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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文荣:一位记者眼中的联合国

2011年12月14日 09:58

 

 

(本稿为速记实录,未经报告人审核。作者观点不代表宣讲家网立场。未经宣讲家网站同意,请勿转载。)

 提要:钱文荣作为新华社一名“老牌驻外记者”结合自己在联合国的所见所闻,以举事例的手法,深入浅出地为我们勾勒出一幅丰富多彩的联合国画卷:一是国际风云变幻的晴雨表;二是各国政要、媒体的博弈场所;三是记者们的天堂。

联合国是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1945年10月24日在美国加州旧金山签定生效的《联合国宪章》标志着联合国正式成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存在着一个类似于联合国的组织“国际联盟”,通常可以认为是联合国的前身。截止到2011年联合国拥有193个会员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大、最重要、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国际集体安全机制的功能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那么,新华社记者在联合国看到了什么?做了什么?下面,我结合自己的经历,谈谈作为一名新华社驻联合国记者感受到的联合国。

一、 联合国是国际风云变幻的晴雨表

对于在联合国上演的一系列国际风云变幻,我重点选取四个事例介绍一下。 

事例一:苏联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的1987年提出了“新思维”,包括调整苏联对美国的政策,同年第42届联大召开的时候,苏联代表团在联大会场的记者当中散发了在《真理报》上刊登的按照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写的题为《安全世界的现实和保证》的文件。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就是要把过去苏联在联合国对美国采取的“你赞成我反对”的对抗态度转换成与美国协作的态度,与此同时,美国也调整了在联合国对苏联的政策。针对美苏关系的暧昧,我于1987年撰写了一篇题为《美苏对联合国的政策发生变化》的文章,文章对美苏关系的变化进行了客观描述、评说,对我国确定对联合国、苏联、美国的政策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全文被刊登在《瞭望》杂志上,美国人看到以后立即进行了全文翻译并作为内参。

事例二:1988年时任联合国第五任的秘书长德奎利亚尔说,这是充满着最吉祥和平前景的一年。当西方世界举杯把盏欢度1979年圣诞节之际,苏军在空降兵的配合下,以10多万人的兵力,兵分两路对阿富汗进行武装入侵,如果说入侵阿富汗是一夜之间完成的,那么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到1988年苏联政府宣布从阿富汗撤军,差不多用了9年的时间。另外,1980年9月22日,伊拉克为沙特阿拉伯河这块有争议的河流,借口抵御“伊斯兰革命”,悍然向伊朗发动军事进攻,从而引发了旷日持久的“两伊战争”。“两伊战争”实际上是一场“马拉松”式的消耗战,伊朗与伊拉克之间的战争持续了8年之久,最后在安理会的斡旋下,1987年一致通过第598号决议,要求两伊立即无条件停战,后经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及其助手的多次斡旋,两伊同意从1988年8月20日起全面停战,这是两伊从战争走向和平的重要转折。此外,在联合国的斡旋下,纳米比亚问题、西撒哈拉问题、塞浦路斯问题获得了转机,推动了事态的良性发展。面对这种世界格局,我于1988年写了题为《国际风云变化中的联合国》,这篇文章的核心思想讲的是世界多极化趋向,发展中国家的作用日渐上升,同时多极化的变化促使了超级大国对联合国态度的转变,由此成为促成联合国复兴的重要因素。

事例三:1989年苏联解体前夕,美苏在联合国协作的态势进一步明朗。原来苏联代表团在联合国中凡是涉及到发展中国家利益的,一般来说是与中国站在同一立场上,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但是到了1989年,苏联基本不再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主要考虑美苏之间的关系,由此引起了发展中国家的担忧。为此,我采访了当时的联大主席加尔巴(尼日利亚人),问他到底怎么看这种新的变化,同时也采访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一些领导人,认为美苏缓和在一个角度来说是好事,但是美苏的缓和并不能保持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对此,加尔巴援引了非洲的一个谚语,“两头大象打架的时候,周围的草地会遭殃;而当两头大象做爱的时候,遭殃的还是周围的草地”。美苏对峙的时候,在一定程度上苏联是站在发展中国家利益一边的;美苏合作的时候,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益,都不再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基于这种变化,我于1989年写了一篇题为《美苏合作与第三世界的担忧》文章。这篇文章出来以后影响比较大,美国媒体持续两个礼拜对这篇文章加以评论。当时的苏联外交部长罗高寿访华抵达北京机场后,面对外国记者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对《美苏合作与第三世界的担忧》这篇文章是怎么看的?我觉得记者在联合国里边除了写日常的新闻报道、消息、发言以外,你一定要使中国乃至世界读者了解国际社会到底发生了或是要发生什么,这非常的重要。 

