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军阀权利分脏：1919年南北议和

1919年南北议和

袁世凯称帝败亡后，北洋军阀渐趋分裂，中国形成更加混乱的军阀割据局面。段祺瑞讨伐张勋复辟后以国务总理总揽大权，拒绝恢复约法，推行“武力统一”政策。段的“武力统一” 政策引起了直系和西南军阀的恐慌。西南军阀基于自身利益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但暗中与北方军阀勾结，迫使孙中山辞去护法军政府大元帅之职。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 策也在直系与西南军阀的联合斗争中归于失败。皖系在军事上受挫后把主要精力投到新国会的总统选举上，由于“冯段交争，同归失败”，徐世昌因其“本非西南深恶痛绝之武人且又 德望兼全为众口所推戴，而其主张素倾向于和平方面”，又其“在野之时处政局杌臬之中即 具有调停人物之资望”，于1918年9月4日被新国会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

徐世昌被选之初 ，广东军政府就以“护法”为名警告“非法之举不能就也”。同时，徐世昌也不想成为为皖系的“盖印”工具，于是在就任后积极调和北洋，努力促成南北和谈，以期巩固自己的总统 地位。 徐世昌上任之初即抱有极高的政治抱负：“不在弭乱之近功，而在经邦之本计，不仅囿于国 家自身之计划，而必具有将来世界之眼光”，徐世昌认为要想中国“立于世界而成国” ，首先要实现南北统一，而统一南北的方法，“固宜尊重和平”，召开和会进行谈判。 

南北争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合理”的进行权利分配。徐上任后积极与西南方面进行沟通，“以事实论，孙伍为空谈派，岑陆陆为实力派”，其他为附和派，固欲解决西南，“当以岑 、陆为中坚”。早在上任之前徐世昌就与梁士诒商定“和平统一计划”，利用旧交通系的 力量与西南沟通，并“先后派遣梁士诒、林绍斐、关冕钧分赴广西、香港疏通西南各省，进 行和议”。通过林、关许陆荣廷以两广巡阅使衔等八项条件换取陆对国会问题的支持。“俟 林、关二人入桂调和已有头绪”，徐世昌又派梁士诒“南下至港，疏通西南各省，进行和议 ”。另外徐世昌还命令江苏督军李纯作为南北的调解人，与西南沟通也得到了西南的积 极 回应：岑春煊表示“对东海个人，素所景仰”；陆荣廷表示“趋向和平”；刘显世表示：“ 东海人望素孚，主持其事，必能统筹兼顾”并同意与唐继尧商议王伯群到南京与李纯接洽。

颁布一系列命令促进南北和谈。徐世昌于1918年10月24日颁布尊重和平令，阐明中国因“兵 事纠纷，四方耗鉩，庶政搁滞，百业凋残”，南北双方只是“政见偶有异同 ”，北京政府对 西南无“畛域之分”，呼吁南北双方“何不释小嫌而共匡大计”。为了统一北方各派对 于 南北议和的意见，徐世昌于1918年11月15日召集各省督军、全体国务员、参谋总长、参战督 办在京开会，讨论：停战撤兵、应付外交、各省善后、收束军队、整理财政等问题，并于次 日达成“如果南方不提出过苛条件，一致赞成和平统一的方针；欧战停止，参战督办改为边 防督办等五项议决，同日徐世昌还颁布了停战令：“令前方军队罢战退兵”，并由代理国务 总理钱能训电劝南军撤退，派朱启钤为南北议和北方总代表，这使南北和议向前进了一大 步。

利用舆论和列强对华政策的矛盾促进南北和谈。徐世昌被选为大总统后，当时的社会舆论大 都认为“目前之急务首宜力除武人之跋扈，宣告停战，恢复国内之治安”，加上第一次世界 大战即将结束，人民大多希望“吾国之和平会于欧洲会议开幕之时有所结束，寝议息争，同 心对外”。在熊希龄、张謇等组织发起“和平期成会”的当日，徐世昌授意钱能训致电西南 ，以“欧战现将结束，行及东亚问题，苟内政长此纠纷，大局何堪设想”规劝西南方面“宜 先就事实设法解纷，而法律问题佚之公议”。另外，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列强重新审视他们的对华政策，反对日本支持皖系制造中国内战以便独霸中 国的局面。在徐世昌就任总统典礼上，各国公使即致词“希望南北早日统一”。

