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民：当前国际形势分析

我今天给大家讲三个方面的问题：世界、中国、世博会。

世界

我认为正确观察世界、认识自己是我们制定正确方针的基础。

我举几个例子说明这个问题。1946年4月，“二战”已经结束美苏冷战开始，当时世界上流行的一种说法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将要爆发；还有一种说法是美苏之间会达成妥协。1946年4月，中国革命也处在一个关键时刻，蒋介石发动内战，攻打延安。1946年4月，毛主席写了一篇《关于对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现在回头看，毛主席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对国际国内形势的估计是对的：第一，第三次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第二，美苏之间不会破裂而是会妥协；第三，美苏之间的妥协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国内问题上也要妥协。在中国革命向何处去这个关键时刻，毛主席的论断非常好，指导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1959年我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之后被外交部录用，到现在我观察世界已经观察了差不多半个世纪。1957年我还在上大学的时候，中央召开了八届六中全会，会上毛主席就当前国际形势总的特点说了一句话：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听到这话我们在校大学生都很兴奋，当时大学生对于中央讲的坚信不移。但我投身外交工作之后，在美国住了十年，在欧洲住了十五年，多年外交工作的实践使我对国际形势有了进一步了解，虽然1958年的时候社会主义国家在全球占15%，但西方世界一天天烂下去了吗？完全不是这样。我们对国际形势的估计错了，看一看历史就会明白，美国、欧洲的科技革命在蓬勃发展，法国人自己称战后他们经历了光辉的三十年。而那时我国国内形势如何呢？1958年提出超英赶美、大跃进，我所在的北京外国语学院也搞大炼钢铁，炼出来的全是废料。那时候吃饭不要钱，没多长时间粮食就不够吃了，实施定量供应，像男同学一人三十六斤粮食，后来减成三十四斤，后来减成三十二斤。这么比较一下，我们更容易看出当时我们对国际国内形势的估计错了。

再举个例子，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1978年10月22日到29日邓小平访问日本，除了会见日本首相、天皇之外，还参观了日本的现代企业和高科技设施，与企业负责人和资深经济界人士、技术管理人员接触交谈。在参观日产汽车公司的工厂车间时，邓小平很仔细地听他们讲解，比较了当时日产汽车厂和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汽车制造厂长春一汽，日本的劳动生产率是我们的几十倍。小平看完之后感慨了一句：来到这里，我明白了什么是现代化。大家都知道邓小平估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们起码浪费了二十年时间，而这个时候很多国家都在大发展，进步得很快，中国是远远地落后了。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实施改革开放的方针，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对世界、国内形势的估计对了，我们的大政方针就突破了。

如何认识世界的大变化？我认为认识世界变化要抓住三条。

第一，时代的变化和特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的是1916年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的论断，就是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列宁讲这个话到现在94年了，我们回头看一看这个论断对不对？二十世纪很长的时间里，经历了中国革命、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一系列国家爆发的革命，这些都证明列宁这个论断是对的，列宁这个论断对中国革命和此前的俄国十月革命有很强的指导作用。

但时代特点是变化的，中国发现时代变化的第一人是邓小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小平同志对外讲话时反复讲一个观念，就是当今世界面临两大问题：和平与发展。这个话听起来很平实，小平讲的言简意赅，但却很深刻，因为长期以来中国人认为这个时代的主要问题是战争与革命，现在提出和平与发展，这是个大变化，我认为这个变化是我国处理国际关系时的最大变化。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战争是决定中国内外政策的关键因素。1965年8月我从国外回到国内，领导让我到外交部工作， 我记得1965年9月29日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举行中国外国记者招待会，这件事情本身就意味深长。在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会见记者的方式跟别人不大一样，毛主席见斯诺一谈就是几天几夜。新中国成立后，总理倒是经常出国访问，但在国内也没举行几次记者招待会，因此大家都非常关注这件事情。1962年中国跟印度打了一仗，1965年中国跟苏联的关系恶化，当时中国面临的安全形势非常严峻，陈老总在这个时候举行记者招待会，战争是绕不开的问题。

