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力丹：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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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发展过程，从开始发展到现在，已经有150多年了。我想就按照人头给大家介绍一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实际的一个发展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和新闻活动

先说一下第一个题目，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和新闻活动。马克思1818年5月5号诞生在德国西南部一个小城市，叫特里尔。这个小城市呢，当年是古罗马帝国北部的边疆城市。所以，现在仍然还有一些古堡和城墙，也是旅游的一个很好的去处。马克思的父亲是一个律师，还是当地律师协会的主席，具有启蒙思想，对马克思的教育也是具有启蒙精神的。1841年，马克思从柏林大学法律系毕业，时年是23岁。就在那个时候，他参与了德国第一张民族主义报——莱茵报的创办工作，后来成为了莱茵报的主编。这是马克思最早从事的新闻活动。由于莱茵报的革命倾向，1843年4月1号，普鲁士当局查封了莱茵报。

恩格斯比马克思小两岁，1820年11月28号出生。恩格斯的父亲是一位资产阶级的暴发户、纺织工业家，没有什么文化，所以他认为读书无用，就强迫恩格斯在中学没有读完的时候辍学了，到一个商行去当学徒。在这种情况下，恩格斯就一有种反抗的心里，不愿意接受命运对他的安排，就读了很多启蒙方面的书籍，从此走向激进主义。他从17岁开始，就给媒体写稿子。到了20多岁的时候，已经给20多家报刊投过稿，发表过很多的文学作品。1841年，恩格斯21岁的时候，来到柏林，在柏林一个炮兵连当兵。因为普鲁士法律规定，每一个青年男子必须当兵。马克思没有当兵，是因为他的母亲给他写了一个假病例，说他有肺病。恩格斯在柏林白天军事训练，晚上到柏林大学去上课、听课。恩格斯是自学成才的，所以他的知识面非常丰富，写东西非常快，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记者型的人物。恩格斯在1842年就担任了莱茵报驻柏林的通讯员，但是他和马克思当时的关系很冷漠，因为隔得很远。而且马克思当时怀疑恩格斯是柏林一个青年社团的成员，所以说对恩格斯保持了一定的警惕。

到了1844年，马克思又创办了一个杂志，叫德法年鉴。恩格斯在这个杂志上发表了两篇文章，其中有一篇文章对马克思的影响很大。这篇文章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从此马克思开始转向了研究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原来读的是法学，毕业的时候写的是哲学问题。1844年以后，转成了经济学。1867年马克思成就了他一生最辉煌的著作——《资本论》第一卷。

那么1844年8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会面。这次会面呢，决定了他们一生的友谊。因为两个人过去没有很深刻的交往过，这次见面一谈，发现两人的观点非常接近，而且两人能够取长补短。这样的话，他们就开始了一生的友谊。1847年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共同起草了《共产党宣言》。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出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就在《共产党宣言》出版的时候，欧洲发生了民主革命。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恩格斯就回到了科隆，在科隆创办了新莱茵报。新莱茵报是马克思、恩格斯一生的鼎盛时期。因为这个时期是大革命时期，非常自由，可以自由地出版报纸，发表各种各样的意见。尽管当时有23起诉讼状告新莱茵报，但是当时是法制社会，实行法制化，所有诉讼必须经过法庭的审理。法庭审理了两起案件，都宣布新莱茵报无罪。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恩格斯获得了出版自由。恩格斯说我们获得了绝对的出版自由。绝对的出版自由不是哲学概念，而是法制概念，就是法制化的自由。新莱茵报只存在了不到一年，从1848年6月1号到1849年5月19号，一共出版了301期。在这301期报纸上，马克思、恩格斯一共发表了400多篇，说明当时的形势非常紧迫，写东西也非常快。

那么大革命失败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又流亡到了英国。在英国，恩格斯被迫到他父亲的一个合资公司——欧文•恩格斯法制公司，公司在曼彻斯特。在那儿先当职员，后来成了股东。马克思定居在伦敦。马克思为了办新莱茵报，几乎把他的家产全部投进去了，所以那时候非常穷。就在这个时候，纽约每日论坛报给马克思发来一封邀请函，邀请马克思担任通讯员，条件是每个星期要写两篇通讯，稿费是10美元。当时的10美元相当于两个英镑，能勉强维持一个小家庭生计。可是马克思是一个大家庭，在这种情况下，恩格斯想法设法接济马克思。但是当时恩格斯的经济状况也不是很好，因为他是职员，不能够从公司里拿到钱。　　后来，恩格斯成了股东了，问题就不大了。马克思跟恩格斯要钱，几乎就是张口就要。直到马克思晚年看病的时候，好多信上都写着，我要去艾尔吉尔，请你给我寄钱来。到了艾尔吉尔过了一个多月，马克思又给恩格斯写信说，我要到摩纳哥，请你给我寄钱来。那么恩格斯就给他寄钱去，他们俩之间是完全不分你我的。

马克思、恩格斯当时从事一项非常长期的新闻工作，就是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稿。从1851年开始写，写到了1862年美国内战爆发，一共写了12年。那么在这12年期间，他们一共为这张报纸写了500多篇通讯，这些通讯全部收入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到第十六卷。同时他们还为美国的一本《新百科全书》写了200多个字条，这些字条全部收入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四卷。　　这是他们比较重要的壮年时期的新闻活动。

到了晚年呢，他们主要是指导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报刊活动。另外他们主编的刊物是12种。这就是马恩的大体情况。

 

马克思、恩格斯的家庭情况

下面简单说一下马克思、恩格斯的家庭情况。马克思的夫人冯•威斯特法伦•燕妮，是马克思的姐姐索非亚的同学，比马克思大四岁。马克思和燕妮一共生了七个孩子，成活下来是三个孩子，都是女孩。大女儿燕妮，和她母亲同名，嫁给了法国的革命家龙格。燕妮和龙格又生了一群孩子。现在是以马克思大女儿的后代作为马克思的后代，已经是第七代了。那么马克思的二女儿劳拉，嫁给了法国的革命家拉法格，他们曾经有过三个孩子，但是三个孩子都夭亡了。拉法格是职业革命家，需要靠党费来生活。所以他很早就说过，到了70岁，我不能再为党工作的时候，我就自杀。果然，1911年12月，拉法格夫妇看了一场巴黎歌剧院的歌剧以后，回到家里自杀了。1911年底，巴黎的无产阶级为拉法格夫妇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当时列宁也参加了拉法格夫妇的葬礼。马克思的三女儿爱琳娜嫁给了英国的工人活动家艾威林，他们俩曾经是英国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人物。但是很可惜，到了后来，艾威林脱离了政治，又爱上一个女演员。那么爱琳娜就很伤心，得了忧郁症。1898年，在她43岁那一年，爱琳娜自杀身亡。她死了以后，艾威林过了一个多月，也因病去世了。他们没有孩子。

另外，马克思和他的仆人还生有一个儿子，叫佛雷尼。佛雷尼是恩格斯的爱称，所以很多人都认为是恩格斯的孩子。那么恩格斯也不做解释，一直到他逝世前期，才通过他的秘书向德国社会民主党做了通告，说这个孩子不是他的，而是马克思的。那么这个信息传出去以后，当时马克思的两个女儿劳拉和爱琳娜经过一番思想斗争，认了她们同父异母的兄弟。他们之间有一些通信，在中国收入了《马克思女儿们之间的通讯集》。这是中国唯一的一个材料，上面有解释佛雷尼是谁的资料。

那么恩格斯前后有两位妻子，第一位妻子玛丽•百恩士，当年陪着恩格斯走遍了英国的贫民窟，写下了一本非常辉煌的著作，就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我希望我们从事新闻工作的同志，能够翻一翻恩格斯的这本书，因为这本书反映了恩格斯深入实际的状况，而且有很多速写和素描，说明他当时为了写这本书，确实非常深入实际，不然他写不出来。这本书反映了原始积累时期工人的生活状况。玛丽和恩格斯生活到1863年，在她40岁那年因病去世。随后恩格斯和玛丽的妹妹莉希•百恩士生活在一起。莉希活了51岁，在1878去世。在去世前期，对恩格斯唯一要求就是履行结婚手续，恩格斯因为不信教，他不愿去教堂，但是最后还是满足了莉希的要求，就是去教堂办理的结婚手续。办理结婚手续的第二天，莉希•百恩施就去世了。玛丽和莉希姐妹都是爱尔兰女工，年岁非常小的时候，就去干活了，所以身体发育不全，没有生育能力，所以恩格斯没有后代。恩格斯在逝世的时候，将他所有的财产以各种不同的名义全部献给了革命事业。所以我觉得恩格斯这个人襟怀坦荡，人品非常好。

1956年以前马克思的墓很朴素,后来英共决定重修马克思的墓，变成一个纪念碑式的墓。当时中共呢，毛泽东主席给英共主席去了一封信，表示中共愿意捐钱2000美元。这封信现在收入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也就是说马克思的碑有中共捐的钱。当时2000美元相当值钱了，不像现在不太值钱了。马克思墓实际上葬了4个人，马克思、马克思的夫人，还有马克思的仆人以及马克思一个夭亡的外孙，就是他的大女儿燕妮生的一个孩子，这样就和马克思葬在一起了。

 

 

马克思的传播思想和新闻思想

下面我们进入马克思的传播思想和新闻思想。前面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被各国的反动派到处驱逐，最后被迫定居英国。这样的话，他们就有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特点，他们没有祖国。那么《共产党宣言》有句名言：工人没有祖国，他们是世界公民。于是他们就可能站在全世界的角度，在世界交往的前提下，考察人类历史的发展，而不仅仅是一个本民族的发展问题。这样的话，他们的观点站得比别人高一点。

在19世纪50到60年代的时候，马克思就预见到未来社会的四个特征，而这四个特征恰恰就是我们现在信息社会的特征。那么这个信息社会特征也是我们现在从事的这个行业的特征。首先，马克思预见到未来社会生产结构将发生变化，不再是重工业和轻工业，而是信息业和服务业。那么马克思还预见到，未来社会的劳动力还将发生变化，不再是体力劳动，而是智力劳动。当时还没有白领这个词。他甚至想象未来的劳动，是工人在某一个小房子里面操作一种机器，远距离地指挥整个生产过程。我们知道这种机器当时没有名字，但是现在叫电脑。也就是说，劳动力结构的变化是马克思非常天才的设想，而且想得是很准确的。而我们现在对马克思的认识恐怕也不是很深刻。比如我们共产党的党徽就是镰刀、斧头，镰刀、斧头意味着是体力劳动，其实马克思说未来的理想并不是体力劳动。　　第三社会资源结构还将发生变化。那时候社会资源的三大块就是煤炭、矿石、棉花。当时马克思就说了，未来社会资源的结构是信息、是知识。第四当时居于社会中心地位的是行政权力，而马克思认为未来社会居于中心地位的不再是行政权力，而是科学的组织和角色机构。这一块现在其实在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我们知道像里根、布莱尔、小布什、布什，这些人的智力水平不过是中等智力水平，一个演员就能当总统，为什么呢？实际上真正控制这个国家、控制这个世界的不是他们，而是他们背后庞大的智囊团。这个智囊团是由各种专家、学者、社会学家构成的跨学科综合性的政策研究组织。而且这样的组织，是运用了科学的方法，相对客观和独立。这四个特点实际上就是现在信息社会的特点，这也是一个传播观点，而不是社会学的观点。

