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迫在眉睫

 

（本稿未经报告人审核。作者观点不代表宣讲家网立场。未经宣讲家网站同意，请勿转载。）

2010年2月3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就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做了专题讲话,讲话中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领域的一场变 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但这个问题又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早在“九五计划”中就已经正式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是现在 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际上说明我国的经济发展到了一个关键阶段。

当前，世界外部环境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特别是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国内外的严峻挑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应对挑战的必然选择。我国要根据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特征和面临的矛盾，认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任务和路径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轨迹和影响因素

谈经济发展，首先要了解一下基本背景，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基本轨迹。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高速的增长期，年均增长率达到9.8%，而同期全球经济增长率大概在3%左右。很明显，我国经济增长率远远高 于全球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同时我国也是世界上高增长持续时间最长（达30年）的经济体之一。所谓“高增长”就是指经济发展的年均增长率7.5%以上并且 持续25年。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曾经把二战以后经济高增长的国家做了一个归类，这样“高增长”的经济体全球共有11个，中国是唯一 大规模经济体，其他绝大部分都已经结束了高增长，只有中国依然还在延续。

本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经历了一个繁荣期。2001年到 2007年，中国经济经历了持续7年的上升过程，年均增长率逐年上升，从8.3%一直上升到13%，持续时间之长、运行之平稳是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 直到2008年第四季度，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经济年增长率才从13%回落到9%。中国经济发展经历这样一个比较稳定持续快速增长的阶段，其主要因素大概 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的改革是渐进改革和增量改革,这是中国特色。中国的改革模式是指先不动存量，培育一块新的增量，然后用这一块新的高效率的增量倒逼存量的改革。相对于东欧的休克疗法，它具有中国特色。

第二，中国过去几年人力资源的大规模开发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中国过去几年高等教育的增长规模在世界上是少有的。人力资本、人力资源的开发形成一种外溢的效益，这一点比较容易被忽略，但也是促进经济发展一个重要的因素。

第三，消费升级和消费革命。由于中国人口众多，消费结构的任何变化都具有革命性意义。我国每一次的消费升级，对于经济都具有巨大的拉动作用。比如，中国去年平均一天销售360万辆汽车，居全球第一。这种消费对于中国制造业的拉动作用是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相比的。

第四，中国特有的工业化模式和规模经济优势。中国利用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国际资本嫁接形成中国特色的工业化模式。由于中国的市场巨大，任何生产商很难完全垄断其产品市场，因而中国内部市场具有相当的竞争性。市场竞争具有三大好处：一、通过竞争不仅能促进市场效率的提升，更能促进经济的发展；二、有利于我国企业的成长和壮大，形成大规模优势。由于我国市场是渐进 开放的，所以企业可以通过国内市场促进发展形成规模后再去参加国际竞争；三、规模经济的优势在于可以分摊研发等公共性成本。

第五，城市化对中国经济的巨大拉动作用。中国独特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和相应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所形成的经济效益是世界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每年1.6亿的流动人口产生的消费需求带来不可估量的经济效益。巨大的消费需求和相应基础设施的投资，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非常大。今后几年甚至几十年，城市化依然是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第六，中国积极主动参与经济的全球化进程，主动参与分享全球化的红利。

第七，政府积极有效的参与市场竞争。政府参与市场竞争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地方政府间的相互竞争机制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原生动力，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金融危机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

从2008年第四季度开始，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发展形成巨大的影响，对发展速度产生重大冲击，但在本质上是对中国发展方式的冲击。

事实上，中国经济的新一轮调整远远早于金融危机。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经凸显既有经济发展方式导致的结构性失衡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投资增长过快，信贷投放过多，外贸顺差过大，流动性过剩。投资增长过快是投资和消费的失衡，外贸顺差过大是外需和内需的失衡，这都是经济发展方式本身的问题。金融危机对经济的冲击，表层上是由于外部需求的急剧收缩，造成我们的出口大幅下降，再造成国内工业生产的快速回落和就业的下降。深层上原因主要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结构性矛盾不断加剧的结果。因而，金融危机的冲击只是一个外在因素，加快了中国经济增长率的下滑速度，真正的内在因素是中国经济自身内部的周期性调整和结构性变化。可以说，这是我国既有经济发展方式 带来的结构性矛盾和问题，在金融危机条件下，更加充分地表现出来。所以，金融危机从本质上说是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金融危机的冲击对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具有重要意义，必然会加快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进程。

