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研究型大学：知识创新的领袖，文化交流的桥梁

 

在第二届北京论坛举办之际，我很荣幸能在人民大会堂发表演讲。

在短短的时间里，北京论坛能使众多国际上富于影响力的贵宾，包括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George H.W. Bush) ，前美国驻外大使、现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约瑟夫•里德(Joseph Verner Reed) 等知名人士汇聚一堂，这充分显示了论坛的地位。

此时此刻，我心情愉快，因为康奈尔大学和中国，尤其是和北京大学，有着长期而亲密的关系。早在20 世纪初，北大就是康奈尔的杰出校友——胡适的精神家园。1914 年，胡适在康奈尔获本科学位，在我校就读期间，他引领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在短短三四年间，这一文学运动就使活的语言——“白话”——取代了古典的文言文，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题之一，最终带来了五四时期的“启蒙”。这使文学和教育首次在中国的民众中得以普及，从此，中国在世界舞台上能够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1939 年，在胡适毕业25 周年重回母校参加聚会之际，康奈尔大学通过了一项决议以纪念他。这份由康奈尔大学校长埃德蒙•埃兹拉•德伊(Edmund Ezra Day) 和胡适当年的班长共同签发的文件这样写道：

他在东方的古老智慧和西方学者的批判方法上都有极深造诣，他引领了一代中国人的学术复兴的成功之路，他把现代批判方法应用于对其祖国的哲学和诗学遗产的研究，同时改良中国的口语，使其取代了古老而陈旧的书面语，他打开了一座宝库，创造了崭新的文学。[1]

今天，尽管已辞世43个年头，胡适仍然是康奈尔最杰出的毕业生之一。为了纪念胡适在文学与哲学上的贡献及其在世界舞台上的表现，康奈尔大学设立了“胡适中国史讲座教授”职位，现在主持这一讲席的是香门•考克兰( Sherman Cochran) 教授。

 

今天我主要想讲的是，胡适生活的20 世纪早期的中国和21世纪初期的中国有许多相似之处。在这两个时代，对现代化的热望和对经济增长的渴求，构成了和西方建立密切联系的强大动力。在这两个时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把高等教育看作是为实现国家目标而培养能力的途径。

但也有很多关键的不同。我认为，正是由于这些不同，中国和西方的共同努力，特别是中国的大学和美国的大学的共同努力，将会得到更多的富于变革力和持久性的成果。在胡适的时代，知识流动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是单向的、从西方到东方的。今天，特别是由于中国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改革开放中取得的成就，我相信，双方的交流在更大程度上是相互的。我们已经发现了必须始终铭记的一句话：我们双方都有很多东西可教，也有很多东西可学。

在胡适那个时代，多数人对中西合作的兴趣都围绕着科学和技术——它们是经济的推动器，并且影响着政治权力。但我想提出，中国和西方在人文社科领域中更加密切的合作也是十分有益的。这两个领域是胡适在20 世纪初曾做出过重大贡献的领域，它们对于中国从一个闭关自守的国家发展成一个令世界瞩目的民族国家起到了重要作用。人文社会科学在今天仍然十分重要，因为它们帮助我们了解这个世界的各种语言和文化，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今天我还想进一步说，就像在胡适那个时代一样，大学在建设人人渴望的“和谐与繁荣的文明”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也是今年“北京论坛”的主题。

为了强调这个主题，让我来回顾一下胡适那不平凡的教育和学术历程。胡适于1910 年来到康奈尔，时年19 岁。开始时，怀着要迅速学到实用知识的责任感，他进入康奈尔大学农学院，致力于学习植物学、果树栽培学等学科，但成绩仅属中游。后来，到了1912 年，他转入文理学院，主修哲学。胡适在人文学科里找到了他真正的精神家园，并从此成为一位极其出色的学生。他的论文获得了文学大奖，他本人也当选为享有盛名的美国大学优等生联谊会(Phi Beta Kappa ，意为“哲学是人生的指引”——译者注) 成员。

多年以后，胡适博士这样回忆他转向人文研究的历程：

当我初到这个国家的时候，耕种是我的志愿，我以为文学只是雕虫小技，无补于救国的事业。我把带来的书一本本的分送出去，常常在夜里梦到自己在种菜种树。时间流逝，我感到自己愚昧可笑。救国有许多事业可做，又何必在意自己做哪一样? 我天性上就是合适作一两件事情的。违反天性，不善用自己的禀赋的人，成就必然微薄。于是从那时起，我就改换了自己的专业，重新在学术和政治上有所作为⋯⋯为了解决时代提出的难题，研究也必须合于时代的潮流。到了现在，谁又能质疑这文化昌明的时代呢? [2]

在此我希望强调胡适的后面几句话，在其中，他突出了忠于自我个性在文学与哲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胡适赞赏美国教育对那些更有科学头脑的中国留学生所施加的影响。1933 年，当胡适在芝加哥大学主持哈斯凯尔讲席时，他在一篇关于“过去与现在的心智生活”的演讲词中说：

