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外贸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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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主要谈一谈“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和贸易结构调整的研究心得，讲五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十一五”回顾；第二，当前的国际环境；第三，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动向；第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调整。第五，新形势下的外贸增长方式。

“十一五”回顾

国家在总结回顾“十五”的基础上，提出了“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指标。这些主要指标分两类：一类是预期性指标，主要是引导性指标；还有一类是约束性指标，也就是明确和强化政府责任的指标。到今年年底，“十一五”规划的绝大多数指标都完成了，甚至超额完成，像GDP指标，原来预期是年均增长7.5%，2010年达到26万亿人民币的经济规模，实际上“十一五”期间年均增长都在10%以上。我估计，我们的GDP总规模现在应该能达到33万亿左右。

但在“十一五”规划的执行中也有几个指标完成起来比较困难。一是服务业增加值比重。按照“十一五”规划，服务业发展要达到43.3%。服务业增加值相对份额和贡献率的上升有其内在规律，在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工业、制造业仍然是我们经济的主打产业。在这种情况下，服务业要发展需要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在体制改革方面做更大的努力。大家普遍反映，跟工业相比，服务业目前的税收负担是比较重的，而且管理体制上与国际通行规范接轨方面差距还比较大。另外，人们对服务业的重视程度还不够。因此，完成这个指标下一步要做更多的努力才行。

二是服务业就业比重。现在，我国遇到最大的问题有三个：用工荒、涨薪潮和大学生就业难。

用工荒，说明我们过去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阶段告一段落了，已经转变为劳动力有限剩余。当我们的劳动力有限剩余的时候，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还有5千万左右。如果这些人转移到非农产业和城市需要多长时间呢？五年到十年。尤其是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每转移出来一个农村剩余劳动力，农业的边际产品和生产效率不但不下降反而会上升。

涨薪潮。比如说珠三角，有一个学者研究发现，1995年到2005年农民工的工资报酬只增加了26块钱，而GDP年均增长超过10%，老板的利润超过20%，但是没有人跳楼，没有人罢工。但是现在不行了，浙江的最低工资2010年比2006年上升了60%以上，江苏最低工资上升的幅度也在28%以上。你会发现在农村剩余劳动力有限剩余的情况下开始出现一个新的变化，你要想有更多、更好的雇工，薪金就得上升。

大学生就业难。对于大学生就业难，我们把太多的问题归结于教育。为什么大学生就业难呢？是因为大学教给孩子们的技能不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我觉得这一点是有所偏颇的。大学生就业难，我个人认为真正的问题还是在劳动力需求。30年的发展，我们创造了足够的农民工的中低等级和技术含量的工作岗位，但是没有创造足够的大学生的中高级工作岗位，导致大学生即使找到工作拿到的也基本上是农民工的工资。

三是是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这个比重完成起来也需要做很大努力。

除了以上三个结构性指标，还有两个人口资源环境类指标。一是单位GDP能耗降低20%。从目前看，各地都在努力完成这个指标。因为前四年单位GDP的能耗降低15.61%，将近16个点，还差4个点，这4个点要在今年完成是比较困难的。二是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要降低10%。

这五个指标是”十一五”期间要做更多努力才能比较顺利地在今年年底完成“十一五”规划的目标。这五个指标中有三个是预期性指标，有两个是约束性指标。约束性指标如果完不成，我们的总理就要在全国人大会上有一个说法。

当前的国际环境

目前，我们把全球经济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危机重灾区，主要是欧美；还有一个部分叫危机波及区，主要是新兴经济体和一部分受危机影响较少的发达国家，比如说加拿大、澳大利亚。我们对当前的国际环境有一个很重要的判断，就是“十二五”的前两年到三年可能都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和全球经济复苏形势曲折超过预期的背景下进行的。