当时政协礼堂挤得满满的，驻北京的几十个外国记者基本上都去了，中国记者就更多了。领导让我也去了，不是让我翻译，而是学习在这种大场合里怎么做好翻译，当时我们的做法是把陈老总的讲话翻译成英文和法文。当讲到战争问题的时候，陈老总的几句话听得我热血沸腾。当时陈老总说，你们都来吧，苏联从北边来，印度从西边来，美国、蒋介石从南边来，我等你们头发都等白了。

当时战争问题是中国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认为战争迫在眉睫，虽然现在我们回头看时觉得当时毛主席对于形势的估计过于严峻，但也不是一点根据都没有。1969年3月，中国跟苏联在珍宝岛打了一小仗，几百人的规模。1969年5月到7月，中国和苏联又在新疆边防发生了冲突。按照这种形势估计，战争迫在眉睫。毛主席估计得很严峻，提出了九字方针：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这九个字今天的年轻人听来，可能只是在耳边嗡一下过去了，而在那个时代，这九个字使得全中国地动山摇，全国到处都在挖洞，那时候我们的报纸天天讲：准备打仗，准备早打，准备打核战争。毛主席的这个方针在他跟外宾的谈话中也表现出来了，他说山雨欲来风满楼。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讲的时候又说，现在燕子已经低飞了。暴风雨来临前夕，燕子低飞是一种自然现象，因此暴风雨也就是战争即将来临。

那个时候中国人正在搞“文化大革命”，我们喊出的口号很厉害：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帝国主义。1969年发生了一件事，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想跟周恩来总理通电话，他的电话打到北京长途台（那时候电话不像现在的手机很方便），长途台有一批二十几岁的电话接线员，结果我们那些二十几岁的小青年就把他骂回去了，你柯西金是苏联修正主义的头子，有什么资格跟周总理通电话？然后去跟领导报告邀功说，我们对苏修坚持了坚定的立场。

“文革”期间一些青年人把英国代办处给烧了，后来英国代办处修好之后举行了一个酒会，邀请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出席酒会。当时这样的事情外交部都是要请示中央的，那时候外交部的活动不像现在这么多，请示到了总理那里，总理同意去，并且说去了之后要代表中国政府向英国代表道歉，中国政府是反对烧英国代办处的，那是一批青年人受了坏人的煽动才做的。我们的外交部部长助理在酒会上见到英国代办准备跟他道歉，话刚到嘴边，看到几位北欧国家的大使过来。西方国家中最早跟中国建交的是北欧一些国家，比如芬兰、瑞典、挪威等。这几位大使见我们的外交部部长助理跟英国代表在谈，都想过来听一听，于是我们的外交部部长助理话到嘴边又缩回去了，没有跟英国代表道歉。回去之后周总理问有没有跟英国代表道歉，我们的外交部部长助理老老实实地说没有道歉，他把这个过程讲了一下，周总理就不太高兴了，他说，中国人做事光明磊落，错就是错，你不道歉，只好我出面道歉。结果周总理把英国代办请到人民大会堂，代表中国政府向他们道歉。总理这个做法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宝贵的财富，大国外交不能搞小动作，大国要光明磊落，错了就是错了，但要划清界线，说明那只是少部分坏人干的，中国政府是反对的。