事例四: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军队入侵科威特,推翻科威特政府并宣布吞并科威特。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在取得联合国授权后,于1991年1月16日开始对科威特和伊拉克境内的伊拉克军队发动军事进攻,主要战斗包括历时42天的空袭,在伊拉克、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边境展开了历时100小时的陆战。多国部队以较小的代价取得决定性胜利,重创伊拉克军队,伊拉克最终接受联合国660号决议,并从科威特撤军。之后,美国总统老布什在联大提出“建立世界新秩序”,实际上就是建立美国领导下的世界新秩序。“新秩序”在联大一经提出,引发了激烈辩论,当时有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两种对立的立场。美国提出建立世界新秩序,是从统治世界的角度提出这个问题的,发展中国家反对这个观点,发展中国家认为世界新秩序应该是在公正、平等、合理的基础上建立起来,而且应给予发展中国家以足够的地位,而不是由哪个超级大国来领导,这就提出了联合国到底向何处去的问题。当时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佛利卡在联大会议上强调,对发展中国家来讲,维护主权是发展中国家的最后一道防线,美国提出的所谓“新秩序”实际上是要侵犯我们的主权。对此,我于1991年写了题为《从联合国看世界格局的变化》的文章,后来又在美国的报纸上发表了题为《两种对立的世界新秩序观》的文章。

二、联合国是各国政要、媒体的博弈场所

每年特别是联大期间都有大批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部长及其他方面的高级人员聚集在联合国,为本国的利益奔走、发言,使得联合国成为各国政要、媒体的博弈场所。

事例一:温家宝总理根据当前国际背景下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在今年联大有针对性地对国内问题进行了5分钟的演讲,内容主要包括:第一,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这两年国际社会出现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声音,由此提出要中国承担超出自身能力的国际责任,国内有些学者、媒体也鼓吹中国不再是发展中国家了,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针对这个问题,温总理特别着重讲了,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当然是要承担国际责任,但是只能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承担国际责任。这是要明确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使国际社会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第二,温总理强调中国仍然坚持改革开放。现在我们强调要扩大内需,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担心,中国扩大内需以后是不是就不再对外开放了?如若引发了西方国家的这种担心,那么,我们吸收外资就要受到影响,这将影响我国的经济建设与发展。所以温总理重申,中国坚持改革开放长期不会改变;第三,针对这两年西方舆论乃至政治家们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炒作说,中国强大以后也要称霸,温总理重申了毛泽东同志与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中国永不称霸”,但是针对当前中国发展的良好态势,温总理这次用了另外一种表述,即“中国绝不走强国必霸之路”;第四,关于国家主权、领土完整问题,温总理讲到,中国要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中国在领土完整、维护主权,祖国统一这三大问题上,绝不妥协、绝不退让。这是针对今年年初美国给台湾售卖武器以及“钓鱼岛事件”。

事例二:面对伊朗核问题,美国要对伊朗进行第四次制裁,中国与俄罗斯反对,特别是中国坚决反对。如果按照美国年初提出的制裁方案,中国在伊朗的利益将受到很大的损失。制裁方案是要禁止任何国家向伊朗买石油,也禁止任何国家把汽油卖给伊朗,还要冻结任何国家与伊朗所有的军事往来,这样,中国的利益将受到很大的损害,因此,中国外交部在中央领导的指示下履行了否决权。最后,对伊朗的制裁仅仅还是限制于它发展核武器的范围之内。

