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潘涅库克《阶级斗争和民族》一书(1912年赖兴贝格版)上作的批注[172](1912年底—1913年初)

　　在安·潘涅库克《阶级斗争和民族》一书(1912年赖兴贝格版)上作的批注[172](1912年底—1913年初)


　　序言


　　[3]多亏奥地利理论家们的著作，首先是多亏奥托·鲍威尔的有价值的著作《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173]，民族问题才由奥地利的实际问题变成了一般的社会主义理论问题……由于这里我们要反对鲍威尔的某些结论，所以先想指出一点：这丝毫不会贬低他的著作的价值……


　　分离主义危机重新把民族问题提到了党的议事日程上，并迫使我们采取原则上新的方针，深刻地阐明这些问题。


　　一民族及其变迁


　　资产阶级观点和社会主义观点


　　[5—6]　社会主义是人类的新的科学观点，它和一切资产阶级的观点有着最根本的区别。资产阶级的认识方法把人类的各种形式的组织和设施或者看作自然的产物，是值得赞许还是值得谴责，要看它们在资产阶级眼里与“人的天性”是相适应还是相矛盾而定；或者看作偶然的或人类意愿的产物，可以按照人类自己的愿望通过人为的、强制的措施来改造它们。相反，社会民主党把它们看作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产物……　资产阶级观点和社会主义观点的对立性在于：那里——一方面由于自然本身的原因而不可改变，同时又任意妄为；这里——按照不可动摇的规律、根据劳动、根据经济管理方法，一切永远处于形成状态和始终在变化。


　　民族方面的情况确实也是如此。资产阶级观点把民族的差别看作人们之间的自然差别，民族就是由共同的种族、起源、语言联合起来的人们的集团。但同时资产阶级认为，借助于政治强制手段它可以在一些情况下镇压民族，在另一些情况下可以通过牺牲其他的民族来扩大自己的地域。社会民主党认为，民族就是由于共同的历史而形成统一的人们的集团……


　　民族是命运的共同体


　　[6—9]　鲍威尔非常恰当地阐明：民族就是“由共同命运结合成性格共同体的人们的总和。”这个定义常常受到人们的批评，但这是不公平的，因为这个定义是非常正确的。不理解和误会始终在于：人们把“同类性”和“共同性”两个概念混为一谈。共同命运并不意味着受同一命运的支配，而是意味着在人们相互间经常联系和发生关系的过程中、不断的相互影响中共同经历着同一种命运。中国、印度和埃及的农民由于他们的经营方法相同而很相似；他们有着同一的阶级特征，但是，这里却连一点共同体的迹象都没有。相反，在英国，小资产者、批发商、工人、贵族-土地占有者、农民由于他们的阶级地位不同，在特征上当然就可以有许许多多的差别，但是，尽管如此，他们却形成了一个共同体：有着共同经历过的历史，彼此之间经常发生影响，甚至采取相互斗争的形式，同时，一切都由共同的语言作为中介——这就把他们结合成一个性格共同体，即一个民族。这个共同体的精神内容、共同的文化，通过书面语言而代代相传……


　　当然，这里我们所指的并不是为了达到专门的目的而建立的临时性的联盟，如股份公司或工会。但是，人们的任何组织作为永久存在的联盟代代相传，会形成因共同命运而产生的性格共同体。


　　另一个例子是宗教共同体。它们也是“凝固了的历史”。它们并不单纯是有着同一信仰的人们的集团——它们是为了宗教的目的而联合起来的……　宗教改革运动时期产生的宗教共同体——新教的教会和教派——是反对占统治地位的教会和相互反对的阶级斗争组织，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它们相当于现在的政党……　从那时候起，这些组织就变得僵硬了，变成了只有领导阶层即僧侣在整个教会范围内交往的宗教团体。共同的利益消失了……　因而宗教共同体成了共同命运早已成为过去，而现在愈来愈消失的一个集团。宗教也是历史的过去打在我们自己身上的印记。


　　总之，民族并不是由于共同命运而产生的唯一的性格共同体，而仅仅是这种共同体的一种形式……　人们最初的大大小小的部落联合体就是那种继承了特点、习俗、文化和口头方言的命运共同体或性格共同体。中世纪农民的村社或地区的情况也是这样。奥托·鲍威尔发现，在中世纪霍亨施陶芬王朝时期就存在如德意志贵族的政治和文化共同体的“德意志民族”。另一方面，中世纪的教会也有许多特点，这些特点使它成为一种民族：教会是欧洲各民族的共同体，它有着共同的历史和共同的观点，甚至使用一种共同的语言——教会拉丁语，这种拉丁语成了整个欧洲有教养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家之间相互交往的媒介，并且使他们结合成一个文化共同体。只是在中世纪的最后时期才从这种共同体逐渐产生出具有自己的民族语言、民族统一和民族文化的现代意义上的民族。


　　作为人们之间生动的交往手段的共同语言是民族的极重要的特征；但是就这一点来说，民族还不简单地等同于操同一语言的人们的集团。英吉利人和美利坚人虽然操同一语言，但却是两个具有不同历史的民族，两个命运不同、民族性格迥异的共同体。是否应该把瑞士的德意志人列入一个包括一切说德语的人的共同的德意志民族，同样令人怀疑。由于使用同一书面语言，很多的文化因素当然可以自由地时而转移到这一方面，时而转移到另一方面，但是命运早在几百年以前就把瑞士人和德意志人分开了。一些人成为民主共和国的自由公民，另一些人时而生活在小公的暴政下，时而生活在外国的统治下，时而生活在新日耳曼警察国家的压迫下，这种情况必然使他们具有很不相同的性格，尽管是读同一些作家和诗人的作品；因此，在这里讲共同命运和共同性格未必行得通。荷兰人那里政治因素的作用还要更突出……


　　农民民族和现代民族


　　[9—13]　人们往往把农民看作是民族性的坚定可靠的保护者。奥托·鲍威尔则把农民看作是不参加创造文化的民族的残余。这个矛盾表明农民的“民族性”根本不是能够建立现代民族的东西。虽然现代民族性曾来自农民民族性，但是，尽管如此，它们在实质上却是完全不同的……


　　斯洛文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俄罗斯人和卢西人[174]将成为一个有共同的书面语言和文化的民族共同体，还是将成为两个民族，这必须并最终由实际的发展来决定。具有决定意义的不是语言，而是政治经济发展的过程……　斯洛文尼亚民族只是随着现代资产阶级的产生而产生，现代资产阶级是被作为特殊的民族确定下来的；而农民只是在实际利益把他们同这个共同体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才成为它的一个组成部分。


