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胡适是中国的“自由男神”

今人提起胡适“出道”，必用“暴得大名”四个字来概括。1917年，年方26岁的胡适，掀起文学革命，领军新文化运动，一出场就倾倒众生，并非偶然。本名胡嗣穈的胡适4岁丧父，在绩溪老家读私塾时就不同凡响，对古典文学颇有兴趣。15岁那年，他读了严复的《天演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对他影响至深，他索性改名胡适，字适之。辛亥之后的中国正处在思想断层、学人断代的转折点，受传统私塾教育长大的胡适留美归来，刚好填补了这个空白。胡适早在美国留学时就怀着做国人导师的奇志，归国后第一次演讲，就引用荷马诗句向老派学人领袖章太炎叫板：“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罢！”其实无论中学还是西学，胡适都不能算顶尖，但他能把中西融会贯通，就像他儒雅的外表，完美结合了古典书生和欧美绅士范儿。 

在影片《建党伟业》中，扮演胡适的是香港英俊小生吴彦祖。这次选角曾引起不小的争议，有人质疑一个偶像派演员无法演绎学术大师的气质，更有人质疑，胡适有“那么帅”吗？其实在当时社会，胡适确实是个“超男”，一举一动都是媒体报道的热门话题。唐德刚甚至说，“看胡适”是宗“娱乐项目”，“与‘看梅兰芳’实在是大同小异的”。章士钊曾抱怨：“胡适简直成了无冕皇帝，青年们除了他的话，谁的话也听不进去了。” 

从20世纪50年代批胡运动之后，胡适成了被大陆主流话语边缘化的人物。一切皆源于胡适在这场革命中的“保守”和“落伍”。新文化运动后期，他的同事和挚友们--陈独秀、李大钊等，都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拥趸，唯独胡适唱反调，与他们分道扬镳，不被时代洪流所裹挟。 

与陈独秀的相知与分手 

胡适和陈独秀这对安徽老乡，是“五四”的两大精神领袖，他们联手开辟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后来他们在政治理念上各奔“左右”，成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思想大分流的标志事件。 

胡、陈的神交自胡适在美国留学时就已开始。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即后来的《新青年》），而胡适在大洋彼岸酝酿着白话文运动。两人虽未谋面，一看到对方的文章便互相折服。在陈独秀的热烈要求下，胡适将《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在1917年的《新青年》，提出“在所有的文学里，皆用活的文字--用俗语--用白话！”一石激起千层浪。胡、陈虽同生于安徽，性情却截然不同，一个快意恩仇，一个温润如玉。审慎的胡适想着白话文运动“总得有二十五至三十年的长期斗争才能成功”。陈独秀急了，紧接着下一期《新青年》就发表《文学革命论》，将胡适封为文学革命“首举义旗之急先锋”，而陈本人“甘冒全国学究之敌……以为吾友声援”，“愿拖四十二门大炮，为之前驱”，将改良助燃为革命。 

提出惊世骇俗言论的胡适却没有成为全国学究之敌。他初次回国返乡时，穿的是夏布长衫而不是西装，这小小的细节一举通杀遗老和新秀。以致新文化运动中，老辈们看不上的破坏性行为，都记在特立独行的陈独秀账上，而略涉建设性的新思想、新道德等，就一律归功于未丢弃传统伦理的胡适之。1921年胡适在日记上写到：“最可怪的，人家竟传说独秀曾力劝我离婚，甚至拍桌骂我，而我终不肯。此真厚诬陈独秀而过誉胡适之了！”实情是胡适在自己的婚礼上对伴娘曹诚英一见钟情，试图离婚再娶，小脚夫人江冬秀抡起菜刀来拼命，胆小怕事的胡适这才作罢。 

