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保尔·果雷《正在死亡的社会主义和必将复兴的社会主义》一书上作的批注[12]

　　(1915年3月和9月之间)
　　正在死亡的社会主义
　　期待和失望
　　1914年8月1日，战争爆发了。在这个从此举世闻名的日子的前后儿周内，千百万人期待着。他们知道，在他们国内存在着庞大的社会党人的队伍，这些社会党人是依据道德协议在国际范围内联合起来的，而协议是在欧洲几个主要首都举行的代表大会上恢复的。
　　会发生什么事呢?通过的决议、领袖的声明和社会革命大军的热烈欢呼，会变成声势浩大的起义，象旋风那样扫荡罪恶的政府吗?
　　全世界惶惶不安。然后产生了失望情绪。这时曾对解放行动感到害怕的社会主义的反对者笑逐颜开了。他们摆脱了无产阶级给他们造成的种种忧虑之后，千方百计地嘲笑工人群众的软弱无力，在他们自己人中交谈所获得的印象，在忠于他们的报刊上顽固地、恶意地对国际的令人迷惑不解的立场说长道短。
　　我们象好同志应该做的那样，试图替我们在交战国中的朋友辩护，说这场背信弃义的战争的爆发象晴天霹雳一样，使他们措手不及，他们消息不灵通，在外交界没有自己的代表，在金融机构中没有可靠的人。但是，所有这些理由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我们觉得很不自在，我们的良心好象浸在混浊和虚伪的污水里。
　　过去和国际的决定
　　其实，要知道国际不是昨天诞生的。它有自己的过去和自己的宗旨。它有学说。它把在反对资产阶级一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中表现得非常积极和坚定的千百万无产者联合在自己的旗帜下。革命时代给人们留下了鲜明的回忆。每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都有自己的圣地，社会解放的第一批使徒就在那些地方倒下去。上一世纪在意大利、法国、德国、俄国等国家，广大人民群众受崇高的本能所驱使，或者由于经济斗争需要的推动，起来反对自己的阶级敌人，而不顾是否有成功的机会。他们的失败或英雄主义在当代成了人民群众的榜样和慰藉。革命光荣这笔财富就是这样产生的，无产阶级就是从这笔财富中得到鼓舞的。即使不带情绪来考察社会主义问题，工人阶级也决不会同意同自己的传统决裂或者抛弃能够把精力用来达到最崇高的目的的方法。
　　当然，对每一种局势必须采取相宜的行动。每种局势都要求一定的手段和合理地节省力量，这要视社会主义组织在实际领域中所追求的具体目标的重要性而定。但是，对特殊的局势必须采取特殊的措施。重病要用重药。当可怕的威胁使半个欧洲陷入绝望之中的时候，为了避免灾难，必须采取现有的一切手段并把无产阶级中蕴藏着的全部勇敢精神动员起来投入这一斗争。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代表大会作出的决定，它们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后制定了在战争可能爆发的情况下尤其应当执行的策略。
　　{很好}
　　早在1871年，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在拒绝投票赞成军事拨款(尽管德国当时处于合法防御的地位)之后强调指出了一个基本的真理：人民的利益和理想是不可能同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利益一致的，哪怕暂时一致也不可能。他们两人所采取的立场还证实了这一事实，即资本主义制度必然会使自己的国家卷入外部冲突，这些冲突不会破坏无产者的国际团结，也决不会使国内敌对阶级互相接近。
　　在社会党人中，任何人任何时候都没有对这两位同志的立场的绝对合法性提出过异议。
　　一些代表大会的决议甚至还走得远得多。它们不管有关国家议会代表所采取的立场而直接诉诸群众，并激励他们采取革命和起义的行动。
　　1907年在斯图加特一致通过的宣言中说，“一切‘相应的’(也就是有关的)国家的工人阶级的义务就是全力以赴，用他们认为最合适的，不言而喻，根据阶级斗争和一般政治形势的尖锐化程度不同而可能不同的一切手段来防止战争。”