美国私人消费回升的基础目前仍然很薄弱。美国的GDP增长有70%由私人消费支撑，而私人消费有50%以上是信用消费支撑的，两成以上是负债消费支撑的，因此私人消费好坏直接决定美国经济复苏的好坏。但是目前美国的私人消费形势不好。原因很简单，这场金融危机主要是由金融泡沫和楼市泡沫的形成和破灭产生的。在金融和楼市泡沫形成的过程中，2002年以来美国家庭的负债率呈两位数快速增长，也就是2002年以来美国私人消费的繁荣和美国经济的繁荣很大程度是由美国家庭的负债消费支撑的。危机爆发以后，这些负债消费家庭的资产负债和财务状况受到重创，现在就不敢像泡沫经济时期那样放肆的负债消费了，因此美国家庭的储蓄率在上升，开始转向传统的量入为出。当消费者行为发生变化以后，美国的私人消费缩水了，需求的蛋糕就缩水了。

另外，美国的私人投资回升的基础也很弱。在经济繁荣时企业家的目标函数是利润最大化，赚钱最重要；在经济衰退时企业家的目标函数是负债最小化，活下来最重要。负债最小化就是尽可能减少负债，尽可能减少投资决策失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私人投资也缩水了。

美国的私人消费需求和私人投资需求缩水，企业就没有订单了，企业没有足够的订单恢复就很慢。即使美国到现在还保持非常宽松的货币环境，市场上有的是钱，但钱就是进入不了私人消费和私人投资部门。怎么办呢？就只有靠公共开支，靠政府购买。但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导致了欧洲人现在对政府扩大花钱说“不”。他们认为，如果欧洲各国政府再花钱欧洲的政府就会一个一个地破产，欧洲人走出危机的最好办法是政府少花钱，减少政府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减少政府公共债占GDP的比例，也就是债务率和赤字率。美国人希望花钱，欧洲人说不。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开始变得越来越谨慎，并且要紧缩开支。

现在经济形势最困难的是出口。美、日、欧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他们的需求在缩水，出口要扩大。奥巴马讲，未来五年美国的出口要翻番，要靠出口增加200万个新的就业岗位。出口蛋糕在不断缩水，美国、欧洲、日本又要拿走更大的一块，就会发生今天事实上发生的贸易摩擦和货币战争。货币战争实际是货币贬值竞争。各国都希望自己的货币变得很便宜，那样自己的产品就变得很便宜。按照市场经济规律，产品便宜了你的出口需求就会增加，你就可以拿走出口蛋糕中更大的一块。首尔G20峰会的首脑会议上把汇率问题作为重点谈，而汇率问题的重点是美国对人民币施压，说人民币定值太低估，逼着人民币汇率要大幅度升值。为什么人民币被低估了呢？因为全世界的出口都不好，唯独中国出口那么好。人民币大幅度升值对中国经济会产生什么影响呢？出口会大幅度下滑，进口会大幅度增加。出口大幅度下滑，全球市场的份额就让出来了；进口大幅度增加，就拉动了美国、欧洲、日本的出口。这样中国对全球经济复苏就做出了贡献。

