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五中全会前瞻之一：“十一五”传给“十二五”什么样的接力棒？

［人民日报编者按］准确地判断和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改革的进程，及其可能的发展趋向，为国家宏观决策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始终是中国经济学界最重要的任务。在十七届五中全会即将召开之际，面对“十二五”的到来，为更好地把握未来，需要对包括“十一五”在内的迄今为止的经济发展和改革进程，做出分析和判断，探讨我国在“十二五”期间，需要着力关注和解决的问题。人民网邀请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的教授们，就“十二五”规划可能涉及的相关热点问题，如，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农民工市民化的出路、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推进工业化面临的挑战，转变发展方式、区域协调发展等专题，谈谈他们的看法，以供读者参考。

如果说，从“一五”计划开始实施工业化战略，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就是一场拼体力、拼智力、拼耐力的接力赛，那么“十二五”时期无疑是最关键的一段赛程。把握过去才能更好的展望未来。在讨论“十二五”规划建议的同时，我们也需要冷静思考“十一五”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问题。

“十一五”规划是我国第一个国民经济发展战略规划（之前是发展计划），它顺应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立足科学发展、着力自主创新、完善体制机制、促进社会和谐。“十一五”期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绩斐然，几乎所有的指标和目标都顺利实现，在22个主要定量指标中，“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等15个指标属于“超额完成”或“提前完成”。特别是党和国家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自然灾害、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大幅提升；我国成功举办了北京奥运会、新中国成立60周年庆典、上海世博会等重大活动；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民生，在社会保障建设、公共医疗事业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突破。但是在创造辉煌的同时，我们发现，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也日益凸显，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不仅成为“十二五”规划的重要内容，更是完成“十二五”规划面临的巨大挑战。

问题一：经济高速增长，但经济结构失衡

2006年--2009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10.7%，大大高于“十一五”规划所要求的7.5%，到2009年中国已提前实现“十一五”规划所要求的经济增长目标。国际上热议的“中国奇迹”、“中国模式”的核心内容不外乎是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惊讶与赞叹。正如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所说的：“世界上还从未出现过如此大规模而又持久的经济增长。”但是，正如一辆高速行进的列车，我们最大的隐忧和担心是，它突然失去控制而戛然停止，甚至出现翻车的危险。而这种隐忧和担心主要来自结构的失衡。首先是供给结构问题突出，特别是一、二、三产业比例不协调。农业基础较弱、工业大而不强、服务业发展滞后；其次，需求结构问题突出，投资消费关系不协调。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导致消费低迷，内需严重不足。同时，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失衡。经济社会发展在空间上的不平衡，使边疆稳定、社会和谐受到了严峻挑战。

问题二：蛋糕做大了，但蛋糕的分配存在不公平

2009年，我国人均GDP突破3600美元，已处于迈向中等收入国家的临界线。正如一些学者所分析的，我国经济属于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在偏好“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的问题也逐渐凸显。按照联合国的贫困标准，中国至少还有一亿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下。近几年，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之间分配关系呈现较为明显的失衡状况，劳动报酬增长速度长期低于GDP增长速度，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都有扩大的趋势。

世界上一些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由于收入分配差距大、城市化以大规模贫民窟为代价、社会矛盾突出等问题，导致了这些国家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我们需要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成功实现转型。因此，“十二五”规划的着力点应该转到把提高居民收入、缩小贫富差距、富裕人民群众作为重点任务。

问题三：完成了工业产品的数量积累，但国际竞争力不强

“十一五”期间，我国形成了庞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工业化主要产品产量居世界前列。按照国际标准工业分类，在22个大类中，我国制造业占世界比重在7个大类中名列第一，15个大类名列前三。2008年高技术制造业规模已位居世界第二。计算机、移动通信手机、抗生素、疫苗等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

但是，我国工业产品的竞争力不强特别是创新能力不足制约了我国成为工业强国。目前，我国制造业技术对外依存度较高、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上基本处于价值链的低端。我国制造业行业利润率和资本回报率呈逐年降低态势。另外，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中国制造业在质量上与发达国家仍存在差距。2009年我国R&D（研究与开发）占GDP的比重1.52%, 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家平均达2.29%。科技进步贡献率比发达国家低20-30个百分点，科技成果转化率比发达国家低50-60个百分点。

问题四：民生大幅度改善，但公共服务领域发展滞后

“十一五”期间，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改善民生问题。涉及民生的2个约束性指标，即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人数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目前都已完成“十一五”规划目标。在预期性指标中，由于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高等教育的发展以及较好的经济增长，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008年已实现或接近实现预定目标。