　　现代民族完全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物：它们与商品生产的发展、特别是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产生；民族的体现者或代表者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生产及其商品流通要求有大的经济单位、要求有大的地域，并把这些地域内的居民结合成一个有统一的国家管理机构的共同体。发达资本主义愈来愈加强中央国家政权；它把国家团结得更加紧密，并更强有力地把它同其他国家区别开来。国家是资产阶级的战斗组织。资产阶级的经济是建立在竞争、建立在反对同样的资产阶级的基础上的，因此它所参加的联盟必然互相进行斗争；国家政权愈是强大，它许给自己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就愈多。这些国家的国界因而主要是按语言的特征来确定；在这些条件下，操同源方言的地区，由于没有渗入其他力量，所以对政治上的联合感兴趣，因为政治的统一、新的命运共同体需要统一的语言作为交际手段。书面语言和交际语言是由某一种方言构成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它是人工造成的语言。因为，正如奥托·鲍威尔所正确地说的，“我是同我保持最密切关系的人们一起为自己建立与他们共同使用的语言的”。这样就产生了民族国家，民族国家同时既是国家又是民族。[注：(1)因此在西欧，“国家”和“民族”这两个概念的意义是一样的。“国家的职责”称为“民族的职责”，而国家共同体的利益总是意味着“民族的利益”。]。它们成为政治上的统一体，不单单是因为它们已经是一个民族共同体；把人们牢固地联合成这么大的团体，其基础是新的经济利益、经济的必要性；但是，产生的正是这些国家而不是其他国家，例如不是南德意志和北法兰西一起，而是南德意志和北德意志一起建立了一个政治统一体，其原因主要在于方言最初同源。


　　{有点过分}


　　在一个民族国家的范围内，由于它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扩大而存在着各种阶级和部族，因此，到目前为止能否把这样的国家称之为命运共同体或性格共同体还有人怀疑，因为并不是他们全部(阶级和部族)都是相互直接发生影响的。但是，德意志的农民和大资本家、巴伐利亚人和奥尔登堡人的共同命运在于：他们都是德意志帝国的成员，在这些范围内他们必须要进行经济和政治斗争，承受同一种政治负担，对同样法律持明确的立场，因而彼此也就发生一定的影响；这样他们形成一个实际的共同体，尽管这个共同体的内部存在种种差别。


　　在专制制度(王朝联合体)统治下产生的国家，情况就不同，这些国家没有资产阶级的直接协助，因此采取征服的办法把操极不相同的方言的部落纳入自己的范围。如果在这些国家里资本主义愈深入广泛地发展，那么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就产生几个民族，而它也就成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如奥地利……　资产阶级社会各阶级同国家政权发生不断接触和冲突，因为国家政权迄今只承认德语是正式的交际语言，这不得不使这些阶级为争取承认自已的语言、争取自己的学校和争取公职位置而进行斗争，而且民族知识分子是直接有物质利害关系的阶级……


　　……凡是资本主义浸入和发展的地方，民族必然要作为资产阶级的命运共同体而产生。在这样的国家里民族斗争并不是由于有某种压迫或者落后的法制，而是竞争这个资产阶级经济基本条件的自然表现；相互斗争表示着不同民族的强烈独特性的意义和目的。


　　{不仅仅?}


　　人的精神世界和传统


　　民族首先是以共同语言作媒介的文化共同体；可以称为民族的精神本质的民族文化是民族生活的全部历史的反映。民族性格并不在于身体的特征，而在于它的历史地形成的习俗、观点和思想方式的总和……


　　[14—16]　马克思主义学说即历史唯物主义解释说，人的一切精神的东西都是他周围物质世界的产物。这整个现实世界借助于感觉器官从各个方面侵入人的精神世界并深深铭印在他心灵里：这就是我们的生活需要，我们的经验，我们所看到和听到的一切，别人作为自己的思想而告诉我们的一切，以及我们自己观察到的东西，[注：约瑟夫·狄慈根的著作中对这种精神和物质的关系说得最清楚，他由于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阐述，有权配称为无产阶级哲学家，如马克思有一次就是这样称他的。]，因而不存在非现实的、仅仅想象的、超自然的世界的任何影响。一切精神的东西都来自外部世界，我们在这里称外部世界为物质世界，——因而物质世界并不意味着由可以过秤的实物构成的世界，而是意味着一切实际存在着的东西，包括思想本身。但是理性在这里——如狭隘的机械观点有时所描绘的那样——并不是一面反映外部世界的消极的镜子或收藏一切收集来的东西的死气沉沉的贮藏室。精神世界是积极的、活动的，它把来自外部的一切东西改造成新的东西。至于它是怎样改造的、狄慈根说明得很清楚。象无尽头的、始终变化着的水流一样，外部世界绕过理性不断向前奔流，理性截住它的影响、把它们收集起来补充到自己过去所获得的东西中去，并把它们融合在一起。它把无数流动着的现象变为牢牢固定的概念，在这些概念中流动着的现实好象停止了、凝固了，它的暂时性消失了。在“鱼”的概念中只有许多对浮游生物观察到的现象，在“好”的概念中是对各种行动的无数关系，在“资本主义”概念中是经常充满最痛苦的经历的整个生活。每一个思想，任何一个信念，每一个观念，任何一个推论，例如：“冬天树木光秃秃”，“劳动是艰苦的”，“我的资本家是我的恩人”，“资本家是我的敌人”，“组织就是力量”，“为自己的民族而斗争好”——是一部分生物界的总结，是通过简短单调甚至可说是枯燥呆板的公式来表达的各种经验的总结。作为素材被集中在这种公式中的实践愈多愈充分，思想、信念就愈有根据和牢固。但是每一项经验都是有限的，世界始终在改变自己的面貌，不断更新的实际认识在接近旧的认识，同旧观念相结合，或者同它们发生矛盾。这时人应当改变自己的观念，放弃某些观念，例如放弃资本家是恩人的观念；某些概念要赋予新的含义，例如从鱼的概念分出鲸的概念；对新的现象提出新的概念，例如帝国主义概念；找出概念与概念之间新的因果关系，例如从资本主义的本性引出劳动无法忍受；给有些概念以不同于以往的评价，例如民族斗争对工人有害；简言之，人应当不断地重新学习。人们的一切精神活动和一切发展就在于他们不断改变概念、观念、判断和原则，以便尽可能更紧密地把它们同愈来愈丰富的现实经验结合起来。在科学的发展过程中这一切都是自觉地进行的。