现在欧美经济的基本面相当差，美国的失业率又上升到9.6%，中国经济的基本面相当好，但是我们笑不出来。为什么？有人说中国是这场危机最大的受益者，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我认为，中国是这场危机最大的受害者。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场危机大大挤压了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的时间和空间。本来我们可以在一个更长的时间里更加好地完成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的转变，但是危机的形势已经把我们顶到了一个风口浪尖。我们看世界经济史的经验和教训，近百年来一共有三场比较大的危机，一个是大萧条，一个是滞胀。滞胀发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全世界为走出滞胀采取的重大宏观政策调整和结构调整发生在1979年，也就是从凯恩斯的通货膨胀无害论、财政赤字无害论、政府干预经济理论转变到要治理通胀。这个转变过程中，我们看到1980年日本经济的基本面是最好的，美国的经济基本面相当差，美国的企业在一个个领域被日本企业打败，当时在美国充满了一种恐惧，就是日本要收购美国。但是从1980年起，美国为走出滞胀开始了一场叫供给端的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这场改革和调整主要由五个措施构成，第一个措施是从1980年开始大幅度降低企业税收负担，让企业轻装上阵。第二个措施是大规模取消和降低政府对经济的管制。让企业努力，不能用政府保护的方法，要用市场竞争的压力迫使企业跑得比兔子还快。第三个措施是对政府开支进行了结构性调整，减少了社会福利开支和教育开支。把节约下来的钱用于重大军事研发和创新，这些重大技术创新构成了美国IT革命的重大技术突破和技术成果，然后军转民。第四个措施是重视官产学研，大中小的合作研发。第五个措施是学习日本，搞全球化战略，重视出口。这五项措施实行了五年，导致美国在结构供给端结构改革和结构调整过程中产生了一个宏观问题——财政赤字大幅度增加。美国政府为财政赤字融资就提高了利率，吸引全球资本流进美国，结果导致美元从1980年到1985年升值了35%。美元大幅度长期升值产生的结果是美国的竞争力被大幅度削弱，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大幅度上升，最后改革改不下去了。改不下去怎么办？美国在1985年搞了个花园广场协议，决定日元大幅度升值，美元大幅度贬值，很大程度上是日本为美国的这场供给端结构改革买了单。日元大幅度上升，从1块美元兑250块日元上升到1块美元兑120块日元。日元大幅度上升遇到了日本的二元结构。日本经济有世界上最强大的跨国公司，像丰田、索尼、东芝、惠普，但是日本也有效率很低下的产业，比如农业、分销业、不动产业、银行业和以日本国内市场为销售对象的制造业，这些产业与发达国家的产业比相对效率比较低，当日元大幅度升值，所有以日元标价的要素都变得非常贵，这些产业的效率和竞争力大幅度削弱，因此日本的发展动力遇到了很大问题。1990年2月，曾经基本面最好的日本陷入了长达十多年的经济停滞，而十年前经济基本面最不好的美国从1990年三月进入了IT革命和新经济的繁荣周期，是美国历史上最长的经济周期。

因此，我们讲不但要今天笑，而且要明天笑，十年后你还笑得出来，这才是真正的成功者。从这个角度来讲，当前全球经济复苏的曲折性超出预期，很大程度上有着背后复杂的矛盾和问题，我们如何应对决定今后五年到十年发展的前景。“十二五”规划实际上就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产生的。  

 

 

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动向

从产业结构来讲，过去一段时间的全球产业结构调整不但造成了全球危机，而且对世界主要国家产生了重大伤害和影响。为什么会这样呢？上世纪90年代以来是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时期，全世界的资源和要素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市场化，就产生了华尔街作为全球的金融中心能够越来越方便地动员和配置全球的要素和资源，尤其是金融资源。美国人突然发现钱很多，而且还很便宜，市场上充满了流动性，通货膨胀率还不长，因为全球化中全世界低价格的要素中国的2亿农民工参与了国际分工。这时美国很多华尔街的人就开始想，怎么把这个钱花掉。从1990年开始美国的国民储蓄和家庭储蓄连续下降，最后变成了国民负储蓄还有用不完的钱，它用次贷和金融创新的方式叫那些买不起房子的人买房子，花不起钱的人花钱。一旦泡沫破灭，房价缩水，这些穷人背了一身的债。为什么会产生这个问题呢？因为全球化越来越开放，金融市场一体化越来越快，我们越来越生活在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的地球村，而这个地球村却没有一个良好的管理和治理，那就一定会发生全球经济的失衡，一定会发生全球的经济危机或者金融危机。

这场危机发生后，世界各国都在调整。危机重灾区的美国也开始了结构调整。奥巴马在非常著名的“岩上之屋”演讲中讲到美国经济的复兴战略，核心就是要把美国经济之屋建立在坚实的实体经济之岩上，而不能够建立在40%公司利润来自于金融部门的虚拟经济的基础上。过去的几十年，美国产业结构中制造业的比重下降了10个百分点，金融部门的比重、建筑业的比重和房地产的比重上升了10个百分点，虽然说美国的制造业全球竞争力没有下降，但是它的产业结构中实体经济部门大幅度下降，虚拟经济部门大幅度上升，因此下一步美国经济是要建立在坚实的实体经济基础上。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看看我们中国过去的几年，能够看到很相象的变化——我们资源中的人才和优质要素更多的离开实体经济部门进入金融部门、房地产部门。很多优秀的实业家要想坚守实业是很难的，越来越多的实业家开始离开了实体经济，把钱投向了房地产和资本运作。对于美国下一步的发展，奥巴马还说了“再制造、再出口、再创新”，就是回归根本。美国出台了一系列的法案，制订了一系列的计划，来重振它的制造业、出口部门，来重振它的新能源经济、技术创新和促进就业，这些成为美国下一轮调整的重点。从这个角度讲，我们能够看到美国在遭受这场金融危机的重创以后，开始了一个长周期的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不但美国是这样，英国、德国、日本、韩国都开始进行调整。英国的调整是把重点放在低碳产业、生物产业、数字经济、先进制造领域。日本在新公布的《产业结构展望2010方案》中提出了未来培育的五大战略性产业的发展，包括与基础设施相关的产业、环保、能源产业、文化创意产业、尖端技术产业，以及医疗、护理、健康在内的社会公共产业。韩国也开始推出能源和环境新一代运输设备、新兴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产业融合、知识服务和太阳能电池等。我们会发现，未来的五年到十年全球都进入到了一个调整的新时期。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结构调整

