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英：海峡两岸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与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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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近60年来海峡两岸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30年，两个明显不同的历史阶段。前一阶段两岸学者互不联系，各自对辛亥革命史开展研究。在台湾经历了从“正统学派”之一元化走向多元化的发展变化，进入到一个快速发展的新时期，与同期大陆辛亥革命史研究发展缓慢乃至停滞，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反差与对照。后一阶段大陆的辛亥革命史研究趋于兴盛，一度成为历史学科众多分支中的一门“显学”，台湾相关研究则明显趋缓甚至萎缩。海峡两岸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发展既存在相似之处，又有明显差异，后一阶段随着两岸学术交流的开展，相互之间还隐然出现了竞争的局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辛亥革命史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一段时间是海内外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显学，也是海峡两岸史学界共同关注的研究课题，尤其是自1980年代以后，在辛亥革命70周年、80周年、90周年纪念之际，海峡两岸都同时举办有世界各国众多著名近代史专家学者出席的高规格、高水平的学术研讨会，类似的情形在海峡两岸的其他学术研究领域中，都是极为罕见的。从1950至2010这60年间的海峡两岸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在发展走向上，具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是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对于一些具体问题的认识与看法，也是如此。两岸的学者甚至还曾经就个别问题进行过较为热烈的学术争论，其影响也超出了史学研究的范畴。就海峡两岸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学术交流而言，在我们所讲的这60年的时间内，大体上恰好可以分为前后30年，两个完全不同的历史阶段，前一阶段是两岸学者相互隔绝，各自独立展开研究，基本上没有进行学术交流，甚至还相互保持着某种对立的状态。后一阶段，则日益打破隔绝两岸学术交流的坚冰，学者之间在各种场合的交流越来越密切，虽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仍然存在一种不同的观点与看法，但是对于促进两岸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与影响。下面就分为前后两个不同历史阶段，对于近60年来海岸两岸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与学术交流的发展历程与特点做介绍。

先讲第一个大的问题，前30年两岸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及其特点。

1950年至1980年，两岸学者互不联系，各自独立对辛亥革命史开展研究的历史阶段，也明显呈现出各自的一些研究特点，但是在某些方面，仍然存在着相似之处。

（一）“正统学派”与“新正统学派”。这里所讲的所谓的“正统学派”与“新正统学派”，主要是西方史学界针对海峡两岸1950至1960年代初，辛亥革命史研究发展状况的一种称呼，并不是当时两岸史学界的共识，或许有些学者并不接受这样一种说法，我这里也是打引号的，引用了“正统学派”与“新正统学派”的这样一种称呼。具体来说，“正统学派”指的是这一时期的台湾近代史学界，而“新正统学派”则是指大陆近代史学界，当时两岸之敌对状态非常的明显，学界没有任何的交流，连相互之间的研究成果也很难看到。因此也根本不可能达成某种共识，台湾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正统学派”地位，实际上早在1949年以前国民党统治大陆的时期就已经建立，只不过是在此之后，又在台湾继续得以延续了一段时间。国民党建立全国性政权，南京国民政府之后，通过所掌握的政治文化资源，大力宣传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缔造了中华民国，以中国国民党所组织之合法政府为正统，随后相继建立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委员会和国史馆，从事辛亥革命与国民党史料整理及研究工作。其辛亥革命史研究成果，以及与之相吻合的其他的著述，也自然而然的取得了正统地位。“正统学派”的代表性人物，或者是自身就曾经参加过国家，或者是与国民党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整体说来这一时期有关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著述，多数带有浓厚的官方色彩，打上了国民党正统史观的烙印。其组织源流是以新中会中国国民党为正统，其革命领导人以孙中山为中心，以一党一人划线，衡量是否、褒贬人物。曾经有一本书，作者叫曹亚伯写的《武昌革命真史》，在这本书当中由于突出湖北革命团体，日知会的历史功绩，在当时一度被国民党政府以不符史实为由予以查禁。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为了配合所谓的反攻大陆，仍然继续加强国民党统治正统性的宣传，同时原在大陆的“正统学派”的主要代表性学者，也都跟随国民党去了台湾，国民党很快在台恢复建立党史会、国史馆，并于1955年在中央研究院（中央研究院是国民党以前统治大陆的时候就已经建立的一个研究机构，然后到了台湾）创办了近代史研究所，开展孙中山辛亥革命以及国民党党史的研究。