　　这方面鲍威尔的定义起着比较好的作用。他说民族是我们自身的历史因素，民族性格是凝聚了的历史。共同的物质现实产生该共同体成员头脑中的共同思维。他们大家一起建立的经济统一体的特殊性质决定着他们的思想、习俗和观点；这一性质形成他们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的观念体系，即他们共同的一种意识形态，并构成他们的物质生活状况的组成部分。共同的经历铭印在他们的精神世界中，如为争取自由反对外部敌人的共同斗争，国内的共同进行的阶级战斗。这种斗争和这些战斗已经写进了历史教科书，并作为民族的过去被传授给青年人。整个新兴资产阶级所追求、期待和渴望的东西曾受到诗人、作家和哲学家们的歌颂和明确的反映，而且这些思想通过文学的形式已成为民族的财富，作为民族的物质、生活经验的精神特征而留给子孙后代。人们彼此间经常不断的精神影响巩固和加强着这一切：从民族的单个成员的思维产生共同的、重要的和有代表性的思维，人们彼此间经常不断的精神影响创造出民族的文化财富。民族的生动的精神世界，民族的文化是民族的共同的生活经验、它的作为经济统一体的物质存在的抽象概括。


　　{生活和经济，而政治到哪里去了?}


　　总之，人的一切精神的东西是实在的现实的产物，但不仅仅是当前现实的产物——一切过去的东西都比较持久地继续生活在这个精神世界中。精神世界对物质的态度是消极的——它不断地接受外部的影响，而同时又慢慢地把旧的东西忘却。因而，精神世界的内容只是逐渐地适应日新月异的实在的现实。当前和过去，这两个因素决定着它的内容，但是决定的方式不同。作为生动的现实不断地以同样的方式影响着精神世界的东西，愈来愈持久地强烈地铭印在精神世界中。而在当前的现实中已经找不到证实的东西，只有依靠过去的东西生存；过去的东西首先由于人们彼此间相互影响，在人为的教育和宣传下可以保持一个长时期，但是，一旦失去了它赖以生长的物质基础，它必然会衰落和枯萎。那时它便具有了传统性质。传统也是实际的现实的一部分，它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对其他人发生影响，因此常常具有大的甚至很大的力量。但是，它是精神界的实在现实，精神界的物质根源可以在过去的东西中找到。例如，今天的无产者头脑中的宗教成了纯传统性质的意识形态；它还可能非常有力地决定着这个无产者的行动，但是这种力量仅仅根植于过去，根植于宗教共同体对无产者的整个生活所起的比较早期的作用；在无产者当前的实在现实中，在它受资本的剥削中，在它反对资本的斗争中，宗教已经找不到自己的养料。因此宗教在无产者中正在日益衰亡。相反，由于当前的实在现实，阶级意识将日益有力地得到发展，它在无产者的精神世界中占有愈来愈多的地位，愈来愈决定着无产者的行动。


　　{确实，是的，是的……}


　　{物质的(参看第14页)[注：见本卷第361页。——编者注]}


　　我们的任务


　　[17—18]　上述情况还向我们的研究提出一项任务。历史形成了民族的独立性和特殊性。但同时它们还不是直接作为最后的事实要加以考虑的最终的东西。因为历史继续在向前发展。每天都在建立和改造过去所建立的东西。因而，把民族说成是我们自身的历史因素，是凝聚了的历史，那将是不够的。如果说它不过是凝聚了的历史，那么按其性质来说，它是类似宗教的纯粹传统的东西。但是对我们的实践、对我们的策略来说，最重要的是这样一个问题：民族是不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当然，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把民族看作是蕴藏在人心灵中非常巨大的精神力量；但是重大的差别在于：民族意识形态仅仅是作为过去的力量出现，还是在当今世界中也有它的根源。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和具有决定性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当前的现实怎样对民族和民族的东西发生影响?现在它在什么意义上发生变化?这里所说的这种实在现实就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及其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因而，这里产生后来鲍威尔对待研究所持的立场。过去在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和实践中，民族不起任何作用。这也没有任何原因；在大多数国家里为了进行阶级斗争，根本不需要注意民族因素。鲍威尔迫于奥地利的实际，纠正了这个缺点。他证明，民族不是某些文学家的想象或民族宣传的人为产物；他利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指出民族的历史物质根源和以资本主义日益上升的发展来阐明民族观念的必然性和力量。这样，民族作为强有力的实在现实出现在我们面前，这个现实我们在自己的斗争中也应当加以考虑；民族为我们了解奥地利的现代史提供了一把钥匙，因此也必须对下列问题作出回答：民族，民族的东西是如何和用什么方式来影响阶级斗争的?在阶级斗争中对民族必须作怎样的估计?这是鲍威尔和其他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著作的基础和主导思路。但是这样任务仅仅解决一半。因为民族不是一个单纯现成的现象。这种现象对阶级斗争的影响尚待研究。民族本身受现代力量的影响，而在这一系列力量中无产阶级的革命解放斗争愈来愈占居首要的位置。因此，相反，现在阶级斗争，无产阶级的奋起是怎样影响民族的?这个问题鲍威尔不曾研究或者研究得还不够充分；在许多情况下，这个问题的讨论导致作出与鲍威尔不同的判断和结论。


　　{注意}


　　二　民族和无产阶级


　　阶级对抗


　　[19—21]　最有力地决定着人的精神世界和本质的当前现实是资本主义。但是资本主义对共同生活着的人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对资本家和无产者来说，它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成员来说，资本主义是生产财富的世界和竞争的世界：生产过程保证资本家福利不断发展和资本大量增长，借此他力图在与自己一类的人的个人竞争中赢得尽可能多的好处，同时这些东西为他开辟了过豪华生活和享受高雅文化的道路。对工人来说，资本主义是持续不变的、无尽无休的奴役劳动、对生活始终没有信心、永远穷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要获得比维持起码生活稍多一点的东西都没有希望。因此，资本主义对资产阶级的精神世界的影响完全不同于对被剥削阶级的精神世界的影响。民族是包括工人和资本家在内的经济统一体，劳动共同体。因为资本和劳动相互需要，而且必须联合起来，才能实现资本主义生产。但这一劳动共同体具有独特的性质；在这一共同体的范围内，资本和劳动是对立的两极；他们建立劳动共同体，就象猛兽和它们的牺牲品建立生活共同体那样。


　　民族是由于共同的命运而产生的性格共同体。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同一民族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愈来愈开始具有不同的命运。这里未必能再谈得到共同经历同一的命运。鲍威尔为了说明关于共同命运的思想，谈到(第113页)“把英国工人同英国资产阶级联系起来的关系，这种联系是由于这两个阶级的人生活在同一个城市，看墙壁上的同一些招贴，读同一些报纸，参加同一些政治或体育活动，是由于工人和资产阶级的代表时常亲自相互交谈或者同充当资本家和工人的中间人的同一些人进行交谈”。但是，人们的“命运”不在于看墙壁上的一些招贴，而在于大量重要的生活经验，这种经验对两个阶级来说是完全不同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英国的一位大臣迪斯累里关于两个民族的名言，他说，我们当前社会中的两个民族虽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国家里，但彼此却不了解。这一名言无非说明某种命运共同体已经不再把两个阶级结合在一起。