　　宣言继续说，“尽管如此，如果战争仍然爆发了的话，他们的责任就是全力以赴迅速结束战争，并尽力利用战争引起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来唤醒广大社会阶层，从而加速资本权力的崩溃。”
　　三年后，在哥本哈根有两个法国社会党人向代表大会提出如下建议：研究“交通运输”的罢工(作为破坏动员的一种实际手段)的问题。这个建议被推迟到本应于1914年举行的维也纳代表大会上去研究。最后，1913年圣诞节社会党国际的成员们在巴塞尔召开了一个规模相当庞大的代表会议。他们在会上通过了一个新的、相当广泛的宣言，详细地规定了欧洲各国社会党的行为。宣言的结尾部分向各国政府提出欧洲战争对它们说来孕育着危险的警告。
　　{2[13]}
　　“让各国政府记住，在欧洲目前这种状况和工人阶级当前这种情绪下，它们如果把战争的福利雅[14]放出来，那是不可能不给它们本身带来危险的……
　　无产阶级认为，为了资本家的利益、王朝的虚荣，或者，为了秘密外交条约而互相残杀，是一种罪行。
　　如果统治当局促使欧洲无产阶级采取铤而走险的步骤，那么，它们自己要对由它们引起的危机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人们就是这样说的，这次代表大会在全体参加者的心中留下了难忘的回忆!
　　最后，我们要指出，这些不同的决议并未含有关于防御战和进攻战的任何议论，因而并未提出任何特殊的和民族主义的策略来代替公认的基本原则。它们力图用这种完全自觉的沉默来强调现代战争的主要是资产阶级的和财政金融的性质，以及对侵略国家无产阶级的革命热情的无限信任。
　　但是，可惜!尽管有了决议和愿望，有过去的历史和传统，经历过斗争年代和苦难的岁月，尽管存在政府的压迫和统治阶级的剥削，有过资本主义国际的明白无误的游行示威，有过那些年进行的社会主义的宣传，尽管有了这一切，但到处都仍然在最好的条件下进行了动员。军官们向无产阶级致贺，资产阶级报纸则用热情的语句赞美他们所谓的“民族魂”的复活。而这个复活的代价是使我们300万人丧生。
　　但是，从未有过一个工人组织拥有这么多交纳会费的会员，从未有过这么多的议员，办得这么好的报刊。同时也从未有过比这更卑鄙的、应当起而攻之的事情。
　　在关系到千百万人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一切革命行动不仅是可以容许的，而且是正当的；不仅是正当的，而且是神圣的。为了把我们这一代从血染欧洲的浩劫中拯救出来，无产阶级义不容辞的责任要求我们去尝试难以实现的事情。
　　既没有采取任何有力的行动，也没有表示愤慨，更没有采取导致起义的行动。
　　俄国、塞尔维亚和英国的少数代表继续忠于国际的原则。受到敌视奥地利的国民感情鼓舞的意大利无产阶级成功地贯彻了使本国统治者持中立立场的主张。这就是一切。
　　我们的敌人大叫社会主义运动已经破产。他们太性急了。可是，谁敢断言他们完全不对呢?现在正在死亡的不是整个社会主义，而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变种。这是甜蜜的、没有理想精神、没有激情、摆官僚架子、耍家长威风的社会主义，是缺乏勇敢精神．不敢大胆行动、热中于统计、同资本主义亲密无间的社会主义，是只知道改良、为了一碗红豆汤而出卖自己的长子权的社会主义，是替资产阶级消弭人民的愤慨情绪、某种自动扼制无产阶级的勇敢行动的社会主义。
　　人们指责我们软弱无能。正是上述这种眼看要浸染整个国际的社会主义应当在某种程度上对这种软弱无能负责。
　　德国的社会主义。它在人数上的强大，它在革命性方面的软弱
　　所有交战国的背叛了自己国际代表大会宣言的无产阶级都负有共同的责任。这种责任落在群众曾经寄予信任并期待他们提出口号的领袖的头上。
　　组织最完善、形态最完备，理论条条最多的德国无产阶级粗暴地违背了自己的职责。
　　事实上，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人力、财力和智力方面是无可争议的。为革命精神所鼓舞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本来是能够十分明确、十分顽强地抵抗军国主义行动，引导中欧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沿着这条唯一的生路前进的。
　　这里有几个数字。
