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万超：中国经济起飞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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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与大家一起探讨的话题就是中国经济成长之道，主要讲两大方面：一是怎样判断或评估中国30年的经济发展；二是如何认识中国经济起飞之道。

一、把脉中国经济

（一）中国奇迹的是是非非

毫无疑问，中国经济现在是国际社会热议的话题。大家都是学新闻传媒的，肯定也了解不少。

先解释一下中国奇迹，这是对中国发展成就的一种称呼。上世纪90年代，世界银行出了一个关于东亚国家发展的报告提出了这个说法。奇迹在西方人看来，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超越常人的智慧与能力才能创造；二是神秘，不容易解释。这种称谓说明，西方人无法理解中国，中国的发展道路根本不同于它们，对他们来说是很陌生和奇怪的。因为中国有着特殊的国情、政治和文化，这个后面还要讲。尽管他们不理解，但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中国30经济发展的成就算得上一个奇迹。现在国内外学者也接受了这个概念，世界银行副行长林毅夫教授有一本书就是《中国奇迹》。

可以说，现在国际国内对中国经济的评价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归纳起来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有八种论调：1、威胁论，认为中国崛起带给世界的是挑战而不是机遇。2、崩溃论，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是以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和官员腐败为代价的，因而是不可持续的。3、神话论，认为所谓中国奇迹不过是媒体渲染出来的一个神话。4、责任论，认为中国作为西方大国的利益攸关方，必须承担和发挥相应的责任。5、替代论，认为随着以“华盛顿共识”为主导的西方自由民主模式的式微，注重独立、创新和渐进改革的中国发展道路——“北京共识”将成为新的普世话语。6、阶段论，认为中国模式具有‘转轨国家’的普遍特点，随着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主流世界，所谓的中国模式也就消亡了。7、失衡论，认为中国的发展表现为出口导向与内部需求、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等一系列的失衡关系，中国模式的可持续性值得怀疑。8、领导论，认为国力日盛的中国应确立新的国际观，勇敢肩负起领导世界的责任。

这些观点反映了不同政治立场、利益诉求，归结起来主要是乐观的、悲观的或者善意的、恶意的。悲观论是想唱衰中国，最典型的是上世纪90年代出现的“中国崩溃论”，说“中国经济就像一座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很不牢固，”还有美国人布朗的《谁来养活中国》一书也对中国是否能养活10多亿人口提出疑问。这些论调都已经被证明是很荒谬的。2009年1月12日，美国《时代》周刊刊登出这样一篇文章《中国经济的最后支柱不再坚挺》。文章写到，“那种认为中国GDP还将继续增长，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的想法，还是太天真了。”“中国已经开始经济衰退，而且也许将比美国经济还要恶化。”而文章的结尾，更是给出了一个“中国崩溃论”式的结论：“中国难以有经济核心以继续其‘奇迹'。中国只是一个身陷囹圄的大国。”大家知道，今年中国经济在全球率先复苏，2009年经济增长率达到8．7%，打破了这种悲观论调。

悲观论还有一直都很盛行的“中国威胁论”，这是要围堵中国。其实100多年前，西方就炮制出“黄祸论”，并成为日后列强侵略中国的舆论借口。现代版的“中国威胁论”于上世纪90年代末由美国、日本等国舆论带头热炒，一直炒到本世纪。例如，美国国防部每年公布《中国军事力量年度报告》，别有用心地夸大中国军力和军费开支。

乐观善意的代表就是中国机遇论、中国贡献论等，这是客观对待中国。这种态度最有影响的是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雷默在伦敦《金融时报》发表的文章提出的“北京共识”，这是一篇很长的文章，美国加州大学和清华大学崔之元教授翻译，后来新华社内参转载了，这里不具体介绍了。与“北京共识”相对应的是“华盛顿共识”，它最早是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约翰·威廉姆森概括出来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国财政部官员和美国大学一些专家教授关于经济发展的标准理论。“华盛顿共识”是典型的新自由主义共识，后来，俄罗斯东欧转轨国家也采用这个理论，结果都失败了。虽然“北京共识”对中国的认识是比较客观公正的，但我们要保持清醒冷静，中国经验或中国道路还没有完善到能与欧美模式抗衡或并肩的程度。

（二）正确评估中国经济

那么究竟如何解读当代中国经济？如果用通俗的话概括，成就巨大不可否认，困难不少不容忽视。也可以说，中国经济初步成功实现了起飞，初步开辟了良性发展道路，但说已形成定型的所谓“中国模式”为时尚早。

“起飞”是发展经济学一个非常著名的概念，他是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斯托在其代表作《经济成长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他借喻于飞机突破停止状态腾空起飞，表示一国经济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大家知道飞机一旦起飞就会平稳快速前进。罗斯托把经济发展分为六个阶段。1、传统社会阶段：农业经济、等级社会；2、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过渡性社会、投资增长、社会行为方式转变；3、起飞阶段：投资率大于10%、生产进步；4、向成熟推进阶段：投资率大于20%、资源配置优化；5、高额群众消费阶段：福利国家，大规模消费。后来在《政治与增长阶段》一书中又加入“追求生活质量阶段”。我建议大家看看这本书，不过现在这本书不好找，我一个北大朋友给我在北大图书馆复印了一本。

现在认为中国经济成功的人很多。其实国家经济成功是很难定义的，它是个相对的概念，要有参照对象，它还是个可变的概念，今天成功，不一定将来不会出现衰退，国家地位也是风水轮流转。从这样的理解看，相对前苏联东欧转型国家（包括中国共29个），我们顺利实现了市场化转型，相对其他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我们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至少在现阶段，我们可以说成功了。但从长远看，这种成功还是初步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指出，“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按照邓小平同志的判断，至少到2020年，我们才会形成更加定型化的制度。所以，中国只是初步探索出了成功的经济发展道路。但还要前进，还要探索，还要开辟。我现在主持的一项国家课题，是“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支撑点与内生性”，就是研究未来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基本问题。

所以，对中国经济的判断既要看到，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值得自豪，要有信心，但还要谦虚冷静，不能过分夸大。认为我们非常的了不起，也是不对的。的确，现在中国发展道路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甚至有很多赞誉，很多发展中国家也都在学中国经验，比如，俄罗斯、古巴、越南。朝鲜对中国发展道路有看法，认为我们走资本主义道路，但也在悄悄的学。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在一篇《普京要建“中国式”俄罗斯》的报道中说，普京和他的助手一直在研究中国，莫斯科对中国领导人取得的政治和经济成就充满了羡慕和敬意。但是我们要看到，中国发展道路还没有完全定型，还在成长过程之中。

