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霁翔：留住城市文化的根与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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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引发了城市建设空前规模的展开。每个国家、每个城市，在城市化加速进程的时刻，都是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建设之间关系处理的一个最关键、最紧迫的时期，而我们国家这个时期，来得特别迅猛、特别快。到2010年这个时点，我们用了八年的时间走过了英国180年、美国95年的城市化历程。

两大因素的存在使我们今天文化遗产保护遇到一个特别的形势，一个是城市化率的提升。2000年，我们国家城市化率是30%左右，今年已经达到48%，当然其中还有计算口径前后之间的衔接问题，但是毕竟我们国家每年以一个百分点在往上提升。城市化率提升一个百分点，在中国就意味着1200万到1500万农村人口涌进城市，他们进城要租房、要就业、要出行。第二个是我们家庭支出结构的巨大变化。上个世纪70年代，家庭花几十块钱都要开家庭会议商量，今天，很多家庭只认为上万元的数量才是巨资的投入。这种变化意味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千美元以下，家庭支出结构主要是衣食，无非是吃得营养一些，穿得体面一些。到了三千美元以下的时候，家庭支出主要的是用，特别是家用电器，老三大件、新三大件，也无非就是如此。而过了三千美元，很多家庭都希望拥有一套自己拥有产权的单元住宅，很多家庭都希望拥有一辆私家车，这样一种家庭支出结构的调整，就带来了房地产开发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

面对这样一个最紧迫、最关键的阶段，每个城市都必须以文化战略的眼光来进行审视，从全局和发展的角度进行思考和分析，以期得出正确的创新理念。

从功能城市走向文化城市

30年来，我们国家城市建设在众多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但是我认为一些城市在物质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的同时，在城市文化建设方面却重视不够，归纳起来涉及八个方面应该避免出现的情况：

第一，避免城市记忆的消失。城市记忆是在历史长河中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从文化景观到历史街区，从文物古迹到地方民居，从传统技能到社会习俗，众多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都是形成一座城市记忆的有力物证，也是一座城市文化价值的重要体现。我们看这些历史街区、文物古迹、地下遗存、文化景观、非物质遗产，它们都是在记录着城市的沧桑岁月，但是一些城市在所谓的旧城改造和危旧房改造中，采取大拆大建的开发方式，致使一片片历史街区被夷为平地，一座座传统民居被无情的摧毁。由于忽视对文化遗产的保护，遭到这些历史性城市文化空间的破坏、历史文脉的割裂、社区邻里的解体，最终导致城市记忆的消失。

我反对使用旧城改造和危旧房改造这两个词。为什么要反对旧城改造这个词呢？我认为把旧城这个有千百年文化积淀的空间仅仅定位为改造，而不强调它还有保护的一面，强调它需要有机更新，是不对的。为什么反对危旧房改造这个词呢？因为如果危房涉及安全需要改造的话，那么旧房仅仅因为年代久就一定要改造、一定要拆除吗？推土机把一片片历史街区夷为平地，很多街上都写了大大的“拆”字，特别是一些本来还可以使用很多年，一些非常好的民居，在危旧房改造中被拆迁了。而拆迁改造之后盖出来的却是一种冷冰冰的、缺乏人性的一种规划布局和设计。

第二，避免城市面貌的趋同。城市面貌是历史的积淀和文化的凝结，是城市外在形象与精神内质的有机统一，是由一个城市的物质生活、文化传统、地理环境等众多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一个城市的文化发育越成熟、历史积淀越深厚，城市的个性必然越强、品位必然越高、特色越鲜明。世界上有很多令人向往的具有文化特色的城市，比如北京平缓开阔的城市格局，苏州白墙灰瓦的城市文化色彩，另外还有罗马、维也纳、布达佩斯。欧洲的城市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就是突破众多房屋之上进入天际线的房屋，一定是大家要使用或向往的一些公共建筑，而并不因为哪个企业或某个个人有经济实力，就能够占领天际线，去强迫人们接受。

但是一些城市在规划设计中，抄袭、模仿、复制的现象十分普遍，城市面貌正在急剧的走向趋同，导致南方北方一个样，大城小城一个样，城里城外一个样的特色危机。各地具有民族风格和地域特色的城市面貌正在消失，带之而来的几乎千篇一律的高楼大厦，千层一面的现象日趋严重。