中国经济发展受到两个基本条件的限制。第一，我国经济的增长对投资和出口的严重依赖。据测算，2001年到2007年，我国进出口和投资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分别达到55.3%和19.2%；2003年到2009年，我国的贸易顺差由一千个亿增加到二千个亿，足足翻了一番。第二，我国经济的增长对生产要素的高强度投入的过度依赖。2001年到2007年，我国资本的贡献率从20世纪90年代的54.5%上升到本世纪的66%，全要素的贡献率从30.8%下降到23.5%。这种经济的变化主要是由于外需拉动和要素投入拉动发挥非常重要作用的结果。

 

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得我国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和矛盾更加凸显。因而，我国经济的发展进入一个战略性转型的关键时期，必须转换我国经济的发展方式以适应新阶段的发展要求。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以下重大课题：

第一，在全球经济深入调整，外部需求扩展的背景下，我国如何有效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改变经济增长对外部需求的过度依赖。

第二，在产能过剩压力加大，资源环境矛盾加剧的条件下，如何提升制造业的技术支持和人力资源，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降低能源资源消耗和排放强度，改变经济增长对传统工业规模扩展的过度依赖。

第三，在资源、土地、劳动力等低成本优势开始减弱，生产要素成本趋于上升的条件下，如何加快培育以自主创新和人力资本为基础的新竞争优势，改变经济增长对低成本资源和要素高强度投入的过度依赖。

第四，在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要求日益迫切，经济发展对科技教育要求越来越高的条件下，如何加快社会建设和改善民生，增强科技、教育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改变社会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局面。

第五，在结构调整难度不断加大的条件下，如何突破深层次的体制束缚，对已经形成的经济关系和利益格局进行新的调整，加快推进关键领域的改革，形成有利于经济发展、社会转型的体制环境。

今后一个时期是我国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在关键时期，我们既要通过转变来化解高增长时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也要为经济复苏后我国经济迈上新台阶，实现更长期更健康更可持续的发展创造条件。所以这次转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艰难，它不仅有结构调整也有体制变革，不仅有经济领域也有社会领域。中国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关口，面临着现代化进程向何处去的重大选择。不进则退，不进则亡。所以必须变革我们的发展方式，为我们的现代化拓展新的空间。

我国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要经历两次重大战略性转型。第一次是经济体制层面的战略性调整。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引入市场机制和参 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财富积累，促进了劳动力转移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使中国成为一个经济大国。第二次是发展模式层面的战略性调整。通过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社会结构转型，培育新的竞争优势，增加在全球价格链上高于价值环节的比重，提高社会发展成果共享水平，为中国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使中国成为经济强国。这是我们今后30年的重大目标。相比第一次转型，第二次转型任务更加艰巨、情况更加复杂。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应对国内外挑战的必然选择

我国经济的发展面临国内和国际的双重挑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应对国内外挑战的必然选择。

首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应对国际挑战的必然选择。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呈现较快增长的态势。但是，以金融危机为标志，世界经济环境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开始了全球范围的新一轮深度调整，这种调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经济全球化进程放缓。金 融危机前，全球经济经历一个黄金发展期。究其原因，主要是全球市场的整合创造了巨大的全球化红利，尤其是新兴市场上低成本资源和劳动力的加入。比如中国低 成本的制造业劳动力，印度低成本的服务业劳动力，俄罗斯低成本的油气资源，巴西低成本的农矿产品等。这种全球化生产体系降低了全球的生产成本，提高了规模 经济效益，创造了巨大的全球化红利。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将经过一个相对低潮阶段。主要因为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步伐变得缓慢。因此， 我国面临更加严峻的外部环境，依靠外需拉动经济增长将变得日益困难。

第二，新科技革命在短期内难以取得重大突破。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IT革命为主的科技革命带动新经济发展的高峰，对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特别是推动美国经济高速增长起了非常重要作用。IT革命之所以能带动经济的飞速发展，是因为IT信息技术具有很强的垄断性和广泛渗透性，并且程序复制具有零成本的特征。

金融危机后，在全球范围兴起所谓绿色能源和低低碳经济科技革命。绿色能源和低碳经济是应对全球气候和环境变化，引领未来经济发展一个重要方向。但是，绿 色能源的开发和低碳经济的实施必须具备高科技的技术和支付巨额的研发费用。不但如此，绿色能源中的风能、太阳能还存在补贴机制和分摊机制，这限制了绿色能 源产业向其他产业的扩展。为一国所掌握的开发绿色资源的核心技术，不会低价或者无偿给予他国使用。要引进这方面的技术就必须支付大量的资本。实际上，这是 在为产业技术研发支付巨额的成本。所以，我国真正加快战略信息新产业的培育就必须走多领域、多路径的新科技革命之路。

