个是需要我们长期做工作，包括揭露他的一些本质，利用藏传佛教或者是披着宗教的外衣来做分裂祖国的活动，这个要有长期的细致的工作来做。因此，尽管我们在西藏搞寺庙爱国主义搞了10几年，还是有反弹。

 

 

这次3.14又是一些僧人在这儿弄起来的，达赖也不断对我们宗教界进行渗透，什么认定一个活佛，占领一个寺庙，控制共产党一个地区。确实每一个村子都有一个寺庙，这个寺庙应该说相对来讲，就是信教群众的一个活动场所，初一、十五或者是家里面的婚丧嫁娶、红白喜事都跟寺庙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老百姓的生活跟寺庙的联系非常密切。现在还有一些寺庙，特别是在拉萨的一些大寺庙，他们现在的经济收入也非常可观。为什么呢？旅游。旅游使他们的经济收入非常多。他们有了经济上面的这些资源以后，就千方百计想扩大他的影响。藏传佛教的政教合一的制度被废除了，那么也不过是50年的历史。政教合一遗留下流的这种宗教特权思想和宗教的政教合一下的势力、权力在一些僧人当中，不能那么快地像废除他的制度一样很快废除掉，因此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

这是十一世班禅在四川藏区考察的时候的照片，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翩翩少年，18岁了，汉文讲得非常好。转世的时候6岁，是一个农牧区的孩子，没有上过学，讲藏语是讲家乡的，现在藏语讲得非常好，而且是标准的拉萨方言，汉语学得非常好，而且英语也在学，已经可以进行简单会话。

西藏独立问题的由来

我们下面来讲讲所谓西藏独立问题的由来。

我想从几个方面给大家讲这个事情。一个是从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央政府非常重视西藏工作。为什么呢？第一，我觉得就是因为它特殊的重要的战略地位；第二，因为它有着长期的宗教占有统治地位的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再有，就是它的发展跟我们整个民族政策、宗教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我也是这样理解的。江泽民总书记在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就讲到了西藏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这段话就是他讲的，他说西藏的发展稳定和安全，事关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事关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事关祖国统一和安全，也事关我们国家的形象和国际斗争，全党同志必须着眼于党和国家工作的全局，增强政治意识、忧患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深刻认识做好西藏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这一段话是200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40周年的时候，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一次会议研究西藏工作，会后就下发了一个关于进一步做好西藏发展稳定工作的意见（中发12号文件）。文件里面对当前做好西藏工作有一段非常明确的阐述，在江总书记讲话的基础上说，当前我们国家进入了一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实现西藏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必然要求，是巩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的必然要求，是打破国际敌对势力、分化中国的政治图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然要求，是服务国家外交总体战略、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的必然要求。讲到全党必须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高度，深刻认识做好西藏工作的特殊重要性。2001年总书记讲的是极端重要性，这里面讲的是特殊重要性。

总而言之，西藏工作在全局工作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同时，在两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和中央文件当中，都曾经提到为什么会有西藏问题？那么西藏工作的特殊表现、特殊的重要性，我们不能不把它和复杂的国际背景和国家斗争联系在一起。这就是我们讲所谓西藏问题，或者讲西藏独立问题的一个根源和来源。

我问了很多藏族同志，他们都这样讲，在20世纪初的藏语词汇中本来就没有独立这个词，那么所谓西藏独立就是近代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为什么这样讲？大家看这张照片，是1888年、1904年英帝国主义曾经有过两次武装入侵西藏的战争。这张照片也是在大英博物馆找的。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中国，我们中国沦为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这个同时，帝国主义也把觊觎西藏作为他的一个战略目标。实际上此前在明朝的时候，早期的外国传教士曾经到过西藏，收集了一些地理方面的资料。此后在18世纪末，印度的东印度公司就以通商的名义，就把西藏周边也就是现在的不丹、锡金等这些地区都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