事例三:1981年前的10任秘书长几乎都是发达国家的人,发展中国家唯一入选的一次是一位名为吴丹的缅甸人。吴丹于1959年担任联大副主席,1961年9月,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因飞机失事身亡,由此1962年11月30日,吴丹当选为联合国第三任秘书长。1981年时任驻联合国大使林庆(林庆大使是林则徐的重孙),向中央提出建议,这一届联合国秘书长人选必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这个建议得到了中央的批准,中国的这个目标在联合国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热烈支持。为此新华社联合国分社接连写了两篇书评,分别是《谁应该出任联合国秘书长》、《坚持磋商和斗争》。当时参加竞选的秘书长有两位,一位是已经连任两次且当时执政的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奥地利人),他要竞选第三次;另外一位是当时坦桑尼亚的外交部长萨利姆。中国坚决支持萨利姆担任秘书长,美国还有当时的苏联支持瓦尔德海姆,这就造成了双方在安理会投了16次否决对方人选的否决票,结果迫使瓦尔德海姆退出,继而萨利姆也宣布退出。在双方磋商过程中,西方国家看出中国一定要由发展中国家入选本届联合国秘书长的立场,所以此后磋商提名的9位候选人全部属于发展中国家,最后推选了时任秘鲁外交部长的德奎利亚尔。从德奎利亚尔开始至今的三任联合国秘书长分别是加利(埃及人)、安南(非洲人)、潘基文(韩国人)。在政治博弈的过程中,达成了这么一项制度,不能说谁是发达国家,谁有钱就当秘书长,必须要按地区轮换轮流,这样有了发展中国家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的机会,这是中国对联合国作出的一个重大贡献。

事例四:常驻联合国的记者很多,我在职的时候,常驻联合国的记者大概有450人,最近我看减少了一点,在联大期间,一般到会采访的记者超过2000人,但是每一位到联合国采访的记者首要的事情是想办法采访到联合国秘书长或是联大主席。相比而言,联大主席比较容易采访到,因为秘书长实在太忙了,每年联合国秘书长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达3800多次,平均每天要参加10.5次会议,此外,秘书长每天还要约见4到5位驻联合国的大使,在联大期间还要召见各国领导人,因此,在联大期间你要采访到秘书长是很不容易的,通常在这种忙碌的情况下能够专访到秘书长的大部分是发达国家的媒体,诸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洛杉矶时报》,它们具有不成文的采访优先权。截止到我离开前的1992年初,我作为新华社驻联合国的一名记者三次采访到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很有意思的,这也跟时代背景有密切的联系。

 

第一次采访:标志着伊朗与伊拉克战争结束的598号决议也改变了在联合国美苏对抗的面貌,由此使得联合国本身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觉得如果能在联合国发生转折的时候采访到秘书长,会对我国领导人乃至老百姓更深刻地了解联合国很有意义,于是我就递交了申请。一般地,递交上去的申请要两个礼拜才能得到答复,而我的申请却很快地得到了秘书长的同意。联合国有一个由副秘书长负责的新闻部,时任副秘书长的是名为阿卡西的日本人,他通过秘书处通知我,第二天就见秘书长。面见时,我坐下来很简单地表示了感谢,而德奎利亚尔秘书长的回应却令我出乎意料,他不是直接说,你有什么问题就提吧,而是先讲,我们非常重视和赞赏新华社的报道,感谢新华社对联合国的支持。据我所知,在德奎利亚尔秘书长面见其他国家的记者包括纽约时报的记者时都不会说这种话。原因在于在联合国的报道当中,西方国家很少报道第三世界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在联大的发言以及联大的各种要求,他们都是挑选报道的,对于落后的、或者是对美国的利益具有挑战性方面的内容,他们的报道是寥寥无几。新华社每年把所有发展中国家发言的稿子分门别类地整理出来,客观地加以报道,譬如说对于伊朗问题、朝鲜问题、中东和平问题,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分别是什么,专门给以报道。可以说,关于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里边表现的报道量,新华社是第一位的。德奎利亚尔秘书长多次在秘书长会议上提到新华社报道的作用,要求大家一定要看新华社的报道。完成了第一次采访后,我的采访风格得到了新闻部领导的表扬,说你的采访准时,提的问题非常简洁明了,抓住重点。