第三，避免城市建设的失调。城市建设是为了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既包括物质环境，也包括文化环境，而城市规划则是合理配置公共资源，保证人文与自然环境，维护社会公平，弥补市场失灵的重要手段，它的根本目的不仅是建设一个环境优美的功能城市，更在于建设一个社会和谐的文化城市。南京市就把围绕着老城一圈的明代城墙遗址做了很好的修缮以后，规划为城墙遗址公园，每天早晚都能看到市民在这个公园里面娱乐和休息。北京市在城市建设中，也把最后保留下来的一段明城墙遗址做了修缮性展示。澳门有很多广场今天都是市民们开展各种活动的文化空间和场所，。曼哈顿正是因为有四平方公里左右的中央公园，才使在高楼大厦里工作的人得到一片休息的绿荫。

但是一些城市在建设中缺少科学态度和人文意识，往往采取单一依赖土地经营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导致出现圈地运动和造城运动，一些城市盲目追求变大、变新、变洋，热衷于建设大广场、大草坪、大水面、景观大道，豪华办公楼，而这些项目往往突出功能主题，而忘掉文化责任。

第四，避免城市形象的低俗。城市形象是城市物质水平、文化品质和市民素质的综合体现，既表现出每个城市过去的丰富历程，也体现着城市未来的追求和发展方向。美好的城市形象不仅可以实现人们对城市特色的追求和丰富形象的体验，而且可以唤起市民的归属感、荣誉感和信任感。

很多城市都有市民值得自豪的一些标志性建筑，比如罗马万神庙，维也纳的金色大厅。意大利的锡耶纳有一个市民值得骄傲的广场，这个广场四周的建筑是不同的人、不同的家庭文化背景、不同的经济条件、不同的设计师在不同时期建造的不同功能的房屋，但是他们都遵照一定的规则，遵照共同的规律在进行着建设。千百年下来，这个广场今天成为城市的骄傲，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

但是一些城市已经很难找到这样层次清晰、结构完整、布局生动、充满人性的城市文化形象，不少中小城市盲目模仿大城市，至今仍把高层建筑、超高层建筑作为现代化的标志，寄希望于在短时间内能拥有更多新奇怪的建筑，以迅速改变城市的形象，结果反而使城市景观变得生硬、浅薄和单调。

今天，很多地方政府的领导追求自己在任期间的政绩本无可厚非，但是，不同时代政绩有着不同的追求、指向，比如上个世纪80年代，文革结束，百废待兴，老百姓生活有很多不方便，买什么都要票、买什么都排队，那时候解决买煤难、买白菜难、换液化气难等等，政府做了很多城市居民服务的工作。90年代，城市经济要发展，1990年出现了第一个开发公司，令人耳目一新，人们从此知道城市可以建设、可以融资，可以不仅仅依靠财政，还可以招商引资，于是赴港招商，赴国外招商，城市开始引进资金，开始注重GDP的增长，特别到90年代末，开始出现了经营城市这样一种理念。这个时候，各个城市开始比发展速度。进入新的世纪后的十年，又有很多新的政绩观，城市希望突出自己城市文化品牌，希望自己的城市迅速改变形象，比如广场绿地、水面、景观大道、写字楼开始受到注意，对不符合城市性质的项目不盲目引进。但是，有的城市却有一种急躁和短视，他们认为城市应该有一些新奇的建筑。殊不知，当中国几百个城市、上千个城市都通过招投标的形式引进设计，而承办这些设计的只有几十家外国公司和几十家中国公司，这些公司疲于应付，积极的投标，争取中标，就拿着一些在别的城市曾经投过标的方案再重复投标、改换头面，反而造成了各个城市的文化景观雷同，千城一面。重庆市在两江汇流之处，曾经有一个人们印象深刻的朝天门码头，它是雾都重庆的代表，多少人进入重庆和离开重庆的时候，最留恋的、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朝天门码头，非常遗憾的是在建设朝天门广场的时候，把朝天门码头拆掉了，这对重庆的文化特色来说，无疑是一次灾难。

 

第五，避免城市环境的恶化。城市环境是社会、经济、自然的复合系统，城市环境与城市生态发展密切相关，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好的城市环境不但可以保障人们身体健康，而且可以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今天研究城市环境的基点应该是如何使人既宜人居住，又宜人发展。静静的河，绿色的草坪，两者之间和谐的融洽在一起。