(中国留学生)在海外所受的完整训练，使他们在回国后成为新科学的带头人、新实验室的建立者和新科研中心的创立者。现有一千多名会员的中国科学社，就是由一群康奈尔大学的本科学生在1914年创立的，最早的科学月刊，作为中国科学社的机关刊物，是在纽约漪色佳的一所私人寄宿寓所里编订的——而中国中央研究院的创建者之一——杨铨(杏佛) ，就毕业于康奈尔大学。[3]

 

胡适对中国之进步的贡献在于：使文学与学术对一般大众开放，——它的深远影响已经显示出来。1915 年，胡适在康奈尔准备他的毕业论文，与此同时，他和他的中国同学们开始了改良中国语言的事业，但他们在这一领域最初发表的几篇文章影响很小。

尽管他在美国的很多中国朋友对他的努力表示怀疑，但他的思想在中国国内激起了回应。在此后的三四年间，由于北京大学学生们的支持，采纳白话成为一种潮流，白话文运动带来了人们通常所说的中国的新文化运动。

回顾这段时期，胡博士写道：

在过去二十年间的文艺复兴运动与早先的运动不同，它是完全自觉的、有计划的运动。它的领导者们知道目标是什么，也知道为了完成目标必须破坏些什么。他们想要新语言、新文学、新的生活观、社会观和新学术。他们想要新语言，这种语言不仅能被有效地运用于大众教育，而且能成为新文学的有效媒介。他们想要新文学，这种文学使用的是人们在生活中使用的活的语言，能够表达真正的感情、思想与灵感及对国家发展的渴望。他们希望给人民带来新的生活观，把他们从传统的锁链中解放出来，使他们在新世界和新文明中如鱼得水。[4]

今天，中国正在经历着新的觉醒，它正使出浑身解数以求经济增长、大力投资发展教育、科学和技术。北京正在筹备2008 年奥运会，在中国各地，发展的势头有目共睹。某些估计表明， 到2050 年，中国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今天，如同胡适的时代，中国对未来的美好愿望能否实现， 高等教育是个重要的因素。1910年，胡适是70 个获奖学金留美的学生之一，而今天，每年有大约20 ，000 名中国学生进入美国的各个大学和学院深造。

中国对它的大学和学院也付出了巨额投资，努力提高其质量和入学率。20 世纪80 年代，只有2 %-3 %的学校毕业生能进入大学，而到了2003 年，这个数字变成了17 %。1999 年是一个分水岭，这年的招生数量增加了一半。从1998 年到2003 年五年间，新的博士生从14,500 人增加到了48,700 人[5]。中国高等教育的大发展正在带来她的文化教育的新繁荣。

我相信，当中国不断前进、在知识经济中寻找自己的位置的时候，可以从其他国家的经验中受益良多;同时，中国也可以给其他地方，包括美国的大学，提供有价值的观念。今年秋天的早些时候，英国出版的《经济学家》杂志进行了一项特殊调查，其主题是“大脑产业”，它指出，各国的政策制定者在提高本国在知识经济中的全球竞争力的时候，陷入了一个困境：“政策制定者的问题在于，如何能建立一个高等教育系统，同时满足精英和大众的需要，既能为全球化的精英学校提供空间，也能吸纳大量的普通学生;既能利用新技术带来的机遇，又能认识到教育需要人的参与。”[6]它指出，在这方面，美国的大学教育最接近于正确的平衡点。

是什么使美国的大学具有全球的影响力? 它们能给中国的发展带来什么借鉴?

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的最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它根本就不是什么体系。它包括很多不同种类的组织机构，资金来源也多种多样。它包括大约2,300个四年制的大学和学院，以及超过1,800个两年制院校。在这4,100个学校里，只有约一百个学校可称为“研究型大学”[7] 。在这些研究型大学里，只有少数大学——包括康奈尔以及常青藤联盟的其他学校，以及少数享有盛名的公立大学，例如加州大学、密歇根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具有全球性的声誉和影响力。然而，即使那些不那么出名的美国大学，也向它们的学生提供合适的教育，为他们的经济—社会流动提供保证。

正如《经济学家》杂志所赞赏的那样：“美国没有一个关于大学的中央计划。美国和法、德不同，它不把大学教师看作国家公务员。相反地，大学的经费来源广泛，从州政府到宗教团体，从付学费的学生到慷慨大度的慈善家。”[8]

 

美国巨大而多样的高等教育系统使这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入学率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在年龄适合上大学(college-aged) 的人口当中，大约三分之一的人有大学学位，他们当中的三分之一则继续攻读更高学位。此外，美国的高等教育机构还特别欢迎女性、少数族裔和低收入家庭背景的学生入学，也欢迎那些年长者和已经成家立业的人利用业余时间参与学习。

