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代农民工：面临边缘化的尴尬群体

 

[导读]他们，是一群跨入工业文明的庄稼人后代；他们，是游离在城市和农村之间，面临边缘化的尴尬群体。在城市，他们可能找不到工作，还找来白眼；回村里，他们已经不会种地，也不想种地。

处于城市边缘的他们，默默地为这座城市奉献自己的青春，但这座城市给予他们的除了等待还是等待，因为在他们身后，曾经的家乡已经再也回不去。

初中退学“觉悟早”

刘金洲，男，23岁，家住江苏省连云港市灌云县法科村，已经在外打工8年的他用“八年抗战”来形容这些年的经历。

虽然岁数不大，但在他所在的刘祠堂的同龄人中，他属于最早一批外出打工的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觉悟得比较早”。他自从初二主动退学后就外出务工了，“不爱学习，在学校里调皮捣蛋，耽误自己也影响别人，当时也没怎么想就背着家人不念了，被父亲知道后还被追着打了几顿。”

还不到16岁的他孤身一人就去了扬州闯荡，“也没什么目标，就感觉扬州挺漂亮的就去了。”刚到扬州的他人生地不熟，很快就被城市的繁华吸引住了，游走于网吧和迪厅之间，身上带的几百块钱不到一个星期就花完了。身无分文的他在一家超市门口看到招聘送货工的广告，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就这样开始了。但没过两个月就因为老板克扣工资就不干了。“当时看中的是超市包吃包住，吃住问题解决了，但一个月就五六百钱的工资，根本不够花的。”

随后在扬州又找了几个工作，但都是匆匆就换了。“那个时候心不定，总想一下子找个赚大钱的，但又没有能力，只好不停地换工作。”

工资较高风险大

经过一年多的打拼后，他还是没有找到能让自己稳定下来的工作，无奈之下投靠了在扬州船厂工作的父亲。作为那里的老资格，他父亲没费多大功夫就安排他进船厂了。从那以后，他就一直在船厂工作到现在。

 

 

船厂的工作相比起其他来工资要高很多，一般的都是两千以上，但风险也很高。“在船厂几乎每天都有人出事故，一点伤不受是不可能的，轻的骨折、断胳臂断腿，直接死的也有。”

说着他侧过脸让记者看他的鼻梁，中间部分有明显断裂拼接的痕迹，他解释说这是09年春节前在工地上被倒下的桅杆砸到时受的伤，当时他发现桅杆底下不稳，就提醒附近的人注意，但他没有料到就在几秒钟的时间里，几十米高的桅杆就倒了下来，刚要跑开的他一个踉跄就跪倒在地，被桅杆砸个正着。整张脸都杵在地上，鼻梁当场就断裂了，后背也被严重擦破。等到救护车到来的时候他已经失去了知觉，还好医治得及时，现在除了鼻梁上的痕迹外其他已基本恢复了。“我清醒后才知道就在我身后，一个工人被当场压死了，地上都被砸出一个人的坑来。”

当问及是什么原因让他愿意接受如此高风险的工作时，他坦言完全是为了钱。“虽然经常出事，但只要你有经验再小心一点的话就没事，我父亲在那里十几年了也就受点轻伤。”据他自己了解，在村里的同龄人中，他现在一个月三千多的工资基本算是最高的。“很多人一个月就一千多，几百的也有，除了吃点喝点就不剩几个钱了，一辈子也盖不了房子。”

谈到房子，他算是比较幸运的，在过去的十几年间，他父亲一直在船厂工作，为他攒足了盖房子的钱，09年春节的时候基本落成。就在他房子落成后不久，他就和在扬州打工认识的女孩结婚了，现在孩子都快2岁了(结婚时女方已怀孕)。

在全村人看来，刘金洲算是村里混得比较好的。他自己也坦言虽然经历过很多非常绝望的时刻，但对目前的生活状态基本是满意的。

跟风打工境遇差

比起刘金洲这位早先外出谋生的人来说，后来跟风外出务工的人就显然没那么幸运。

 

 

 

曾经跟刘金洲同班的刘健就住在刘金洲家的后面，他比刘金洲小一岁。跟他一起玩的人都叫他“大悲”，在他们看来，他的确遇到了很多悲剧的事。

跟刘金洲一样，他也选择了去扬州，第一份工作也是超市送货工，中途也换了好几份工作，但不同的是几年过去了，他辗转到了苏州，现在仍然没有安定下来。“大金洲(他们这样称呼刘金洲)的工作虽然挣钱多，但太玩命了，我不敢去。”