今天，在我们生活的许多城市都看不到这样的自然景观了，明明很好的河流，一定要有水泥槽子一样的工程给它框住，然后上面再特意用青白石和汉白玉做上栏杆，使人和水在空间上隔得很远。一些城市以对自然无限制的掠夺来满足发展的欲望，致使环境面临突出问题，空气污染、土质污染、水体污染、视觉污染、听觉污染，热岛效应加剧、交通阻塞加剧、资源短缺加剧、绿色空间减少、安全空间减少、人的活动空间减少，不少文化遗产地也出现人工化、商业化、城市化的城市。

第六，避免城市精神的衰落。城市精神是城市文化的重要内核，是对城市文化积淀进行提升的结果，城市精神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并在历史上和现实中发挥着异常重要的作用。通过对城市精神的概括和提炼，可以使更多的民众理解和接受自己城市的追求，转化为城市民众的文化自觉。比如2006年澳门历史建筑群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当联合国大会通过这项决议的时候，从澳门市民的手中寄出了20万封明信片，上面骄傲得写到：澳门，一座文化的城市。

但是一些城市追求物质利益，而忽视文化生态，在城市建设中存在盲目攀比、不切实际的倾向，实际上是重经济发展，轻人文精神，重建设规模，轻整体协调，重攀高比新，轻传统特色，重表面文章，轻实际效果，表现出对文化传统认知的肤浅，对城市精神理解的错位和对城市发展定位的迷茫。

第七，避免城市管理错位。城市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应肩负起对未来城市的责任。通过城市管理，不断要为人们提供工作方便、生活舒适、环境优美、安全稳定的物质环境，还要为人们提供安静和谐、活泼快乐、礼让互助、精神高尚的文化环境，这就需要用文化意识来指导城市管理。在欧洲很多城市，解决交通问题不是采取扩路和拆传统建筑的方式，而是保留或是建造运量大、准时、环保、廉价的公共交通体系，这样的交通体系使城市的交通得到支撑，在很多城市的广场上，永远都是市民和其他生物能够共享一个文化的空间。

但是我们的一些城市在管理内容上，重表象，轻内涵，在管理途径上重人治，轻法治，在管理手段上重经验，轻科学，在管理效应上重近期，轻长远，不能从更高的层次上追求城市管理之策，问题已然成堆才采取应急补救措施。城市病的根源在于城市管理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缺乏应有的文化视野。

第八，避免城市文化的沉沦。城市文化是市民生存状况、精神面貌以及城市景观的总体形态，并与市民的社会心态、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密切相关，城市文化不断积淀与发展形成了城市的文脉，城市的文化资源、文化氛围和文化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城市的竞争力，决定着城市的未来。很多城市都有着人们过目不忘的一些美好的雕塑，比如兰州的黄河母亲、广州的五羊、珠海的渔女、厦门的郑成功，青岛的五月的风。但是一些城市面对席卷而来的强势文化，不是深化自己的人文历史，而是浅薄化自己的文化内涵，使思想平庸、文化稀薄、格调低下的行为方式，弥漫在城市的文化生活之中，消解着人们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和继承，究其深层次原因，是文化认同感和文化立场的危机。司空见惯的城市雕塑往往都是一些钢板、一些钢柱顶着一些球，三个球、五个球、七个球，看不出什么意思，跑近了一看，写着腾飞，这是飞跃，看不出它跟城市的文化之间的关联和城市追求的个性以及文化特色，它是工厂生产的一些产品。

1933年，世界上诞生了一部非常著名的宪章叫《雅典宪章》，《雅典宪章》是为解决大工业时代城市病集中的问题，集中在当时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大城市，比如伦敦、巴黎，当时出现了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犯罪率高，城市居民逃离城市，而郊区被贫民窟所铺满。面对不断恶化的城市环境，《雅典宪章》主张城市应该合理的进行功能分区，妥善解决城市的居住、就业、游憩和交通。