第二个想说一下，马克思、恩格斯对电子媒体的认识。在那个时候，只有一种电子媒体，就是电报。1844年，电报从纽约发到巴尔迪摩，当时第一句话我们知道，就是“上帝创造了什么”。其实不是上帝创造了什么，是人创造了什么。那么在1847年的《共产党宣言》上，马克思、恩格斯就把电报列为资产阶级创造的巨大生产力的代表之一。其实那时候电报还没有开始应用。所以这说明他们对电报的认识很早就开始注意了。当时世界上有两个经济危机策源地，一个是印度，一个是美国。因为美国离英国有1个月的航程，英国到印度有3个月的航程，这种情况下，造成巨大的信息差。比如说英国需要棉花，这个信息好不容易传播到了印度，印度使劲生产棉花，由于信息沟通产生了巨大的信息差，那么等到棉花生产出来，大批量地运到英国，发现过剩了。那么这一过剩，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爆发了。自从出现了电报，问题解决了，电报几秒钟的时间，就克服了千山万水的距离，使得全球连成一片了，至少当时在美洲和欧洲连成一片了。

所以马克思当时有一段话，说“电报已经把整个欧洲变成了一个证券交易所，铁路和轮船已经把交换的手段扩大了100倍”。而我们知道，现在的网络，以大比小，而马克思的这个观点是完全可以说明的。也就是后来麦克卢汉说的，全球变成了地球村、部落村。这个意思是完全一样的。实际上在电报发明的时候，马克思说出了类似这样一个观点，意思不一样的，但是含义是一样的。所以他用了一句很科学的语言来表述电子媒体的本职工作，就是用时间消灭空间。那么我们从事这个行业，实际上本质也是这样的，用时间消灭空间。

第三点，说一下民族和民族的交往，或者是人群和人群的交往。从19世纪开始，全球人群和人群的交往开始密集起来。但是它的交往重点是从欧洲转向全世界的。我们的教材一般这么说，帝国主义侵略了我们国家，如果是传教士传教，就说西方的殖民者进行了文化侵略。一般来说，我们都是这样来描述这个事实。可以这样描述，这是一种观点，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在那时候有一种更高的眼光，而这个眼光就是看这种交流，这种人群和人群的交往，是否有利于全人类的发展。如果有利于全人类的发展，他们是予以支持的。那么这种情况下，这就和我们评价的标准不大一样了。举一个例子，1846年到1847年，美国和墨西哥发生了一场战争，结局是墨西哥失败了。墨西哥割让了23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美国只给他1500万美元的补偿，是非常不公平的一场交易。这个问题我们怎么看？恩格斯是这么写的，他说在美洲，我们看到了墨西哥被征服，这使我们十分高兴。这个国家一向埋头于内部事务，在长期的内战中四分五裂，因而丧失了一切发展的可能性。这样一个国家，现在最多能够成为英国方面的附属国，可是它现在被迫卷入了历史运动，这是一个进步，墨西哥将受美国的监护，是符合其发展利益。　　然后接着说，加利福尼亚从毫无作为的墨西哥人手中摆脱出来，有什么坏处呢？如果经济充沛的美国佬迅速开发那里的金沙矿床，增加流通手段，在短时间沿太平洋沿岸最稀疏的地点，集中稠密人口，开展广泛贸易，建立许多大城市，开辟轮船交通，铺设从纽约到旧金山的铁路，第一次使太平洋接受现代文明，历史上第三次为世界贸易开辟新的方向，有什么不好呢？他说了这么一段话，而这段话恰恰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因为直到现在，这块土地成为全世界最发达的地方，全世界的人都想往那个地方，所以美国不得不制定《移民法》来挡住。

假如这里当年没有发生美墨战争，仍然是墨西哥的，那么根据现代墨西哥的发展情况，恐怕现在仍然是不毛之地，对整个全人类的发展有什么好处呢？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当时的一种看法。那么这种看法包括他们论证西方侵略东方，包括英国大炮轰开中国的门户。这些问题如果大家感兴趣，就建议大家读一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前70页，马克思恩格斯大约十几篇文章，都是论东方的，里面也贯穿了这个思想。这也是一种传播观，就是一个比较宏观的传播观。

 

 

下面我们就回到一个比较小的问题——新闻。前面说了，马克思、恩格斯一生基本上是一个新闻工作者，那么他们对新闻的认识也是非常深刻的。光是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稿就写了12年，他们书信经常讨论怎么写稿、要写什么东西等等。我们的教科书就谈到了什么是新闻。新闻就是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可是我们知道，新近发生的事实，99%都是不值得报道的，都不可能成为新闻的。也就是说必须打破循环往复发生的事实，出现了异常变动，才是新闻。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多次谈到这个观点，变动产生新闻。如果没有变动，今天我上班了，明天我上班了，绝对不会是新闻，尽管是事实。这一点他们认识得很清楚。所以像我们的新闻理论，其实也应该强调，新闻不是新近发生的事实，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变动。没有变动，就没有新闻。

那么有了这个观点，马上出现第二个观点，就是新闻层次的变化。我们的网络可以随时随地来调整，但是其他的传统出版物，是定时出版的，可是在定时出版的时候，在一定的时间里面，比如说一天24小时，一周两次，新闻发生的概率是不一样的。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有时候新闻很多很多，有时候新闻很少，可是总得有头版头条。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新闻的层次变化。也就是说，有的时候不太重要的新闻，必须把它提升到头条新闻，这种情况经常有。所以我们有些媒体呢，不得不在考虑处理头条的时候，挺头疼的，特别在没有新闻的时候、新闻很少的时候。恩格斯说，新闻有淡季，有旺季，恩格斯也琢磨得很透了。但是到了旺季的话，恐怕就是另外的问题了，重大的新闻可能占据所有版面，其他相对重要的新闻，可能连版面都上不去。最典型的就是9.11事件。9.11以后的第二天，《纽约时报》要闻版28个版，前27个版全部是整版整版的9.11新闻，连广告都没有，只有第28版是一整版广告。而过去《纽约时报》的要闻版，起码广告占40%以上，这是由于发生特别重大的新闻。这种情况同一天也发生在《泰晤士报》。全世界的报纸恐怕唯有中国的《人民日报》没有把它作为头版头条。《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是江泽民举着火炬，全运会火炬接力典礼开始。这说明我们的新闻工作者不尊重新闻价值，这是很无奈的事情。但是我们学理上还是要讲新闻价值的，不管你是什么报。党报也是报，首先也要尊重新闻工作的规律。

第三说一下新闻时效。马克思第一次当报纸主编是1842年10月15号，他上班的第一天，写的第一篇稿子叫《第179号社论》。在这个社论里面，他论证了哲学和报纸的差异，哲学没有什么时效概念，但是报纸就不行了，报纸一般的性质就是经常为战斗做准备，就是对于急需报道的、耸人听闻的、当前问题的热情关心，这就是报纸。我想除了报纸以外，现在的网络传媒更是这样，也就是要随时地做战斗准备，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重大新闻。为什么我强调这种时效概念？直到现在我们的很多新闻，包括电视新闻，都是“日前”新闻满天飞。什么叫日前？今天以前到永远，都叫日前，也就是说等于没有说时间。我想我们的新闻，除了为现实的受众服务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记载历史。假如过了很多年，我们回过头来说，要查国务院五部委哪天发了一个什么通知啊，好不容易查到了，上面告诉你“日前发布”的，气死人了。我想这个问题需要强调一下，我们从事新闻工作的，一定要有时效观念。这是马克思100多年前就说过的，我们现在还那么磨蹭。

第四点说一下新闻揭示性的特点。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这是我们很多教材里说的话，其实我要说一点，新闻是不可能做到完全真实的，为什么呢？因为新闻要求在第一时间来报道这个事实，在第一时间报道的时候你看见的东西是完全真的吗？这个事情前因后果是什么，谁也说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用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来描述这种现象，叫做“报纸的有机运动”。有机运动是不可分割的、连续的运动，那么这种情况恐怕是我们新闻工作的一个特点。也就是新闻的真实性为一个过程，事实本身在发展，人对这个事实的认识也在发展，自然而然新闻的真实性也是一个过程。这个问题恐怕需要进一步去讨论。所以我们为什么有更正与答辩制度呢，就是尊重了新闻工作的规律。新闻部可能非常准确，因为要求在一定的时间里面进行报道，所以说有错误是很正常的，但是你要更正，允许当事人答辩。新闻自由和更正与答辩制度是对应的一对。在这个问题上，我想我们应该树立起自由和更正制度的概念，而不是只有自由，或者只有更正。

最后说一点，我们在谈报纸新闻任务的时候经常说，报纸是有政治性的，有积极性的，这都是正确的。但是往往我们忽略了另外一点，就是报纸是人民的精神生活资料，而是必要的生活资料。这个观点马克思在英国废除了知识税以后，就开始论证这个问题。他是在《资本论》的手稿里论证的，而且不止论证了一次，只有由于《资本论》的手稿太浩瀚了，所有很多人没有注意。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马克思在1862年，也就是英国1861年废除最后一项知识税后，就开始谈到说，现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必要生活资料发生了变化，过去只有面包、牛奶、啤酒，而现在呢，开始出现了报纸。报纸当时的价值便宜到了货币的最小单位——1便士。在这种情况，报纸就可能成为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而工人当时是社会的最底层，而对于当时社会最底层来说，都是必要的精神资料或者是生活资料的话，那么整个社会来说，已经是必不可少的东西了。至于到了我们信息社会就更不要说了，所有大众化的传媒都是这个社会必要的生活资料，也是每个人必要的生活资料。我们要树立起为读者服务、为社会服务的观念。既然这是人的必要生活资料，在从事这个工作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份社会责任。这是关于新闻的认识，就说这么多。

 

 

马克思、恩格斯的党报思想

下面说一下马克思、恩格斯的党报思想。这是我们进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重点。恩格斯这段话，我稍微解释一下，翻译得不大准确，应该是党的出版物，而且主要是指传单，当然传单这个东西，是完全宣传党的观点，不是敌对党的论断。这是一种论战式的刊物，这种刊物也是存在的，而且也是必要的，对于一个党来说是必要的。但是一个社会不能仅仅是党刊、党报，它得是面向社会化的大众报纸。所以这段语录，我们在引用的时候要考虑到，它不是说社会中只有一种党刊，而是社会中很多刊物，其中一种刊物是党的刊物。它的任务是什么？就是这些东西。

还要说一点，我们在看马克思、恩格斯论述的时候，当时的党和我们现在党的组织结构很不一样，当时的党只有核心部分，几十个人、几百人，是稳定的，其他部分都是经常在流动的。他们怎么统计党员？就是在大选的时候，选举了某一个党的议员，那么你就是这个党的党员。如果你响应这个党的号召，参加了示威游行，你就是这个党的党员。或者你向这个党捐了款，那么就更是这个党的党员了。所以恩格斯经常说，我们这个党很大了，我们这个党有几百万党员了，这几百万是怎么来的？就是这么统计出来的。所以这个概念和我们现在党的组织机构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这个党是非常严格的，你要入党，得两个介绍人，还得汇报思想，还得经过很严格的思想考察，还要填表、宣誓等很多很多事情，你才能成为党员。

而马恩时期的党不是这样的。由于这种组织结构的松散，所以说关于党报思想的表述和我们现在不一样了。这里面有两条，第一条是党的领导机构和党报编辑部都要遵循党的精神。这条和我们现在的党是比较接近的，但是大家注意这两个主语，就是党的领导机构和报刊，不是一个主语。我们现在就是一个主语，你们新闻媒体要遵循党性原则，说这个话往往就是不由自主站在一个领导者的地位，我是天生政权。而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呢，是党的领导机构和党报编辑部都要遵循党的精神。他们认为党的领导机构也可能犯错误，党报编辑部也可能犯错误，所以我们共同遵循的是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章程和决议。这才是我们大家共同遵守的东西，他们使用的词叫党的精神，而没有出现党性这个概念。