1888年和1904年，英国以各种借口发动了两次入侵西藏的战争。大家看到的这个照片现在还在江孜城堡，就是1940年西藏人民抗击英帝国主义入侵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个碑是在2004年，我们纪念抗英100周年的时候在这里树立了江孜保卫战的纪念碑。大家可能看过一部电影叫《红河谷》，讲的就是江孜保卫战的一个事迹。他们是洋枪洋炮，我们是土枪土炮，他们在所谓的侵略战争当中制造了几起大屠杀，杀害了我们上千个参加战役的藏族同胞，包括僧人、俗人和官员。帝国主义在武装入侵西藏的同时，在西藏的上层当中，培植起了一股亲帝分裂势力，制造第十三世达赖和第九世班禅之间的矛盾，然后拉拢一些西藏的上层分子，培植他们的势力。从这个时候开始，此后100多年的时间当中，西藏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就始终没有停止过。

所谓西藏独立问题，我们说从本质上讲，就是历史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后来在1913年的时候，英帝国主义又策划了一次在印度召开的西姆拉会议，在这个会议上首次提出了所谓宗主权的问题，就是他不承认中国对西藏具有绝对的主权，而提出了一个宗主权的概念。这个宗主权有一定的外交和军事的权利，但是整体上它把西藏分为内藏和外藏。他们所谓的内藏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四川、青海这一带，由中央来管，但是外藏就是现在西藏自治区，要相对独立的、有一定主权意义的一个地方。但是西姆拉会议的条约，当时尽管清朝政府腐败无能，但是它也没有承认，没有签字。

我们讲到藏东的地区，现在一直有争议的中印边境这个地区，实际上就是在西姆拉会议制造出来的。9万多平方公里是我们国家西藏最好的一块粮仓，六世班禅就出生在那个地区。中印边境这一段，就是1960年自卫反击战的时候就在这一块打的。我们1960年自卫反击战已经打进去了，深入进去了，但是后来撤出去了。撤出来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印度不断蚕食，而且他那块交通也比较方便，我们那边的交通至今不是特别方便。现在唯一一个不通公路的县，就是墨脱县。就在那个地方，地势非常复杂，所以路通了几次又断掉。帝国主义还挑拨了十三世达赖和九世班禅的矛盾，使他们两个人失和，然后九世班禅流亡内地，一直到他死都没有回到西藏去，这都是英帝国主义在那儿挑唆的。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开始涉足西藏事务，而且他们开始派遣一些情报人员，西藏搞什么商务代表团到美国去访问，就是在他们所谓西藏国的护照上给他们签证，搞1949年的驱汉事件等。这是历史上的一些情况。

新中国成立以后，应该说反分裂斗争也有几个比较尖锐的时期。第一个时期就是围绕着西藏和平解放，就是1951年17条协议的签订。大家都知道，1951年我们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区政府签订了一个关于西藏和平解放的17条协议。17条协议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人民解放军进藏，然后西藏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但是当时里面也规定了达赖和班禅的历史地位不变，这样的原则才使得十世班禅，得以回到他的主寺。九世班禅在内地圆寂之后，十世班禅坐床是在青海的塔尔寺，他一直没有能够回到西藏去。一直到和平解放西藏的17条协议签订之后，他才回到西藏去。没有17条协议，达赖和班禅之间的关系一直就是英帝国主义制造出来的矛盾就没有和解。围绕着17条协议的签订，进行了一场非常尖锐的斗争，西藏的上层少数反动分子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他们是反对西藏民主改革，也反对人民解放军进藏的。当时也有美国和一些西方势力对他们的支持，就是1949年的驱汉事件，就把国民党政府当时派驻西藏的办事处和代表以及汉人全部驱逐出西藏。达赖那时候还很小，没有亲政，14、15岁，所以摄政是一个亲帝的分裂势力。

