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之秘密

   　 最初和大钊先生常常往来的两个俄国人

  　  问题在于，究竟是什么因素促使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在本身对马克思主义还知之不多的1918年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呢？

   　 高一涵认为，造成李大钊在1918年发生思想转变、加深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认识，因而撰文颂扬布尔什维主义的原因之一，是李认识了“俄国的外交人员”。历史学家金毓黻1950年根据章士钊、张申府等曾与李大钊十分熟识的人提供的资料也写道：“李大钊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以后，就和在北京的苏俄人士有了往来。……最初和大钊先生常常往来的却有两个俄国人。”这里说的“两个俄国人”应是伊万诺夫和柏烈伟。和早年曾与柏烈伟同在北京大学俄文系任教的张西曼著《历史回忆》（上诲济东印书社1949年版第5页），该人汉名是柏烈伟。一些回忆和著述中所写的鲍立维、包立威、布罗威、布鲁威、保路卫等，只是不同的音译。）。伊万诺夫是在旧俄驻北京公使馆中惟一宣布拥护苏维埃政权并为新俄服务的外交人员，后来他被逐出旧俄使团，到法文《北京新闻》从事编辑工作，撰写了大量有关苏俄的文章。

    　根据吴南如回忆写的《瞿秋白与张太雷早年事》（载台湾《中共研究》第10卷第7号），说柏烈伟是1917年7月来中国的。柏烈伟曾被当时的中国人称为第三国际“文化联络员”和“劳农政府人员”（张西曼：《历史回忆》，第5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0页）。柏烈伟是同情十月革命的“白俄”，其实柏烈伟出身贫寒，既不是因十月革命后被没收财产和受到迫害、也不是因反对苏维埃政权而逃到中国的，更没有同红军作过战，而是十月革命前后由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东方学院派到中国进修的，所以绝不是什么“白俄”。柏烈伟之所以被认作“白俄”，有可能因他是白俄罗斯人，或可能因他故意说自己是白俄，以掩盖为苏俄工作的真实身份。后种情况关非没有可能，1926年少共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纳索莫夫在上海对外也自称“白俄”（陈清泉、宋广渭：《陆定一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47页）。）。

  　  1918年5月16日报告记载，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东方司司长、曾被苏俄政府任命为驻华代表的伏兹涅辛斯基在给符拉迪沃斯托克苏维埃首脑苏汉诺夫的信中申明“自己无法亲来东方，故派遣波波夫和波德伏依斯基在中国设立情报局，以便了解上海和北京发生的情况”。按照此信所反映的苏俄政府指示，这两名遣华人员中至少有一人应去北京。波波夫是被派到上海接任总领事的，并有资料证实他确实在1918年春到了上海。依此类推，波德伏依斯基应该到北京。而且波波夫在经哈尔滨返俄时，也可能会路过北京。如果他（们）到过北京，则与伊万诺夫联系的可能性非常大。J.V.Davidson Houston曾写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就已经被像陈独秀和李大钊这样的同莫斯科有联系的著名学者介绍到中国。”与苏俄人士建立起关系是李大钊在1918年秋冬之交开始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一个关键因素。

 

  　  小组织、大联合

    　从1918年起就在自己周围团结起一批革命者的人主要是李大钊，他除了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还参与发起和支持少年中国学会、学生救国会、新潮社、国民杂志社、平民教育讲演团等。

    　这样，便如罗章龙所言：“马克思主义的激进分子在‘五四’前夕已形成一种组织力量”。参加这些团体的学生们虽然那时还称不上什么“马克思主义的激进分子”，但在五四运动中这些团体的确发挥了相当重要的组织力量，不少团体成员个人也表现得十分突出。五四健将许德珩对这种力量形成的原因有着深切的了解，他说：“‘五四’运动之所以能成为战斗的力量，是因为各方面的团结，首先是北京大学内部的团结，以及全国青年的团结，而把大家联合起来团结起来的，则是李大钊同志。”推荐李大钊于1918年初继自己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章士钊曾写道：“守常先充图书馆主任，而后为教授。……时北京民主运动正在萌芽，守常志在得北大一席，以便发踪指示。……守常一入北大，比于临淮治军，旌旗变色。”（注：这段话见于章士钊为张次溪编著《李大钊先生传》（北京：宣文书店1951年版，第3页）所写的序言。早年，李大钊曾属以章士钊为首的“甲寅派”，章对李的了解是很深的。）上述关于李大钊作用的描述并非纯为溢美之谈或讽刺之语，而是这些人当年亲历的体验或亲知的史实。

    值得探讨的是，鼓动学生、教师投入反日爱国和民主运动之外，团结和组织起来还为着什么其他的目的？团结起一切主张新思想、新文化，并从事反日和反北京政府的进步人士、激进青年，不管其信仰如何，只要他往光明的路上走，以做到“小组织、大联合”。这是当时少年中国学会的一个口号。1919年12月28日李大钊曾专门撰文“大联合”，说：“我很盼望全国各种职业各种团体，都有小组织，都有大联合”。他曾具体表示要把《新青年》、《新潮》和《每周评论》的人结合起来，为文学的革命奋斗。李还希望中国的广大民众横向联合、组织起来，然后，“超越国界种界而加入世界的大联合”。

    少年中国学会就是这样。在该团体酝酿时，李大钊曾希望这个囊括各地精英的社团担负起研究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任务。然而由于王光祈、曾琦等信仰无政府主义或国家主义的其他发起人不赞同这种主张，导致李的愿望无法实现。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人之一张梦九也回忆，当团体酝酿期间，几名发起人曾对组织学会抑或政党有所讨论。由于李大钊、陈愚生倾向苏俄和共产，与别的发起人意见不同，几经折衷才形成后来的组织形式和会章（张梦九：《忆少年中国学会》，台北《传记文学》第35卷第2期）。）。少年中国学会成立不久，李大钊就经常在学会的聚会上“宣传国际共产主义”、“称道苏俄的共产革命”，希望大家“去学俄国的共产党”，还在私下影响和说服学会的会员信仰马克思主义，追随布尔什维克。如原来曾欣赏克鲁泡特金互助学说的会员毛泽东便回忆自己是在李大钊的影响下倾向马克思主义的。对一时说服不了的人，李大钊也尽力团结共事。比如，他曾与陈独秀、高一涵等多次往访住在“蓬庐”的少年中国学会会长王光祈和担任北大四川同学会会长的德扬。有许多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参加的工读互助团也被陈独秀、李大钊等赋予了政治目的。陈独秀曾对陈公培等互助团成员说：“我们搞互助团就是共产主义，共产党。”参加工读互助团的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成为中共组织在上海的发起人也不是偶然的。）虽然工读互助团显然不是共产党的组织，但把各地激进青年组织在一起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共同学习，也是为了团结和组织起更多的青年实践准“共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