美国总统威尔逊也在致徐的贺电中即提出劝告，希望徐世昌尽快“统一南北，而于各国国际公会中占应 有之地位也”。日本面对西方列强对华政策的调整决定“必须排斥过去片面援助军阀的原则 ”。日本对华政策的调整对皖系是个沉重的打击，使其不敢公开反对南北和谈。1918年12月2日，英、美、法、意、日等五国公使，向北京政府提出和平统一的联合劝告：“希望中 国从速停止内战，得以参与世界和平事业”。徐世昌采取了“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利用 英美等欧洲列强对抗日本。徐世昌在美总统致贺电的当日即复电表示：“本大总统被选之日 即以国家统一为怀，现正力求治”；

接着又利用11月9日五国劝广东军政府接受徐世昌关于“罢战息争”的机会迫使军政府表示：“本军政府亦令前敌战士止攻”，以上海为地点仿辛 亥前例召开和会；于11月29日又利用英使朱尔典代表五国向外交部提出质问，抵制了曹锟、 张作霖代表督军团谒见要求恢复段祺瑞内阁的无理要求，维护了“文治派”的钱能训内阁。 在副总统选举问题上徐世昌采取了利用旧交通系抵制安福系的作法，留副总统之位给南方对 统一南北有功之人。

徐世昌对南北双方进行疏通后，但要实现南北和谈还有三个主要问题有待解决：一、和谈的人数、地点和名称问题；二、段祺瑞主持的参战军的存废问题；三、陕西停战问题。关于南 北议和的名称，北方主张以“善后”为名；关于会议的人数段祺瑞在督军会议上即表示“不 能采取对等议和的形式”；关于南北和议的北方总代表，徐世昌主张李纯担任，段反对，主张王辑唐担任，后徐世昌任命朱启钤担任；和会的地点，皖系主张在北京，徐世昌为了联合 直系主张在南京。南方反对以“善后”为会议名称，要求对等和谈，会议的地点主张在上海 。参战军的存废问题是南北争论的焦点。西南方面在谈前即要求解散参战军、停止参战借款 、废止中日军事协定，不过西南也知要求北方在和会前履行这些条件，徐世昌是无能为力的，所以这些问题就未做先决条件提出，而作为议题交付和会讨论。

皖系主战派企图在陕 西 发动局部战争阻碍南北和谈，西南方面坚持“非陕、闽、鄂西停战问题解决后，不得开议” 。后在李纯的调解下，徐世昌于1919年2月13日公布解决陕、闽、鄂停战的五条办法。正当南北双方在上述问题上争论不休时，五国公使准备向南北双方提出措词严厉的第二次劝告  的消息传来，南北和议才急转而下，迅速展开。1918年12月29日，北方议和代表朱启钤等 十人离开北京南下，军政府也派唐绍仪等十一人组成南方议和代表团，于1919年1月25日到 达上海。2月20日，南北和议在上海旧德国总会开幕。

上海和会从1919年2月20日开幕到5月13日正式破裂，在此期间，南北双方共进行了八次正式 会议，议议停停，直到会议收场，未能产生任何实质性的结果。会议主要围绕“陕西停战” 、“参战军”、“裁兵”、“国会”“惩办南北启衅之祸首”等问题展开争论。上海和会遇 到的第一道难关是陕西停战问题。南方代表要求：撤销陈树藩陕督职务，许兰州所统入陕奉 军退回原驻地点，由停战令颁布后至五条办法宣布之前，北军从新占领地域一律退出。

