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开骂”成习惯 社会管理从“心”开始

近年来，网络媒体上的“骂”字越来越多，所反映的日常生活中的“开骂”变成了一种“新潮”。各个社会阶层的人几乎没有不骂人的：官员骂人、老板骂人、领班骂人、教师骂人、农民工骂人、下岗职工骂人、农村妇女骂人……开骂的类型要列举的话似乎很难穷尽，例如，执法骂人、被执法骂人，管理骂人、被管理骂人，患者骂人、医生骂人，逃债骂人、负债骂人……开骂的动机更是五花八门：有人为正义，有人为公平，有人为施压，有人为成名，有人为平衡，有人为宣泄，有人为舒服，有人“不知道该怎么就骂了”……

当开骂成为跨阶层的、跨事件的、跨动机的“普遍性”社会现象时，它背后的形成机理和引发的社会效应就值得我们深思。为什么开骂现象在近年来增加了呢？

原因：社会性伤痛没能及时回应

怨恨的起因多种多样。怨恨产生的机制，简单来说就是受到挫折而心生怒气，但由于无能和软弱，或者由于恐惧和害怕，不能直接表现出反应冲动，包括必须压抑伴随的愤怒情绪。这种隐忍就容易酿成怨恨，而且越是长期置身于受伤害的处境，越是觉得这种处境超出自己的控制，怨恨就越深。怨恨一旦形成，就会不断累积和加速，不仅使怨恨的对象发生扩展、改变和转移，也影响到情感本身。这种情感因为无法向外表达和发泄，便在内心猛烈翻腾，并紧缩聚拢，化为一团有毒物质，最终可能毒化整个心态乃至人格。在真正的怨恨中，并没有情感上的满足，有的只是持久的愤怒和痛苦。目前我们社会中零星爆发但却骇人听闻的恶意犯罪和反社会性行为，多由怨恨所致。

这种怨恨情绪产生的结构性根源，主要是利益格局相对固定化，社会差异显明化，个人向上流动的机会受到阻滞，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等等。现在虽然物质生活水平极大提高，但在社会成员作为合格和成熟的公民参与公共事务上，却极不充分，个人的社会性需求得不到满足，而公共权力的行使又缺乏明确的限制，从而不时造成“合法的伤害”。又由于“体制性迟钝”，对于民众的社会性伤痛不能有效及时地予以回应，久而久之，势必萌生怨恨。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这种怨恨情绪不仅是底层民众体验强烈，而且在社会上弥漫开来，现在大有演变成德国学者舍勒所谓的“怨恨式批评”的态势。所谓怨恨式批评，就是缺乏任何积极目标的不分皂白的批评。这种批评并非真想消除不良现象，只是以之为借口；而且，对于所抨击的状况的任何改善，不仅不能令人满意，反而只能导致不满，因为它们破坏了谩骂和否定所带来的不断高涨的快感。怨恨式批评不会对内在价值和品质做出任何的肯定、赞赏和颂扬，仅是一味地否定、贬低、谴责。

传播：怨恨情绪如何“传染”

几乎所有的民主社会都会允许民众批评政府，政府权力来自于民众，民众批评政府、监督政府是正当的权利。然而，民众批评和监督政府面临的难题依然不少，在一些地方，创造出的好条件也常被异化为“摆设”。于是在民意表达不通畅的情况下，出现一些非理性情绪的表达也无可厚非，但如果将这种情绪肆意放大，一些人用仇视或敌视而不是用审视的目光去看待这个社会的一切，把自己的骂声向四围传递，以期获得更大的共鸣，他们为骂而骂、为挑战而挑战，他们不顾骂的后果、不管骂的实际意义，他们只是大肆渲泄不满的情绪，一味吸引更多的关注。当这类骂国者开始极具示范效应，迎合了大众宣泄心理的时候，不但受到越来越多的追捧，还被人称作是英雄、是社会的脊梁和良心的时候，恐怕再民主的社会也不能等闲视之了。

以骂国为主要特征的社会负面情绪大致有四种：

一是逆向社会情绪。即人们由于利害冲突或道德评价而抵制国家政策，在矛盾激化的情况下，甚至可能采取敌对行动，如上访上告，群体性突发事件等；

二是群体性怨恨情绪，网友用个人的不满解读一些发生的事件，表达出一种不满情绪，继而形成群体性怨恨，“群体性怨恨”产生的原因在于民众的不满情绪；

三是异向社会情绪。表面上并不反对国家政策，事实上与国家发展方向相异或相悖，如日趋猖獗的封建迷信、地下赌彩、邪教；

四是跟风情绪。在求奇、求特自然心理诱导下，部分人对奇谈怪论颇有兴趣，试图在骂中寻找心理受挫后的平衡，在人云亦云和跟风传言中获得社会归属感。

骂国者受到追捧，其实与当今社会的许多反常现象如出一辙。如，忸怩作态的芙蓉姐姐在北大演讲受到欢迎，陈冠希以及“兽兽”等人因不雅视频反而获得更多粉丝，“凤姐”因丑貌雷语、“犀利哥”因乞讨纷纷成为名人，此类颠覆传统审美观、价值观的社会现象层出不穷，告别神圣、远离主流、淡化价值、拒绝崇高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开始泛起，富人的唳气、穷人的怨气、当官的匪气、知识分子的媚气、垄断行业的霸气交织在一起，社会心理有从“超我”演变为“自我”，进而演变为“本我”的“心理返祖”趋势，表现出以浮躁、喧嚣、忽悠、炒作、炫富、装穷、暴戾、冷漠、庸俗、麻木、恶搞等为实质的“以丑为美”的胜利狂欢。对于凡此种种越过了社会道德和人性良知的底线的颓势，怎一个鄙之弃之了得！