在这样一种特定的政治背景之下，当时台湾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依然基本上沿袭了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的所谓正统观念，由此原有“正统学派”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得以继续发展。1949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大陆建立了新政权，历经将近10年时间，逐渐在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确立了被西方史学界所称的“新正统学派”。1949年以前，也有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曾经出版过一些有关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著作，但在当时处于非正统地位，影响并不大。中共建立新中国之后的最初几年，在辛亥革命史研究方面，成果比较少，是进入了一个短暂的冷落的时期，由于当时政权初建，百废待兴，政治形势仍然严峻，加上朝鲜战争区域紧张，1951年10月，辛亥革命40周年纪念之际，中共没有举行纪念活动。1955年是孙中山逝世30周年，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纪念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预示着大陆新政权对于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重视。1956年中共举行隆重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活动，毛泽东主席发表了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对于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全国各地同时都举行了纪念孙中山的活动。在此前后，董必武、周恩来、朱德等其他中共高级领导人，也做了很多相关的论述。此后史学界也开始重视对于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研究，1961年不仅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纪念大会，而且在武汉举办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研讨会，这也是新中国建立之后的首次全国性辛亥革命学术会议。对于促进大陆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批有影响的资料及专著、论文陆续出版和发表，标志着中国大陆方面，辛亥革命史研究“新正统学派”的确立。

在1950年代至1960年代初，无论是台湾的“正统学派”，还是大陆的“新正统学派”，对于辛亥革命史的研究，都不同程度的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台湾方面的研究，在内容上虽逐渐有所扩展，但仍然是先前受政治因素左右所形成的“正统学派”居于主导地位。有的学者说，这种情形是在思想内容上可以说是正统观念，在方法上可说是史料学派的延续，当局是辛亥革命为其一党所得专享的荣耀，坚守数十年一以贯之的正统解释，对于非同盟会国民党的人物，有些是立宪派，包括在思想、文化方面颇有建树的梁启超，都一概予以冷漠。那么在这个时期，大陆方面“新正统学派”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也受到一些政治因素的制约，比较强调阶级矛盾、社会矛盾的影响，特别重视人民群众的地位与作用。尽管在1960年代初期，大陆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得到发展，尤其是刚才提到的1961年那一次学术研讨，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提交这次研讨会的论文，学术水平比较高，涉及的一些研究的方面，也比较宽，但是在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总体评价上，一直是以政治纪念中的一些基调作为主导。那么在研究的主题方面，这一时期两岸的相关研究也都是以辛亥革命重要人物为主，而且在作出评价时，难免溢美拔高。其中最为集中的就是孙中山，其次则是同盟会的其他重要领导人。对于其他所谓非主流人物探讨比较少，这一点在台湾更为突出，1950年代，台湾有影响的研究成果，绝大多数都是属于这类作品，在某些方面难免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溢美之词，或者是忌讳之处。到1960年代，立宪派立宪运动与辛亥革命的关系，抵制美货运动收回路权运动等等，才逐渐引起了一部分台湾研究者的重视，并取得了一些相应的成果。大陆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多少也是存在着类似的一种情况，如同有学者所指出得那样，第一，研究个别人物多，研究社会环境少。第二、研究政治方面多，研究经济文化少。第三、研究革命党人多，研究其他派系少。第四、肯定群众自发斗争多，肯定资产阶级领导作用少。这是四多四少，概括了当时大陆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存在不足的一些具体的表现。

另外海峡两岸官方与史学界虽然都对孙中山及其领导的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与作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是各自的着眼点却有明显的不同。台湾方面强调的是辛亥革命肇建中华民国与孙中山无可替代的国父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处处凸显其正统性与合法性。我们大陆方面，是强调孙中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辛亥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其重要地位与作用，应予充分的肯定，但是辛亥革命又是一次不彻底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没有最终完成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地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借鉴了辛亥革命的宝贵经验教训，完成了辛亥革命未能完成的革命任务。那么在西方以及港台学界看来，这样一种新的解释体系，也难免蕴含着论证中国共产党，在大陆统治合法性的政治意味，这是西方学者对我们的辛亥革命的上面所讲的，这样一些解释的一些体系，他们认为也有这样一个政治的一个目的。