第二点，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就是党的领导机构，和党报编辑部、出版社等等，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在我们这儿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在马克思、恩格斯那个时期不是这样的。根据党章的规定，是党的领导机构有责任监督党报的原则立场。这个有责任监督，也就是说不是领导，是监督。而且监督的不是鸡毛蒜皮，不是直接干预，而是原则立场。这是当时的组织关系，就是这么回事。那么这一点恩格斯曾经也谈到，有一次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对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进行检查。因为《新时代》发表了一篇批评领导机构的文章，这篇文章的作者是马克思。当时马克思已经逝世15年了，因为这篇涉及到当时仍然在位的党的领导，这种情况下，恩格斯非常气愤，就写了一段话，他说大树长得再高也能戳破了天，你们已经对《新时代》保持相当大的道义上的影响，你们也应该满足。这个话等于是恩格斯强调了什么呢？就是党的领导机构对党报关系是一种道义上的影响，也就是思想的影响，而不是强制的命令。

那么这种做法适合于那个时代。我想我们现在的组织结构和他们不一样了，我们不能把马恩这方面的论证直接搬过来来论证中国媒体改革。不然的话，容易犯自由化的错误。这个问题就说这么多，下面说一下列宁。

 

 

列宁的生平和出版活动

列宁1872年4月22号诞生在伏尔加河畔的一个城市，叫做辛比斯克，父亲是一个省的教育厅长，也就是说是知识分子。列宁的爷爷是农奴，19世纪60年代，沙皇自上而下地解放了农奴，所以到了列宁的父亲一辈就成了知识分子了。列宁的哥哥给列宁一堆书，其中有一本书就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在15岁的时候，就阅读了《资本论》，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参加了当地的马克思主义小组的活动。后来列宁读了大学，学校的名字叫喀山大学，喀山是西伯利亚一个比较大的城市。列宁读的法律系，但是他在法律系读书才一年，由于从事革命活动，被开除学籍。根据沙皇俄国的法律，凡是由于政治原因被开除学籍的学生，不能在其他大学就读，但是允许自学考试。于是列宁就自学了4年法律系的课程，同时兼任律师，所以列宁从小就锻炼了雄辩的才能，最后终于拿到了沙皇俄国最好的大学——彼得堡大学法律系的一级毕业证书。也就是说列宁是一个正牌大学生，但是呢，他只在大学读了一年。

1895年，列宁来到了彼得堡，领导当时彼得堡工人斗争协会的工作。由于从事革命工作，1896年他被捕了。那么被捕以后呢，他被判处4年流放，被流放到叶尼塞河上游一个村子，叶尼塞河上游就是在现在的贝加尔湖一带。就在列宁被流放的时候，189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就是后来的苏联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在明斯克秘密召开。那么在这个会上宣布了党的成立宣言，选举了中央委员会，指定在基辅秘密出版的报纸《工人报》，为中央机关报。这次代表大会一共就九名代表，比中共一大还少。但是会议之后，散发了传单，所有的参与者都被警察逮捕，那么《工人报》编辑部被沙皇警察捣毁了。也就是说这个党宣布成立了，名义上存在，但是这个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全部被沙皇警察逮捕了。列宁给《工人报》写了稿子，直到“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才从警察局的档案里找出来。因为这四篇稿子都没有发表。那么列宁在流放地获致了这个信息以后，下定决心等自己放出来以后，一定要把这个党重新建立起来。

1900年，列宁被释放了。释放以后呢，他就到国外去找当时俄罗斯最大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劳动解放社，和劳动解放社的领导人普列汉诺夫协商要创办一张报纸，这张报就叫《火星报》。那么《火星报》第一期左上角有一行字，就是普希金的诗，行看星星之火、燃成燎原之势。所以它叫《火星报》，就是要点起这个火星，燃遍整个俄罗斯。

《火星报》通过它的通讯员系统和代表系统，串联了全国各地的马克思主义小组。经过三年的紧张工作，终于在1903年7月31号，召开了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会有30多人参加，地点是布鲁塞尔，后来转移到伦敦接着开，一共开了两个星期。这次大会选举了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党纲领、章程、策略、决议，选举了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也就是说一个非常完整的党的组织机构建立起来了，在会上形成了两派，一派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派，一派是以马尔托夫为首的孟什维克派。这种情况在当时来说是非常正常的，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就创办了一系列的布尔什维克报刊，大约有40多种。为什么这么多种类呢？就是由于沙皇俄国实行了高度封建集权，报纸一出来，就被查封，然后他再找个地方再出，但是呢寿命都很短。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列宁没有写过一篇新闻，因为他从事的是党报、党刊的工作，最小的文章几百字也是评论，最大的文章几万字。所以列宁没有新闻思想，只有出版活动和党报思想。这个情况跟马克思、恩格斯是不一样的。

那么列宁办了这么多报刊，除了《火星报》需要知道以外，建议大家还要知道一张报纸。这张报纸后来非常有名，也是列宁创办的，就是《真理报》。《真理报》是1912年出版的，当时叫《群众性工人日报》。1914年“一战”爆发以后停刊。1917年复刊，复刊后，被宣布为俄共中央机关报。从此以后，《真理报》一直生存到现在，后来是苏共中央机关报。1991年“8.19政变”以后，《真理报》被宣布为独立报纸。目前在俄罗斯代表俄罗斯的左翼。那么《真理报》在历史上最辉煌的年代是1988到1989年，它的发行量每年超过1000万份。因为那个时候正在搞改革，人们的政治热情比较高，现在《真理报》的发行量恐怕是在2万份以内。

 

 

列宁的家庭情况

下面就说一下列宁家庭情况。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比列宁大一岁，是在流放地认识并且结婚的。列宁的夫人是列宁不能够离开的秘书，列宁创办了一系列的报刊和出版社，还有从事的一系列党务活动，都是由他夫人做秘书的，工作非常细致，非常能干。她也是俄国共产党员的元老。所以列宁不能离开克鲁普斯卡娅，不然他没法工作。

还有伊娜莎，她是一个领导层的女革命家，她不可能当列宁的秘书，这样的话，列宁只好断绝了和伊娜莎的感情联系。现在从《列宁全集》上保留的书信上看，他信件写得最多的是给伊娜莎写的。我很早就读了《列宁选集》，但是我不知道伊娜莎是个女的，原因是什么呢？她的简写叫阿尔曼德，而且从信里面完全看不出她是女性，谈的都是革命工作。所以列宁还是以革命工作为重，感情放在第二位的。

那么“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伊娜莎因为是老资格的布尔什维克，所以她在党内是级别最高的女性，担任了俄共中央女工部主任、女工部部长，也就是相当于我们解放初期蔡畅的地位。很可惜，1920年伊娜莎因为感染伤寒去世了。这个事对列宁的打击非常大，当时列宁为她举行了国葬，实际上她的级别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正部级，还不够国葬的格。我两年前在《阳光卫视》看过一个俄国的历史片，谈到这个事情，解说词是这么说的，当时克鲁普斯卡娅说，伊娜莎死了，列宁的心也死了。因为她确实很了解列宁。列宁从1920年以后，身体状况再也没有恢复过来。1922年5月，离开工作岗位，1923年3月，列宁不能说话了，1924年1月21号列宁逝世了。

不论是克鲁普斯卡娅还是伊娜莎，都没有孩子。那么列宁的家庭都是革命家庭。他的父母都支持他从事革命工作，列宁的姐姐，还有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全部都参加了革命队伍。但是在革命队伍中，他们都是职位很低的，都是从事秘书的工作。做官最大的就是列宁的弟弟，不过当上了博物馆的馆长。不像我们有些领导，一人当了大官，下面鸡犬都升天。

列宁的党报、党刊思想

下面我们重点说的是列宁的党报、党刊思想。我们重点要了解出版物的党性，这个出版物的概念就涵盖所有的传媒。这个概念的提出呢，跟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前面的历史有关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1898年成立的，但是成立以后呢，由于中央机构被沙皇警察破获，实际上这个党名存实亡，有五六年的时间根本没有中央。在这种情况下，各地马克思主义小组自行活动，没有这种党的观念，就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没人管。但是到了“二战”的时候，1903年党的二大召开了，建立了完整的党的组织结构，可是虽然建立了，会议散了，大家回到各地，仍然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是一致行动，他们都习惯了。这么多年来，他们都自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没有党的观念。可是当时俄国正处在民主革命的前沿，在1904年俄国被日本打败了，在咱们的大连吃了败仗，俄国国内的矛盾激化。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作为一个在野党，正要向沙皇进攻的时候，这个党内乱得一塌糊涂。

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提出一个要求，我们现在需要从小组习气转变到党性，不能再是那种小集团活动了，我们是一个党，要有个整体党的观念。那么党性这个词比较抽象，列宁对党性规定了一条，第一条就是党的纲领，第二条党的章程，第三条党的策略决议。也就是说看你的言行是否符合党的纲领，因为大家举手表决通过了党的纲领，一散会大家不执行，这怎么行？还有党的章程，章程就是所谓的行为。第三个是党的策略决议，就是最近几年我们党的中心工作是什么，要团结谁，打倒谁，这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第三点上，各个小组的分歧非常大，都是各说各的。你公开发表的意见，在外人看就是党的意见，因为你是个著作家，社会上有点名气。

所以在这种情况列宁非常着急，他对出版物的党性规定就是两条。第一条，在观念上，党的出版物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是整个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他刚说完这句话，觉得这话说得还是不太全，又另起一行，当然德国有一句谚语，任何比喻都是有缺陷的，我把写作事业比喻为齿轮和螺丝钉，也是也缺陷的，因为写作事业还允许个人创造性和爱好的广阔天地，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列宁对他前面的观点做了补充。可是我们知道，任何的引证都会带来一点断章取义，这是没有办法的，除非把所有文章都搬过来。1942年5月23号，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中，就引证了列宁的话。他原话是这么说的，我们的革命文学如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整个革命事业的齿轮和螺丝钉。完了，到此为止。然后下面还有一个注释《列宁选集》多少多少卷。其实列宁的原话是，当然任何比喻是有缺陷的，就是说这个齿轮和螺丝钉比喻是有缺陷的，但是毛泽东没有再引证。我们不能怪毛泽东这么引用不对，但是毛泽东一旦这么引证的话，后面的人都跟着引证，以至于到了《雷锋的日记》也这么写的，我要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拧到哪里，哪里亮。那时候我正在中学，也是学雷锋，要做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现在想起来，这句话有点问题，大家都去做螺丝钉了，但是把我拧到那个地方去的人怎么不做螺丝钉呢？这里面有点逻辑上说不通。不过列宁的话是说得很全面的，列宁的基本思想也是很明确的，就是党的出版物应该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但是为什么有冲突呢，因为当时很多出版物包括报刊、出版社、图书馆，还有印刷所，很多都是党员个人的。有些党员是社会上多少有点名气的著作家。这时候忽然提出这些东西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所以列宁一再提出，我不是要得到所有权，这个出版社是你的，还是你的，这个报纸是你的，还是你的，但是你是党员，特别在社会上好多人知道你是党员，这个时候要接受党的领导。

所以，第二个观点是组织上党报、党刊、出版社、印刷厂、图书馆包括著作家本人都要加入这个组织，并且接受相应的组织领导。这样的话，才能使你们和党的中央保持一致。这不是要剥夺你们的所有权，东西还是你们的。所以这方面的争论很激烈。但是从历史上看，最后实践证明，列宁的观点是正确的。如果不这样的话，一个党不可能团结起来向敌人进攻。我建议大家记一下，就是列宁对出版物的党性认识，一个要点就是从观念上，党的出版物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但是这个说法列宁后面也做了补充，应该允许个人的创造性和爱好、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主旋律和多元化。第二个，组织上一定要加入一个组织，接受相应的组织领导。这点对我们来说，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我们所有的媒体包括网络，都是在党的领导下的。