第三，全球经济发展的失衡。在 某种意义上，经济失衡是全球经济的一次强制性调整，它必会推动全球经济的再平衡。这种调整必将影响美国的负债消费模式、东亚国家的过剩生产模式和我国的经 济发展模式。比如，美国奥巴马政府正在改变其原来依靠大量进口、透支消费的发展模式，提出大量增加出口、提高居民的储蓄率、降低内消费率的政策。

第四，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在短期内难以恢复到危机前水平。从发展态势上看，全球经济复苏非常缓慢、非常疲软。同时，全球的金融体系尚未稳定，欧元区又不断暴露出新的主权债务风险。所以，全球性经济的复苏还尚需时日，在短期内很难恢复到危机前接近5%的增长速度。

第五，全球性治理问题不断凸显。金融危机之后，如何构建新的全球金融体系是十分迫切而又很难实施的问题之一。在治理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上，哥本哈根与会国家之间存在着尖锐的斗争：不发达国 家提出并轨，要求发达国家不能搞双轨制，要有绝对减排指标。发达国家只是强调排放强度，认为经济增长速度快，排放总量就会继续快速增长，要求发展中国家承 担更多责任。在节能减排问题上，只有采取绝对减排，全球减排目标才能实现。同时还要做到所谓的“三可”，即可统计、可报告、可核查。

 

总的说来，国际环境对我国发展既带来新的机遇，更带来新的挑战，机遇大于挑战。

目前，我国依然处在战略机遇期，但是要转变我国经济的发展方式，就要更多关注国际环境所带来的挑战。

第一，全球经济深度调整，增大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压力。在全球经济复苏的缓慢进程中，国际贸易保守主义重新抬头，发达国家在我国出口贸易上设置的层层障碍，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增加了困难。

第二，各国在绿色领域、科技领域的竞争，增大了我国科技发展的压力。我国在信息化还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就要面临绿色能源、科技革命的严峻挑战，在传统产业节能减排技术改造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就要面临发展低碳经济的巨大压力。

第三，全球失衡的再平衡调整，增大了我国培育内生性增长机制的压力。如何形成这内生性增长机制，而不是依靠外部需求的扩展，是对我国经济发展提出的新挑战。

第四，发达国家所谓的再工业化，增加了我国产业发展在世界市场空间上的新压力。发达国家在新技术平台上实现传统产业的复兴，势必要求我国加快产业的转型升级，以争取新的市场空间，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应对新的挑战。

第五，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也增大了我国节能减排的压力。在哥本哈根会议上，由于与会各国未达成一致意见，在节能减排问题上只是签署了一个初步协议。发达国家特别是欧盟国家对我国在节能减排上做出的承诺不满意，使得我国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在其他一些领域，比如反恐问题、阿富汗问题、反核扩散问题、控制流行性疾病等问题上，美国欧洲国家提出中国要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和责任，这些也会对我国的发展形成新的压力。

其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应对国内挑战的必然选择。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许多的阶段性特征：

第一，我国工业化进入战略转型期。我国工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达到历史的高点。在国际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史上像中国一样保持高位并持续这么长时间。但是随着工业产生过剩，资源环境矛盾加剧，投资效益开始下滑，我国传统工业化驱动经济发展模式将难以持续。所以，我国工业化必须摈弃单纯搞规模化扩张，转向质量提升，技术提升，附加值提升的新发展阶段。

第二，我国城市化进入战略推进期。2008年，我国的城市化率是45.7%，从统计意义上讲，5年后一定会突破50%，城市社会在中国将占据主导地位，这对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产生巨大的影响。

第三，我国体制改革进入战略突破期。中国市场化程度已经比较高，甚至在某些领域已经过度市场化，比如教育产业化，公共医疗，但在经济领域，制度红利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正逐步递减。在政治领域，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政府体制等改革还相对滞后。利益格局的多元化，导致涉及到深层利益格局的调整变得异常艰难，比如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第四，我国对外开放进入战略提升期。我国60%的外贸依存度已经到了历史发展的极限。在全球不平衡再调整，低成本优势开始减弱，汇率上升压力加大等因素作用下，我国必须调整开放的模式。企业必须从单一生产模式，走向全球化、跨国度的生产运行模式。这是现阶段我国对外开放战略提升的必然选择。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这种阶段性变化特征，对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出了新的要求。