　　当然，对这一名言不应该从字面上按现在的意义去理解。因为比较早期的命运共同体仍在现存的性格共同体里继续起作用。只要无产者还没有明确地认识到自己的特殊的生活经验，只要他的阶级意识几乎或者还完全没有觉醒，他仍就是传统思维的俘虏，在精神方面依靠资产阶级的垃圾过活，并同资产阶级一起建立某种文化共同体，——当然是类似厨房的仆人同自己的主人建立饭桌旁的共同体。这种精神共同体在英国由于它的特殊的历史仍然很强，而在德国则非常弱。凡是资本主义在年轻的民族中向上发展的地方，工人阶级的精神世界就处在比较早期的小资产阶级和农民时期的传统的统治之下。因此，两个阶级的性格共同体只能逐渐地、随着在新的、两极对立的生活内容条件下阶级意识的觉醒和阶级斗争的发展而日益消失。


　　不言而喻，他们之间还仍然保持着联系和关系。但是这些联系和关系愈来愈成为工厂制度下的命令和派工单，对此，正如使用外国工人所证明的，已经不需要共同的语言了。工人们愈是认清自己的处境、认清剥削和愈是频繁地为改善劳动条件同企业主进行斗争，两个阶级的联系和关系就愈充满敌对和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之间如同为自己的边界而进行不断斗争的两个民族一样，很少有共同性。工人们愈是认识到历史发展的规律，认清社会主义是他们斗争的必然目标，他们就愈是把资本家阶级的统治看作异己的统治。这就是说关于性格共同体的概念正在彻底消失。


　　鲍威尔把民族性格看作“意向的差别”，看作“同一动因引起不同的运动，同一外部形势导致不同的决定”(第111页)。能否设想一种比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意向更对立的东西?一提到1848年，俾斯麦、拉萨尔的名字在德国工人和德国资产阶级中引起的感觉不仅不同，而且完全对立。属于德意志民族的德意志帝国工人，对德意志帝国几乎一切东西的评价与资产阶级的评价不同并且相对立。所有其他的阶级一致狂热地力图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对外的威严和实力——无产阶级则反对为达到这一目的服务的一切措施。资产阶级说，进行反对其他国家的战争，目的是增强自己的力量——无产阶级则考虑如何阻止战争，或者如何从本国政府的失败中找到自身解放的可能性。


　　{注意}


　　建立民族的愿望


　　[22—29]　捷克民族作为与德意志民族相对立的特殊共同体究竟是由什么建立的?捷克民族极端缺乏共同命运的内容，也就是说极端缺乏实际上仍在起作用，并决定着民族性格的共同感觉。它的文化内容几乎完全是从比较老的现代民族，即首先是德意志人那里沿袭来的……　在独特的语言基础上，自己的“民族文化”究竟如何能够从中产生的呢?它的产生，是因为资产阶级需要瓜分，想要划定明确的疆界，希望并渴求被确认是个与德意志人相对立的民族。它要这样做，因为这是它的需要，因为资本主义竞争迫使它尽可能多地为自己垄断一定的销售和剥削的地盘。凡是具备建立民族所需的一个必要条件即独特的语言的地方，同其他资本家利益对立就会建立民族。从鲍威尔和伦纳对民族产生过程的出色的叙述中，首先可以清楚地看到，正是新兴资产阶级的意志是建立民族的力量。当然这里说的意愿不是指意识的愿望或任意而言，而是指同时能够起到经济因素的必然的即必要的作用的那种愿望。政治斗争中所说的、为对国家施加影响、争夺国家权力而彼此斗争的“民族”(鲍威尔，§19)，无非是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界，也就是靠竞争生存的阶级的组织，而无产者和农民扮演下等奴仆(Hinter sassen)的角色。


　　{太“简单”}


　　无产阶级同各资产阶级的这种竞争需要以及同它们的建立民族的愿望毫无共同之点。对无产阶级来说民族并不意味着享有拥有买主、担任公职的特权或取得工作的可能性。资本家从一开始通过进口外国工人就向无产阶级说明了这一点。指出资本主义的这种实际情况与其说是揭露民族的虚伪性，倒不如说首先是要使工人们相信：对于他们来说在资本主义统治下民族不可能意昧着存在劳动的垄断。作为例外，只有在落后工人中，例如在老的美国工会工人中，才能听到要求限制外来移民的呼声。当然，有时候民族的东西也可能对无产阶级有某些作用。当资本主义刚渗入农民地区的时候，那时工厂主属于资本主义比较发展的民族，而由这些地区的农民出身的工人属于另一个民族。那时民族感情可能成为工人认识自己利益的共同性及其与外国资本家对立的第一个手段。民族对抗是这里阶级对立的原始形式，——就象在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在“文化斗争”时期天主教工人和自由派工厂主之间的宗教信仰上的对抗是阶级对立的原始形式一样。但是当民族的发展达到产生从事剥削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时候，这种无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就丧失自己的根基。在争取改善生活条件、争取精神发展、争取文化和人类生存的斗争中，工人的凶恶敌人是本民族中的其他阶级，而讲其他语言的工人同志按阶级来说是他们的朋友和助手。阶级斗争在无产阶级中形成族际的共同利益。因而，对无产阶级来说，在和其他民族的关系上谈不上确定自己是一个民族的愿望，即谈不上以无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和物质生活状况为依据的愿望。


　　文化共同体


　　但是，鲍威尔认为在阶级斗争中有另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对无产阶级来说作为一种建立民族的力量在起作用。他认为这种力量不在于阶级斗争的经济内容，而在于它对文化的影响。他把现代工人阶级的政治说成是(第160—161页)渐进的民族政治，这种政治力图在事实上把全体人民变为一个民族。根据鲍威尔的意见，这应当意味着这样一种东西，它超越于那种用民族主义语言反映我们的目的，并使这些目的为受民族的意识形态所束缚而还没有明白社会主义的伟大世界革命意义的工人所接受的简单通俗的方法。因此鲍威尔补充说：“由于无产阶级必须进行斗争以掌握它用劳动创造的和由于它的劳动才有可能获得的文化财富，所以这种政治的必然结果就是号召全体人民参加建立民族的文化共同体，从而在实际上把全体人民变为一个民族。”