 

（二）台湾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发展，与大陆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停滞。1960年代上半期海岸两岸的辛亥革命史研究，虽然仍处于隔绝的状态，但却都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突破原有研究范式的新趋向，台湾方面国民党在台统治渐趋稳定，特别是它的经济开始快速的增长，学术研究也逐渐步入正规，尤其是前面我们提到的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为主体的新一代台湾近代史学者开始崛起，加上他们获得了美国一些基金会的常年的资助，研究的经费比较充足，而且开始得以走出台湾，远赴美国深造或者是从事研究。了解到西方的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状况，从而视阈大开。在此情况下，台湾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必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新的发展。大陆方面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从1961年自上而下的大规模的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的活动，以及首次以辛亥革命为主题的全国性学术研讨会的召开，随后又公开出版了近50万字的会议的论文集，明显的促进了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日趋活跃，并开始出现某些突破原有研究格局的趋向。在台湾出版的有一本书，书名叫60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在这本书中，对这一次学术会议的论文集，颇有好评，认为它标志着大陆辛亥革命史研究由过去以政治史为主流的现象，转入经济史及社会史之研究。日本学者也视之为辛亥革命史研究史之划时代的论文集，这一时期由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的多卷本的辛亥革命回忆录，以及各省市，乃至一些县级的有关单位，编译的辛亥革命回忆录等口述资料，加上许多地区有关辛亥革命的资料陆续出版，为辛亥革命史研究者提供了相当便利的条件。那么与此同时，大陆学者的研究视野，也逐渐的拓宽，特别是对辛亥革命时期经济背景和阶级关系的探讨，包括了对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研究，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性格的考察，对于资产阶级内部阶层区分的探讨，对于辛亥时期农民问题的研究，对于资产阶级与农民关系的研究，以及对于一些重要历史人物和政治团队阶级属性的分析。此外还有对辛亥时期的新军会党反满问题的研究，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其中的一些研究的课题，甚至在当时台湾史学界的研究当中，还尚未涉及。