　　1871年2名帝国国会议员候选人，共获得124000张选票。
　　1914年110名帝国国会议员拥有4250000选民。
　　关于参加工会的人数的材料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13年1月1日加入工会的工人有2560000人，每年交纳的会费总额达到8100万马克，或1亿法郎。
　　在德国各地区的议会中有206名议员，6157名市镇参议员在全国最偏僻的地区传播社会主义的真理。89家日报拥有150万订户，这些报纸每天除了传播信息外还传播学说。同时考茨基也在他的《新时代》杂志上向运动的领导人宣讲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最后，积极分子短训班每年都要培养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他们后来都是无产阶级大军的骨干。
　　这个有条不紊的无产阶级组织看来非常强大，它应当在适当的时机保证爆发出巨大的革命能量，使得我们德国同志的方法能在世界各国获得崇拜者和拥护者。此外，它的理论家的高度水平，以及对马克思的怀念(马克思的一些言简意赅的名句，无产阶级尽人皆知)，使德国社会党在国际中有巨大的影响。它能够比所有其他国家的党更有作为。人们期待它作出最大的努力。
　　但是，如果个人的力量因过严的纪律而发挥不了作用，或者如果“领袖人物”利用自己的影响只是为了能作最小的努力，那么人数多也毫无用处。
　　在负责的领袖们的影响下，德国无产阶级顺从了军事权奸的意旨，后备兵也穿上了军装；政府散布的关于其他国家的立场和它们似乎有好战的意图的谎言，麻痹了勉强看得出来的微弱反抗；国际的其他支部也被吓倒并采取了同样的做法；在法国，有两个社会党人竟认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是适宜的。这样，在代表大会上曾经郑重宣告，社会党人认为互相残杀是犯罪行为，但是六个月后，千百万工人加入了军队，并且开始那么坚定、那么热心地从事这种犯罪活动，以致资产阶级和政府一次又一次地向他们致谢。
　　德国社会主义的演变
　　德国社会主义究竟经历了什么演变才使111名帝国国会议员在1914年表现出来的尊严和勇气比1871年两个议员表现出来的尊严和勇气差呢?怎么会发生把革命行动经常挂在嘴上的无产阶级突然去拥护本国总参谋部的政策这样的事，又如何解释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还在企图替自己的立场辩护呢?
　　每个国家的工人群众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资产阶级中间流行的思想的影响。很难从工人中完全排除这种影响。而最近20年来，德国资产阶级变得非常现实：它力图攫取巨额利润，力图干一番大事业，力图保证自己在世界上占优势。1848年的德国死亡了，就象真正的自由资产阶级也死亡了一样。只是在某些国家，由于最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无产阶级才比在其他地方容易地摆脱资产阶级现实主义的这种有害影响。
　　尽管马克思学识渊博，但由于他毫不妥协地死守某种教条，由于他梦想通过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一个新世界，所以他给人们灌输了某种理想主义。然而似乎由于迫切需要的影响，德国社会主义最近10年来在沿着新的道路飞奔。伯恩施坦想讨论这种现象，他完全有根据地说，社会党由于自己的日常行动再也不能自以为具有马克思主义的不妥协性，而是执行一种民主的改良主义政策，他本人把这种政策称为修正主义。伯恩施坦遭到了严厉的谴责，考茨基借助于从马克思主义圣经中摘录下来的有关引文把他打倒了。但是，在保住了应有的体面之后，堂照旧执行它的“现实的政策”。
　　{不是这个词}
　　社会民主党成了它现在这副样子。它组织完善，体魄强壮，但是失去了灵魂。不幸的是，没有哪一个国际支部没有得这种传染病。揭露德国社会主义的错误，这决不是要把过失仅仅推到它身上，而是要警告我们大家注意特别是在德国民主派中出现的倾向给整个社会主义运动带来的危险。但是，我们不应忘记，在莱茵河彼岸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中，有一个人数不多的不妥协者少数派还保存着它的革命精神和纯学说的原则。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克拉拉·蔡特金等人以自己的行动证实了他们的独立和勇敢。但是这支勇敢者的队伍在工人运动中显然没有占压倒优势的影响。