美国大学的第二个特征是，它们的研究范围极为广泛，从纯理论到可以立竿见影的极其实用的领域，都有人在研究。早在19世纪后半叶，康奈尔大学就是此项潮流的开拓者，它的课程中既包括传统的古典研究，也有意地引入了很多应用学科，例如农学、现代语言与文学以及科学和工程学。康奈尔在知识领域上的广泛性使它具有了鲜明特色，并因此被称为“第一所真正的美国大学”[9]。正是由于这里是多学科的交汇之处，才使胡适完成了从农学到哲学、文学和公共政策这样一个巨大的转向，并取得了不凡的成果。

美国的世界级高等教育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它不仅强调对知识的简单学习，而且强调发展批判性思维的能力。这也就是那些一流大学一致强调“研究”与教学并重的原因所在，这也是在这个因特网和远程教育技术极为发达、资讯传递极为便捷的时代，仍然需要有“学术共同体”存在的缘由：因为学者们能提出问题而不是墨守成规，他们挑战现有的假说，使人类的知识水平不断提高。

在美国一流大学的课堂上，教授和学生之间彼此大量地交换着意见。在大学的研究实验室里，人们强调挑战惯常的思维，寻找着不凡的洞见，进行着知识的探险。这一学习方式某些时候会给那些习惯于被动学习的学生带来困难，在被动学习的环境里，把注意力转向自主性被认为是大逆不道，尽管它已经创造出了改变世界的成果。

在创建世界上最优秀的高等教育体系的历程之中，中国可以从美国的方法和经验中得到很多收获，这些方法和经验在其他地方也收效甚佳。但知识的交流是双向的，我相信其他国家也能从中国获益良多。

 

中国已经培养了大量本科学历的工程师，其数量大大超过美国。2000 年，中国培养了大约300,000 名工程师，而同年美国培养的工程和计算机专业的毕业生则不足100,000 人。美国也许可以学习中国的经验，使学生数量、特别是理工科领域的女性和少数族裔学生的数量有所增加。

在其他领域，美国也可以向中国学习。例如去年，康奈尔政府管理学教授、中国外交政策与亚洲安全问题资深专家阿兰•卡尔森(Allen Carlson) ，作为富布赖特-海斯学者，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作访问研究，并与中国同行交流。他在北京的经历帮助他完成了随后出版的新著《中国： 走向统一，融入世界》(Unifying China，Integrating with the World)，并丰富了他在康奈尔所讲授的课程内容，这些课程包括中国的对外关系、亚洲安全问题、中国的民族主义、全球化和国际关系理论等。

多年以前，作为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最有力的发起人之一，胡适评论道：“和陌生文明的接触，带来了评判价值的新标准，本土文化就此被重新考量，重新估定，价值转换的结果，就是有意识的变革和重建。”[10，P47] 胡适的话在今天也是正确的，对美国是这样，对中国同样如此。

美国人以不善学习外语而闻名于世，而且，我们倾向于忽略贸易伙伴国的传统。当前，中国的学生对美国的了解远比美国学生对中国的了解多得多。我们要向中国学习很多东西，这也是我为什么率领康奈尔大学代表团访问北京和上海的原因。康奈尔大学作为世界 上有影响的研究型大学，需要学习中国的文化、历史、语言和价值观，了解中国如何看待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

我相信，中国大学和美国大学的双向的信息和人员交流，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进而，在各国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这一交流也将促进世界的和平、繁荣与和谐。

那些希望成为世界性大学“超级团队”一员的西方学校，也将为当前正在发生的中国的复兴提供有益的借鉴，并从中学到很多东西。在美国求学时代，胡适就树立了乐观主义的世界观，同他一样，对中国、美国以及世界上其他优秀大学之间的合作前景，我也非常乐观。

(丁建峰译 翻译时略有删节)

参考文献：

[ 1 ] Edmund Ezra Day，“Resolution in honor of Hu Shih”[M]，Ithaca，NY： Cornell University Archives，June 1939.

[ 2 ] Erome B. Grieder，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

[ 3 ] Hu Shih，The Chinese Renaissance： The Haskell Lectures - 1933，2nd ed.，[M]，New York ： Paragon Book Reprint Corp.，1963.

[ 4 ] Hu Shih，The Chinese Renaissance，p. 46-47.

[ 5 ] “A World of Opportunity [ J ] . ” The Economist，September 8，2005.

[ 6 ] “The brains business [J ]”The Economist，September 8，2005.

[ 7 ] Donald M. Bishop，“Demystifying the Student Visa Process ”，remarks at the American Center for Educational Exchange，January 27，2005.

[ 8 ] “Secrets of Success[J ]”The Economist，September 8，2005.

[ 9 ] Frederick Rudolph，Curriculum，San Francisco： Jossey2 Bass Publishers， 1977，p. 116.

[10 ] Hu Shih，The Chinese Renaissance，p. 47.

责任编辑：黄一帆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1/1102/64189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