“左”的思潮对中国外交的影响相当大。1969年9月3日，越南胡志明主席去世了，9月8日上午李先念副总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飞抵河内。9月9日上午河内巴亭广场举行胡志明葬礼，那个广场比咱们的天安门广场小多了，但我在现场感到非常震撼，五十万人集会，哭声震天，从没见过那种场面。苏联也派了党政代表团，柯西金带队。当时中国代表团有一套纪律，见了苏联人不理、不握手、不讲话。现在看这套纪律其实是“左”的思潮的产物，好像一握手就不得了了。当时的主席台上站在第一排的李先念副总理与柯西金仅间隔数人，但双方未有接触。柯西金是有话想跟先念讲的，但先念看不见他，对方凑不上来，所以只有在葬礼结束之后，柯西金通过越南方面向我们传话，希望在他回国途中停经北京机场，会见周恩来总理。先念听到这个消息后认为非常重要，马上向在北京的主席、总理请示，北京回电同意柯西金停经北京机场。柯西金的飞机飞到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首都上空时得到同意他停经北京机场的消息后，马上调转机头飞到了北京机场，这就是对全世界产生振动的1969年9月11日中苏两国总理在北京机场的会晤。

当时有个说法叫做中美苏大三角，美苏来往很频繁，中国人不理美国人也不理苏联人，大三角是一种僵硬的状况，中美、中苏没有什么活动。但是中苏两国总理会晤之后，美国坐不住了，中苏过去都动起手来了，怎么现在又谈起来了？美国开动全部情报机器，想要了解中苏谈了些什么。1968年9月17日，由美国国务院通过中国驻华沙大使馆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递交了一封信，建议恢复实际上处于停顿状态的两国大使级华沙会谈，于是1969年12月在波兰华沙举行了一次南斯拉夫的时装表演，美国大使去了，中国大使也去了。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时国际形势是苏联垮掉了、东欧剧变了，如果思想还停留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怎么能行？我们不能再关上大门固守阵地。邓小平说，我们的胆子要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中国大门不仅没有关上，而且开得更大了。南巡讲话到现在18年了，中国的大发展大致也就是在这18年，1978年到1991年进入中国的外资才二三百亿，现在有一万亿，南巡讲话之后的大发展证明了小平的决断何等英明灵敏，小平的决策依据就是时代变了，时代变化是国际关系中最大的变化。

那么是怎么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进入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呢？我认为主要有五大因素。

一是两次世界大战给世界人民惨痛教训。有人类历史就有战争，打了多少次仗已经无法数清，但最惨烈的是上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加在一起死了差不多一亿人。那时候世界人口不是今天的六十多亿，只有一二十亿，死一亿人很多了。二战结束之后成立联合国，联合国宪章是用英文起草的，宪章第一句话就明确提出为免除战争浩劫，这是联合国成立的目的，人类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不能再打了，这是人民的良知和共识。当时中国派了两个代表团，国共两党都签了字。

二是核武器的出现。战争的目的是占领对方领土，统治对方人民，获得对方资源，战争的目的不是敌我双方同归于尽。冷战时期，美苏两家进行了疯狂的军备竞赛，双方都制造了大量的核武器，据世界各国军事专家的统计，世界现有核武器当量可以摧毁地球十几次。地球摧毁一次跟摧毁十次有什么差别？没什么差别。核武器出现之后，谁都不敢动了，尤其是到了边缘，大家都退回去，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隔很短，但而二战结束到现在65年时间里尽管这个世界并不太平，局部战争不断，但世界大战没有打起来，我想核武器的出现是一个重要原因。

三是全球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也使得各国不敢轻易动手，在一些情况下，打别人相当于在打自己。

四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之后，工人运动的发展对西方世界形成了强大的压力。二战结束之后出现了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国家强大的压力下，西方世界进行了深度的改良。举个例子来说，大家都知道第一次分配讲效率，第二次分配讲公平。我在法国当大使的时候，见到法国财政部的一位官员，向他请教法国拿出多少钱进行第二次分配，他说用于第二次分配的钱相当于当时法国GDP的46%。大家想一下，法国的GDP是两万多亿美元，人口六千多万，拿出一万亿美元进行第二次分配意味着什么？它有一个庞大的丰厚的社会保障体系，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体制下，人最起码能够生存下去。革命是要掉脑袋的，活不下去才革命，活得下去就不至于革命。前几年在法国大城市郊区发生了骚乱，有记者跑来问我，会不会出现革命？我说不会，革命的时代过去了。

