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力：大历史大未来与我们的强国法则

 

 

（本稿为速记实录，未经报告人审核。作者观点不代表宣讲家网立场。未经宣讲家网站同意，请勿转载。）

 摘要：中国模式有三个与中国传统相关的特点，即兼收并举的能力、平民主义意识和政府主导，这三个特点如果把握不好也会成为三个弊病。首先，兼收并举时不能丧失自己的话语权，中国学了西方很多先进经验，但要通过自己的话语去解释。其次，平民主义是全社会发展的动力，但是也可能变成极端的平等主义，从而对社会进行撕裂形成强烈的仇富、仇官情绪。第三，政府主导是政府靠业绩来强化自己的合法性，但政府有时会为了自己的业绩脱离实际搞政绩工程。所以，对政府的主导行为要有合理的控制和监督，不能任由地方官员把经济发展变成个人仕途的筹码。

当今世界正处于一个非常动荡的时期，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波及整个世界，欧洲一些国家破产，西方世界现在也没有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今年中东和阿拉伯国家又出现“茉莉花革命”，希腊等欧洲很多国家也出现严重的问题，美国本身也出现很多问题，一些州濒临破产，民众对政府的不满非常强烈。在这种由不满引发的全球性社会动荡中，作为世界动荡发源地的美国尽管也面临挑战但却相对稳定，而其他国家的问题反而更严重。因老百姓的挑战或社会阶层运动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的政权都崩溃了，而面临同样问题的美国却还有相当大的能力来应付、控制；尽管美国经济很糟糕，但他还能对其他国家强势出击。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美国掌握着整个世界的话语权，名义上占领着世界道德高地，把非西方世界置于其从属地位。

邓小平提出“发展是硬道理”，最近重庆模式提出“公平和正义也是硬道理”，我认为“话语权也是硬道理”，一个国家不管经济多发达、政治多稳定，但如果在国际上没有话语权，这个国家也是不稳定的。因此，如果我们没有话语权，中国模式就是不完整的。我们现在讨论中国模式实际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力》这本书不是专门讲中国模式，而是要回答如何建立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的理论体系，我觉得这个理论体系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其实，这个理论体系也很简单，就是把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三个30年的圈画圆，1919年到1949年、1949年到1979年、79年到现在，这三个阶段是一以贯之、有内在逻辑联系的历史阶段，但是在理论界基本是隔离开来的，没有彻底讲清楚。对其看法很多，如中国新左派认为30年改革开放是否定、背叛了1979年以前我们坚守的社会主义道路，所谓的自由派认为1949年的革命是错误的、不应该有的，因为今天搞改革就是否定过去的革命。

总而言之，我们的理论界并没有把这三个阶段建成一以贯之的体系，而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有非常严密的内在联系的历史发展过程，出于这个原因，我和新西兰《中文先驱报》主编文扬合写了《中国力》，目的就是想把这三个阶段讲清楚。我今天重点讲解第一、第三阶段，第三个阶段着重讲中国模式的特点。

1919年到1949年：完成现代建国 

关于1949年建国的解读有很多，西方认为是在苏俄的支持下共产主义在中国取得成功，全球的多米诺骨牌倒塌了，中国赤化变成了共产主义国家；国民党认为是苏俄扶持了中共，在中国建立了政权；我们党建领域很多人认为是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这些都不够准确，我们在《中国力》这本书中认为，从1919年到1949年这个阶段就是两个过程，一是以共和的形式重建中央集权，二是以中央集权的形式创建现代民主国家，这是一体两面的过程。这个过程主要是要成立一个“现代国家”的概念，中国五千年的文明、两千多年君主专制的历史，但严格说来，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是从1949年算起的。现代国家的含义是什么？就是民主国家。在西方，17世纪欧洲基本形成了民主国家，而中国在清王朝崩溃之前是一个古代国家，不是一个真正的现代国家，从清朝晚期一直到1949年，中国是在摸索怎么建立一个现代国家，而真正完成现代国家的时间是1949年。