　　组织是必要的，但它并非一切
　　德国社会主义的极其重要的特点，是它的辛迪加式的集中主义。如果说经济斗争的需要无情地迫使无产者联合起来组成大规模的联合会，那么，毫无疑问，这种组织形式也有许多不便之处，必须与之进行不懈的斗争。把广泛的全权交给委员会、官吏的日益增多、注意力集中在首先是保证吸收大量党员和保证定期交纳党费上——这一切，如果不采取措施，将扼杀个人积极行动和进行组织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是旺盛精力和激情的源泉。
　　当然，没有一定数额的官吏，强大的工人运动是无法想象的。这些官吏忠心耿耿地维护托付给他们的利益。但同时，他们不由自主地把一些并非始终符合群众的理想和思想的倾向和策略带给了他们所从事的事业。罢工失去了物质生活的要求和尽快解决社会问题的愿望两者兼而有之的“混合”性质。它们变成了旨在缔结新的集体劳动协议书的一种示威。这种实践使工人习惯于资本主义和工会并存的思想。既然归根结底问题在于提高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于是，人们便不知不觉地使工人的命运服从资本主义本身的命运。既然资本主义的繁荣保证使工人对希望得到的改善具有信心，所以人们开始希望“自己”“国家的”工业加紧发展而不惜损害外国的工业。这个在德国工人中非常流行的观念，使企业主们敢于说，工人阶级的幸福取决于本国资本主义的繁荣。由此可见，德国工人在战场上为德国帝国主义而战的时候，同时也就促进了他们的无产阶级经济运动的正常发展。
　　帝国国会议员罗·施米特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经验很快表明，调节劳动条件对工业也有利，即使这样做会使某些资本家的利益受到损害。统一的劳动条件使资本家便于经营和抵制不正当的竞争。由于抵制降低工资和工人之间的竞争，工人也保证能享受到那些优越性。通过缔结劳动协议书来调节劳动条件将给经济生活带来秩序和稳定。”
　　这就是说，工会运动应当以能使资本家的利润更加可靠为荣!社会主义的目的大概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范围内争取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存在并行不悖的最大利益吧?如果是这样，那就是抛弃了一切原则。无产阶级所追求的不是巩固资本主义制度，不是获得从事雇佣劳动的最起码的条件，而是消灭私有制，铲除雇佣劳动制。
　　今后怎么能忽视类似的使人民心灵麻木不仁并打消他们的革命激情的思想的有害影响。
　　德国工会运动的这种集中主义的和实用的性质，由于不太值得称道的等级制精神的影响，更加突出了。
　　大组织的书记成了重要人物。在政治运动中，议员、著作家、科学家、律师，总之，一切有学问同时又有个人虚荣心的人，他们所能造成的影响，有时简直是危险的。
　　工会拥有强大的组织和雄厚的财力，这使它们的会员滋长起行会习气。实质上具有改良主义性质的工会运动，其消极面之一，就是它改善雇佣工人中某些阶层或“人士”的境况。这就破坏了基本团结，使那些生活优裕的分子胆小怕事，有时唯恐“运动”会危及他们的境况、他们的收入、他们的资产。这样，工会运动本身就人为地把无产阶级分割成不同的等级。
　　这是否意味着强有力的组织的优越性带有虚幻的性质呢?当然不是!不过在这里有几样东西是重要的：鼓舞它们的精神，支持它们的热情，推动它们的干劲。正因为领导人把自己的精力全部集中到日常实际工作上了，所以群众本身、他们当中有觉悟的、易冲动的少数人必须经常对那些可能陷入次要工作的泥潭而不能自拔的人施加压力。必须经常使工会领导人保持警惕，提醒他们记住他们活动的基本目的和摆在他们面前的崇高任务。
　　谁敢断言，我们以上了解的那个德国工会运动不会给我们提供几千个能够吸引群众跟着自己走，并以自己的榜样在1914年7月的最后几天把自己的革命立场强加给中欧的无产阶级的暴动者?