（三）数字解读中国奇迹

我们说中国经济初步成功实现了起飞，为什么这样说？可以用下面的一些代表性数字来说明中国的经济成就。

1、经济增长速度——世界第一。经济增长是一个现代故事。在工业革命以前（前现代时期），世界经济事实上处于近乎停滞不前的状态，其经济增长率不超过1%。这个时期，经济发展主要表现为人口增长和经济总体规模的增大，但人均收入却基本保持不变。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世纪经济千年史》对世界经济增长进行过测算。按照他的计算，在第一个千年，世界人口仅增长六分之一，人均收入没有提高。在工业革命之后，经济增长成为一个激动人心的事。

1978年中国GDP为3645.2亿元，1986年（我国大约是从1986年开始GDP统计）首次突破1万亿，1991年达到2万亿，2008年中国GDP为30.067万亿，超过30亿大关。

1978年人均GDP为226美元，2008年人均2460美元。2007年比78增长了13.9倍，30年来平均增长率高达9.8%，人均收入平均增长率为8.4%。

历史上，一国经济能够连续五年保持在10%以上的经济增长只有4次。一是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第二个是上世纪70年代的新加坡。50年代，世界上还没有新加坡这个国家，它是从马来西亚独立出来的。第三、四个例子都在中国。1992——1996年我国连续5年经济增长速度在10%以上，第四个是从2003年到2006年。

按照麦迪森计算，人均GDP翻一番英国花了58年，美国47年，日本33年，印度尼西亚17年，韩国11年，中国10年。

2、我国GDP世界排位和比重。

1990年中国GDP世界排第10位，2008年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3。按照权威统计数据——美国中情局网站《世界概览》提供的年平均汇率换算，2008年美国GDP为14.2003万亿美元，日本GDP为4.8068万亿美元，中国为4.333万亿美元。1978年，中国经济占世界比重为2.32%，2008年占4%。

二战前，日本的工业实力排名世界第六，大体与意大利相当，战后用了近二十年的时间相继超过英、法、德，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后又经过十余年的时间超过苏联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但其速度与现在的中国相比并不算快，相比之下，中国在2000、2001年的时候GDP大体与意大利相当，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就相继超过英、法、德，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国）。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之快是令人惊奇的，凡是战后人口和面积达到中国十分之一哪怕二十分之一的国家没有一个挤身发达国家行列，也没有一个比中国发展的更快的。

当1958年日本丰田汽车成功打入美国市场的时候，中国的第一辆解放牌汽车才刚刚下线（1956年）；1956年北京举办了日本商品博览会，在那次博览会上，毛主席才第一次在国内看见了电视机，两年后，中国第一家电视台才开播。

3、进出口额。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进出口总额只有206亿美元，2008年增加到2.6万亿美元，排世界第3，年均增长17.4%。2009年中国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中国2009年外储约2.399万亿美元，相当于G7的1.93倍。作为G7成员国的日本，储备约有一万亿美元，是第二丰厚储备的国家。

我想，中国的巨大变化在坐年龄大一些的感受更深刻。可以说是翻天覆地，有很多人用过粮票、油票、布票。为什么？那时候是短缺经济。现在到商场看看，琳琅满目。过去万元户是富有的称谓，现在的大学生一台笔记本电脑也有1万多。万元户不算富，十万元刚起步，百万元还马虎，千万元才算富。

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我们还可以从历史角度做一分析。中国的今天的崛起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过程，是中国重新崛起的过程，也是几代志士仁人的梦想，周恩来总理早年喊出了“为中华崛起而读书”。我写过一本书名字就是《中国崛起——一个东方大国的崛起之道》。今天这个梦已经露出了希望的曙光。

为什么是重新崛起？在人类历史大部分时间里，中国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根据麦笛逊的计算，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1000年为22.7%，1500年为25%，1600年为29.2%，1700年为22.3%，嘉庆年1820年为32.9%，接近1/3。美国2008年才占世界的28%。从那时开始，近一二百中国才落后于西方。21世纪，中华民族一定会重新复兴，中国必将为人类文明作出新的伟大贡献。许多专家和机构预测，比较公认的看法，2025年左右中国经济总量赶上美国。当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会差很多。2007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排104位。

上面说中国成就巨大，但中国的问题也不少，比如贫富差距问题，改革开放前，我国基尼系数小于0.2，到21世纪初已经攀升到0.45左右，甚至与俄罗斯情况接近，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2003年世界银行对中国基尼系数上升提出最严重的警告。

腐败，这个大家都了解的比较多了，但有一种很有意思的观点，腐败有助于经济发展。一位叫秋风的学者指出：“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腐败确实可以弱化两种不同产权制度之间转换过程的摩擦，或者说降低其交易成本。中国私人经济空间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经济学家们所说的‘赎买策略’。”在西方也有这种观点。我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与腐败相关的一个大的问题是垄断，它不仅是贫富差距的一个原因，还是影响我国经济竞争力提升的重大问题。还有政资不分、政企不分提了多少年了，还是大量存在。政府机关拥有大量企业，这些企业完全靠政府资源生存，根本没有效率可言，不仅是滋生腐败的地方，还占有了大量资源。我在政府机关工作多年，据我所知，几乎每个单位都有自己的二亩三分地，比如培训中心、宾馆等。控制国家经济命脉、保证经济安全的国有企业的存在是必要的，但现在很多企业不是这种性质的。2009年12月15日，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表示，2010年中央企业数量将减少到80到100家。现在是131家。据《人民日报》报道国资委主任李荣融2010年7月23日在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上表示，国资委将以组建国新资产管理公司为契机，加快央企重组，在年内把央企调整到100家以内。我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

还有生态环境破坏等等问题。

 

二、解开中国经济增长之谜

（一）国富国穷的国际视野

为什么各国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很大差异？国家经济成功的根源是什么？这些问题一直吸引着学者和政府的注意。自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以探索国富国穷的原因以来，如何使一个国家富强起来是过去二百多年间经济学家们付出努力最多的一个问题。1817年1月26日马尔萨斯给李嘉图的一封信中写道“各国贫困和富裕的原因是政治经济学所有研究必须探讨的重大课题”。（经济学概念原来就是政治经济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卢卡斯说：“各国之间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大得让人难以置信……一个人一旦思考这些问题，那么他就不再想别的问题了。”

插入故事：“卢卡斯的女巫前妻”