中央政府做出了和平解放西藏的这样一个决定之后，就请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团来北京和中央人民政府进行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他们迟迟不派代表。而且达赖当时跑到亚东那个地方，伺机随时离开西藏逃亡印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人民解放军就在和四川交界的昌都打了一场战役，叫做昌都战役。1951年初的昌都战役，当时的阿沛阿旺晋美是昌都的总管。在昌都战役的时候，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只打了两天就把昌都拿下了。他们号称是被英国人训练过的藏军，但是打得可以说丢盔卸甲，很快就投降了。当时阿沛阿旺晋美也是从大局出发，就力主西藏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进行和平谈判，昌都战役打开了和平谈判的大门。

后来达赖自己也说，17条协议是城下之盟，为什么是城下之盟？就是因为有昌都战役，使西藏进步的上层势力看到了人民解放军的威力，看到了中央政府的诚意。所以在他们的推动之下，摄政下台，达赖喇嘛亲政，那时候他16岁。然后达赖喇嘛派出的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全权代表的西藏和谈代表到北京来。我们当时中央人民政府的全权代表是后来中央统战部的老部长，也是国家民委主任李维汉同志，也是我们党的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经过了反复的斗争， 1951年5月23号在北京签订了17条协议。17条协议签订之后，当天晚上毛主席在怀仁堂举行宴会，宴请双方代表。毛主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就是说从此西藏人民摆脱了帝国主义的羁绊，回到了祖国的大家庭，汉藏人民团结起来了等。

 

 

第二个时期就是1959年平息拉萨叛乱，实行民主改革。尽管17条协议签订了，人民解放军进藏了，但是西藏反动上层分子，他们千方百计要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在西方敌对势力，特别是美国的支持和纵容之下，在1959年发动了武装叛乱。武装叛乱的背景，现在介绍的非常多，我就不说了。总的就是说他们散布谣言，说达赖喇嘛到军区要去看演出，因为当时军区礼堂刚刚建立，军区歌舞团也有一些新的节目，达赖喇嘛自己提出来我想去看演出，那么这个时候军区就做了安排，后来他们就借机会说汉人要绑架达赖喇嘛，要把他裹挟到内地去，散布一些谣言。这时候有一些人把罗布林卡包围了，然后就开始煽动群众，就开始发动叛乱。

实际上在1956年藏区的民主改革当中，已经开始有局部的叛乱了。这里面的历史比较复杂，1956年达赖和班禅曾经联袂到印度去参加释迦牟尼涅磐2500周年的一个庆典，当时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达赖的哥哥嘉乐顿珠他们已经策划达赖留在印度不回来。当时是周总理到印度去访问，跟尼赫鲁谈、跟达赖谈，最后达赖还是放弃了留在印度，回到了西藏。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周围的反动势力一直包围着他，他那时候十几岁。1959年叛乱之后，他跟着叛乱分子一起逃离西藏，还裹挟了我们很多群众，这个应该是反分裂斗争又一个很尖锐的时期。

到80年代末，就是1987年到1989年平息拉萨骚乱的这样一场斗争，这又是一个非常尖锐的时期。达赖从1959年逃离中国以后，到1979年这段时间，20年，他基本上跟中央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主要是成立流亡政府，而且有十几年在我们的边境地区搞骚扰什么的。那时候，70年代之前，我们国家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也没有恢复。他在美国的支持下，策动人到联合国去搞西藏问题的决议。联合国在50末和60年代初，曾经有三个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通过。因为那时候我们没有合法权利，我们只能发表社论，我们反对，我们不承认，但是它仍然被通过了。70年代情况有一点变化，中美建交，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恢复，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达赖觉得他受到的支持和关注越来越少，所以在70末的时候，他就提出希望跟中央联系。那时候刚好“文革”结束，国家开始走入正规，小平同志重新出来主持工作。在70年代末的时候，小平跟美联社记者发表讲话的时候就讲到，说达赖可以回来，但是他要作为中国公民，对与不对，要以爱国为界限，爱国不分先后。这样他就主动又跟中央联系。