但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我国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投入明显偏低，导致公共服务发展滞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2008年中国医疗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为4.4%，社保与就业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为10.9%，此两项合计占比为15.3%，比人均GDP3000-6000美元阶段国家平均31.4%的水平，低了16.1个百分点。

问题五：城市化率大幅度提高，但城乡二元结构突出

2008年我国城镇化率提高到45.7%，城镇人口增加到6.07亿，城市化率以每年接近1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但是城市化提速的同时，农村问题也日益突出，优质耕地大量流失、农业经营者老龄化、兼业化，留守儿童增加，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等等。同时，我国从90年代以来的高速工业化进程，吸纳了数亿农村劳动力到城市就业，但这些人口并没有真正融入城市。一些大城市的城乡结合部“栖息”着大量流动人口，身份差异带来的歧视、群体冲突加剧等，积累了诸多社会问题。

城市化的本质是人口的城市化，通过农村人口到城市从事非农经济活动，一方面提高了要素配置效率，增加了国民财富；另一方面也因此融入城市化进程，分享现代城市文明。因此，“十二五”期间，我国城市化的主要困难是农民工的市民化。通过体制机制的设计，真正解决“两栖人口”问题，实现工作人口变成工作和社会人口。

问题六：节能减排成绩显著，但生态文明建设压力较大

“十一五”规划把节能环保作为约束性指标提出，并将具体指标分解到各个地方作为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我国采取大力淘汰落后产能、推广节能减排新技术等一系列措施，主要污染物的2个约束性指标基本完成。据测算，“十一五”单位GDP能耗降低20%的目标亦能完成。

但同时我们应该看到，生态环境状况出现局部改善，能源资源和环境压力对发展的制约总体上还没有缓解，有些方面仍在加剧。我国工业能耗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70%，石油、铁矿石、铝土矿、铜矿的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超过50%)，我国政府已经提出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约束性指标，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付出巨大努力。

问题七：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完善，但改革任务艰巨

在“十一五”规划中，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改革的关键和重点。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行政体制改革有所进展，但仍没有实质性突破。例如，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还没有理顺；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尚未到位，垄断行业改革进展缓慢；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干预过多，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还比较薄弱等。特别是为了应对金融危机，防止经济下滑，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出现了“重发展、轻改革，重政府、轻市场”的趋势，严重制约了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因此，“十二五”时期，我国要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型、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形成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发展都有赖于体制的进一步创新与改革的深入推进。

“十二五”期间，改革最大困难在于权力和利益的调整。因此，政府自身的改革是重中之重。要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明确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职责范围，探索建立各级政府事权与财权平衡的体制；尽快启动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控制政府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大幅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强化政府在完善收入分配体制中的基本责任；解决基本公共产品短缺的矛盾等是改革的重点。

问题八：国际竞争的硬实力增强，但软实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概念，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所谓软实力，是相对于经济、军事等硬实力而言的，它以精神产品为主要表现形式，是一个包括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多种内容的文化体系。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不同，就在于除了经济、技术等硬指标之外，还包括着居民生活质量、人口素质、教育水平、文化水平、社会保障、生态环境等软指标，因此，转变传统发展模式，就是要把更多的软实力因素纳入到经济社会发展体系形中来。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的：“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

在“十一五”期间，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经济的硬实力得到显著增强。但是软实力的落后却严重影响了经济整体效率的提高和社会的进步。例如，中国企业缺乏创新能力导致了企业竞争力不足，文化、服务等第三产业的落后导致了我国产业结构的不合理，环境污染增加了社会治理成本，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缺失使老百姓缺乏安全感从而制约了内需。因此，进一步提升我国的软实力应成为“十二五”时期的重要内容。

五中全会前瞻之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十二五”的核心任务

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政治经济学室   李省龙

在我国“十一五”与“十二五”相交之际，世界经济已逐步步入了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可以肯定，世界经济将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大调整时期。其间，全球经济将低速增长、供求结构将发生较大的变化，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将日趋加强，世界经济及国际贸易的发展将更具不确定性。

为适应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世界经济的新变化，保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和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实现经济的整体转型。因此，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将是我国在“十二五”期间所面临的最重大的任务。

在当代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指要在集约型经济增长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包括产业优化升级、节约能源资源、保护改善环境、分配合理、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在内的经济发展总体方式的历史转型。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的现实问题来看，要推动中国经济的快速转型，就必须实现五个历史转变。

