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粮食购销工作需要进一步明确的几个问题

　　这次会议上，部分同志对现在实行的粮食购销政策还存在一些模糊认识，需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有些政策也需要进一步明确。
　　第一个问题，关于对近几年粮食政策的认识。
　　我认为，要进一步统一对近几年粮食政策的认识，进一步统一粮食系统干部的认识。我从会议简报上看到有的同志讲，如果按一九九二年“放开市场、保量放价，”那个政策做下去，就不会发生问题，现在的做法是走回头路，在改革方面是倒退。这个认识是完全错误的。实践已经证明，按一九九二年那个做法是一场灾难。当时的形势是一九九○。一九九一。一九九二年三年粮食丰收，粮食产量上了一个台阶，每年收购二千亿至二千四百亿斤（包括定购粮和议购粮），大大超过现在的收购量，国家专储粮规模达到八百一十二亿斤。那时普遍的呼声是“中国粮食问题解决了”，要求“放开市场、放开价格、放开经营”。在这种情况下，一九九三年二月国务院发了个文件，对“放开”是实行“分散决策，逐步推进”，但实际上，一九九三年除黑龙江、吉林、河北三省外，全国都放开了。结果没多久，到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份粮价就暴涨，一天一个价。为什么呢？粮食系统一九九三年开始不收购粮食了，粮食都到个体户那儿去了。粮食没有掌握在国有粮食企业这个主渠道手里，那粮价还不飞涨吗？涨起来以后，粮食系统慌了手脚，参与高价抢购粮食，助长了粮价飞涨。为了平抑粮价，国家采取由国有粮店挂牌平价出售专储粮的办法，稳定了粮价。到一九九四年底，专储粮库存下降了四百亿斤，也就是抛售了四百亿斤。这是个深刻的教训，怎么能说还要按那个政策做下去呢？国家宏观调控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我看正确的农业政策起了重要作用，如果农业政策继续像那样延续下去，就没有今天宏观经济的好形势。
　　我在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一个座谈会上讲过，我们讲“放开”，是指要放活，要搞活一点，不是放开不管。日本是市场经济国家，也没有放开粮食。日本大米的价格高于国际市场，始终是按保护价收购，财政进行补贴，他们也要保护农民的利益。我看了国家计委最近一个考察报告，反映日本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的历史过程：第一个阶段，是完全保护的，统购统销；第二个阶段，由于政府财政补贴负担太重，就放开了，放得比较多，但不行，农民反对，政府向国民道歉；第三个阶段，作了若干修正，还得实行保护价。我们要很好地重温和汲取历史的教训，政府对粮食非管不可，决不可放开不管。我国人口的主体是农民，如果十亿农民的利益得不到保护，经济就不能发展，政权就不会巩固，社会就难以稳定。现在城市里亏损的国有企业的工人再困难，还是有饭吃，粮食是便宜的。如果搞得农民不种粮食，连饭都吃不上，那个时候国家会是个什么样子！
　　有的同志提出，按保护价收购的粮食究竟是政策性的还是经营性的？与去年我在大连会议上讲的粮食购销体制改革“四分开、一完善”的思路是不是有矛盾？现在这种办法是不是把两条线运行都取消了，变成统购统销了？我认为没有矛盾，没有走回头路，它与一九九四年提高粮食定购价、改革粮食购销体制的思想是一致的，改革的思路是一贯的。一九九四年开始建立粮食风险基金的主要目的有两个：一是在粮食歉收时，抛出储备，平抑价格，出现亏损用粮食风险基金补贴；二是在粮食丰收时，用保护价去收购，暂时卖不掉的，对利息和费用要给予补贴，从粮食风险基金中支出。农业受自然条件的影响，有丰有歉，如果粮价任凭丰歉波动的话，不是市民受损失就是农民受到重大损失，都是不行的。