下面说一下列宁的一个想法，出版自由的问题。我们关于对社会主义出版自由的认识，一般说是根据我们的实践，就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推翻了反动派，然后没收了资产阶级的报刊和出版社，由我们的党来代表人民出版，这种叫社会主义新闻自由。这个说法呢，我们已经做了实践。但是通例，我想说一下。关于社会主义出版自由，列宁曾经在“十月革命”前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论证，他就说我们要推翻反动派，所以我们必然要没收大资产阶级的报纸和印刷所，这是没得说的。关键是没收以后怎么办？没收以后首先要给国家，因为国家是代表人民的。同时在两个获得了10万到20万张选票的大党，也就是说这些党得到人民的拥护，他们应该拥有出版自由。也就是说他原来设想的社会主义不是一个党执政，是多个社会主义党执政。还有一定人数的公民团体，这些团体是代表人民群众的一部分，但是又害怕别人钻空子，所以后面加了一个括弧，例如1万以上。七、八个人一个团体跟几万人争平等的自由恐怕很麻烦。列宁在“十月革命”前想得是很细致的。所以革命胜利以后，也是按照列宁这个设想来贯彻的，所以“十月革命”以后，除了极少数的支持沙皇和反对“十月革命”的报刊被查封了，绝大部分社会主义报刊都存在。当时是三个党执政，就是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这些党报、党刊和外围的报刊出版很热闹，当时俄罗斯一共有6万多种报刊，包括小资产阶级的报刊也可以自由出版。

但是这种状态只维持了半年多，后来形势发生了变化。我们知道，俄国是一个高度封建集权的国家，从来就没有民主党派，从来就没有多党联合执政这一说，都是一党专政。当这种新的形势出现以后，社会主义革命党就不愿意联合执政了，想自己一个党执政，于是就制造了一次恐怖事件，炸死了德国驻俄国大使，然后德国以这个为借口开始向俄国进攻。这种情况下，列宁不得不愤怒地宣布，社会主义革命党非法。这样的话，社会革命党的报刊就不存在了。然后就是科尔尼洛夫叛乱，孟什维克党跟克雷莫夫有密切的联系，孟什维克党是想借助克雷莫夫的力量，消灭布尔什维克，自己独掌政权。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党宣布孟什维克非法。所以到了1918年底，只剩下布尔什维克党的报纸，其他几个党的报纸全部消失了。这个情况是列宁原来没有想到的，没有想到会出现这种结局。

所以社会主义出版自由思想半年以后就基本消失了。但是不管怎样，列宁原来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签署了一个公告，这个公告里面承诺将来对新闻实行法制化管理。他的原话是这么说的，一旦新秩序得到巩固，所有不利于报刊的行政措施都将废除，根据这方面的规定，最广泛、最进一步的规定，在对法律负责的范围内，新闻将得到充分的自由。也就是说列宁设想的是法制化管理，就是未来以后，行政权就不能直接干预报刊了。如果你想对报刊进行处理，要按法律条文规定，由法院去处理。但是列宁这个设想，在他在世的时候，没有实践。就是说社会主义出版自由、新闻自由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实列宁原来的设想是非常好的，但是由于后来实践出了很多，这个事没有完全实现。

 

 

第三点，就是列宁的苏维埃报刊。这个事情我们很重视。由于革命失败，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掌握政权的经验，而列宁在世的时候，有曾经掌握了六年政权的经验。所以对列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论苏维埃报刊，我们非常重视，有好多人引证，但是引证的时候忽略了一点，列宁是在什么条件下说了这些话。这个背景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时在1918年3月，开始实行了共产主义制度，而这个共产主义制度要求的第一条，就是所有的居民要强迫性地纳入劳动公社，然后取消商品交换，实际上取消货币。中央银行保留货币这个名字，为了好进行社会统计。这是列宁当时的一些想法，而这些想法马上付诸实践，在这种条件下，报刊怎么办呢？列宁宣布取消报纸的订阅制，因为订阅制意味着也是商品，可是那时候钱都没了，也没有商品交换了，于是就实行分配制。而列宁认为，取消了订阅制，实行分配制，是向共产主义迈进了一步。根据我们现在的实践，显然列宁的这些想法是错误的。

在这个错误大背景下，列宁对报刊提出了两点要求。第一点就是树立模范劳动公社的榜样。列宁的原话是说让我们能够，而且一定能够使榜样的力量在新的苏维埃俄国成为首先是道义上的、其次是强制推行劳动组织的法律。我们过去引证这句话的时候，都没有注意这后半句，强行推行的劳动组织。这就是当时背景，这个劳动组织不是愿意组合，而是强行推行。那么第二点是在报刊上设立黑榜。所谓黑榜就是批评落后的劳动公社，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舆论监督，不过是一个固定的专栏。那么这种情况下，新闻是处于一种什么位置呢？列宁说了，让我们报刊上那些所谓日常新闻的材料减少到十分之一，如果能减少到百分之一更好。让那些向全体公民介绍我国少数先进的劳动公社的模范报刊广泛销行几十、几百万份。也就是说列宁在谈报刊任务的时候，他几乎要否定报刊的基本职责。报刊的基本职责是传播新闻，他要求把传播新闻压缩到十分之一，剩下的就是宣传劳动模范公社了，批评落后的劳动公社了。所以列宁当时对媒体的认识显然是不正确的。这样的引用我建议大家以后不要引证了，因为列宁后来自己都承认犯了错误。

那么列宁犯了错误，能够及时地改正错误，公开地承认错误，所以1920年年就准备转变，后来又发生了一次叛乱，然后又磨蹭到了1920年初，列宁承认犯了错误，取消了共产主义实验，又实行了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就是市场经济，恢复了商品交换，恢复了货币，也恢复了报刊的订阅制。这就意味着承认报刊是商品，也就是列宁对报刊的认识实际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是我们也说了，实际上从1920以后，列宁的身体状态急剧恶化，再也没有恢复。这样的话，列宁就没有精力谈报刊了，因为当时更大的政治经济问题远远比报刊重要。所以1920年以后，列宁关于报刊的论述就很少了。这样就造成一个很大的反差，在1918年到1920年之间，列宁滔滔不绝说了报刊这样报刊那样，可是这些论证呢又是在一个错误的背景下说的，因为当时实行的是共产主义制度。后来列宁改正了这个错误，实行了新的政策以后呢，几乎又没有谈报刊。但是有一点可以说明，列宁关于报刊的思想确实发生了变化。当时出现了400多家私人的出版和报刊，那么列宁并没有表示反对，只是写封信，要求他的办公室主任调查一下，这些报刊和出版社是否受到了社会的监督。他要求对这些民办的报刊、出版社进行监督，并不是否认这些东西存在，而是要加强管理。

还有一件小事，可以说明列宁的思想确实有一些变化。就是1920年，在党的十一大上，列宁做了政治报告，因为身体状况不好，那个报告很短。完了以后，就很少出现在大会，那么到了最后一次大会的时候，列宁去了，坐在主席台上，翻阅了通过的决议。其中有一条决议是当时党的一个理论家叫梁赞诺夫提出来的，他说禁止往报纸上登广告。因为当时苏联政权下面呢，政府性的报纸都可以登广告，而且地方性的党报也可以登广告。那么这个决议是禁止《真理报》登广告，列宁看了以后，就写了一个条，给当时主持会议的加米涅夫，说这个决议显然是错误的，你们不允许《真理报》登广告，《真理报》哪儿来的钱呢？加米涅夫就回了一个条子，说列宁同志，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不好再变了，如果《真理报》再缺钱，我们再另想办法。列宁也没有说话。然后代表大会就开始选举中央委员会，选举中央监察委员会，然后就要结束了。因为代表很少看到列宁了，就热烈鼓掌，希望列宁讲话。列宁这才开始说话了，说我刚才看了一个决议，这个决议是梁赞诺夫提出来的，禁止《真理报》登广告……你们不允许《真理报》登广告，《真理报》哪来的钱呢？你们知道吗，反正我不知道。列宁这么一说代表又一致同意，将这个已经通过的决议案从议案中撤销。

那么这个事情是一个小插曲，但是说明了列宁对报刊登广告的认识，也就是承认中央机关报可以登广告，有经营思想。但是很可惜呢，到了5月22号列宁就完全离开了工作岗位，到莫斯科南郊的一个村子，叫哥尔克村去休养，后来就在那个地方逝世了。那么大体情况是这样，这就是列宁和他的妻子休养地，旁边那个老太太和小孩是村里人。现在哥尔克村是一个博物馆，去的人很少。

 

 

斯大林生平和传播思想

下面简单说一下斯大林，斯大林是他的一个笔名。马恩是一代人，共同创造了马克思主义。但是列斯可不是一代人，他们是两代人，列宁是斯大林的上级，斯大林长期以来是地方党的领导人。斯大林1879年12月11号出生在格鲁吉亚一个农民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鞋匠。斯大林只读过中学，到了中学毕业那一年不辞而别，到格鲁吉亚一个天文台去做职员。从1901年起，斯大林成为格鲁吉亚巴库地区的小组领导成员之一，而且还参与创办了一系列党的报刊。斯大林可以说是一个坚定的职业革命家，历史上曾经七次被捕，六次逃脱。他第一位妻子是一位共产党人的妹妹，给他生了个儿子叫亚科夫，但是他当时受到追捕，妻子病重，他知道了以后，回家赶紧把她送医院，但是在路上就咽气了。斯大林出了名以后呢，有一位比他小22岁的女孩追他。这个女孩就是娜杰日达，后来给他生了一男一女，女儿就是斯韦特兰娜，后来定居美国，写了很多关于斯大林的回忆。儿子巴西里是一个败家子，后来因酗酒而死。第二个妻子去世以后，斯大林和一位俄罗斯女演员一共生活了20年，但是没有正式结婚。这个女演员后来写了一个回忆录，认为斯大林这个人很粗暴。

列宁在逝世前夕，1922年底到1923年初，曾经评价当时党的六位主要领导人缺点和优点，没有说谁可以接班。这位主要领导人就是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可夫。但是列宁逝世的时候呢，当时和列宁齐名的托洛茨基正好在南方在修养，只有斯大林当时是在莫斯科，就主持了列宁的葬礼和发表了著名的论列宁社会主义基础的演说，自然而然就成为党的第一把手。但是呢，斯大林知道他面临最大的竞争对手就是托洛茨基，因为托洛茨基的名望远远在他之上，而且托洛茨基是苏联红军的创始人、红军的主帅。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于1925年将托洛茨基打成反党集团。1927年托洛茨基被开除党籍，1929年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国，1934年被开除国籍。1940年，斯大林派人到墨西哥刺杀了托洛茨基，而刺杀托洛茨基的人又被封为苏联的英雄。这个人后来被墨西哥当地人抓起来了，判处无期徒刑，因为墨西哥没有死刑。

紧接着，斯大林又以莫须有的罪名处决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最后以莫须有的罪名处决了布哈林。也就是说斯大林将和他同一时期的几乎所有的党的主要领导人和很多1971年以前的党员都处死了。那么这个罪行呢，我觉得斯大林是不可饶恕的，这方面错误是非常大的。托洛茨基是俄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军事领导人，非常著名，后来由于被斯大林批判了，就不能提托洛茨基了。所以斯大林造成的国际上最大冤案就“托派”，这个冤案也涉及到中国，陈独秀、刘仁静、彭述之他们被打成了“托派”，王实味也被打成了所谓的“托派”了，而且王实味在1947年还被杀了。