新动向：和过去不同，当前社会怨恨心态出现质化

概括来看，当前社会仇视心态与过去不同，至少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社会仇视心态指向由个体转变为群体。过去，公众的仇富、仇官心态，主要指向财富阶层中那些非法致富与为富不仁的个体，仇视党政干部群体中的与民争利的贪污腐败分子。但是，近年来，这种社会仇视心态不再仅仅指向富人与官员中某一部分，而是指向整个群体。这一变化表明，当前社会仇视心态已经呈现出社会阶层之间的相互对立，阶层之间的仇视与抵触日益显化。具体表现为阶层之间的相互不信任与形象的标签化。在公众眼中，富人的标签是飞扬跋扈、骄奢淫逸、为富不仁；公务员的标签是待遇优厚、以权谋私、封妻荫子、贪污腐化。与此同时，社会低层的形象也被标签化。在许多公众眼中，农民喂猪都用瘦肉精，餐厅都用地沟油等，违法犯罪的也多为外地农民工，一些社会优势阶层担心这些社会底层对自身利益的侵害。这样，无形的墙立在社会阶层中间，隔阂着公众的和谐与信任，成为仇视和抵制心态生成的土壤。

第二，社会仇视心态的强度、烈度日益加强。当前，社会普遍的仇视与不满正在蔓延，社会失利者在抱怨，一些既得利益群体也在抱怨。社会失利者抱怨权益受到侵害，既得利益群体在抱怨权益得不到保障，社会中各个群体中处在抱怨和仇视之中。社会仇视心态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会诱发社会冲突和社会动荡，人数越多，时间越久，积怨越深，强度越大。与以往相比，当前社会仇视心态的强度与烈度都呈现明显的加强。正如地质结构越紧密稳定，在相同强度地震下所遭受的损失也就越小一样，社会结构越稳定，社会仇视对人们生活产生破坏性的影响越小。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并非稳定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学者甚至提出中国现在是倒“丁”字的社会结构，各社会阶层处在游离隔绝的状态，彼此间相互联系微弱，阶层之间形成“断裂”，整个社会难以整合成内部结构稳定的共同体。这样不合理的社会结构在面对社会仇视问题时显得力不从心，公共事件、群体性事件发生以后造成的破坏性日益巨大，危害整个社会的有序运行。

第三，社会仇视心态演绎成“没有共识的社会”。负责拆迁安置的基层官员讲到被拆迁者的不配合、动辄上访时人人愤愤不已，“刁民”之骂脱口而出，企业家们讲到员工做事不发狠、维权意识强时，个个怨气冲天。如果你去听听被拆迁者的心声，他们则是一肚子苦水，有理无处讲、有冤无处诉；如果你去和打工者交流交流，他们则对老板的抠门、苛刻、工作生活条件的艰苦同样怨声载道。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仇官”、“仇富”、“仇穷”共生共存，构成了一个龟裂型社会形态。大家都认为对方不讲道理，都觉得自己是受损者、受害者、受虐者。仇视心态造成了一个互相伤害的社会。

应对：社会管理从“心”开始

2011年2月9日，党中央在中央党校召开了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高层研讨班，专门研究社会管理以及创新问题。胡锦涛总书记在他的讲话中提出：针对当前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和我国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那么，针对当前我国社会性和精神性需求上升这一新的社会心理变化，从政府这个层面，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强化政府的服务职能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关键。首先，政府在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职能的同时，要加强社会管理，更要根据社会发展和公众的需要，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树立寓服务于管理之中、在管理中体现服务、在服务中实现管理的目标。服务重于管理，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要大力发展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和社会保障，优化公共资源配置，重点解决民生问题，特别是要高度关注改革发展过程中弱势群体的利益，对那些对社会有怨言的人群必须要多关心他们，多进行疏导。这些群体可能包括：下岗工人、失地农民、拆迁户等，不断强化政府公共服务的职能和责任，在服务中实现管理。

加强社区建设是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重要内容。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成员逐渐由“单位人”向“社会人”过渡，随着我国城市化发展，更多的农民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社区。社区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的主要空间，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载体。因此，加强社区建设、开发社区资源，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内容。不断强化社区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功能，发挥社区协调利益、化解矛盾、排忧解难的作用，推动建立社区居民之间互相信任、互相关怀的关系，增强社区的归属感和凝聚力，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环境优美、治安良好、生活便利、人际关系和谐的现代化新型社区。

发展社会组织是整合社会管理资源的有效形式。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加快，社会分化和利益主体多样化的格局已经出现。计划经济那种单一的行政管理模式已不能适应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政府应适应形势的发展，在加快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的同时，要整合社会管理资源，提高社会自治水平。为此，要大力培育发展包括社团、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志愿团体等在内的各类社会组织，充分发挥他们为社会不同群体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促进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为社会成员提供政府不便和市场不愿或不能提供的公共服务，增强社会成员的幸福感。

（摘自“‘体制性迟钝’催生‘怨恨式批评’”；“‘骂国’情绪如何‘传染’”；“开骂为何成了‘惯习’”；“负面舆论场对社会管理的挑战”）

责任编辑：黄一帆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2/0128/65814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