北方总代表朱启钤表示：“停战画界当遵二月十三日所布之五条办理”，并以“如涉及对人问题 ，恐无益于陕西目前之争”为词回避撤换陈树藩。最后双方公推张瑞玑到陕西监督停战，此问题得以搁置。军事问题是上海和会讨论的另一个主议题。南方代表唐绍仪以“欧战已停， 无战可参”为由反对北京政府接受日本参战借款余额，要求裁撤参战军，并要求公布《中日 军事密约》，反对北京政府发行八年公债。北方总代表朱启钤同意电告北京政府“勿再提用 参战借款”，并将《中日军事密约》寄于和会审查。北京政府同意将中日军事密约交和会审 查，但对参战军以“欧洲和议尚未签字，参战机关未便裁撤”，“参战借款不作他用，并云与和议进行并无障碍”予以否决。接着唐绍仪接到于右任关于“十三、四、五、六、七日，每日均有战斗情形”报告再次提出了撤换陈树藩的要求。

为了向北京政府施加压力，南方代 表声明：“此刻除每次到会静候撤换陈树藩之外，余事皆不议”，并于2月28日的第五次会 议上进一步声明：“从本日起，四十八小时内，如尚未得北京政府圆满之答复，惟有向外交 团声明，停顿和议”。北京政府在皖系的反对下，未能给予答复，和会陷入暂时停顿。 徐世昌对于陈树藩个人不存好感，并于和会开幕前就向南方表示“和平会议如主张撤销，则我将他撤销”，但由于陈树藩的背后有皖系主战派的支持，故徐世昌也只能给予唐绍仪 “ 陈树藩部队迄未停战各节是否属实，既未得有明证，碍难立予撤任处分”的答复。对于南方 要求裁撤参战军问题，徐世昌深知皖系必然强烈反对，于是采用折中办法予以处理“参战军 仅以所有军额为止，不再招募新兵”，并主张将参战军改归陆军部统辖“由陆军部并入 裁 兵案内，统筹办理”。在上海和会停顿后，徐世昌于1919年3月3日又颁布明令电饬陕西境内 北军“通饬停战”，并且配合张瑞玑赴陕协商画界，“倘或奉行不力，职责所在，不能辞其 咎也”。与此同时，徐世昌先后派王廷桢、熊希龄、张一麟南下疏通；派周自齐赴津请黎元 洪调停时局；并电李纯，嘱转劝双方续开和议。对于南方代表的要求给予了“在陕南军得与上海自由通电；颁布明令饬在陕北军一律停战，陕省讨伐土匪行动一律中止”的承诺。南北 议和的停顿引起了西方列强的不满，英、法、美、意四国公使于3月7日再次对北京政府提出 “尽早恢复南北和议、处置参战军及勿再提用参战借款”的劝告。四国公使的劝告打击了皖 系主战派的嚣张气焰。3月30日，徐世昌以陈树藩、张瑞玑等报告陕战已停，呼吁南北双方 代表续开和议。

迫于中外各方压力，南北议和代表在和谈中断一个多月后于4月9日举行了第六次正式和议。为了避免再次出现前几次会议那样因纠缠于某一个具体问题，未能对其他问题展开充分讨论 的情况，双方代表均主张将议题作一次提出，逐一谋求解决途径。双方代表将所提出的议案 合并为“国会案”、“财政案”、“军事案”、“政治案”、“裁兵”、“军民分治” 、“国会”等六大类。在双方代表所提出的所有议案中，徐世昌最关心裁军问题。当时全国 军队共有一百三十八万，军费占去国家财政收入的五分之四，国家无力负担，徐世昌拟南北 统一后，向西方银行团举借款进行裁兵，将全国军队缩减为五十万，将参战军改由陆军部统 辖，纳入裁兵计划，在裁兵完成后，进一步实行军民分治，借此削弱地方军阀的权力，加强中央集权。

