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方暗战义务教育 一切只为上名校

 

上“坑班”也很有讲究，依所对应学校的含金量，“坑班”也有三六九等，既有四中网校这样知名的“金坑”，也有专门骗钱的“粪坑”，而这就需要家长独具慧眼了。

但纵然是奥数“牛孩”，每年至北京“赶考”季，其家长亦难得平静。“坑班”考试与面试标准暧昧，往往让家长心力交瘁。

迷途之中，找关系推优入学与特长生证书买卖之风，愈发呼啸。

北京“小升初”，明面上可以选择学校的通道有四：电脑派位、奥数点招、推优和特长生。后两者是最“名正言顺”的择校渠道，也最具操作空间。因名额不多，水也更深。

特长生分文艺、科技和体育三大类，特长生制度亦始自奥数勃兴的1997年，不过当时只给了2%的升学名额，甚至后来一度要取消。

然而，与奥数的改革回潮一样，特长生制度非但没有取消，反而增加了名额，现在占“小升初”名额的比例超过了10%。

因此，为获取升学捷径，不少家长让孩子从三四岁就开始参与各种培训，不断参加各种比赛。除了从小培养孩子特长，也有家长选择为孩子购买特长证，海淀区就曾出现一位180斤的孩子居然是田径特长生的“笑谈”。

相较之“坑班”的艰苦、特长生的局限，推优升学是“小升初”中可以较为轻松地进入名校的方式。正因如此，推优升学之疯狂，亦最憾人。

按照标准，符合推优名额需具备三项要求，除了课内成绩每门都要在90分以上且体育成绩优秀外，还有一项必须是三好学生。

而要想评上三好生，贿赂老师必不可少。不少老师甚至明确告知，一票多少钱，最高的高至两三千元不等。

此外，送礼、请吃饭成了家常便饭。有意思的是，四年级之后，班主任收到的礼品档次提高很多，尤其是在知名小学。

即使如此，京城某小学一班主任仍在一次饭局上直言，很多家长都送礼，所以没法特别照顾他们的孩子，但不送礼的，一定不会照顾。

在这场升学战役中，北京的家长们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不少手持巨款、无路可投的家长，往往会在“学区房”上做文章。

所谓“学区房”，即是重点小学划片内的房子，购买了学区房，落了户，就获得就近入学的资格。尽管学校越好，接受电脑派位生的比例越小。

因此，“学区房”尽管在售价上比周边房产贵出许多，但销量却出奇的好。如今买“学区房”成了一种接力跑，前一位家长完成小孩学习使命后再卖给下一位家长。

一切只为上“名校”

择校费、奥数班、特长生、“学区房”，尽管“赶考”的方式各不相同，但目的却只有一个———上名校。

以小学为例。北京的小学，上世纪80年代有4000多所，历经20年的兼并，逐渐减少到如今的1000多所。这1000多所，在多年的外部力量伸手下，形成了大大的金字塔结构。

在家长们展开一年又一年的财智与关系大比拼之下，这个隐匿于市井中的金字塔顶，也逐渐显露开来。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皇城根小学、史家胡同小学……这些屡被家长们提及的北京最难上的小学，其崛起背后的一个特殊原因是拥有政治地理优势。

像史家胡同小学，其所在的北京市东城区史家胡同里名宅鳞次。从晚清至当代，众多政商名流置地于此。同时，史家胡同亦是众多领导人及各界名人宅邸的所在地，华国锋、徐向前、于光远等都曾先后居住于此。

1939年，史家小学在明末将领史可法家祠的旧址上成立了。1959年，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群英会”上，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亲为史家小学颁发了“红旗学校”锦旗。

从目前情况看，史家小学的学生来源主要有三，除了就近的划片生，便是共建生和高干子弟。其共建生有七八个班，而高干子弟约有30到40人。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名声不亚于史家小学，其也得地理之便：坐落于新文化运动起源之地———新文化街。

而北京市第八中学因与实验二小关系密切，亦被认为是北京颇具贵族气质的学校。

创办于1960年的北京景山学校，左傍故宫博物院，南下即王府井。因其招生甚少，被认为是最难上的学校，亦是居北京的富商巨贾最爱为子女选择的学校。

一个机缘是，1983年邓小平参观该校，信笔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此后“三个面向”成为30年来中国的教育方针，景山学校因此而贵。

