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4期上发表的书评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4期上发表的书评  

 

 马克思 恩格斯/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评托马斯·卡莱尔“当代评论。（一）当前的时代。（二）模范监狱”1850年伦敦版[注：《Latter-Day  Pamphlets》．Edited  by  Thomas  Carlyle．《No．1：The  Pre-sent  Time．-No．2：Model  Prisons》．London，1850．——编者注]

托马斯·卡莱尔是唯一直接受了德国文学极大影响的英国作家。单是为了礼貌，德国人也不能忽略他的著作。

从基佐最近的一个著作（见“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2期[注：见本卷第247—253页。——编者注]）看来我们可以肯定，资产阶级的“天才人物”已经趋于没落。在我们手边的两本卡莱尔的小册子里我们看到和历史斗争的尖锐化相抵触的文学天才没落了，因为他企图违抗历史斗争，坚持自己不为人所承认的、凭直觉产生的预见。

托马斯·卡莱尔的功绩在于：当资产阶级的观念、趣味和思想在整个英国正统文学中居于绝对统治地位的时候，他在文学方面反对了资产阶级，而且他的言论有时甚至具有革命性。例如他的法国革命史，他为克伦威尔的辩护，他的论宪章主义的小册子以及他的“过去和现在”[157]都是这样。但是在所有这些著作里，对现代的批判是和颂扬中世纪这种完全违反历史的作法紧密地联系着的，其实这种作法在英国的革命者，如科贝特和一部分宪章主义者中也经常可以看到。过去至少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的兴盛时代使他欢欣鼓舞，现代却使他悲观失望，未来则使他心惊胆怕。在他看来只有集中体现在一人身上，体现在克伦威尔或丹东这样人身上的革命，他才承认，甚至赞扬。这些人就是他的英雄崇拜的对象；他在他的“英雄和英雄崇拜”[158]一书中把英雄崇拜说成是解救绝望的现状的唯一办法，说成是一种新的宗教。

卡莱尔的风格也和他的思想一样，它和现代英国资产阶级的柏克司尼弗[159]式伪君子的风格是针锋相对的；后者高傲浮夸而又萎靡不振、冗长累赘、不尽的温情劝善的忧虑；这种风格已从它的首创者有教养的伦敦人那里传到整个英国文学界了。和这种文学相反，卡莱尔开始把英语完全当成一种必须彻底加工的原料。他重新搜集古字古语，并依照德语的方式，例如照让·保尔的格式创造新的表达法。这种新风格往往夸张而乏味，但是却又往往绚烂绮丽，永远独特新颖。不过“当代评论”在这方面却表现了明显的退步。

在德国文学的所有代表人物中影响卡莱尔最深的不是黑格尔，而是文学的药剂师让·保尔，这倒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卡莱尔和施特劳斯所共同推崇的天才崇拜，在这两本小册子里失去了天才，而剩下的只是崇拜。

“当前的时代”一文一开头就说：现代是过去的女儿，未来的母亲，但无论如何它是一个新的时代。

这个新时代的第一个现象就是改革家的教皇。庇护九世手持圣经，想从梵蒂冈的高位上向基督教世界宣布“真理的法律”。

“300多年以前圣彼得皇上收到一封最终决定的法庭判决书，这是一道真实可靠的命令，在天国的法庭中曾记录在卷，而且以后在一切善良的人的心中都了如指掌；这道命令是要皇上自己引退，要他离开，要他不用幻想和亵渎神明的呓语来迷惑我们的头脑；从此他冒着危险继续存在并且必须为了每日自己这样的存在付出全部的代价。这是真理的法律吗？根据这种真理的法律，教皇必须抛弃自己侮辱神和人的、腐朽的、借尸还魂的生命，必须老老实实地死去，让人家埋葬自己。可怜的教皇所实行的却远非如此，虽然整个说来在本质上事情还是这样……改革家的教皇怎样呢？杜尔哥和奈克尔根本不能与此相提并论。上帝是伟大的，当要结束一种使人犯罪的事情的时候，他就召请一个虔诚的人来担负这一工作；这个人会满怀信心地去做，而绝不会悲观失望。”（第3页）

教皇在他的改革宣言中提出了问题，

“蕴蓄着旋风，世界大火、地震……的问题，所有的官方人士都希望，甚至多数都盼望把这些问题拖延到审判的末日，但是审判的末日已经来到，这是可怕的事实。”（第4页）

真理的法律业已颁布，西西里人

“是首先决定在实践中采用上帝所批准的这种新规则的民族：根据真理的法律我们不属于那不勒斯和这些那不勒斯的官吏。我们希望凭着上帝和教皇的恩典得到解放。”

因此发生了西西里的革命。

法兰西民族自认是“救世的民族”，是“优秀的自由战士”，他们害怕可怜的、受轻视的西西里人夺去他们的这一生意（trade）。因此便产生了二月革命。

“好象由于地下交感电流的作用，整个欧洲发生了巨大的、无法控制的爆炸；我们知道1848年是欧洲世界经历过的最可怕的、最倒霉的、最使人吃惊的而整个说来又最使人感到屈辱的一年……各国的国王和执政者都一下子被吓得目瞪口呆，他们的耳朵里响起了全世界的声音：滚开，你们是蠢材、伪君子、小丑，而不是英雄！滚蛋，滚蛋！在这一年首先发生的最引人注意的事情是所有的国王都鼠窜而逃，他们好象都在哀叹：是的，我们的确是可怜的小丑；你们需要英雄吗？不要杀死我们吧，我们又做得了什么呢？——他们之中没有一个敢回过头来，敢坚持他生死与共的王权。我再重复一下，这就是现代的令人忧虑的特点。在这些新的条件下，民主主义者发现所有的国王都意识到自己不过是丑角。国王们由于害怕监狱或其他更坏的东西而拔腿逃遁了（其中有的人可以说是带着无比的丑态逃走的）。各地的人民或民众都是自己进行统治，现在到处公开的无帝王论（Kinglessness）都提上了议事日程，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无政府状态，如果无政府状态再加上警察那就更好了。1848年3月的历史事件就是如此，它席卷了意大利、法国、普鲁士、奥地利，从波罗的海到地中海，从欧洲的一端到另一端的广大地区。于是欧洲一个国王也没有了，如果不算站在啤酒桶上、通过社论或者和同类人一起聚集在国民议会中发议论的公开《harangueur》〔“演说家”〕，那末一个国王也没有了。在几乎4个月的时间中，整个法国，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整个欧洲就象受了一种狂热的驱使一样，成了以巴黎市政厅中的拉马丁先生为领导的汹涌的人群海洋。这位可怜的拉马丁先生在他还有势力的时候，除了一些好听的空话和娇柔软弱之外，一无所长，这在有思想的人看来是个可悲的场面。的确这是个可悲的场面：复原了的‘混沌’的最雄辩的最后的体现、能为自己辩解并满怀信心地用娓娓动听的言语来证明，自己似乎就是‘宇宙’！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你们只需稍加等待：一切气球受到环境的压力，都必然会排出它所盛的气体，并且会立刻难看地瘪下去。”（第6—8页）

谁煽动了这次显然已经具备了燃料的全面的革命的火焰呢？

“是大学生、青年文人、律师、报纸工作者、热情的无经验的肯干的人和粗野的、理应破产的desperados〔亡命之徒〕。青年人（几乎是儿童）从来没有这样指挥过人类的命运。从第一次发明senior，seigneur或‘长者’二字来代表老爷或长官（象我们在各民族的语言中所看到的那样）以来，时代就已经变了！……如果你再仔细观察一下，你就会看见，长者不再受尊敬，并且开始受轻蔑，他似乎还是一个懵懂的孩子，但是没有孩子那种娇态、高尚和充沛的精力，这种粗野的局面自然很快就会变好，而现在各处已能看到这种情况；人们日常生活的一般需要不能和这种情况相适应，而这些需要不管花多大代价都应当予以满足。在大多数的国家里大概很快就会对旧机器进行某种修理，使它具备新的形式和色彩；旧的戏剧性的国王将在承认宪法和国会以及诸如此类的时髦的点缀品的条件下重掌政权，旧时的日常生活又将试图按照旧的方式在各处重新开始。但是这次已没有希望使这种妥协长久继续下去。在这种险恶的动荡中的欧洲社会必然会动摇地前进，象在湍急的无底漩涡与波涛汹涌的海流中漂浮一样，它没有稳固的基础，时而束手无策地倒下去，时而又困难地时间越来越短地立起来，——这种情况一直要到新的岩石基础出现，暴动和暴动必然性的滚滚洪流再行退落时才会消失。”（第8—10页）

即使用这种形式对于旧世界也无可告慰的历史就是这样。继而谈到历史的教训：

“不管我们怎样设想普遍民主，它是我们这个时代必不可免的事实”（第10页）。民主是什么呢？它必须具备一定的意义，否则它就不能存在。因此全部问题在于确定民主的真正意义。如果这一点我们做到了，我们就能对付民主，否则我们就会倒霉。二月革命是“欺骗的总破产；这就是它的简单的定义”（第14页）。在新时代流行的是幻想和假象，即《shams》〔“诡诈”〕，《delusions》〔“欺骗”〕，《phantasms》〔“幻想”〕和失去了意义而不表示真实关系和事物的名称，一言以蔽之，谎话代替了真实。改革的任务就是要个人和社会与这些假象和幻想决裂。不能否认必须根除一切诡诈（sham）和欺骗。

“自然，这对有些人来讲可能显得奇怪，在所谓有教养阶级中的有健康人的胃口、能畅快地消化布丁的稳健的英国人看来，这可能显得特别奇怪，认为这是一种愚昧无知的观念，完全是埋藏着祸端的古怪观念。在他的一生中，他已习惯于早已失去意义的礼节，习惯于公认的行为规范和只具有礼节性质的庆祝仪式，——用你们破坏偶象的幽默来讲，这就叫做shams；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在这些东西中有什么不好的东西，没有这些也能取得成绩。难道棉纱不是自己纺出来的吗？难道牲口不是自己长肥的吗？难道殖民地的商品食物不是从东方和西方运来的吗？难道所有这一切都不能和shams和睦共处吗？”（第15页）