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整个清王朝形成了外重内轻、强枝弱干的局面，中央朝廷衰落、地方政治势力扩大。清王朝的统治中心在19世纪70年代，中兴大臣左宗堂、曾国藩、李鸿章都是汉人，各省总督已经做大，满族作为一个很少数的民族已经很难驾驭整个中国了。中央权力到了1900年就是义和团的时候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东南互保”事件标志着清王朝已经崩溃，各省完全脱离中央政府，清王朝作为一个国家对内的主权已经不完整了。1911年爆发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不是一个下层社会推翻上层社会的革命，也不是一个新的经济政治制度取代旧的制度的革命，而是各省向中央宣布独立的革命。辛亥革命造成中国彻底崩溃，不再是完整的国家。后来虽然建立民国，但民国不是真正的现代国家，只是一个形式。因为当时辛亥革命模仿的是法国的共和体制，首先共和就没有皇帝了；其次，这个中央政权是各省选出来的，不是老百姓选出来的，这在所有现代国家里面都是不存在的，西方的议会制度、联邦制度、单一制的国家都不是这样。现代国家的特点是中央政权必须建立在每个公民的个体上面，而不是建立在省上面。所以，民国严格说来是一个没有主权的国家，主权在各省。

中国从秦汉开始到清朝，采取的是君主制形式的中央集权制。辛亥革命推翻了这个君主制形式的中央集权制度之后，并没有建立起一个以共和形式的中央集权制度，而建立现代国家的前提是要有中央集权国家。中国是单一制国家，中央政权能够深入到全国每个公民、每个村落、每个街道等各个阶层，而这部分没有完成导致后来的北伐革命。关于北伐革命，一般人认为是讨伐北洋军阀、打击封建，这是不准确的。严格说来，北伐要解决的就是中国的统一问题，北伐宣言的口号就是统一政府万岁，就是建立统一的国家，但北伐最终没有完成这个任务。蒋介石是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但实际上由于本身力量不够，无法实现主权，所以没有建立现代国家。

所有现代民主国家建立的途径都是通过战争，没有一个反侵略的独立战争，中国是无法建立现代国家的。我们从“九一八”到1945年的整个抗日战争，实际上是现代中国建立的一个最关键的过程。抗日战争解决了几个问题：一是通过抗战把整个军队统一起来了。国民党通过抗战把桂系、山西、四川甚至共产党军队统一到国民革命军上，在形式上统一了军队，把国家的权力通过抗战统一起来。二是通过抗战，中国获得国际社会承认。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并没有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但是由于抗日战争，世界列强认为中国是亚洲一强，当时蒋介石是远东地区抗日战争的最高司令官，1945年抗战结束以后，中国成为联合国的创始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这些表明，中国的抗日战争以后，在国际上某种程度上有了自己的主权，而国民党政权也确实比抗战以前大大扩大了。所以到1945年，中国作为现代民主主义国家已经具备了雏形。但是国民党最终没有完成现代建国，最终现代建国是由中国共产党完成的。

为什么国民党没有完成民主建国呢？他有三个缺陷：一是没有解决土地问题。国民党政权始终没有解决老百姓的土地问题，土地兼并没解决，中国传统的农村和城市的矛盾、无地农民和有地地主之间的矛盾很厉害，而当时中国90%的人口是农民，没有解决土地问题就无法凝聚农村人口，所以国民党始终没有把自己的政权深入到基层。国民党的权力没有深入到基层，他就无法把老百姓团结起来、凝聚起来，所以他最后输给了共产党。二是没有实质统一。当时国民党真正统一的只有长江中下游几个省，没有实质上的统一。三是对外主权不完整。尽管当时的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成员之一，但英国的军舰、炮舰还在长江任意航行，一个有完整主权的国家是不允许任何国家的军舰在自己河流里面开的，这个问题不解决，国民党的政权就缺乏合法性，没有国家主权老百姓对你就不信任。这三个原因导致了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中由谁来建国这个问题上，最后是共产党取得成功。

所以，从1919年到1949年期间是共产党建国的历史过程。我们强调这个过程是一个以中央为主、以共和的形式重建中央集权的形式。1919年以前是君主制的中央集权的国家，而1949年是共和形式建立起来的单一制的国家，这里单一制和中央集权是一个含义。