但是80年代初到80年代中这段时间，国际的大形势确实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什么变化呢？就是冷战逐步走向衰退。那么美国卡特上台当总统，开始推行所谓的人权外交，在人权外交的框架之下，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所谓民主人权等就开始被提到很重要的美国对华战略当中来。因此达赖又变成了一张可以利用的牌。1959年到1979年，达赖从来没有到过美国。20年中，几次他想到美国，但是都拒签了。1979年达赖第一次访问美国，那个时候调子比较低。但是到了1986年就不一样了，美国议会的议员开始接待他。到1987年9月，达赖再次访美的时候，美国议会的众议院、人权小组委员会就给他提供了一个演讲的讲台。他在众议院的人权小组委员会上就发表了一个所谓西藏历史地位的五点计划。这个五点计划一个核心的内容，就是说要把西藏作为中国和印度之间的一个缓冲地带，所谓和平区，实际上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宗主国的那个概念，也就是西姆拉会议上英国人制造出来的。他说在和平区和缓冲地带建立之前，中国政府可以在西藏保留少量的防御性的军队。在这种情况下，1987年9月21号达赖发表这个演讲，9月27号拉萨就发生了首次僧人上街的示威游行，到后来的10月份就演变成比较大规模的骚乱。那一次的骚乱跟这次的3.14应该在手法上有很多接近的地方，烧汽车，打、砸、抢，杀人放火，那次死伤的人数更多一点。1987年拉萨骚乱跟达赖集团有着直接的关系。1987年、1988年、1989年，将近三年的时间，拉萨大大小小的骚乱事件不断。它有一个大的国际背景，就是到1989年，大家都知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着一个危机，苏联解体，东欧巨变，整个的国际共产主义处在一个低潮。1989年6月，北京的“六四风波”。以至于1989年年底，达赖获诺贝尔和平奖。

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拉萨的骚乱也是愈演愈烈。到1989年3月，我们不得不宣布在拉萨实施戒严。尽管在那种情况下，整个西藏局势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它的骚乱范围基本上仅仅局限于在拉萨，其他的藏区也没有跟进。1989年5月，拉萨解除戒严之后，1989年的10月，江泽民总书记到北京工作，就召开第一次政治局常委会议，专题研究西藏工作。当时胡锦涛同志是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锦涛同志在中央政治局开会的时候汇报西藏工作，然后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件大事、三个确保这样一个原则。至今在西藏的工作当中，尽管有三次会、四次会词句上有一些变化，但是实际上还是延续了这样一个基本的政策。一个中心，就是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件大事，一个是发展，一个是稳定；三个确保，就是确保西藏的稳定，确保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确保西藏的经济社会的发展。平息80年代末的拉萨骚乱，这是反分裂斗争的第三个比较尖锐的时期。

最近我也在想，这次3.14事件，可不可以算做是新中国以来的反分裂斗争又一个比较尖锐的时期。它的大背景，大家都很清楚了，最近也有不断的介绍，我们的奥运，我们中国的崛起，我们中华民族的复兴和这样一个中国的各方面发展非常好的态势之下，什么中国威胁论啊，什么负责任的大国啊，这些东西都出来了。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达赖集团很着急，因为达赖今年毕竟是70多岁的人，他1935年出生，流亡国外到明年整整50年了，原来西方承诺支持他搞西藏独立的现在一个一个全都退了，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承认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在这种发展形势之下，他的机会越来越少，他自己内部的各种矛盾也是越来越多，地域之间的矛盾，新老之间的矛盾，教派之间的矛盾，家族之间的矛盾等。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认为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所以借这样的一个势，加上西方对我们崛起的一种遏制这种态势，所以就互相利用，发动了这次的3.14的骚乱闹事。这次事件出来以后，达赖也是最近千方百计想跟暴力事件分割开，他也不断在讲，我是主张和平的、中间道路等。但是实际上他的政治诉求是非常清楚的。我想这恐怕也应该算是我们一个尖锐的时期吧。

 

 