民主会完成这种必要的改革，会摆脱shams吗？

“民主将来通过普选权而建立起来的时候会不会完成这一从幻想到现实，从谎话到真实的有益的普遍过渡呢？会不会逐渐建立起幸福的世界来呢？”（第17页）

卡莱尔否定这一点。他把民主和普选权仅仅看做是一种流行病，各国人民由于受了议会政治毫无缺点这种英国人的迷信观点的影响才得了这种病。依靠普选权来治理国家就象绕道合恩角时迷失了航路的海船水手一样：他们不研究风向、气候和使用六分仪，却用投票来选择方向，并宣布多数人的决定是不会错的。无论是对于个人或对于社会来说，问题都只在于发现宇宙的真正调节者，发现和当时的一定任务相关的永恒的自然规律，并依照这种规律行事。谁给我们揭示这些永恒的规律，我们就跟着谁，“哪怕是俄国的沙皇，宪章派的议会，坎特布里的大主教或是达赖喇嘛”。但是我们怎样去发现上帝预定的这些永恒的意旨呢？采用每人发一张选票然后统计人数的普选制来达到这个目的，无论怎样也是下策。宇宙有它独具的特点，它始终把自己的秘密只显示给少数经过挑选的人，显示给极少数贵人和贤人。因此从来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在民主的基础上生存。也许有人提出希腊和罗马来？但是现在每一个人都知道，它们根本不是民主政体，这些国家的基础是奴隶制。至于法兰西的各种共和政体就更不用谈了。而典型的北美共和国又怎样呢？美国人到目前为止甚至还不能说已形成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美国人是在没有政府的状态下生活着；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是无政府状态加警察。这种状况之所以能存在完全是由于存在着尚未开发的辽阔土地和由英国带来的对警棍的尊敬心理。随着人口的增长这种情况就会消失。

“美国是否出现过哪怕一种伟大的人类心灵，一个伟大思想和一件值得敬仰与衷心赞扬的伟大而崇高的事业？”（第25页）

它只是每20年使自己的人口增加一倍——voilà  tout〔如此而已〕。

因此，在大西洋的两岸民主制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宇宙本身就是一种君主政体和等级制度。一个国家，不把永远领导和统治愚民的神圣职责赋予最高贵的人以及由高贵的人中选出的僚属，那就不是上帝的王国，就不符合永恒的自然规律。

现在我们也知道现代民主的秘密、来源和必要性了。现代民主的秘密就在于伪装高贵的人（sham  noble）由于传统和重新创造的幻想而提高了地位，受到了崇拜。

但是，谁该去发现周围嵌着较小的人类的珠宝的宝石呢？当然不是普选制，因为只有高贵的人才能找到高贵的东西。所以卡莱尔宣称，在英国还有一些那样的贵人和“国王”，并在第38页上号召他们到他那里去报到。

我们可以看到，“高贵的”卡莱尔完全是从泛神论的观点出发的。整个历史的过程不是由活生生的人民群众（他们自然为一定的、也在历史上产生和变化着的条件所左右）本身的发展所决定，——整个的历史过程是由永恒的永远不变的自然规律所决定，它今天离开这一规律，明天又接近这一规律，一切都以是否正确地认识这一规律为转移。这种对永恒的自然规律的正确认识是永恒的真理，其他一切都是假的。根据这种观点，一切实际的阶级矛盾，尽管因时代不同而各异，都可以归结为一个巨大的永恒的矛盾，即认识了永恒的自然规律并依照它行动的人（贤人与贵人）和误解它曲解它并和它背道而驰的人（愚人与贱人）的矛盾。因此，历史上产生的阶级差别是自然的差别，人们必须向天生的贵人和贤人屈膝，尊敬这些差别，并承认它们是永恒的自然规律的一部分，一言以蔽之，即应崇拜天才。这样，对历史发展过程的整个了解便简单得象前世纪伊留米纳特和共济会会员的[160]陈腐平凡的智慧那样，简单得象“魔笛”[161]中的普通道德和被弄得极端庸俗腐化的圣西门主义那样。这样，老问题又自然产生了：到底谁该统治呢？这个问题经过十分详细但却非常肤浅浮夸的讨论后，最后得出一个答案：应该由贵人、贤人和智者来统治。因此非常自然地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要统治的人是很多很多的，但是任何时候也不能统治得太多，因为统治就是不断地向群众阐述和解释自然规律的意义。但是怎样发现贵人和贤人呢？没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来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去找寻。于是变成纯粹自然差别的历史的阶级差别又登上了舞台。高贵的人之所以高贵，是因为他聪明而博学。所以必须在独享教育权利的阶级即特权阶级中去寻找这样的人；而这些阶级本身也将在它们当中找出这样的人，并对他们想当贵人和贤人的要求作出决定。因此，特权阶级现在即使不成为十足的贵人和贤人的阶级，至少也是说话时“吐字清晰”的阶级；而被压迫的阶级当然是“哑巴，是说话吐字不清晰”的阶级，因此阶级统治又重新得到肯定。所有这些义愤填膺的浮夸叫嚣都变成了对现存阶级统治的较为隐蔽的承认，并且完全变成了不平的牢骚和抱怨，其所以抱怨与不满，原因就是资产者没有让自己的未被承认的天才人物们领导社会，由于很实际的理由没有接受这些老爷们的荒唐的呓语。浮夸的言谈在这里如何变为自己相反的东西，高贵的有学问的聪明人实际上怎样变为庸俗的愚昧无知的蠢人，关于这点卡莱尔本人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证。

由于在他看来，一切都取决于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所以他对高喊解放的声音深恶痛绝。

“让我们彼此都互不相干吧，除现金交易外，不要任何关系或联系；根据自愿的契约和供求的规律交易，做够一天工，给够一天钱——这被认为是真正解决人与人之间的一切难题和不公平事件的办法。要矫正人与人间的相互关系难道除完全断绝这种关系外，就没有别的办法了？”（第29页）

这样最终地消灭人与人间的一切联系、一切关系，自然就会达到无政府状态的顶点，达到无法之法的顶点，达到最终破坏联系的联系即政府的顶点。在英国、在大陆上、甚至在“稳健的德国”人们都力图造成这样的状态。

卡莱尔这样继续用许多篇幅发表了狂怒的胡言，荒谬绝伦地把红色共和国，fraternité〔博爱〕，路易·勃朗等和free  trade〔自由贸易〕，废除谷物税等混杂在一起（见第29—42页）。于是卡莱尔就把清除传统的封建残余、使国家机构缩减到最必要的最精简的限度、彻底实现资产阶级的自由竞争与废除这些资产阶级关系、消灭资本同雇佣劳动的对立以及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等混为一谈了。这是明显地回到青红皂白一律不分的“绝对的黑夜”！这就是连自己周围事物的眉目都不知道的“博学者”的渊博知识！这就是认为消灭封建主义或自由竞争就会断绝人与人间的一切关系的非凡洞察力！这就是十分郑重地认为父母不再到市政厅去“结成”婚姻关系就不会再有孩子，从而便窥破了“自然界永恒规律”的卓见！

在这种关于纯粹是胡说八道的智慧的有教训意义的实例后面，卡莱尔又给我们举出一个证据，说明凌空飞翔的高贵气概一旦从格言和词藻的天国堕入现实关系的尘世时，如何立即变成了露骨的卑劣行为。

“在欧洲各国，特别是在英国，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了一个长官和指挥员阶级，这个阶级可以说是真实的而不是假想的新的贵族阶级的萌芽——这就是工业的长官，即幸而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的阶级。另一方面，自然也不缺乏需要被领导的人，这就是被我们描写成脱缰劣马[注：原文是《hodge》，这是对雇农以及一般农民的卑称。——编者注]的，沦于流浪和饥饿境地的那个可怜的阶级；这个阶级也已在所有其他国家形成并以惊人的速度按几何级数发展着。因此可以完全有把握地说，组织劳动是全世界的普遍的重大问题。”（第42—43页）

当卡莱尔在头40页中用最激烈的辞句对利己主义、自由竞争、人与人间封建关系的废除、供给与需求、laisser  faire〔听之任之〕[162]、棉纱的生产、现金等一再地大肆攻击之后，我们现在才恍然大悟，所有这些shams〔诡诈〕的主要代表人物工业资产者不仅属于可敬的英雄和天才之列，甚至是他们中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而在卡莱尔对资产阶级关系和思想的一切攻击中都隐藏着对资产者个人的歌颂。但是看来似乎很令人奇怪，卡莱尔既然找到了劳动大军的统帅和士兵，即找到了一定的劳动组织，而却仍然认为劳动组织是需要解决的大问题。但是切莫在这方面上当！这里的问题不是组织已参加到这个队伍中来的工人，而是组织还未加入的没有统帅的工人，而组织这些工人的任务卡莱尔要亲自动手解决。在他这本小册子的末尾我们看见他突然以不列颠的in  partibus〔在野的〕[163]首相的角色出现，把300万爱尔兰的和其他地方的穷人、有工作能力的定居的或流浪的赤贫者召集在一起举行习艺所内外的不列颠穷人的全国大会，并向他们发表“堂堂皇皇的”演说；在演说中他首先向这些穷人重复他早已向读者谈过的那些东西，然后向这些精选出来的一伙人说道：

“到处流浪的穷人和懒汉们，你们有些是笨人，许多人是罪犯，所有的人都是不幸者！你们的样子就使我非常惊愕和绝望。你们在这里的共有300万人。你们许多人都堕入了一贫如洗的深渊，说起来真可怕，每一个堕进深渊的人又加重了把别人拖进去的链子。站在这个深渊边缘上的还有成千上万数不清的人，而且我听说，每天还要增加1200人，他们不断跌下去，一个接着一个跌下去，而链子就越来越重，谁最后还能站得住呢？你们怎么样呢？……我可以告诉你们，其他还站得住的人现在也在和自己的困难作斗争。但是你们精力不足而胃口太大，事情作得少而饮酒过多，这就证明了你们是站不住的。你们要知道，无论谁是自由之子，总之你们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你们不是自由的人，简直是囚徒……你们是天生的奴隶，或者说得好听些，你们是找不到主人的漂泊流浪的奴仆……今后你们可以和我来往，但不是作为光荣的不幸的自由之子，而是作为道地的囚徒，作为不幸堕落的兄弟，来要求我统率你们，如果必要的话，来约束和管制你们……当着苍天、厚土，当着上帝、你们的造物主面前我宣布：我看到你们靠你们兄弟的血汗来维持你们这种生活，感到非常痛心，如果我们不能改变这种状况，死了倒还好些……加入我那爱尔兰、苏格兰、英格兰的新时代的队伍吧，你们这些可怜的游荡的强盗，应当服从、劳动、容忍、自戒，象我们所有的人应当作的那样……你们需要工业的指挥官、工厂的工长、监工和生死的主宰，这些人象拉德孟底士那样公平，那样刚直，只要你们一旦要受军事条令的约束，就会给你们找到这样的人……那时我将对你们每一个人说：这就是你们的工作；你们按照我在这里指出的方法，以军人的英勇服从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来开始这个工作吧，——那时你们就会很容易地拿到工资……如果你们不服从，畏惧坚苦的劳动，不遵守命令，我将设法劝告你们，说服你们；如果这样无效，我就要鞭打你们；如果这些都白费，最后我就要枪毙你们。”（第46—55页）