　　现实主义政策的精神使我们受到巨大损害。我们自认为相当聪明，摆脱了我们认为同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不一致的理想主义。而这种实际常识却为我们的敌人效劳。
　　我们说，群众的行动是受他们的利益支配的。我们以为，只要抛弃阶级斗争的口号就能保证获得他们的支持和参与。
　　人民的行动始终是在同样程度上既受利益支配，也受感情支配的。
　　那些年的宣传决没有淹没这些朴素的声音。值得为此感到痛心吗?这会毫无益处。要知道，感情和本能是理想主义的天然向导。由于轻视这些自发性和勇敢精神的力量，社会主义的领袖们更不善于将它们引上需要的轨道，他们借助一种本能来反对另一种本能，借助一种感情来反对另一种感情。错误在于轻视对工人进行以全人类的本能来代替民族的本能、以团结精神来代替种族感情的教育。如果这样做了，按照人类最高愿望确定的无产阶级理想主义，在紧急时刻就能引导群众走上胜利行动的道路。
　　不过，非常聪明的“现实主义地”思维的领袖们不了解群众的心理状态。
　　我们说，一个给当代事件打上自己极端软弱无力的标志的社会主义的变种破产了，我们这样说难道不对吗?
　　你们不斥责任
　　我们不斥责任何人。为了复兴国际，必须以兄弟精神鼓励各国支部；但是必须指出，当国际面临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在1914年的7月和8月加给它的重大任务时，改良主义的、集中制的和等级制的社会主义呈现出一派惨象。
　　这种社会主义使人不由自主地想起一个生命的火花眼看就要熄灭的巨大躯体。
　　为了保证人性战胜野蛮，社会正义战胜有产阶级的无法无天，需要某种另外的东西。
　　必将复兴的社会主义
　　它的主要特点，爱国主义有什么用?　　
    明天的社会主义应具有哪些根本特点呢?
　　明天的社会主义将是国际的、不调和的和敢于造反的。这三个条件将保证它获得完全成功并引起对它的不调和的敌视，这种敌视将使社会主义经常保持在一种勇敢和坚强的状态中。
　　资产阶级非常喜欢侈谈祖国及其尊严。有时它表现出发自肺腑的感激之情。以操心选举事宜为动力的社会主义，在这方面所持的立场是极其暖昧的。但是须知，现在关于祖国的概念和从前关于外省的概念比较起来是否前进了一步，这是根本不重要的。对我们社会党人来说，只消从是否符合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和无产阶级的理想这两个观点来考察关于祖国的概念就够了。祖国通常是有疆界的领土，这种疆界是由于偶然性和战争后果确定的，或者按照外交家们的意志确定的。在现代社会中，对无产者来说，祖国只不过是一个行政领土单位，无产者生活在这片领土上感受到双重压迫：地方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国家权力机关的压迫。如果无产者偶然终身居住在那里，那么，他依恋故乡的原因，不是他的民族性，而只不过是个人的习惯，这种习惯同爱国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此外，祖国和它有时引起的那种特殊感情的存在这一事实本身，决不证明统治者所固有的掠夺欲望是正当的，也决不会破坏人类的基本的统一性。我们首先是人。可以说，我们的人的本质正是我们的忧愁和欢乐、我们的感觉和感受，一句话，我们的全部生活的泉源。我们的国籍只不过是资产阶级制度的条件加在我们身上的所有另外一些的、不胜枚举的负担之外的又一负担而已。社会党人不能有同全人类的感情相矛盾的独立感或民族感。整体优于部分，整体的利益高于构成这个整体的各个要素的利益。