卢卡斯虽然提出了“理性预期理论”，但是，他本人并没有“理性预期”到自己获得诺贝尔奖。有关他的一个轶闻。说的是，卢卡斯没有想到自己有机会获得诺奖，但他的前妻却“非理性预期”到了这一点。卢卡斯与前妻1982年分居，1989年正式办理离婚手续。在办手续时，前妻提出：若是卢卡斯在1995年前获得诺奖，她要分得全部奖金的一半。卢卡斯心想：获诺贝尔奖，这不是开玩笑吗？他因此漫不经心地答应了。7年后，也就是1995年10月10日，诺奖评审委员会宣布了卢卡斯获奖的消息，此时离前妻约定的最后期限只差80多天，卢卡斯不得不按离婚合同的约定将奖金的一半分给了她。或许正是这种对生活的“非理性”造就了卢卡斯的学术高峰。对于学术生涯，他曾经说过，“一个人可以通过不断追求自己的兴趣所在，并写下它们来谋生。”卢卡斯正是在不断追逐自己兴趣的过程中，走上了诺贝尔的领奖台，并继续创造新的传奇。

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学家赫尔普曼在2004年出版的《经济增长之谜》一书开篇第一句话就是：“什么因素使得一些国家富裕而另一些国家贫穷？自亚当·斯密的时代开始，经济学家们一直在探究这一问题。然而，在过了200年之后，人们仍然没有找到经济增长的秘密。”（E.赫尔普，译者：王世华，吴筱，《经济增长的秘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页）。另外，萨缪尔森也说过类似的话。

对于经济增长之谜的探索，我们可以列出很多名著：

《国富论》是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之作，也是早期自由主义者研究经济增长的代表作；

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和经济学教授戴维·兰德斯的《国富国穷》横跨两大学科，至今反复被再版；

当今世界竞争战略和竞争力方面公认的第一权威迈克尔·波特在历经4年、对10个国家进行研究后完成了《国家竞争优势》，提出了钻石模型；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的名著《国家兴衰探源》探讨了国家为什么会有兴衰？不同的国家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经济增长速度？他如果不英年早逝，就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讲述了1500——2000年世界大国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历史；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等作品中对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做了深入的探讨；

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把欧洲的进步归因于新教伦理主义的崛起；

库兹涅茨提出，15世纪因为开始“商业资本主义时代”产生了经济加快发展的“现代经济增长”；

中国学者林毅夫的《中国奇迹》对用比较优势原理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做出了比较合理解释。

（二）直接原因分析：生产要素

解释一个国家的经济为什么成功，可以从多个层次入手，首先可以从会计角度看，也就是分析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经济学传统一般也重视这方面的分析。什么是生产要素？就是进行社会生产经营活动时所需要的各种社会资源，它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等。学经济的都知道很多经济增长模型就是从生产要素角度解释经济增长。比如，著名的哈罗多·多马模型，现在普遍认为索洛模型对于经济增长有着很强的解释力。

根据世界银行的分析，在中国的总体增长中，资本和劳动力的贡献率为54%，另外46%是由改革、即通过从农村到城市、从企业到市场的一系列制度建设，提高了要素生产率而获得的。[世界银行，《2020年的中国》（中译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

这方面的研究统计不少。下面分析主要几个变量。

1、劳动力廉价是中国经济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每种要素在每个国家的丰廉程度不一样，对每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作用也不一样。根据鼎鼎大名的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一国应着力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原因。什么是比较优势？简单说，就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衡取其轻。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逊曾经说过：“经济学中最优美的理论是比较优势。”他之所以这么讲，是与他早年的一段经历有关。萨缪尔逊当学生时，一位哈佛的同学要他在所有社会科学原理中，指出一种既正确又重要的。萨缪尔逊这个当时已经是崭露头角的高材生，一下子竟被难住了，未能给出一个自己认为满意的答案。此后30年中，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脑海中，直到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前一年即1969年，才找到了自己认为比较满意的答案。萨缪尔逊认为，李嘉图的比较优势（comparativeadvantage）原理是在那些可以称作既正确又重要的社会科学原理中首屈一指的。

插入故事：迈克尔·乔丹应该自己修剪草坪吗?

迈克尔·乔丹是NBA的篮球明星，他的篮球技艺比其他大多数人都强。很可能的是，他干其他事情也出类拔萃。例如，乔丹修剪草坪也比其他很多人都快。但是仅仅由于他能迅速地修剪草坪，就意味着他应该自己修剪草坪吗?

我们可以用机会成本和比较优势的概念来分析一下。比如说乔丹能用2个小时修剪完草坪。在这同样的2小时中，他能拍一部运动服装的电视商业广告，并赚到2万美元。与他相比，住在乔丹隔壁的小姑娘凯丽能用3个小时修剪完乔丹家的草坪。在这同样的3个小时中，她可以在麦当劳店工作并赚30美元。

在这个例子中，乔丹修剪草坪的机会成本是2万美元，而杰尼弗的机会成本是30美元。乔丹在修剪草坪上有绝对优势，因为他可以用更少的时间干完这件活。但凯丽在修剪草坪上有比较优势，因为她的机会成本低。

在这种情况下，交易的好处是巨大的。乔丹不应该修剪草坪，而应该去拍商业广告片，他应该雇佣凯丽去修剪草坪。只要他支付给凯丽的钱大于30美元而低于2万美元，双方的状况都会更好。

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是什么?是大量廉价劳力资源。从人口看，我国人均收入差不多只等于发达国家人均收入的1／20或1／30。从劳动力看，我国最低人工成本应该只及发达国家的1／15。专业程度高的岗位，中国人工成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缩小。但是一个月薪4000人民币的中国工程师，与美国同行的薪水相比，相差十倍还是有的。

“廉价劳动力”是非常重要的竞争优势。大家想一下，一个人力成本贵出十倍以上的企业，怎样与具有廉价劳力优势的对手争锋！回想一下，在开放的早期，人们主要担心“人往高处走”——发达国家的高薪把中国人才都吸走了。但是出乎意料，很快就出现了“水往低处流”——大量外资流入中国。为什么?首先就是人工之价奇低。

更广泛地观察，中国不但劳动力廉价，而且其他要素的成本，比如土地比发达经济也便宜。一般地说，要素成本低的经济，其产品就有竞争力。所以，廉价要素就成了一个广泛可用的解释变量，为什么到处可见“中国制造”，以及为什么中国积累起巨额贸易顺差。