由此可见，天才统治的“新时代”和旧时代不同的地方主要是鞭子自以为是天才。天才的卡莱尔和任何狱卒或穷人的监视人不同的地方只是他有正直的义愤和道德的意识，他盘剥穷人只是为了把他们提高到自己的水平。这里我们看到，爱发高论的天才怎样在他的救世义愤之下荒唐地维护甚至加深资产者的一切丑恶。英国的资产阶级为了以贫困吓人而把穷人和犯人相提并论，在1833年通过了济贫法，而卡莱尔却是以贫困产生贫困为理由来控诉穷人犯了叛国罪。正象他以前认为历史地产生的统治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只是由于居于统治地位而充当了天才一样，现在在他看来，一切被压迫阶级被压迫得愈厉害，就愈被拒于天才之外，就愈成为我们那些不为人所承认的改革家的狂怒的牺牲品。穷人的情况正是这样。但是当谈到最低层的无用的人们，谈到“恶棍”即罪犯的时候，他那高尚的道德上的愤怒就会达到顶点。以上这些人，他是在论模范监狱的小册子中谈到的。

这本小册子不同于第一本小册子的地方在于愤怒更加狂暴，其实作者如此愤怒更加不值得，因为这里的对象是被正式抛弃于现社会以外的人，是被监禁的人；结果由于这种愤怒甚至连一般资产者为了礼貌关系而表现的那点羞耻也被抛弃了。卡莱尔在第一个小册子中建立一套完整的贵人的等级制度，从贵人中找出最高贵的人，而在这里他也同样地建立一套完整的坏蛋和恶棍的等级制度，竭力寻找坏人中的坏人，英国的最大恶棍，以便痛痛快快地把他绞死。假定卡莱尔把这样的人捉到了并且绞死了，那末另外一个人现在是最坏的人又应当被绞死，在他之后又有另外的一个，这样最后就会轮到高贵的人，更高贵的人，结果就只剩下一个最高贵的人——卡莱尔，他是恶棍的迫害者，同时也是贵人的谋杀者，他连恶棍中的高贵的东西也消灭了；剩下的这个高贵人中最高贵的人，突然变成了恶棍中最卑贱的一个，他作为这样的人便必须绞死自己。于是有关政府、国家、组织劳动、贵人的等级制度等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永恒的自然规律最后也就会实现了。

写于1850年3—4月

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4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评科西迪耶尔公民从前的警备队长阿·谢努的“密谋家，秘密组织；科西迪耶尔主持下的警察局；义勇军”1850年巴黎版。

评律西安·德拉奥德的“1848年2月共和国的诞生”1850年巴黎版[注：《Les  Conspirateurs》，par  A.Chenu，ex-capitaine  des  gardes  du  citoyen  Caussidière．《Les  sociétés  secrètes；la  préfecture  de  police  sous  Caus-sidière；les  corps-francs》．Paris，1850。

《La  naissance  de  la  République  en  février  1848》，par  Lucien  de  la  Hodde．Paris，1850．——编者注]

如果用伦勃朗的强烈色彩把革命派的领导人——无论是革命前的秘密组织里的或是报刊上的，或是革命时期中的正式领导人——终于栩栩如生地描绘出来，那就太理想了。在现有的一切绘画中，始终没有把这些人物真实地描绘出来，而只是把他们画成一种官场人物，脚穿厚底靴[注：古代希腊，罗马的一种戏靴。——译者注]，头上绕着灵光圈。在这些形象被夸张了的拉斐尔式的画象中，一切绘画的真实性都消失了。

固然，现在探讨的这两本著作已经去掉了二月革命的“伟人”以往常常穿着的厚底靴和灵光圈，深入了这些伟人的私生活，让我们看到了他们身穿便服的形象和他们周围形形色色的配角。但是，它们并没有因此而稍微真实地描绘了人物和事件。这两个作者，一个是路易－菲力浦的大名鼎鼎的老牌间谍，另一个是老职业密谋家，后者和警察局的关系也十分暧昧，他的观察力只举出一点就足以说明：他似乎能在莱茵斐尔顿和巴塞尔之间看见“银峰耀目的阿尔卑斯山的巍峨山脉”，能在克尔和卡尔斯卢厄之间看见“远处山峰消失在地平线上的莱茵阿尔卑斯山”。这类人要著书，——特别是为了表白自己而写作时——，显然也只能写些多少象讽刺画似的二月革命丑闻录。

德拉奥德先生在他的小册子里竭力把自己描绘成库伯小说[164]中的间谍。他说8年来他使秘密组织的活动瘫痪了，这样他就为社会立下了功劳。但是，德拉奥德先生距离库伯笔下的间谍还远得很。德拉奥德先生是“喧声报”[165]的撰稿人，1839年起是新四季社[166]的中央委员会委员，“改革报”创刊以来的编辑，同时也是警察局长德累赛尔雇用的间谍；可是谁也没有象谢努那样使他如此声名扫地。他写这本小册子是直接由于谢努的揭露而引起的，但是他却小心翼翼，深怕有一个字回答谢努对他的议论。可见，至少谢努的回忆录的这一部分是真实的。

谢努说：“我有一次夜里走路，发现德拉奥德在伏尔泰河岸街踱来踱去。当时大雨滂沱，这种情景使我思索起来。这位最令人敬爱的德拉奥德是不是也领秘密津贴？不过我想起了他的歌曲、他歌颂爱尔兰和波兰的美妙诗篇，特别是他为‘改革报’撰写的锋利文章。”（然而德拉奥德先生却竭力标榜自己是缓和“改革报”语气的人。）

——“晚安，德拉奥德，你真见鬼，这样的时候，这样坏的天气，你在这里干什么？——我在这里等一个欠我钱的坏小子，因为他每天晚上都在这个时候经过这里，要他还钱给我，不然……——他用手杖在沿河街的栅栏上狠狠地打了一下。”

德拉奥德尽力想躲开他，向卡鲁赛尔桥走去。谢努向相反的方向走开，不过是为了在研究院的拱门下面躲藏起来。德拉奥德不一会儿就走回来了，小心翼翼地向四下看了一看，又继续踱来踱去。

“过了一刻钟，我发现一辆马车，车上有两盏小绿灯，恰象我从前的密探给我讲过的那样（他从前是一个间谍，在监狱里他向谢努泄露过许多警察局的秘密和暗号）[注：括弧里的话是作者的。——译者注]。马车停在福约兹－奥古斯丁街的拐角。车里走出一个人来；德拉奥德一直向那个人走去，他们交谈了约一分钟，随即我看见德拉奥德做了一个往口袋里装钱的动作。——这件事发生后，我想尽一切办法把德拉奥德排斥在我们的会议之外，首先是不让阿尔伯上圈套，因为他是我们的大厦的柱石。在这之后不几天，‘改革报’就拒绝刊载德拉奥德先生的文章。这一下刺伤了这位作家的虚荣心。我劝他另办一家报纸来进行报复。他接受了这个劝告，甚至跟比尔和杜波蒂一起发表了‘人民报’的创刊启事；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们几乎完全摆脱了他。”（谢努，第46—48页）

我们看到，这位库伯笔下的间谍变成了一个在政治上干卑鄙勾当的最下流人物，他为了领取cadeau〔津贴〕，冒着倾盆大雨在街头等候一个极平凡的officier  de  paix〔警官〕。此外，领导秘密组织的并不象德拉奥德企图断言的那样是他本人，而是阿尔伯。这一点完全可以从谢努的整个叙述中看得出来。“为秩序服务’的间谍在这里一下子变成了受屈辱的作家，他对“改革报”干脆拒绝接受“喧声报”撰稿人的文章大为不满，因此他跟真正的党派机关报“改革报”决裂了，他给“改革报”撰稿可以为警察局效劳，他与之决裂是为了另办新报纸，而这个报纸至多能够满足他的写作的虚荣心。正象娼妓力图用某种类似感情的东西来为自己肮脏的勾当辩解一样，间谍力图用写作的要求来为自己辩解。他的整个小册子浸透着对“改革报”的仇恨，这是作者的最庸俗的复仇心理造成的。最后，我们看到，在秘密组织存在的最重要时期，即二月革命的前夕，德拉奥德越来越被秘密组织所抛弃；这就说明，为什么德拉奥德跟谢努相反，硬说秘密组织在这个时期日益崩溃。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谢努在二月革命后揭发德拉奥德的叛卖行为的情形。“改革报”派应科西迪耶尔的邀请在卢森堡宫阿尔伯那里举行了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蒙尼埃、索布里埃、格朗梅尼尔、德拉奥德、谢努等人。科西迪耶尔宣布开会时说道：