五中全会《公报》中就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未来方向和重点提出了“五个坚持”。

一是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主攻方向。我想提醒一下，我们讲经济结构的时候，总是讲需求结构、供给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就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一系列结构，但是要调结构，首先应该是体制结构的转变。如果体制、机制和政策不变，结构很难作根本性的转变。我觉得这个方面国家已经非常明确了，把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未来的主攻方向。

二是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重要支撑。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很简单，如果讲结构我们是讲需求结构、供给结构和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等各种各样的结构，这个结构涉及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最重要一点是要从要素投入支撑的增长和发展的模式，转变到要素生产率增长支撑的增长和发展的模式。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前，很多世界顶尖的经济学家批评我们东亚人，包括日本、韩国，也包括我们的台湾和我们中国，说你们东亚的快速经济增长和发展是在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投入的支撑下实现的，很少有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很少有内生性的和内涵性的增长，我们叫集约化增长。因此东亚增长模式会很快达到增长的极限。对我国来讲，过去这么多年，我们更多的还是粗放型增长。我在调查研究中间发现，现在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只有7%有研发和创新的开支，93%都没有研究与开发的开支，我们研究与开发的投入产生的创新成果，也就是发明专利，每年都主要是集中在少数的央企和技术型企业。为什么我们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这么弱呢？原因很简单，研发与创新都是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我们现在投不起，风险承担不起，因此创新的收益也很难得到。我们整个成长过程更多的还是靠低成本、低价格，靠代工，靠模仿。下一步，我们的国家创新体系如何帮助企业提高创新技术的能力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创新体系有三类，一类是国家层面上的。最典型的故事叫两弹一星，一次发射几个亿，都是国家出钱。还有一类是大企业创新体系。比如我们的大飞机生产，虽然有很大的挑战，能不能够生产出来？生产出来的大飞机能不能够有很高的安全保障？大飞机生产出来，又有很高的安全保障，能不能够卖掉？但是我们的大企业创新体系做起来相对比较容易。还有高铁，美国人就羡慕，奥巴马问他的部长：中国有高铁，为什么美国就没有？我们在全世界各个方面都应该是第一，绝不能够容忍成为第二。但是客观地讲，我们高铁的生产技术绝大部分还是拿来主义，真正的核心技术自己掌握的还是非常有限的。第三类是小企业的创新体系。就像孩子一样，我能够把他生下来，从一岁、两岁一步一步把他培养成一个巨人，这对我们是最大的考验。我们能不能够创造条件，使小企业出现像微软、因特尔一样成为世界上顶天立地的好企业。

此外，我们创新环境的支撑仍然比较弱。北京有最好的大学，有最好的研究院所，有最大的银行和最好的人才，也就是说北京要金融我有金融，要人才我有人才，要信息我有信息，要市场我有市场，但是培养出真正的技术创新型的企业太少。上海有最国际化的环境和最国际化的人才，但也只培养出很少的技术创新型的企业。浙江有最发达的市场经济的条件和最发达的民营企业，这些民营企业非常努力也非常优秀，但是很少能够成为技术创新型的企业。它有一个天花板罩着，要突破这个天花板，能够往上再壮大一步，真是比登天还难。根据调查研究，我认为深圳的创新环境是比较好的。深圳没有北大、清华，没有国家级的科研院所，也没有像北京、上海这样顶尖的人才，但是深圳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技术型、创新型企业。实际上，我们在创新环境转变方面还有太多的奥秘没有解读，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做更多的努力。