五是由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变小了，与此同时南北差距在拉大。现在世界上的穷人，人均每天生活费不到一美元的有十二亿，人均每天生活费不到两美元的有二十多亿人。穷人那么多，发展的问题就突出了，地球变成地球村了，战争的问题也就不突出了。

由于这五大因素推动时代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进入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这是个了不起的变化。如今有些人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之所以跟大家不一样，原因之一可能是他们没有看到时代的变化，脑子还是停留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相当程度上还是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在起作用。

时代变了，解决国际争端的思路也要变。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国际争端主要是靠武力解决。邓小平的思想是紧跟形势发展的，邓小平在1984年曾经讲过，解决国际争端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我们的领导人在讲话中经常用到“共赢”这个词，江泽民主席第一次用是1999年11月15日，当时中美达成了关于中国加入WTO双边协议，这个协议对我国来说很重要，江泽民主席会见美国总统的贸易谈判代表时说，这个协议是一个共赢的协议。大家想一想，时代不变化，能够共赢吗？战场上是你死我活，没有共赢的。

1984年邓小平在谈到解决南海诸岛问题时提出八字方针：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八个字很了不起，是小平同志在时代变化条件下解决国际争端的重要观点。人类历史几千年来为领土、为主权打的仗不计其数，你说这块儿地方是你的，我说这块地方是我的，怎么办？谁打赢是谁的，人类历史几千年来就是这么过来的。可是小平同志考虑到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也考虑到别国人民的利益，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地下有资源，大家来投资，商量分成的比例，把一个潜在的冲突化解，这是非常高明的。

第二，国际关系的热点正在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

过去几百年，欧洲是如何走到人类前列的呢？首先是文艺复兴，马克思、恩格斯对文艺复兴的评价极高，说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文艺复兴之前只能画神不能画人，文艺复兴之后的作品千姿百态。文艺复兴把人从神权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人的创造性就像火山一样爆发。其次是启蒙运动，这是欧洲发生的人类历史上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把人从封建王权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这两大思想解放运动，为欧洲的思想解放运动扫平了道路，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科技革命，使欧洲走到了人类的前列。

美国1776年独立后就走上了发展之路，1913年美国人均GDP超过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样一来，大西洋地区欧美国家居于全球主导地位，世界国际关系的重心都在那儿，这就意味着美欧定的标准就是全球标准，美欧定的规则就是全球规则，美欧文化就是世界主导文化，过去几百年就是这样。

可是今天，这种现象发生了变化，由于战后亚洲的崛起，国际关系的重心逐渐从大西洋向东向太平洋转移。亚洲的崛起经历五个浪潮。一是战后日本的崛起。日本人发明了一种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这个模式非常适合亚洲的情况，非常适合当时的世界形势。沿着这个模式走，日本首先发展起来了。二是“亚洲四小龙”（台湾、香港、新加坡、韩国）的崛起，上世纪六十年代“亚洲四小龙”沿着出口导向型的模式发展起来了。三是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崛起，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这几个国家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发展起来。四是中国的崛起，中国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加入了亚洲国家崛起的大潮。第二、第三、第四个浪潮都是学了日本的出口导向型模式，此次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发生之后，世界正在发生变化，这个模式的力气可能已经用得差不多了，今后还要再寻找新的动力。五是印度的崛起。在亚洲国家崛起大潮的推动下，印度于1991年实行改革。印度1947年独立，独立之后政治上学西方，经济上学苏联的计划经济体系，他自己叫做许可证经济，也就是说什么事情都要政府批准，这就使生产力受到严重束缚，印度经济长期停滞不前。1991年实行改革之后，印度发生变化了，现任印度总理辛格倡导了印度的改革，这个人在1991年是印度的财政部长，可以称之为印度“改革之父”。从1991年到现在，印度每年GDP增长大约是7%—8%。