1917年9月，身为北大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力推刚从美国回来两个月的胡适到北大担任教授。当时北大荟萃了周作人、刘半农、李大钊、钱玄同、鲁迅等新知识分子，是新文化运动大本营，而胡适与陈独秀是最耀眼的领袖。胡与陈一见面就有说不完的话，又经常谈不拢，各持己见，吵起来是常事。有趣的是，他俩吵架，总是脾气不好的陈独秀先让步，低声细语，而以脾气好著称的胡适却常对陈高声大喝，还用手杖敲地板。真是一物降一物。 

对于胡适来说，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再造文明的尝试，是辛亥革命之后的一次思想革命，应与政治保持距离，要唤起文化的觉醒，这才是从根本上改造中国。这也是陈独秀等人的早期设想，《青年杂志》创刊号明确写着：“批评时政，非其旨也。”但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李大钊致力于把《新青年》办成“马克思主义专号”，陈独秀也开始写政治文章。胡适与陈、李的分歧就此开始。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对于之后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五四是新文化运动的伟大高潮，而胡适直到晚年还叹息这是“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一个纯粹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终于被政治所阻挠而中断了。” 

胡适虽然对陈独秀参与政治不满，但他多次为陈挺身而出。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捕，这份传单上半部是中文，下半部分的英文正是胡适应陈独秀之请翻译的。事发之前，胡适与陈独秀一起喝茶，喝完胡适回家，而陈独秀却跑到商场楼顶扔传单。胡适马上利用在京的安徽名人与时任警察厅长的安徽人吴炳湘疏通。同时给《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写信，想保陈独秀出狱养病。黑白两道努力，终于把陈独秀救了出来。 

陈独秀入狱是新文化和五四运动的关键转折点。出狱后，陈为避风头离开北京南下上海，与李达、李汉俊等接触--用胡适的话说，独秀在上海“碰到了一批搞政治的朋友”。陈筹划成立中国共产党，走上职业革命道路，胡适与陈独秀在政治理念上正式分手，新知识分子界长达四年的联盟就宣告结束。不久，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华，协助中国成立共产党。鲜为人知的是，维经斯基来华最先见的是胡适，大概是看中胡适在新文化圈无与伦比的影响力。维经斯基有意让胡适建党，胡适未应允，但他推介了陈独秀。后来在李大钊的促进下，维经斯基从北平到上海与陈独秀见面。胡适虽然不认同马克思主义，更不愿参与成立马克思主义政党，但他充分尊重并支持陈独秀和李大钊的选择。 

与李大钊和气争论“问题与主义” 

1919年陈独秀入狱期间，胡适接手了陈主编的政论刊物《每周评论》，马上就发了一篇谈政治的文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在中国大陆提起胡适，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这篇文章的题目，并以此批评胡适反对马克思主义。胡适晚年也把这次论争总结为“与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回合”。事实上，当时胡适针对的并不只是马克思主义，而是一切空谈口号的主义。当时文人学者流行喊主义：无政府主义，民生主义等等，社会主义也门派繁多。在胡适看来，主义的大危险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到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这是中国知识分子自欺欺人的梦话”。 

此文一出，李大钊撰文回应，引发了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李大钊声明自己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并且指出，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分离的关系，中国的社会问题，必先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接着，胡适又写了两篇文章回应李大钊。但是，1919年8月30日，《每周评论》第37号正在印刷的时候，北洋军阀政府的秘密警察突然光顾，查封了报纸，没收了财物，登在这一期上的《四论问题与主义》也胎死腹中。 

当年这场“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其实更接近一次“讨论”，主要是思想学术的研究和探讨，胡、李二人措辞客气，两人在讨论过程中和讨论后始终保持着同事友谊。相比于与陈独秀，胡适与李大钊的关系甚至更融洽，因为胡与李的性格人品更相似。两人都推崇新思想，但又遵守旧道德，主张“糟糠之妻不下堂”，李大钊和比他大八岁的小脚妻子也像胡适夫妇一样保持恩爱。在胡适日记中，常记录与守常（李大钊的字）一起吃饭、聊天。1922年，胡适写了《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提出“好政府”作为改革中国政治的共同目标。写完时胡适突然感觉此文应该作为一个公开宣言发表，当时已是凌晨两点，胡适按捺不住，立刻给李大钊打电话，分享心情并想和他联合发表这个宣言。胡适研究专家罗志田这样评价：“胡适是学了许多洋规矩的人，又最客气，半夜打电话，可知心中对文章颇得意，思绪还在激动；而更可见两人的交情及李大钊那时在胡适心目中的重要。” 