改革开放30年，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尝试就是用市场换技术。中国是世界上对外资做得最好的，但是我们发现这30年用市场换技术，技术外效果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怎样能够在开放的过程中得到更好的技术创新和技术引进的效果，下一步我们要做更多的努力。研发全球化过程中有一个规律，就是全世界技术创新成果和活动交流主要在大三角地区，也就是美、日、欧这三个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之间，大三角以外的地区显著少。我们还发现技术创新成果的扩散是国际化程度越高技术含量越低，技术含量越高的东西国际化程度就越低，本地化的程度越高。他就怕你学到，丧失了他在技术上的竞争优势。比如说汽车工业，原来我们希望能够有强制性的技术转让，强制性的国产化率，强制性的合资的要求能够学到技术。但是几十年过去了，我们通过合资得到很好的投资回报，通过合资我们能够生产出国产的奔驰、宝马、奥迪，但是由于合资协定中规定了中国连个螺丝钉都不能够自主研发、自主设计。我认为，从要素投入增长的模式转变到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模式，对中国来讲不是一个五年规划，绝对应该是三十年的事，也就是改革开放新的30年的征程。

三是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五中全会精神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怎么能够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参与到经济的增长发展，并且能够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把富民作为下一步发展最重要的一个亮点。一般的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决定了我们非常重视社会的公平，而资本主义会非常重视经济的效率，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制度竞争中，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学到了把社会公平跟经济效率结合起来，我们在竞争中也学到怎么能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解决效率。作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要建立起一个更加公平、健康、可持续的社会。所以，民生问题会成为下一步的重点。很多人讲，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已经高达0.47，不公平程度已经达到一个很高的边界上了。我个人觉得，日本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它的基尼系数曾经高达0.6，比我们现在要高很多，但是日本战后通过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基尼系数在1970年降到了0.3，就变成一个收入分配比较公平、比较和谐的社会。对中国来讲，下一步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我们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一点是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把惠民、富民作为从”十二五”开始的未来一个长期努力的方向，这是我们基本制度决定的。建立起一个社会的公平，也就是起点公平、机会公平、过程公平，然后结果公平，这样才符合我们的理想。

四是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社会作为一个重要的着力点。要建设两型社会，尤其是人们讲的低碳经济，我们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今后的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如何能够避免模仿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高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探索出一种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两型社会建设涉及到三个着力点：一是如何能够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二是如何能够提高能源和资源的效率，减少消耗；三是如何能够发展一些可替代的能源和资源，像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源等新能源。这三个着力点主要涉及到几个方面的治理。

第一，要发展两型社会就应该发展跟两型社会发展相匹配的经济结构。目前，从国家来讲希望能够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现代服务业包括生产性、消费性、社会公益服务三个方面。生产性服务业就是能够提升生产和制造业增值的服务业，比如研发、设计、创新，金融、物流等，还比如会计师、律师、评估师、仲裁师、建筑师等专才，还包括文化创意等。还有一个就是重点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这七个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都能够使我们实现节能减排，实现可持续发展。另外一个是传统经济结构的调整，就是把一些高污染、高耗能、资源性的产业进行彻底的结构性改造。国家“十一五”期间在这方面的力度是相当大的，但这是一个长期的路，而不是一个五年、十年的路。

第二，创造出节能减排的技术。

第三，改变社会行为，更多地采取一种低碳的生活方式。

第四，开放。我国的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太有限，“十二五”时期怎么能够把高污染、高耗能、资源性产业的产品链、产品的价值链能够分布全球，而不要都分布在中国，压力就会大幅度减缓。像铝业，如果我们采取不是把全球的铝土矿资源都运到中国，而是把一部分铝业投资在铝土矿的产地，在资源产地完成铝土矿的开采，以及氧化铝、电解铝、铝锭、铝材、铝产品，把产品供销全球，同时满足国内需要。围绕着能源、资源、环境，从前30年的被分工开始转变到自己要用对外投资、人民币国际化、银行走出去和产业走出去，开始建立自己的全球生产体系。