1、必须实现从注重增长速度的高速经济增长到注重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益的适度、稳定和持续增长的历史转变。为此，必须积极采取措施，防止陷入中长期低速经济增长、甚至经济停滞的困境，保持足以稳定和促进我国现代化发展所必要的适度的快速增长，不再不惜代价地追求与以往类似的高速经济增长。必须在经济适度增长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改革30年来所获得的经济、体制成就，尽快转向整个经济社会的科学化发展。当前最重要的是，必须在业已抑制了因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国内经济增速下滑的趋势之后，明确地确立注重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益、立足中长期持续稳定发展的战略方针。

2、必须实现从外需带动型经济发展到内需拉动型经济发展的历史转变。为此，必须充分认识这一转变的内涵和意义。在外需减弱，国家投资不可能长期托盘的情况下，只有扩大内需，充分发挥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的优势，利用众多人口所形成的市场规模和结构转换所带来的极其巨大的增长空间（据测算，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率每提高3-5个百分点，即可使万余亿元的商品进入消费），才能使我国经济保持比其他国家更长的快速增长时期。其中，积极扩大消费需求最为紧迫和重要。必须积极增加居民收入，特别是要侧重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必须积极消除制约居民消费的体制性障碍，大力培育消费热点，稳定扩大住房等大宗消费，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必须完善相关消费政策，优化消费环境，加强城乡消费服务体系的建设。

3、必须实现从技术引进依赖型经济到自主创新支撑型经济的历史转变。为此，必须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中心，积极推动原始创新、应用创新和高端创新，激励与引导自主创新，举全社会之力为向自主创新经济转变提供有力的支持。必须确保我国能在以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低炭技术、绿色经济等为内容的新一轮经济发展中取得领先地位，抢占全球经济发展新的制高点。

就创新的主体来说，关键要解决好自主创新的动力特别是激励机制的问题。一方面，要通过激发创新主体的爱国热情和民族精神来调动其自主创新的积极性，一方面，要充分运用市场机制的作用，通过利益机制调动起其创新的积极性。其次，还应通过积极的科学的组织和引导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要积极提升科技创新园区在资产、资源、环境、技术、人才等方面的集聚创新能力；要组织开展重大科技攻关，解决制约发展的重大技术难题；要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相结合，促进产业链上各环节的合作，推动联合创新；要以实施重大科技专项为契机，整合科技资源，突破制约工业发展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要形成技术创新、标准与知识产权的良性互动。

4、必须实现从资源高耗型经济到资源节约型经济的历史转变。为此，必须以降低发展的资源成本为核心，积极建设资源节约型的国民经济体系。必须将节约优先和效率为本作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的国民经济体系的核心，全方位地提升资源节约在社会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大力强化资源节约的政策导向，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开发和应用资源节约技术，全面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必须将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低炭经济作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的国民经济体系的重要途径，形成社会、区域和企业三个层次相统一的循环经济体系。必须将节能、节水节地和资源综合利用作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的国民经济体系的重点，大力推进资源的综合利用。必须将保护环境、保障安全作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的国民经济体系的基本要求。积极改善与调整现有的资源消费结构，积极保障资源供应的战略安全，积极开发利用海外资源。

5、必须实现从生产能力提高型经济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型经济的历史转变。为此，必须加快产业升级，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必须推进企业兼并重组，尽快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国际竞争力。必须积极推进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化，促进不同区域产业的协调发展。

五中全会前瞻之三：“十二五”时期推进我国工业化的关节点

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政治经济学教研室  曹立

据预测，2020年前后，中国将基本实现工业化。因此，“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工业化推进的关键时期，推进工业化的任务是如何从一个工业大国转变为工业强国。但是由于资源环境的压力，推进工业化仍然面临严峻挑战，需要在技术创新、结构创新和制度创新方面下功夫。

一、“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工业化推进的关键时期

“十一五”结束时，中国工业化进入中期向后期的过渡阶段。也就是说，现阶段我国整体上已经从一个农业经济大国，转变为工业经济大国，但还不是工业强国。一方面，我国形成了庞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工业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绝对主体地位。工业总量规模不断壮大，我国工业品产量居世界前列。我国已经成为工业对外贸易大国，工业制成品出口占绝大部分，工业化主要产品产量居世界前列。另一方面，中国工业增加值率不高，工业品国际竞争力不强。我国工业增加值率（增加值占总产值比例）仅为26.5％，而发达国家一般在35％以上，美国、德国等先进国家超过了40％。由此可以判断，“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工业化推进的关键时期，这就意味着：其一，基本完成了工业数量扩张的任务后，实现工业质量提升，成为世界制造业强国是这个阶段工业化的核心任务。其二，现代服务业将成为提升制造业水平、推进城市化和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主要途径，需要快速发展。