　　初看起来这似乎完全正确。只要工人还深受资本主义剥削的压迫，只要工人还死于物质上的贫因，还无望地、缺乏精神生活地无聊地活着，他们就分享不到由他们的劳动创造的那种资产阶级文化生活。他们几乎不属于民族，他们象畜圈中的牲口。他们仅仅是民族的所有物，仅仅是民族的下等奴仆。阶级斗争唤醒工人走向生活；他们在为自己争取自由时间和较高的工资；从而他们也在为自己争取精神方面发展的机会。社会主义激发起他们的毅力，促使他们的精神世界的发展；他们开始阅读，先是阅读社会主义小册子和政治报纸，但很快，他们热切希望和要求想进一步充实自己的精神世界，这便推动他们拿起文学作品、历史著作和自然科学著作；管教育工作的党的委员会特别热心于努力使他们甚至对古典文学感兴趣。这样他们就进入本民族资产阶级的文化共同体。工人现在在繁重劳动之后的可怜的自由时间内只有通过艰苦的努力才能享受到这种文化中的一点点残羹；相反，在社会主义下，工人摆脱了无穷尽的劳动的痛苦，可以自由地和无阻碍地沿着这一精神发展的道路前进；只有那个时候，工人才能掌握整个民族文化和真正成为民族的一员。


　　但是这样考察问题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因素，即：工人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文化共同体只能是在表面上，即只能是在外部形式上和暂时地存在。工人可以部分地阅读资产阶级阅读的那些书，那些古典作品和那些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但是，尽管如此，根据这个原因，不可能产生任何文化共同体；工人在这些著作中读到的是和资产阶级完全不同的东西，因为他们思维的基础，他们的世界观是根本不同的。正如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的，民族文化不是悬在空中的；它是阶级生活的物质史的表现，阶级的发展建立了民族。在席勒和歌德的作品中反映的不是关于美好事物的抽象幻想，而是年轻的资产阶级的情感和理想，它对自由和对人权保障的向往，它观察世界和世界问题的特殊方式。一个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在今天怀有另一种情感，另一种理想和另一种世界观。如果他读到退尔的个人主义或人的存在于天上的永恒的、不可剥夺的权利的话，那么表现在这方面的精神世界就不是他的精神世界；他的精神世界由于对社会的比较深刻的理解而变得成熟了，并且这个工人知道，只有把群众组织起来才能为他们争得人权。工人对过去的文学的美并不是无动于衷的，但是正是由于自己对历史的理解，他能够理解以往几代人的理想，并且从这些代人的经济中引出这些理想；他和他们一起感觉到这些理想的力量，因而也理解最充分反映这些理想的那些作品的美。因为充分包括和描绘普遍的、本质的、最深刻的现实内容的东西是美好的。同时在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情感中有许多东西引起工人的强烈反响；但是，在工人中得到反应的东西，在现代资产阶级那里恰恰得不到反应……


　　决定观念的最本质的精神内容、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实际文化，不是在席勒和歌德的著作中而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有着自己的根基。而这种把历史的和未来社会的明确的社会主义观点、无阶级的自由人类的社会主义理想和无产阶级的、一切人共同的道德联合在一起的文化，即在一切本质的特点方面直接与资产阶级文化对立的文化，是族际文化。尽管不同的人民有不同色彩的文化，——就象无产者的世界观由于生活状况和经济形式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性质一样，——尽管民族以前的特殊历史仍然对它发生强有力的影响。首先是在阶级斗争不太发达的条件下，尽管这样，这一文化的这种本质的内容到处都是一样……


　　{不完全确切}


　　社会主义文化是反对整个资产阶级世界的斗争的产物……


　　总之，认为工人们通过自己的斗争加人更高的“民族文化共同体”是不对的。无产阶级的政治，阶级斗争的族际政治在无产阶级队伍里建立起新的族际的社会主义文化。


　　阶级斗争共同体


　　鲍威尔拿阶级与作为命运共同体的民族相比较，在阶级中命运的同类(Gleichartigkeit)产生一样的性格特点。但是，工人阶级不单单是具有一样的命运因而也具有一样的性格的人们的集团。阶级斗争把无产阶级锻造成一个命运共同体。共同经历的命运——这是反对同一个敌人的共同的斗争……


　　这里只有一种差别——语言的差别具有某种意义；每个人都必须用他自己的语言来进行一切解释，提出一切建议和报告。在美国最近几次大罢工(例如麦克-基斯-罗克斯的铸钢厂或劳伦斯的纺织工业中)期间，罢工者代表了许多不同的民族，如法兰西人、意大利人、波兰人、土耳其人、叙利亚人等等，他们按语言特征联合成各个分部；这些分部的委员会总是在一起同时用各自的语言把建议通知每一个分部，从而保持整体的统一；这证明多么需要实现真正密切的无产阶级的斗争共同体，尽管有因语言的不同所造成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希望把由生活和斗争，由实际利益结合在一起的东西在组织上分开，就象分离主义所希望的那样，那是非常违反实际的，即使成功了也只能是暂时的。


　　但这不仅仅对同一工厂的工人来说是正确的。为了能成功地进行斗争，全国的工人应当联合成一个工会，这个工会的全体会员把任何一个地方小组的进展都看作自己斗争的成功……


　　就是对政治斗争来说也同样是正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关于这一点是这样说的：“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民族范围内的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8页。——编者注]很显然，在这一意见中“民族”一词不是在奥地利对这个词的使用涵义上来使用的，而是由于西欧的条件产生的，在那里“民族”和“国家”是作为同义词来使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论点只不过说明：英国的工人不可能进行反对法国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法国的工人也不可能进行反对英国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英国的资产阶级和英国的国家政权只能由英国的无产阶级去冲击和消灭。在奥地利，国家和民族是两个不同的构成体……


　　{注意}


　　未来国家中的民族


　　[34]　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不会如资产阶级生产方式那样导致民族之间的对立利益的发展。经济的统一体不是国家或民族，而是整个世界。这种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超越这样一种生产方式，即通过相互关系和国际协议的英明政策把各民族生产单位联合成一个整体，如鲍威尔在自已的书第519页上所描绘的那样。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把世界生产组织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这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在这一世界共同体的范围内(它的原则现在已经构成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内容)，谈论德意志民族的自治，如同谈巴伐利亚、布拉格市或波尔蒂赫特的自治一样，都不大可能。一切地方都局部地调节自己本身的事，而一切地方即整体的各个部分又取决于整体。自治这个概念总的说产生于资本主义时代，在这个时代，统治的关系也引起自己的对立面——摆脱一定的统治……


　　{那么民主呢?}


　　民族的变迁


　　[35]　对无产阶级来说民族的东西只具有传统的意义；民族的东西的根基正在成为过去，而在无产阶级生存的现实条件下，民族的东西没有养料[培养基]。因而，对无产阶级来说民族情况和宗教情况相类似。当然，除了这种相似以外，还必须注意到差别。宗教对抗的物质根源正在成为遥远的过去并且现在活着的人几乎都不知道；因此，这些对抗本身完全脱离一切物质利益，成为超自然问题上的纯粹抽象的分歧。相反，民族对抗的物质根源就在我们跟前，在我们不断与之接触的现代资产阶级世界里……