“我们当中出现了叛徒。我们必须组成秘密法庭来审判他”。——格朗梅尼尔是与会者中的年纪最大的人，当选为主席，梯凡被选为纪录。科西迪耶尔以公诉人的身分继续说道：“公民们，我们长期谴责真诚的爱国者。我们万没有想到有什么毒蛇钻到我们中间来了。今天我要揭发一个真正的叛徒，这就是律西安·德拉奥德！”——德拉奥德一直安然地坐着，当听到这种直截了当的控告时暴跳起来。他要夺门而出。科西迪耶尔马上把门关上，掏出手枪喝道：“你要走开，我就打碎你的脑袋！”——德拉奥德急躁地证明自己无罪。科西迪耶尔说：“好吧，这里有几包文件，里面有1800件给警察局长的情报”，他把专门有关我们各个人的情报发给了我们。德拉奥德始终矢口否认这些经比埃尔签字的情报是他搞的，直到最后科西迪耶尔宣读了一封后来刊印在他的回忆录里的信为止。在这封信里德拉奥德表示愿意为警察局长效劳，信上还署有他本来的姓名。从这时起，这位不幸的人就不再否认了。他企图借口穷困来进行辩解，他说穷困使他产生了投靠警察当局的倒霉念头。科西迪耶尔把手枪递给他——这是德拉奥德的唯一出路。德拉奥德开始恳求他的审判官，请他们宽宏大量，但是他们丝毫无动于衷。与会者博凯忍无可忍，抓起手枪，一连3次递给德拉奥德说：“Allons〔来吧〕，打碎自己的脑袋吧，胆小鬼，胆小鬼，不然我来开枪！”——可是，阿尔伯从他手里夺过手枪说：“冷静点，在卢森堡宫开枪会惊扰所有的人！”博凯喊道：“对，我们应当弄点毒药。”科西迪耶尔说：“毒药？我随身带了各种各样的毒药。”他拿起一个茶杯，斟了一杯水，放了一点糖，然后放进一些白粉末，递给吓得往后退的德拉奥德。“你们打算这样弄死我吗？”——博凯说：“是的，喝吧。”德拉奥德的样子非常可怕。他面色苍白，他那十分鬈曲而又梳得整整齐齐的头发都竖立起来了。他满脸汗珠。他一面哀求，一面嚎啕大哭。“我不想死！”而博凯依然无动于衷地把茶杯端在他的面前。科西迪耶尔说：“喂，喝吧，一眨眼工夫就完了。”——“不，不，我不喝！”——随后，他摆出凶恶的样子，惊惶地补充说：“呵，我记住这些折磨，将来一定要报仇！”

当大家都相信，任何引起point  d’honneur〔荣誉感〕的方法都无效的时候，德拉奥德由于阿尔伯的讲情而得到了宽恕，被解送到康瑟热里监狱去了。（谢努，第134—136页）

这位冒牌的库伯小说中的间谍越发变得可怜。他只是靠怯懦来反抗自己的敌人，这就在我们面前完全暴露了他的卑贱。我们责备他，不是因为他没有开枪自杀，而是因为他不开枪打死他第一个碰到的敌人。他后来企图写一本小册子来为自己开脱，在这本小册子里他竭力把整个革命干脆描写成骗局。这本小册子的正确名称应该是“丧魂落魄的警官”。它证明间谍跟“实干派”完全一样，把每次革命都看成是阴谋小集团活动的结果，但是真正的革命是和间谍的想法完全相反的。如果说一切由阴谋小集团或多或少任意挑起的运动始终不过是骚乱，那末从德拉奥德的说法本身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方面，正式的共和主义者在二月事件之初对共和国的胜利还没有抱任何希望，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不得不违反本意帮助共和国取得胜利；可见，二月共和国的建立是当时形势所必然产生的结果，那时情况使得与一切阴谋小集团无关的广大无产阶级群众不得不走上街头，使得大部分资产阶级不得不呆在家里或者和无产阶级一起行动。在其他方面，德拉奥德所谈的东西也都十分枯燥无味，不外是些最庸俗的流言蜚语。只有一个情节是引人注意的，那就是2月21日晚上正式的民主派在“改革报”社举行了会议，在会上首领们发表了坚决反对武装起义的演说。他们演说的整个内容证明，在这一天他们对情势的估计还是正确的。可笑的只是这些人的口气很夸张，最后自我吹嘘说，似乎他们从一开始就是自觉地有意识地进行革命的。德拉奥德所能举出来的他们最糟糕的行为，就是他们过于长久地让他混在自己中间。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谢努。谢努先生是个怎样的人呢？他是个老密谋家，从1832年起参加过所有的武装起义，在警察中间是人尽皆知的。他被征召入伍后不久便开了小差，尽管他不止一次地参加过密谋活动和1839年的武装起义[167]，但是他在巴黎一直没有被发觉。1844年他回到他的团里，令人奇怪的是，虽然他过去的所作所为人人皆知，但是师长还是使他免受军事法庭的审判。不仅如此，他在团里服役期限未满竟能回到巴黎。1847年他受到燃烧弹密谋案[168]的牵连，在要逮捕他的时候逃掉了，虽然他被incontumaciam〔缺席〕判处了4年徒刑，但是仍然住在巴黎。只是在他的同谋者控告他勾结警察以后，他才迁往荷兰，1848年2月21日又从那里返回巴黎。二月革命后，他当了科西迪耶尔的警备队队长。不久科西迪耶尔就怀疑他跟马拉斯特的特种警察有关系（怀疑肯定是有根据的），于是没费多大周折就把他打发到比利时去了，后来又打发到德国。谢努先生或多或少自愿地先后参加了比利时、德国和波兰的义勇军。而这一切是发生在科西迪耶尔的势力已经开始动摇的时候。这时，谢努肯定地说，似乎他已完全制服了科西迪耶尔，他有一次用一封恐吓信就使科西迪耶尔立即释放了他。关于我们这位作者的性格和他所应得的信任我们所能说的就是这些。

妓女力图用来掩饰自己身体不太诱人的地方的大量胭脂香水，在文学上找到了自己类似的东西，那就是德拉奥德用来点缀他的小册子的bel  esprit〔机智俏皮〕。相反地，谢努这本书的文笔就叙述的朴实和生动来说，在许多地方可以和日利·布拉斯[169]相媲美。正象日利·布拉斯在种种冒险活动中始终是一个仆人并从仆人的角度来观察一切问题一样，谢努从1832年的武装起义时起，直到被逐出警察局止，始终是一个演配角的秘密活动家；不过，秘密活动家的特别短浅的目光和从极乐宫派到他那里的文学“巨匠”的平庸的文思是很容易区别的。显然谢努也根本谈不上对革命运动有所了解。所以，在他的著作里值得注意的，只是那些多少比较公正地描写他亲眼看到的密谋家和英雄科西迪耶尔的章节。

拉丁语系各民族对密谋的向往以及密谋在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现代历史中的作用是人所共知的。20年代初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密谋家失败后，里昂，特别是巴黎就成了革命团体的中心。大家都知道，1830年以前领导反对复辟的密谋活动的是自由资产者。七月革命之后，共和派的资产阶级代替了他们；在复辟时期已经学会秘密活动的无产阶级，随着共和派资产者在毫无结果的巷战以后惶恐地退出密谋家组织而跃居前列。巴尔贝斯和布朗基用来组织1839年武装起义的四季社已经成为纯无产阶级的组织；在它失败后组织起来的新四季社也是这样。新四季社的首领是阿尔伯，谢努、德拉奥德、科西迪耶尔等也参加了这个组织。密谋家们通过他们的领导人和在“改革报”中有代表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建立了经常的联系，但是他们始终保持很大的独立性。当然，这些密谋家的组织从来没有吸收巴黎无产阶级的基本群众。它们的人数比较不多，而且经常发生变动。这些成员一部分是一贯的老密谋家，即每个秘密组织定期移交给它继承者的那些密谋家，一部分是新招募的工人。

在这些老密谋家中，谢努几乎只描述他自己那一类密谋家，即职业密谋家。随着无产阶级密谋家组织的建立就产生了分工的必要。密谋家分为两类：一类是临时密谋家，conspirateurs  d’occa-sion，即参与密谋，同时兼做其他工作的工人，他们仅仅参加集会和时刻准备听候领导人的命令到达集合地点；一类是职业密谋家，他们把全部精力都花在密谋活动上，并且以此为生。他们是工人和领导人之间的中间阶层，甚至常常钻入后者的行列。

这一类人的生活状况已经预先决定了他们的性格。参加无产阶级密谋家的组织，自然只能使他们得到极其有限的不可靠的生活的来源。因此，密谋家常常不得不伸手向组织要钱。他们有的人甚至直接跟资产阶级社会冲突起来，并且态度庄重地出现在违警法庭上。他们的生活动荡不定，与其说取决于他们的活动，不如说时常取决于偶然事件；他们的生活毫无规律，只有小酒馆——密谋家的见面处——才是他们经常歇脚的地方；他们结识的人必然是各种可疑的人，因此，这就使他们列入了巴黎人所说的那种la  bohême〔浪荡汉〕之流的人。这种无产阶级出身的民主派浪荡汉——也有资产阶级出身的民主派浪荡汉，即民主派游手好闲之徒和piliers  d’estaminet〔小酒馆的老主顾〕——，不是放弃自己工作因而腐化堕落的工人，便是流氓无产阶级出身并把这个阶级所固有的一切放荡习性带到自己新生活里的人。因此不言而喻，几乎每个密谋案中都混杂着一些repris  de  justice〔惯犯〕。

这些职业密谋家的整个生活带有十分明显的浪荡汉的性质。他们作为招募密谋家的下级军官，从一个酒馆转到另一个酒馆，考查工人们的情绪，物色他们所需要的人，然后用甜言蜜语使这些人参加密谋，并且必然让组织或者新朋友出钱来痛饮一番。一般说来，小酒馆的老板实际上给他们提供了歇脚的地方。密谋家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小酒馆里度过的；他在这里会见同党，会见他小队的成员和他准备招募的人；最后小队和小队（组）负责人的秘密会议也在这里举行。在这种不断出入酒馆的气氛中，本来就和巴黎无产者一样具有乐天性格的密谋家们，很快就变成了十足的bam-bocheur〔放荡者〕。在秘密会议上象斯巴达人一样严肃的阴沉的密谋家，突然温和起来，变成深知美酒和女人滋味的到处大名鼎鼎的老主顾。这种酒馆欢乐由于密谋家经常遇到危险而更变本加厉。他每时每刻都有可能被召到街垒上去，战死在那里；他一举一动都可能碰上警察所设的圈套，都有被送进监狱甚至罚苦役的危险。这些危险恰恰就是这种职业的真正魔力；危险愈大，密谋家愈急于即时行乐。同时，他对危险已习以为常，因而在很大的程度上把生命和自由置之度外。在监狱里他感觉象在家里和在小酒馆里一样。他天天盼望着起义的命令。巴黎的各次起义所表现的不顾一切的拚命斗争的勇敢精神，正是这些老职业密谋家，hommes  de  coup  de  main〔行动坚决的人〕带来的。是他们筑起了第一批街垒，进行了指挥，是他们组织了抵抗，组织了攻打武器铺的战斗和征用私人武器与弹药的工作，是他们在起义时采取冒失卤莽的行动，因而常常弄得执政党惊慌失措。总之，他们是起义的指挥官。