　　此外，社会主义不能把祖国看作是某种真正统一的东西。在每个国家内，各社会阶级之间进行着剧烈的斗争，即使是瑞士的优秀的资产阶级爱国主义者也认为德国资本家比本国住六层楼的无产者好。爱国主义破坏人类的基本统一，并企图调和互相对立的利益，它根本不能获得工人阶级的哪怕最微小的自愿支持。它不是同国际社会主义的理想发生矛盾，就是同实业界(工商界、科学界)不想摆脱、也无法摆脱的国际主义的经常实践发生矛盾。
　　现代国家都供养军队。这些军队为各种不同的目的服务。它们构成一支应当维持国内秩序，也就是说，保证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的力量。因此，它们经常同工人阶级作对。此外，它们实质上是用野蛮的和粗暴的方式，即用武力来促进国际冲突的解决。因而，它们无论对无产阶级来说，还是对邻国来说，都是一种经常的威胁。
　　军队的存在强使人民遭受巨大牺牲，并使组成军队的千百万人服从残酷无情和实行压迫的制度。军队使政府摆脱采取比较合法的手段来解决自己的冲突的义务。军队是中世纪野蛮行为的残余和这种行为的完善化。
　　所有的地方都应当取消军队。忠于自己的国际主义这一民族自治的最高保证的无产阶级，到处都以自己的革命意志来同军队的存在相对抗。军队是战争工具，只有销毁这个工具才会出现别的解决争端的办法，而不是借助于纵火、暴力、屠杀和掠夺。
　　战争结束后，资本家会自己开始考虑裁军并着手瓜分从对世界进行经济剥削中获得的利润，为此目的，他们将进行亲密合作。但是他们想保持后备军，以便保证自己能够在方便的时候进行打击。只有我们的方法才能提供明显的保证，以防止只是由于有军队才证明自己的存在是正当的封建贵族重新掌权的可能性和防止在社会冲突中使用军队的可能性。只有经常处于反对派地位的、始终“在形式上”一贯勇敢无畏的无产阶级的内部积极力量，才能制止统治阶级的好战本能，使统治阶级变得软弱无力。
　　被比利时的不幸事件(没有人不对它表示同情)深深吸引住的社会党人要求改变我们对军队和军事预算的立场。是否需要提醒他们，他们现在惊恐万状地在被战争破坏了的国家里所看到的，正是军国主义的果实。我们根本不用在准备进攻或防御方面拒绝向政府提供帮助的办法，而是用在每个国家内违反国家的愿望建立民主的，革命的群众力量的办法来为和平和团结各国人民的事业服务。这一任务将主要落到大国肩上，但是小国——正是因为它们小——也关心建立新的、通过应有的司法权来调解冲突的制度，对这一点没有人会反对。
　　最后，有谁敢说，在巴尔千和被兼并的国家里有待解决的民族问题应该用武力来解决?只要指出在每场战争之后外交家们多么厚颜无耻地瓜分领土这一事实，就足以拒绝这个想法。
　　由此可见，不管我们持什么观点，即使对资产阶级特别感兴趣的任何一个问题也都不轻视，大屠杀还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忠于自己的过去——我要说，自己的本能——的社会主义，应重新成为国际的和反军国主义的，并在那些帝国主义情绪特别强烈和帝国主义军队特别强大的国家加强自己的宣传。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它才能为人类的理想服务，使暴力手段无法使用。它还将为建立新社会制度的事业服务，办法是削弱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抗力量，而这个制度的支柱就是军队。
　　不调和就是力量
　　议会制度的实践，立刻实行改良的愿望，担心吓跑胆小怕事的聪明人——这一切使社会主义失去了它昔日的不调和精神。
　　许多人断言，这类机会主义是非常狡猾的东西。我们不会迷失方向。我们回顾一下各种学说的历史。它们在什么时候有影响呢?是它们顺从政府当局的时候呢，还是它们表现得特别严厉的时候呢?基督教在什么时候丧失了它的价值呢?难道不是在君士坦丁保证它的收入，不但不再迫害和处死它的教徒，反而让它穿上镶金绣银的宫廷侍仆制服的时候吗?