推崇苏俄一度激进 

胡适留学美国，深受导师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影响，他反对暴力革命，反对阶级斗争，认为“一点一滴的不断的改进是真实可贵的进化”。这就是他与马克思主义者的根本分歧所在。但年轻的胡适何尝没有激进的一面？他虽温和，但并不懦弱。《每周评论》遭遇封禁，文化界同仁都认为胡适凶多吉少，陈独秀已经被抓了，这次要轮到他。可胡适偏不肯躲避，最后是北大的一群同事和学生硬把他拽到外国客栈住了几夜。 

1921年5月，胡适为纪念刺杀袁世凯的四个烈士，写了一首“炸弹诗”：“他们的武器：炸弹！炸弹！他们的精神：干！干！干！”这样充满豪情的“打油诗”很难想像出自温文尔雅的胡适之。10月，在北大的开学典礼上，胡适在演讲中说：“我们应该决心求学；天塌下来，我们还是要求学。如果实在忍不住，尽可个人行动：手枪、炸弹、秘密组织、公开行动，都可以。但不可再罢课。”反对学生罢课也是胡适颇受批评之处，其实胡适是被断章取义了，他完整的意思是：要么安心读书，要么安心干革命。从这点上看，他甚至比别人都要激进。 

1926年是胡适思想生涯中最激进的时段，与莫斯科的邂逅使他的“左倾”达到顶点。当年7月，胡适赴伦敦出席中英庚款委员会全体会议，取道西伯利亚铁路，中途抵莫斯科游历三日。苏俄革命和建设的新气象给了胡适巨大的“新的兴奋”。胡适也不是突然转变。由美向俄，由右向左，是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的动向。1919年凡尔赛和约上美国对中国的背叛，摧毁了美国在中国的美好印象。以前吹捧威尔逊是“世界上第一好人”的陈独秀称其为“威大炮”。同一时间列宁发表《加拉罕宣言》，却立即引起中国人好感。1923年，北大进行民意测验，投票选举当今世界第一伟人，497票中，列宁得227票居第一，威尔逊居第二，但仅得51票。 

在莫斯科期间，胡适参观了革命博物馆，深为俄国革命事迹所感动。他还对苏联的新教育饶有兴趣，结果因学校暑假未能实地观摩，深为遗憾。他专程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与蔡和森等中国共产党人畅谈良久。就在此前不久，胡适好友徐志摩刚刚到苏联游览过。浪漫多情的诗人竟然比胡适表现得理智。徐本来对苏联抱有热烈的赞美，身临其境之后观点大变，他认为俄国式革命的代价将是国家威权完全取缔个人自由。胡适在给北大友人张慰慈的信中热情洋溢地说：“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就足使我们愧死。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评苏俄！”他还告诉徐志摩：“志摩，只要我们肯干，什么制度都可以行。”徐志摩却不赞成胡适，不无调侃地微讽胡适：“你倒像一个布尔什维克！” 

胡适对苏俄态度的转变在知识界引起广泛关注。共产党人对这位自由派知识领袖怀有殷切期待。蔡和森挽留胡久住俄国进行考察，李大钊则建议：“我们应该写信给适之，劝他仍旧从俄国回来，不要让他往西去打美国回来。” 