当然，这些密谋家并不满足于一般地组织革命的无产阶级。他们要做的事情恰恰是要超越革命发展的进程，人为地制造革命危机，使革命成为毫不具备革命条件的即兴诗。在他们看来，革命的唯一条件就是他们很好地组织密谋活动。他们是革命的炼金术士，完全继承了昔日炼金术士的邪说歪念和狭隘的固定观念。他们醉心于发明能创造革命奇迹的东西：如燃烧弹，具有魔力的破坏性器械，以及越缺乏合理根据就越神奇惊人的骚乱等。他们搞这些计划，只有一个最近的目标，这就是推翻现政府；他们极端轻视对工人进行关于阶级利益的教育，进行理论性质更多的教育。这说明他们对habits  noirs〔黑色燕尾服〕，即代表运动这一方面的多少有些教养的人的憎恶并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纯粹平民的；但是，因为后者是党派的正式代表，所以密谋家们始终不能完全不依赖他们。habits  noirs有时也会成为他们获取金钱的来源。因此非常明显，密谋家们不管愿意与否都必须追随革命党派的发展。

密谋家生活的主要特点就是他们和警察进行斗争，而他们和警察的关系就象小偷、娼妓与警察的关系一样。警察当局容忍密谋家组织的存在，决不仅仅是因为它们是必然的祸害。它容忍它们是因为它们是容易监视的中心，这个中心集中了这些组织中最敢拚命的革命分子；是因为它们是骚乱的制造所，这种骚乱在法国如同警察本身一样已经成了必要的统治手段；最后是因为它们是警察局物色自己的密探的场所。下等政治警察是从职业密谋家当中招募来的，他们类似最机灵的刑事密探维多克之流那样，是从上等和下等骗子手（小偷、无赖和假破产者）中搜罗来的，而且他们常常重新干起他们的老行道。密谋家经常要跟警察打交道，他们时时刻刻都会跟警察发生冲突；他们时常跟踪密探，就象密探跟踪他们一样。侦察是他们的主要工作之一。因此，职业密谋家常常摇身一变而成为警察局雇用的密探，这是不足为奇的，何况还有穷困、监禁、威胁利诱的推动。由于这种情况，密谋家组织内部充满漫无边际的怀疑，这种怀疑完全蒙蔽了它们的成员，使他们把好人看成是密探，而把真正的密探看成是最可靠的人。显然，这些从密谋家中招募去的密探在跟警察当局勾结时大都具有想欺骗警察局的良好愿望，他们在还没有越来越成为自己第一步的牺牲品以前，有时玩得成两面手法的把戏，而的确他们也常常欺骗了警察当局。不过，这样的密谋家会不会陷入警察给他设下的圈套，这全凭偶然的情况，与其说全凭性格坚定上质量的不同，不如说全凭性格坚定上数量的不同。

谢努所描写的密谋家就是如此；他往往把他们描述得栩栩如生，并且有意无意地把这些人的性格也刻画了出来。其实，他本人——包括他同德累赛尔和马拉斯特的警察局的不大清白的关系——就是职业密谋家的最好的典型。

随着巴黎无产阶级本身开始作为一个党派不断走向前列，这些密谋家就开始失去领导作用，内部开始瓦解，他们在无产阶级秘密组织里遇到了危险竞争，因为这些组织所提出的目的不是直接起义，而是组织和壮大无产阶级。1839年的起义已经带有明显的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的性质。但是，起义之后发生了老密谋家抱怨不已的分裂。分裂是由于工人们要弄清本阶级的利益而引起的，分裂部分地发生在旧有的密谋家组织中，部分地发生在新的宣传组织中。卡贝在1839年后不久便开始积极进行的共产主义宣传，共产主义党派内部发生的争论问题，很快就超过了密谋家的认识水平。谢努和德拉奥德都承认，在接近二月革命的时候，共产主义者无疑已成为革命无产阶级的最强大的一派。密谋家为了不丧失他们对工人的影响以及在对抗habits  noirs中的作用，不得不追随这个运动，接受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思想。例如，早在二月革命之前以阿尔伯为代表的工人密谋家组织与“改革报”的拥护者之间就发生了矛盾，这个矛盾不久又在临时政府中暴露出来。但是，我们不打算把阿尔伯跟这些密谋家混为一谈。从我们所评论的两本著作中可以看出，阿尔伯在和自己这些工具的关系上个人能够占居独立的地位，因此他决不是靠秘密活动为生的人。

在1847年的爆炸事件中，警察的直接打击比在以往任何一次事件中都大，这次事件终于瓦解了最顽固的最倔强的老密谋家的队伍，并把他们一直保存下来的那些小队卷入了直接的无产阶级运动中。

二月革命后，我们又看到这些职业密谋家、密谋家小队的狂热参加者和无产阶级出身而又多半是老密谋家的détenus  politiques〔政治犯〕以山岳党人的身分出现在警察局里。但是，职业密谋家是这些人的核心。不难想象，这些手持武器聚集在这里的人由于多半都和警官、军官非常亲密，必然是一个相当狂暴的集团。以前，国民议会的山岳党模仿了旧山岳党，它本身的软弱无力最令人信服地证明了1793年的老革命传统在当时已经不够用了，而现在警察局的山岳党人也是如此，这些旧长裤汉一类的人证明，这一部分无产阶级在现代革命中已经不够用了，只有整个无产阶级才能实现革命。

谢努以极其生动的笔调描述了这些警察局中可敬的人的长裤汉式的生活。这些滑稽幽默的场面——显然，谢努先生本人也曾积极参加了演出——有时带有相当粗暴的性质。但是，它们很好地说明了老密谋家，这些bambocheurs的性格，而且是对路易－菲力浦统治最后几年资产阶级狂欢豪饮生活的一个必要的、甚至是有益的对照。

我们现在只从叙述他们坐镇警察局的故事中举一个例子来看一看。

“拂晓的时候，我发现组长们带着自己的人渐渐走过来，但是他们多半都没有带武器。我让科西迪耶尔注意这个情况。他说：‘我保证给他们武器，你去找个适当的地方把他们安置在警察局里。’我立刻执行了这个任务，派他们去占领我曾经在那里受过非礼待遇的旧警卫室。不一会我看见他们往回跑。我问他们：‘你们往哪儿跑？’戴维斯回答我说：‘那个地方警察还占着，他们还在那里睡大觉，我们去找东西把他们弄醒，把他们赶出去。’于是他们就顺手拿起通条、刀鞘、对折起来的皮带和扫帚把柄作为武器。然后，这些多少领教过酣睡者粗暴残酷的迫害的好汉们，使尽全身力量向他们扑去，狠狠地教训了他们半个多小时，以致有些人事后成了长期病号。我向他们呼救的地方跑去，费了很大气力才把门打开，原来聪明的山岳党人从里面把门锁上了。当时值得一看的是警察们半裸着身体往院子里跑的情景，他们从楼梯上一下子跳了下来，只是由于熟悉警察局所有的出入口，才得以躲开追逐他们的敌人。我们的山岳党人占领了堡垒，客客气气地接替了堡垒的守备队，胜利地用战败者的遗物把自己装束起来，腰佩宝剑、身披斗篷、头戴他们从前大都望而生畏的三角帽，在警察局的院子里蹓躂了很久。”（第83—85页）

我们了解了山岳党人。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领袖，谢努的叙事诗的主人公科西迪耶尔。谢努在许多地方谈到他，而且整本书可以说是针对他而写的。

对科西迪耶尔的主要指责是关于他的品行。所有这些指责不外是说他专搞开空头支票和其他一些弄钱的小诡计，而这些勾当是巴黎的所有债台高筑和喜欢放荡的推销员能够干和经常干的。作为整个商业基础的欺骗、敲诈、投机和交易所的勾当按Code  pénal〔刑法典〕治罪的轻重，一般完全取决于资本的多少。至于交易所的勾当和作为法国商业特点的中国式的敲诈，可以读一读傅立叶的“四种运动”、“虚假的行业”、“关于普遍统一的理论”以及他的遗著，里面有些关于这方面的引人入胜的东西。谢努先生甚至不想证明科西迪耶尔利用他的警察局长的职位营私舞弊的事情。一般说来，假如某个政党的胜利的敌人不得不只限于揭露这种商业道德方面的不关痛痒的事情，那末这个政党是完全可以为自己庆贺一番的。推销员科西迪耶尔的小实验与1847年资产阶级的大丑事相比真有天壤之别！谢努的整个批评之所以有意义，只是因为科西迪耶尔属于“改革报”派，这一派人企图用发扬共和主义美德的庄严保证和阴沉严肃的观点来掩盖革命毅力和革命认识的缺乏。

在二月革命的所有的领袖当中，科西迪耶尔是唯一具有乐天性格的人。他代表革命中的loustic〔乐天派〕，是老职业密谋家们的十分适当的首脑人。他多情，幽默，是各种酒馆和咖啡馆的老主顾，他信守的原则是自己活，让别人也活，同时又象军人一样地勇敢，样子和蔼可亲，举止落落大方，但实际上却十分奸诈、狡猾和阴险，观察力也异常敏锐，具有一定的革命手腕和革命毅力。科西迪耶尔当时是个真正的平民，他本能地仇恨资产阶级，极为富有一切平民的热情。他刚一安置在警察局里，就秘密地反对“国民报”派，同时也没有忘记前任者的厨房和地下室。他立刻着手组织军事力量，保证自己手中有一个报社，成立俱乐部，安排人事，总之，他一开始活动就信心百倍。警察局在24小时之内就变成了一座不怕敌人袭击的堡垒。但是，他的一切计划不是纸上谈兵，就是实际上毫无结果的纯粹平民式的狂妄行动。在矛盾尖锐化的时候，他的命运就和他的组织一样，在“国民报”派和象布朗基那样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之间动摇不定，停滞不前。他的山岳党人已经分裂；老的bambocheurs不服从指挥，也已无法再加以制服，而革命的一部分则转向布朗基方面去了。科西迪耶尔本人在他的警察局长和人民代表的官场地位上越来越资产阶级化；5月15日，他小心谨慎地对事件[171]采取旁观态度，而且以极不体面的方式在议会里为自己辩护；6月23日，他把起义者抛在一旁，让他们听天由命。他因此自然被逐出了警察局，而且不久以后被迫侨居国外。

下面我们从谢努和德拉奥德的书中摘引几个最值得注意的关于科西迪耶尔的地方。

2月24日晚上，科西迪耶尔刚刚任命德拉奥德为警察局秘书长之后便对他说：

“我这里需要些可靠的人。在行政管理上，一切都要设法走上正轨；我暂时留用旧官员；一俟他们教会爱国者，我们就把他们踢开。这还是次要的问题。问题是要把警察局变成革命的堡垒。请根据这个精神给我们的人发指示；叫他们全部到这里来。假如我们这里能有1000个坚强的志同道合的人，那末一切都会掌握在我们手上。赖德律－洛兰、弗洛孔、阿尔伯和我彼此都很了解，我相信一切都没有问题。我们必须打倒‘国民报’派。然后，把国家建成共和国，不管它愿意与否。”