被称为功能城市的《雅典宪章》风靡全球，各国都纷纷采纳。我们国家50年代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也采用《雅典宪章》的模式，很多城市都进行了一些功能的分区，比如我们居住的北京，通惠河南当时规划的是焦化化工工业区，通惠河北是纺织、机械制造、金属加工，再往上酒仙桥地区是元器件电子工业区。西郊是重金属工业和冶炼工业和发电，南郊丰台地区是仓库群和交通枢纽，北郊是科研，中科院的科研院所，西北郊大专院校，八大学院一次性的安排在西北郊，后来发展到32所、48所，军事首脑机关在西郊，园林绿地在西郊更远的地方。这样的功能分区规划的非常好看，灰颜色的工业、棕颜色的仓库、黄颜色的居住、绿颜色的游憩。但好看归好看，这样的功能分区造成了人为的每天数百万市民两到三个小时在路上，人为的造成了交通的拥堵、造成了尾气的污染，造成了人们休闲时间的减少，造成了人们情绪的不稳定。后来人们发现要合理规划，应该有机的组织人们的生活，以人为本，而不是以城市的人为的规划蓝图为本，它又包含以下的解决方式：

一、城市文化构建和谐社会。城市文化是社会文明在城市的缩影，是城市和谐在城市的集中表现，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既是治国的谋略，也是城市文化的精髓，是实现社会和谐、诚信、责任、尊重、公正和关怀的保证，将这一文化精髓贯彻到城市发展的各项事业之中，才能实现文化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无论是城市发展、城市规划、城市建设，要以人为本的考虑问题，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比如威尼斯几百年来拒绝任何一辆机动车驶入自己的城市，保留着自己的文化传统，迎来了世界尊敬的目光，每年到他们城市去的游客，要比自己的居民多上几十倍；维也纳把城市中心的一块广场交给了市民，市民们在节日的时候，可以在这里面耕种，回忆过去的田园生活，回忆战时最艰苦的岁月；罗马的城市广场永远是艺术家和热爱艺术人们的教室和课堂；菲律宾的拉瓦格市的老人们，把自己社区的老建筑保护下来，然后纷纷从家里拿来了家里过去使用过的工具、农具、用具布置上，然后搭了一个儿时的竹楼，然后老人们在这里面每天唱着儿时的歌曲，享受着快乐的时光，他们后来发现，孩子们放学都喜欢到这儿来，小学生、中学生在这里听老人讲故事，看着老人们过去使用过的一些东西，这样使文化传统得到了传承。

宜居是和谐城市的重要特征，将城市目标定位为宜居，而不是定位于功能，体现了城市建设和发展以物为中心向以人为中心的转变，就是不片面地追求形象工程，而是更关注文化的发展，关注人的发展成长，重视和发挥人的作用，这就对城市的管理者和决策者提出了更高的目标、更高的要求。广州市就把他们修北京路的时候发现的一条宋代的古路进行了保护和展示，今天广州市民可以同时在现代的道路和古代的道路上漫步。

二、文化竞争力决定城市竞争力。城市竞争力是一个综合概念，既包括经济竞争力，也包括文化竞争力。当前文化竞争力的影响与作用越来越突出，成为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点力量。在物质增长方式趋同，资源与环境压力增大的今天，城市文化成为城市发展的驱动力，体现出更强的经济社会价值。今天，当一些城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八千以上的时候，住和行开始基本解决以后，人们家庭支出结构开始出现五个变化：一是文化娱乐，很多人拿出更多的时间，比如听交响乐、看芭蕾舞、去博物馆；二是体育健身，开始经常去健身房、打网球、甚至打高尔夫球；三是旅游，到国外、海外去旅游；四是收藏，可买自己家庭生活必需品以外的只要喜欢的东西，甚至文物艺术品的收藏；五是慈善事业，打义工，搞慈善的一些捐赠。

一些城市抓住自己的城市文化内涵做文章，比如去贝多芬故居旅游，发现离贝多芬故居有好几个街地方，在地面、墙面就开始有符号引导你自觉不自觉顺着这个路走到贝多芬故居。

文化软实力能够使人们潜移默化的接受文化价值观，当前经济活动依靠的是文化内核，科研创新依靠的是文化造诣，生产管理依靠文化修养，技术掌握依靠文化素质，更重要的是依靠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于是，人们开始注意对孩子们进行文化和文化遗产教育，比如维也纳的老师们对幼儿园的孩子们讲述历史；美国的洛杉矶盖的博物馆接待了一批又一批的小学生们；河内的中学生们在河内的国家博物馆上历史课；格拉兹把山坡上座椅后面的背板上面刻印上了街区历年变迁的情况，使人们能够对自己的街区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旧金山也是在街道的座椅上面，把路口的环境、交通工具的变迁情况进行了展示，突出了文化的内容。