二、 “十二五”时期中国工业化面临四大挑战

（一）快速推进工业化面临资源的压力

从“十五”时期以来，我国的工业化就面临着能源和其他重要资源的约束。主要原因是：第一，我国正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这是资源需求量上升最快的时期。第二，13亿人进入工业化中后期所消耗的资源，即使是使用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规模也是前所未有的。第三，我国的资源利用效率不高，在许多方面浪费惊人。第四，我国在许多资源禀赋上处于劣势，人均拥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石油、铁矿石等重要资源新增量的多数依赖进口已成定局。这样无疑加大了我国在资源问题上的压力。

（二）环境约束增强

一方面随着工业规模的扩大排放相应增加，2009年，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化学需氧量分别占全社会的84.3％和34.4％。；另一方面，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使环境正在成为体现生活质量的一种产品，人们对环境污染的容忍度降低。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纷纷倡导发展低碳经济，把转变能源消费模式为主的经济模式视为“新的工业革命”。面对全球低碳经济转型的背景，我国推进工业化面临空前的环境挑战。可以说，工业是中国推进节能减排、实现节能目标的主攻领域。

（三）传统比较优势渐失的挑战

随着全球化与技术变动速度的加快，比较优势必须通过竞争优势才能体现出来。传统生产要素在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性发生了逆转：天赋的自然资源由于新材料、新能源的开发利用而不再成为强有力的竞争要素、资本富有和贫乏的界限由于资本市场的开放也变得模糊、劳动力因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提高而克服了数量上的不足。这些新变化使得传统比较优势受到挑战，而真正构成比较优势来源的要素是知识与技术，所以，基于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在逐渐削弱的同时，寻求可持续的动态比较优势是我国推进工业化的关键，也是挑战。

（四）工业化推进面临制度障碍

我国推进工业化受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双重控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由于产权控制、目标差异导致了产业趋同与重复建设，甚至国内市场的分割；较长时期以来，由于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地方为了追求地方短期GDP和财政收入的增长，不少地方政府通过降低税收、扭曲劳动力价格和土地价格，吸引外资，导致各地产业结构雷同，相同制造业供给过剩，没有形成差异性分工，市场分割，限制要素的流动和分工聚集。

三、“十二五”时期推进我国工业化进程需要路径创新

基于中国工业化面临的内部和外部的约束条件，“十二五”期间，继续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工业大国到工业强国的转变是这个阶段的根本任务。为此，需要在我们在创新能力、产业升级和制度创新上下功夫。

（一）培育技术创新能力

创新是中国能否真正“后来居上”的关键和决定性因素。只有通过技术创新，才能提升中国制造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的有利地位。2006-2009年，我国技术对外依存度由60%下降到50%左右。2006-2009年，全国科技进步贡献率由41.9%提高到46.5%,提高了4.6个百分点。但是，与发达国家仍然有差距。因此，培育自主创新能力是我国推进工业化的关键环节。在“十二五”时期，尽快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加快制定技术创新各项政策的实施细则；为企业创新成果转化并赢得市场创造条件；加快金融与技术创新的紧密联系。

（二）加快产业升级

一般来说，产业升级有三种形式。一是产品技术的换代升级。二是在产业链上向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领域延伸。三是创建新兴产业。基于重大科学发现和发明而产生的将改变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新产品和由此产生的新的产业群。

“十二五”时期，加快产业升级。一方面必须使我国的制造业从简单的加工装备向现代装备业转变，延伸制造业的价值链，如开发设计、供应链管理、售后服务和金融服务；另一方面，培育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2010年9月8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目前已经确定七大产业：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发展潜力巨大，因此，需要发挥市场基础性作用与政府引导相结合，科技创新与产业化相结合，推动产学研结合，把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和支柱性产业。

（三）推动制度创新

改革开放后形成的“中国模式”要做重大调整。要改变“两个过度倾向”，即改变过度投资倾向和过度的外生增长倾向，这就要求在制度安排上做出调整。同时，要继续推进所有制结构创新，尽快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不合理制度，注重金融体系的制度建设，推进政府自身改革，推进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五中全会前瞻之四：拆除农民工市民化障碍的根本出路在于制度创新

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政治经济学教研室   石 霞

目前，我国在城乡两栖流动的农民工大约1.3-1.5亿人，正处在代际交替的过程中，第一代农民工由于年龄、知识、家庭等原因，逐渐开始离城返乡，第二代农民工成为主力军。“十二五”时期，如何使两代农民工能够进的来，留得住，使他们成为市民，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面临的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难题。

