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前中央释放政策信号：加强党外人士任用已形成共识

 

一例党外人士人事任免案，给公众带来的，多是揣度性的制度猜疑。

这在万钢、陈竺同一年（2007年）先后被任命为科技部部长与卫生部部长时，体现尤甚。其时，不少业界、学界人士以为，党外人士“一把手”回归，时日可期。只是一去5年，未再见第三位党外人士正职部长诞生。

而一份专门性文件的下发，或许可以更为确定地说明：党外人士“一把手”的回归，大方向已定。

这份文件，全名为《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意见》（下称《意见》），由中共中央于今年2月印发。

据新华网报道，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以中共中央名义下发的，关于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文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则称此文件“在统一战线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而在今年4月16日的“全国市地以上新任统战部长培训班”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杜青林再次提及这份文件，“努力把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工作，提高到新的水平，以更大作为，向党的十八大献礼。”

加大党外人士在政府部门中正职安排的字眼，首次上了中共中央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专门性文件。

可以说，这份文件来得极其合时宜。据《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的统计，在全国31个省（市、区）政府中，至今尚无正部级党外官员存在；而在省级政府20余个组成部门中，党外人士所任正职，往往只是其中一二，有近半数省份，其省级政府组成部门中无党外人士任正职。

另据统计，近40年来，党外人士基本任副职，甚至在升迁问题上，也基本上是按照“副职晋升”规律运行，也就是说，从下一级副职，直接升任上一级副职。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战理论教研部主任李小宁表示，这次的文件，就是要实实在在解决问题。他认为，尽管《意见》全文尚未公布，但从已经透露的信息来看，中央在大政方针方面，已经对加强党外人士的任用，形成了共识。

“我这个部长就是有职有权”

尽管在而今看来，党外人士任职正职部长，路途艰难，但在60余年前，这是最为稀疏寻常之事。

根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的资料，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任命的21位政府部长中，有10位是党外人士。

这些人名，我们至今耳熟能详，他（她）们是：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邮电部部长朱学范、交通部部长章伯钧、农业部部长李书城、林垦部部长梁希、水利部部长傅作义、文化部部长沈雁冰（茅盾）、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司法部部长史良。

报道认为，在战争年代，这些人做出过巨大贡献，并享有崇高威望，在新中国组建初期，“众多党外民主人士成为新政府组建时无法回避的人物”。

《协商共和：1948-1949中国党派政治日志》一书，就讲到农业部部长李书城被任免时的故事：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组建人民政府时，周恩来提名一位无党派民主人士李书城担任农业部部长，结果连不少民主人士也表示不熟悉此人。

周恩来解释说，李书城是同盟会早期会员，是辛亥革命武汉革命军司令黄兴的参谋长，而且是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哥哥，“一大”就是在他家里召开的！

但资料还特意提及，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新中国，党外人士也能做到“有职有权”，而不是成为只具有象征意义。

从职业结构上看，这10位部长中，至少有5人，属于“业务对口”：梁希、马叙伦都是业内名家，邮电部部长朱学范是邮务生出身，司法部部长史良的本行是律师，文化部部长沈雁冰是著名作家。

从国民党将领到新中国的水利部长，傅作义的“行业跨度”，应该是最大的。不过，据傅作义的秘书回忆，傅作义每年有大约1/4的时间会到水利工程工地去，到水灾严重地区去，“了解规划、设计和施工情况”。

“我这个部长就是有职有权，水利部党组（书记）李葆华同志非常尊重我，我也尊重李葆华同志，我们互相商量，肝胆相照，没有什么隔阂。”针对“民主人士只是一块招牌，有职无权”的说法，傅作义曾如此现身说法。

首任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去世时，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徐运北回忆说：“她当的是实职部长，既不是有职无权的挂名部长，也不是与党争权。她很尊重党组，党组也尊重她。她有不同意见，也敢提出。”

 

“副职现象”

只是，这一段任职历程，很快因“整风”、“反右”、“文革”而中止。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担任首任粮食部部长的党外人士章乃器，未过几年，就被打成右派，他的部长职位也一并被撤销。

章乃器的命运自此转折，数年后的“文革”更使他跌入人生的低谷，直到1980年，他病逝3年以后，才获平反。

在章乃器之子、近代史学者章立凡看来，章乃器的命运，几乎是那个特殊时期许多民主党派人士命运的缩影。特别是“文革”爆发后，一些北京红卫兵发出致各民主党派的《最后通牒》，限令各民主党派在72小时之内自行解散。

1972年，傅作义辞去水利部部长一职。而正是以此事为契机，之后的35年时间里，党外人士再无任何人担任中央政府部级正职领导干部。

甚至不仅是正职干部，“文革”期间，地方政府副职中的党外人士也都很少。《瞭望》新闻周刊曾写道，党外人士的政治春天，随之结束。

“文革”后，各地政府副职开始出现党外人士，特别是在2008年，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中，都有一名党外人士任副职。不过，党外人士扎堆正职的现象，不再出现。在国务院系统，除了之前提及的万钢与陈竺，其余10余名任职的党外人士，皆为副部级干部。

