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定思“安”：拿什么保护你，我的同胞

 

1月28日，29位中国工人在苏丹遭武装劫持事件引发了国内外诸多媒体关注，扣动国人心弦。31日，埃及又传来中国工人被扣押的消息。虽然被劫持工人最终安全获救，但一个问题不可避免地摆在我们面前如何护卫国人的海外安全？

伴随着中国在全球各地投资的不断扩大，中国公民在海外动荡区域的出现率也相应增多，近年来，世界各地频繁发生中国人被绑、被袭事件，中国海外公民安全问题浮出水面。

眼下国家的护卫力不足以保护他们中的每一个人。但同时，中国在境外动荡地区的公民及侨民，往往是大国中最多的。给他们每一个人提供保护，是从现在起中国国家安全的一项前所未有的重要课题。

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来临,提高风险意识、加强安全防范、强化国家海外人员保护能力已成为中国政府及全体公民的一件当务之急、刻不容缓之要事。

中国人近年在海外被绑架袭击事件汇总

埃及 2012年1月31日，天津水泥设计院的25名中国工人被埃及的贝因都人扣留。已获救。

苏丹 2008年10月18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的9名工人在苏丹西部地区遭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绑架。5人死亡，4人获救。

2012年1月28日，中国中水电公司的29名中国工人在苏丹南科尔多凡州的工地被反政府武装劫持。已获救。

哥伦比亚 2011年6月8日，中国中化集团下属哥伦比亚Emerald公司的两家承包商的4名中国员工被哥伦比亚游击队绑架。下落不明。

尼日尔 2007年7月6日，中核集团的一名中国人在尼日尔北部地区遭到不明身份武装人员绑架。已获救。

尼日利亚 2007年1月5日，四川通信工程建设公司的5名中国工人在尼日利亚遭遇武装分子劫持。已获救。

2007年1月25日，一家中资石油公司的9名中国工人被绑架。已获救。

阿富汗 2008年6月29日，一中资公司的1名中国员工在阿富汗中部瓦尔达克省被劫持。已获救。

2010年1月16日，中国一家筑路工程公司的2名中国工程师在阿富汗被绑架。已获救。

巴基斯坦2008年8月29日，中国中兴公司的两名中国工程师在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省失踪。已获救。

也门 2010年5月16日，中国石油公司旗下的钻井公司的2名石油工人在去公司途中被也门舍卜沃省部族武装分子扣押。已获救。

印尼 2008年4月26日，中国的一家矿业企业的7名中国员工和一名印尼人遭歹徒劫持。2人被释放，5人获救。

埃塞俄比亚 2007年4月24日，一家中资石油公司设在埃塞俄比亚东南部地区的项目组遭不明身份武装分子袭击并抢劫。9人死亡，1人轻伤。7人被绑架，已获救。

 

中国在动荡区域的出现率升高

受各种因素影响，中国企业目前“走出去”的主要方向是第三世界相对比较贫穷的国家，而这些国家又常常为矛盾、冲突和战乱所扰，所以中国企业员工难免被波及。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赴海外人员会越来越多，中国公民在海外发生安全事件的频率会越来越高。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近年来对石油、铁矿石和其它资源的需求日益加大。中国因此出现在了一些其他投资者未必敢去的国家和地区，如利比亚、埃及、苏丹等。那些动荡国家的政府也依赖于来自中国的资金，他们欢迎中国公司和中国人成为他们的合作伙伴。而对于反政府分子和罪犯来说，中国人也因此成为了他们的目标。

通过在风险地区的投资，中国要在西方竞争对手罕至的地方打开天地。普华永道首席经济学家、中国与非洲经济问题专家哈利·G·布罗德曼说，中国要在非洲开展工作，就肯定会成为一系列组织的目标。

英国《每日电讯报》发表评论称，中国人被劫持暴露了一个严峻的问题：随着中国扩大在全球各地的投资，中国在动荡区域的出现率升高，在这些地区活动的中国人也逐渐成为了袭击目标。