亚洲这五个浪潮的崛起非常了不起，因为亚洲人口占全球人口的一半，1960年亚洲GDP占全球GDP的10%，现在是25%，再过二十年可能达到45%—50%，最后全球的重心向亚洲转移。大家今天看到，如今中国的国际地位在上升，亚洲的国际地位也在上升，这个变化在今后二三十年里还会继续下去。

孙中山先生有句话叫做：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是中山先生晚年对他革命经验的总结。中国人非常注意这个潮流。1972年中美对峙了二十多年，终于走到一起，共同发表《上海公报》。这个公报内容怎么写？周总理认为要先讲分歧，所以上海公报可能是众多国际意见的公报，一上来就讲分歧，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革命是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这是改革开放前我们对世界潮流的看法。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里讲，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是一股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如果不顺应当今世界潮流就会倒霉，美国小布什时期逆世界潮流而动，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在内的好几场战争。阿富汗战争从2001年10月7日打起，到现在已经成为美国历史上历时最长的战争，美国驻阿富汗司令大概对总统、副总统讲了他们不喜欢的话，很快被换了。美国在阿富汗的驻兵相当于当年苏联在阿富汗驻兵的水平，可是这场战争看不到尽头。2003年3月20日美国发动了伊拉克战争，结果仍是使美国陷入了极大的被动。美国人自己讲两场战争大概花了七万亿美元，战争经费是不列入正常预算的，伤兵回来政府得养他一辈子，长远开支也不是一笔小数字。

关于这次金融危机大家都说是华尔街出了问题，这个分析当然是对的，但还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使得美国的内囊空虚，需要用钱的时候拿出不钱来。当今世界谁举起战争的旗帜谁倒霉，谁举起和平的旗帜谁受益。

2003年4月25日法国总理拉法兰到我国访问，那正是非典肆虐的时候，很多国家元首、政府首脑都推迟或者取消了对我国的访问，而拉法兰却如期来访，于是我们在接待上提高了规格。大家知道，在国际上晚餐要比午餐的规格高，过去外国总理来，一般是由温家宝总理请晚餐，胡锦涛主席会见一次，提高规格后由胡锦涛主席请拉法兰吃晚餐。4月23日到25日中美朝三方朝核会谈（现在是朝核六方会谈）刚刚结束，锦涛同志就这个机会向拉法兰介绍朝核三方会谈的情况，关于朝核问题，美国和朝鲜都赞成中国提出的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但具体方式不一样，美国要多边谈，朝鲜要跟美国双边谈。于是我们想出一个办法，会场里面是中美朝三家，谈着谈着中国人上洗手间去了，就剩两家了。拉法兰听了之后感叹一句：中国人的智慧真了不起！

朝核问题跟伊拉克战争形成鲜明的对照，谁举战争旗帜谁不得人心，谁举和平旗帜谁得人心。从朝核问题看，我想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发生世界大战。今天世界上的大国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没有分裂成对立的军事集团，这意味着可预见的将来打不起世界大战。我们党提出二十一世纪的头二十年是战略机遇期，根据之一就是看不到战争，大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很小。

65年没打世界大战了，有没有可能再维持35年？我看是可能的。一百年不打世界大战，以后还能打得起来吗？世界潮流的变化使得在今天的国际关系当中战争所能解决的问题、战争所能发挥的作用在逐渐下降。在过去的国际关系当中，战争是最能够说了算的，一打仗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不但没有解决任何问题，相反给美国出了很多难题，这两场战争加剧了西方文明同伊斯兰文明的冲突和对抗。在全世界的注视之下，战争的各种情况反映到全世界人民面前，这一点跟过去也很不一样。