三、城市文化创新引领城市发展方向。当前我们城市不仅面临文化遗产保护不力的问题，也面临着文化创造乏力的问题，如果丧失保留至今的文化遗产，城市将失去文化记忆，但是没有新的文化创造，城市将迷失方向。城市文化必须承载历史，反映城市文化积淀，也要展示现实，反映城市文化内涵，还要昭示未来，反映城市文化创造。于是，很多城市都对文物古迹进行保护性再利用，比如欧洲的罗马剧场，今天仍然是最高雅文化艺术表演的殿堂。

城市文化不是化石，化石可以凭借其古老而价值不衰，城市文化却是活的生命，只有发展才有生命力，只有传播才有影响力，只有具备影响力，城市发展才有持续的力量。所以，城市文化不仅需要积淀，还需要创新，只有文化内涵丰富，发展潜力强大的城市，才是魅力无穷、活力无限的城市。这些年，我们注意到在我们的城市中，有很多因为文物保护的原因而积淀下来的一些城市的死角。北京奥运会之前，北京市社科院做了一个城市角落调查，在分析这些城市角落的原因的时候，列了七个原因，其中第一个原因叫文物保护型，就是因为文物保护把这块地方冻结了，保护区内人民的生活水平比保护区外的生活水平低了很多，并且越来越低，这样人们不喜欢这些遗址，这些遗址对社会没有正面的贡献，城市政府欲于去之而后快。于是我们开始对这些城市的遗址如何焕发出它的光彩，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使它们能够惠及民生，做了一些实验。

比如东北吉林吉安的高句丽遗址，这是一个公元一世纪到公元四世纪的一个山城和平原城，高句丽这个民族700年历史，他一直在战乱中生存，所以它平常在平原修一个平原城，然后修一个山城，战时的时候，全城人进入山城守卫。过去这些遗址被杂乱无章的乡镇企业、违章建筑、还有一些民居覆盖着，看不到它的全貌，经过一年的整治，合理的安置居民，搬迁了工厂以后，这些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都显露出来。两座古城，七千座墓葬，气势磅礴的成为一个大型的考古遗址公园，一举在第二年成功进入了世界遗产名录。再比如2001年在成都发现了金沙遗址，这片465亩的城市黄金之地当时已经交付开发了。在开发过程中，挖第一个排水设施的时候，发现了大量的象牙，后来又发现了玉器、铜器、金器，于是工程停止了，准备规划为遗址公园。

 

另外，还有一些都城遗址保护性展示工程。比如大明宫遗址，大明宫是盛唐时期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大明宫在唐代末年已经废弃了，开始慢慢变成一片荒凉的土地，到了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生活在黄河决口所形成的黄泛区的河南老乡们，没办法生存，开始走西口，走到西安城下，一部分人发现这片荒凉的土地可以住下来，于是在那里打井造田、搭棚、建屋，开始生活，慢慢这块荒凉的土地就被覆盖满了。1961年，这个地方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开始死看硬守来进行保护，但是根本保不住，因为那么多人在上面生活，慢慢聚集的人口就更多了，最后聚集到了十万人口在大明宫上面生活。2005年，我们和日本合资进行了大明宫含元殿的保护性展示，当时的市领导一看，说这个大殿没想到这么气魄，比站在天安门上的感觉还要高大，应该让每一个到西安的人都能够体验一下什么叫盛唐的气势。可问题是当时连进都进不来，周围都是棚户区，后来，经过双方的沟通和研究，把原来历史上的御道给打通，这样游客就能进来看。整个拆迁过程得到老百姓拥护，五个拆迁办公室全部都被锦旗铺满，上千面锦旗，上万封感谢信，可见，当文物保护的思路转变以后，会给地方、会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一些可喜的变化。