虽然面对危险的工作比较胆小，但他也干出了一件现在都让他觉得很自豪的事。“有一次在车间里的时候，主任当着所有人的面把我骂了一顿，我实在气不过，就趁着下班的时候堵在主任回去的路上把他揍了一顿。”讲述这件事时他很兴奋，并且说那个主任该揍。出了一口气的后果就是他连工资都没领就直接跑了。

刘健的朋友刘威向我们透露了一件事，有一次刘健在下班后骑摩托车的时候不小心撞到了一个骑车的人，因为怕承担责任，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加快油门溜掉，结果那个骑车的爬起来后穷追不舍，他连续闯了两个红绿灯才彻底甩掉他。因为这事回去还害怕了很多天，连摩托车也不敢骑，害怕被人认出来。

城市农村边缘化——看不见的城市

“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很傻很天真’，”刘海亭这样形容当初对城市的幻想，“以为到了城市里只要自己敢拼敢闯就能混个人模人样，结果几年过去了，在城里呆不下去，也没脸回到家里了。”这段话或许道出了很多新生代农民工的心声。

跟很多年轻打工者一样，刘海亭高中毕业后就去了扬州，他没有透露自己在那边是做什么的，他的朋友刘健也只知道他以前给人拉过货，对他现在的情况也不太清楚。“扬州话很难懂，说起来呱呱的。本地人都看不起不说扬州话的人。”刘海亭的普通话很别扭，有浓重的方言，他觉得当地人会因为他的口音嘲笑他。

对于扬州的方言刘金洲深有体会，“比鸟语还难懂，我一开始去的时候经常因为听不懂老板说什么被骂，到现在还有很多听不懂。”

 

 

 

语言仅仅是第一个关口，挡在他们与当地人之间的隔阂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想象。

“本来以为到了大城市眼界会开阔点，结果来了两三年，到现在只认识跟我一起工作的几个人，经常加班，根本没有时间出去逛，整天打交道的就是几个外地工友。”他也确实有过几次游玩的经历，但他觉得“玩得很不爽”，“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多想，就感觉别人看我眼光不一样，到那里都觉得有人盯着我，那种眼神让我很不舒服。”

在外拼搏多年的刘金洲对此早就习以为常了，“不管你怎么打扮，还是一眼就能看出你是农村人，对你的态度就变了，有时候只有你自己能察觉到。”即使是八年过去了，他在扬州的生活娱乐圈子也只还局限于船厂的几个铁哥们，“上班就封闭在厂里，下班不是叫几个人一起玩就是回去睡觉，跟当地人基本没有什么联系，就算到小卖部买烟也只是用手指下而已。”

在平时跟当地人没有交集，即使在紧急情况下，他们也不会选择求救当地人。“厂里经常发生打架斗殴的事情，都是外地人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内部解决，报警的话会败坏外地人声誉。如果有当地人的话更不能报警了，警察肯定会偏向当地人。以前厂里就有这样的事情。”刘金洲曾经目睹和亲身经历了好几次打架事件，在最严重的情况下也没有报警。

这批农民的后裔已经不像他们父辈那样单纯以挣钱为目的，他们面对身份歧视的容忍度也越来越低。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春光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以“出来挣钱”为主要目的的只占18.2%，而他们打工的主要动因在于羡慕城市生活、出来锻炼自己。据统计，中国目前有1.5亿外出农民工，其中二代农民工大约1亿人，约占农民工总数的60%。虽然城市化迅速发展，但要消化如此庞大数量的二代农民工确实是对城市的考验。与此同时，在这个大背景下二代农民工的失意在所难免。

刘露在苏州的服装厂里包装衣服，她们生产的衣服都是动辄几百几千的名牌服装，每一件都是她们亲手包装的，但是出了厂以后就再也见不到了，因为一件衣服就相当于她们一个月的工资了。“很想试一下自己厂里的衣服，但我连它们被送到哪里都不知道。”

城市农村边缘化——回不去的农村

处于城市边缘的他们，默默地为这座城市奉献自己的青春，但这座城市给予他们的除了等待还是等待，因为在他们身后，曾经的家乡已经再也回不去。

 