　　[36—37]　总之，我们的研究使我们得出与鲍威尔的观点完全不同的观点。鲍威尔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相对立，认为民族不断变迁，不断产生新的形式和新的性格；例如，德意志民族在历史上不断以新的形式出现，从古代日耳曼人起到它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未来成员止。不过，尽管这些形式不断变化，但民族本身依然保存；一定的民族可能灭亡，或者相反，可能产生，但民族一般始终是人类的基本组织形式。根据我们研究的结果，相反，民族只是人类发展史上暂时的和过渡的组织形式，是相互取代或同时并存的许多组织形式(部落、民族、世界性帝国、宗教团体和教会、村社、国家)之一。其中，具有独特性的民族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物，而且它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消失而消失……


　　在鲍威尔看来，民族是“始终发展着的过程的永无完结的产物”，在我们看来，民族是人类进步发展的没有穷尽的过程中的一个片断。在鲍威尔看来，民族是人类始终保存着的基本因素；他的理论是从民族的角度来考察人类的整个历史。经济形式的变化，阶级的产生和灭亡，这一切(民族变迁的实质)都是在民族的范围内进行的。民族仍然是原始的，阶级及其变化只是赋予它以一切新的内容。因此，鲍威尔还用民族主义语言来表达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目的，并且在其他人谈人民和人类的地方谈民族：由于劳动资料私有制，“民族”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民族”不是自觉地这样做的；资本家在决定“民族”的命运；未来的“民族”将自己安排自己的命运；上面我们已经举了“民族作坊”的例子。由此可见，他到了这种地步：把两种对立的政治趋势——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政治和力图保持当前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政治——看作进步的民族政治和保守的民族政治。同样，根据上述对比，也许可以把社会主义看作进步的资本主义政治……


　　我们对鲍威尔的观点的批评常常集中在什么问题上?集中在对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的不同评价上。他把自己的理论建立在精神的不可摧毁的力量之上，建立在作为独立力量的意识形态之上，而我们始终强调它取决于经济条件。鲍威尔不止一次地以康德哲学的追随者身分出现并自称为康德主义者这个事实，同这种背离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行为有着非常自然的联系……


　　三　社会主义策略


　　民族要求


　　[39—41]　民族的口号和目标诱使工人离开自己的无产阶级目标。他们使不同民族的工人彼此分离，彼此敌视，从而破坏无产阶级的必要的统一。它们把工人和资产阶级联合在一个斗争阵线内，使他们相处在一起，从而磨灭工人的阶级意识，把无产阶级变为资产阶级政治的帮手……


　　因此，例如象恢复独立的波兰民族国家这样的国家-民族目标，在社会主义宣传中不应该占有任何位置。这并不是因为民族国家本身对无产阶级来说根本没有意义，——要知道如果由于俄国人的统治(它保护波兰资本家)而对剥削和压迫的仇视轻易采取民族仇恨形式来对待外国压迫者，那么对于培养明确的阶级意识来说是有害的，——而是因为在资本主义时代把波兰恢复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是一种空想。关于如何看待鲍威尔解决波兰问题的办法也是如此，因为这是在俄罗斯帝国的范围内解决波兰的民族自治。尽管这个目标对波兰无产阶级来说是合乎愿望的或者说是必要的，但目前是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现实的发展不决定于无产阶级认为对自己有必要，而决定于统治阶级的意愿。但是如果无产阶级有足够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意志，那么这种自治的价值比起它的导致社会主义的阶级要求的价值来是极其微小的。波兰无产阶级反对使它深受压迫之苦的实际政权——无论是俄罗斯政府、普鲁士政府还是奥地利政府——的斗争，作为民族斗争是不会有结果的；只有作为阶级斗争它才能达到目的。唯一可以达到的因而也是必要的目的就是：同这些国家的其他工人一起消灭资本主义国家政权并赢得社会主义。但是在社会主义下波兰的独立自主的目的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因为那时候没有东西阻碍一切讲波兰语的人联合成一个行政单位的自由。


　　因而，在对待波兰两个社会主义政党的立场上明显地反映出评价上的差别。鲍威尔强调说，他们两个党都有自己的理由，因为每一个党体现波兰工人本质的一个方面：波兰社会党体现民族感情，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体现国际阶级斗争。这是对的，但是这还不够。我们不靠过分客观的历史方法来解决问题。这种方法证明，如何理解一切现象或倾向以及它们如何从自然的原因中产生。我们应该补充说，这一本质的一个方面由于发展而在加强，而另一个方面则在缩小。一个党的原则以未来为依据，而另一个党的原则以过去为依据；一个代表伟大的进步力量，另一个代表起阻碍作用的传统。因此，对我们来说两个党是不一样的；作为在现实发展的科学中找到自己原则的马克思主义者，作为在阶级斗争中看到自己原则的社会民主党人，我们应该承认一个党正确，并支持其反对另一个党的观点。


　　上面我们已经说过，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民族口号没有价值。但是在民族要求中，有没有这样一些对工人来说也非常重要，因此必须同资产阶级一起奋斗来加以实现的要求呢?例如，无产者的子弟可以用祖国语言进行学习的民族学校是不是一种有价值的东西?对我们来说它们不是民族的要求，而是无产阶级的要求……


　　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


　　[42—45]　社会民主党的马克思主义策略是建立在对工人的实际的阶级利益认识的基础上的。社会民主党不允许拿各种意识形态来愚弄自己，不管它们看上去在人们心目中扎下的根子多么牢固……


　　我们可拿宗教作为例子。


　　宗教是过去的最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它企图统治无产阶级并阻止他们团结起来参加阶级斗争。不成熟的(unklare)社会民主党人看到了面前这种对社会主义来说巨大的阻力，可能会或者直接反对宗教，并证明宗教教义不正确，就象过去资产阶级启蒙家所做的那样，以便这样来破坏宗教的影响。或者相反，他们可能把社会主义冒充为改善了的基督教，冒充为宗教教义的真正实现，从而把基督教徒吸引到社会主义方面来。但是，只要他们这样做了的地方，这两种方法都没有成功；理论上攻击宗教不可能使它遭受任何损失，反而加强了反社会主义的偏见；换上基督教外衣也吸引不来任何一个人，因为人们心目中牢固保持的传统并不是随便的一般基督教，而是一定的基督教教义。所以很清楚，这些社会民主党人必定失败。由于这些做法引起的理论上的讨论和争论，有头脑的人把自己的注意力正是集中在抽象的宗教问题上，回避生活实际，在思维上加强意识形态的影响。信仰对理论论据来说是完全格格不入的；只有当信仰的基础，过去的生活条件消失时，人们才逐渐发展新的世界观，同时对旧的学说和教条产生怀疑。只有新的现实日益清楚地反映在意识中时，才能推翻过时的传统信仰；当然，为此，新的现实首先就应当被人们认识清楚。只有通过与现实的经常接触，人们的头脑才能摆脱传统观念势力的束缚。