这其中，包括水利部副部长胡四一，农业部副部长张桃林，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徐一帆，国家林业局副局长印红，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李玉光，中科院副院长丁仲礼，中国工程院副院长谢克昌，中国气象局副局长宇如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副主任姚建年等。

从这份名单不难看出，党外高官分布广泛，但仍然难以摆脱“科教文卫现象”的桎梏。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袁廷华认为，这也是由党外人士的人才构成情况决定的——民主党派一直以来都是知识分子为主，担任专业技术性强的领导职务也算是“专业对口”。

另一重现象是，而今的多数副职党外高官，此前都是从下一级副职提拔上来，直接提拔至上一级副职。

比如，2004年2月加入致公党的谢广祥，当年3月就任安徽省淮南市副市长，11月任安徽省政府副秘书长（正厅级），2008年当选为副省长（副省级）；黑龙江的程幼东，1995年从中学副校长任哈尔滨市教委副主任，一年后任哈尔滨市副市长，2003年任黑龙江省政府副省长；天津的张俊芳，2002 年任天津市教委副主任（正局级）的第二年就任天津市副市长（副省级）；重庆的谢小军，2000年11月至2002年4月还是重庆市农办副主任，2003年就任重庆市政府副市长。

“党派色彩不应过分强调”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外人士的“正职扎堆”、“有职有权”与而今的“教科文卫”、“副职现象”形成一种鲜明对比。部分学者甚至认为，这是一个敏感问题，对此避而不谈。

不过，全国政协副主席罗富和对此有不同看法，他并不认为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

罗富和认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权刚刚建立，党外人士中，集聚了大量经济建设方面的专业人才，国家出于发展经济社会的需要，选择了很多优秀的党外人士出任部长。“现在，我国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应该说，中国共产党集聚了中国最大部分的精英人才，所以，我们现在看待党外人士出任国务院部委正职领导的现象，不能仅看简单的数字或比例。”

袁廷华则从另一角度解读这一现象。他说，党外干部的提拔，大多是由副职到副职，直接跨过了不少层级，因此，形成了一个党内罕见的现象：火箭式提拔。“不少党外干部因此缺少实际的锻炼，进而难以挑起正职的担子。”

作为解决方案之一，学界曾呼吁，为去除党外人士“副职现象”，应给党外人士出任政府部门正职，设定一定的比例。

对此，罗富和并不赞同。他说，从全国人民和全社会发展来看，这是一个如何选择优秀的德才兼备的人才问题，“党派归属的色彩不应该被过分强调”。

他认为，在党外人士出任政府部门正职领导的问题上，并不存在制度上的障碍，“更多要看，我们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有没有更多有能力的人，可以担当这样的职务。”

“厅长、书记，听谁的？”

但从各地实践来看，完全说没有制度性障碍，有失公允。最典型的问题便是：厅长或部长（党外人士）是否参加党组会？一个是厅长，一个是书记（党组书记），究竟听谁的？

广东省卫生厅厅长、九三学社广东省委主委姚志彬就提到，党外人士一把手的权力，不像党内干部一把手那样（权力）完全到位，因为还有党组书记。

实际上，在有党外人士任职正职领导干部的地方，如何解决上述问题，正是最为棘手之事。

姚志彬认为，党内党外应该是一样，不能把党外干部看作是外人，他有属于他的权力和职位，那么，就放手让他大胆去做。

无党派人士、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周岚提及，她与三任党组书记合作过，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出了一套工作方法：遇到重要问题，党政主要领导首先讨论，形成初步共识，再和班子成员商量、形成集体共识后，再推进实施。

上海市委统战部的一次会议也曾提及上海的解决之道：上海市科技工作党委规定，党委会议题确定前，书记与主任先行沟通，涉及行政业务工作的重大问题，书记要与主任充分讨论和酝酿；涉及干部人事任免事项，在民主推荐考察基础上，经书记与主任充分沟通并征求意见，以及党委书记与副书记、纪委书记、组织干部处处长共同酝酿后，提交党委会讨论决策。

对此，《意见》首度规定：党外领导干部一般应“列席党组会议”。这个规定，李小宁解读为：一方面要服从党组的领导，另一方面在集体领导下对分管的工作负责。

“比如一个厅长是党外人士，当有重大决策需要党组决定时，他虽不是中共党员，但是他能够列席会议，作为相关工作的分管领导，可以在会上介绍情况。”李小宁说。

另一个待破解的难题，则与罗富和的担忧一致：有从政技巧的党外人才处于匮乏状态。曾在统战部门工作，现任中共安化县委宣传部长的林玲就曾撰文指出，常常是职位出现空缺时，却一时难以找到有经验又合适的党外人士。

对此，中央统战部副秘书长、干部局局长张献生在接受采访时提到，《意见》注重对党外人士的实践培训，以弥补党外代表人士行政领导岗位历练不足的“短板”。

“目前，中央统战部已经在上海、贵州、甘肃建立了党外干部实践锻炼基地，从去年起已组织10名党外干部挂职锻炼。”张献生说。

责任编辑：黄一帆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2/0508/66769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