 

 

尽管外面漂泊的生活让刘健满腹牢骚，但他表示即使这样，他也不愿意回到农村。“你看看现在留在农村的都是什么人?都是老年人，要不就是小孩子，跟我同龄的基本都出去了，我要留下来的话连说上话的人都没有。”当年跟他一起上小学的同学除了一两个继续上大学外，其余的都外出打工了。他们这些年轻的打工者虽然不在一个城市，但回来后都不约而同地聚在一起打台球、上网、唱歌。在他们看来，只有跟这个圈子里的人才有共同话题，而其他人都是不了解他们的。

穿着光鲜亮丽的他们在一起讨论的都是各种现代化产品，对就在离家不远的庄稼地已经非常陌生了。在他们看来，很难想象自己现在跟父辈一样回到田地里重拾锄头。面对全村整齐划一的田地，刘威甚至都不知道哪一块是他家的。

刘金洲的父亲在外打工多年，他自己对于多年没有从事的田间劳作也已经有点陌生了，“我们从小都是没办法才干农活的，现在的家长哪里舍得让孩子下田呢?孩子连韭菜跟稻子都分不清，让他们靠种地生活是不可能的，那肯定饿死了，还不如出去打工。”

常年接受城市文化熏陶的他们已经慢慢地与这片土地、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产生了厚重的隔膜，穿着时尚前卫、花钱大手大脚的他们已然成了村里人眼中的“另类”，而村里人将终身束缚在土地上在他们看来也是十足的“思想落后”。

除了不会干农活这一实际的限制外，他们也觉得在外打拼那么长时间最后再回到农村“面子上过不去”。“农村跟城市不一样，这里每个人都认识，不像城里人关上门谁都不认识。认识了就会互相比较，看谁混的好，混的好的人人竖大拇指，混的差的就在背后指指点点。你在外面打工十几年，最后还是回来种地，就算人家什么都不说，你自己脸上也挂不住。”刘健十分在乎周围人的看法，这让他很痛苦，他曾经想过跑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但最后还要面对别人的指摘。

【调查】第三代农民工已“无家可归”？

据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改革开放30年来，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已初步演化成了三代农民工群体，而当前三代农民工代际转换方式的改变，已经与新农村建设产生了一系列矛盾冲突。尽快化解这些矛盾已成为当前新农村建设中一项十分紧迫的重要工作。

 

 

 

我国农民世代沿袭了2000多年的子承父业的代际转换方式，正在迅速地彻底地改变着。调查报告把这种变化概括为三种形式。

第一代农民工留不下，只能回到农村去。基本方式是离土不离乡，农闲出来农忙回去，农业的生产技能并未丢掉。由于这批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基本上未接受过任何劳动培训，主要从事重体力劳动，他们难以获得城市居民的认同接纳，因而对城市的认同感也普遍较差。目前，第一批农民工已基本返乡，虽然他们的年龄已是50~60岁，但目前农村的生产劳动主要还是靠他们在维系支撑。

第二代农民工不回去，努力要做城里人。第二代农民工年龄在16~45岁左右的农民工群体，其特点一是年龄结构更年轻。其中，16~30岁的占61%，31~40岁的占23%，41岁以上的仅占16%。二是文化、知识、技能普遍比第一代农民工高。三是所从事的行业、工种已不再局限于建筑业，呈现出多样性。四是离土又离乡。他们基本上是离开学校就常年在外务工经商，农忙时也很难回去，因此他们的农业生产技能已基本丢掉。五是他们的思想观念已发生深刻变化。在城市发展、创业、安居正成为这一代农民工的主流意识，他们对城市的认同感已远远高于对家乡的认同感。

第三代农民工回不去，未来境遇难确定。第三代农民工即第二代农民工带在身边的子女。严格地说他们还不是农民工，但如果户籍等相关制度无重大改革，他们长大后身份仍将是农民工。他们从小就随父母来到城市生活，并接受较为完备的教育，他们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更趋同于城里人。他们对农村更疏远更陌生，而对现代城市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比上两代农民工的认同感更高、更强烈。因此，让他们长大后再回到偏远的农村家乡去从事繁重的农业生产劳动几乎是不可能的。