如果这种趋向能够得以顺利的发展，大陆的辛亥革命史研究，随后也很可能会取得更加值得重视的新的突破，但是令人遗撼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几年之后这一可喜的发展的势头，就中断了，而且大陆的辛亥革命史研究，随后进入了长达10年的停滞期。以研究辛亥革命史著称，并在当时有切身经历的大陆学者章开沅教授，同时章先生也是我的老师。他曾经感慨的说，从60年代初期的形势来看，辛亥革命史研究本来可以，也完全应该有一个较大的突破，就在大陆辛亥革命史研究处于10年停滞的时期，台湾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在许多方面都明显超过了大陆，其具体的表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研究辛亥革命史的各方面的客观条件日益改善，比如说相关研究机构进一步扩充，并不断有新的机构建立，除了前面提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一批中青年学者，已成长为台湾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中坚力量。另外还有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大学、济南大学、东吴大学、辅仁大学，实际上有很多学校，1949年都在大陆，然后国民党退到台湾以后，他又重新在台湾建立了这些同名的一些学校。这些许多名校都设立了历史系和历史研究所，也有不少成为研究辛亥革命史的新机构，会聚了一批研究队伍，尤其是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大学等高校的历史研究所，在70年代末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一些著名的学者，合作培养研究生，由此培养了大批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后备人才。台湾的中央研究院，他是不招收研究生的，所以他们很多著名的学者，培养研究生都是在一些著名的大学，作为兼职教授，在那里招收指导研究生。另外相关资料的整理与开放，也为研究者提供了便利，原有的国民党的党史会还有国史馆，联合成立了中华民国史，中国民国史料研究中心。还有经济部于1970年前后，将他收藏的水利、资源、农村三个委员会的清末明初档案，移交到了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经整理之后向研究者开放，推出了一大批相关的成果问世。第二，取得了一大批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许多大型资料在这一时期陆续出版，包括《革命文献》、《中华民国史料从编》，《中华民国开国50年文献》，《中华民国大事纪要》，《国民政府公报》等。除了资料以外，研究性的成果也比较多，比如人物研究方面有《国父年谱》的增订本，《国父孙中山先生传》等著作。值得重视的是其他的人物研究，也有不少成果问世，比如说《黄克强先生年谱》，就是黄兴，《胡汉民先生年谱》，《宋教仁之民主宪政的先驱》，还有《蔡元培与辛亥革命》等等。第三是专题研究方面的成果也令人瞩目，尤其是辛亥时期的立宪运动方面的研究，成果非常突出。有影响的著作，如《立宪派与辛亥革命》，《清末革命与君宪的论争》等等著作，还有研究清末的资政院、清末各省的谘议局和民初省议会的系列论文。这些成果一经问世就颇受关注，甚至对于1980年代大陆的立宪运动研究也有明显的影响。团体研究的专著，主要有《清季的立宪研究》、《清季的革命研究》等等，反响比较大。另外还有一批研究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经济、社会问题以及探讨各地辛亥革命的论文发表，这10余年间，一批研究生，就是台湾的一批研究生撰写的与辛亥革命相关的博士与硕士论文，也在选题方面多有突破，学术水准同样值得重视。值得一提的还有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在70年代中期以后，开展中国现代化之区域研究，1860至1916的研究计划是一个大的计划，所取得的重要的系列成果也引起了海内外学界的重视与好评。这一项研究是采用现代化的理论，对于清末明初中国沿江沿海近10个区域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变迁进行了深入探讨，先后出版多部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专著，很有参考借鉴的价值。虽然说论述的时间范围是从1860年到1916年，但是这恰好可以从更长的历史时段来分析辛亥革命爆发的背景，考察辛亥革命的地位与作用。这也大大的促进了相关地区辛亥革命史的个案研究，比如江浙、两湖，两广分区域的研究，这样的研究成果大量增加。

我们大陆学界后来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也开展了中国近代化或者叫做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我们的研究应该说叫做台湾的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而且从台湾的这批研究成果中得到了不少的启迪，当然我们也有很多方面，超越了他们的研究。最后一个表现，这个时期台湾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已经在许多方面，明显的突破了以往“正统学派”的传统研究格局，出现了多元化的发展趋向，对于台湾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这一新的发展态势，学界也十分重视。有的评论曾经指出台湾一地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发展可分为三大阶段，其研究的趋向是由“正统学派”之研究的一元化为中心，逐渐的转为研究多元化之发展，也就是有关课题之扩充。台湾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正是随着其研究之不断的精进，终于能够自成局面，我们大陆学者也认为，这一时期的台湾辛亥革命史研究，在研究思路和方法上，可说是出现了多元倾向。台湾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这一发展变化，与当时台湾整个史学研究的变革是紧密相关的，在大陆史学界与西方学术研究完全隔绝之际，台湾的学界已开始与西方的汉语研究专家有所交流，而且不断有学者赴美国留学，或者从事学术研究。在研究理论和方法等许多方面，他们都开始受到西方的影响。1960年代末，即有台湾学者指出以往历史学研究中的缺陷与不足，这当然针对他们台湾的历史学研究中的缺陷与不足，提出应该扩大史学研究的事业，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理论，来改变传统史学研究方法，从而促使台湾的整个历史学研究的发展。在此之后辛亥革命史研究出现了新的突破，逐渐的摆脱传统学派的束缚，呈现出多元化的新的发展。这一时期早先的正统性研究成果，仍然占有相当的比例，但是相对于以往而言，做出的评价却比较平实客观，学术性更强，政治性则开始有所减弱。更为重要的是在过去辛亥革命史研究，一元化时代不能入流的很多研究内容，都逐渐的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并产生了一大批有影响的学术成果，成为这一时期台湾辛亥革命史研究获得长足发展的重要反映。台湾的辛亥革命史研究，进入到一个快速发展的新时期，这与同期大陆辛亥革命史研究，与整个学术发展的停滞，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反差与对照。