最后我们想说明一个问题，中国的社会精英借用了共产主义的理论完成了现代建国。在这个问题上，意识形态是第二位的，而民主建国是第一位的，所以不是简单把1949年建国看成是共产主义在中国取得了胜利。有比较明显的标志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一个是1949年前夕，毛泽东在英国路透社记者答记者问中，当记者说“你是一个比较综合的共产主义者”时，毛泽东回答说“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其次才是共产党，才是共产主义者，我的最终使命是要国富民强。”中国共产党从西方引进了马克思主义，但是他的根本任务是建国。二是1949年宣布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而不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了”。所以，民主主义、民主建国是1949年建国的本质。

1949年到1979年：准战争状态

从1949年到1979年这个阶段，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确实有提高，但还非常困难，也走了很多弯路。这个阶段的问题已经讲得很多，我们要补充一个大家都忽略的问题。严格说来，1949年到1979年不是一个真正的和平年代，而是处于一种准战争状态，主要有几个根据。

首先，大陆和台湾的战争没有结束。金门是1978年才停止炮击，台湾是80年以后才停止炮击。台湾派出的黑帮轰炸队飞到大陆进行侦查持续了二十年的时间，也是到1974年中期。所以在这个期间，中国和台湾处于战争状态，只是没有打起来。

同时，苏联和美国都对中国采取战争威胁，我们也处于备战状态。

所以，中国共产党优先建立现代国防工业体系，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采取了残酷的手段，不管民生问题，用占了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几去搞军工工业、两弹一星，把解决中国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作为重点。前三十年民生问题解决不了，1949年到1979年民生基本没有什么变化，当时是用高积累的方式把资金放在国防和重工业上面去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选择。因为这个阶段，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如此，虽然没有热战，但处于一种被人威胁的状态，不得不防备，所以随时处于备战状态。

 

1979年至今 ：中国模式

接下来重点讲第三阶段从1979年改革开放到今天，主要围绕中国模式来讲。

第一，到底有没有中国模式？

关于这个问题，各方争论比较多。一部分人认为没有中国模式，中国还没有形成中国模式，现在讲中国模式太早，应该提中国道路、中国路径或者中国方案等等，不要用“模式”这个概念，因为模式就意味着被复制，具有普遍性。也有一部分人认为中国模式是可以有，但是有路径的中国模式，特点就是GDP发展比较快，这种模式在南非、巴西等其他国家也有过，不算一个独特的模式。他们认为，中国模式是以牺牲劳动大众的利益和破坏生态环境来获取的高速发展。这是自由派对中国模式比较尖锐的一种批评。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中国确实有自己的模式，但是这个模式是积极的。张维为教授和北大的潘维教授，有一系列关于中国模式的文章。

第二，中国模式与普世价值。

我们先澄清两个问题。一是关于模式的概念。很多人之所以否定中国模式，其根据就是中国模式不可以复制，不可以拿到其他国家去。我觉得“模式”只是说它有普遍意义，并不意味着可以复制，任何一个模式都不可以复制。欧洲的模式是完全不同的，西方的模式也不是普遍的。另外，我们中国人自己在使用模式的时候也是比较准确的，比如说我们今天讲“长三角”和“珠三角”是不同的模式，长江三角又分浙江模式、苏南模式、义乌模式等。我们在讲模式的时候并不意味着它是可以复制的，比如说珠江三角的模式很难拿到江苏去复制，东北模式也不可能搬到重庆去。所以，模式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和参考意义，但不等于可复制，否定中国模式的理由是中国模式不可以复制显然站不住脚。因此，我个人认为中国模式是存在的，而且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二是关于中国模式和普世价值的问题。这个问题大家谈的比较多，去年秦晓在清华大学专门讲过这个问题，讲话很短但影响很大，他说中国模式是有问题的，而且是不能持续的，因为不符合普世价值，普世价值就是欧洲启蒙运动中形成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念。由于中国模式不符合普世价值，所以即使有这个模式也是有问题的。这个观点与西方相当多的学者看法不一致，实际上整个西方的保守主义对欧洲启蒙运动中形成的一系列观点是持批判态度的，特别是法国的启蒙运动，这个运动一开始就遭到很多国家的质疑。启蒙运动中很多东西是有问题的，因为启蒙运动是理性至上，相信理性可以创造未来，相信未来社会是可以按照理性建立起来的，这是很有危害性的。理性主义有非常浓厚的乌托邦色彩，过分夸大了理性。所以秦晓的话很多人是不赞同。另外，启蒙运动本身也有不同的思想。比如说启蒙运动中非常重要的作家卢梭，卢梭在《社会契约论》里讲，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能普遍行使的价值模式。我感觉秦晓没有读启蒙运动的书，也没有读西方思想史，他不清楚启蒙运动的价值性、局限性。