农民工代际转换方式的改变给新农村建设带来了严峻挑战。“空壳村社”日益突出，谁来建设新农村已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严峻问题。种田难、收割难、修路难、抗旱难、治安难等一系列问题日益凸显。

 

 

 

制度缺乏有效改进，10年后谁来种田的问题已开始逐步显现。目前，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是第一代返乡农民工和其他留守家园的老弱病残，他们中许多人年事已高，但仍在田里艰难耕作。而第二代青壮年农民工中，许多人特别是20岁左右的青年农民工基本上已不再回农村老家。据调查，许多地方农户春耕插秧都是老人们自发组织相互帮助完成的，还有一些村社由于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太多，出现了土地部分抛荒的现象。

缺乏培训对象，新农村建设培训难的问题已成为现实。近年来，中央和各地都专门安排了每年培训农民的经费和指标，但在落实中都不同程度地遇到了困难。按中央精神，培训的主要对象应是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因为他们才是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但现实是农村中青壮年基本上都已外出务工，只有春节才做短暂停留，平时政府部门想找些农村青壮年来培训也显得十分困难。

调查报告提出了化解农民工代际转换与新农村建设矛盾思路。

一是加快推进农村土地经营权的流转，以化解十年后谁来种田的矛盾。从近几年土地流转的实践看，农民通过流转土地经营权，一亩土地一年可收入一定的流转费，而接包大户和企业基本上都对土地追加了资金和技术的投入，并对农产品结构进行了调整，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土地效益和农业发展的后劲。

二是建设三支队伍，以化解谁来建设新农村的矛盾。第一支队伍是现存的留守家园的这部分劳动力，国家应在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给予重点关注和扶持，给予更多的惠农政策，从而使他们能安下心来参加新农村的建设。第二支队伍是大中专毕业生。政府应每年吸引、接收一批大中专毕业生到农村去开拓创业、为基层服务。这既能缓解城镇就业的压力，也能为新农村建设输送新生力量。第三支队伍是第二代农民工中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农民工人才。对这部分人，政府要积极引导、感召他们回到家乡创业发展，带领家乡父老共同致富。

三是政府、企事业、工青妇等培训相结合，以化解农民培训难的矛盾。在培训资金使用上，按照谁培训，谁享有的原则划拨培训经费，并实行严格监督、考核、验收，防止层层截留和挪作他用;在培训时间上，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进行。对留守家园的农民，主要利用农闲时安排培训;对外出务工的农民工，要抓住春节前后这段时间对他们进行培训;对不回家的农民工，则可委托当地政府组织、企事业等对其培训;在培训内容上，坚持针对性、实用性、可操作性的原则，通过各级切实有效的培训，使农民的素质获得较大的提高，以便尽快适应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的发展要求。（中国信息报 盛虹）

 

 

 

【对话】新民工应转为市民

人物档案

黄延信，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副司长。

对话背景

近年来，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新型劳动大军的主体，成为城市新增人口的重要来源，他们生于20世纪80年代或90年代，工作在城市，生活在城市，却很难获得城市认同，他们想融入城市，只是城市还没有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

我国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总数约有1亿多。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提出了“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日前，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以“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培训与社会融合政策”为主题举办了研讨会。这一庞大的社会群体该如何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了参与这次研讨的黄延信。

中国青年报：现阶段重视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出发点和思路是什么?

黄延信：当前我国正处于快速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阶段，城乡经济结构、人口结构、社会结构处在大变革、大调整时期，而我国的城乡管理体制显然不适应这种快速变革的需要，突出表现在对农民工的社会管理制度创新滞后。目前，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我国农民工总量已超过2.4亿人，这个群体为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为新农村建设和城乡繁荣注入了新的活力。农民工问题理应随着构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体制而逐步解决。

解决好农民工问题必须有大思路、大政策，我们应明确一个理念：要促进融合，防止固化，坚定不移地深化城乡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与时俱进地调整各项政策，帮助农民工融入所就业的企业、融入所生活的城市、子女融入所在地的学校，一定要防止将农民工身份固定化、标签化。

 

 

 

中国青年报：农民工在城市工作及与社会融合的现状如何?