五是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下一步发展的强大动力。因为前30年我们所有成绩的取得都是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这条路上进行努力的结果。下一步的发展，对我们来讲改革开放是一个新的阶段。从改革的角度来讲，我们通过前30年的努力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就是在体制上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但是市场经济发展还是一个初步建立的体制框架，如何进一步完善是未来30年努力的方向。

第一，建立法制。做任何事情不是摸石头过河，而是先定规矩、规则，先定执行程序和作为的办法，先定监管、评估、调整的规定和体制，这对今后30年是一个巨大的转变。

第二，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我们是全球化的参与者，在游戏规则和语言上应该用同一个规则。我们现在发展服务业最大的障碍是体制问题，体制问题中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的服务业体制和国际的服务业体制基本上不接轨。比如说中国内地和香港签了CEPA。CEPA的内容主要有三个部分：一是货物贸易零关税；二是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三是投资贸易的便利化，包括通关的便利、人员往来的便利、在内地创业的便利。我们在执行CEPA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大门开了，小门不开。什么叫大门开了，小门不开？就是我允许你的货物是零关税，允许你的服务业市场准入，允许你的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但是香港服务业的体制和标准与内地服务业的标准和体制完全不接轨。比如建筑师的资质，香港是欧美建筑师的资质，内地是甲级、乙级、丙级，这怎么能对接？

第三，很多重要的激励导向制度需要改革。比如北京的房价、地价，这里头核心的一项改革是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财力的改革。没有这项改革，地方有很多的事权却没有足够的财权，只有去搞土地财政，最后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成了统一战线。现在的国际贸易摩擦也是这样。我国有巨大的顺差，很多人批评我们，但是这个方面说到底也是一个体制问题、业绩观的问题。

除此以外，还有几个在“五个坚持”基础上需要我们下一步要破题和解决的问题。

一是扩大内需。尤其是要促进国内城乡消费和民间投资的发展，五中全会提出要建立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在我个人看，扩大内需不是内需和外需的关系，而是国家战略和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这个转变实际上是说中国今后的发展动力更多的是靠城乡消费和民间投资。有人说，你要让老百姓花钱首先要让老百姓有钱，要让老百姓有钱首先要有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体制上的突破和改革。过去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政府的可支配收入和企业的可支配收入增长比较快，老百姓的可支配收入增长比较慢。下一步怎么能够把这个结构调过来，完全是一个体制改革的问题。此外要避免今后扩大内需的战略性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过程中出现内向型趋向，就是国家说重视扩大内需，那我的眼睛就盯着国内，再也不去盯着国外。

多问题中重点。城镇化一个进入到这的银行和最好的人才，也就是说你事实证明，开放对发展是有好处的。我们在扩大内需的战略性转变的时候，一定会配套促进经济的国际化。五中全会《公报》有一句很重要的话，“要创造国际合作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我个人理解，第一，人才的国际化。下一步要把中国市场划一个市场圈作为今后发展的基础，同时要促进人才国际化，让全球最优秀的人来建设中国。对我们的下一步发展来讲，人才的国际化就变得非常重要。

第二，资本的国际化。我国现在有3万多亿美金的对外金融资产，有2.64万亿美金的外汇储备资产，下一步面临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如何把这些钱管好，用好，重新配置好。我们比较一下，美国的出口占世界出口的比重从1948年的22%降低到现在的8%以下，中国的出口从1948年的0.9%现在上升到9%以上。这是出口，要是看投资，美国持有东亚，包括中日韩加东盟13个国家的对外金融资产中71%是股权投资，外汇储备资产只有2%，只要这个企业不倒，美国人就有你的剩余永续的分配权，你创造的每一分钱剩余都有他的一份。而东亚持有北美的股权只有14%，45%是外汇储备资产。中国的对外金融资产中股权投资只占6%，70%是外汇储备资产。我国的外汇储备如果买10年期美国国债，不算通胀损益，不算人民币货币升值、贬值损益，也就3%的收入。而我国的对外金融负债，也就是三资企业在华投资的资产净收益是21%。我国每块钱只挣3分钱，美国每块钱能够挣2毛1分钱，是我们的7倍。我们要想赶超他，不提高投资回报怎么行呢？要提高投资回报，没有人才、没有企业和银行，怎么做呢？因此下一步资本国际化，既把全球的资本欢迎到中国来，又把中国的资本欢迎进入全世界，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好地发展自己。