再就是布哈林和皮达可夫。布哈林是《真理报》“十月革命”胜利以后的主编，担任主编12年，领导了工农运动，也是苏联共产党中最大的理论家，集成了列宁的文化思想，但最后还是以莫须有的罪名给杀了。而且后来的电影，包括在中国放映的《列宁在1918》，把他说成是刺杀列宁的凶手，这是完全不正确的，这方面的历史完全被颠倒了。而皮达可夫苏联的经济学家，也是银行家，后来被处决了。

关于斯大林的错误，苏共二十大一个报告公布的数字是这样，大家了解一下,其实这个情况远远低于后来的统计，实际上前后被处决的共产党人一共是122万人。那么1934年党的十七大给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一共139人，在这个错误中，98人被处决了。1966名代表中1108人被处决，而且接班人这个梯队人数几乎全部被杀光了。1923年从候补委员进入中委的14人，13人都被处决了，只有一个人活了来，而且后来当了大官，这个人就是卡冈诺维奇，后来他被赫鲁晓夫撤职。还有就是1924年从候补中央委员进入中央委员会委员的一共22人，全部被杀。还有一个问题是，可能是中了德国的反间计，斯大林几乎杀光了军队的主要军事将领。那么到1939十八大时候，斯大林自己也承认党内人数大大减少，他当时承认少了27万人，其实他忽略了一个很大的数字就是候补党员。候补党员只有一年的候补期，但是候补党员有90万人，90万人后来变成正式党员，最后加起来还是160万人。所以把这90万人加到被害的人数里，那就是120万人。不管怎样，斯大林这个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是不可原谅的。

我们现在说的当然不是整个的历史，我们要说的是传播思想。传播思想就涉及到党内思想交流的问题，从1925年起，斯大林就开始使党内生活僵化。1929年以后，党内生活完全不能进行了，所以说苏联党瓦解跟当年很早的时候斯大林实行的政策是有关系的。1925年斯大林宣布，我们不是自由者，在我们看来党的利益高于形式上的民主，形式上的民主是空洞的，党的利益才是一切的。这些话本身是充满矛盾的，我们知道民主有形式和内容，形式、内容是统一的，如果没有形式，哪有民主啊，那不是民主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党的利益还是党的利益嘛？很难说是党的利益了。不管怎么说，从1925年起，党内过去列宁时代的正常的思想交流完全没有了。1926年以后，斯大林开始实行了个人崇拜。1929年以后，在他50岁生日以后，《真理报》带头，其他报刊也跟着来，整个文章模式都改成第一句话引证斯大林的话，最后结尾还要向他信誓旦旦行礼膜拜。有点像我们“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吃饭之前都要先站起来，对着毛主席像，敬重毛主席万寿无疆，敬重刘副主席永远健康，完了之后才能吃饭。那么这种情况，那时候也慢慢开始了。

 

 

当时有一个没有文化的哈萨克诗人还歌颂斯大林说，说斯大林比大洋还深，比喜马拉雅山还高，比太阳还亮，他是全世界人民的导师。这话跟我们“文化大革命”说毛主席是全世界人民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差不多。也就是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很多地方跟斯大林那时候又重演了一遍差不多。从此以后，斯大林在政治上占了绝对的统治地位，但是还不甘心，他希望在所有文娱领域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他是绝对权威的。这样他就必须得打倒老权威，才能树立他个人的权威。所以说1930年12月9号，斯大林接见了当时以米丁为首的红色教授学院领导干部，发表了一个讲话。这个讲话呢，中央在第二年年初做了个决议，肯定了斯大林的讲话。但是这个讲话始终没有公开过，谁都不知道他到底说了什么。终于在他死了以后，那个材料归档了，就公开了，才发现斯大林的话确实是表现他的一个想法，他要把所有的权威打倒，树立他个人的权威，他要求在没有开展过攻击的地方去开展攻击。要求把在社会哲学和自然科学积攒的粪便全部推翻。要把布哈林和皮达可夫打倒，他们当时是经济学的两个鼻祖，这两个人后来都被处决了。而且提出要揭露普列汉诺夫，因为他是当时最大的理论权威，就连恩格斯也不是全部正确的。斯大林还要求把布哈林的著作彻底翻一遍，因为他是当时最现实的也是党内最大的理论家，斯大林的水平远远不如他。这样的话，他必须把布哈林不打倒，不然的话，他就树立不起个人的权威。

当时斯大林的目的就是推翻一切原来的权威，要树立他的权威。这是一个文化传播观念，也属于我们要讲的。到了30年代末，95.5%的人文社会主义团体，92.9%的文艺团体，69%的普通文化教育团体和48%自然科学的团体，全部停止了活动。那么这种情况，整个社会思想界、文化交流界基本停滞了，造成了一种什么结局呢？确定了以斯大林个人及其理论的崇拜，以其是非为是非，以其理论公式为衡量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当时提出要肃清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包括一些中间思想状态，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我们知道，在任何社会中，中间状态是最大的一块，只有两头是很小的，你要中间的状态肃清，那等于要打倒一大片。而且那时候搞成什么情况呢？把很多的自然科学家抓起来关进监狱，但是呢还要他搞研究，于是成为了监狱研究所，这是世界历史上少见的情况。也就是说，他是通过垄断的办法，通过政治来干预文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来控制意识形态。一直到1948年，社会上出现了很多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比如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但是这些都被当为资产阶级伪科学，都不予以承认。在这种状态下，苏联很多地方就落后了，直到斯大林去世才开始赶上去。人家取得的学术他不承认是科学，这是非常麻烦的事情。

我想在这个问题上，可以找一位比较中立的历史学家来评价一下，我们就找了一个丹尼尔斯，他是德国的历史学家，后来入了美国籍。他在分析中说，发展的最后人们只能听到一种声音，即无所不知的独裁者的声音。为了给独裁者每一个行动做辩解，人们愿意给理论和历史做新的解释，这样做的必然结果就是理论变成了教条，精神生活完全制度化了。这可是一个历史教训，我们应该深刻记住。

毛泽东以及其他中共领导人的新闻思想

下边接着说中国的毛泽东，我们是比较熟悉的。我想重点说一下毛泽东跟新闻工作相关的早期活动。我们知道，为了研究一个人的思想，需要往前追溯一下，他的思想形成有一个过程。毛泽东是我们中国最早的新闻学术团体——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的会员。这点我们要知道，说明什么呢？说明毛泽东很早就是懂新闻的。1937年毛泽东对斯诺说，我当年在北大当图书馆管理员的时候，参加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听邵飘萍讲新闻学，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毛泽东对这段历史还是记忆犹新的。

第二件事我们需要掌握，毛泽东曾经主编过一份报纸，这份报纸叫《湘江评论周报》，是湖南学生委员会的机关报。当时只有他一个人在编这个报纸，从写稿、排版、校对一直到发行，他了解整个报纸运转过程。所以这个问题，咱们也需要说一下，就是毛泽东是懂新闻的，而且他曾经一个人运转过一份报纸。

第三点需要说明一下，毛泽东曾经在早期参加了一个面向社会的报纸的工作，当时担任的是版面撰述员，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兼职编辑。也就是说毛泽东是掌握版面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他能体会到一份面向社会的报纸的影响力。当时他曾经组织过两次大规模的社会讨论，一次是1919年11月份，当时有一个叫赵如珍的女孩被逼婚，她在轿子里自杀了，这当然是新闻了。成了新闻以后，毛泽东在报纸上组织讨论，主题是妇女解放。一共组织了36篇文章，毛泽东本人写了9篇。1920年9月份，湖南省的省长张敬尧下台，新的省长上台，这在省里是一个绝对的大事。这中间毛泽东也参与了“驱张”运动，那么这个时候就组织全省参与一个讨论，就是湖南的建设问题。因为原来的省长不好，对新的省长大家有一种幻想，也许他进来湖南能够做好了。毛泽东一共组织了42篇文章讨论这个问题，他本人写了11篇。在组织这两场讨论的时候，他就说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话。这也是第一场讨论的文章，说“吾本讨论各种学理，应该半个活世界来讨论”。这段话反映了毛泽东早期对报纸的影响力的看法，“半个活世界”就是新闻，“来讨论”就是宣传。也就是说，毛泽东那时候从政治角度已经体会到一份面向社会的报纸重大的影响力，这个恐怕对他后来的思想影响肯定是很大的。

 

 

毛泽东新闻宣传思想，我们不要理解为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应该理解为是第一第无产阶级革命家集体的。所以这里还要介绍一下刘少奇。刘少奇是我们党的第二把手1922年，刘少奇和李立三同志到了安源，领导安源大罢工。在安源大罢工时期，刘少奇出了一刊物就是《安源旬刊》。但是由于刘少奇长期从事白区的领导工作，主持的都是一些秘密的党建刊物，所以没有名气。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刘少奇是华东地区的主要领导人，后来又调到华东地区担任主要领导人和新四军政委。这个时候刘少奇就担任了一家面向社会的报纸的社长，这张报纸就是《江淮日报》。《江淮日报》是在我们党的根据地仅次于《解放日报》的一份大型报纸。《解放日报》是中央机关报，《江淮日报》曾经送到莫斯科去展览过。

再就是刘少奇在1947年的时候，和朱德同志先行离开陕北，到了西柏坡建立了中央工作委员会，领导敌后的土地改革运动。在这个时候接受了毛泽东的指示，要在华北地区建立一个军校、大党校和大党报。在刘少奇的领导下，一个大党报诞生了，这个党报就是《人民日报》。1948年6月15号，当时的《晋察冀日报》和晋冀鲁豫解放区的《人民日报》，合并为新的《人民日报》。这个《人民日报》当时是华北局的机关报。1949年8月1号，《人民日报》被指定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人民日报》，

这是刘少奇担任社长的时候，为《江淮日报》题字，叫“江淮日报——胡服”。胡服就是刘少奇的一个笔名。我们可能看了《铁道游击队》这个小说，这个小说最后的情节就是铁道游击队的政委李政和队长刘红率领铁道游击队，护送一位中央领导过铁路，这位中央领导就是胡服，就是刘少奇。这是《人民日报》的创刊号，当时在刘少奇的总体领导下在西柏坡创刊的。

周恩来同志呢，也是我们党的第一第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在中学和大学的时候，都是校报的主编，对新闻方面很熟悉。周恩来在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成为天津地区最活跃的学生领袖，而且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会报》，还创办了一份理论刊物。由于周恩来长时期从事党内的一些具体事务，非常繁忙，后来没有再直接参与过报刊的编辑，但是参与很多报刊的领导工作，那最著名的是我们都知道的《新华日报》。《新华日报》是1938年1月11号在武汉诞生的，是中共中央在南方的机关报。当时《新华日报》第一任董事长王明。王明当时是长江局的第一书记，自然而然就成为了董事长。武汉守卫战失败以后，《新华日报》的人员坐了船到重庆，在重庆的路上，其中一艘船翻船了，《新华日报》损失了三分之一，这是《新华日报》历史上一个惨剧。

到了重庆以后呢，周恩来是《新华日报》的第二任董事长，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和国民党展开了非常复杂的、长期的斗争，这些我们可能都比较清楚。那么周恩来也是人民广播事业的创始人。1940年他从苏联带回一批广播器材，在延安建立了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并担任当时的广播委员会主任。1940年12月30号，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始播音，就是后来我们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这是周恩来领导《新华日报》的版面，我随便抽出一篇。那么《新华日报》是在国统区出版的，一版、二版、三版都是广告，因为它得有经营活动，当时国统区的报纸都是这种模式的。《新华日报》在党的领导下，但是同时又具有商业活动和其他的经营活动。这个经验我们解放以后失传了，没有继承下来。我们解放以后，完全继承的是《解放日报》的传统，没有广告，也没有经营问题。所以现在很可惜，就是《新华日报》老一代的人都去世了，我们只能从版面上来了解《新华日报》的情况。