 

下面讲第二个大的问题，后30年两岸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发展与变化。

（一）大陆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兴盛。文革结束之后，长期制约历史学研究的“左”倾思潮的影响，逐渐被清除，恢复了实事求是的精神。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学术研究的发展与繁荣有了宽松的环境。以往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长期被视为禁区的某些领域和课题成为许多学者研究讨论的热点问题，新观点、新见解也层见叠出，新领域、新课题被不断的开拓，中国近代史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也很快趋于兴盛。辛亥革命史甚至可以称为这一时期大陆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重要领域之一，所取得的成果，也最为突出，甚至在相当的程度上引领了改革开放之后大陆新史学的发展变革。章开沅教授在1979年初也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努力研究辛亥革命史这篇论文，大声疾呼近代史研究者应加强对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探讨，要打破所谓“立足于批”的精神枷锁，要推倒所谓“资产阶级中心论”、“资产阶级决定论”、“资产阶级高明论”等诬陷不实之词，敢于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胆识来拨乱反正，坚持正确全面的评价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这篇论文发表之后，不仅在国内史学界，而且在海外学者中也引起了比较强烈的反响，美国学者将这篇文章译成英文发表，认为这篇文中的观点，反映了中国史学界研究近代资产阶级的新动向。在1980年代，大陆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已经取得了受到海内外史学界高度重视的一系列重要成果。尤其是在80年代初，出版了由章开沅、林增平两位先生主编的三卷本的《辛亥革命史》，这本书是世界上第一部深入研究辛亥革命的通史性、综论性的大型著作，受到普遍的好评。国外的学者认为，这一著作参与编写的人数众多，材料极为丰富，涉及问题十分广泛，可视为30年来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重大成果，是最能体现目前辛亥革命史的观点、方法和水平的皇皇巨著。

台湾的学者，虽然认为这部书的材料选择及章节安排不平衡，而且他们不同意辛亥革命是一个失败的革命，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结论，但是也承认，在所有有关中共的辛亥革命的学术论著中，这是篇幅最大、资料最丰，最具学术形式的一部，从世界史学的眼光看来，也是篇幅最大、最有系统的一部书。台湾的辛亥革命史研究，虽然自从70年代以后，就发展迅速，成果众多，但是令人有些不解的是，他们始终没有出版一部综合性贯穿性的大型辛亥革命史著作，一直都没有出版这样的一部书。在这个方面，大陆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很快就超越了台湾，不久之后金冲及、胡绳先生合作的四卷本的《辛亥革命史》也陆续公开出版，另外还出版了李新等学者主编，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研究室的同仁、学者们集体撰写的《中华民国史》，这些成果都受到海内外史学界的关注。在这个时候的中国大陆辛亥革命史研究除了通论性的著作之外，各种专题性的研究成果也为数甚多，比如与辛亥革命密切相关的一些历史人物的研究，包括年谱、传记、评传、研究等形式出现的著作多达80余种，涉及的人物有主有次，有正有反，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教育、外交等等各类人物，研究的范围可以说是大大的拓宽。对于其他专题的研究，如政治制度、政治事件、革命团体、立宪派与立宪运动，还有清末新政，资产阶级、商人社团，包括海关、租界、通商口岸、社会风俗等等这样一些领域，都有多篇的论文予以论述。据不完全统计，1980年代，大陆发表的有关辛亥革命的论文总计有5200篇左右。1980年代这10年的论文总数是前30年的10倍。与此同时，众多有关辛亥革命的史料也大量出版，例如重要人物文集、史料集，有《孙中山全集》、《黄兴集》、《章太炎全集》等11种，重要的文献资料有《临时政府公报》、《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等，专题性的资料则有《盛宣怀系列专题档案汇编》、《辛亥革命前10年间的民变档案史料》、《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等等，另外还有《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还有《英国蓝皮书有关于辛亥革命资料》等外文资料书籍，在这个时期也得以翻译并出版。另外在大陆还迅速出现了多个以辛亥革命史为重点研究内容的学术单位，各自会聚了一批研究队伍，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近代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的清史研究所，我所在的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以前称历史研究所，在2000年改名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另外还有中山大学的孙中山研究所，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的孙中山研究所，这些都是在辛亥革命史研究方面人员相对较为集中，成果比较丰富的研究机构。另外还建立相关的跨区域性的研究学会，比较有影响的是1979年成立，并且延续至今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会。这个研究会以前一直是章开沅先生担任会长或者是理事长，后来因为年龄已经比较大了，所以由我来接任他做这方面的工作。另外我们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创办了大型的学术期刊，《辛亥革命史丛刊》、《辛亥革命史研究会通讯》、《国内外辛亥革命史研究史动态》等等期刊杂志。我们在研究会成立之后的30余年当中，多次参与或者是举办学术研讨会以及其他一些相关的活动，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学术影响，受到海内外近代史学界的好评。从前年开始，我们又开始积极参与筹划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为了纪念这一历史性事件，我们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等相关的一些学术研究单位，已经多次的一起商讨开展相关的学术的活动，从事学术研究的规划。前几天，刚刚在中山市，就是孙中山的故居，中国孙中山研究会和中山市一起举办了一个“孙中山辛亥革命研究的回顾与前瞻”的一个小型的学术研讨会，邀请了我们国内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一些比较知名的学者，在一起共同探讨怎么样进一步开展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也是为了今年我们要举办高规格的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做一些准备工作。