第三，世界潮流变化带来的结果是武器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相对减弱。

中国

关于中国我想讲三点。

第一，中国已经走到了国际舞台的中心。

之所以这么说有两个原因，一是今天的中国对于国际事务的影响力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二是世界对中国的重视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确实在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上发挥着关键作用，所以中国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我们走到世界舞台中心的时间比我们原来预期的早得多，也比外国人预期得要早，某种意义上来讲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心我们是缺乏准备的。

从世界的边缘走到中心来是中国人一百多年来不懈奋斗的结果，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今年6月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了第四次20国集团峰会，胡锦涛总书记去了。过去世界经济出了危机，是七国集团开会，现在七国集团不起作用了，因为七国集团里没有包括新兴大国，要解决世界金融危机没有新兴大国参加是不行的，所以就出现了一个20国集团。

现在研究国际关系的专家们说，20国集团是几百年以来国际关系的一个新生事物。过去是发达国家一个集团，发展中国家一个集团，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集中在一起搞一个20国集团是很了不起的，这20国的人口占全球80%，国民生产总值占全球的90%，贸易占全球的80%。我认为20国集团今后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的作用将是巨大的，虽然20国集团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出现的一个临时集团，可是它将逐渐成为处理国际经济问题的主要平台。人们都拿这次金融危机同1929年到1933年经济大箫条相比，可是这次金融危机没有演变成大箫条，其中就是三次20国集团峰会起了作用，而三次20国集团会议之前，中美都进行了密集磋商。

第二，中国要懂得自己是如何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以及为什么会走向舞台中心。

1978年开放之后我们奉行的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我们愿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关系。虽然当今世界上对中国不平等的事情还在发生，但世界也在变化，否则中国不会有这样的发展。我们开放之后参加了全球化大潮流，应当说如今的世界比上世纪八十年代、鸦片战争时代的世界对中国要公正一些。全球化的条件下，中国是得利的。

如今亚洲成为全球经济中最有活力、经济增长最快的地方，这对我国非常有利。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学“四小龙”、学日本，它们离我们比较近，学起来比较方便。如果我们不在亚洲，我们也不可能这样去发展。

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之后有三个问题：心态、胸怀、责任。

首先是心态。我们是从一个弱国逐渐发展起来的，长期处于弱国状态，这就使中国人形成了一种弱国心态。弱国心态有众多的表现，比如对人家的评价非常介意。中国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心以后少不了被被人评头品足，对此我们要保持一颗平常心，别人说我们好，不必欣喜若狂；讲我们不好，也不必如丧考妣。对别人的评价要头脑冷静地仔细分析，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个心态非常重要。

弱国心态的另外一个表现是喜欢夸高，明明是三分，非要讲三分半、四分、五分，好象拔得越高越好。这样做从本质上来讲就是忘记了列宁同志的一句名言：有时候，真理再向前迈进半步就成了谬误。

弱国心态还有一种表现就是显摆，总是说我们这个好我们那个好。我在国外当大使，对外国媒体给中国戴高帽子是非常谨慎的，我经常说，中国取得的进步是巨大的，但我们还有很多问题。讲问题并不是说心虚，很多时候讲问题是自信的表现。

中国的弱国心态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不是很快能克服的，但中国已经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我看这个弱国心态还是要抓紧克服才好。

其次是胸怀。既然中国走到国际舞台的中心，我们就要发扬我们党的传统，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既要爱祖国，也要爱人类。今天的中国跟世界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就像胡锦涛总书记讲的那样，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稳定离不开中国。国家跟人一样，自私的人会越来越弱，考虑大家利益的人才可能变强。当年毛主席、周总理的胸怀是巨大的，我认为今天的中国人也要占据道义的制高点，一个国家的利益不是道义的制高点，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才是道义的制高点，我认为今天的中国人要有这样的胸怀。

大家知道1971年10月25日我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毛主席感叹这是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非洲人为什么要把我们抬进去？因为当年非洲人在进行民族独立运动的时候，我们支持了他们。在恢复我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时候，只有64个国家跟中国建交，不到联合国成员国的一半。一大批发达国家跟中国建交是在我们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之后，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没有1971年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美建交可能还要往后拖。中国在非洲的支持下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使中国外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个局面是用多少钱都买不回来的。