邓小平同志是我们第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年龄比较小的一位。他历史上曾经有两次参与党报、党刊的活动。第一次是在巴黎，当时由于年龄很小，所以只能跑跑腿，他主要参与的团刊《少年》和党刊《赤光》的合作。参与《赤光》的时候，邓小平已经长大了，在上面发表了几篇文章。还有一次参与了党报的工作，这是一个比较独特的情况，就是1933年邓小平被打成了“右倾集团”，撤销了一切职务，最后降为一个村的调研员，而且随时都可能被杀掉。因为那时候正在搞肃反，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向上面说，我们需要人，看见邓小平了，将邓小平调到了总政治部宣传部。这样邓小平就主编《红星报》，而当时《红星报》编辑部一个人都没有。社科院新闻所的一个资料员要研究《红星报》，就给老邓写了一封信，邓小平就在信的旁边，一共有三处做了批示，这是最上面的一处。他回复说，我编《红星报》的时间，大约是1933年底到1934年10月，长征开始以后到遵义会议，没有出刊，这个是邓小平记忆有误。长征开始以后，到遵义会议，路上出刊了，出了大约七、八期。还有邓小平参与《红星报》主编是1933年8月份，不是1933年底，他可能是记忆有误。那么199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30周年搞一个展览，体现三代领导人关怀中国社科院，毛泽东和老一代社会科学家有很多的关系，也留下了很多照片；江泽民去过社科院视察，所以也有很多的材料；唯有邓小平从来没有来过社科院，也没有给社科院做过任何指示。这时有人想起来，邓小平不是给新闻所的一个同志回过信嘛，于是从档案室找出这封信来，就展览出来了。终于凑齐了三代领导人关怀中国社科院的展览。不管怎么样，邓小平这封信还是回得很认真的。

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是1970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在天安门城楼上会见斯诺。

 

 

下面我们介绍一下毛泽东的党报思想和新闻思想。我们知道毛泽东不是一下子成为我们党的第一把手的，他是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才成为党的常委，也不是第一把手。第一把手是张闻天，张闻天是总书记，毛泽东是中央军委主席，所以这个地位很微妙。1941年5月16号，经过中共中央讨论同意呢，组建一份大型的机关报，就是《解放日报》，任命博古同志担任社长，杨松为总编辑。而博古就是我们原来的党中央的总书记，那么这种情况下，博古等于是降职使用了。但是不管怎样，博古同志还是好同志的，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能上能下。

有一天呢，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这个文件非常重要。因为抗日战争时期不能打倒地主，只能要求地主匀出一部分土地给贫困农民，那么这个决定意味着陕甘宁地区的上百万农民能够分到土地。但是这个决议却放在三版的头条，头版头条是什么？是英国内阁局部改组，就是按照我们现在的新闻标准，恐怕这个也没有价值上头版头条。所以对这样的事情，毛泽东是很不满意。可是我们知道，当年就是毛泽东把博古推下去的，所以这里面人际关系很微妙，不好直接提意见，只好侧面地做工作。终于在1942年1月党中央政治局决定，《解放日报》改版，然后给3个月的准备时间，准备4月1号起正式改版。那么毛泽东对改版提出的版面变化的要求，就是一边区、二国内、三国际、四副刊。也就是说把边区放在头版，因为你是党报，党报的任务和一般的报纸不一样。第二要把国统区的新闻放在第二，那么国际新闻排到最后。原因是什么呢？因为陕甘宁边区90%的人是文盲，我们天天头版头条讲苏德战场战况、讲西班牙内战、讲抗击意大利法西斯，很多农民都搞不清楚，那你的报纸给谁看？确实有这么一个问题，你忘了出版地点、环境不是大城市，这确实是脱离实际。所以毛泽东给《解放日报》题字叫“深入实际，不尚空谈”。

那么在《解放日报》改版前一天，毛泽东出席了《解放日报》改版的座谈会，他在会上讲了一段话，说利用《解放日报》，应当是各机关经常的业务工作之一，经过报纸把一个部门的经验传播出去，就会推动其他工作的改造。这段话呢，实际上就体现了毛泽东一个想法，就是推动报纸指导工作，报纸不是纯粹的新闻纸，是要指导工作，因为这个报纸是党的机关报，不是一般的面向社会的报纸。毛泽东党报思想就这一点，就是通过报纸指导工作。因为当时中央和基层的联系非常少，除了高层领导之间有电报联络以外，送报纸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途径，就是要充分利用这个途径。我觉得毛泽东的思想是实事求是的。

这是改版后第一号，大家可以看看，边区新闻上了头版头条。博古同志受了批评以后，很快地就转变思想了，紧跟毛主席，然后按毛的思想写了一系列的改版社论，还有后面好几篇重要的改版都是博古起草的，反映了博古这个同志还是非常好的同志。很可惜，他在1946年4月8号不幸去世了。他是怎么死的呢？因为他作为中共谈判代表之一，跟着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回来的时候，搭乘了美国的一架飞机，这架飞机迷路了，撞山头了。飞机上我们中国的全部高级领导都死掉了。除了博古以外，还有叶挺将军。如果叶挺不死的话，还是很帅的人，还有王若飞，这些都是比较重要的有名的中共领导人，统称为“四八烈士”。

后来呢，毛泽东1948年4月经过山西到华北，在山西的时候，应陆定一的邀请，在郭县一个村里面会见了《晋绥日报》的人员，对他们发表了讲话。在聆听毛泽东讲话的人员中，就有我们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甘惜分教授。甘惜分教授当时是新华社晋绥分社的记者。那么毛泽东讲了很长一段话，其中有一段话就被我们宣传部的领导不停地引证，包括江泽民也引证，这段话我们需要知道，就是“报纸的力量和作用就在于它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这段话有六个要点，就是“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工作方法”这四个要点，加上两个“最迅速、最广泛地与群众见面”要点。这是毛泽东党报思想的基本要求，换句话说就是通过党报指导工作，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这个思想也是在对原来博古那些不太正确的或者不大适合根据地情况的思想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后才形成的。

下面我们再讲一下毛泽东论党性。我们经常讲新闻工作党性原则，很多人都在讲党性，往往解释中就变成了听领导的话或者听上级的话，叫党性原则，这是不正确的。我想毛泽东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论证党性应该是我们遵循的依据。现在查起来，毛泽东谈到党性和新闻工作的语录呢，公开出版的只有三处：一处是1942年3月14号，毛泽东给周恩来的一个电报，他向周恩来通报了一些中央的活动，其中就提到了关于《解放日报》改版，已有讨论，务使其增强党性，联系群众。这里面提到的增强党性，并不是说《解放日报》完全没有党性，而是《解放日报》没有积极主动地宣传党的活动。它宣传了，但是没有积极主动，而且没有放在重要位置，所以要增强党性。于是毛泽东论新闻工作党性第一条就应该是这个，要求你有总体的党的意识，要努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解放日报》当初做得不太好。

 

 

第二次是1942年12月28号，当时新华社有四个分社发表了反对国民党新闻，就在外界造成一种印象，就是共产党是否要跟国民党决裂了。其实咱们根本没有这个意思，这样的话，就造成一种错误印象，所以毛泽东非常着急，当时跟各个大区发了一电报，说“务使我们通讯社的宣传要符合党的政策，务使通讯和报纸的宣传增强党性”。又说出这么一段话，那这里面说的增强党性就是第二个方面，就是新闻宣传工作要符合党的政策和策略，就是当时党的政策和策略。因为当时我们和国民党关系是国共合作的基本策略，可是当时的媒体却发表反对国民党的很多新闻。这些新闻往往被别人研究，就研究你的动向，而这个动向是没有反映中央的意思，所以当然属于没有党性了。

第三次是1957年5月，毛泽东在反右斗争的时候，说了一段话，说他人否定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这个他人是指谁？很多解释是指右派。不对，毛泽东当时指的是我们党领导的报纸有些领导人有点木，没有及时地回击一些对党的批评，所以毛泽东就批评他们说，他人否认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这里面提到党性，其实这个党性的概念是和毛泽东1942年3月14号提到的党性的意思是相近的。就是说你处在报纸工作中，而且你是报纸领导，却没有意识到，你是我们党的报纸，你有义务宣传党的方针，但是你没有宣传，你没有说话。所以第三次说的话也相当于第一次说的话的概念，就要求我们从事媒体工作的人，总体上要有一个党的意识，我们的媒体是党领导的，要积极主动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所以党性原则是一个宏观的概念，不应该理解为听上级的话叫党性原则，我们都要听党中央的、按照党中央的精神去办事，不是听某个人的话。

既然我们确立了党报的任务就是指导工作，怎么指导？有一个方法的问题，当时大家没有想出什么好方法，倒是《解放日报》本身创造了一个好方法，被毛泽东发现了，然后毛泽东予以表扬，又予以总结。最早的是1942年4月30号，那天解放日报头版头条登了一条消息，甚至叫通讯也可以，叫做“模范农村劳动英雄吴满友，连年开荒收粮特多，影响群众积极春耕”。这个影响不是负面的，是正面的，当时用词跟我们现在的习惯不一样。那么这篇文章发表以后，毛泽东表扬了《解放日报》。效果非常好，原因是什么？我前面说了，陕甘宁边区90%的人是文盲，而且信息是封闭的，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告诉他们一个生活在身边的人的情况，吴满友是老农民，吴满友能做好，我们按照他的样子去做，就能做好。这是非常灵验的一个事情，不像报纸上说的一些大道理，这个事怎么怎么重要，第一、第二，再重要老百姓也感觉不出来，一定要通过个具体的人，这个人是生活在他们生活当中。这样的话，吴满友的宣传非常成功。成功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吴满友春播了，这时候全民行动，都在那一天去播种。然后呢，吴满友春播的时候，行距、间距是多少，全民都按照他的方式去种地，而且果然增产。因为吴满友是一个种田能手，种田是有经验的。而陕甘宁这个地方就那么大，气侯也差不多，所以说往往能够增产丰收。当时在陕甘宁地区，形成了农业学吴满友，工业学赵战奎，集体单位学南曲合作社。那么这个形式有点像我们解放以后，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这套模式实际上延安时期就开始出现了。延安时期确实很成功，但是有一条，我们就不提吴满友了，因为什么呢？后来吴满友叛变了，这使我们非常尴尬。我们第一大典型怎么叛变了，所以我们新闻史书后来就不提吴满友，这是不应该的，我们应该实事求是。至于吴满友本人是怎么样，这是另外一回事。关于吴满友的宣传确实是非常成功的，这一点要承认。我们最近搞了一个历史的丰碑，上面就有赵战奎，但是没有吴满友。

其实这个问题到现在也是一个疑案，就是1947年3月，胡宗南占领了延安，因为吴满友是一个农民，没有跟着部队撤退，国民党来了发现他以后，就把他抓起来了。因为他是共产党的第一大典型，所以要把他抓起来。抓起来以后，押解到兰州，在兰州的广播电台上发表了反共声明，那就是叛变了。当年报道吴满友的记者，后来是《光明日报》的领导，他就不承认吴满友叛变，他认为吴满友是被敌人抓起来，后来被打死了，说在兰州电台上读反共声明的人是模仿吴满友的口气读的，不是真的吴满友。这个事说不清楚了，因为这段历史确实不好说。