保持粮价基本稳定，就要运用粮食风险基金，只是不同情况下运作方式不同而已。以前是在粮食歉收的情况下运作，现在是在粮食丰收的情况下运作，这种办法根本不影响粮食按政策性和经营性两条线运行。一九九六年七月一日出台的销售价，基本是按定购价加上费用顺价，也就是说按商业性经营，粮食零售是不会发生亏损的，或者说基本上不会发生亏损。上海市就不亏损，上海市粮食销售有三个渠道，即粮食系统、农垦系统和农业系统，三个渠道互相竞争，谁也不亏损，应该说政策性的经营和商业性的经营是分开的。刚才讲粮食歉收的时候抛售库存粮食出现亏损，丰收的时候按保护价敞开收购也要出现亏损，都要由粮食风险基金开支，这是政策性的，但是商业性销售不应该出现亏损，相反应该改进经营管理，发展多种经营，努力盈利。
　　还有的同志不赞成采取按保护价敞开收购的办法，认为不如采取中央收专储粮的办法。这个问题我在全国粮食购销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讲了，在河南、安徽调研时也讲了，收专储粮和现在这个办法没有原则性的区别。既可以采取收专储粮的办法，也可以采取增加粮食周转库存的办法，效果都是一样的，无非是在粮食丰收的时候把粮食存起来，收购价格不要降低，费用由财政给予补贴。为什么不再采取增收专储粮的办法？就是因为专储粮已经收得太多了，中央负担很重。而采取由地方粮食企业按保护价敞开收购，超储部分用粮食风险基金补贴，这个机制比较好。一九九四年建立粮食风险基金的另一个目的，就是要把调控粮食市场的责任分散到各省去，中央拿一部分财政资金，地方拿一部分财政资金，共同建立粮食风险基金，从这里面补贴，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如果凡是多余的粮食都收到中央储备库里，中央财政受不了。大家都知道，地方财政没有赤字，财政赤字都在中央。中央主要负担外交、国防、重点建设，外债、国债都在中央财政身上。因此，粮食风险基金仅由中央来负担，负担不起。现在的办法，中央、地方共同负担，机制比较好。粮食购销工作要通过地方去做，如果补贴资金都是中央财政拿，事情都是地方做，地方不管花多少钱，这个机制就不会好。
　　总之，对现在实行的政策，认识要进一步统一起来。第一，按保护价敞开收购议购粮的政策是一九九三年以来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的延续，是在一步一步地走向完善，根本不存在走回头路的问题。应该把一九九二年的“三放开”看作是一个教训，如果按那个方向走下去，是一场灾难。第二，这次采取的政策措施，是去年大连会议的继续，没有违背去年大连会议上确定的改革原则。第三，现在专储粮的规模已经很大，库容不足，保管也跟不上，再增加专储粮会出问题。所以这次会议采取的政策，是改革的继续，不是倒退，不是回到计划经济老路上去。只要大家坚定不移，齐心协力，拧成一股劲，一定能够收到好的效果。
　　第二个问题，关于对粮食购销形势的估计。
　　在讨论中，一些同志担心实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议购粮的政策后，会出现“吃得进，拉不出”。这个担心是可以理解的，现在压库就很厉害，再敞开收购更受不了。我对这个问题的估计是，不用太担心。这涉及到如何估量粮食购销形势的问题。一方面，现在各地上报的数字，收购量越报越多。收购量，上一个粮食年度实际完成二千三百八十四亿斤，各地预测上报的本年度收购总量是二千八百二十五亿斤，就是说今年比去年特大丰收的情况下还要再增加收购四百多亿斤。我看收购不了那么多粮食，敞开收购也没有那么多。今年秋季的粮食生产形势并不乐观，所以不可能有那么多余粮。另一方面，各地预计的销售数量越报越少，只有一千二百亿斤。这是不可能的事，难道都不吃饭了？实际情况是，由于粮食部门敞开收购，掌握了粮源，别的渠道经营的少了，只能主要从粮食系统买粮食。因此，粮食部门不可能只销售一千二百亿斤，即使少销售一些，达到一九九五年一千八百亿至一千九百亿斤的销售量也是完全可能的。大家一定要坚定执行政策的信心。当务之急，是要把粮食先收上来，放心大胆地敞开收购，并加强销售工作，改善服务态度，改善经营管理，困难一定能克服。
