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同三：中国最根本的问题是收入分配

编者按/“十二五”规划明确指出，中国仍然处于一个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所谓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包含两层意思，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临诸多可以预见或者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

从国际形势观察也有两面性，一方面，国际总体环境有利中国和平发展，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外部环境更趋复杂。在这一现状下，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如何消除通胀居高不下的危局？透过现象本身，追溯困扰中国发展深层次的问题根源。三年之后，又应该总结2008年金融危机后，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救市政策以及后遗症？就诸多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BMW中经智库成员汪同三。

应对成本推动型通胀是长期任务

《中国经营报》：8月CPI同比上涨6%，虽未创出新高，但通胀也在高位运行。近期，国务院、央行也一再警示通胀风险。如何看待中国所面临的通胀形势？CPI控制在多少有利于经济增长？

汪同三：我认为，与过往历史相比，当前的通胀不是很严峻。从历史上看，通货膨胀率最高的时候是1994年，CPI达到24.1%，与那时相比，现在基本上还是个零头。而且现在新兴国家都面临着通货膨胀问题。比起巴西、俄罗斯、印度等国家，中国的通胀水平是最低的。

通常说，CPI在3%~5%左右属于温和的通货膨胀，5%~10%则需要密切关注的，目前中国通胀率虽然比较高，但还处于可承受范围之内。我认为，CPI最好控制在3%左右，别超过5%。不过，要实现这一目标有难度。

《中国经营报》：影响CPI变动的主要是基期因素和新涨价因素。在新涨价因素中，食品等因素还处于小幅上涨中，这种状况会持续多久？为什么近几年CPI上涨总是从农产品开始？

汪同三：通货膨胀有两种，一种是需求拉动型的，因为供不应求造成的价格上涨；一种是成本推动型的，因为成本上升造成的价格上升。农业的问题、劳动力价格的问题、土地的问题、物流问题都属于成本推动型的通胀。宏观调控可以比较有效地应对需求拉动的通胀因素，而对成本推动的通胀，宏观调控基本没招儿，降需求对它没用，增加供给对它也没用，所以应对成本推动型的通胀是中国一个长期的任务，不能指望一年半载就解决，而且要与其他各项政策配合才能够产生一定的效果。

2010年的这一轮通胀是从农产品开始的，这表明我国农业基础薄弱，并成为经常存在通胀压力的一个重要环节。虽然连续7年粮食增产，但我国的农产品基本处于一种紧平衡的状态，看着不错，但是经不起任何大的风吹草动，有点儿问题就出大麻烦。比如，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水平仍然不高，在2008年到2009年期间还是下降的。

《中国经营报》：现在成本推动的因素越来越多，反映在政府调控方面应注意的问题是什么？

汪同三：必须强调的是，有些成本推动的因素其目的就是要让价格涨上去。比如，增加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提高农产品的价格，所以我们在不断地提高粮食收购最低保护价。粮食最低保护价的上升幅度明显地高于CPI增长幅度，也就是说为了增加农民收入，农业生产部门不得不主动地提高价格。像这样的涨价是必须承受的，明明知道会引起通货膨胀，还得这么做。如果不保持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就无法维持粮食的紧平衡，如果连紧平衡都维持不住的话，那么价格的上涨将是不可想象的。

再比如，劳动力要素成本上升也是必然的。“富士康事件”促使各地都在较大幅度地提高劳动报酬水平，现在国内一些矛盾和问题的根源很大程度存在于收入分配政策上，这说明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是需要调整的。

中国现在短期的问题就是抑制通货膨胀；中期的问题就是要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长期看，收入差距过大，消费和投资结构不合理，这些现象的根源都在收入分配。

《中国经营报》：在通胀居高不下的情况下，有观点认为，解决通货膨胀的一个有效的方法就是人民币升值。

汪同三：从经济学理论上来讲绝对是正确的。比如我生产了一个茶杯，五块钱一个，大家都想买，但我只有一个茶杯可卖，怎么办？谁出的价钱高我卖给谁，这像拍卖一样。因为，通货膨胀的实质是有效供给满足不了有效需求。怎么来解决这个矛盾？那就只有通过价格的上涨来解决。

因为货币升值可以增加国内的供给，来缓解有效供给满足不了有效需求的矛盾，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如果仅仅是从经济学角度来讲的话，这个道理绝对没错。但是这种说法只讲了问题的一个方面，人民币的汇率还有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如果汇率过快升值的话，它产生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影响到国内经济的稳定。

如果人民币过快升值，中国出口竞争力会降低，进而影响到出口，接下来会影响到国内生产以及就业。如果就业状况恶化，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因此汇率不仅仅是经济的问题，它还是一个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宏观调控趋于多纬度

《中国经营报》：站在目前时点，如何评价2008年金融危机政府四万亿救市政策？有人形容说是，别人生病我们吃药，结果释放出巨大的流动性，为现在的调控制造险情。

汪同三：当时政府采取的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应对得当，使中国很快就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影，在不到一年的时候，经济就恢复了，避免了一些损失。

不过，我们也看到的确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货币供给确实是太多了。我们在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的过程中，实施的货币政策叫做“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而实际执行结果呢，有人说不是适度宽松了，而是非常非常的宽松了。确确实实货币供给是太多了，这一因素也形成了价格上涨的导火索。

我们不是要简单盲目地批评当时所采取的政策，而是从总结经验、总结教训的角度出发，去分析当时哪些事情做得不对、做得不好，以便于加以改进，这个是需要的。对于过去的做法进行分析，甚至批判性的分析也是可以的。

《中国经营报》：在当时这是我们唯一的政策选择吗？还是可以另辟蹊径？

汪同三：当时受金融危机冲击，经济正常增长曲线跌落下来了，所以当时的任务是使经济增长恢复正常。怎么回去？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要复苏时间最短，就是说经济增长跌下来了，要尽快地回去。这一种选择的结果很可能就是要超出去一点，就好像跑百米，要在最快的速度跑完这100米，在撞线的时候肯定是你最快的速度，停不住，就得超出去，然后再回来。超出去的那一段就是多跑的，这就是问题。比方说现在出现的价格上涨就是超出去产生的问题。

第二种选择就是成本最低，一步不多跑，平静地恢复到这条线上来，但是如果以这样的模式来处理的话，就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到这条线上来。

回过头分析，当时选择的显然是第一种模式，因为那时候既不知道金融危机持续多久，也不知道金融危机的影响会多大。因此，当时首先想到的问题是得先活下来，再想怎样活得更好。因此现在出现的由于货币供应太多而产生的通货膨胀压力是付出的代价。

《中国经营报》：9月5日，央行将保证金存款纳入到准备金存款的上缴范围进一步紧缩信贷供给。这是否意味着央行调控手段的变化？

汪同三：这表明央行也是在不断地探索各种各样的货币政策工具，并且有组合地来使用。比如说，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一个是量的调控，一个是率的调控，或者前者叫直接调控，后者叫间接调控。在每一个方式里头又有很多种手段工具，这说明央行的调控是多纬度的，不断地使用不同的工具，组合使用各种货币政策，落实调控目标。

《中国经营报》：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了，调整经济结构，所以增长速度要慢下来。这种说法把调整经济结构与经济的适度快速增长对立了起来。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汪同三：因为国际经济环境总是出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要更加强调尽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使得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照搬以前的模式肯定行不通。

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经济增长，这二者绝对是不应该对立的。我们为什么要调结构、转变发展方式？不是为了慢，而是为了更好、更快、更科学地发展。如果把二者对立起来，那就大错特错了，需要尽快地把认识扭转过来。

责任编辑：郭浩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1/1015/638168.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