重视感情与自由 

欧游归来的徐志摩任北京《晨报副刊》主笔，并组织了“苏俄仇友”大讨论。包括徐志摩在内的许多自由主义朋友邀胡适参加“反赤化”的讨论，胡适迟疑很久，始终没有加入。因刊登反苏言论，《晨报》报馆被左翼青年在游行中纵火焚烧。本来已对左翼抱有好感的胡适愤怒地写信给陈独秀：“我也知道你们主张一阶级专制的人已不信仰自由这个词了。我也知道我今天向你讨论自由，也许为你所笑。但我要你知道，这一点在我算一个根本的信仰。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同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至少我可以说，我的根本信仰是承认别人有尝试的自由，如果连一点最低限度的相同点都扫除了，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简直要做仇敌了。” 

事实证明，胡适从未与陈独秀做仇敌。他虽然不能苟同陈的政治信仰，但他们保持了终身的深厚友谊。1927年，蒋介石上台后开始大规模清党。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被捕后亲笔写了求援信给胡适，落款“陈友生”，即陈姓朋友所生的孩子。胡适马上托关系求人，没想到，胡适这一动作反而暴露了陈延年的身份，上海国民党警备司令杨虎得知自己抓到的是赤党头目的儿子，竟将他立即残杀。 

同年，李大钊惨遭杀害，胡适为李的遗孀向北大校方争取增加抚恤金。1930年，《胡适文存》第三册出版，扉页题词--纪念四位最近失掉的朋友：李大钊先生、王国维先生、梁启超先生、单不庵先生。胡适将共产党创始者的名字写在自己著作的扉页上，无视白色恐怖的威胁。1933年，胡适带头捐款，给李大钊在北平购置墓地安葬。1934年刘半农去世，胡适挽联的上联曰：“守常惨死，独秀幽囚，新青年旧友，而今又弱一个。” 

1932年，陈独秀被国民党逮捕。当时陈已被中共开除出党，被捕后，中共方面也不营救他。胡适联合知识分子制造舆论主张从轻发落，写信给蒋介石要求将陈独秀案付司法审判，而不由军法处理。蒋最终采纳了胡适等人的意见，将陈判刑8年囚于南京。陈服刑期间，胡适接济陈的生活开销，还按陈的要求采买书籍送去。有一次，胡适路过南京，行程紧急没去探监，倔脾气的陈独秀撂狠话要与胡适绝交。胡适后来赶去道歉安抚，又按陈提出的书目送书。1937年日军轰炸南京，胡适惦念陈独秀安全，向汪精卫求情将陈独秀提前释放。 

1942年，陈独秀去世。他晚年的遗稿由胡适整理编辑。陈的遗稿中深切反思了苏俄无产阶级独裁的弊端。在去往美国的轮船上，胡适读到这些，百感交集。这对老朋友一生曾珠联璧合，曾争执交锋，最终，他们的灵魂又走到了一起，尽管已阴阳永隔。 

胡适与马克思主义的离合，是20世纪前期中国思潮激荡的典型案例。作为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典型代言人，胡适和马克思主义者一样，追求国家富强，渴望改变祖国现状。胡适早期并没有完全否定过马克思主义，甚至还对其抱有一丝希望和期待。胡适所不赞成或反对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他认为“阶级斗争无形之中养成一种阶级的仇视心……这种仇视心的结果，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两种大势力，成为两座对垒的敌营，使许多建设的救济方法成为不可能，使历史上演出许多本不须有的悲剧”。 

胡适毕竟是个理智的、温和的人，自由主义是最符合他性格的选择。李敖这样评价他：“如果我们盼他热情多于理智、傻劲近于侠义，那我们一定会失望的。这种情形，对一国众望所系的胡适说来，当然是美中不足的，但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他并不想逞快，打翻了一锅粥，这种委曲求全的微意，都充分显示了他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右派，一个保守的自由主义者，在急进者的眼中，太不够火辣辣了。”胡适的观点今天看来颇有启发意义，但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社会重心已失，改良主义适用于美国的“治世”，搬到中国的“乱世”则显得书生气十足。温润的胡适生不逢时，生前未能将他的主张广泛贯彻到社会生活中。唐德刚把胡适封为中国的自由男神，并断言胡适的信仰指明了中国现代化的方向，“胡适时代，卷土重来”。 

责任编辑：单梦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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