　　另外，大家对有关部门核定的粮食合理库存数字有点意见，认为一千一百亿斤的数字偏大。因为地区不平衡，这个账暂时也算不清，还是先按核定的一千一百亿斤来计算补贴。大家对财政部草拟的文件中规定的销售指标一千八百五十六亿斤有不同意见，对规定各地没有达到核定销售指标，多储的粮食不给补贴也有意见。我认为，一九九七粮食年度销售一千八百五十六亿斤没有问题，很可能销到二千亿斤，一九九二年就销了二千亿斤。如果本年度的销售量没有达到一千八百五十六亿斤，库存增加了，还是按实际来补贴。请大家做工作，努力销售，但不要低价竞销。
　　第三个问题，关于落实补贴资金问题。
　　在讨论中，一些同志对补贴资金能否落实也有疑虑，担心不能及时补、据实补。去年全国粮食周转库存一千八百多亿斤，初步核定合理库存一千一百亿斤，多余七百亿至八百亿斤粮食；根据今年夏粮产量，新粮敞开收购扣除正常销售后，估计今年还要增加库存七百亿至八百亿斤；总体上要比正常周转库存多一千五百亿斤粮食，按每斤补贴一毛钱计算，一千五百亿斤需要补贴一百五十亿元。现在账面上有风险基金一百五十亿元，其中去年结转七十九亿元，今年提取七十多亿元。前不久测算，这一百五十亿元中需用于地方储备粮保管费用和利息等固定开支约四十五亿元，但刚才财政部汇报说，四十五亿元打不住，已经用了七十多亿元，因为仅六月份用于补价差就花了二十四亿元，这样，能用于超储粮的补贴只有七十多亿元。我今天宣布，以后不能再动用粮食风险基金去补价差，因为已经对粮食企业超储粮食的利息、费用补贴过了，粮食企业应该正常经营，销售价按保护价顺加费用，不赔本了，不应再补价差。这里强调一下，国有粮食企业不允许降价卖，越降价越糟糕，粮食越卖不出去，产生恶性循环。另外，农村返销粮、水库移民口粮的价差补贴，过去都是从粮食风险基金里开支的。按理讲，这些支出不属于粮食风险基金的范畴，不应该从粮食风险基金中开支，应该由财政另外解决。今年就这样了，明年改过来。粮食风险基金缺口怎么办，我想今年还不会发生大的问题。首先，补贴算账是从一九九七粮食年度，即从今年四月一日开始的，从七月一日起拨给补贴，而财政年度算账到十二月底，因此今年实际上不需要拿出那么多补贴。其次，敞开收购后，也许收不了那么多粮食，销售形势好转以后，还可以多销一些，补贴相应也会减少。有关部门要对补贴情况进行逐月跟踪、检查，逐月算账。再次，加一点行政干预，销区从产区调销一点粮食，产区可以减少一点补贴。最后，如果补贴还不够，在明年的财政盘子里再想办法，不会影响今年财政预算的执行。另外各地都要再增加一点风险基金，以应付各种不测的情况。按照原来的规定，粮食风险基金要由中央和地方财政按照一比一点五的比例共同建立，现在全国平均实际达到的比例是一比一点零五。我希望还没有达到一比一点五比例的省份，尽快达到一比一点五的比例。这笔资金中央没拿走，仍在地方财政的账上，也不平调，还是补足为好。现在连一比一点零五的比例都未达到的，首先应该补上。有的同志讲，财政要优先安排教育、科技，而且都规定了硬指标，必须占财政预算的百分之几，现在要增加粮食风险基金，哪有那么多钱呀。同志们，别忘了，讲教育、讲科技，还有个农业呢。我不是不重视教育、科技，都应优先安排，但农业也要优先安排，这笔钱在地方财政预算里占的比例并不大。我建议各地明年财政里面除了增加教育、科技资金以外，还要把这笔资金加上去。中央财政要做出表率，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把钱花在应该花的地方。
　　第四个问题，关于价格政策问题。