当然，经过30年的发展，我们的劳动力素质也在提高，工资成本也在上升，廉价优势在减弱。现在周边国家越南、老挝等都比我们劳动力便宜了。中央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强调自主创新就适应了这种经济发展形势的要求。

2、资本的贡献

改革之初，中国资本是匮乏的，中国一方面靠自我积累，中国人习惯储蓄，所以中国的积累率是很高的。另外中国劳动力和其他土地等要素便宜，其国土就对外资有吸引力，这可以说明为什么大批外资流入(2008年2月总共7811亿美金)。从2002年开始，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利用外资国家。外资解决了中国发展的资金缺口。而且产生的溢出效应对中国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升起很大作用。现在我们的资本已比较充足，引进外资要注重提高质量。

（三）经济发展道路

上面我们分析了各种要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和作用，但我们要明白，生产要素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但本身不能自动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要素禀赋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决定因素。

比如，有些人认为经济增长源于廉价与充沛的劳动力，然而如德国或瑞士等国家，不但薪水高，而且劳动力还长期不足，经济依然繁荣。从国际范围看，比中国劳力还要便宜的地方还有不少，为什么那里的经济一点发展的苗头都没有?中国一直劳动力都很丰富，而其经济快速发展却是最近30年的事。

还有人把经济发展归因于国家资源丰富与否，然而经济发达的以色列和韩国都是资源有限、必须依赖进口原料的国家。

也有人把资本丰廉看作是经济成功的关键，但是资本积累是经济发展后的结果，经济发展初期没有哪个国家是资本丰富的。

可见，生产要素只会促进或减缓经济发展，但都不能从根本上解释国家经济繁荣。有时要素禀赋丰富反而成为发展的负累，因为这样会使一个国家缺乏创新动力和竞争精神，迪拜靠石油发了财，但却没有真正形成国家发展的核心能力，没有投资教育、科技，却玩起了自己根本不擅长而且风险极大的金融，而资源匮乏的日本却靠不断进取创新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

最近看了一篇文章，比较好的概括了中国道路的基本经验。这篇文章是2009年10月1日《纽约时报》刊登的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日内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复旦大学兼任教授、清华大学特邀研究员张维为的《中国成功背后的八大理念》。现摘录如下：

中国隆重庆祝建国六十周年，这无疑会使一些人不爽，它们的意识形态倾向无法容忍一个“共产党国家”如此自豪。但是我们有必要客观看待中国，分析究竟什么原因使中国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从贫穷的国家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笔者认为，正是中国以下八个大理念带来了中国戏剧般的崛起。　　第一、实事求是。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中国观念，也是中国已故领导人邓小平的座右铭。邓小平认为，判断真理的最终标准不应是意识形态的教条（不管是东方的教条还是西方的教条），而应该是事实。通过对事实的检验，中国得出了结论：苏联模式和西方民主模式都不能使一个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民主化常出现在现代化实现之后，而非之前。　　

第二、民生为大。

第三、整体思想的重要性。

第四、政府是必要的善。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繁荣都离不开开明的强势政府。不同于美国主张的“政府是必要的恶”，中国的变革由一个开明的、致力于发展的政府所领导；不同于戈尔巴乔夫，他放弃了旧体制，结果却发现自己的帝国轰然崩溃，邓小平把中国的旧体制从追求乌托邦转化为追求现代化。尽管有缺点，这个体制却有能力凝聚整个国家对于现代化的共识，执行艰巨的战略目标，如强制推动银行系统的改革、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大力刺激中国经济走出全球衰退等。

第五、良政比民主化更重要。中国拒绝“民主与专制对立”这种老生常谈，认为一个政府的性质，包括其合法性，应由其实质内容，即良政来决定；应由政府能向人民提供了什么来检验。尽管中国在透明度、法律制度方面还存在不足，但它还是主导了世界最快的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巨大改善。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08年所做的一项调查，76%的中国人对未来感到乐观，位列17个接受调查的主要国家的榜首。　　第六、政绩合法性。受儒家择优选拔精英制度的影响，中国在其整个政治体制内广泛地推行择优选拔，尽管这样的努力并不都成功。中国把扶贫、环保等指标列为官员晋升的关键标准，中国领导人能干、老练、久经锻炼。　　第七、有选择的学习、适应。　

 

　

第八、和而不同。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系教授钱颖一评论说：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之本，不过是把把激励搞对。激励理论是经济学中十分重要的理论，有人甚至提出，整个经济学的内容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人们对激励做出反应，其余内容都是对此的解释。”公共政策对人们的行为具有十分重要的激励作用。中国改革开放30年最重要的经验之一，也是“把激励搞对了”。民智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开发。当初“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一种国家层面的激励政策。只有当所有的经济主体具有正确的激励时，繁荣才能出现，均富的结果只能是均贫。

上世纪90年代我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听过一个经济学家的演讲，印象很深的一句话是：如果一个国家允许人们去赚钱，并为人们赚钱创造良好条件，这个国家就会变得富有。其实这句话说的也是激励问题。30年来，中国财富的飞快增长充分印证这句话。在国家财富快速增长的同时，中国也出现了无数财富英雄。一位经济学家说：“中国的富豪们在短时间内积累数亿元的财富，在世界资本史上都是不多见的，资本主义国家早期的原始积累大都经历了100多年的努力，而他们只需十几年甚至几年便可完成！”

由美国“美林全球财富管理”机构和法国凯捷咨询公司发布的第13份年度《世界财富报告》2009年，排行榜上，美国、日本、德国依然依次占据三甲位置，而中国内地超过英国，首次名列第四。

2009年3月12日《福布斯》杂志公布了全球富豪排名，中国内地今年共有28人上榜，中国香港有19人，中国台湾有5人上榜。在所有中国富豪中，排名最高的是香港和黄集团董事会主席李嘉诚(第16位)，他的个人资产总值为162亿美元。在中国内地富豪中，排名最高的是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行(第205位)，他的个人资产总值为30亿美元。

招商银行和全球咨询公司贝恩公司联合发布的《2009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2008年我国内地个人持有可投资资产超过1000万人民币的约30万人，超过1亿元人民币资产的接近1万人。从地域上来看，广东、上海、北京、江苏、浙江五个省市的千万富翁人数超过2万人，还有6个省市的高净值人士（指可投资资产在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人）数量处于1万-2万人之间，分别为山东、辽宁、河北、福建、四川、河南；其余省市的高净值人士数量少于1万人。广东省的千万富翁人数最多，2008年末为4.6万人，占全国15%的份额，上海市、北京市分列二、三位。就私人财富规模而言，2008年千万富翁共持有达8.8万亿人民币的可投资资产，这相当于我国2008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30万亿元的29%。报告预计，至2009年底中国千万富翁人群将达到32万人；其持有的可投资资产规模将超过9万亿元。