中国出国打工者增多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按照分析人士在2010年做出的估计，在苏丹和南苏丹工作的中国人总共约有2.4万人。中国长久以来一直是外国投资的重要目的地，同时，中国也已经开始向海外投资。联合国贸发组织提供的《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总额达到680亿美元，这个数字是三年前的三倍。

中国的工人们也正在走出国门。布拉提加姆的研究数据显示，2010年，有84.7万名中国劳务工人出国打工，其中有近23万人在非洲工作。

美国《纽约时报》称，这一事件凸显了中国向世界上一些最动荡的国家派出越来越多工人所面临的风险。过去十年中，中国向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派出大量工人，在这些西方公司不愿涉足的地区建造高速公路、机场、桥梁、大坝和其他一些大型工程，从而成为这些地区主要的基础设施工程承接方。中国国有企业派人从事其中的大部分工作，而不是培训当地的工人，这种做法有时能够更快见成效，但也会造成与当地人的疏离，从而置中国工人于危险的境地。

中国的“走出去”离不开一线工人和商贩

《环球时报》评论称，每一个大国的崛起都经历了“走出去”的阶段。今天中国的“走出去”，是要在别人已经瓜分的市场中，寻找“被忽略的角落”，“淘出”自己的发展空间。

欧美国家当年对 “新世界”的开拓，国家机器成为主体，军队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中国小心翼翼地向外迈步，大都是企业打头阵，中国工人以及商贩站到了最前沿。

由于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中国通常习惯通过协商解决的方式来处理类似中国海外利益问题，而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会采用武力或军事途径。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1月25日凌晨潜入索马里，并成功将一名健康状况恶化的美国公民杰希卡·布坎南和其同事救走。美国副总统拜登称，奥巴马总统亲自下令实施了本次解救行动。整个解救行动顺利结束。此后，奥巴马对全国发表了国情咨文。奥巴马宣称：“美国不会对绑架我国公民的行为予以容忍，将不遗余力地确保公民的安全并将绑匪绳之以法。”

中国离不开走在向外开拓的一线工人和商贩，但国家的力量却不足以在极其分散的地域中保护他们每一个人。中国在境外落后及动荡地区的侨民，往往是大国中最多的。向他们每一个人提供保护，是中国国家安全碎片化的超级课题。世界各地中国公民每个人遇险，都可能触动整个国家。而现在很多境外中国人的自我保护能力都不达标，与中国使领馆或华人组织没有联系，个别公司冒险经营的收益与安全比没有经过认真评估。

 

中国在苏丹有何利益存在

在29名被劫持的中国工人背后，是超过1.5万名中国人的身影。这一官方数据显示，苏丹已成为中国人最多的非洲国家。

这是外媒一直议论的中国与苏丹密切关系的一个注脚。

中国公司在苏丹从事劳务承包，已经超过30年。自1981年起，苏丹国内包括石油、港口、电力、住宅、公路桥梁等项目中就出现了中国工人的身影。1996年，中国开始向苏丹的矿产、石油勘探等领域直接投资。

南苏丹独立之前的数据显示，中国在苏丹的投资总额约200亿美元，占苏丹境内外国投资的一半，其中，大部分直接投资投向了石油产业，中石油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而苏丹方面提供的数据显示，2009年一年，中国公司在苏丹投资就达到80亿美元，其中90%都集中在石油产业。目前，在苏丹投资的中国企业超过100家。而中国每年从苏丹进口原油接近1000多万吨，占中国原油进口总量的6%，与俄罗斯相当。

据统计局的统计，苏丹是我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重点国家之一，也是我国对非洲投资最多的国家。

事实上，据《纽约时报》报道，中国是整个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国家在基础设施项目上的主要承建者，而这些国家的高速公路、机场、桥梁和水坝等基础项目，西方公司并不愿意涉足。该报道称，中国工人则并不介意携带家人到这些国家工作。