北京开奥运会有一场彩排性质的重要演出要在西部举办，西部选择了西安，西安的市领导想起了含元殿，就希望能够在含元殿上举行这台节目，当时我们也是思想解放了，约法三章：不能破坏遗址；演出过程中，不能影响环境；演出之后要拆除。这样就建了一个含元殿广场。当时省委书记李建国、省长袁纯清都跟我们说，文物保护不得了，说我们别的地方改造，一拆迁就鸡飞狗跳的，文物保护大家都拥护，四个月时间，这么大一个广场就拆出来了。我说其实这个地方的老百姓，长期以来，受文物保护之苦，因为文物保护不能改善生活，西安的南部地区过去就有大雁塔、小雁塔，有大专院校，后来盖宾馆饭店，变得越来越漂亮，它的东部和西部有开发区、高科技园区，而陕西北部因为有遗址，长期以来，死看硬守，而没有融入经济社会发展，老百姓的生活就越来越低、越来越贫困，已经比遗址区外面的老百姓人均纯收入低了七八百块钱，而周围还是荒凉一片，都是那些棚户，老百姓在这里面生活非常不方便，但是今天，老百姓因文化遗产得到了安置，为环境改善而兴高采烈。

通过这些，我们有三点体会：第一，新时期文化遗产应有尊严；第二，文化遗产应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第三，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应该惠及广大民众，如果广大民众从文化遗产保护中不能受益，他们就不会喜欢文化遗产，文化遗产一定会不断遭到蚕食和破坏，而文化遗产保护成果惠及了民众，文化遗产才有尊严，文化遗产有尊严，城市政府才给予重视，城市政府才能够叫它焕发魅力，才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从文物保护走向文化遗产保护

文化遗产分为物质的、非物质的，物质遗产又分为不可移动和可移动。不可移动物质遗产在我们国家是多级别的保护体系——国务院公布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各省公布省级的，市县公布市县级的，还有文物普查登记的文物。1982年的《文物保护法》确立了历史文化名城制度，2002年的《文物保护法》又确立了历史文化街区和村镇制度。可移动文物分为国有馆藏和民间收藏，国有馆藏又分为珍贵文物、一般文物，珍贵文物有定级，分为一级、二级、三级，这是我们文化遗产的一个框架。

目前，我们国家登记不可移动文物90多万处，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7万处，国务院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352处，有110座城市被公布为国家级的历史文化名城，还有数百处的国家历史名镇和名村，全国已经有40处世界遗产，其中大部分是世界文化遗产。

全国现在有博物馆大约三千座左右，各类博物馆每年举办一万项左右的展览，每年接待观众四亿人，这个数量放在任何国家都很大，唯独放在我们国家则很少，因为国民每年3到4个人才有一个人走进一次博物馆，而欧洲很多城市，他们的市民每年要去3到5次博物馆，所以2008年的4月，全国博物馆、纪念馆实施向全社会免费开放。刚一开始实施这项的时候，我们还有点担忧，怕大多数博物馆不接受，当时预测2008年可能会有500家博物馆免费开放，结果到了年底一数，一共是1070家，说明很多博物馆都赞成这种政策，现在已经发展到1500多家博物馆免费开放。

民间收藏群体也在不断扩大，文物监管的旧货市场得到稳步发展，文物艺术品的拍卖也迅速崛起，今天中国的文物艺术品拍卖，已经超过巴黎、东京，超过了很多地方，成为三大艺术品拍卖的中心。

文物保护得天独厚，大家知道建国60年来，在整个文化领域只有一部法，就是《文物保护法》，这部法律在2002年进行了修订，确立了新时期的文物工作方针，对文物工作各方面也得到的支撑。在2002到现在的八年间，我们国家制订了四百部文物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形成了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文物保护法规体系。同时，在国家财政部门的支持下，文物保护的经费连年得以攀升，2002年全国用于文物保护的专向经费只有3亿5，后来开始3亿7、7亿2，15亿3，前年到了34亿6，去年到48亿2，今年97亿7，那么每年都翻一番，使文物保护的重点工程得到保护。

与此同时，保护科技也进入了活跃阶段，开始实施了一批重大的保护的科研项目，比如“白鹤梁题刻”的水下保护工程，这条石梁在枯水的时候露出水面，历代的文人墨客就在上面进行题刻，现在已经积累了3万多字的题刻，但是长江三峡水库的建设，会使它长久的淹到水下40米处，如何保护上面的题刻成了亟待解决的难题。当时的想法是建一个水下博物馆，但是在水下建博物馆，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水下40米是深水，如果有一个空间的话，它有非常大的浮力，同时四周有非常大的压力，如果出现问题就是灭顶之灾，所以世界上没有深水的博物馆。为了保护这处遗产，经过多学科的论证，交通大学葛修润院士的“无压容器”水下博物馆建造方案得到采纳，并获得了当年国家科技进步奖。“无压容器”水下博物馆建造方案的核心是利用工程压力原理，在白鹤梁题刻比较集中的中段东头７０米左右的上面，修建一个内外都有水的无压力保护壳体，游客可在壳体内的参观廊道里观看白鹤梁题刻。现在博物馆已经在去年建成开馆，人们可以通过地下的廊道，连续的悬窗，观察到白鹤梁，两部40米的扶梯能把观众运到水下，使它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深水博物馆，也彰显了国家为保护文化遗产的坚强决心。