关于普世价值我简单地讲两点。第一，西方目前讲的普世价值实际上不是真实存在的普世价值，而是一个主观设定的、并没有普遍存在，还有待于实现的、未来的价值体系。我们说普遍性是从所有的具体的内容里抽象出来的概念，具有普遍意义。但是，西方今天讲的普世价值不是从全世界所有价值中抽象出来的，而是把西方自身的价值观念普遍化后看成是全世界应该有的价值。美国人在全世界推行普世价值，他的前提是普世价值在很多地方根本不存在，在中国13亿人当中不存在，所以要推广普世价值，如果已经存在就用不着推广了。这说明普世价值是一个应然的东西，而不是一个实然的东西；是一个理想的追求，而不是一个现实的存在；是一个理想价值，而不是普遍存在的价值。为什么西方国家要用“普世价值”的概念不用“理想价值”或者“进步价值”来理解？按照伊斯兰教宗教文化传统，普世价值比理想价值更有力，更有强制性。理想价值是应该去追求的，你可以去追求，也可以不追求；而普世价值是普天之下概莫能外，不能违背、必须追求，带有强制性。第二，西方自己在全世界推广普世价值的时候，而整个西方现代文明实际上是在否定普世价值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整个西方从中世纪到近代、到现代，他的思想观念是否定普世价值的一个历史进程，是一个进步过程。西方整个中世纪是一个普遍主义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一个社会意识形态，而西方近代文明的特点是挑战普遍主义、强调个体，近代理性主义不断在普遍概念中加进个体的东西。

中国模式特点

一是以我为主、兼收并举。把一切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异质文明、外国文明变成自己本质文化、有利于自己发展的一部分，这是中国模式最根本的核心。中国两千多年来就一直有兼容并包的能力，《中国力》这本书就是围绕这个东西展开的。以前中文没有“中国力”这个词，之所以用“中国力”这个词跟前面说的普世价值有很大关系，涉及到我们对“中国化”、“西方化”的理解，“中国化”和“西方化”两个概念的内涵是完全相反的。西方化是指西方要把非西方的世界西方化，就是要把自己的东西推广到全世界，然后把全世界非西方的世界变成西方世界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外化的过程，就是把西方国家的文化价值体系放大，变成全世界的东西。“中国化”是一个相反的过程，中国不是要把中国以外的国家变成中国的一部分，而是要把非中华文明的东西变成中华文明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内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中国化是把外化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一部分，而西方化是把自己的东西变成外部的一部分，概念完全相反。中国力和中国化有一点类似，就是讲中国文明能够同化或者吸收外部文明的特色文明，这是中国力最根本的东西，这个能力是从两千多年到现在就一直有的，中华民族本身是一个不同文明的融合，期间经过很多外族入侵，外面文化进来以后都会被中华文明同化，这个能力是中国模式最大的特点。实际上所有的文明都有学习外面文化的能力，但是他和中国这种能力是不同的。比如日本，日本在学习国外的时候，实际上是把自己变成西方人的一部分，而不是把西方的东西变成日本的。日本脱亚入欧，摆脱亚洲成为欧洲的一部分，日本人认为他们仅仅是地理位置处在亚洲，但国家政治文化等是西方的一部分，今天我们说西方世界不仅指欧美还包括了日本。中国不一样，近代以来从欧美引进了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从苏俄引进了共产主义思想，今天从西方又引进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市场经济，但中华文明的主体不变。把外国文化中国化是中国模式的最大特点，也是最大优势。

另外，中华文明实际是一个文化圈，突破了国家范围，影响的不仅仅是中国，也包括新加坡等受东亚影响的文化圈。中华文明从原始社会到今天的历史没有中断，而西方文明的中间是断代的，如古希腊文明与今天的文明是中断的。今天的中华文明之所以有五千年的文明没有中断，就是因为他有一个很特殊的生成能力，即使亡国、即使被人征服，但是依然兼收并举，以同化别人的方式持续不断。