对中国经济初步成功的解释，我的思路和逻辑是：经济增长是各种生产要素合理配置和有效发挥的结果，对于一个后发的追赶型、经济转型的现代化大国来说，要动员利用生产要素并把它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需要一个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和科学的经济发展战略，市场经济顺利建立、发展战略的制定和有效实施，则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和适应现代化的文化。

这个思路也概括出了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基本要素：渐进式市场化道路、科学的改革与发展战略、强大有效的发展型政府、适应经济现代化的文化。因此，可以说，中国经济初步成功的根本原因也就是在于开辟了自己的良性经济发展道路。如果再进一步追问，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为什么会成功？是因为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自己走出来的，它深深植根于中国的土地。而西方经济学家的标准理论“华盛顿共识”是从西方的运行良好的成熟市场推演出来的，是倒果为因的，它看上去很美，但与转型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实际相去甚远。

下面分解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三个方面。

（四）市场的力量：制度的视角

尽管经济学家们在认识经济增长的最终决定因素方面仍然充满诸多困惑，但是，在东西方经济家们中间也正在逐渐形成一些共识，那就是市场机制也就是分工和交换是到迄今为止人类所能发现的最为有效的财富创造机制。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市场经济大家比较熟悉了，它主要通过分工、竞争等机制发挥作用。

这里主要从组织或制度成本来分析。“制度成本”(institutionalcost)概念是对科斯的交易成本、或交易费用概念的扩展。它包括“市场上发生的每一笔交易的谈判和签约的费用”。主要有：

搜寻成本：商品信息与交易对象信息的搜集。

信息成本：取得交易对象信息与和交易对象进行信息交换所需的成本。

议价成本：针对契约、价格、品质讨价还价的成本。

决策成本：进行相关决策与签订契约所需的内部成本。

监督交易进行的成本：监督交易对象是否依照契约内容进行交易的成本，例如追踪产品、监督、验货等。违约成本：违约时所需付出的事后成本。

科斯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凭一篇论文《企业的性质》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认为，企业存在的理由是把外部交易内部化，使交易费用大大降低。

也就是说，上面说到的生产要素必须经过经济组织——企业，才能变成产品。如果要素很便宜，但生产的组织成本或制度成本非常昂贵，那么经济还是没有竞争力。另外一种情况，要素价格低，组织和制度成本也不高，但如果要素的质量乏善可陈，经济也不会有竞争力。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要素成本很低，工人工资加福利，差不多只及发达国家工人的1／100。可是，那个时候把廉价非常的劳力组织起来的经济制度成本却高得离谱。多少原本可以发展经济的组织方式和交易方式，为计划体制所不容。这差不多是制度成本无穷大的情形了。当时流行的口号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割资本主义尾巴成为经济发展的方向。　　

多少事情——比如外资、个体、民营的市场准入——不但不能干，而且不能想。久而久之，人们能干的和想干的事情，就那么少!要素的素质——首先是人的技能和工作热情——看起来就那么低。原子弹可以搞出来，是伟大的成就。可是大量普通工业品不但“古董复制”，质量乏善可陈。记得写不出油的圆珠笔吗?怎么划，也写不出来；你把它别在上衣口袋里，油墨就出来了。

市场经济的建立大幅度降低制度运行的成本，大大调动了人们的创业热情和劳动积极性。改革开放之初，流行的口号是，十亿人，八亿商，还有2亿要开张。连最保守的街头老太太都摆起了地摊。

（五）改革与发展战略

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认为：“在现代全球经济下，繁荣是一国自己的选择，竞争力的大小也不再由先天承继的自然条件所决定。”他写道：“我的目标是，协助不得不放手一搏的企业与政府选择更好的战略，更有效地分配国家自然资源。”胡鞍钢认为“能否把握21世纪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并以此为指导制定适当的发展战略是世界各国发展的关键。因此，我们说一个国家的发展中，最大的成功是发展战略的成功，反之，最大的失败是战略上的失败。”

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保罗·肯尼迪对中国经济发展早有独到洞察。1987年，在其代表作《大国的兴衰》中就指出：“中国是主要大国中最穷的一个，同时所处的战略地位也许最不好。”但是，保罗·肯尼迪又极其深刻地指出，中国领导人形成了“一个宏伟的、思想连贯和富于远见的战略，这方面将胜过莫斯科、华盛顿和东京，更不必说西欧了”。

上面说市场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一个核心要素，但中国原来是计划经济，所以中国面临双重任务，一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二是经济现代化或经济发展。因此，中国的战略应为改革与发展战略。

什么是改革与发展战略？经济改革与发展战略是指政府所设定的经济改革与发展目标和遵循的一种经济改革与发展理念，以及将其付诸实施的一整套政策。它主要体现在党和政府文件以及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中。

我写了一本书《当代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因为内容非常多，这里只简单介绍。

首先看改革战略，中国的改革战略是渐进式的改革，或称增量改革。当然这种说法是事后概括出来的，中国一开始并没有设定一个具体方案。中国的改革道路是务实的、不断试错的道路，也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在看发展战略。战略类型是后发追赶型，人家悠闲散步，你要大步快走，否则就会永远落后。邓小平同志指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战略目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七大提出，人均GDP比2000年翻两翻。战略步骤：三步走、十六大提出新三步走。战略任务：经济持续快速平稳增长、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中国特色城市化（大中小战略）、十七大又提出国际化、市场化。

（六）政府角色

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可以说是爱恨两重天，为什么这么说？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一书中指出：“如果没有明智政府的积极推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实现经济进步…另一方面，政府给经济生活带来的灾难的例子也不胜枚举，我们可以易如反掌的写下满满几页对于政府参与经济生活的警示。”政府在发展中的破坏作用的例子很多，在中国最典型的是三年自然灾害，说是自然灾害，其实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还有，在很多发展中国家腐败盛行，几乎成为不治之症。

为什么政府会如此糟糕？因为政府不是天然的公正与正义的化身。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布坎南提出了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是一个有自身利益的实体，具有自利性。这个大家其实并不陌生，所谓部门利益、局部利益其实就是不同部门、不同地区政府为自己谋利的表现。财政局有自己的特权，发改委也有自己的二亩三分地。