在这之后紧跟着就是巴黎市长加尔涅·帕热斯（“国民报”派将警察置于他的领导之下）的来访。他建议科西迪耶尔放弃警察局的不愉快的职务去担任科姆比耶恩的要塞司令。科西迪耶尔以跟他那宽大的肩膀极不相称的细嗓子回答他说：“我到科姆比耶恩去？这办不到！我必须留在这里。我手下有好几百个能干的弟兄，他们都工作得很出色；我还希望把人数增加一倍。如果您在市政厅觉得缺乏自由意志和勇气，那我可以帮助你们……哈哈，la  révolution  fera  son  petit  bonhomme  de  chemin，il  le  faudra  bien！〔革命将是逐渐发展的，这是必然的！〕——革命？它已经完成！——噢，不，它甚至还没有开始！——可怜的市长完全不知所措。”（德拉奥德，第72页）

谢努所描述的最有趣的场面之一，是新警察局长正在办公时接到警监和officiers  de  paix求见的报告以后接见他们的情况。

“科西迪耶尔说：‘让他们稍等一等，局长在工作。’他又工作了足有半个小时，这才作了接见警监先生们的舞台布置，这时警监们也已经沿着大楼梯列好了队。科西迪耶尔腰佩马刀威武地坐在安乐椅上。两个山岳党人衣冠不整，一脸凶气，脚旁放着火枪，嘴里叼着烟斗，在看守房门。两个队长拿着脱鞘的马刀站在他的写字台两旁。此外，他的总部里面的所有小队长和共和党人三三两两地站在屋里。所有在场的人都带着大马刀和马枪，卡宾枪和猎枪。所有的人都在吸烟，屋里烟雾腾腾，这就使人们的面孔显得更加阴森可怕，给这个场面增添了一种确实令人毛骨悚然的气氛。客厅中间给警监们留下一块空地方。全体都戴上了帽子，于是，科西迪耶尔下令带他们进来。这正是这些可怜的警监们所期望的，因为他们遭到山岳党人的侮辱和威胁：山岳党人要用种种酷刑对付他们。山岳党人喊道：‘匪徒们！现在你们可落到我们手里！你们跑不掉了，你们必须把皮留在这里！’——警监们走进局长办公室时决意要甫出龙潭再入虎穴。走在最前面的一个警监刚一跨进门坎，似乎一时拿不定主意了。所有在场的人投向他的目光是这样的可怕，他不知道应该前进还是后退。最后，他下定决心往前走了一步并且鞠躬敬礼，再前进一步腰弯得低了一点，再前进一步腰弯得更低了一点。警监们全部走进了屋里，向可怕的局长深深地鞠了个躬，局长手按马刀刀柄，冷淡地默默地接受了这种尊敬的表示。警监们诧异地凝视着这种可怖的情景，有些吓得恍恍惚惚，而有些无疑想讨好我们，认为这个场面很动人而且很庄严。——‘静一点！’——一位山岳党人以阴沉可怕的音调命令道。在他们都走进来以后，一直不动声色地坐在那里的科西迪耶尔，打破了寂静，以最严厉的音调讲道：

‘一个星期以前，你们未必想到在这个地方见到我，有这些忠实的朋友们包围着我。总之，现在他们是你们的统治者了，这些人是你们从前所说的那种脆弱的共和主义者。让你们在这些过去不被你们当人的人们面前发抖吧。你们这些走卒是已被推翻的政府的最恶劣的和最狂热的信仰者，是共和主义者的最疯狂的迫害者，而现在你们却落入你们的死敌的手里，因为在座的没有一个人没受到过你们的迫害。如果我听从人们向我提出的正当要求，我就会采取镇压措施，但是我却宁愿把一切置于脑后。大家都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吧；但是，如果我什么时候听到你们参加任何反动阴谋，我就要象捏臭虫一样把你们捏死。去吧！’

警监们经过了所有的恐惧阶段。他们只挨了局长一顿骂倒也心满意足，于是就高高兴兴地走开了。在下面楼梯上等着他们的山岳党人吵吵嚷嚷地一直把他们送到热留萨莱姆街的尽头。最后一个警监刚一消失，我们马上便哈哈大笑起来。科西迪耶尔觉得自己跟警监们开的玩笑很巧妙，所以喜出望外，笑得比所有的人都厉害。”（谢努，第87—90页）

在科西迪耶尔积极参加的3月17日的事件以后，他对谢努说：“我可以按我的意愿把群众发动起来去反对资产阶级。”（谢努，第140页）

科西迪耶尔对自己的敌人一直只限于跟他们开开吓唬人的玩笑。

最后，关于科西迪耶尔和山岳党人的关系，谢努写道：

“当我告诉科西迪耶尔他的部下热中于过激行为时，他叹了一口气，但是他的双手全被束缚住了。他手下的绝大部分人和他一起开辟了生活的道路，他们和他一起分享痛苦和欢乐，许多人给他效过力。如果说他不能制止他们，这是他自己过去所作所为的后果。”（第97页）

我们提醒我们的读者注意，这两本书是在3月10日[172]选举前夕为进行竞选而写的。它们的影响如何，选举结果红色党人获得辉煌的胜利便足以证明。

写于1850年3—4月

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4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评艾米尔·德·日拉丹“社会主义和捐税”1850年巴黎版[注：《Le  socialisme  et  l’impôt》．Par  Emile  de  Girardin．Paris，1850．——编者注]

社会主义有两种：一种是“好的”社会主义，一种是“坏的”社会主义。

坏的社会主义是“劳动反对资本”。它是平均地权、消灭家庭关系、进行有组织的掠夺等罪恶的根源。

好的社会主义是“劳动和资本的融洽”。它会消灭愚昧，根除贫困，组织信贷，增加财产，改革税制，一言以蔽之，就是产生“酷似人们所想象的人间天堂那样的制度”。

必须利用好的社会主义来消灭坏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有一个杠杆；这个杠杆就是预算。但是它还缺少一个推动世界转动的支点。2月24日的革命给它提供了这样的支点：这就是普选权。”

税收是预算的泉源，因此，普选权对预算的影响也就是对税收的影响。通过对税收的这种影响，“好的”社会主义才得以实现。

“法国的年度支出不能超过12亿法郎的税收。为了把开支缩减到这个数目，你们将采取怎样的措施呢？”

“35年来，你们在两个宪章和一个宪法中曾三次写道：所有的法国人都必须根据自己的财产按比例地分担国家的开支。在35年中，这种平等课税的原则始终是一种谎言……”

让我们来看一看法国的税制。

一、土地税。土地所有者缴纳的土地税并不是按比例负担的。

“如果有两个连界的地段在地籍簿上的估价都是一样，那末这两个土地所有者，不管是假的还是真的所有者”，即不管是抵押土地的土地所有者还是没有抵押土地的土地所有者都毫无差别地缴纳同样的税。

其次，土地税和其他的财产税是不相称的。1790年，国民议会通过土地税的时候，它是受了把土地看作纯收入的唯一来源的重农学派的影响，因此把全部税负都加在土地所有者的身上了。可见，土地税是以经济学的错误为根据的。如果实行平均摊税，土地所有者只缴纳他收入的20％，而现在他们却缴纳53％。

最后，土地税按规定本来只应该由土地所有者负担，而不是由土地承租人或佃户负担。但是照日拉丹先生的说法，情况不是这样，土地税总是由土地承租人和佃户负担。

这里日拉丹先生犯了一个经济学上的错误。如果土地承租人是真正的土地承租人，这样，土地税只能由所有者或消费者负担，而决不会由土地承租人负担；如果他们只有租佃关系的外表，而实际上是土地所有者的工作者（在爱尔兰就是这样，在法国也往往如此），他们就要缴纳土地所有者应纳的税，不管是什么税。

二、私人动产税。它是1790年国民议会也曾明令施行的税收，目的是直接向流动资本征税。资本额的大小是以房租来确定的。实际上这种税是落在土地所有者、农民和工业家的肩上，而对食利者几乎甚至完全没有影响。因此这种税完全违背了它的制订者的本来意图。而且百万富翁也可能去住只有两张破椅子的阁楼，这是不合理的，等等。

三、门窗税。它会损害人们的健康。这是使人得不到新鲜空气和阳光的财政措施。

“在法国几乎半数的住宅只有门而没有窗，或者最多只有一个门和一个窗。”

这种税是由于急需货币在共和国第7年萄月24日（1799年10月14日）通过的，它只是临时的非常措施，在原则上是遭到反对的。

四、特许税（营业税）。它不是利得税，而是营业税。它是对劳动的处罚。这种税凡是由工业家负担的场合，多半也要由消费者来负担。总之，在1791年实行这种税的时候，也只是为了满足暂时的货币需要。

五、注册税和印花税。Droit  d’enregistrement〔注册税〕[173]是在弗朗斯瓦一世时代施行的，最初并没有财政的目的（？）。1790年财产契约的强制注册范围扩大了，税率也提高了。注册税规定多从买卖中征收，少从赠产和遗产中征收。印花税是纯粹财政上的创举，它对不同的利润却征收同样的捐税。

六、饮料税。这种税集中了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它阻碍了生产，是令人愤懑的课得最重的一种税（见本报第3期“1848—1849”，“6月13日的结果”[注：见本卷第92—96页。——编者注]）。

七、关税。这是一堆依照传统乱七八糟地堆积起来的关税率，它们彼此矛盾，没有什么意义，并且危害工业。例如，在法国每100公斤原棉就要课以22法郎50生丁的税。现在再谈下一种税收。

八、入市税[174]。这种税连保护民族工业这样的借口都不要了。这是国内的关税。最初它是地方性的济贫捐，而现在全部这种税收却主要是由最贫穷的阶级担负，并且促使人们在供应给他们的食物中掺假。城市越多，这种税给民族工业造成的障碍也越大。