一、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障碍

（一）巨额成本，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最大障碍

据有关研究测算，每转变一个农民成为城市市民需要支付成本约为2.5万元，那么，以2亿农民工及家属来计算，至少需要支付5万亿元。如果新增一个城市人口，小城镇2万元，中等城市需要3万元，大城市6万元，特大城市需要10万元，按照农民工60%在地级市以上的大中城市务工计算，把2亿农民工及家属市民化最低也需要10万亿元。这还是指城市基础建设及住房建设方面的投资，如果加上农民工的培训、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等投入，保守地估算也会超过10万亿元，约占2009年GDP的30%左右。很显然，在一定时期内，要承担如此巨额的经济成本，超出社会承载能力，是有很大难度的。

（二）能力不足，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障碍

农民工市民化的能力是指农民工可以获得在城市中足以安家和维持生活需要的收入。农民工由于素质的原因，就业困难。随着我国工业化的升级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劳动力的需求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对体力型的劳动力旺盛需求，转变为对技能型劳动力的需要，而农民工基本上是体力型的劳动力，尽管出现就业机会，农民工也难找到工作。比如，近几年，我国发达地区的出现的“民工荒”就是典型的“技工荒”。农民工一般都在不稳定的非正规岗位和低工资行业就业，比如，制造业、建筑业、社会服务业、住宿餐饮业、批发零售业及居民社会服务业等行业，平均工资年收入1.5万元以下，月收入在1500元以下。同时，企业用工的“青型化”，也导致很多40岁以上的农民工找不到工作。据资料显示，2009年春节前，受金融危机影响失业返乡的农民工约有2000万人。回乡后就失去重新回城就业机会的几乎都是35岁以上的中年农民工。由于农民工城市生活能力与就业年限、工资高低直接相关，为此，中年农民工或者说第一代农民工基本失去在大中城市市民化的机会。有研究表明，假定社会保障制度健全，农民工要工作30年，才有可能勉强支付退休领取养老金之前年份的日常开支，同时可以购买建筑面积为60平方米的经济适用房。2006年时年龄在30岁以下的农民工才有市民化的可能。据2009年统计，1.4亿外出农民工中，近40%的农民工年龄在30岁以上，这部分人不具备市民化的能力。“居不易”：农民工市民化的直接障碍。农民工市民化最大的成本就是城市居住成本。如果农民工不能居家进城、安居乐业，就谈不上市民化。目前，城市房价步入上行快车道，加大农民工市民化的难度。据研究表明，2009年上半年农民工的房价收入比为22.08，而农民的房价收入比为29.44。 笔者调查中西部地区10个县城的房价收入比，按每平方米3000元价格计算，农民工的房价收入8-9，农民房价收入比是11-19，都超过了6的合理区间。如果未来我国城镇化率要达到80%，城镇人口将增加5.6亿人，其中5亿人是从农民向市民转化，大中城市农民进不去，长此下去，县城农民也难进去。如此高的房价会堵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路。

二、制度创新，是拆除农民工市民化障碍的根本出路

城乡二元制度安排，是造成我国人口“不完全城镇化”的主要根源。因此，必须以制度创新为突破口，推进城镇化。以农民工市民化为主线推动制度创新。破解城乡二元制度，是一个系统工程，应遵循“先易后难、先低后高、先急后缓”的原则，从围绕降低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提高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入手，实施制度创新。

一是要推进教育制度的创新。首先将1500万暂居城市的农民工子女，还有5500万留守儿童，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以培养他们城市生活的能力，同时，降低农民工的生活成本，间接提高农民工市民化的能力。要实行“同区、同校、同费”的平等原则，接纳农民工子女就近入托、入学并免收学费；对于考上大学的农民工子女给予较高的助学金，以维持学生生活，保证其安稳地接受高等教育。其次，对于农民工实行技能培训，将就业前培训、转岗培训及在职培训制度化，政府都应拨专款用于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延续其工作生命周期和提高工资水平。

二是要住房制度的创新。“居不易”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最大的障碍，住房制度创新是重头戏。首先，将农民工在城市固定务工10年以上者，纳入经济适用房建设规划，扩大经济适用房的建设，增加经济适用房的供应量，允许农民工购买，并允许农民以农村房屋及宅基地作为抵押物向银行贷款购房。对于农民市民化压力大的地区，中央政府应该有专项资金，支持地方政府进行经济适用房的建设，缓解地方的财政压力。其次，把农民工纳入廉租房建设计划中，加大各地廉租房的建设，为农民工安居提供条件。同时，控制好廉租房的租金，把廉租房租金与最低工资挂钩，以保证农民工租得起“廉租房”。再次，控制好城镇的房价，尤其，要关注中小城市的房价，避免县城房价步大中城市的后尘，“涨升四起”，堵了农民工进城最后的路。目前，第一代农民工由于城市就业困难、家庭拖累以及思乡情节等原因，自愿或被迫还乡。这些人有一定积蓄并愿意在生活成本较低、社会认同度高、环境宜居的县城或小城镇安居养老，应该提供多种制度安排，将他们留在县城或小城镇。应允许有条件的县城，开展宅基地换安居房的试点，既推动宅基地的流转，又实现农民工“有产转移”。