正面的例子在中国最突出的就是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伟大发展成就。中国经济发展是典型的政府主导类型。

政府具有两面性，但政治是现代社会中对社会影响最大的一种力量，是不可或缺的东西。塑造一个有利于现代化的政府就成为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华尔特·罗斯托《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在更一般的情况下，起飞的到来不仅要等到社会基础资本的积累和工业、农业技术的迅猛发展，还要等到一个准备把经济现代化作为严肃的、最重要的政治事业的政治集团的出现”；塞缪尔·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指出“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福山在2004年出版的《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提出：“究竟应该怎么样来帮助那些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福山的答案就是强化国家政权建设，增强国家能力。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认为“有效的政府——而不是小政府——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这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

具体到中国，作为追赶型、经济转型、大国的中国，要调动各种资源和要素实现经济增长，其必要条件是能够制定并有效实施科学合理的改革与发展战略，顺利建立市场体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有效的政府。中国的经济腾飞既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经济现象，也是一个政治现象。中国的发展道路确实不同于西方国家，无法用西方现有的经济增长理论和模型解释。可以说，政治原因是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最重要的原因。这也是不少学者的观点。

中国各级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也是学术界一种比较公认的观点。中国经济发展是由政经结合，经行政首长谋划的，结合政治任务，以政治前程为激励力的投资型增长经济。我参加过中央电视台的一期《对话》节目，当时还有多年被评为中国百强县第一名的昆山市市长。从他身上我感觉地方特别是南方经济发展快的地方政府首长对经济发展的那种激情和活力，地方官员一下子都成为经济专家了。所以说我们也不能只看到个别领导干部的腐败，还要看到他们的确干了不少好事。

中国的快速发展肇始于改革发展战略的实施，而造成不同的改革发展战略和结果的是不同的政府品性。有人说，到了朝鲜发现不改革不行，到了俄罗斯发现乱改革不行，到了印度发现改革没有共产党不行。

我们与俄罗斯东欧对比，他们的经济转型变成了西方搞垮社会主义的政治剧变。改革不是为了经济发展，是为了某些政治投机者的自身利益，为了个人政治野心，做了西方国家瓦解社会主义战略的傀儡和代言人。叶利钦就是一个投机家，原来是共产党的高层领导，最后蜕变成为资本主义在俄罗斯的代言人。

共产党垮了，这就使一个复杂艰巨的经济社会变革失去了维持社会公正的政治权威，也使经济发展成为不可能。转型中的利益调整必然是少数人的财富掠夺过程。而在所谓正统经济理论指导下的标准处方成为政治投机者蒙骗大众的幌子。这种由失败政治主导、错误理论指导的转型必然导致社会大混乱，经济大衰退。搞垮社会主义是西方的最重要的战略之一。其实，西方最讲意识形态。他们不断向社会主义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现在大家知道西方国家又在搞颜色革命。西方国家通过买通国内一些人，用街头革命的方式很轻松的就控制了一个国家。

可以说，发生在20世纪末的经济转型首先是一个政治事件。在这里，经济完全变成了政治，经济学也真正表现为政治经济学。俄罗斯和东欧转型带来的严重后果大家都看到了。俄罗斯从世界两个超级大国之一下跌为二等甚至三等国家。胡锦涛总书记与普京一起出席会议，普京还会像当年苏联领导人那样牛吗？资本主义的转型造成了进一步发展的许多障碍。破坏了整个国民经济，丧失了一系列部门；造成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和社会不公平，给社会稳定埋下了深深的隐患；非但没有导致民主和自由，相反，造成了金融工业集团的寡头统治，控制着整个国民经济和操纵着变幻的政局。现在普京要整金融寡头都要好好考虑考虑。1989年苏联GDP是中国的2倍，现在是中国的1/3。

普京为什么会受到俄罗斯人的拥戴，因为只有一个强悍的人物才能消除政治和社会混乱。但是现在俄罗斯还没有真正走上正确发展道路。现在俄罗斯的经济增长一方面是衰退后的复苏，另一方面是主要靠卖石油，所以是没有持续性的。

从俄罗斯的转型可以反观中国政治在转型中的作用。中国之所以没有发生其他国家那种政治剧变、经济衰退而顺利实现转型，在于中国政治的独特品性。

第一，中国政府具有深厚的根基。它不是一个外来力量强加于中国的傀儡政权，而是经过半个世纪的探索最终脱颖而出的政治形态。这使它具有强大的执政能力。尤其在改革的最关键阶段，这个制度的创建者仍然执掌政权。这是中国和前苏联分道扬镳的根本原因之一。中国共产党是从星星之火一点点发展起来的，她经历了3年土地革命，电视剧《井冈山》就反映了这个历程，8年抗战，4年解放战争。

第二，中国共产党，虽然其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来源于西方，但它更是中国化的政党，它深植于5000年中华文明的土壤。后面还要说。

第三，中国政府具有出色的适应挑战能力和巨大的学习能力，能与时代同进步。现在，中国真正处于一个开放的时代，不断吸纳有益于自身的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

第四，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使它不遗余力的追求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福利。我们看一些非洲落后国家执政者很多是贵族，从发达国家留学，根本不懂国情，也不会代表人民的利益，不可能制定符合人民利用的发展政策，他们努力维护的是自身利益。

 

中国政治的以上特性，使它在改革这场宏大的变革中具有极大的优势，能够应对各方面的挑战。最主要的是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自主的选择自己的道路，不受外界的干扰。只有自己走出的路才管用，别人的道路可以借鉴，不可完全COPY。中国改革的理论和实践都是自主决定的。这首先表现在中国杜绝了与国情格格不入的休克疗法。

二是克服改革中产生的种种危机，保持政治和社会稳定，使改革不至于中断。中国有强大的政治权威，能够控制反对改革的内外力量。中国改革进程不可谓不坎坷，内外的危机都遇到过，但是都克服了。最重要的一个例子就是中国在“八九”时拒绝了“自由化”。中国的宏观经济的稳定，有效地避免了经济的大起大落，实现了经济发展的几大目标。

三是凝聚多方面的力量，形成改革的强大推动力。中国共产党有党员7336．3万。他们起到了先锋模范作用，这支力量不可小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地域广阔、人口众多而又多民族国家，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政府把各种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整合凝聚起来，形成统一的意志，是不可能成功的。

四是充当了改革公正的裁判者和执行者。改革意味着利益的调整和再分配。如果没有一个能够维持社会公正的有力政府，改革就可能变成前苏联那样的少数人的掠夺过程。中国改革过程中也无可避免的出现了腐败和寻租行为，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使它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这种自利性。