第二次采访:1988年第43届联大开幕的时候秘书长更忙了。当时提出采访申请的时候,我给德奎利亚尔秘书长写了一封信说,你实在太忙的话,就请书面回答我的问题,同时我附了所提的问题。结果德奎利亚尔秘书长很快就通知我去,我以为他只是给我一个书面的答复就完了。事实是,新闻部说,秘书长说,按照你的书面要求,他做了书面的准备,你可以拿到他的书面材料,但是秘书长还是要见你,于是我借机又问了5、6分钟的问题,结束之后,他又一次称赞了新华社客观、真实的报道。我曾亲眼看到包括《纽约时报》、《美联社》有很多不符合实际的报道,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报道。在“海湾战争”期间,联合国每天都要收新华社的相关电传,正值“海湾战争”紧张的时候,突然接收新华社电传的机器坏了,德奎利亚尔秘书长无法看到来自新华社关于“海湾战争”情况的及时报道,于是他要求新闻部立即通知新华社修复机器。因为伊拉克入侵了科威特,在美国的主动要求下安理会通过了598号决议,授权有关国家把入侵科威特的伊拉克军队赶回去,但是并没有授权攻打伊拉克,然而,在具体实施打击的过程中,布什总统打到了伊拉克。这场战争虽然有安理会的决议,可是具体实施打击的主力是美国,因此当新华社提供报道的电传机出现故障以致使得联合国无法及时收到相关的实战报道,德奎利亚尔秘书长很着急,面对激进的战事,德奎利亚尔秘书长公开说,这场战争不是联合国打的,是美国人打的。当时海湾战争打的很多记者都没有了,但是新华社记者还在,当时唯一一位留在巴格达名为安奈特的美国记者撰写了一篇文章说,美国轰炸了巴格达郊区的一家化学武器工厂,而不是其它报道所说的面粉厂,此后,安奈特被定为美国的叛徒,失去了工作。这就是美国新闻自由的真相。我并不是全盘否定美国的新闻自由,但是至少这件事情清楚地表明美国新闻自由的限度。所以,德奎利亚尔秘书长一定要看新华社的报道。

第三次采访:在我第三次提出采访申请的时候,新闻部告诉我现在已经有240多人递交了采访申请,这表明我根本没有希望马上获得采访权。但是,那时联合国的一件偶发事件又一次地促成我成功采访德奎利亚尔秘书长。原联合国难民高级专员是位挪威人,因为他要回国担任外交部长,于是就辞掉了这个职务,因此,联合国秘书长要挑选一位新的难民高级专员,当时挑选了时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达亚尔(印度人),在公布之前,联合国秘书长对此与各国进行了磋商,突然有一天,《纽约时报》驻联合国的一位名为路易斯的首席记者写了一篇报道,说德奎利亚尔秘书长在搞裙带风,然后又对达亚尔的能力进行了诋毁,对此联合国新闻部在记者吹风会上进行了驳击,为此我用英文写了一篇题为《联合国的一场风波》的文章,记录并反映了事实真相。文章发表之时恰巧是我提出采访德奎利亚尔秘书长申请的时候,因此德奎利亚尔秘书长马上通知新闻部,优先考虑我的采访申请,所以说这场风波使我赢得了采访的优先权。虽然我写文章揭露了事实真相,但是由于美国人的反对,达亚尔没能继任难民高级专员,最后由日本的绪方贞子接任了难民高级专员职务。

三、联合国是记者们的天堂

根据以上两点我们可以看出,联合国对记者来说是一个采访的最好场所,简而言之:第一,联合国是国家领导人聚集最多的场所。就今年联大来说,有140多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总理)参加会议,联大会议最多的一次将近有180位国家领导人参加,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际组织都无法比拟的。这就给了记者接触、采访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了解他们思想观点的机会,成为记者们最好的采访机会。我在联合国一共呆了8年,8年当中我采访的国家领导人不下40、50个,之前我在非洲工作了4年,就是东非范围之内。来到联合国,我的眼界进一步拓宽了,获得了在新平台上了解世界、观察世界的机会;第二,联合国是新闻信息最丰富的源泉。所有的国际风云变换、重大国际事件几乎都在联合国获得了反映,也因为有如此众多的政治家、国家领导人在联合国进行博弈,联合国成为了记者们的天堂。