第一，产能过剩的矛盾加剧，迫切要求加快推进新一轮结构调整。在加快淘汰落后产能的同时，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发展制造业的同时，加快生产性服务部门的发展，提升制造业的产品附加值和人力资本技术含量，都是对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出的新要求。

第二，生产要素成本趋向上升，迫切要求提升科技创新对产业发展的盈利和支撑作用。用提升科技创新对产业发展的盈利方式取代依靠大规模资源投入发展方式，是对我国经济发展提出的新要求。

第三，资源环境制约性的强化，迫切要求降低能耗和排放强度，大幅度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第四，收入分配和公共服务差距的拉大，迫切要求加快改善民生和社会公共事业的发展。

第五，人口老龄化问题凸显和劳动力成本趋向上升，迫切要求推进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型升级。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使得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雪 上加霜。我国必须在调整原有产业结构的同时，培育新生的产业和领域，并带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升级，注重形成劳动、知识、技能相结合的新产业部门。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快发展，我国未来一定是社会化的抚养模式，政府必然会为经济的发展支付相应的成本，付出相应的代价。

从上述国内外的变化来看，这些新的要求对加快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产业的升级和转型具有重要的影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势在必行，迫在眉睫。我国必须在这种转变中规避“中等收入陷阱”。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就是说经济体从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经济体的路线和模式，不可能保证从中等收入转向高收入，不能保证进入高收入国家。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会形成路径依赖，从而限制经济的发展，制约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因此，我国必须要调整原有发展模式，改变路径依赖，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空间，以促进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特征和面临的矛盾

谈到经济发展方式，首先要了解它的理论基础，为什么要从增长方式转向发展方式。我们知道增长不等于发展，发展一定包括增长，没有增长就没有发展。但是增长不等于发展的全部，增长主要是使得国民生产总量提高增长，它是以产出量的增加为衡量尺度的。发展既包括产出的扩大，也包括分配结构的改善，社会结构的转型，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活水平的提高，自由选择方位的扩大和机会公平的增加。因此发展包括增长，但比增长具有更丰富的内涵。

在经济学上，关于经济增长有三个基本的发展阶段。一是古典的增长理论，即哈罗德模型。他讲的增长理论是投资和投入产出的比值真正取决于资本投入的增加。 投入产出比越高，投资的越多增长的就越快。这就是传统发展方式的重要理论根源。要加快发展，就必须增加资源和要素的大规模投入。二是新古典的增长理论，以 索洛—斯旺模型最具代表。索洛增长模型是说除了资本和劳动投入以外，还有一个全要素生产率，叫TFP。他认为增长最重要的就是取决于由技术进步和管理制度 模式决定的TFP。制度模式和技术模式决定了同样的人力和资源投入，它的产出完全不一样。三是上世纪80年代所谓新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主要研究科技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研究人力资本对经济的增长作用，研究体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经济增长理论大概分为以上几个阶段，我国经济的发展当然也不会超越这几个阶段，也不超出这几种增长模式。因而，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第一，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

高度投资和出口导致了我国投资率和进出口率的不断提高，相反消费率却不断下降。2001年到2008年，我国居民消费率是世界上所有经济体里面几乎最低的，投资严重偏高，造成这种现象的关键是我国的高储蓄率。

储蓄率高有三个基本的决定因素。一是人口结构和居民的消费倾向。人口结构，就是指国家人口的抚养比。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越大，居民的储蓄率就越 高。二是周期性的经济波动。一般来说，经济萧条时期，人们就会提高储蓄率，而经济繁荣时期，就会降低储蓄率。三是经济体制和政策因素。国家的社会保障水 平、公共服务水平和经济政策等影响居民的储蓄率。中国人习惯把赚的钱储蓄起来以供子女上学，自己养老等，导致了中国的高储蓄率。某种意义上也体现了中国社 会保障水平、公共服务水平的不够完善。若要改变高储蓄率的情况，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必须从体制上进行解决。

其实比较而言，在我国储蓄率提高最快的不是居民而是企业和政府。企业和政府的高储蓄决定了高投资，投资增加远远大于消费的增长。现在，我国的外汇贮备已经达到两万四千亿美元，而且还在增加。

 

第二，经济高度依赖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造成生产服务业滞后。

我国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增长的比率不断地提高。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出现了工业加快发展的高潮，这个重化工业化是市场和政府共同推动的，主要是 是市场推动。它不同于50年代政府推动的重工业发展。政府注重工业的发展，缘于重工业化的发展对经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缘于投资规模增长大，增值税 大，对GDP的作用大、效应大，对财政收入的作用大。同时，国家的财税体制对工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激励作用。过分重视第二产业的发展，造成了第三产业发展 的严重滞后。

