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德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由来及启示

一、党的早期有关领导人对相结合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起于何时？有学者专门进行了考察。认为，建党前1919年8月李大钊提出：社会主义者“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它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1920年李大钊又指出：社会主义理想“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殊性结合的一种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中国将来发生时，必与英、德、俄……有异。”一大代表李汉俊1920年冬季在武汉董必武寓所给武汉共产主义小组讲《唯物史观》时说：“马克思主义体现在各国都是不一样的，如在法国为工团主义，在英国为基尔特社会主义，在德国为社会民主党，在美国为 I.W.W.，在俄国为布尔什维克。”1924年恽代英说：“解决中国的问题，自然要根据中国的情形，以决定中国的办法。”1927年瞿秋白指出：“革命的理论永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离。”“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

党的早期领导人的这些论述，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具体实际之中，二是强调理论要与实践相结合。这两点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思想。

二、毛泽东对相结合的认识

据《毛泽东年谱》有关记载，1918年5月10日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学友会上说：要“谋内外之联络，通新故之情素，图理论与经验之结合。”1919年7月21日在《湘江评论》上，批评当时的思想“多是空空洞洞，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他强调：要“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信中说：“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

1920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给罗章龙的回信中说：“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1922年5月在安源向工人们提出：“你们打倒军阀，打倒资本家，打是要打倒，不过要有步骤，要一步一步地来，把基础搞好。”

1926年1月16日在起草的《关于宣传决议案》中说：“抽象的宣传，不能造成一个群众的党。唯有从事实上表示某党对民众的工作，才能造成一个群众的党。”

1927年4月22日提出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想，他说：“湖北不能与湖南比，河南又不能与湖北比，其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当然不同，全国都实行经济的没收，则是空想。”1927年8月7日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明确提出：破除“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观念。”

1928年10月5日毛泽东在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重要思想，并从理论上系统地论述了这一思想。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说：“我们是唯物史观论者，凡事要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才能得出真相。”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明确指出：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要注意对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从而为党的建设确立了一条正确的路线。

众所周知，1930年5月毛泽东写出了著名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一次理论总结，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正式形成。文章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原理；提出“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调查就是解决问题”的论断；阐述调查情况的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问题，“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批评党内和红军中存在的从“本本”出发的教条主义思想，提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强调“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涮唯心精神”，“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指出:“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强调必须把上级所作的决议、指示同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紧密结合起来，批评理论脱离实际的作风，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科学论断。

接受、认可、信仰一种学说不容易，学会、运用学说解决社会实际问题更不容易。据人民大学马列所专家学者编的《马克思主义史》考证，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末期传入中国的，我们党的早期领袖是在十月革命后信仰并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是1920年夏季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中说：“到了一九二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到毛泽东1930年第一次明确提出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已有30多年的历史，从1920年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到提出走相结合道路思想经历了10年，我们党真正在实践上彻底走上相结合的道路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

三、中国化思想由来的启示

其一，我们党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是历史的必然。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真理，与用好这个真理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绝非易事。从 1840年到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用了近80年的时间，才找到马克思主义；从1930年毛泽东首次提出“相结合”至今的80年里，我们党先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上创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两大体系——毛泽东思想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个80年，说明了二个定理：第一，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胜利和伟大成就。即我们党万万不能丢掉马克思主义。第二，不创新马克思主义同样取得不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胜利和伟大成就。即我们党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是历史的必然。

其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必然出路。怎样有效发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的功能，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这是世界上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及其政党面对的最为紧要的核心问题。马克思主义来到俄国，列宁把马克思主义俄国化了，创立了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不走俄国化道路，就没有列宁主义，更无所谓十月革命的胜利。同理，没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两大体系及其改造中国社会面貌的伟大成就，我们就不知道或者体验不出马克思主义威力何在。俄国化、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成就昭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根据各国具体实践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所在和必然出路。

其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重道远。回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可谓曲曲折折，历经磨难，成败错综复杂。有几种现象很值得深思：一种是懂得相结合的，说了不算，结合不了；另一种是不懂得结合的，却说了算，瞎搞一通；还有一种是即便懂得结合，也说了算，结合不好也容易出大乱子。此外，有的懂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懂得中国实际；有的懂得中国实际，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等等。由此看来，在相结合过程中走好中国化的道路实属不易，所以邓小平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句话本身就是普遍真理。”他还强调：“如何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这是一个需要不断解决的问题。”在世情、国情、党情、民情新变化的今天，不断解决“相结合”的问题是我们党的重大使命，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郑重提出“十个结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征程上，不断解决这“十个结合”的问题，必将再谱写出中国化的新篇章。

责任编辑：郭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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