　　因此，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党不想借助于理论的证据来反对宗教或者让宗教为自己服务。从而人为地活跃抽象的传统观念而不让它们逐渐消失。我们的策略是不断向工人解释他们的真正的阶级利益，清楚地向他们指出社会现实以及他们的生活，使他们的头脑愈来愈注意当今世界的现实。那时候旧观念在无产阶级的现实生活中再也找不到养料而永远自行消失。至于人们考虑理论问题，这对我们来说是无所谓的，只要他们能共同为新的社会经济制度而斗争就行。因此，社会民主党从来不谈也不辩论是否存在上帝或有争议的宗教问题；它始终只讲资本主义、剥削、阶级利益、必要性，以便工人们共同进行阶级斗争，这样它使人们的意识摆脱过去的不重要的观念，使他们注意今天的现实；从而使这些观念失去阻碍工人进行阶级斗争和实现自己的阶级利益的力量。


　　当然，这不是立即一下子可以做到的，人们意识中根深蒂固的东西只有通过新的力量的长期影响才能逐渐瓦解和消失。要到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的基督教工人大多数群众抛弃中派党的旗帜并转到社会民主党方面，需要何等长的时间啊!但是这不会使社会民主党迷途；它不打算通过对工人教徒的宗教偏见让步来加速他们的转化，它不允许让自己走上反宗教宣传的道路，没有因为成绩微不足道而失去耐心。它没有丧失信心，认为现实一定战胜传统；它坚定地遵守原则，不采取那种有可能比较迅速地取得成功的伪善的策略手段；它始终以阶级斗争来对抗意识形态。而现在它看到它的策略的成果愈来愈成熟。


　　民族主义的情况相类似，——不同的只是因为民族主义是比较新的、不太牢固的意识形态，未必需要防止犯采取抽象的理论来同它作斗争的错误，但是特别需要防止犯讨好和迎合它的错误。因此这里我们应该强调阶级斗争和唤起阶级感情，以便使注意力离开民族问题……


　　因而，如果想通过迎合工人群众的民族感情，把他们吸引到社会主义方面来，那是根本错误的策略。借助于这种民族机会主义好象只能在表面上把他们吸收到党里来，但是，对于我们的事业，对于社会主义观点，他们将是格格不入的；资产阶级观点仍和过去一样，将统治他们的意识。一旦到了关键时刻，必须在民族利益和无产阶级利益之间作出选择时，这个工人运动内部的弱点将会一下子暴露出来，就象它现在在分离主义危机中暴露出来一样。如果我们所凭他们匍伏在民族主义旗帜下，那么我们如何把群众集合到自己的旗帜下?只有当那些用另外的方式来决定人们的社会地位并使之分化的其他原则不再起作用时，我们的阶级斗争原则才可能占统治地位；但是，如果我们通过自己的宣传来提高对其他原则的尊重，那我们就是埋葬我们自己的事业。


　　当然，正如上面所说的，如果想直接进行反对民族感情和口号的斗争，那是同样错误的。凡是它们在人们的头脑里牢固地扎下了根的地方，不是通过理论论据可以予以消除的，而只有通过用以影响人们头脑的比较强有力的现实才能消除。只要一谈起这个问题，听众的注意力立即就转向民族的东西方面，而且他们只是用民族主义的语言来思考。因此一般地不谈这些事，对它们不作详细分析……


　　分离主义和党组织


　　[46]　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维姆堡代表大会以后按民族特征分裂了，而且每一个民族工人政党根据联邦制的原则同其他民族的政党进行合作。无产阶级的这种按民族的分裂没有引起多大的不愉快，而且许多人认为这是在一个明显地分为各个民族的国家内的工人运动的自然组织原则。但是当这种分裂不限于政治组织的范围，而是在分离主义的名义下扩大到工会时，这种情况的危险性就立即显得突出了……


　　{1897年[175]}


　　[47—49]　由于政治斗争是反对整个资产阶级的总斗争，所以在斗争中需要弄清楚世界观的最广泛的后果和最深刻的基础，而在工会斗争中，当论据和直接利益明显地摆在参加者的眼前时，用一般原则来吸引群众是不必要的，有时候甚至对保持斗争当时存在的统一可能有害……


　　{注意}


　　工会运动中的分离主义完全是党组织的民族自治的必然后果任何新起的工人运动都充满了资产阶级的观念，这些观念只有通过发展本身、通过斗争实践和日益提高的理论认识才能逐渐克服。对工人运动的这种资产阶级影响，在其他一些国家里以修正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面目出现，在奥地利必须采取民族主义形式[176]，因为民族主义不仅是最强有力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且在奥地利还对国家和官僚持反对派立场。民族自治——这不单是某一次党代表大会的错误决定，这种决定也许是可以避免的，这是发展的自然形式，这种形式是由于条件本身而逐渐形成的。


　　但是，在由于争得了普选权而建立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舞台和无产阶级成了重要的政治力量的时候，这种形势已经不可能没有变化地保持下来。现在应该显示出来，实行自治的那些党是否还仍然形成为一个真正共同的党。现在再也不能以虚幻的团结声明来回避了；今天需要更牢固的统一，从而使不同民族的党的社会主义派在实践上和事实上服从一个共同的意志。这样的考验政治运动经受不起；在它的个别部分民族主义已经深深扎下了根，以致它们觉得自己不仅同其他社会主义派，而且同样地，或者在更大的程度上，同本民族的资产阶级政党相近……


　　[50]　与民族相比过去曾是软弱无力的国家，由于大资本的发展而变得愈来愈强大有力。帝国主义还占领多瑙河公国，帝国主义的发展使国家握有愈来愈大的权力手段来实行世界政策，使群众肩负愈来愈沉重的军费和赋税负担，扼制资产阶级民族政党的反对行动和干脆不理工人们的社会政治要求。帝国主义必然大大地剌激工人们的共同的阶级斗争，引起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最尖锐的对立，使民族敌对的目标降低到完全失去其意义……


　　民族自治


　　[50—54]　如果说我们没有详细地分析民族主义的号召和口号并经常用阶级斗争的口号矛以答复，那么这根本不是说我们在民族问题方面实行一种鸵鸟政策。要知道这是些现实问题，它们占据着人们的头脑并坚持要求给以解决。我们要使工人们认识到，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支配一切的切身问题并不是这些问题，而是剥削和阶级斗争；不过其他的问题并不因此从现实世界消失，所以我们应当表明，我们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因为社会民主党不单单给人们以建立未来的国家的希望，而是在自己纲领中指明当前的要求，指明它打算如何解决今天斗争中心的每一个问题。我们不单单要使基督教徒工人同一切其他工人(不管其宗教信仰如何)联合起来进行共同的阶级斗争；在我们的纲领条文——“宣布宗教是私人的事情”——中我们向工人们指明道路，如何不进行宗教斗争和争论而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宗教利益。我们提出一切人有不受外人干涉进行宗教信仰的自主和自由的原则，去对抗教会的权力斗争，这种权力与它们作为统治组织的性质是不可分割的。这项纲领条文不提供每个具体问题的解决办法，但是包含总的解决办法，因为它建立了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它可以自由选择来调整各个具体问题的解决办法。当各种国家强制都消灭时，就没有任何维护和争论的必要了；宗教问题从政治范围被取消，交给人们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参加的组织来处理。


