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段矛盾与府院冲突

　　　　　　　　　

　　一九一六年五月袁世凯病答，知帝制不可为，有悔意。先由袁之于夫人以电话告段祺瑞之张夫人，谓元首抱病，急于—晤芝泉，汝先疏通，即有后命。盖张夫人系于夫人之义女也。张夫人为前江西巡抚张苗之侄孙女，父名瀛，字步洲，在山东与袁交好，步洲早逝，母陈氏不两年亦去世。于夫人抚养张女如己出，段元配吴夫人逝世，即由袁夫妇主婚，以张女归段为继室往来甚密。

    　段在一九一五年五月三十一日，因反对袁之帝制，在陆军总长任内引病开缺，给假商月，并颁人参四两、医药费五千元，以资摄卫。段乃在家闭门谢客。得于夫人电话之次日，政事堂果传话邀段。段到，徐世昌已先在座，我亦随段同往。因段谓我知医，在旁察言观色，便知病之轻重。袁住在中南海万字廊后一大院落中。

    　袁在病榻上接见，面色红赤，说话气力尚照常，案上所列皆宫中医脉案与药方。袁对段云：我老且病，悔不听汝言，故有今日，取消帝制汝可相助为理乎？段云：当竭力相助，容与东海熟计之。稍坐即离去。

    　一九一六年五月八日，改政事堂为国务院，仍照民国元年官制组织政府，任命段祺瑞为参谋总长。不久因徐世昌辞国务卿职，以段继之，即电南京冯国璋商挽大局，于是有南京会议之召集。

    　不料南方进一步促袁下野，冯、段正在疏通；而北洋系督军亦渐不听命，四川陈宦、湖南汤芗铭等先后通电反对帝制。外交陆征祥、财政孙宝琦相继辞职。袁病势愈殆，群医办告束手。

   　 段派我赴南京以详情及大局形势面陈冯国家，并商以袁死以黎继之事。当日安徽督军倪嗣冲亦在南京，对我质问云：“汝在幕后帮助段合肥反对帝制。”我答云：“我乃闲民无常职之人，又非袁党，有何能力反对帝制。至于段之反对，乃段个人见解问题，我不能左右之。至于今日我奉命来此，因袁病重，命在旦夕，商量继任人选问题。今日不是反对帝制。”倪始无言。冯国璋等亦认为黎本为副总统，顺理成章，非他莫属，乃复电赞成。六月六日袁逝而黎继。

 

   　 黎段矛盾与府院之争    

　　黎就职后，意图恢复国会。黎以约法中大总统权限太小，歇乘机扩张。段则以国会重开，诸多掣肘，意在迁延，可得一时之便利。此乃黎段意见分歧之开端。后南方各省一律主张恢复约法与国会，而海军李鼎新竞有独立宣言，要求恢复国会。段迫于当时形势，亦无可奈何。一九一六年六月二十九日，黎令召集国会速定宪法，并召开选举副总统大会。冯国璋当选，议宪开始，气象一新。但有部分国民党议员，欲结黎倾段。此次组阁本属混合制，国民党阁员及议员居多，故多数拥黎，而黎顿觉局面迥非昔比。双方左右媒孽乘机挑拨，府院之间冲突愈形尖锐。孙洪伊以阁员身份日在总统府指挥一切，徐树铮心尤不平。适中国银行为兑现，借到美金五百万元，言明按九一交款，末与银行团商量。

    　此事本系阁议秘密通过亦为黎所赞成，而孙洪伊将此消息漏泄之。报纸竟将原条文宣布，五国银行团来函抗议。市面先时中国银行票价仅四五折左右，若能保守秘密，则借款到手暗中逐渐收回中票，则此项借款可于中票收回后，尚可留为整个善后之用。但孙洪伊泄之，引起外交抗议，风声所播，市面中国银行票价陡涨至八折以上，故又费尽力量，中行始克兑现。徐树铮又搜得情报，谓孙洪伊之为此，因其个人先以贱价收买中票，故利于未兑现前中票先涨价，借获厚利，损公利已。故段认为此人不能共事，去孙之意甚决。而徐树铮与孙洪伊，因此事在阁议时互相冲突。府中则每以无关系之用印小事多方指摘，以致狂躁之徐树铮难于相容，府院之间成见日深。黎素不满徐树铮之跋扈，意欲去徐，乃由许世英主张，作孙徐两罢之议。于是孙洪伊免去内务总长之职；徐树铮免去国务院秘书长之职，以张国淦继之。因张国淦系湖北人，利用其调停府院之间关系，以为从此可苟安矣。

    　不意一波初平，一波又起，徐树铮与许世英本无怨无德，此次徐之下台，发动在黎，徐迁怒及许。因许世英画蛇添足，于事后以一函致段，函中谓徐树铮学识精力尽有过人之处但彼既弃文学武，宜就其所长，加以驱策，政治非其所长，不如任以武职且彼门户之见稍深，与段兼容并包之旨亦不相合，武职尽多要津若能用其所长，则所以保全树铮，亦即可以保全总理，云云。在许以为词甚婉转，在段视此因为平常，并未秘藏。不料此函又为徐树铮所见，大中其忌，谋以报复。

    　适交通部与各路局局长以运输快车有租车之议，租约五年，每车每日以三元计租，照市价约值一千八九百元。按三元计租，则车商不到两年本息即可相抵，所余三年多，租价皆属盈余。且洋商揽售运输车者甚多，亦可分期还款。租车之议弊端太大，而彼辈犹以每月三元为未足。商人系金荫涂、鲍星槎新立公司，递呈到部。乃次长王隘炜将原呈内三字改为四字，且眉批云：“部章各局互相调用，车辆系每日每辆作价四元。此件退回。”金鲍两人本系架空生意，即以此件示各洋商，盖表示其门路基宽，以便局各样商赊账也不料各洋商将其原件用照相机拍照，留存此照片。如何又落于徐树铮之手，则不可知。