《苏丹论坛报》曾报道说，中国在南苏丹“有数十亿美元的投资，尤其是在石油产业”。

在从1月31日开始的24小时内，西奈半岛上不满的埃及人绑架并随后释放了25名中国工人，意在让开罗关注该半岛的动荡局势。之前，29名中国建筑工人在动荡的苏丹南科尔多凡州遭劫持。北京迅速派出应急工作组联络并监控形势。尽管不像去年秋天促成湄公河联合巡逻的旋风式外交那么富于戏剧性，但北京已显示出自己应对危及中国利益的国际事件的能力提高了。

在过去几年中，至少在11个国家的中国工人曾遭绑架或杀害。尽管从利比亚撤离中国公民一事表明北京在紧急情况下能迅速采取行动，但仍有成千上万中国商人和工人日复一日地暴露在危险中。这些事件通常不大，只牵涉到少数中国人，似乎没有吸引大量关注。不过最近的受害人数引起了关注，比如去年10月泰国的13人，今年苏丹的29人和埃及的25人。

在海外工作的中国工人的福利并非一个新问题。在谈及中国对委内瑞拉日益增长的商业投入的风险时，美国国防大学的埃文·埃利斯指出，中国几乎没有几家私人安保公司能够在国外营业，当地安保人员的经验也不足。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的贺文萍说：“中国公司过于依赖东道国的保护，缺乏现代化的风险分析和应急机制。”贺文萍还说，除提高警觉外，“现在是时候让各公司考虑邀请私人安保公司来确保它们海外投资的安全了”。

外交学院客座教授宋荣华特别提醒指出，2012年海外有五大潜在的危险地区，中国人出国须谨慎选择目的地。

苏丹：南北分家混乱

去年南苏丹以公投方式从苏丹独立，但南北苏丹的局势没有因此获得好转。特别是达尔富尔地区、南科尔多凡州，都出现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的激烈交火。

宋荣华提醒说，苏丹是中国石油的重要进口国，中国在上述地区有大量的工程建设人员和投资。今年苏丹局势可能进一步恶化，在苏丹和南苏丹的中资公司员工须高度警惕。

伊朗：西方国或动手

2012年，伊朗核问题似乎已到摊牌的地步。尽管美欧先后对伊朗的经济命脉石油宣布禁运，但被逼到墙角的伊朗政府却表现出更强硬的态度。

宋荣华说，中国在伊朗的投资项目很多，工程技术人员也很多。为此，中国外交部和驻伊朗使馆都已经做好了相应预案。

中亚五国：可能动荡

中亚地区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五国的政治局势一直不稳。宋荣华指出，中亚五国与西亚北非国家都有相似的特点，如政治强人长期在位、经济一直未见起色等。去年由于西亚北非持续动荡，今年难保不会在中亚地区翻版，毕竟这五国政局都存在隐患。

缅甸： 政局或失控

2011年缅甸忽然开始推出全面改革。宋荣华表示，中国欢迎缅甸迈出改革的步伐。但外界普遍担心，改革后的缅甸是否会失控？从缅甸历史上看，这样的例子并非少见。

宋荣华还表示，如果一旦缅甸全面倒向美国，中国在缅甸的大量投资项目怎么办？如果再出现类似密松水电站被叫停的事件，中方必须早做准备。

巴基斯坦：军政不明

2011年，巴基斯坦与美国的关系全面紧张，扎尔达里政权出现不稳迹象。宋荣华提醒说，随着阿富汗战场情况的变化，“基地”等恐怖组织可能在巴基斯坦卷土重来，在巴基斯坦的中国公民必须提高警惕，避免前往人群密集的地区，高度防范恐怖主义袭击。

 

保护海外工人能否派驻安保公司

从国际经验看，武装安保公司的配套往往成为最有效的保护手段。让驻在国政府军或警察部队武力保护，无法常态化操作，不可持续，代价也惊人，于工程开发而言，并非上策。但以作为工程合同款构成一部分的安保预算，却可以在非官方的背景下，植入一个武装级别相当高的安保公司。