再有就是南海一号整体打捞。1987年在广东阳江32海里的水下，发现了一处沉船遗址，进行监测、探摸后，发现它是一艘宋代的沉船，但是因为不断有人试图去打捞上面的瓷器，于是2001年开始有计划的调查和发掘。船上大约有八万件左右宋代的瓷器，但是它在1.2至2.4米的淤泥下面，整个船被淤泥覆盖，每次发掘的时候，都要先抽那些淤泥，作业一旦停止，淤泥又扑上来，所以每次作业都非常艰苦，并且瓷器很多都会碰坏，因此，当时就试图整体打捞沉船，但是世界上没有对满载瓷器的木结构沉船进行整体打捞的先例，一旦打捞过程中，木船一解体，就将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后来研究出了一个方案，做了一个35米长、12米宽的钢沉井，准确地扣到沉船上面，然后封上，这样沉船就被扣在沉井下面，上面加了五千吨的压，沉船就到了中间有孔的位置，分上下两节，舍弃下面那节，上面那节是船的位置，然后穿12米的钢梁，穿第一根的时候，用了20多天。36根钢梁一字排开穿进去以后，穿钢板，就变成一个六面封闭的铁箱子，把船和里面的瓷器、船外的淤泥包装起来，舍弃下面的部分，把石雕从淤泥里拔起来，但是不能拔出水面，因为这些瓷器之间都有填塞物，比如用黄泥、麦秸、茶叶当隔离，千年过后都泡烂了，盘子碰盘子，碗碰碗，如果水再一泄，它们再一倾倒，会使很多瓷器受损，所以要非常平稳的起，所以就做了一个潜泊船，潜到这个地方，然后把箱子搁在潜泊船上，潜泊船再浮出水面，然后一点点运到岸边。

运到岸上的时候，因为岸边是坡的，搭了一个栈桥和船平行，但是不能推箱子，所以底下用了一个气垫，在气垫上滚，用了六天的时间把它移入为它量身打造的博物馆里存放，然后注入海水，使它保持原来的环境。这样就可以有计划的进行考古发掘，能够复原整个船上的历史瞬间，能够对船上人们的生活和各方面经济社会的信息进行发掘。

在科技工程上，我们开展了两项工程，一是指南针计划，就是中国古代发明创造的价值挖掘与展示，使中华文明的创造不是研究在国外，而是我们国内要有深度的研究，这里面包括古代农业的发明、古代水利发明、古代矿冶、轻工发明、纺织发明、食品发明、建筑技术、人居环境的发明、交通的发明、仪器设备、军事技术、医药技术、文化传播等等。这些发明创造相关课题报告现在正在一份一份地出来，这是一个国家重大的工程；另一个是中华文明探源。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国延续了下来，但是何以证明中国五千年文明，使之得到国际社会所承认，是一项庞大的工程。技术与经济发展与文明演进的关系、社会结构变化与精神文化研究等等，这些都是今天中华文明探源的重大课题，通过跨学科、跨部门、跨行业、跨系统的汇集全国的科技攻关力量对这些方面进行科学研究。

2005年12月，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这是一个从文物保护走向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重大的转型，很多理念都发生了新的变化，我认为内涵方面最大的变化就是文化遗产保护比文物保护更强调世代传承性和公众参与性。所谓世代传承性，就是文化遗产的发明创造和传承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我们每一个人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历史长河的一个过程，保护不是目的，利用也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就是要使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在我们手中得到完整地传承。我们不能因为当代的现实优势，独享或随意处置这些文化遗产，而应该为子孙后代着想，他们同样有权力吸取文化遗产的智慧，要对孩子们进行文化遗产的教育，培养更多的青年志愿者。所谓公众参与性，就是文化遗产保护不是政府或文物部门的专利，它是每一个人、每一个部门的职责，每一个人都有对文化遗产保护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文化遗产不应该是一个封闭的行业。