除了这些坐拥地理优势，饱含历史韵味的名校外，还有些背靠科研院校、以科学教育水平高而著称的中小学，也备受青睐。

海淀区中关村一带便由于集合了全国顶尖的科研力量，同时也是全国最顶尖的大学聚集区，其教育水平拔高于全区水平，成为“丘陵上的峰峦”。

就小学而言，口碑最好的附属小学为北大附小。此外，中关村一小、二小、三小等三所小学也为人瞩目。

值得一提的是，中关村一小属于军民共建学校，航天英雄杨利伟等子女皆就读于此。

与之类似，距中关村不远、直属于北京市教委的101中学，亦与部队有共建关系，被认为是关系最难找的学校。

 

充满利益的升学路

几家欢喜几家愁。在京城忙碌的“赶考”季，总有部分孩子能毫不费力就轻轻松松“上名校”，他们即所谓的“条子生”与“关系生”。

这些学生的家长部分来自对区的建设有影响的要害部门，如工商、税务、规划等，还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名校的共建单位。

所谓“共建”，就是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为了满足员工子女入学，通过单位赞助钱或物的方式，与知名中学建立“共建”关系，从而使双方“互惠互利”。

“共建”的做法始自上世纪70年代。发展至今，共建单位从最早的政府机关，逐渐扩展至房地产商、中小企业、外企，甚至街道、派出所等。可谓纷杂，背后的利益联结也更加复杂。

一般而言，一所重点学校的共建单位都不止一个。而一些大型单位的共建学校也往往不止一所。因此，若非学校披露，共建生的招生比例外界无从得知。

2009年，央视曾曝光一所区级重点中学总共有62个共建单位。区级中学如此，市级中学更不待言。北京诸多中小学名校，即是在这些复杂的利益联结上耸立而起的。

一位熟悉史家小学的知情人士透露，仅史家小学，就有包括中石油、中石化、北京外企服务有限公司等在内的6个部委、近10个大公司参与共建。

其共建方式是，每个单位每年各向史家小学支付1000万元的共建费，作为回报，史家小学每年给各单位提供20个左右的入学名额。

最难上的学校，上述可见一斑，但它们对“条子生”或“关系生”而言，却毫无困难。从创收与经营关系网角度考虑，北京知名学校基本都会接受部分“关系生”。

不仅如此，一度被取消的实验班，改换名头为“创新班”，又于近期被批准了下来，各校皆有资格申请。

是什么引发如此疯狂的择校热？实际上，择校热的背后是教育资源的不均等以及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

为了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也为了满足虚荣心，家长只得使出浑身解数，打破脑袋往名校里“挤”。而家长们这一“挤”便成就了学校的“账外账”或“小金库”。

依照义务教育法，义务教育阶段是不允许收费的，只有高中可以收取择校费，且上限为3万元。然而，在北京，由于诸多名校并不接受电脑派位，或名额有限，缴纳择校费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教委方面无法禁止，亦无法松绑，无奈之下，只得以“捐资助学款”的名义默许了择校费的存在。

由此摇身变成捐赠费的择校费，在首善之都也就脱离了上限限制。往往而言，择校所花的钱大多高于3万元。

《凤凰周刊》援引著名“幼升小”专家、清华园教育集团副校长闻风的一份数据，列出了北京部分重点小学择校费的情况。

其中某学校以25万元居于榜首，18万元列在榜眼，17万元的一所学校成为探花。一般名校择校费也都在10万元以上。

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调研报告，北京中小学因“择校费”每年产生的收入在15亿元左右，以最低70%的比例返还，初中阶段的学校可掌控的收入在10亿元以上。一个中小学校长能支配的资金超过1个亿。

校领导忙着挣大钱，老师们则忙着赚小钱。除了倒卖三好生选票、接受家长礼金外，不少老师还会选择给那些上“坑班”的孩子补习来挣“外快”。有家长反映，其所聘请的老师衣着名牌、手挎LV，一身豪阔。

北京“幼升小”、“小升初”犹如一个哈哈镜，照出的不仅是教育问题，还有制度安排上的缺陷以及权钱干扰下社会心态的扭曲。

但也并非不治之症。北京理工大学院长杨东平表示，部分城市的“幼升小”、“小升初”择校费问题严重，但亦有部分城市问题不大。

“在上海义务教育是没有择校费的，因为上海市把这个作为高压线谁都不敢碰。上海也没有‘小升初’等问题，尽管历史上也形成了诸多名校，但由于贯彻初高中分离的决定，上海公办中学没有重点学校，好学校皆由民办。”杨东平建议北京向上海学习。

“上海的教育近乎于美国式，在美国最好的前十名学校，都是私立学校。”亦有专家对此表示担忧，“上海的教育思路更加市场化，北京则政治氛围非常浓，做任何改革都会有反对意见，政策被各种政治力量所左右，很难延续。”

在公立名校已经成为最难上的学校的今日，中国教育体制能否放开私立学校发展，结果还有待观察。

责任编辑：黄一帆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2/0207/65843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