当前和今后，我想随着达赖进入老年，达赖集团流亡国外已经近50年了，应该说他可能会遇到权力的继承等问题，他有他的危机感、紧迫感。达赖集团，我们从目前情况来看，已经开展了一场权力的争夺。那么各种势力在这样的情况下铤而走险，采取一些个极端的手段来制造事端，来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采取各种手段实现西藏独立。今后可能随着达赖的患病、去世，以这些为由头，达赖集团内部以争夺他之后的政教权力为焦点，还是以宗教来煽动群众进行分裂活动，因此我认为在今后很长一个时期当中，我们在反分裂斗争当中，可能还会进入到一个比较尖锐和复杂的时期。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是达赖集团从事分裂活动的后台。这个我们是看得非常清楚的。刚才讲到从“二战”之后，它开始介入，到拉萨1959年的叛乱，它给叛乱分子提供武器，提供电台，提供训练武装，然后引导达赖外逃什么的，这些东西已经是历史了。而且在美国中情局这几年公开的一些档案里面，都已经提到，这都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而中情局有一个前官员，他曾经还写过一本书叫《冷战中的孤儿》，实际上达赖集团和西藏的分裂势力是西方在冷战当中来利用它遏制社会主义中国发展的一个工具。所以冷战结束，他们认为冷战中的工具已经没有用了，变成一个孤儿了，没有父母养了。但是实际上在冷战之后，在这样一个西方的整体对华战略当中，依然还是把它作为一个工具来使用。特别是在人权、民主和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较量当中，依然把它作为一种工具来使用的，作为西化、分化中国的一张牌，这个恐怕也会长期继续下去的。比如说9.11之后的反恐，成为国际社会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而且中国在反恐当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是西方不可忽视的。因此在那段时间，达赖非常害怕自己被边缘、被冷淡，实际上他是寻找各种机会来制造出一些问题，来跟西方配合着来打这张西藏牌。今后恐怕还是这样的。

刚才也讲到了50年代、60年代美国支持他们在联合国，后来70年代中美建交之后，开始有一段冷。但是80年代之后又作为他们西化、分化中国的一个手段。他们主要做法是什么呢？接受达赖的串访，为他提供讲台，宣传他的主张，扩大他的影响，美国去年还给达赖授了一个国会的金奖。这个金奖当时选择的日期也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刚好是我们十七大召开的时间，给达赖授予金奖，布什接见了达赖。总而言之，就是抬高他的声望，给他各种荣誉称号，利用他来作为遏制中国发展的一张牌。还有一些媒体、NGO组织和名人的吹捧，也使达赖的声望在不断提高。那些媒体，这次暴露出来了，包括CNN，实际上他们一贯就是这样的。在西藏问题上，他们一边倒地宣传，已经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次我们确实打中了他的一些要害。还有一些什么国际思想运动等，他们都是吃这碗饭的，没有这种闹事，没有这种所谓西藏的问题，这些组织就没有饭吃。我本人也多次参加联合国的人权会，跟一些国家的双边和多边的人权对话，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看得很清楚，有很多人就是吃这碗饭的。还有一些名人炒作，包括一些好莱坞的影星，是达赖忠实信徒，就是这样的一些名人，包括给他提供经费等。

我觉得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美国和西方国家一方面会很重视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和作用，他不会轻易改变主张，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这样一个立场。但是另外一方面，随着美国和西方利用一些国家的民族、宗教问题、肢解前社会主义国家、干涉发展中国家内政频频得手，他们也会将继续把达赖问题、西藏问题作为利用民族宗教问题分化中国的一个突破口，也还会不断抬升所谓西藏问题在对华战略当中的位置，应该说斗争还是会长期复杂的。为什么会这样说？你看美国在国务院设了一个所谓西藏问题的协调员。这个协调员90年代末设立，开始是一个司局级的人担任协调员。我们不承认，所以他也没有办法访华，所以根本就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但是后来把这个协调员提格了，提成一个副部级的人来担当。这个人是美国对华关系委员会当中的一个成员，这个人就来过中国，当然我们不是作为协调员接待他的，是作为国会的人士来接待过他。这个协调员作用非常坏，开了一个非常坏的先例。后来欧盟也想设立协调员，因为欧盟国家内部也不是很一致的，所以就没有搞起来。但是美国充当了西方反华势力在西藏问题上的一个领头羊，这一点看得非常清楚。