第三，产业的国际化。现在我们的产业开始一步一步进入全球。我要转型升级需要技术，我没有技术能力；需要设计，我没有设计；需要人才，我没有人才。怎么办？哪有技术、设计和人才，我投资哪儿。我是他的老板，他的智力必须为我服务。我们知道奇瑞汽车很漂亮，为什么呢？因为奇瑞汽车的设计中心在意大利的都灵，它用意大利人的想象、创意，为奇瑞汽车生产出最现代、最国际化的汽车。我们没有技术，但是有订单。日本的汽车技术性公司和德国的技术性公司都是百年老店，只要我们给他订单，他就为我们服务，帮我们解决很多技术难关。

第四，贸易的国际化。我们现在的贸易主要做的是欧美市场，在亚非拉很难见到在欧美能够见到的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原因很简单，我们的欧美市场商品的全球营销都是由跨国公司的采购体系做的，跨国公司的采购体系不把我们的产品卖到非洲，非洲就见不到我们的产品，不把我们的产品卖到中亚，中亚就见不到我们的产品。可是我们的企业要想自己建全球的营销渠道，目前比登天还难。

二是城镇化。城镇化成为我们“十二五”的一个发展重点。城镇化一方面是在我国东部发达地区发展大的城市带。整个日本国土就有三个城市带，一个是东京，一个是大阪和京都，还有一个是名古屋。从我国来讲，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都形成由特大城市、大城市、中城市、小城市构成的都市群和都市带，是下一步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我个人担心的一个是如何能够避免大城市病。还有一个是如何避免形成高碳。因为我们发现80%的能耗都是消耗在城市和大城市。第三个是怎么解决好农民工市民化。

我个人认为，如果每年有一千万农民工转变为市民，也就意味着我们每年有100个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诞生；如果每一个农民工转变成市民带来的消费倍增效果是3.5倍，那么这一千万农民工变成城里人以后带来的消费就是3500万人；如果每年城市化率能够提高0.8个点到1个点，那就意味着这条路最少能够持续30年，会成为下一步支撑我们经济增长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但城镇化中也存在很多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基本保障制度建设。包括基本的住房保障。每年1千万农民工转成市民，像北京一平米三万块钱，农民工怎么住呢？还包括基本的教育、医疗保障。要建设这套基本保障体系，马上就涉及到钱从哪儿来？现在地方政府有太多的事权、太少的财权，怎么可能承担得起？因此，惠民生，如果不从财权、事权上重新划分界定，这些都无法落实。

第二个问题是就业。怎么让低素质的老百姓能够养家糊口？我们到印度去的时候发现印度有一个政策非常有意思，就是印度禁止沃尔玛等大连锁超市进入。为什么？他们的说法是印度有千家万户的小商小贩，一个大沃尔玛进来那些小商小贩怎么活啊？在北京你到处能看见城市管理人员和小商小贩之间的搏斗。服务业最能够容纳就业，但服务业发展面临的过高的税负怎么改？过于陈旧和落后的管理体制怎么改？过多的市场准入的限制怎么改？而政府在管理服务业方面的经验、手段远远不及制造业。这些问题都需要解决。

第三个问题是城市发展的模式。有些人说大城市为主，有些人说中等城市为主，有些人讲小城市为主，那么哪种方式对中国下一步发展是最合适的？

新形势下的外贸增长方式

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不是五年能够解决的，有可能是30年，但是新30年是在过去改革开放30年的基础上要上一个大的台阶。进入新阶段以后，我国外贸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我国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告一段落了，但我们的竞争对手依然很低。现在，我们不仅劳动力成本，而且土地成本、电话成本、网络成本，以及煤电油运的成本等综合投资成本也已经高于周边地区和竞争对手。怎么能够从过去的便宜、差，变成贵的好，这是一个巨大挑战。