三是要农村土地制度的创新。土地既是农民的财产，又是联结农村的纽带。怎样让农民“有产转移”，又要防止市场风险及强势群体的盘剥，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两难困境。首先，坚持土地承包制，维护农民的土地承包权，通过建立土地合作社、土地银行、互助组织，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推动耕地的流转和规模经营，从而实现土地价值形态与生产资料形态的分离，使农民的承包权与使用权的分离，保证农民拥有获得土地流转和增值的权利，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允许农民工按照自己的意愿转让承包权。其次，允许农民宅基地确权流转。宅基地是农民的居住用地，目前，不允许买卖和流转，已经不适合城乡一体化的需要，要进行创新。第一，确认农民宅基地的权利。把宅基地的永久使用权交给农民，在“一户一宅”和面积的符合政策规定的情况下，宅基地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归农民所有，宅基地可以买卖，可以继承，是农民的永久物权。第二，建立农民宅基地流转机制。允许在城市中有稳定职业、户口迁往外地的农民工，用宅基地换作价换经济适用房或者转让、出租、抵押。第三，政府要制订关于土地流转的相关法律和政策，对于集体所有制的成员权给予重新的界定，并对制订流转规则、流转收益分配、流转的税收等进行具体的规定，以保证土地有序、合理的流转。

当然，农民工市民化还要涉及医疗保障、就业制度、户籍制度等多种制度的改革，需要逐步推进，不能一蹴而就。

五中全会前瞻之五：扩大居民消费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着力点

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政治经济学教研室  王天义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关系我国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要完成这项战略任务，必须按照中央有关精神，以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为着力点，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促进经济发展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一、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就是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主要支撑

居民消费需求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推动力。市场经济说到底是需求推动的经济。在开放的条件下，推动经济发展的需求包括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三大方面，由此，人们也往往把消费、投资和出口看作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在这“三驾马车”当中，投资需求是中间需求，出口满足的是国外需求，只有居民消费需求才是我们所讲的国内最终需求。在我们这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国家，居民消费需求是总需求最主要的部分。因此，作为经济发展基本推动力的是居民消费需求。

居民消费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从中长期经济发展来看，没有消费需求支撑的投资将成为无效投资，而无效投资是无法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增长的，这一点已为我国多年的实践所证明。不仅如此，居民消费需求还是防止经济剧烈波动的稳定力量。因为，它的波动相对平缓并且往往滞后于投资需求的波动，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投资需求波动给国民经济带来的动荡。比如，在投资需求迅速上升时，由于居民消费需求上升相对缓慢，限制了投资需求增长的空间，使投资需求最终不得不放慢增长速度直到回落。而在投资需求迅速下降时期，则由于居民消费需求下降缓慢，在投资需求下降初期，消费需求下降很少甚至维持不变，具有一种自发地遏制经济衰退的作用。所以，居民消费需求的相对稳定性是经济周期性波动的重要制约因素。

扩大居民消费需求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这里讲的“人”就是最广大人民，这里讲的“本”就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保证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不断增长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人民的根本利益集中体现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因此，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就是我们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的主要体现，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

二、居民消费需求不断下降对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带来的严重影响

目前，在我国需求结构中，投资率偏高而消费率偏低。根据我国长期经济发展的经验来看，我国现阶段的消费率在65%左右，其中居民消费率在50%左右比较合适。但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近年来我国消费尤其是国内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消费率由1992年的62.4%下降到2008年的48.6%，其中居民消费率由1992年的47.2%下降到2007年的35%，为历史最低水平。与此相对应，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在下降，由1992年的72.5%下降到2007年的39.4%。与其他国家的消费率相比，我国的消费率明显不足。1993年到2004年，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消费率为78.4%，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消费率为73.5%，低收入国家为81.2%；而我国这一时期的年均消费率不到60%。