二是中国模式有非常强烈的平民主义色彩。中国的传统不是封建主义，中国是缺乏封建政治文化的国家，从春秋战国时期到今天，中国就是一个典型的平民国家。西方是非常典型的等级社会，古希腊、古罗马的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都是分等级的，而且等级是靠血缘固化，不能转化、流动。但中国不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短、影响小，只存在于武王伐纣建立周朝以后，周公摸索建立一套封建制度，通过血缘来固化社会的等级进而维系社会秩序，但是到了春秋战国末期封建制度崩溃。由于封建的特点是固化的，实行的井田制也是土地不能买卖，但到了春秋末期，有部分人偷偷买卖土地，井田制慢慢崩溃导致中国封建制度崩溃，建立了郡县制，秦始皇建立了君主专制制度。绝大多数历史学家把中国的专制制度根源归结为秦始皇的君主专制制度，在我看来君主专制制度实际上是中国春秋战国平民运动的结果。由于平民运动摧毁了封建制度，没有了等级造成社会难以维系。没有血缘以后，通过政府任命行政官员来管理国家，就形成了新的郡县制、官僚制。官僚制逐渐取代了过去的封建制是一个进步，也是一个结果。中国最早进入了官僚化社会，官僚化社会的特点就是平民主义，各级官吏不是通过血缘得来的，而是通过能力考核得到的，底层社会和上层社会的人是流动的，到了隋代由于科举制度成功解决了中国人才的流动，彻底巩固了君主专制制度。科举制度强化了中国社会的平民意识，十年寒窗一举成名，帝王将相也可以取而代之，上下人才流动畅通。中国人认为人是没有贵贱的，皇帝之下的宰相和平民是一样的，宰相犯罪也会贬为平民。这种强大的平民主义传统对中国模式影响很大，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动力。因为中国人民有非常强烈的竞争心态，人们平民意识很强，普遍存在攀比心理，你开宝马我也要开宝马，你买了房子我也要买房子，这种精神是非常积极的强大的经济发展动力。中国人要改变命运的心理很强烈，发财致富的奋斗精神是其他国家的人所不能相比的。全世界将近两百个国家和地区，每一个地方都有中国人，再落后、再穷的地方都有中国人，再危险的地方都有中国人。中国的穷人有向上的精神，西方完全相反，西方贫民区的贫民对生活完全是一种绝望的心态，政府给他基本的救济，他吃了就不动了，他们对社会也不仇视，觉得别人有钱是别人应该有，我的命运就该如此，这种社会缺乏活力。而中国社会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强烈的不甘落后、发财致富的动力推动大量农民工从农村进到城市，让中国人走到全世界，这种平民意识成为我们三十年改革开放以后快速发展的最重要动力。

三是政府主导和经济生产结合。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都有政府主导，与这些国家相比，中国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有非常强烈的责任制度，每个地方政府的领导对社会经济发展都背负很重要的责任，如果上海市的市委书记搞了一年经济还上不去，他的位置就坐不稳。中国政府是把自己的合法性建立在业绩上面，上台以后要为老百姓做事情，比如我当上海市市委书记，三年以后要把上海变一个样子，这是基础，所以中国政府的动力很大。

兼收并举的能力、平民主义意识和政府主导构成了中国模式的特点，中国模式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是有普遍意义的。但这三个特点如果把握不好也会成为三个弊病。第一，兼收并举不能丧失自己的话语权，中国学了很多西方的先进经验，我们要通过自己的话语去解释，比如说中国共产党的三个阶段要整合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否则这个社会就存在不稳定的弊端。第二，平民主义是全社会发展的动力，但是也可能变成极端的平等主义，从而对社会进行撕裂形成强烈的仇富、仇官情绪。所以，平民主义要理性、要把握好尺度。第三，政府主导是政府靠业绩来强化自己的合法性，但政府有时候会为了自己的业绩脱离实际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志搞政绩工程。所以，对政府的主导行为要有合理的控制和监督，搞不好地方官员把经济发展变成个人仕途的筹码，将会导致中国模式出现很多问题。总之，这三个特点是与中国传统相关的，需要保持平衡和合理尺度。

（据宣讲家网站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刘晓楠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2/0104/65738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