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坛金牌政治20年怪现状

 

11月23日，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冯建中在参加健身工作会议后透露，对各级体育部门官员考核的评价体系今后将向群众体育倾斜，而“金牌考核”将从一些发达地区逐步淡出。

在广州一些发达地区，已开始明确淡化金牌考核体系，市县以下的体育部门已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群众体育上，而国家体育总局也出台并正在试行针对群众体育的“刚性”评价体系。

“唯金牌论”背后，是举国体制

淡化金牌，并非新话题。

2008年北京奥运会结束后，要求趁后奥运时代对中国体育体制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胡锦涛在一次讲话中也提到：淡化金牌，强化国人体质和健康，提倡大体育和大健康的概念，让体育理念真正回归。

2010 年广州亚运会，中国奖牌数和总分数遥遥领先于所有参赛国家和地区。资深体育记者杨明在一篇题为《一骑绝尘引发的思考》的文章中，炮轰“唯金牌论”。杨明说：“在亚洲，我们的体育人口和体育设施人均比绝对排不进前10名，就在中国竞技体育取得辉煌成就的这20年中，中国人的体质正在明显滑坡！”他提出，应 该淡化金牌，让更多业余选手参赛。

此文一出，再次引起国人对“举国体制”的争议与反思。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肖天，也在几天后的一次讲课中，回应了杨明。肖天坦承，为了追逐金牌数量，竭泽而渔、功利主义、违反事物发展规律的做法，将会给中国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后果。

实际上，最近几年，唯金牌论和举国体制，一直备受诟病。前浙江省体育局局长陈培德回忆，新中国成立后，基本照搬了苏联的体制，体育亦然。

当时，苏联依据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制定高度集中的竞技体育体制，即“举国体制”，几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照搬这个模式。这个体制，使苏联和东德在奥运会长期稳坐亚军和季军的交椅。而中国则将“举国体制”进一步完善，形成举全国人力、财力、物力，从县到市到省最后到中央的四级训练网络，分级负责、分级投入、分级管理、分级选拔、淘汰和训练，最后形成一支庞大的国家队。

苏联和东德解体后，其“举国体制”亦随之瓦解。现在，依然沿用“举国体制”搞专业队训练模式的，唯有中国和朝鲜。“举国体制”的模式，在中国处于“东亚病夫”“一穷二白”国际地位不高的时代，曾经出色地完成了“为国争光”和“振奋民族精神”的历史使命和政治使命。

陈德培说，特别是容国团为新中国荣获第一个乒乓球世界冠军、陈镜开荣获第一个举重世界冠军、中国女排三连冠等等重大荣耀，都曾经产生比当时任何其他行业都要轰动的社会反响。

 

金牌背后之怪现状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的飞速发展，“举国体制”的体育模式，正在越来越多地暴露出它的弊端和历史局限。

“我 们现在的体育考核一般分为5部分，竞技体育、群众体育、体育产业、体育基础设施建设业余体校建设和其他方面。”重庆市体育局一位官员介绍，除这些基本考核 项目外，还有加分项目，包括体育部门的获奖情况和输送培养运动员名额。在省市一级，还有奥运金牌和世界冠军、全国冠军的金牌指标。但一般来说，除了竞技体 育可以量化外，其余的项目都不是很好评定。因此，体育部门的考核标准实际上跟金牌的多寡有很大关系。

陈培德说，正因为体育考核标准实际上是金牌的多寡，就诱导体育主管部门和运动员、教练员弄虚作假，服用兴奋剂、吹黑哨踢假球……

陈培德回忆，2000年，奥运会羽毛球女子单打半决赛，对阵的是两名中国女将—湖南的龚智超和浙江的叶钊颖。为了保证金牌，有关方面找到他，让他做叶钊颖的工作，促成她让球。因为，有关方面觉得龚智超进决赛后，胜算更大；有关方面甚至允诺，以奥运金牌计入全运会浙江代表团，为了“国家利益”，陈培德最终还是同意了。

“回来之后，我一再表扬叶钊颖，但还是觉得很难补偿她。”陈培德说，因此，他把这件事情对媒体说了出来，也是促进自己反思。

四川省体育局一位知情人回忆，2004年雅典奥运会时，中国女排有望夺冠。“当时，川籍女排运动员陈静就在国家队，她技术鲜明，之前也是主力，但当年有个原 因，就是她是年龄最大的队员，而且备受伤病困扰。因此，她是否能参加奥运会的问题，一直有争议。但如果她入选，四川基本就确定能有一块金牌。”这位知情人 回忆，为了能让陈静参加奥运会，四川省体育局多名领导出面游说。最终，陈静在最后一刻入选奥运十二人大名单。