这就是日拉丹对各种税的评述。读者当然会看出，他的评论是平凡的，但是公正的。他的批评归纳起来就是以下3个论点：

（1）从来没有一种税是按照它的制订者的意图由应当负担的那个阶级去负担的，而总是转嫁到另一阶级的身上。

（2）所有的临时税都会固定下来成为永久税。

（3）任何一种税都不是根据财产多少按比例征收的，都不是公平的、平等的、合理的。

这些反对现行税制的一般的经济观点在世界各国都屡见不鲜。但是法国的税制有一个特点。正象英国人是公法和私法的典型代表一样，法国人在税制方面是真正有历史的民族，虽然他们在其他方面从一般的观点出发，归纳、简化和抛开了传统。

关于这一点，日拉丹说道：

“在法国我们几乎生活在旧制度的所有财政措施的压榨之下。Taille〔主要由农民负担的直接税〕，人头税，aides〔间接税〕，关税，盐税，检验税，注册税，副本税，烟草专卖税，邮务超额利得税，火药交易税，彩票税，村镇的或国家的徭役，宿营迁移税，入市税，河川道路通行税，临时税，——所有这些税，尽管名称可以变更，但实际上都仍然存在，而且一点也没有减轻人民的负担，一点也没有增加国库的收入。我们的财政制度没有任何科学的基础。它不过是中世纪传统的反映，而这种传统本身就是不文明的和带掠夺性的罗马财政的遗物。”

而且我们的先辈在第一次革命的国民议会上就说过：“我们革命的目的只是要把税收掌握在自己手里。”

如果说这种状态在帝国时期，复辟时期，七月王朝时期还能够继续存在，那末现在已经响起了它的丧钟：

“取消选举特权就必然会取消财政上的一切不平等现象。因此，如果我们不希望暴力代替科学，我们就不能失去时机，必须立即实行财政改革……税收几乎是我们社会赖以存在的唯一基础……我们却竭力到九霄云外去寻找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最重要的改革就在税收里。你们一找就会找到。”

那末我们找到了什么呢？

“正如我们所理解的，捐税应当是有产者为了保证不会遭到任何妨害自己占有和运用财产的危险而缴纳的保险金……这种保险金应当是按比例缴纳的，它是完全正确的。任何一种税收，如果它不能保证免除危险，不是为商品付出的代价，不是劳力的等价物，都应当废除；只有两种例外：舶来品税（douane）和死亡税（enregistrement）……于是，纳税人就被保险人所代替……谁愿意纳税就纳税，完全听其自愿……我们甚至可以更进一步说：所有的捐税之所以遭到非难，就是因为它们被称为捐税。一切捐税都应当废除，因为捐税的特征是具有强制性，而保险则是自愿的。”

不应当把这种保险金和所得税混淆起来，保险金其实是资本税，因为它保险的不是收入，而是全部财产。国家就跟保险公司一样，它在承保时所关心的是财产的价值，而不是财产带来的收益。

“在法国国民财富中估计有资产1340亿，其中应当减去负债280亿。如果岁出预算缩减为12亿，那末每年只要从资本中抽1％的税就足以使国家变成一个相互保险的大公司。”

从此也就“不再发生革命了”。

“权力这个词为团结这个词所代替：共同的利益变成了联系社会成员的因素。”

日拉丹先生并不满足这种一般的建议，他还给我们制定了一个每个公民都应当向国家索取的保险单或者保险证。

每一年担任以前收税官的职务的人都发给保险人一个“护照大小的共有4页的”保险单。第一页是保险人的名字，编号以及缴款登记栏；第二页是保险人及其家庭的详细情况和自己所作的对他全部财产的详细的并证明可靠的估价；第三页是国家预算和法国的总收支对照表；第四页是各种多少有用的统计资料。这个保险单就成了护照，选举证，流浪工人的小账本之类的东西。这些保险单所记载的东西也成了国家制订四大总簿的根据：人口总簿，财产总簿，国债总簿和抵押借款总簿，这四个总簿合起来就包括了法国全部收入来源的完全的统计数字。

这样一来，捐税实际上就成了保险人为了享有以下特权而纳的保险金：（1）社会保护，诉讼免费，举行宗教仪式免费，教育免费，获得抵押贷款以及向储金局领取养老金；（2）免除和平时期的兵役；（3）保证不虞匮乏；（4）火灾、水灾、雹灾、兽瘟、轮船失事等的损失得到赔偿。

还必须指出，日拉丹先生想用各种罚金、国家财产的收入、保留下来的注册登记费、关税收入以及国家专卖事业的收益等来抵偿国家应付给保险人的赔偿费。

税制改革是一切激进资产者的拿手好戏，是一切资产阶级经济改革的特殊要素。从第一批中世纪的城市小资产者起至当代的英国自由贸易论者止，全部斗争都是围绕着捐税进行的。

捐税改革的目的不是废除影响工业发展的旧传统税和缩减国家机关的开支，就是更平等地分摊捐税。资产者愈顽强地追求平等分摊捐税的幻想，实际上这种幻想就愈不能实现。

捐税最多只能在一些次要方面改变直接以资产阶级生产为基础的分配关系，如工资和利润的关系、利润和利息的关系、地租和利润的关系，但是它丝毫动摇不了这些关系的基础。关于捐税的一切争论和探讨都是预先肯定这些资产阶级的关系是万世长存的。甚至取消捐税也只能加速资产阶级所有制及其内部矛盾的发展。

捐税能使一些阶级处于特权地位，使另一些阶级负担特别沉重，例如我们在金融贵族统治时期看到的情形就是这样。捐税只会使处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社会中间阶层遭到破产，因为他们的地位使他们不能把捐税的重担转嫁到另一个阶级的身上。

每出现一种新税，无产阶级的处境就更恶化一些；取消任何一种旧税都不会提高工资，而只会增加利润。在革命时期，可以大量增加捐税，利用捐税作为打击私有财产的一种方式，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捐税不是促使进一步采取新的革命措施，便是最后又造成旧的资产阶级关系的复辟。

减低捐税，更公平地分配捐税等等，这是庸俗无益的资产阶级的改革。废除捐税，这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这种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主要是针对工商业中等阶级和农民提出来的。现在已经生活在至善世界里的大资产阶级自然会鄙视这种至善世界的空想。

日拉丹先生取消了捐税，把它变成了保险金。社会的成员支付一定的保险金就可以彼此保证自己的财产不因火灾、旱灾、雹灾和破产而受到损失，一句话，就可以免除现在妨碍资产阶级享受安乐生活的一切危险。每年缴纳的保险费不仅由所有的保险人来确定，而且还由自己估计自己财产的个人来确定。因此，商业和农业的危机、巨大的损失和破产就消失了，资产阶级生存过程中从产生现代工业起就具有瘟疫性质的一切变动就消失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富有诗意的一面就消失了。于是普遍的信任和普遍的保险[注：俏皮话：《Sicherheit》——“信任”，《Versicherung》——“保险”。——编者注]便实现了。公民获得国家的书面保证：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会破产。现行制度的一切阴暗面都被消除，它的所有光明面都大放异彩，总之“酷似资产者所想象的人间天堂”的制度实现了。团结代替了权力，自由代替了强制，管理委员会代替了国家，于是便找到了哥伦布的鸡蛋：每一个“保险人”都根据自己的财产数学般精确地按比例来缴纳保险费。每一个“保险人”都肩负着整个立宪国家，即完备的两院制的担子。众议院的资产阶级反对派怕给国家付钱过多，这就使他们过低地估价自己的财产，贵族院的保守分子一心要保护自己的财产，这就使他们过高地估价自己的财产。从这两个对立派别的立宪游戏中就势必产生真正的均势、财产状况的精确说明和真正按比例负担的保险费。

有一个罗马人希望有一栋玻璃房子，以便使周围的人都能看到他的一切行动。资产者希望他的房子不是玻璃制的，而他邻居的房子是玻璃制的。这一愿望也实现了。例如，某个公民希望我给他一笔垫款或者希望与我合伙。我请他拿出他的保险单来，就能看到关于他的所有公民关系的详尽介绍，就能看到这种介绍对他显然的利益有无保证，上面有无保险公司管理委员会的签字。有一个乞丐来叩门乞讨。要叫他拿保险单来！公民应当肯定他救济了应该救济的人。以前雇一个女仆时，把她带到家里，盲目地予以信任；而现在则是叫她拿保险单来！

“有很多婚事，双方都不太晓得，该如何考虑嫁奁的实际情况，是否彼此的期望过高。”

那就拿出保险单来！将来互相吐露心曲的时候，只要交换保险单就行了。这样，现在造成人生欢乐与痛苦的欺骗就会消失，真正的真理王国便会实现。而且还不仅如此。

“在现行制度下，法庭需要国家开支750万，如果我们那种制度实现了，违法就将成为国家的收入项目而不是支出项目，因为它们都变成了罚金和赔款。”

多么美妙的思想！

在这个至善的世界里，一切都带来利润：犯罪绝迹，而违法却带来收入[注：俏皮话：《vergehen》——“绝迹”，《vergehen》——“违法”。——编者注]。最后，因为在这种制度下财产保险不受任何侵害，国家仅作为普遍替一切利益保险的公司而存在，所以工人就永远有工作。就“不再发生革命了！”

如果忠诚的公民们对这都还不满意，

那末使他们心满意足的还有谁，还有什么东西？

资产阶级国家不过是资产阶级用来对付它的个别成员和被剥削阶级的相互保险的公司，由于统治被剥削阶级日益困难，这种保险必然会日益昂贵，似乎日益脱离资产阶级社会而趋于独立。名称的改变一点也不会改变这种保险的条件。日拉丹先生曾硬说各个人在与保险公司的关系上似乎具有独立性，可是连他自己也不得不立刻否定这种说法。谁过低地估价自己的财产，谁就会吃亏，因为这样保险机构就会按他申报的价格收买他的财产，甚至用奖赏的办法来鼓励别人检举。而且谁要是不愿意拿自己的财产去保险，谁就会处在社会之外，并被宣布为法律保护之外的人。社会当然不能容许在它的内部形成一个危害它生存条件的集团。于是强制、权力、官僚的干涉——这些日拉丹要消灭的东西，就会又出现在社会上。如果说日拉丹先生也曾离开资产阶级社会一会儿，那末这只是为了经过曲折迂回的道路又回到资产阶级社会。