最后是责任。改革开放以来，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大体经过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78年到1989年。中国人要搞现代化，西方世界对我们是持怀疑态度的，苏联当年想搞都没有搞起来，中国共产党也不一定搞起来。1978年到1989年这段时间中国的外资是200亿美元，主要来自海外的炎黄子孙，中国发展的第一桶金是他们提供的，这是中国的独特优势。现在外国在中国直接投资达一万亿美元，中国大发展，我们比过去有钱多了。

第二阶段是1989年之后，西方对中国实施制裁，他们认为中国很快就会崩溃。1989年1月我到布鲁塞尔工作，刚到那里的时候，很多大门都是对我敞开的，要是想见什么人都比较容易。可是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很多大门关上了。1991年2月，在一次外交场合我看到欧共体委员会的高级官员，他问我一些中国的问题，我就简单向他介绍了当时国内已经平稳的情况，然后我说过一阵子请您吃饭，详细介绍中国的情况。那个官员斜眼看了我一眼，回了我一句：我还不知道过三个月贵国政府是否存在。外交是国家行为，听他这么说话我的血就往头上涌，但却不能骂他也不能打他，外交是讲智慧的。当时我回他一句话：请记住你们欧洲人有一句谚语叫做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

第三阶段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西方世界看中国出现了转折。这场金融危机首先在泰国爆发，很快什么亚洲龙啊虎啊都被冲得人仰马翻，经济非常困难，很多国家的货币都贬值了。当贬值的大潮冲到中国门口时，中国人讲了两点：第一，人民币不贬值；第二，中国要刺激内需。这两条政策讲得干净利落，掷地有声。很多外国人不相信中国能扛得住，结果中国扛住了，说不贬值就不贬值。今天的亚洲国家还在感谢中国，因为这场危机对亚洲国家打击很大，中国的人民币要是贬值，其他国家的情况就会雪上加霜，甚至发生第二轮贬值。我们人民币不贬值就给他们争取了喘息的时间，这样以来中国的威信就出来了。

我们应当充分认识中国崛起过程中的很多艰难和险阻。虽然中国不是几篇文章就能评倒的，但“中国威胁论”可能会伴随中国崛起的一段过程。首先，人们会拿历史上大国崛起的先例来跟我们对照。历史上大国崛起后就会欺负别人，中国会是例外吗？很多国家都不大相信。其次，人们会拿前苏联来对照中国。我到美国、欧洲、日本开很多会，很多人问我，你们胡锦涛主席说中国不扩张不称霸是真的吗？当年苏联强大起来就扩张就称霸，苏联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也是共产党领导的，你们将来为什么不会称霸、扩张呢？不能不承认，共产党的名声被当年苏联的行为败坏了很多，很多人的这种怀疑也不大容易打消。第三，中国的崛起是13亿人的崛起，人类历史上没有13亿人口国家崛起的先例，中国的崛起必定会打破现有的利益格局，就会有人心里很不开心。曾经有一个法国前外长私下跟我讲，你们要小心别人联合起来对付你们。我认为这个危险并没有过去，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这种危险是存在的。现在有些同志的口气很大，认为中国现在是世界老二了，南海诸岛的问题该解决了，实在谈不拢就打。我前面讲谁举战争旗帜谁失人心，别人可能会联合起来对付我们，这样以来当前我们面对的大好局面就有可能丧失。

第四阶段是2005年9月现任世界银行行长当时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立克发表讲话说希望中国成为国际关系中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我认为前面三论（怀疑论、崩溃论、威胁论）跟责任论有区别。前三论都认为你中国是一股祸水，这个责任论里起码承认中国做正事了。中国是一个负责任大国，我认为我们要负以下几个方面的责任。第一方面是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中国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中国好则世界好。第二方面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所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义务，中国是《联合国宪章》的签字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我们参加了几百个国际公约，中国履行这些责任的记录是好的。第三方面是需要履行在和平与发展中的责任。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当中，中国派遣维和部队的数量是最多的。