那一年，中国女排雅典夺冠，四川也如愿以偿地得到了一块金牌。

“奥运会、世锦赛，毕竟要讲实力，但全运会、城运会上，那就是乱象丛生了。”资深体育记者徐灿说，全运会因为是地方体育局考核重要指标，也是政绩展示台，因此，在各地方体育局心中，全运会分量远远大于奥运会，这导致每次全运会上丑闻层出不穷。

“我是山东籍球员，最后却代表河北队去参加全运会。”球员严舟（化名）对时代周报记者回忆，他当时在一支球队踢球，河北省足管中心的人直接找到他，希望他代表 河北队去参加全运会。严舟说，他是以人才交流的身份去的河北队，这是“潜规则中的明规则”—只要在全运会开始前一定时间内“交流”过去，就不违反规则，各 个体育局之间也互相打好了招呼。严舟说，由于“打好了招呼”，他的交流手续很方便，本人都不用去。

“我们那次代表河北队比赛，第七名，最后每人拿了10万元奖金。”严舟说，这个价格也算是明码标价了，在体育圈里打听一下就知道。而他们山东的球队，则从东北 借调了球员，最后拿了亚军。而奖金，则是以“退役费”的名义发放。“你都不知道，发这个钱，比我们当时借调时还积极。”

 

地方、中央博弈赛场

一块金牌的背后，牵扯着一整条利益链：运动员受益，教练、队伍也跟着有成绩了，主管体育部门地方政府同样有成绩，有成绩就有奖金、拨款；当然，还有政绩。

一个流行的说法是，运动员脖子上的那块金牌，等同于自己的房子、教练员的票子、地方的面子以及官员的位子。

因 此，金牌对于地方体育局来说，兹事体大，是关乎命根子的事情。国家体育总局在1998年以前叫国家体委，在改革开放前，国家体委是一个不受重视的部门，国 家体委办体育的宗旨是提高人民的身体素质，其本职工作—搞好大众体育，一直就没怎么做，但另一个职能—实现“锦标体育”，却是在改革开放后才成为其主要工 作。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参加奥运会，15金8银9铜的成绩，排名金牌榜第四位，令全球瞩目，极大激励了当时中国人。此后，“锦标体育”悄然兴起，全国体育工作围绕着如何多拿金牌展开，中央出台《奥运争光计划纲要》。

国家层面就是围绕奥运会，省一级就是围绕全运会。这两场体育赛事，决定了体育官员的经费、奖金、待遇和职称。1988年汉城奥运会，中国惨败，时任体委主任李梦华在几个月后卸任；1987年第六届全运会后，新疆、山西、安徽、北京体委主任因成绩不佳被撤换。

因中央和地方的关注焦点时有不同，利益冲突在所难免。1992年之前，全运会是在奥运会前一年举行，后来发现这样不行，因为运动员们在全运会拼尽全力，反而 影响奥运成绩，所以，全运会调到了奥运会后一年举行。为了保住全运会上的金牌，地方教练不愿去国家队，甚至有些优秀运动员也被雪藏起来不能去参加奥运会。 后来，只好出台应对措施：一枚奥运金牌可折算成两枚全运会金牌，如此一来，局势立马出现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地方纷纷拉关系走后门，千方百计送自己的运 动员到奥运会。所以，地方体育局重奖奥运获奖运动员，事实上还是为全运会着想的。

国家体育总局官员曾多次提到淡化重奖冠军的政策，但地方体育局置若罔闻。在今年的全运会上，尽管国家体育总局已放口风说，希望淡化重奖的概念，但各省依然按照30万-50万元的标准发放重奖。尽管如此，淡化金牌的迹象依然开始显现。

“以前，我们大运会的选手，基本上都是国手挂着大学生的牌子，但现在就变成了真正的大学生。”杨明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说。

“我们重庆虽然也重视竞技体育，也会重奖世界冠军，但我们的口号如今是‘健康重庆’。”前述重庆市体育局官员说，他们现在的重心，更多地放在群众体育上。

这次的七城会取消金牌榜，即为淡化“金牌至上”观念，引导地方运动队将精力和心思真正放在全面培养体育后备人才的基础技能和整体素质上。

尽管七城会取消金牌榜，但各代表团对金牌获得者仍有奖励，并视项目重要性及各省市整体成绩背景而有所区别。单项金牌奖金几万元，集体项目则在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不等。而在这些代表团中，私底下依然有金牌排名榜。

（本文原题为我国体育部门官员金牌政治20年的怪现状）

责任编辑：黄一帆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1/1230/65731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