消费率不断下降，使得经济增长不得不越来越多地依赖于投资和出口的强力拉动。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投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GDP和消费增长速度。2001年至2008年，我国GDP的年均增长速度为9.9%，而按累计法计算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高达21%。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2000年的22.4%急速增加到2007年的40.9%；同时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由65.1%下降到39.4%。这种状况使得消费与投资的结构性矛盾更趋突出，不利于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在消费不足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的另一个重要拉动力是出口。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对外贸易一直保持顺差，特别是2005年以来，顺差急剧增加，2007年顺差达到2622亿美元，致使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上升。投资和出口的快速增长对我国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这种发展模式也带来了一系列弊端，给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首先，高投资引起的能源消耗快速增加，给环境造成巨大压力。2007年我国GDP约占世界的6.04%，但能源资源消耗量达到26.6亿吨标煤，占世界消耗总量的15%。最近10多年来，我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废水排放量等都增加很快，有些地方已超过了环境的承载能力；不少江河水系受到污染，湖泊出现富营养化。

其次，外贸摩擦越来越大。外贸为我国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暴露出日益严重的问题。目前，我国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资源型和低附加值产品，其中大约有90%是贴牌产品。比如，我国纺织服装出口占世界贸易总量的24%，但自主品牌不足1%；我国彩电、手机、台式计算机、DVD播放机等产品的产量均居世界第一，但关键芯片要依赖进口；我国企业必须将手机售价的20%、计算机售价的30%、数控机床售价的20—40%支付给外国专利持有者。我国出口量大，但得到的盈利并不多。这种现状，使得我国不得不更多依靠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依靠资源能源的大量投入来换取微薄的利润。由于我国对外贸易和国际收支的双顺差，外汇储备大量积累，造成与贸易伙伴国的摩擦加剧，贸易条件恶化。

最后，由于投资冲动和出口冲动引发资本流动性过剩，可能形成资产泡沫、通货膨胀和消费物价指数上升，导致我国整个金融体系变得脆弱。当出现外部或者内部冲击的时候，就有可能出现严重的系统性风险。要防止出现这种后果，防止经济快速发展的态势出现逆转，根本的出路就在于扩大居民消费需求。

三、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性转变

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前提是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通过调整分配结构，“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所占的比重，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整顿分配秩序，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制度，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消费能力”。可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重要途径。

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调整的就是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关系。目前，人们对分配不公的抱怨，多半是指初次分配的不公平。所谓初次分配，是指生产经营单位对其经营收入进行的直接分配。它不仅包括创造国民收入的物质生产部门对社会净产值的直接分配，而且包括非物质生产部门在内的所有单位的直接分配。初次分配公平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层面和各个环节能否正常运行。国民收入经过初次分配，形成居民收入、企业收入、政府收入，合理调整这三者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关系，是扩大居民收入的一项关键措施。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是与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密切相关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初次分配是按照生产要素市场价格决定的分配，政府一般是不干预的。从目前情况看，我国虽然已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尚不完善，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还未形成，劳动者在初次分配中还没有多少话语权，职工工资增长机制还不健全。而且，大量存在的垄断经营和混乱的分配秩序都会使初次分配关系出现扭曲。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必须做到：一要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度，确保工资按时足额发放；二要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随经济增长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三要加强国家对企业工资的调控和指导，发挥工资指导线、劳动力市场价位、行业人工成本信息对工资水平的引导作用；四要通过完善法律法规、深化改革和宏观调节，规范初次分配秩序。

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加快建立和完善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相补充的覆盖全体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的又一项重要措施。第一，要坚持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加快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积极探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第二，在认真总结各地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发展社会医疗救助，同时，要尽快普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第三，进一步健全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提高保障水平，解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形成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祥和风貌，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良好的社会氛围和社会条件。

五中全会前瞻之六：城镇化，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突破口

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政治经济学教研室 石霞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的城镇化水平有了很快的提高，从1978年的17.92%，上升2009年的46.6%，目前，已有将近6亿人口生活在城镇，大约2.3亿农民走向非农产业，其中1.3—1.5亿生活在城市。城镇化加速大大地推动了国民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但是，我国的城镇化与世界各国的城镇化不同，受城乡二元制度的制约，人口城镇化过程被割裂为劳动力的职业转换与身份转变两个阶段，目前，仅完成了农民向农民工的职业转变，还没有实现农民工向市民的身份转变，形成“就业在城市、户籍在农村；劳力在城市，家属在农村；赚钱在城市、保障在农村”的“不完全的城镇化”的特征。这种“不完全的城镇化”，不仅削弱了城镇化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还影响和谐社会的建设。因此，加快城镇化必然成为我国城乡一体化的突破口。