另外,总结多年从事记者工作的经验,我谈谈做一名新华社驻联合国的记者需要有的一些基本功:一要有政治信念和政策水平。即便你对马克思主义不甚了解,作为一名新华社驻联合国的记者至少要热爱、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我们看到美国记者有的时候批评政府,但是他们有一条基本原则,就是要维护美国的核心利益、价值观;政策水平是说要充分了解中国政府的政策,特别是中国政府对联合国的政策。现在我们一些年轻的记者一味地追捧西方新闻观,急功近利地抢新闻,盲目地采写吸引读者眼球的文章,离开或是忽视政策观念,那是当不好记者的,尤其当不好新华社驻联合国记者;二要有分析判断能力。每天在联合国都会发生很多事情,这就需要凭借你的政治修养、政策水平去分析判断,这不仅使得我们对事情有一定的准确判断,还会有效影响读者并为国家政府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决策;三要有广博的知识面。联合国除了涉及政治问题以外,还包括科学、技术、文化、经济、环境诸方面的问题。比如说裁军,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核武器使用的监督、监测,这就需要具备非常丰厚的技术知识与法律知识;四要有外语能力。在联合国是,你要学会听懂各种各样的英语,另外联合国里边有6种官方语言,如果你能够懂得并且精通多国语言,对于你在那里从事工作会非常的有利。譬如说关于中东问题的22号决议要求以色列撤出被占领土,对于“被占领土”在英文原稿中有“the”这一定冠词,但是后来美国人把“the”去掉了,这样,意思就大相径庭了,由原来“从所有占领的领土全部”撤出变为“不是所有占领的领土”撤出,至今以色列还是没有全部撤出巴勒斯坦,如果按照现有决议来看是没有疑义的,这就是一个字符的威力。作为一名记者你要读出这些内涵;五要有交朋友的能力。对于记者来说,稿源获得的重要途径是靠各国驻联合国代表团、驻大使馆官员提供,你要跟他们做朋友同时你要在联合国记者当中有威信,这样就可以优先得到稿源。当然我得到的东西也交换,这样一来,你就会始终保持信息畅通而且非常灵通,这是非常重要的;六要有超强的记忆力。伊朗革命胜利以后的首任总统霍梅尼第一次到联合国做演讲,当时我带了一名助手,要求他带一个录音机去并对这次演讲做报道且将演讲报道全文发回国内。结果记者招待会结束以后,他要写稿子了,一打开录音机,发现录音机内没有装录音带,幸亏作为记者有随身记笔记的习惯,当时在演讲现场我也记了几句,最后凭我较强的记忆力,按次序回忆出大概99%的内容,解除了燃眉之急。此外,在做访谈采访时,一般是谈几个小时,信息量比较大,之后要求必须及时整理出来,这同样要靠较强的记忆力;七要有采访技巧。拿记者提问来说,我认为记者提问一定要提到要害上,是对问题研究后提出的核心问题。比如说对于汶川地震有一则采访,记者问受访者,当时你去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人家都去了,还怎么想的,这是要人家讲出无私精神的话语,我认为这不是问题的实质。我认为对于采访的事件,记者必须要有充分的研究,这是记者采访当中很重要的东西。此外记者还要有谦虚、正直、稳重、真诚的基本素质。

我认为记者跟历史学家不一样,记者是一个时代的见证人,历史学家往往是在一件事情发生以后再进行分析、考证。记者面对的是现实发生的事情,有些事情特别是在国际斗争当中真伪难辨。记者除了写现实的新闻以外,还要写判断、分析性的文章,包括评论、通讯,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经得起时代的考验。《纽约时报》报社给了我一本叫做《世纪》的书,其中收录了20世纪报道的世界上发生的重大事件,你看了以后就会完全很清楚地了解到20世纪是怎么过来的,中间经历了哪些波折。记者每天所写的东西很多,其中对于重大事件的书写要经得起历史学家的验证,这是关键。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1/1214/65555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