五是降低了改革的成本。如果改革的成本过大，就无法推行下去。中国寓政治改革于经济改革之中的战略，避免了复杂的博弈和讨价还价。在东欧，改革说起来容易，实际做起来非常困难，有的企业谈判了十多年，现在还没有搞成。波兰格旦斯克造船厂五个私有化方案都被工会否决，在中国就不会有这样的麻烦。在中国改革不仅容易推行而且错了也能够迅速纠正。用“科斯定理”来解释就叫做“通过铁碗手段极大地降低了制度变迁的成本”。[2003：《超越派性之争寻找变革道路——秦晖、汪晖、温铁军之间的一场讨论》，《中国改革》第10期，第11页。]只有中国的举国体制才能举办一场世界无与伦比的奥运会，比如，削减车辆，人们虽然生活不方便，但都支持。只有举国体制才能有中国式抗震救灾。

其实，对于中国的政治制度，一些人存在非议，说它不够民主。判断一个政治制度好坏标准要看它的效用，要看它是否适应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国情。对于比较集权的政体很多人更多的看到的是它的弊病，而不理解它在现代化启动阶段所具有的优越性。对此，现代化理论的集大成者、无疑也是民主的倡导者，塞缪尔·亨廷顿指出，一个政府的好坏不在于它是否民主或者专制，而在于它是否有力量，特别是在现代化的初期。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行的一次讲座上，在美国生活了十几年的香港著名实业家陈启宗先生指出，美国人在世界各地到处推销民主，其实他们自己最明白，民主不是富裕的原因，而是富裕的结果。诺贝尔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研实证研究显示，民主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历史告诉我们，美国的奴隶制、英国对中国的鸦片战争以及希特勒的上台都经过多数票决的程序。我们说，美国是崇尚民主的国家，但民主这个词语后有一整套制度安排。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总统指出“纯粹的民主从来都没有成功地治疗过派系的弊端”。中国需要民主，但要与国情相互适应，要考虑经济发展的水平和任务。而且民主需要一个过程。有谁真正认为选举对自己非常重要。

从第三次现代化浪潮中崛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看，韩国是军人政府奠定了发展基础，台湾是在国民党主导下发展起来的，新加坡是李光耀领导下的人民行动党政府主导下发展起来的，印尼是在苏哈托军人政府主导下发展起来的。在启动现代化的过程中，都是比较集权的政治统治，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民主政治也获得了进展。

美国在全世界推销它的民主，不知道祸害了多少国家。拉丁美洲自独立以来，陆续引进了欧美的政治制度，而该地区的军事政变和政局动荡是举世闻名的，战后的拉丁美洲问题丛生，成为“跌倒了的新兴工业化地区”。缪尔达尔在经过长达十年的研究后，对此评论说，“该地区的各种政治体制在它们无能或无意识开始根本改革和实行社会纪律方面明显相似。在这个意义上，无论实行民主还是独裁，它们都是‘软国家’。”[缪尔达尔，1992：《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贫困问题的研究》，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第109页。]因此，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是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强调中国政府对发展的优势，并不是说中国政治是完美的，没有弊端。必须指出，随着中国社会的进步，人民的政治参与热情会提高，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也要逐步推进，现在政治体制改革有些滞后。

（七）文化基因

把经济发展根源归结为文化，也是经济学界一种很有代表的观点。我认为文化不能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但文化确实存在一个对经济现代化的适应性问题。有的文化能很快世俗化，迅速对现代化做出积极反应，满足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而有的却反应比较慢（伊斯兰文化适应性就比较差）。马克斯·韦伯是世界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他最主要的观点就是把欧洲资本主义崛起归因于新教伦理主义崛起。的确，基督教文化被证明是最适应现代化的文化。

从世界文化的角度来看，第一次、第二次现代化（发展）大浪潮都发生在基督教文化圈（只有日本是例外），第三次大浪潮明显地转向儒教文化圈（土耳其是例外，拉丁美洲是基督教文化圈）。长期以来，西方学者都把向现代社会变革的过程等同于西方化或欧洲化，他们把人类各民族的发展预设为只有一条道路。东亚国家的兴起，尤其是中国开创的发展道路，无疑对西方世界提出了新挑战。前些年人们研究亚洲四小龙的现代化时，有人把它们成功的决定因素归于东亚文化或儒家文化。现在中国的崛起更说明了中国文化对现代化的适应能力。

文化怎么样对经济起作用的？文化给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涂上了浓重的个性色彩。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而塑造人的却是文化。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长期的历史积累，它能够提供一种价值观直接影响人们的意识，并为经济、政治、社会生活提供某种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流淌着中国文化的血脉。人们的各项经济活动，不管是推行改革政策，还是经济发展实践，文化都在事前影响着我们。

中国人与西方人是不同的，两种人站在一起，不仅是皮肤不一样，更是文化，思维和行为模式的不同。虽然文化不是直接地、单独地对发展发挥作用，但它的影响是更深层次的、更广泛的、更持久的。文化会随着经济发展变化，但这种变迁比较慢。

中国文化注重人与人的关系，所以中国的人学最强，西方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科学发达，印度文化注重人与神的关系，印度根本不写现世的历史，所以印度的文化也不是最利于现代化的。但是，我对未来是充满信心的，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社会文明进步，中国的文化会越来越多的吸收其他文化的优点，并去除自己的劣根性。80年代的人比我们70年代的人有更多优点，更可爱，90年代的人会更进步。

现在，国际社会很多人认为中国不是按照西方常规路径发展的，而且中国人有一套他们不熟悉的独特处事方式、思维习惯。俄罗斯共产党主席久加诺夫把中国发展道路概括为“社会主义＋中国民族传统＋现代化技术和管理”。

中国30年的发展证明，中华文化是适应现代化的。从总体上看，中华文明是优秀的文明。毛泽东说过：一个民族能在世界上在很长时间内保存下来，是有理由的，就是有其长处和特点。曾经在哈佛大学执教的人类学家亨廷顿在他的研究中华民族的族群个案时得出一个结论：汉族是上天选择的优良一族。在世界历史上曾经出现过20多种文明，但几乎全部中断了。如波斯文明一度是整个西亚、北非最有影响的文明，但后为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所灭亡，在波斯帝国的领土上出现了许多希腊化的国家；希腊文明一度影响很大，后为马其顿和罗马所灭；西方文明中影响最大的罗马文明，先后为北欧日耳曼人和土耳其人所灭。与所有这些文明不同，中国是惟一保持其历史文明连续性的国家，长期保持了其文化的独特性。作为其象征的语言文字和文化传统5000年未曾中断。这种连续性、独特性是中国文明具有创造力、自我更新能力的表现。