我想我们是研究传播的，是研究新闻理论的，吴满友本人怎么样是次要的，关键是吴满友的宣传方式，在中国特别有效。一直到解放以后，毛泽东仍然积极地宣传要用典型开路，多次有这样的话。最后一次谈到是1966年“文革”爆发了，当时陈伯达率领工作组进入《人民日报》，打倒了吴冷西，陈伯达成了第一把手。他向毛泽东请示该怎么办，毛泽东就说了，典型要多，综合要少。这八个字是老青一代新闻工作者都非常熟悉的，意思就是说在报纸上多登典型、少说空话，综合就是一些空话。不管怎样，典型报道在解放以后有很大的影响力，为什么？原因是解放以后，中国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被帝国主义包围着，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在这种封闭的环境只告诉你一种信息，往往效果非常大。那么典型报道就是在这种封闭的环境下，所以成功了。解放以后，最大的典型我们知道是雷锋的报道，非常空洞，而且造成了全国都学雷锋。但是，现在这个观点要与时俱进了，中国的环境发生了变化，中国纳入了世界交往体系了。如果我们的媒体天天都是典型报道，如果典型报道是没有实效、没有新闻价值的东西，那么恐怕我们的媒体就卖不出去了，报纸就卖不出去了，所以需要用新的形式来改变我们的宣传方式。

 

 

在延安《解放日报》改版期间，毛泽东还提出了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思想。毛泽东强调，特别是党的第一把手，各级党委的第一把手，要亲自给报社写稿，群众要组织读报组，要给报社挑毛病、提意见。

第五点报纸批评。报纸批评在延安《解放日报》改版的时候就提出来了。但是由于当时是战争时期，这个问题就没有提上议程。那么真正提上议程是1950年4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议。而这个决定呢，是刘少奇修订的，现在收入了《建国以来刘少奇文选》，是代表毛泽东的想法。因为我们知道，毛泽东在进城前，曾经提出了“两个务必”，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那么进城以后，共产党是信心非常足的、朝气蓬勃的，所以不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当时《人民日报》发表了批评文章。因为毛泽东当时提出，要批评和自我批评，但是在具体操作中，我们发现遇到很多问题不好解决。

毛泽东提出了“三闻观点”。毛泽东在1957年，曾经在不同的场合下面说过类似的意思，就是有些事情发生了，我们要抢，把它变成新闻；有些事情发生了，我们故意把它放一放，变成旧闻以后再报；有些事情发生了，我们永远不要报它，就是无闻。那种这种“三闻观点”呢，显然是不符合现实工作规律的，它是一个政治策略。因为当时中国被帝国主义包围着，我们发出的信息美国中央情报局都在研究，这样我们自然而然地要应对它的研究，这是一个阶级都有的策略。那么这些策略，后来在我们新闻工作者那里面就变成了一个观念，就是该抢的抢，该压的压。可是因为这个主观标准，很多记者莫名其妙地犯了错误。因为他抢了新闻，那么这种情况就很难办了，这种作风一直持续到2003年。2003年在非典疫情的问题上，我们出现了瞒报、谎报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就造成国内很多人不该染上病的人被染上，国际上127个国家宣布抵制中国的人流和物流，因为怕传染。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党中央迅速作出决策，改变过去的状态，4月20号由卫生部的党组书记、第一副部长高强出面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要如实地公布疫情，同时对隐瞒疫情的人要进行处罚。

从此以后，一个新的概念就出现了，就是信息公开化的问题。那么信息公开化到现在已经持续了很多年，我们知道，现在又出台一套完善的法律和法规，原因有很多。特别是最近又有一个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决定，我们的媒体对于突发事件，如果是违规擅自发布，将受到处罚，罚多少多少钱，这个似乎和信息公开化的政策有点不太一样。但我想这个整体的潮流恐怕无法改变了。因为全世界所有发达国家都确立了信息公开化的法案。最后一个通过的是德国，2005年通过的。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也都通过了信息公开化的法案，比如说印度。印度是在2002年通过了，如果我们中国没有这样的法案，将在全世界非常孤立。这一点恐怕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三闻观点”怎么评价？在当时毛泽东提出这个“三闻观点”是有道理的，因为当时在搞阶级斗争，但是现在中国纳入了世界交流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仍然坚持“三闻观点”的东西，恐怕会非常被动。关于“三闻观点”，按照我们党中央十六大精神，要与时俱进了，恐怕这个观点应该改变了。当年毛泽东有他的道理，现在没有道理了。

政治家办报这个问题，本来我们的教学中往往就回避不提，由于这个问题涉及到毛泽东当年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之间的一些矛盾。起点是1956年6月20号，《人民日报》“反毛”的社论，这个矛盾一直扯到周恩来差点辞职。那么1996年，江泽民到《人民日报》视察的时候，又重提这个问题。所以说我们不得不把这个问题向大家做解释。

毛泽东提政治家办报，这个起点是1957年2月27号。毛泽东有一个报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3月12号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毛泽东有一个讲话也很长，但是《人民日报》只报道了第一个会议，而且报道的时候，通栏的一张照片和五栏题的两条半简讯。那么第二个会议，《人民日报》没有报道，后面也没有宣传。一直到4月10号，毛泽东才发现，说《人民日报》怎么没有宣传啊，于是紧急召见当时《人民日报》的全体编员，还点了邓拓要参加。然后毛泽东当了全体编员的面说了很多批评的话，他说国务会议为什么只发了两条半消息，为什么不发社论？中共中央的宣传会议有党外人士参加，不发消息是错误的，我看你们是反对中央方针的，是不赞成中央方针的，或者说你们是书生办报，现在应该说是死人办报，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没有及时宣传，我看你这里有鬼，你们是有动于衷还是无动于衷？我看是无动于衷。党的报纸办成这个样子怎么行，哪里像政治家办报？就说了一些这样的话，然后毛泽东又指着邓拓说，我看你当了皇帝会亡国的，然后说你不要占着茅坑不拉屎，你们参加了会议，又不写，只是使板凳折旧费，以后呢，谁写谁来开会，你要是不写，就不要来开会了。

毛泽东说得非常厉害，邓拓当时做了解释，他说八大以后，中央有规定，党的会议不发消息，如果宣传党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必须向中央请示，两个会议开过以后，《人民日报》向中央打了报告，介绍了自己准备的宣传计划以及写好了的两篇文章，速交当时负责联络《人民日报》的毛主席的秘书、党中央副秘书长胡乔木。他当时也在场，其实这应该是胡乔木的责任，他就很勉强地承认自己有责任。就说这个事我知道了，看了两篇文章，觉得两篇文章写得不太好，改了几次，所以后来就耽误了。那么回去以后呢，当然不可能马上把他撤职啊，就宣布了毛主席这些讲话，然后动员全报社想法设法来宣传两个会议精神，随后《人民日报》就发表了一系列的社论。因为当时中央并没有批示下来你要怎么宣传，根据上面的规定，还是不能提毛，于是这些社论没有提毛一个字，也没有提两个会议一个字，但是内容、精神就是毛在两会的讲话。

 

 

这是一段历史公案，那么这段历史公案该怎么评价呢？就是毛泽东当年批评《人民日报》和邓拓那些话，说他们是反党的，是反对中央方针的，这个看来是不对的。那么邓拓有没有做得不合适的地方呢，因为这里面显然有胡乔木耽误的背景，看来邓拓也是有他做得不妥的地方。邓拓当了总编以后，报社机关化作风太浓了，向上请示，上面没有回复就不动，忘了你不是一般的机关，你是每天都要出版报纸的，舆论是不停地在变化的，闻风不动是不行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邓拓是有点木了，也就是按照毛泽东说的，他不像一个政治家。因为毛泽东在讲话里说邓拓是死人办报，书生办报。当然骂得太过分了，但是邓拓这方面有点木。

那么这个事经过这么多年了，江泽民又提出政治家办报，说是毛泽说的，政治家办报。怎么解释这个话呢？我想应该这么理解，我们是从事新闻传播工作的人，在现在党的体制下、这种传播体制下，我们必须主动地去了解党中央的精神，主动地宣传党中央的精神，不要等着上面下指示才做。也就是说你首先应该有政治家的观点、政治家的敏感，这一点恐怕是江泽民提高政治家办报的要求。

我1970年从事专职新闻工作以来，已经养成了这种习惯了，就是说不要等着上面下指示，自然而然要关注中央的每一个变向和动向，然后你才知道下一步我要做什么、该做什么，至少知道什么应该回避、什么不应该做。恐怕这是我们从事新闻宣传工作，哪怕从事网站工作非常明白的事情。这在中国是一个传统，至少在体制没有变化之前，你要适应这个传统。举个例子，比如说胡锦涛同志开始上台当总书记了，那么胡锦涛总书记上台的第一次活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是全体中央政治局委员到西柏坡去参观。然后还发表了一番讲话，报纸上报道，说胡锦涛总书记牢记“两个务必”，要重新进京赶考。“两个务必”是“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说的是整个的风气，整个的倾向。

毛泽东关于媒体的认识。他说报纸是阶级斗争工具，说得对不对呢？他说得是对的，报纸是可以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这里强调一下，过去错失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把它认为媒体唯一的性质，这是不对的。因为所有媒体的性质，应该有一个共同的性质，就是传播信息。新闻媒体应该传播新闻信息，这一点恐怕不必多说了。

新闻业的反映论。这是毛泽东在1957年说的话，他认为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经济的反映，而资本主义社会新闻事业是无政府状态的、集团竞争的经济的反映。这对不对呢？现在是很麻烦的事。因为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有基础经济的社会建筑，并不是像照镜子那样折射，它经过了很多曲折的反映，但是毛泽东这个论证给人的感觉就像照镜子那样折射，这恐怕会引起很多误解。所以我的建议，因为毛泽东把这个基本的原理说得太简单了，所以这个事就别提了，你没法说。

关于新闻真实要说一下。毛泽东从来没有一句话，鼓励我们说假话。但是呢，有很多批评新闻工作不真实的语录。实际上我们知道，毛泽东有的时候是鼓励说瞎话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是政治家，政治家是讲利害的，学术家是讲是非的，这是有差异的。所以这里面就涉及到很多历史上的问题。在过去的历史中，特别是对外报道战果的时候，我们往往是吹牛的。最高的吹牛程度是10倍，这是毛泽东自己说的，说在井冈山的时候，红军缴枪有1000支，说有10000支，这种离事实太远的说法是有害的。说明真有种事，当时毛泽东为什么敢说这个话，因为毛泽东当时被剥夺了军权，担任了中华苏维埃主席的虚职，他就开始研究当时的报纸。将来可以专门研究一下，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革命时期的《红色中华报》上面有很多吹牛的事情。这确实如毛泽东所说，诚实是为了说谎。

后来毛泽东在1945年有一个讲话，他说过去我们有一个时期，分对内对外，内报缴了一支枪就是一支枪，外报一支是两支，所以从现在起，我发一个通令，一支为一支，两支为两支。那这个意思我们有很明白了，毛主席承认我们过去有点说谎了，从现在我们不要说谎了，我要说真话。但是后来遇到新的情况以后他又鼓励说谎了。所以这种情况是从政治家角度看问题的，当然这个事很难从学术角度不说清楚了。比如说毛泽东从来没有说过要说谎，但是有些事他是侧面说的。这个文件是一个公开的文件，是什么东西呢？安国小麦几千亩，号称天下第一田。这个第一田平均亩产多少啊？2万斤。在当时能产400斤就不错了，可是毛泽东这个批语和这篇报道是作为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的文件下发的，实际上是鼓励说谎了，鼓励做假的。这个问题应该从政治角度来理解，而不好从纯学术的角度来讨论。

毛泽东还有一个观点免疫论。那“免疫论”正确不正确呢？我觉得免疫论是正确的，这是属于辩证法思想了。就是让大家看一看、接触一点反面东西，就像种水痘，接触一点小病菌，然后就可以抵制整个大病了。