废除捐税的背后就是废除国家。共产党人认为，废除国家的意思只能是废除阶级的必然结果，而随着阶级的废除，自然就没有必要用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力量去统治其他阶级了。在资产阶级国家里，废除国家就是要把国家的权力降低到北美的国家权力的水平。在北美，阶级矛盾还没有获得充分的发展；阶级冲突每一次都由于把过剩的无产阶级人口遣送到西方而得到平息；国家政权的干涉在东方达到了最低限度，在西方则根本不存在。在封建的国家里，废除国家就是要废除封建制度，建立一般的资产阶级国家。在德国，在废除国家的口号后面，不是隐藏着畏怯地逃避直接斗争的行为，就是隐藏着瞎吹资产阶级自由，甚至把它吹嘘为各个人的绝对独立和自主的作法，再不然就是隐藏着资产者只要觉得不妨碍资产阶级利益的发展便对一切国家形式都表示冷淡的态度。既然关于“在最高意义上”废除国家的这种宣传，在形式上都如此荒唐，当然柏林的施蒂纳和孚赫之流在这点上就无可厚非了。La  plus  belle  fille  de  France  ne  peut  donner  que  ce  qu’elle  a〔法国最美丽的女郎只能给你她所有的东西〕。

这样一来，日拉丹先生的保险公司就只剩下一种资本税，这种税不同于所得税并且代替其他一切税。日拉丹先生认为，资本不仅是指投入生产的资本，而且还包括一切动产和不动产。他把这种资本税吹得天花乱坠：

“这是哥伦布的鸡蛋，是建筑在基础上，而不是建筑在尖端上的金字塔，是一股自己开辟河道的急流，是没有革命者的革命，没有退步的进步，没有推动的运动，最后，这是纯朴的思想和真正的规律。”

在日拉丹先生所创造的这些自吹自擂的广告（众所周知，这种广告多得不可胜数）中，资本税的广告无疑是一个杰作。

不过，资本税作为单一税，有其优越性；所有的经济学家，其中也包括李嘉图，都证明单一税有好处。资本税作为单一税，可以一举而消灭所有庞杂的耗费巨大的税务机构，对生产、流通和消费的正常进程产生最小的影响，并且和其他一切捐税不同，征收的范围也包括投入奢侈品方面的资本。

可是，在日拉丹先生看来，资本税的作用还不仅如此，它还具有一种十分特别的良好效果。

数量相等的资本，不管它的利润是6％或3％，或根本没有利润都必须向国家缴纳同样的税。这样，就会使闲置资本投入流通，从而增加了生产资本，而已经投入流通的资本则会加速周转，从而生产更多的产品。这两种情况结果都会使利润和利息下降。可是日拉丹先生的看法却相反，他断言在这种情况下利润和利息都会上升，这真是经济学上的奇迹！把非生产资本变为生产资本和提高资本的生产率一般地会加快和加强工业危机的发展过程，会降低利润和利率。资本税只能加快这一过程，加重危机，从而加快革命因素的增长。就“不再发生革命了！”

日拉丹先生认为，资本税的第二个神效是：它使资本从利润低的农业流入利润较高的工业，使土地价格降低，使土地的占有集中，使农业采取英国那种大规模耕作方式，从而使十分发达的英国工业转移到法国来。不用说，要做到这一点还必须把英国工业的其他条件也搬到法国来，日拉丹先生在这里犯了一个很出奇的错误。法国的农业并不是苦于资本过剩，而是苦于资本不足。英国地产集中和农业发达并不是从农业中抽走资本的结果，相反地，是工业资本投入农业的结果。英国的土地价格远远超过法国的土地价格；根据日拉丹的估计，英国全部土地的总价值几乎等于法国的全部国民财富，因此，法国土地的价格不仅不会随着土地的集中而下降，相反地，还会上涨。其次，英国地产的集中从地面上消灭了几代人。在法国，同样的集中（资本税必将通过农民的加速破产有助于这种集中）将把这些农民群众赶入城市，从而使得革命更无法避免。最后，如果说在法国已经开始了一个地产从分散到集中的相反过程，那末在英国大地产又大踏步地走向分散，这就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只要资产阶级关系一般地还存在，农业就必然经常地作循环运动，即从集中到分散，又从分散到集中。

这些奇迹已经谈够了。现在我们来看看抵押贷款。

抵押贷款最初只是为地产设立的。国家发行和钞票完全相同的抵押证券，不同的只是这里作为担保物品的不是现金或金条，而是土地。国家发给欠债的农民利率为4％的抵押证券，以满足抵押贷款人的要求；现在抵押借款不在私人贷款人手里，而在国家手里，而国家把这种债务改为长期债务，因此，贷款人已经永远不可能要求收回债务。法国的全部抵押借款为140亿。虽然日拉丹建议只发行50亿的抵押证券，但是纸币增加到这个数量不仅足以降低资本的价值，而且足以使纸币完全贬债。因此日拉丹还不敢使这种新的证券具有强制比价。为了避免贬值，他建议这些证券持有人兑换al  pari〔票面价值〕为3％的公债券。总结起来，整个交易的结果就是：农民以前按利率5％和抵押证券过户等费1％偿还债务，现在只按利率4％偿还，即少付了2％；国家按利率3％偿还，按4％收回，赚了1％；以前按利率5％取得利息的私人贷款人，在抵押债券贬值的威胁下，不得不以感谢的心情来接受国家给他的3％的利率，因此损失2％。而且，农民不必再偿还自己的债务，而贷款人则不能再向国家追收他应得的款项。因此，整个交易不过是对抵押贷款人的直接的用抵押证券勉强掩饰起来的掠夺，从5％的利率中夺去2％。这样一来，当日拉丹先生唯一的一次除了改革捐税外还想改变社会关系的时候，他就不得不直接侵犯私有财产，不得不成为革命者，否定自己的一切幻想。但是，就连这种侵犯也绝不是从他开始实行的。他的这种要求是从德国共产主义者那里抄袭来的，后者从二月革命以后首次要求把抵押债务变为欠国家的债务[175]，当然后者的作法是和日拉丹先生的做法完全不同的，甚至是日拉丹先生所反对的。值得注意的是，当日拉丹先生唯一的一次提出多少有点革命味的措施的时候，他只提出了和缓的办法，而没有勇气提出其他的东西，而这种和缓办法只能使法国的土地分散过程更加持久，只有用几十年时间来削弱这种过程，才能最终又回到现在的这种状态。

读者在日拉丹的整本书里唯一没有读到的就是工人。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本来就一直把事情描写成这样：似乎社会只是资本家构成的，这种描写是为了以后能够从这一点出发来解决资本和雇佣劳动间的纠纷。

写于1850年4月下半月

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4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注释：

[157]托·卡莱尔“法国革命史”1837年伦敦版1—3卷（Th．Carlyle．《The  French  revolution：a  history》．Vol．1-3，London，1837）。

托·卡莱尔“奥列佛·克伦威尔书信演说集”1845年伦敦版1—2卷（Th．Carlyle．《Oliver  Cromwell’s  letters  and  speeches》．Vol．1-2，London，1845）。

托·卡莱尔“宪章运动”1840年伦敦版（Th．Carlyle．《Chartism》．London，1840》）。

托·卡莱尔“过去和现在”1840年伦敦版（Th．Carlyle．《Past  and  Present》．London，1843）。恩格斯针对这本书写了一篇评论“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626—655页）。——第301页。

[158]托·卡莱尔“历史上的英雄、英雄偶像崇拜和英雄事迹”1846年伦敦版（Th．Carlyle．《Heroes，heroworship  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London，1846）。——第301页。

[159]柏克司尼弗是查理·狄更斯著“马丁·切斯维特的一生”中的人物，是个伪善者。——第301页。

[160]共济会派是一种宗教的哲学流派，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产生于英国，后来以“共济会会员”秘密支部的形式传布于许多国家，它的活动就是一些神秘的典礼和秘密的仪式。共济会派宣传了资产阶级的道德思想。他们的哲学观点主要是自然神论，即所谓的“理性的宗教”。共济会派的特点是信仰万世不变的决定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在他们看来，伟大人物的智慧在于识破这个规律，并使自己在道德上臻于完善。共济会的会章，一般都充满了神秘的个人偶象崇拜的精神，普通的会员只是他们领导人的工具，只是盲目地执行他们领导人的意志。

伊留米纳特派是共济会中的一派，在18世纪后半世纪主要是在巴伐利亚活动。——第307页。

[161]“魔笛”是莫扎特利用爱·施卡奈德尔的歌词谱成的歌剧。这部歌剧以天真的童话般的形式表达了这样的思想：谁真正理解了自然界蕴藏的力量，并且始终不渝地遵循它的规律行事，谁就会得到好报，而恶人则会得到恶报。——第307页。

[162] laissez  faire，laissez  aller（听之任之）是资产级自由贸易派经济学家的信条；他们主张贸易自由，国家不干涉经济范围内的事务。——第309页。

[163] In  partibus  infidelium见注64。——第310页。

[164]菲·库伯的长篇小说“间谍”中的主人公哈尔威·比尔奇由于信仰和爱国心的驱使而作了间谍工作。——第314页。

[165]“喧声报”（《Le  Charivari》）是法国资产阶级共和派的讽刺性报纸，1832年起在巴黎出版；在七月王朝时期曾尖刻地抨击过政府；1848年转向反革命阵营。——第314页。

[166]秘密的新四季社是在1839年四季社复灭后不久成立的，它似乎是四季社的继续。该社的骨干是工人；参加该社的还有大学生。该社的成员就观点来说倾向于革命的巴贝夫主义并受德萨米空想共产主义思想的强烈影响。——第314页。

[167]见注6。——第318页。

[168]指密谋家小集团、秘密的革命组织的成员用自制的燃烧弹进行恐怖活动的冒险企图。警察局的奸细从一开始就混入了这一冒险行动中，他们把密谋家的活动系统地报告了警察局。这使警察局得以把密谋的参加者一网打尽。后来，1847年对密谋家进行的审判表明，警察局的奸细在秘密组织里扎了多么深的根子。——第318页。

[169]阿·勒·勒萨日的著名小说“圣蒂利扬那的日利·布拉斯的冒险故事”。——第319页。

[171]指1848年5月15日的事件，见注19。——第326页。

[172]1850年3月10日，法国举行了立法议会议员的补选，以递补被开除的山岳党人。选举结果，民主社会主义阵营获得胜利。——第329页。

[173]注册税（Droit  d’enregistrement）是办理买卖合同、遗赠文约、法庭判决等文件的注册备案手续所纳的税。文件经过这样注册，一方面证明它是真实可靠的，另一方面也是国库收入的一个来源。——第332页。

[174]入市税是城市对运入市内的日用品所课的税。——第332页。

[175]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一文中已经提出这一原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5卷第3—5页）。——第342页。

出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

责任编辑：岳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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