　　总的原则是，定购价跟去年的一样，保护价按去年规定的定购基准价制定，即比定购价低百分之十。但南方的早籼稻、北方的春小麦，由于质量较差，用途有限，增产多了销售不出去，完全按基准价收购，销售困难。因此大家建议，把价格往下浮动一点，给农民一个信号，减少一些销不出去品种的产量。下浮多少呢？一些同志建议比基准价下浮百分之十。我们考虑，不要下浮那么多，如果下浮百分之十，农民很可能连成本都收不回来。过去没有采取措施让农民少种，农民已经种了，价格下降那么多，农民的积极性会受到很大打击。我看下浮大体上百分之五左右，还是要保证农民的利益。今后要把这个信号发出去，宣传早籼稻的品种要改良，按现在这样种下去越来越销不掉了，价钱也会下降。另外，还要加强销售工作，民工还是愿意吃早籼米的。
　　第五个问题，关于省际间调拨问题。
　　实际上省际间粮食调拨已经没有了，都市场化了。如陕西，一个地区小麦丰收，一个地区缺粮，省里调拨都调不动。所以省际问调拨是很困难的，我也理解。但现在的情况是，全国粮食风险基金算总账有一百五十亿元，由于地区之间很不平衡，粮食丰收了，主产区存粮较多，负担很重，粮食风险基金不够用；而销区可以买便宜粮食，不需要那么多补贴，粮食风险基金有结余。这样，一百五十亿元就更不够用了。粮食风险基金结余的省，结余三十四亿元，而粮食风险基金不足的省，硬缺口达八十多亿元。把一些销区结余的风险基金调到风险基金不足的产区，是行不通的。因为风险基金结余的地区，既有富裕地区，也有贫困地区，把富裕地区的风险基金调出去，也许可以，但要把贫困地区的风险基金调剂出去，根本不行，况且这个基金有一大半所有权是地方的，所以不能在省际间调剂粮食风险基金。怎么办？请同志们服从大局，主销区、粮食风险基金实力强的地区，要努力从产区多买一点粮食储备起来，帮助产区多分担一些库存，还是采取这个办法比较好。缺粮的省份，过去都是从别的省买粮的，现在要求你还得买，不能因为粮食库存多了，就不买了。粮食调进后如暂时销不出去，先储存起来，费用从粮食风险基金中补贴一点嘛。请国家计委、财政部和国家粮食储备局确定一个省际间粮食调拨计划，这不是恢复计划经济的作法，主要还是靠大家顾全大局，分担困难，努力做好这项工作。
　　销区到产区购买粮食的价格怎样确定，有两种意见：粮食部门希望执行保护价，便宜一点，可以推动销区到产区多买粮食；财政部门主张按定购价，价钱高一点，对产区的负担多减轻一点。我主张按定购价，多减轻一点主产省的负担。大家要发扬风格，执行定购价不一定加重负担，无非就是高百分之十，出售粮食时销价可以顺加，也不见得有多少亏损。稍微在定购价的基础上往下浮一点，也是可以的，大家协商，共同来解决这个困难。去年我要求农业部组织饲料加工企业储备一至二个月的玉米，原来定了一个目标是四百万吨，现在签了合同的有三百八十万吨，运到饲料加工企业二百五十万吨，是很有成绩的。不然，饲料加工企业一吨玉米都不愿意买。工商银行要保证周转库存粮食的贷款资金。总之，大家共同努力，都来分担一点库存，都来推销一点粮食，这个问题就可以缓解了。
　　第六个问题，关于仓储问题。
　　我在河南、安徽调研时了解到，这个问题并不十分严重，可以想出许多办法来解决，实在不行，多租用社会仓库，特别是停产的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厂房和仓库，许多国有大中型企业都有铁路专用线，很方便。中央已经分四批下达了十五亿元的贴息贷款来修建仓库，其中第一批六亿元才用掉四点四亿元；后来下达九亿元。相当一部分还没有用。这次会议各地要求再增加一些简易建仓贷款，先再安排十亿元。谁要改造仓库，可以用这笔钱，利息由中央和地方各负担一半。粮食系统应该努力扭亏为盈，改善经营管理，发展多种经营，用增加的收入来归还贷款。
    *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全国粮食购销工作会议上总结讲话的主要部分。

责任编辑：孟庆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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