对于十四世达赖喇嘛，就是现在的达赖，中央的政策是非常清楚的。十四世达赖喇嘛是青海人，他的家乡实际上离西宁市很近，开车可能都不到一个小时。历史上他的家乡是一个汉藏结合的地方，很多人都不讲藏语，更多的是讲汉语。而且达赖的家族，包括他的父亲，也是被当时西藏分裂的那种摄政势力打压，有人还说是给害死的。他在1940年坐床，当时的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很快就要跑了，跑之前，还不忘记把这个十四世达赖给认了。当时国民党政府派了吴忠信亲自到拉萨去支持他的坐床仪式。中央政府对西藏很重时候，包括对任命的大活佛的重要性是非常重视的。十四世达赖喇嘛1950年16岁亲政，1954年他曾经当选全国人们代表大会的副委员长，1956年是自治区筹委会主任委员，1959出逃到印度，那么1964年他的人大副委员长才被免掉。

中央对他的政策也是有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刚刚他离开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还希望他能够认清形势。当时毛主席对达赖提了两个赞成，赞成什么？第一赞成国家统一，就是爱国；第二赞成改革，就是西藏一定要改革，封建农奴制政教合一是绝对不能保留的，如果赞成这两点，我们还是欢迎达赖回来的，当年毛主席是这样说的。毛主席当年看他看得非常准，毛主席说达赖身边有当时策动叛乱的西藏上层反对分子在周围，再加上国外的一些势力，他是不会返回来的。毛主席说，他不回来也没有关系，无非就是在外头骂娘，我们共产党已经被骂了三十多年，再加一个达赖也无所谓。当时主席说，你现在是二十几岁，再过六十年，你八十五岁了，我想你还是想要回来的吧？这是毛主要当年讲的，我们中心和文献研究室编了《毛泽东论西藏》、《毛泽东西藏文选》，这些话都有，我们现在准备再版。我们还是从争取信教群众、争取这个达赖喇嘛能够脱离反动势力的这样一个角度，对他采取了一个留有一定余地的做法。

当年在十四世达赖叛逃之前，我们对他采取了尽可能的措施，争取他站在爱国的立场上，实际上还是为了争取广大的西藏人民。因为我们党在西藏开展工作不像在其他地区有地下党，有很长时间的群众基础，西藏没有。同时西藏又是一个宗教影响非常深刻的这样一个地区，所以我们还是通过上层人士做工作。从1951年人民解放军进藏，到1959年这八年的时间内，我们在西藏没有进行民主改革，而大部分的时间是采取统战的方式来做上层人士的工作。然后在西藏建立小学，开展医疗和救助一些贫苦的农牧民和奴隶，做了很多这样基础的工作。因此1959年拉萨叛乱，达赖外逃之后，我们很快在西藏开展了民主改革。那个时候我们群众基础已经相当不错，而且上层认识包括十世班禅这样一些爱国上层人士，他们对民主改革也是非常支持。我们当时的政策是非常好的，凡是叛乱的寺庙没收财产，叛乱的上层没收财产，但是没有参叛的寺庙、没有参叛的上层我们都采取是一种赎买政策，所以也争取了广大的上层人士。

 

 

这两张照片是在达赖现在印度的驻地达姆撒拉，达姆撒拉那个县是他的大本营，在印度山区的一个小地方。刚刚去的时候，很多人不适应，因为西藏高原比较寒冷，印度非常热。达姆撒拉那个地方原来是英国军队的一个营地，印度独立以后，英国人撤走了之后，达赖逃亡到那边以后就索性把他放在那个地方。达赖本人流亡国外这么多年，他自己实际上不断在调整策略，开始西藏独立的调子唱得也很高，后来看了没有什么支持采取了迂回战术，争取西藏问题的国际化，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80年代之后开始跟中央接触，在接触的过程中还不断向国内的藏区渗透，派人搞了各种方面的活动。近几年他是打着谈判的旗号，不断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争取国际舆论。