南北和会上的“裁兵”和“善后”借款问题基本上是按照徐世昌这个方案进行讨论的。 “国会”问题是南北双方争论的另一个焦点。南方代表以“护法”为名，表示不能在国会问题上让步。但北方所召集的安福国会，不但是皖系的政治工具，也是徐世昌取得大总统的法 律依据，在维持安福国会问题上，徐、段的意见颇为一致。在南北会议停顿期间，以李纯为 代表的直系军阀接受王克敏、谷钟秀的建议，主张将1917年国会被解散之前的宪法会议恢复 ，由旧国会议员召集议员在南京召开宪法的三读会，完成制宪，并且通过追认徐世昌为总统 ，然后公布宪法，解散南北两国会，重新召集国会。李纯的方案反映了直系和西南军阀的勾结，这个提案获得了徐世昌的同意。但此方案是安福系所不能接受的，段祺瑞召集嫡系在私宅开会决定“由安福国会参众两院议长李盛铎、王辑唐面徐世昌、钱能训，就此提出质问，迫徐、钱表明态度”。在安福系的压力下，徐、钱被迫表示“旧国会不能复活”，但是徐、 钱还是希望国会问题能够在和会上得到解决，坚持“代表权限不能不讨论法律”。

在议和双方代表为“国会”问题纠缠不清时，南北方的军阀早已勾结在一起了。陆荣廷派“蔡、王来京”；唐继尧“亦派人来”，徐世昌此时知道徐树铮“与西南军界有接洽”，被迫答应给陆荣廷一百五十万，先给五十万，让其在广东布置。虽然皖系和西南军阀勾结起来这个事 实是徐世昌所不愿看见的，但为了南北“和平统一”，徐世昌也只得表示“牺牲金钱，亦无不可”。皖系军阀在与西南军阀暗中勾结后主张北方代表“态度似应强硬，力望决裂一方做去”，加上军政府内部意见也不统一，使南北和议陷入绝境。5月13日，南北双方第八次会议上，南方总代表唐绍仪提出八项条件，并声明前七条的实现是承认徐世昌为临 时总统 的条件。北方总代表朱启钤知道北京政府无法接受唐绍仪所提出的前七项条件，在和会上“专就国会办法立论，谓国会问题彼方既主张绝端，此外已勿庸讨论”。至此和会再度破裂，南北代表都宣布总辞职，上海和会至此闭上了帏幕。

徐世昌于5月21日以南方所提条件“外在牵涉邦交，内则动摇国本，法理既多抵触，事实徒益纠纷”为辞颁布停止议和令。 1919年的南北和会是一次南北军阀进行权利分脏的会议。徐世昌属“文治派”，本身没有实力，是通过自己在北洋系内部的资望、人民渴望国内和平的舆论和直、皖二系的斗争被选为 大总统的。徐世昌就职后，顺应国际、国内形势，企图通过南北会谈来实现南北“和平统一”，以期巩固自己的总统地位。徐世昌深知皖系主张是“武力统一”，所以他只能联络直系 和西南军阀来贯彻其“和平统一”的主张。但是皖系所支持的安福国会又是其获得总统位置 的法律依据，徐世昌在面对皖系主战派破坏南北和谈时又不敢和皖系完全决裂，所以在和会进入关键时期总是不能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思，无怪乎吴佩孚发出“某党派从中作梗，东海受 困，威信不行”的感叹。李纯在南北和会期间提出在南京制宪，表面上承诺追认徐世昌为正 式大总统，“实际上想趁国会问题来重捧冯国璋为总统”打击皖系。西南军阀在南北和会受到皖系干涉受挫时，也开始反对徐世昌、钱能训标榜的“文治派”，认为“徐、钱以文治派自居，平时固极相宜，乃非当下可能应付一切者”，于是纷纷派使到北京与皖系直接勾结。

徐世昌对南北议和也是有底线的，在议和代表出发前，朱启钤请示方略时就表示在和会上“ 除却总统问题其他均可迁就，即牺牲国会亦有磋商之余地”。徐世昌处在南北军阀斗争的纷 争中，处处受挫，直系和西南军阀在关键问题上都不跟其合作，所以当西方外交团频频向徐 催促和会进行时，徐世昌也只能发出“我一个人想和，和得了吗？”的无奈感叹 。 1919年南北和会的召开表明了南北军阀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和会的破裂同时又反映了南北军 阀发展的不平衡。徐世昌在和会中扮演了一个尴尬的角色，虽然其为和会的召开和顺利进行 作了大量的努力，但是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其本身利益的多重性，其不可能调和南北各派军阀，也不能使南北和会按着其意愿发展，实现南北“和平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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