世博会

最后，我简单讲一下世博会。

不知道大家去看过上海世博会没有？我从1998年到法国之后就开始介入世博会，参加了中国上海申办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全过程。2003年我当选为国际展览局主席，我从2003年工作到2007年，现在他们选举我当名誉主席。上海世博会我是评委，国际评委要给所有的展馆打分，东道主的国际展馆除外。

关于世博会我想着重讲一点，就是世博会从1851年诞生到现在，150多年来经久不衰的秘密何在？我介入世博会以后反复思考这个问题，也跟很多专家讨论，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世博会经久不衰的秘密在于世博会承载着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使命，与人类文明同行。

世博会符合人类文明的进步，我们可以从下面几个层面来分析。

第一，世博会展示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我们今天所享受到的各种人类文明应用的成果，最早同公众见面大概就是在世博会。

第二，世博会提出人类文明进步中面临的重大问题。人类文明是在克服一个又一个难题的过程中逐步前进的，我举三个例子，就是本世纪以来的三场世博会。

一是2005年5月在日本爱知县举行的爱知世博会。每届世博会都有一个主题，各国围绕这个主题展现自己的理念。爱知世博会的主题是大自然的睿智，就是展现人类在过去几百年工业革命过程中对大自然过多的索取、破坏带来的问题。

二是2008年西班牙萨拉戈萨世博会，它的主题是水与可持续发展。我在政协时看到政协在全国做的一个关于水的调查，中国农村3亿人喝不到清洁水。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人的疾病大概70%跟水有关系，21世纪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可能就是水资源。青藏高原是亚洲国家的水塔，随着气侯的变化冰川融化的速度在加速，上世纪五十年代珠穆朗玛峰白雪皑皑，现在再拿来照片跟上世纪五十年代一比，雪减少了很多，所以将来水是一个大问题。

三是今年上海世博会，这次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在159年的世博会历史上第一次以城市为主题。在申办过程中这个主题很得罪人，因为城市化是现在全球面临的大难题。200年前全球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20%，2007年这一比例已经到了50%。1978年改革开放的时候，我国城市人口是17%，现在差不多到47%。城市化在迅速前进，标志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同时也带来了很多问题，比如空气污染、交通堵塞等，这些问题如何解决，此次世博会就把这些问题提了出来。

我建议中国各个城市的领导都要好好看世博会，不要走马观花，只是拍照留念，要仔细看看别的国家如何解决城市化中面临的难题，189个国家、57个国际组织围绕这个主题提出自己的方案，展现自己的理念，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必然大有好处。我认为上海世博会影响全球城市化的进程，改变人的行为。

有记者问我作为国际展览局名誉主席，对上海世博会有什么期待？我说，我的期待就是通过上海世博会，中国能够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城市化道路。我们现在城市面临的一个很大问题是千城一面，都搞很多大楼、广场、大马路，行人都快没有地方走了，那生活能更美好吗？

上海世博会是一所大学校。大家知道，有线电报的发明人莫尔斯原来是个画家，他在76岁高龄的时候对他的孩子说，好好看看世博会，在世博会五个星期学到的东西比在大学里读五年学到的东西还要多。

我希望大家有时间都去看一看世博会，无论在哪个国家召开世博会，只要是好的展馆，想进去看都要排长队，所以大家耐心地花点时间排队，花点时间仔细看看。我觉得世博会各个展馆从外型到内涵都有值得学习的东西，世博会把全世界的好东西都凑到了一起，各种思想相互碰撞、交流，因此每一次世博会之后都会出现一个创新的热潮。

（报告人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　　
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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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2/1026/62227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