现在在某处发现了重要的考古地点、考古现象，开始用彩条布把它围起来，秘而不宣，有重要的文物出土，开始申请武警站岗，然后考古学家在里面小心翼翼的用小刷子、用小铲子三年五载持续地、默默无闻艰苦地工作，小心翼翼把那些出土文物包装好、装箱、拍摄，完了到博物馆，三年五载工程结束以后，恢复地平、撤掉围栏、撤岗，一切恢复平静，但是整个工程过程中，没有想到这处重要的出土地点、重要的文物，它灿烂的文化和周围村庄里面的老百姓有什么亲缘、地缘、法缘的关系，没想到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的出土会给这个村庄的老百姓，给他们的世代子孙带来什么样的骄傲，而只是把它作为一个部门的、行业的、专业的工作，没有融入社会。曹操墓事件之所以有那么多的质疑声，就是因为长期的部门封闭。

 

文化遗产保护的六个趋势

第一是保护要素方面。文物保护只保护文化要素，而文化遗产还要保护文物要素和自然要素共同生存的文化景观，我们国家自古以来崇尚天人合一，所以有着大量文化与自然、人与自然共同创造的文化结晶。

第二是是文化遗产的保护。文物保护往往保护的是静态的，古遗址、古寺庙，包括万里长城都是静止不变的，而文化遗产还要保护那些动态和活态的，比如人们居住的场所。因为文化遗产并不意味着死气沉沉，静止不变，它完全可以充满生活气息，和对今天做出贡献。比如江南水乡、民族村寨，今天都作为保护的对象。

第三是保护的空间尺度。文物保护往往只是保护一个桥、一个塔、一个古建筑群，一座村庄、一个城市，但是文化遗产保护的尺度和气魄更大，它包括大遗址群、文化线路等，比如沙漠丝绸之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希望中国政府牵头，带动丝绸之路这处世界最大的文化遗产项目申报世界遗产，它包括佛教丝绸之路、沙漠丝绸之路、绿洲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还包括水上丝绸之路，串联了97个国家。

第四是保护的时间尺度。文物保护过去重视古代文物，后来开始重视近代史迹，但是文化遗产还要重视当代文物的保护，因为这一百年的变迁比过去上千年变迁的总和还要激烈，但是这一百年的生活、工作遗存下来的东西往往消失的更快，人们认为它是普通的、一般的、大众的。比如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民协会的牌子，反映的是人民公社的文化现象，现在全国上下就找到了两块，谁家里要有第三块，就是国宝级的文物了。

第五是重视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过去文物保护往往是注意保护那些宫殿、寺庙、教堂、纪念性的建筑，但是今天文化遗产保护还要重视民间文化遗产保护，比如福建土楼已经列入世界遗产。

第六是注意保护非物质要素。文物保护保护的是物质形态的文物，而文化遗产还要保护非物质要素，特别是物质要素和非物质要素共同生成的文化景观。传统的工具、技术和材料由当地民众组织起来去修复，这样做有三点好处：一是当地民众修自己的生产生活设施会非常精心，因为它要使用，它不是以赚钱为目的；二是通过以工代赈的形式，能够改善他们的生活；三是使这些传统的工艺技术能够通过这些修缮得到一次大普及、大传承。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之所以要提出从功能城市走向文化城市，并不是认为现代城市不应该重视城市功能，而是城市发展不能仅仅关注经济积累以及建设数量的增长，更要关注文化的发展，城市不仅具有功能，还应该拥有文化；之所以要提出从文物保护走向文化遗产保护，并不是简单的词语转换，而是在原有基础上的继承与发展，“文物”这个词还不到一百年的历史，过去叫古物，“文物”是通过现代考古学，挖掘它上面的文化价值而来的。今天，我们又有了“文化遗产”，反映出人们的认识从重视物质财富向注重文化内涵，再向注重精神领域的进步。与文物的概念相比，文化遗产的概念更为宽广、更为综合、也更为深刻。我们相信，二十一世纪成功的城市必将是文化城市，有中国特色文化的遗产道路会越走越宽广，关键是要通过我们的智慧，把这些古代的文化遗存和现代的城市建设有机的结合起来。

责任编辑：刘晓楠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2/0201/65828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