我们完全可以借鉴国际上这一通行的做法，在危险地区输出有相当武装级别的安保公司，专门负责保护中国工人或相关工程。美国著名的黑水公司，就是活跃于各国危险地带，不仅保护美军重要基础工程，也保护美国公司海外工程。甚至扮演“赏金猎人”，捉拿要犯。

其次，应充分评估驻在国的政治风险，充分与各门各派、各部落各族群打交道，不能使中国工人从事的工程因其国内政治气候变动而大受冲击。这些充分的准备，有助于一旦出现中国工人遇险事件时，可以有多个管道第一时间确保生命安全。假如评估后的风险太高，应及时撤回中国工人或中止工程，待风险下降，再作决定。

无论如何，适当的外交压力可以促使驻在国政府重视中国工人的生命安全。对于疏于保护或置中国工人生命安全不顾的国家，我们也应不惜动用外交或经济制裁。

让“中国安保”走出国门

在安全环境恶劣地区，我们的“海外工地”理应被划定在特定的安全区内，而安全区则需要武装保护才能确保安全。在中国军警不可能直接出境提供保护的情况下，是否可以让中资安保公司挑起这副重担？从目前情况看，“中国安保”走出去越来越成为一种现实需要。

其实，中国安保公司参与海外安保行动已经有案可查，只不过规模和力度都不太显眼，相关机制尚须在政府的指导和推动下来进行整体安排。从目前情况看，中国政府有必要支持建立有规模有影响力的中资“国际安保公司”，有必要力挺“中国安保”走出国门，从而将其纳入维护国人海外人身安全的整体机制中来。据说，一家中国安保企业已经在海外组建起了“中国安保”，向境外企业和个人提供安全服务。据报道，中资企业海外项目的安全需求日益增大，很多驻外企业都希望在国外高危地区能够得到“中国安保公司”提供的安保服务。

这方面，美国的经验可以参考。美国的黑水公司军工联合体就是在美国政府扶持下快速国际化的美国保安公司。作为与美国国务院进行深度合作的私人保安公司，它目前的保安业务已经遍及全球五大洲。据说，包括黑水公司在内的数十家美国安保公司目前已在海外的30多个国家组建了“海外队伍”。

应当看到，“中国安保”走出国门是大势所趋，但我们的安保行业目前还欠发达，与西方强国的差距还十分明显。我们知道，美国保安业在全球保安业中居于领先地位，其人力、财力和物力均可与美国警察媲美。这说明，没有强大的国内专业安保队伍，定然不会有名声显赫的海外安保兵团。我们不妨先花些气力，在国内培育起更规范、更专业、更有规模、更有品牌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安保公司队伍，为“中国安保”走出国门创造条件。

我们相信，只要政府大力支持，优秀的中国品牌安保公司很快就会建立起来，它们将有能力走出国门，善于与国外政府、军警、保安公司展开深入合作，能够提供一流水准的海外安保服务，可以为中国的“海外工地”创造安全的经营环境，可以保障中国各类出国人员在高危地区的人身财产安全。

国家综合影响力是根本

中国政府为保卫国人海外安全做出了巨大努力，也获得了良好效果。保卫国人海外安全，国家的综合影响力是最根本环节。以利比亚撤侨事件为例。在行动中，中国政府外交部门派出的工作人员得到了利比亚各方势力以及利比亚周边各国的大力支持和协作。能在远隔万里之外的海外，展开大规模撤退、救援行动，正是国家综合影响力的体现。没有国家综合实力、国家综合影响力为基础，其结果不可想象。

双边、多边合作为有效方法

中国政府保卫国人海外安全的突出特点，是双边、多边合作的方式。回顾以往重大行动发现，中国政府几乎没出现过单打独斗的单边行动，都采用与当地政府、当地势力双边合作，乃至与更多国家、更多力量多边合作的方式进行。譬如索马里护航，是在联合国协议框架下，作为多国护航行动的一个部分进行的，中国海军投入了相当大力量在漫长时间内实施了护航行动。又如利比亚撤侨，也是以双边、多边合作的方式。同样，湄公河航运的护航是我国与湄公河沿岸国家共同来完成的。实际上，这反映的是中国政府基本的外交政策，也是保卫国人海外安全行动的行之有效之法。