　　如果说基督教在16世纪又有了一点力量，那么，这难道不是由于不调和精神的复活吗?这种精神使它起来反对统治者和主教们。
　　从那以后，基督教便丧失了创造精神。作为这个世界一切强者的廷臣，基督教保存下来的只是富贵人家的奴仆干活时的那股利索劲。
　　一位法国哲学家说过下面的话：那种披着华美的外衣而没有棱角、没有大胆精神的思想，是僵死的思想。其所以是僵死的，是因为这种思想到处流传，成了众多的庸人们平常的精神财富的一部分。那种令人惊愕、使人难堪，从而激起一些人的不满、愤怒和敌视、激发另一些人的热情的思想，是有活力的思想。
　　注意很好
　　当然，社会主义还没有疲惫到这种程度；它还处于上升时期，不过这一时期充满着政府的憎恨和上流社会人士的厌恶。然而我们要警惕。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中热情正在消失。其所以消失是因为他们再也不相信什么了。既不相信姗姗来迟的改良，也不相信没有到来的革命。那就让我们把新的信徒的热情带到我们的行动中去吧。需要相信。相信象了解一样必要。要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目的不仅将通过自己正滑向深渊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和缓进化来达到，而且也会由于战斗精神的不断复兴而达到，由于永不减退的热情而达到，这种热情使许多改良措施中虚构的物质福利从属于体现伟大革命传统的巨大幸福。
　　这种充满信任和激情的不调和性，并未使任何行动瘫痪，而是把强大的激情灌注给它们后，使它们具有生机。
　　社会党人应当不断进行造反，但是他所以造反，不是由于他个人遭到灾难或不公平，而是由于他意识到了社会所造成和认可的不平等现象。
　　这种精神状态促使社会党人不是去幻想，而是去行动。他不会轻视任何一种行动。他会根据需要和情况找到愈来愈多的行动机会。他深信，社会问题是复杂的，必须彻底了解它的含义，因此他将不纠缠于经济科学的基本概念，并将避免用蛊惑人心的夸夸其谈的方式来吹嘘庸俗的见解。他希望用人民自己的努力来解放人民。他愿意看到人民是伟大的，他力求把人民变成主人，并因而想把人民武装起来。他希望在目前一切都对人民有利的东西全部属于人民。他希望立刻实行改良，不是通过同对手进行长期、巧妙的谈判取得的改良，而是迫使被对立的、充满热情和勇敢精神的群众的存在吓倒的资产阶级拱手让出的改良。
　　{拥护改良！！}
　　把工人和知识分子联合起来的社会主义，在自己的队伍中拥有无数多种多样的气质的人。所有这些人都会有用处的。他们是务实家和理想主义者，聪明人和傻瓜。但是，稳健并不排除热情，而热情并不排除理智。在利用这些和那些人的时候，我们要经常记住法国统一社会党党章中的一句说得非常恰当的话：“社会党不是主张改良的党，而是主张阶级斗争和革命的党”。
　　既然在科学进步已达半个世纪之后，现代社会带给我们的是中欧的300万战死者，向几百万雇佣工人保证的是没有安全、自由和欢乐的生活，难道社会党还能成为别的什么党吗?
　　人群无精打彩地在人生的道路上徘徊。他们顺从地跟在……别人后面走。社会主义的事业就是要把造反这个唤醒意识和复兴世界的神圣病毒注射到他们的静脉中去。
　　在我看来，必将复兴的社会主义就是这样。
　　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40卷
　　第325—338页
　　【注释】
　　[12]保尔·果雷的小册子《正在死亡的社会主义和必将复兴的社会主义》于1915年在洛桑出版。在此之前，果雷曾于1915年3月11日在洛桑就同一题目作过专题报告。
　　列宁是在该书出版后不久就读到它的，他在书上作了许多记号和批语。列宁对该书非常赞赏，专门写了《一位法裔社会党人诚实的呼声》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10—18页)，详细分析了它的内容。他还认为传播这本小册子具有巨大意义(同上，第47卷第147、150、154页)。——36。
　　[13]列宁在这里纠正了小册子里的一处错误：巴塞尔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不是在1913年，而是在1912年举行的。——38。
　　[14]福利雅是罗马神话中居住在地下王国里的复仇女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埃里尼斯。——39。
　　

责任编辑：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1/1208/652448.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