还有“舆论一律”和“舆论不一律”这个观点对不对？这个是毛泽东提出来的，观点本身说得很好。他说要想一律，一律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这话说得非常好。但是他当时说这话的时候，针对的对象是胡风。这个问题怎么办？胡耀邦同志1985年2月8号有一个讲话，叫《关于党的新闻工作》。这个讲话胡耀邦说，毛泽东说了“舆论一律”和“舆论不一律”很有辩证法思想。但是胡风批错了，我们就按照毛主席这个说法来理解它就够了。

 

 

我们前面说了，毛泽东的党报思想不是毛一个人的，应该理解第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集体的，所以有必要说一下刘少奇。刘少奇是我们党的理论家。1965年，当时很多支部生活封面都登了国家主席刘少奇和时传祥握手。但是由于后来刘少奇被打成了叛徒、工贼、内奸，所以说时传祥同志也被打成了“粪霸”，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遭到批判，1975年因病去世了。

那么刘少奇同志的几个主要想法呢，我觉得确实是毛泽东新闻思想的修正和补充。第一个，刘少奇把党领导的传媒理解为桥梁、导线。虽然这是一个比喻，其实反映了对这个媒体的认识。我们知道，桥梁、导线是可以你来我往的。而毛泽东没有说过这个词，毛泽东那段语录实际上说喉舌作用，就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只能出去不能回来。在这个意义上，刘少奇这个比喻是非常恰当的。第二，毛泽东只提出宣传的方针政策，刘少奇又提出考察党的方针政策，他承认宣传，然后还要进一步考察。我们知道，政策不一定完全正确，需要在贯彻执行中不停地修正，而这个信息修正的反馈者之一就是记者。还有毛泽东谈到新闻工作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我们共产党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这个是毛泽东1948年说的话，当时是正确的。因为当时国民党全线败溃，共产党是凯歌高进。那时候我们的宣传报道就是声明我们要打倒蒋介石，能够得到全体人民的拥护。

但是呢，当1949年我们共产党掌握全国的政权以后，面对的不是全部拥护你的，有很多人处在中间状态，甚至有些是反对你的。形势发生变化了，所以我们的新闻观念也要发生变化。所以1956年生产资料改造完成以后，刘少奇及时地提出了我们的新闻者要向西方通讯者学习，要客观公正、真实全面，同时我们要有自己的立场。刘少奇及时根据新的情报做了调整。他的原话说得很多，他说我们报纸不敢发表人家骂我们的东西，这是我们的弱点，不是我们的优点。然后他对新华社提出，新华社要成为全世界的通讯社，新华社的新闻必须是客观的、公正的、真实的、全面的，是必须要有自己的立场。

刘少奇还有很多想法，他想到从党和国家的传媒向新社会主义的传媒的转变，我们过去的传媒都是党和国家的，他提出向社会主义传媒转变。他当时主要说到新华社，说新华社不一定做国家的通讯社，因为一旦成为国家的通讯社，你每句话都要正确，一旦错的话，党和国家都要直接承担责任，很被动。所以刘少奇说了一个折中的话，就是当老百姓好。当老百姓并不是说绝对的民营，而是国家掌握、党领导，但是名义上对外不要说是国家通讯社，这恐怕是比较好办一点的，做起事情有一个周旋的余地。但是这个观点当时没有被接受。《人民日报》当时在刘少奇的思想下进行改版，现在看起来这个事情是很微妙的。现在看到的文字是邓小平交给《人民日报》的，叫“刘周已阅同意退邓拓同志”，没有毛。他们都说是毛口头同意了。但是后来呢，由于1957年以后党中央犯了“左倾路线”以后，《人民日报》改版也无疾而终了。

而《人民日报》改版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第一就是多发新闻一倍半，因为党的机关没有新闻，形势发生变化了，因为过去是在陕甘宁边区，现在掌握全国政权以后，要从大城市出版，报纸仍然没有新闻是不行了。第二个开展自由讨论。第三个是改进民风。而且当时提出报纸是社会的言论权，人民的公共的武器，公共的财产。关于这样的观点，我们知道现在都可能达不到当时1956年对《人民日报》的认识。以后呢，中央还发了124号文件，强调以后《人民日报》可以一般不代表党中央的意见，这句话非常重要了。除了社论和少数领导同志的文章以外，一般可以不代表党中央。不然的话，每天都代表党中央，那就没法办报了。我觉得当时这个思想是不错的，但是后来没有完全落实下来。

那么《人民日报》改版以后，大家可以注意，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他们这些外事活动呢，位置是很少的。毛泽东会见萨巴大主教，大家看这个字是很小的，和山东省收割小麦字号是一样的。而且关于会见萨巴大主教新闻只有110个字，下面三分之二的边幅是萨巴大主教在另外一个会上的发言。当时在编排新闻的时候，不是那么严格考虑官衔大小的，不像我们现在这种编排。我想我们现在这种编排，应该回到50年代，向我们老一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学习。

很可惜当时改版很好的作风，没有得到继承。刘少奇同志在1967年的时候，首先被新华社揪出来批斗，然后就是人民大学新闻系也开始批判刘少奇。紧接着毛泽东1968年8月在一篇文章上批示说“此件可发”。这篇文章就是当时在两报一刊编辑部的文章，这篇文章2万多字，注释40多条，经过陈伯达等人的精心修改，具体的起草人是当时新闻战线的主编，当时把他们弄到京西宾馆，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写出来的。如果想了解“文化大革命”的新闻思想，就建议大家看这篇文章，这是正式的毛泽东做批示的文章。

需要说明一下周恩来的新闻传播思想，因为他没有留下一篇非常完整的著作，他的思想和刘少奇很接近。这是刘少奇和周恩来1939年的一张照片。

下面说一下邓小平。邓小平传播思想其实非常简单，但是很实用。我们知道邓小平是一个实战家。邓小平就是一句话，就是报纸要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中心。这是他1980年1月说的话，而这段话并不是他随便说的，因为在1979年底，他观察了《人民日报》两篇文章，然后才接着说了这句话。第一篇问题就是切实解决“文革”遗留问题，这是根据中央的精神《人民日报》写的文章。写了以后就发现北京的大学生告状的越来越多，都背着行李卷。你想，“文化大革命”2亿人受到批判，2千万人死亡，这是一个多大的浩劫。这种情况下，很多人都来北京解决问题，社会秩序就乱了。这时候中央只有指示《人民日报》再发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叫《正确对待上访问题》。中央并没有发什么具体的通令，然后邓小平就叙述这个事，第二天一发表，很多人都回去了。可见报纸舆论的作用是多么大啊。他讲了这么一段话。

 

 

显然这两篇文章给邓小平的印象非常深。过了一个多月，邓小平就说了，报纸应该成为全国安全团结的思想中心，报纸、广播、电视都要把促进全国的安定团结、提高社会主义青年觉悟作为一项基本的任务来抓。这是邓小平在新时期一个重要的新闻传播思想。那么这句话，也是追随着邓小平的第一句话来的，他是针对掌握媒体的领导人说的，就是党的报刊要无条件地来宣传党的主张。

第四点，邓小平作为第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跟上了形势，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可贵。因为1980年以后，全世界都进入了信息化社会，中国也开始进入信息化社会，所以邓小平曾经跟外宾说，我们最大的经验就是不要脱离世界，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因为中国历史有一段时间曾经脱离了世界，所以到了邓小平，这个思想就回到了我们一开始说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世界交往，从全世界的角度考虑问题。另外他还批示开发信息资源。

那么说一下江泽民。江泽民从1989年11发表第一篇关于新闻宣传工作的讲话，一直到2001年，几乎每年都要发一篇到若干篇关于新闻宣传工作的讲话。江泽民是我们党的第一把手，关于新闻宣传工作发表了最多的理论。江泽民讲话大部分是引证老邓和老毛的话，但是1994年以后，他提出了一个舆论导向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比较著名的。其中第二句话跟我们的工作有关，叫做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为什么正确的舆论引导人重要呢？他说了，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所以学界有人写了文章，就把江泽民的观点概括为舆论导向的福祸论。咱们就知道江泽民有这些观点就行了。

下面说一下胡锦涛。胡锦涛当政以后，仍然坚持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以来关于新闻工作要坚持党性原则一系列的指示。但是呢，胡锦涛了讲话有一些个人的风范、特点，就是尊重宣传规律。他比较强调尊重宣传规律，而且他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切入口来谈报业改革。这个切入口就是文化改革，文化是一个更高的东西，涵盖了报业和网络。我觉得这是他探讨了我们现在体制的一些问题，不好就马上解决，那就要改革，于是找了一个比较稳妥的切入口——文化改革。

在第七次中央政治局学习的时候，中央政治局首先邀请的是两位新闻传播学的学者给他们做报告，这位两位学者就是清华大学的熊澄宇和社科院新闻工作所的张西明。讲的是中国和外国的文化改革问题。大家注意这个改革里面，胡锦涛讲话了，注意到了物质基础、社会环境、传播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然后他就提出“三个一切”。“三个一切”的根本思想就是要借鉴外国的东西。他这个观点实际上很开放的，但是又很稳妥的。

胡锦涛还非常强调尊重舆论宣传的规律，讲究舆论宣传的艺术，提高舆论引导的水平和效率。这都是从坚持党性原则以外，强调了另外一个侧面。在胡锦涛当政的时候提出了一个意见，我觉得意见本身写得很好，但是执行得很不好，就是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的新闻报道意见。其中提到了领导同志题词、作序、写贺信、发贺件、参观、展览、看演出、做批示、做指示、颁奖、剪彩、奠基、首发、首映、照相、联欢、探望、纪念会、研讨等等一般不做报道。所以现在至少政治局委员以下，我们中央级媒体一般可以不做报道。现在报道就是围绕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但是常委也太多了，9个人，如果9个人都出来，我们《人民日报》头版也塞不下，这也是一个问题。不管怎么样，还比过去往前走了一步了。

胡锦涛还提出一个很稳妥的切入口，实际上对我们的体制改革产生了一定的作用，这就是“三贴近”。最近对“三贴近”又做了一个补充，就是“三深入”，这是对文化艺术工作者提出的要求。只要媒体或者你的工作真得做到“三贴近”或者“三深入”了，肯定会影响体制变化。所以他找了一个比较容易切入进去的口子，因为动不动讲体制改革，这个话题太大了。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胡锦涛选的口子还是很好的。

还有一条就是我们党的领导人，过去很少注重时效性，因为新闻工作特点就是时效性。但是这次胡锦涛讲话，我发现多处提到时效性问题，这也是对新闻工作的一个认识，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我们知道，胡锦涛最新的一次关于新闻工作的讲话，是今年3月1号的讲话。而这个讲话我们没有看到全文，就只有报纸的报道。《解放日报》报道前面是服从命令听指挥，因为他是军队系统的，这一点跟我们非军队机构不一样。最后讲话里面说了“三个力”，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提高新闻宣传的吸引力、感召力、战斗力。其中前两个“力”都是讲的艺术问题，你要也吸引力，不是说上面要求你说的话，说完就完了，而且一定要有吸引力，而且还得有感召力，让人家爱看、想看，最后才能达到一个目的——战斗力。我觉得这个顺序编排和语言的思维方式都是反映了他对报刊党性原则的要求，建立在尊重报刊的规律、尊重宣传规律的基础上。

胡锦涛从2002年主持中央工作以来呢，关于他的文件的影响、关于他的报告研究得不够，我希望我们以后要对胡锦涛的东西予以注意。现在中央政治局已经是第32次学习了，我建议大家搞新闻工作的，对每一次中央政治局的学习都要予以注意。其实每一次学习，不仅是学习，学习只是一个形式，实际上通过学习反映了中央工作的侧重点。而且我们还可以从胡锦涛的讲话中，看出现在中央有哪些政策变化了。因为我们每个从事新闻工作的人，首先是政治家，然后才是具体从事工作的人员。

就说这么多吧，谢谢大家。

(报告人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刘晓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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