对这个问题我们也有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应该说从八十年代开始达赖所有的亲属基本上都回国过，而且他还派了很多私人代表跟中央进行接触、商谈。他们在接触的过程当中始终是围绕着西藏独立兜圈子。八十年代末期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当时气焰非常嚣张，他认为中国可能在五到十年间就会发生像苏联那样的变化。所谓苏联那样的变化就是解体，因此那个时候他就放弃了跟中央进行接触商谈。

90年代以后我们国家不但没有解体，而且蒸蒸日上，越来越好，他又提出来要恢复跟中央接触商谈。即使在接触商谈的过程中，他也从来没有放弃对我们西藏的渗透和破坏活动。到了2002年之后就是现在我们说的六轮接触，他自己内部在由谁来作为代表跟中央接触的问题上也有很多的矛盾，原来是他的亲属、他的二哥和他的姐夫都曾经作为代表回来过。现在的这个所谓特使，实际上是最初建立的藏青会骨干，现在又是美国议会和美国政界的走廊客。2002年以来到现在，包括这次我们已经是第七次跟达赖的代表进行接触了。这一段时间他又散布了很多所谓不搞西藏独立，可以在中国宪法的框架之内来谈，而且说是就是要所谓的高度自治，同时还不断在攻击我们的民族宗教政策，散布一些个西藏人民在苦难当中等这样的言论。

我们中央政府应该说在接受商谈的问题上，对达赖的方针是从来没有变化的。也就是说如果达赖喇嘛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承认台湾是中国一个省，我们就愿意跟他进行接触商谈。其实这一条是从来没有变化的。但是达赖还是不断围绕着西藏独立提出了包括什么大藏区、高度自治这样的一些主张。他的实质从最根本的上来说还是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颠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否定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恢复他们的统治。对于他们想恢复的统治，有些人认为是想恢复封建农奴制，我认为不是的，因为封建农奴制作为一种社会形态，被废除了以后任何人都不可能再恢复它。但是恢复所谓政教合一的这种统治，这是很明确的。因为达赖曾经提过要把西藏搞成一个世界佛教的中心。所以政教合一是他的一种诉求，他实质上要把所谓的佛教在西藏建立一个中心，他自己来作一个中心的统治者。

所以十六大以来胡锦涛总书记几次很重要的场合提到，在西藏我们必须要有“三个坚持”。所谓“三个坚持”针对性很强，一定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主区域自治。他的那个所谓高度自治跟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这个大藏区对我们领土的觊觎也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对他的实质我们要有非常清醒的认识。

我们和达赖集团的斗争不是信教不信教、自治不自治的问题，而是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的这样一个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是一个敌我性质的斗争。应该说在社会主义阶段，还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阶级斗争的一种反映。这一点我想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当然我们反分裂斗争的基本方针也是要坚持旗帜鲜明、针锋相对、主动治理、长期固本和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这样一个工作方针，切实加大我们分分裂斗争的工作力度，维护国家统一，维护藏区稳定，维护有利的国际环境。现在面对3?14这样一个事件，我们这样一个斗争方针应该是还要坚持的。