 

为何风险这么大？海外经营照搬国内模式

北京新世纪跨国公司研究所副所长蒋姮指出，近年来，一些曾被中国企业认为具有地缘政治优势的高冲突国家正转化成高风险投资地区。目前，中国走出国门的企业大多是到资源能源丰富地区，比如非洲、中东等。国际上存在一种说法就是“资源诅咒”，这些国家相对来说利益结构复杂，党派争夺激烈，社会冲突性更强。“不夸张地说，在有些国家，存在多少个民族，就存在多少支武装。”曾赴非洲、缅甸等地对中国企业海外运作状况调研的蒋姮指出，这些高风险地区与中国政治社会稳定、各方关系相对简单的国情完全不同，而中国企业在这些高风险地区往往照搬在国内的企业运作模式，毫无疑问是行不通的。

“比如在中国的项目通过政府审批就可以了，但在这些地区仅仅依赖传统的高层路线是不够的，因为当地的反政府力量很强，需要平衡。”

普遍缺乏冲突评估机制

蒋姮指出，十几年来，随着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日益增长，与当地的矛盾冲突也在增加，尤其是由于语言障碍等原因不擅长与当地的社区居民沟通。同时，中国公司普遍缺乏冲突评估机制。而西方成熟的跨国企业在赴高风险地区经营前，甚至会花上一年时间调研社区关系，把冲突评估纳入环保等评估体系之中。“为什么西方国家公司在高风险地区相对较少？不仅是制裁问题，而是他们认为这是雷区，而中国公司往往没有这样的风险意识。”

没有风险应对机制

蒋姮分析说，由于缺少了风险意识，中国企业在进入当地后也就没有风险应对机制。而进入高风险地区的西方跨国企业往往在人员、资金、结构体制上有着完善的风险应对配备，一旦出现风险不是像中国企业那样“慌不择路”。“比如有的西方国家公司甚至会雇佣当地黑帮分子成为员工，对他们进行培训，为当地创造了平安的同时，也给自己创造了平安。”

如何规避投资风险？不能完全依赖当地政府

由于中国在这些地区投资密集且与执政当局关系密切，往往在势力冲突中成为挟持或反对的目标。除了提高风险意识、建立风险评估和应对机制外，蒋姮认为，中国企业在这些高风险地区经营不应该一味依赖当地政府。

“很多西方国家公司是拒绝直接把资金交给当地政府的，因为政府本身是不稳定的，执政时间有可能比企业投资的时间更短”。“一旦把资金投向一方，也就意味着争夺的"蛋糕"更大，同时也就意味着贫富悬殊更大，从而激化了矛盾，而企业在冲突地区要做的是化解矛盾，这是对当地人负责，同时也是对自己的投资负责。”蒋姮指出，一味依赖当地政府的另一个风险是，中国企业可能要为资金使用过程中出现的克扣等问题“背黑锅”。

蒋姮指出，成熟西方公司的做法是“平衡交往方式”。

主动为社区居民着想

蒋姮说，如果只为眼前利益发生了破坏当地环境等问题，很可能出现麻烦。“单一依赖某种资源生存的国家，当地居民大多处于贫困临界状态，对于任何变动都非常敏感，应该主动为社区居民的生计着想。”比如有西方公司在当地开矿分给社区居民一部分股权，并建立基金帮助他们投资保值增值，而不是让他们一次性花光，“稳定了社区的日子，自己才能过好日子。”

应加强海外商会作用

此外，蒋姮认为我国政府应该加强海外商会以及民间组织在当地发挥积极作用，单个企业对外公关能力不强，而商会可以起到宣传的纽带作用。

责任编辑：单梦竹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2/0210/65857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