 

   　 先是四五个月以前，许世英忽向段前请派我为京汉局局长。因当是时我正在国务院任秘书，我表示不愿就，与许同在段前交涉。许谓：“屈汝为局长，为我作耳目也。”段遂劝我暂就，为许帮忙。至租车之议垂成，王家俭、姜可钦、盛文颐三局长，以合同见示，且约联名。我立时却之，且告以租价惊人，须知车非路轨何能运输一切费用在内，故每日定为四元；且各局互调，报销归部无分彼此。商人只有一车，何能引此例为比较。外议沸腾，嘱其谨慎行事。我即夕以此事始末告之于段，段谓许隽人何言？我答尚未往见。段曰速去速去。我到许宅，谓许已四处寻我。因彼已得王家俭报告，我推却签此合同。于是许垂询及对此事意见。我乃以此事决不可办之理由告之，且告以祸在目前。我闻徐树铮己将王隘炜通同舞弊之确据，日内必定在检察厅起诉，并告其金、鲍等人新组织之公司，虚有其表，被原系德商买加大战后失业，故冒险作此勾当。许谓此等内容我均不知，即夕派参事雷中夏、路政司司长曾鲲化查办。雷秘告王隘炜即夕潜逃。次长既逃，遂将王家俭、姜可钦、盛文颐等正副局长送法庭办理。许一面对黎、段自请处分，求去。经黎、段挽留，此事始告终了。徐树铮去职之后，在府院之间，陶引起此一段风波也。

    黎段失和主要原因

    黎就职后，以黎段素日交情，又兼以此次拥戴继任大总统，宜可欣合无间。盖黎入居东厂胡同荣禄旧邸，系洪宪之赐第，黎以武义亲王之身份入居，与领衔劝进等等行办，当时非不可加以挑剔。而段为顾全大局，在所不计故就职之初，意见甚融。后以黎之左右，如金永炎、哈汉章、黎谢、丁佛言等，所谓四大金刚是也，从中挑拨作梗，徐树铮任国务院秘书长不但不从中拉拢，常以小事屡次与府员冲突。

    对德宣战为黎段失和主要原因。盖段祺瑞虽早岁留学德国，却无盲目崇拜之意，另一方面得梁启超文字上、口头上之力不少，因梁曾有文字条陈说明外交关系与德国当时形势故段主张对德宣战最力。经两院开会通过对德断绝邦交，国务院即组织国际政务评议会。除总理与外交总长为正副会长外并函聘王士珍“陆征祥、熊希龄、梁启超、孙宝琦、汪精卫．汪大樊、张图淦等为评议员。关于处理德侨与对协约国应提条件。招募华工．供给物资、改正关税、巴黎经济同盟以及将来在议和大会上应提出各项问题，均在讨论之列。继而德国公使辛慈出境，我国驻德公使颜惠庆回国，收回德国租界及津浦北段租权，停付德国赔款，处理德侨德商等，次第旅行。突接荷兰公使照会以绝交与宣战不同，不能适用待遇敌人条例，又称己受德国委托代管在华利益。事势因此紫抵不免棘手。而协约国劝诱参战者纷至杏淑且美国、日本此时已先后加入战团。段以德国虽强，寡不敌众，料其必败，且日本既已加入，我若不参加，日本对于山东青岛势必染指掠夺；又以我国驻外各使，电告协约国对条约修改、缓付赔款等均允许商办；而荷兰交涉又如此紧张，促使段对德宣战主张，更为坚决。

    若黎元洪在袁世凯帝制时代之态度，在段以为极易就范。不意黎性暗弱，感于丁佛言等中立之说；且认为断交已属好大喜功之举，参战则更力危险。适此时国民党议员又得其党内指示，极欲借端倒段，盖欲先倒段再议外交，简而言之，即不欲段在外交政策上成功提高其威望也。尤可憾者，黎陷弱无能为其左右所利用，另一方面黎又以议员为后盾。而在段以为对德断交时，通过甚容易，对议员疏通亦未周密布置。当黎氏不得已以参战案交议会时，人杂言庞，议员对参战案相持不决时，段方在议院中，此时适有不达事理之傅良佐末得段氏同意，纠合公民团扰乱议院。

 

    虽经段召兵警将公民团解散，而多数议员借为口实，实行散伙，致开会皆不足法定人数，作为对参战案之消极抵制。

    徐树铮事事占先，独于对德宣战抱消极态度。因徐素日崇拜德国，谓民族优秀，科学进步，无战败之理，屡次上书段祺瑞主张不可参战，应守中立。有一次徐树铮为参战事，又上书段氏，段当面将上书弃之于地。以后又发现徐树铮暗中与安徽督军倪嗣冲、湖北督军王占元示意，嘱其电请中央维持中立。及段电召各省督军来京议政，各督军皆拥宣战政策。据倪、王并称：前此有电请维持中立者，系徐树铮示意，今日来京方知参战之必要。

    徐树铮遇事与总统为难，独于参战与黎看法相同。于时各督军曾邀两院议员在外交大楼当面疏通参战事，并面陈黎总统。黎认为此事应由议会主持，非督军所应干涉。而议员则仍保持消极态度，尚以法定人数不足作借口，故无法开会。各督军以一电攻击宪法之歧误，相率从容出都。段在平时一怒便拂袖而去，此次为力争参战，偏倔强不退。黎乃毅然将段免职，以伍廷芳署总理。各省始则通电指责副署违法，继则通电独立。当此是非纠纷之际，徐州又召开督军团会议，复辟之谣已炽。黎不但不闻不问，反明令张勋随带八千人入卫，复辟之机伏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