黄延信：农民工群体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城市新增人口的重要来源。特别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新一代，有的虽然出生在农村，但从没有参加过农业生产劳动，初中、高中毕业后直接加入农民工大军;有的则出生在城市，成长在城市，他们在经济、社会活动等多方面实际上与农村几乎没有直接联系，但就是因为其父辈是农民，没有城市户籍，社会就称他们为新生代农民工，非要给他们贴上农民工的标签，这是人为地把城市常住人口分为不同的等级，是严重不符合社会现实的，是对他们的不公平对待。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后期出生的新一代群体不断发展壮大，一方面，与他们的父辈相比，在个人追求、价值判断、到城里来的目标等各方面都发生很大变化，他们融入城市的要求、愿望越来越强烈。另一方面，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又需要大量的产业工人，需要新市民来支撑。经济和城市的发展，为农民融入城市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时机。但是，每年“民工荒”到来的时候还是有很多民工像候鸟一样迁徙，从城市回到农村。从企业、社区和学校来看，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并没有被城市接纳。这不是他们的错，而是城市管理体制改革滞后的反映。

在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不应再使用新生代农民工一词称呼他们，需要安置就业的可统称为新增劳动者，需要在城市解决各类问题的可统称为城市新增人口，以此在称谓上消除对农民工的歧视。

中国青年报：如何帮助农民更好地融入城市，具体做法有哪些?

黄延信：促进融合关键是三个融入：融入企业、融入社区、融入学校。

所谓融入企业，是指要使和企业建立劳动关系的农民工，逐步融入企业。我们要建立城乡平等的就业制度，让农民工和城镇居民享有同等的薪酬待遇、社会保障、工作环境、竞争机会等。真正要实现融合，关键是引导企业、企业的管理者转变观念，改变以往和农民工是一种单纯雇用关系的心态。要把农民工当作企业的主人，更加关心关注农民工的生活、学习、思想、技能的提高，不能再把农民工和企业对立起来。只有农民工感受到企业的关心、爱护，他们才会有积极性，企业才会有更快的发展。

另外也要教育农民工，使其和企业融为一体。农民工也要关心企业发展、创新、产品质量和效益，企业发展了，产品质量和效益提高了，相应的农民工待遇才能得到改善。

融入社区，主要是针对那些没有和企业建立稳定劳动关系的农民工。鼓励他们融入社区，为他们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构建覆盖农民工的城市社区服务管理体系。为农民工及其家属提供文化娱乐、物业管理、基础医疗、社会治安等公共服务，让他们享受到社区的文明。同时，也要引导农民工关心社区建设、发展，维护社区秩序，鼓励他们参与社会管理。

 

 

融入学校，主要针对农民工随迁子女而言。农民工就业所在地的政府有义务为农民工随迁子女提供教育服务。这里的教育服务不是简单的义务教育。我们调查发现，城市只为农民工子女提供义务教育，已经不能满足农民工子女的需要。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还面临着义务教育阶段以后的后续教育问题，如能不能升初中、能不能升高中、能不能升中专、能不能考大学等问题。

中国青年报：近期，民间呼吁取消高考户籍限制允许随迁子女就地参加考试的呼声很高，您怎么看待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

黄延信：要解决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将来不能再以户口为主，学籍和户籍应逐步分离。教育是政府为公民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在我国实行财政分税制的大制度背景下，农民工只要在一个地方就业，就为所在社区创造了财富，为所在地税收作出了贡献，其家庭成员就有资格享受所在地政府为居民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决定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是否有权享受公共服务应取决于此，而不是看他的户籍在什么地方。应该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将目前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延长到12年。此外，产业发展尤其需要技术工人，所以建议有条件的地方应为农民工提供职业教育。

中国青年报：解决农民工问题，今后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改革?

黄延信：促进融合关键是要改革社会管理体制，防止将农民工身份长期固化。改革的方向是，医疗、社保等应与户籍脱钩，而与农民是否在此地就业、纳税，是否有稳定的住房联系起来，这样就能防止将农民工身份固化。防止固化的各项政策中，从目前实际来看，最主要的是改革户籍制度。

要促进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农村内部也要加快改革。农村内部的改革主要是产权制度的改革。通过明晰产权，让农民有退出机制，房子可以进入流通领域，承包经营权可以退出来，这样农民可以拿到进入城市的原始资本，放心到城里来。有些农民来回跑就是因为房子不能处理，经营权的退出机制还不完善。（中国青年报）

责任编辑：杨柳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1/1222/65637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