1.加快城镇化进程，解决我国城镇化的滞后问题。

我国城镇化滞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滞后于工业化发展水平。从国际经验来看，当一国进入工业化后期，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的时候，城镇化率大概在55-60%之间。在我国，2009年人均GDP已达到3711美元，但是城镇化率仅为46.6%，比工业化后期城镇化应有水平低了10-15百分点。另一方面城镇化率虚高，不能反映我国真实的城镇化水平。在2009年我国城镇化化率46.6%中，由于统计口径的原因，把在城镇居住半年以上的人口都统计为城镇人口，其中包括户籍在农村的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人为地拔高了城镇化的水平。对于这部分人口，目前还没有直接的统计数据。有学者采用两种办法进行估算：第一种办法是按农业人口与乡村人口之差推算。2006年按户籍统计的农业人口为89162万人，按常住地统计的乡村人口为73742万人，相差的15420万人，被“虚增”为城镇人口，使当年的城镇化率“虚高”11.7个百分点。第二种办法是按普查中登记住户人口与常住人口之差推算。据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2006年末全国农村登记住户人口为87768万人，其中常住人口为74576万人，全国农村登记住户人口中有13192万人常住在城镇，使当年的城镇化率“虚高”了10个百分点①。这样来看，我国实际城镇化水平应该在36%左右，滞后于工业化后期应有城镇化水平20-25个百分点。这种状况，严重削弱了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

2.加快城镇化，解决内需不足问题。

城镇化可以从两个方面拉动国民经济的发展。一是可以促进投资需求的扩大。据测算，每增加一个城市居民，城市需要新增固定资产投资50万元，如果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年投资需求就增加6.5万亿元。据中国宏观经济学会测算，2010—2015年，城镇化带来的固定资产投资可达到9万亿元。如果要在20 年间，把1.3亿农民工市民化，城市每年需要建设保障性住房650万套（户均80平方米，共5.2亿平方米），拉动相关57个产业增长，创造2000万个就业岗位②。 二是促进农民消费需求的增加。农民消费份额与其人口比例是极不对称的，7亿农民在全国消费品市场所占份额仅为33%，而占全国人口43.9%的城镇人口，却占67%。目前1个城镇居民的消费量相当于3个农民消费量之和。如果我国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会有100—120万人口从农村转到城市，由于城市人口的消费是农村的2.7-3倍，约拉动最终消费增长1.6个百分点。如果7亿多农民大部分人都能达到现在一般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我国内需不足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

3．加快城镇化，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

农民工问题，是我国在城乡二元制度下推进城镇化的必然结果。这种“不完全的城镇化”，只完成城镇化的一半任务，即农民向农民工的转变，今后还要完成另一半任务，即农民工向市民的转变，真正实现人口的城镇化。如果按照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计算，2020年城市将新增3亿人口，其中2亿是农民工及子女，未来20年我国城镇人口的50%是农民工及其子女，确切地说，是第二代农民工及子女。这些人与第一代农民工的显著区别是，从小读书，不会干农活，追求城市生活，在价值理念上与城市居民相同，甚至很多人从小就城市中长大，没有回过农村。如果不能把这些人转变为市民，必然会出现严重的社会问题。另外，如果让大量农民工长期处在城乡两栖流动状态，两栖率持续居高不下，也会导致我国城镇化效果大打折扣。有研究表明，如果到2040年，我国转移的5亿农村人口，如果全部居住城镇，脱离农村，城乡两栖居住率为0,城乡建设用地为2.83亿亩，如果城乡居住两栖率为60%，也就是2亿人口成为永久市民，城乡建设用地为3.2亿亩，如果城乡居住两栖率为100%，5亿人口处在城乡流动状态，城乡建设用地为3.83亿亩。③再者，农民居住的两栖化，“根在农村”，还会导致耕地保障功能的增强，土地粗放经营甚至撂荒成为普遍现象，从而造成粮食安全问题。

4.加快城镇化，解决服务业发展不足问题。

服务业是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创造就业的主渠道。由于我国城镇化滞后，也株连了服务业发展的滞后。有研究显示，城镇化与服务业比重之间的关联性达0.94，与服务业就业比重之间的关联性达0.96；城镇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可以带动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上涨0.77个百分点，带动就业比重也上升0.77个百分点。④笔者到云南实地调查也发现，每3个人进城就需要1个人提供服务。人口和劳动力在地理区位高度密集，是服务业发展的基础。因此，通过加快城镇化，聚集人气、发展服务业，创造就业岗位，可以加快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步伐。

①叶兴庆：《农民进城：城市之门如何打开与农村之根如何割舍？》中国改革论坛2010-05-17　

②迟福林：《第二次转型---处在十字路口的发展方式转变》，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第118页。

③周天勇：《中国向何处去》，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第200页。

④迟福林：《第二次转型---处在十字路口的发展方式转变》，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第120-121页。

责任编辑：潘攀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1/1216/65588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