第三，经济的发展高度依赖高强度的投入，科技进步和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

我国经济的发展主要依赖高强度的投入，很多能源的消耗都居世界前列。但是科技进步和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却远远落后于美、日等发达国家。我国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维持经济高速发展的压力越来越大。有人说，19世纪英国教会世界如何生产，20世纪美国人教会中国人怎么消费，中国要引领21世纪，必须可持续发展。因此，我国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引进世界的先进科学技术，并对其消化、吸收和创新，努力提升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第四，收入分配偏重政府和企业，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没有同经济的加快增长同步全面提高。

政府和企业的工资收入不断提高，而且部分企业收入提高比政府提高更快，反映资本相对于劳动的受益提高，但劳动者工资相对于资本的增长却是下降的，这是我国发展模式的一个基本的特征。劳动力价格由市场决定，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根本改变是劳动者收入增加的关键因素。政府、企业和居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衡，也是我国经济不能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表现。所以，我们倡导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不低于经济增长，企业职工工资增长不低于企业利润增长，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同经济的加快增长同步全面提高。

第五，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提高人力资源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

我国发展模式里面对人力资源的开发重视不够，人力资本积累水平普遍偏低。这是因为我国劳动者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虽然劳动力资源丰富，但其素质远远不能满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因此，我们必须重视劳动者素质的提高、能力的培养，更加注重人力资源的开发，尽快由人口大国转变成人力资源强国。

我国的基础教育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了应试教育的怪圈，青少年的人格和个性发展得不到充分的重视。没有个性张扬就没有创新。我国的教育模式存在问题，职业教育很落后，农民工培训跟不上。另外，还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是政府部门成了博士最集中的地方，成了博士比例最大的部门。政府部门需要的是高素质人才、技能型人才，而不是像博士这样的专业技术研究型人才。因此，我们要探索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根本途径。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任务和路径选择

推进经济发展战略转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我国未来发展30年具有长远意义。这不是应对金融危机的权宜之计，而是实现我国第三部战略目标的长久之策，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面临着新的任务和路径选择。

第一，立足于国内需要特别是居民的消费需求是我国需求调整的基本方向。

首先，调整两个结构关系，一个是消费和投资的结构，一个是扩大内需。扩大内需，就是由外需驱动转向内需驱动，并不是简单降低进出口的规模、减少出口。投资大国向消费大国转换，不是简单压缩投资，因为投资里面有40%的消费转换成劳务收入。最重要的是培育新的消费动力，在动态中调整这种比例关系，不能静态 的去看待此问题。因此，我们要保持投资的合理增长，降低储蓄率，提高消费率。其次，因为工业企业产能过剩，企业的储蓄率会相应的下降。再次，由于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支出加大，政府的储蓄率会下降。

第二，以提高居民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为重点，推进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

调整收入分配结构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调整政府与企业收入的分配关系。逐步提高国有企业上缴红利的比重，由于国有企业为全民所有制，要确保企业上缴的利税全民分享，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性服务；其次，调整政府与居民的收入分配关系。调整居民的所得税的编制税率，扩大居民的中等收入，适当提高个税起征点；再次，调整劳动者与企业的关系。最低工资标准随经济发展与物价水平提高而提高，然后在现有体制下发展工会、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再就是建立基本的城乡居民共享的社会保险制度，促进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事业保险的健康快速发展，完善基本住房保障制度。

第三，以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首先，生产性服务业已经成为价值链增值的主体。产品增值环节主要在技术创新与服务环节，不在制造环节，而我国几乎都是在制造环节。其次，制约我国生产性 服务业发展的因素主要是附加值环节被跨国公司控制。我国企业大多是低附加值企业、初级加工行业。所以，我国必须促进战略性信息化产业的加快发展，通过展开 组织调研，提出战略性产业的发展规划，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

第四，以增强企业的能力和开发人力资源为重点推进生产要素结构调整。

生产要素结构的调整主要是提高企业创新能力，提升企业研发能力。加大企业研发机构的建设，促进企业研发水平的提高，加强企业研发与高等院校（所）的合作 和发展。在原有的以劳动力人口增长带来的人口红利逐步消失后，提高以劳动者素质提升产生的红利，推动人力资源的素质提升来创造新的人口红利来替代人口结构 变化。这样，中国经济的发展才有新的希望。这是我国面临的新的路径选择。

（报告人系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刘晓楠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1/1011/62164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