首先，要提高劳动力的素质。过去便宜，低成本竞争优明显，我们在劳动力的教育、培训、健康和安全方面的支出很少。今后贵了，就应该有更好的教育、更好的培训、更好的人力资本投入。

第二，要从代工的模式转变成自主生产的模式，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过去我们是通过农民工或者廉价的土地为国际代工来参与国际分工，现在成本不便宜了，别人替国际代工了，就要求我们从代工的模式转变成自主生产的模式。像这次的全球金融危机，很多企业外销销不动了就转内销，转内销以后，这些企业说我不知道在国内怎么销售，不知道中国的老百姓喜欢什么样的设计，还要自己做品牌，自己做设计，自己做销售，自己做渠道。这个转变就是一个由过去的代工替别人加工组装变成自主生产，对很多企业都是一个巨大的很难实现的转变。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过去很大程度上是模仿，现在要搞自己的创新；过去产品主要是卖给欧美市场，现在要开拓亚非拉的市场。我们在开拓亚非拉市场的时候经常会给当地的老百姓留下一个印象——中国产品假冒伪劣。为什么中国的产品卖到欧美是价廉物美，卖到亚非拉就是假冒伪劣呢？谁的责任？因为卖到欧美市场的产品往往是跨国公司的采购体系做的，跨国公司采购体系在下单的时候不但对产品的质量有很高的要求，而且对产品的安全、劳工权利和环境标准都有很高的要求，你要达不到这个单子就不下给你了。当我们自己把产品卖到亚非拉的时候，没有人管你的品质，没有人管你的劳工权利，没有人管你的环境，没有人管你的产品安全，怎么能够保障中国制造的产品就像欧美市场一样好，甚至更好呢。这对我们来讲就是一整套的市场秩序和市场管理，市场的标准和产品的标准，这个责任在政府身上。我们的政府应该做好市场。审计署前审计长李金华说过一句话：中国最大的问题在于管理。你要不能够解决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结构调整，把产品、服务和人才都做到好上加好的管理，是不可能从低成本竞争优势提升上去的。

另外，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危机。现在印度15岁到34岁的年轻人有将近4亿人，比我们年轻、便宜，而且人多。现在印度跟中国比存在着的巨大差异有两点。第一点是基础设施远远不如中国，第二点是制造业率远远不及中国。有一次我到日本调研，一个日本的高官问我，如果日本投资2000亿美金打造孟买到德里工业带的基础设施，您怎么想？如果美国投资3000亿到5000亿美金来打造孟买到德里工业带的基础设施，您又怎么想？也就是如果巨额的资本投向孟买到德里工业带的基础设施，那么印度的基础设施将会像我们改革开放一样在相当短的时间里就能得到巨大的改善，就会有大量的寻求低成本劳动力的资本进入印度。现在我们已经在很多市场，像北欧、北美市场，看到越来越多的印度、孟加拉和越南的制造。我们贵了他们依然便宜，我们老了他们依然年轻，我们富了他们依然穷。因此我们要做好由便宜到好的转变，否则下一步将遇到很大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讲，无论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还是调整经济结构，中国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候了。

无论是贸易还是生产，我们前30年实际上是两个体系。一个体系是参与国际分工的体系。参与国际分工主要是农民工、便宜的土地和廉价的环境，是末道工序，是最低价值的那道工序，在中国加工组装，销售在中国或者销售在世界。这个生产体系中如果中国贵了，跨国公司就会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选，一个可能会选择中国的中西部，一个是可能会选择到印度、孟加拉和越南等我们的周边地区。现在，我们的中西部有一些亮点，比如说重庆吸引了惠普8000万台便携电脑的产业集群。但是有更多的资本可能会转移到印度、孟加拉和越南去，这个时候产品是分化的。

另外一个生产体系叫内生性生产贸易体系。也就是我们自己的企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发展起来的。跨国公司的产品往往都是IT，都是高技术，但是在中国本地的增值很低。而我们自己的产品前20年是轻加工制造，主打的产品是纺织、服装、箱包、鞋帽、玩具，最近10年我们的产品开始上升到重化，我们能不能够发展出高新技术？就像养孩子一样，我们的孩子能不能够下一步往上走一步。从目前来讲，还需要我们做更多的努力。

（作者系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

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刘晓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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