历史上，世界霸权国家一直都想分裂中国，但都没有得逞，有人说中国是有天命的，是有文明创新能力和传承条件的国家。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中华文化的许多因素在现代化进程中进行了转化，获得了新生，发挥了积极作用，也造成了中国发展道路不同于西方发展道路的特色。

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等单位主办的第四届“中国经济展望论坛”上，陈平用四条经验总结了中国的转型：一是中国既不是搞完全看不见得手，也不是搞完全看得见的手，而是搞有纪律的手；二是中国强调宏观经济稳定，而不是一下子放开，但也不是完全不放；三是中国强调混合的产权制度；四是中国既不是完全的开放，一下子开放，也不是不开放，而是注重在什么领域开放，以什么样的速度开放，也就是有控制的开放。赵晓指出，陈平所有关于中国的经验，可以用中国人经常讲的“中庸”两个字概括。中国人最大的智慧，古典的智慧就是中庸，不走极端。如果按照陈平的总结，中国正好走了一条中庸道路，什么都不走极端。

其实，赵晓只说对了一半，除了中庸，中国传统文化还有整体战略思维和辨证思维特点，这与西方非此即彼和注重分析的传统思维形成鲜明对比。语言上的区别，西方是分析式的，中国是概括方式，一个汉字有很丰富的含义，西方要用一串单词。这个上面张维为教授的文章也提到了。林毅夫教授也认为，转型方法的不同反映了文化的差异。受这种哲学传统影响，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至今，中国采取了整体战略理念，政府在不同转变阶段确定清晰的重点和优先顺序，简单容易的改革后往往紧随着更具决定性的、更加困难的改革。这种整体辨证思维体现在中国的一惯政策上，如统筹兼顾的思想。与之相比，民粹主义、短期政治在当今世界许多地方非常普遍。前苏联全盘否定斯大林、俄罗斯在转型上采用“休克疗法”，则反映了西方的思维特点。

尽管西方非常不看好中国的政治体制，它却十分有效地发挥了推动中国发展的作用。这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政治有着很大的契合性。作为中华文明宗教性的最高境界的天人合一，表现在政治上，社会成员不太关心政府权力的来源，却非常关心政府的表现是否符合天道，中国政府的合法性不依赖程序，而依赖于表现和业绩；中国的精英主义强调贤人治国，不相信民主的功能。这种文化既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基础，也使中国人民更易于治理，从而为保持社会政治稳定提供了条件。

作为中国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似乎是按照西方的思想建立起来的，其实不然，它更是中国化的政党，它深植于中华文明的土壤。有一位外国记者问毛泽东：你自己究竟首先是中国人，还是共产党人？毛泽东的回答是：你这个问题等于问我，是先有父母还是先有儿子？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没有中华民族，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参见纪录片《走近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虽然来源于西方，它也是被中国化、民族化的。所以，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与中国文化紧密结合的，正如西方政治制度符合它们的文化传统。世界上的政治制度没有统一的标准，适合自己发展的就是最好的。毛泽东很伟大，是什么造就他的伟大？是中国文化塑造了他，他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缩影。毛泽东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不是一般的深入，可以说对中国很多古代典籍了如指掌。

市场经济要发挥作用，改革与发展战略要执行，都要通过国民来实现。而国民特征是由文化塑造的。我们看看中国的文化，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体现了一种积极进取精神，这种文化是有利于现代化的。美国波士顿大学宗教与社会学教授彼得·伯格认为中国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的工作伦理，如对现实世界的积极进取态度、实用主义、守纪律与自我修养、勤俭、稳定的家庭生活等，可以解释东亚经济活力之所在。伯格根据这一新命题提出了两种现代化观点：一种是西方式现代化，另一种是东方式现代化。

赫尔曼·康恩认为儒家伦理是：工作勤奋，敬业乐群，和睦人际关系，尊敬长上，强调配合协调与合作，而不是突出个人或个人利益。提倡个人对组织的忠诚、奉献、责任，这对现代社会和现代企业组织都大有裨益。他认为这种“新儒教文化”比西方的新教伦理更加适合经济增长。

我认识一个学柬埔寨语的老师，他多次去过柬埔寨，那里的人非常知足，生活很悠闲，说的不好听非常懒惰，其实他们不需要劳动，因为那里的自然条件好，光野果也够他们吃的，吃完了就了就在树下睡一觉。这样的国民肯定不利于发展，类似的还有南太平洋岛国。

中国官民一体的思想（政府在社会生活中起重要作用）形成经济计划性与政府积极干预，也使政府与企业之间具有协作精神，这是西方所没有的。

比重视物质生活更重视教育的历史传统使中国有很高的就学率，储蓄习惯使中国有着很高的储蓄率和居民积累率。很多人可能听过中国老太太与美国老太太故事。

从文化角度看中国的发展理论，根本不是西方的话语，它是地道的中国语言。但是这种话语对中国来讲，却是最适合的，最管用的。像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黑猫白猫、发展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比西方经济学经典著作更管用。现在很多外国政要也在学习十七大，布朗要求内阁学习。

美国学者吉姆·赫尔姆斯和詹姆斯·普里斯特指出：“近4000年来，中国一直是亚洲的重要国家，并且很长时间内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之一。今天，中国领导人相信，他们的国家在经历短暂的历史间隔后，正作为一个世界大国重返她合理的位置。”

2008年5月31日上午，林毅夫教授最后作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主任，为国际MBA年的毕业生颁发毕业证书。下午，他正式离开北大飞往世界银行就任。在告别演讲中他说，“不仅在过去30年，今后10年、30年、50年，中国仍会快速发展下去。”我要说的是中国的前景是美好的，国家有希望，个人就有希望。就像那首《国家》唱的：国与家连在一起创造地球的奇迹。

前些天看了一个访谈邢质斌的节目，她说，他们那个年代新闻工作者很少，现在形成了很庞大的队伍，随着中国更加强盛，新闻传媒事业也会更加繁荣，你们学新闻传媒的也就会有更大的用武之地。

（郭万超：《北京社会科学》编辑部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博士后，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经济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发展战略研究会企业委员会专家，北京世界城市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广西大学商学院兼职教授，北京市决策学学会理事，北京百思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顾问）

责任编辑：刘晓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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