对于十四世达赖，在1995年班禅转世之后，瑞环同志讲话当中给他戴了四顶帽子，后来在中央的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当中重申的这四顶帽子，应该说恰如其份的，达赖是图谋西藏独立的分裂主义政治集团的头子，是国际反华势力的忠实工具，是在西藏制造社会动乱的总根源，是阻挠藏传佛教建立正常秩序的最大障碍。作为分裂主义集团的头子，这个不是我们说的，因为达赖至今他的所谓流亡政府的宪法当中，就明确规定达赖是他们最高的国家元首，他们的宪法至今还这样讲的。作为国际反华势力的忠实工具，这个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作为西藏制造动乱的根源，从1959年叛乱到1987年的拉萨骚乱，一直到今天的3.14。达赖集团特别是达赖披着宗教外衣、利用藏传佛教的这样一种态势之下，使藏传佛教的正常秩序的建立遇到了很大的障碍，很多的僧人他们不能够做一个合法的公民，在很多大的原则问题上不能够为维护祖国统一而遵守最起码的公民准则。达赖和达赖集团这样的一些个阻挠，藏传佛教正常秩序之所以迟迟不能够完全建立起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大藏区和高度自治的实质我们也讲到了，中国领土四分之一的土地要高度自治，要否定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这个都是它的一些最基本的东西。总书记讲的“三个坚持”、“三个维护”，维护祖国统一，维护藏区稳定，维护有利的国际环境。我们现在之所以跟达赖进行接触，实际上也是出于“三个维护”和“三个坚持”这样一个基本立场。这次大家可能也比较关注，中央还是坚持提出来希望达赖喇嘛要立即停止暴力活动，停止对我们奥运的干扰，停止对西藏的这种渗透破坏活动。“两会”期间，总书记每一次都去一下西藏代表团，现在西藏的干部，应该说70%到80%都是民主改革之后我们党培养起来的，其中有优秀的热地副委员长，我们自治区历任的主席，还有非常优秀的妇女干部。

关于3.14为什么发生？其实刚才我也讲到了，一个是我们中国的形势，西藏的形势很好，他们感觉到威胁。另外一个达赖年世已高，时间对他不利。再有就是达赖集团内部的矛盾重重，在后达赖时期他们很多的势力会铤而走险。另外一个就是害怕被边缘被冷落，所以借2008年奥运这样一个所谓最后的机会策动这场骚乱事件。这就是打砸我们的使领馆，在比利时、荷兰，这是非常猖狂的。达赖喇嘛始终在煽动着藏传佛教僧人的情绪，每年3月10号所谓起义纪念日，他都发表一个声明。他在今年3月10号的声明当中就说在近六十年以来包括维藏、康巴和安多在内的全西藏的藏人在中国人的压迫下，只能在持续不断的恐惧、威胁和怀疑的状态下生活，在过去的几年中西藏经历了越来越多的压迫和残暴。大家看看这个话是不是非常具有煽动性？所谓维藏、康巴和安多，就是他现在讲的大藏区这样一个概念。维藏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西藏自治区的这个地区，康巴主要是四川和青海的玉树和云南的迪庆藏区。安多地区实际上是现在的甘肃和四川的阿坝地区。为什么我前面给大家看那些照片，我觉得这些完全是一种煽动。我们所看到的西藏绝对不是这样的。我作为一个研究藏学的人每年都去西藏，我去年走了日喀则、阿里、那曲，整个延边跑了五千多公里，到了最基层的山区里面，甚至有时候迷路半夜住在老乡的家里面。基层的群众对共产党的感情、对我们现行政策的拥护那是非常鲜明的。所以达赖的这种挑唆这种煽动，我觉得不可能也不会被广大的藏族群众所认同。而且他这种煽动应该说越来越没有利了，因为什么？因为现在去西藏的人越来越多，所有客观的人、能够尊重现实的人都会对西藏的发展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包括现在我们看到一些外国人、外国学者，他们也是这样的。

最后说一句话，应该说西藏人们的好日子是西藏280多万各族人民共同努力、艰苦奋斗换来的，也是中央关心、全国人民的支援换来的，应该说凝聚着全国人们的心血，包括我们北京市人民的汗水和心血。包括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全世界的华人华侨在内的全体中国人，都会和西藏人们站在一起，坚决反对打砸抢烧这样的犯罪行为，反对任何企图制造西藏独立的图谋，大家都会义不容辞地为维护祖国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做出自己的贡献。

我想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些，谢谢。

（报告人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刘晓楠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1/1011/61324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