　　我们对待民族问题也采取同样的办法。社会民主党的民族自治纲领就是这方面的实际的解决办法，它能使民族之间的斗争变得空洞。由于实行人员原则(Personalprinzip)取代地域原则，民族被承认是组织，这些组织在国家范围内负责关心民族共同体的一切文化利益。因此每个民族有权独立调解自己的事情，即使它是少数；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必为竞向国家施加影响而一再地争夺和保持这种权力。这样就可以为完全停止各民族的权力斗争做好准备，这种权力斗争因无休止地妨碍议事而使整个议会生活瘫痪和难于对社会问题作任何研究。当资产阶级政党盲目地相互大吵大闹、没有前进一步，而且面对如何寻找摆脱混乱的出路问题束手无策时，社会民主党指明了实际的道路，指明需要用什么方式实现公正的民族愿望而不使彼此遭受任何危害。


　　但是这一切还谈不上这一纲领现在已经有实现的可能，我们大家相信，我们的要求即宣布宗教是私人的事情，以及我们在教育方面的大多数要求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国家来实现……民族——这不单是具有同一文化利益因而愿意同其他民族和平相处的人们的集团；民族是资产阶级为了获得国家的权力的战斗组织……实现社会民主党所要求的那种民族自治，其基础是民主的自我管理。但是，统治着奥地利的封建教权主义大资本军阀集团面对这种自我管理感到的只是恐惧，这是非常有根据的和自然的。


　　但是，资产阶级是否真的对停止民族斗争感兴趣?恰恰相反，他们最感兴趣的不是停止这种斗争，而是阶级斗争愈激烈，兴趣愈大。要知道，民族对抗象宗教对抗一样，是通过宣布意识形态口号分裂无产阶级、转移无产阶级对阶级斗争的注意力和预防无产阶级统一的最好的手段。资产阶级本能的愿望不允许无产阶级统一、明辨和有力量，它的这种愿望愈来愈成为资产阶级政治中的主要因素。在英国、荷兰、美国、甚至德国(那里容克的保守党作为一个纯阶级的政党占有特殊的不同寻常的地位)这样一些国家，我们看到：两大资产阶级政党，通常是“自由”党和“保守”党或“教权主义”党之间利益的现实对立愈消失，它们之间的斗争就变得愈尖锐，战斗的号召就愈响亮，由此可见，它们的对抗在于从过去的历史中产生的意识形态口号。谁公式主义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并因此认为政党仅仅是资产阶级集团利益的代表者，谁在这里就会对如下情况莫名其妙：在应当期待这些政党在对待威胁它们的无产阶级方面本该结成反动的一帮的地方，恰恰相反，看上去分裂变得更深刻更广泛了。这种现象的产生完全是因为资产阶级本能地感觉到，对无产阶级单是使用暴力不会有任何结果，最好是把无产阶级引入迷途，并借助意识形态的口号来分裂他们。因此，在奥地利各资产阶级之间的民族斗争变得愈空洞，斗争的规模发展得就愈大；统治者在瓜分国家权力时愈是躲在幕后，他们为一点民族的小事在公开的争论中互相攻击就愈激烈。过去每一个资产阶级都力图团结本民族的无产阶级，并使他们跟随自己，以便能用更大的力量去反对民族敌人；现在相反，反对民族敌人的斗争应当服务于把无产阶级团结在资产阶级政党的周围，从而阻挠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的建立。在奥地利，民族的战斗号召将愈来愈起着和其他国家里的“这里有基督教!”、“这里有信教自由!”这类战斗号召同样的作用，以转移工人对反映他们的阶级共同性和他们对资产阶级的阶级对抗性这样一些社会问题的注意力。


　　由此可见，我们未必能指望我们提出的实际解决民族争吵的办法将在某个时候实现，这正是因为这个解决办法会使民族斗争本身变得空洞……　只要社会主义的阶级意识还薄弱，民族对抗就会破坏无产阶级大军。归根到底，阶级斗争一定要越出民族争吵的范围而继续发展。实际上民族主义的决定成败的力量将不是通过我们的民族自治的建议(实现民族自治不取决于我们)来摧毁，而只有通过加强阶级意识来摧毁。


　　因此，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全部力量用来实行“积极的民族政策”，把一切都压在这上面，即压在实现我们的民族纲领上，以作为发展阶级斗争的先决条件，那将是错误的。这个纲领性要求，也和我们当前的大多数实际要求一样，仅仅是为了表明，一旦我们执政，我们会很容易地解决这些问题，并且在我们的解决办法明智的情况下更加尖锐地暴露出资产阶级口号的不明智。但是，目前资产阶级还占据统治地位，我们的明智的解决办法当然只能停留在纸上。我们的政策和我们的鼓动，其目的只能是：始终和仅仅进行阶级斗争，激发阶级感情，使工人们随着对现实的清楚认识而对民族主义的口号抱冷漠态度。


　　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40卷第264—289页


　　注释：


　　[172]　安·潘涅库克的小册子《阶级斗争和民族》(1912年赖兴贝格版)，列宁大概是在1912年底读到的。1913年2月他曾把这本小册子推荐给马·高尔基：“关于民族问题，现在有两本写得很好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小册子：一本是施特拉塞尔写的，一本是潘涅库克写的。想看吗，要不要我给您寄去?”(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6卷第243页)


　　列宁除在小册子上作了批注外，还另外写了几条关于此书缺点的意见(见本卷第382页)。——356。


　　[173]　奥·鲍威尔的《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一书于1907年在维也纳出版。列宁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提到和批评过这本书(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3、24卷)。——356。


　　[174]　指旧时加里西亚的乌克兰人。——359。


　　[175]　列宁在这里批的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维姆堡(维也纳)代表大会召开的年份。这次代表大会是1897年6月6—12日举行的。——377。


　　[176]　列宁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提纲》中引用了这一论点，那里说：“19.奥·鲍威尔的总结：


　　(α)唯心主义的民族理论


　　(β)民族文化的口号(=资产阶级的口号)


　　(γ)净化的、精致的、绝对的民族主义，包括社会主义


　　(δ)完全忘记国际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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