另一个影响较大的是孙中山研究会，这个研究会曾经多次举办高水平学术研讨会，对于推动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积极的作用。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部门，包括我们的民主党派，比如我所在的民革中央就有一个孙中山研究会，还有辛亥革命史的一个研究会，也组织了很多的纪念学术活动，定期举办有影响的学术研讨会。总之，这一时期大陆各方面情况，都表明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是大陆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大发展、大繁荣时期。主要的表现是：研究者队伍壮大、思路开拓、方法更新，召开了一系列有影响的学术会议，出现了一大批富有新意的论文，还陆续出版了一些有分量的学术著作，从而使辛亥革命研究逐渐成为历史学科众多分支中的一门显学。到了1990年代以后，大陆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仍持续发展，无论是综合研究还是专题探讨，都取得了令国外学者十分重视的一大批成果，论文则几乎是多不胜数，涉及资产阶级各个方面的内容。例如近代中国商会与其他商人社团研究的开拓，是中国近代史和辛亥革命史研究向纵深发展的一个突出表现。大陆史学界对于近代商会较为系统的研究，虽然发端于80年代中期，比国外晚，但是我们的进展相当迅速，视野也日益扩展，除了发表众多专题论文之外，还出版了若干有影响的学术专著，我本人就是从辛亥革命时期商会的研究进入到这个学术研究的领域中来的。商会是清末由工商业者成立的一个新型的商业团体，在当时对于聚合分散在各行各业的工商业者，使他们凝聚成为一个相对统一的一个整体，能够在当时政治、经济舞台上发挥突出的作用，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以前我们对这方面的研究比较忽视，或者是研究比较少。我们在80年代开始这方面的研究时候，因为我们挖掘了大量的商会档案，所以我们做出来的研究成果，一下子就引起了西方学者的高度的关注和重视。我们除了发表众多的专题论文，我们还出版了好多本有影响的学术专著。

因此就总体而言，1990至1999年，这一个10年我们的辛亥革命史研究，还是在以往的基础上有一定的发展。这10年发表的论文数是4400篇，虽然比前10年有所减少，但是在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论文数量当中仍然是占比较大的比例的。而且有关辛亥革命史的学术著作的出版是呈上升的趋势，数量有所增加，而且多有新意，具有比较高的学术的价值。另外这一时期在大陆各地举办的有关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学术讨论会，多达近20次，体现出相关研究的持续活跃与发展。在研究领域方面，也得到进一步的拓展，除了对一些老课题开展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之外，比较突出的是对于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环境进行广泛的探讨。这一时期的研究，已不再局限于辛亥革命这一历史本身，而是扩展到辛亥时期或者这一时期前后的诸多的领域，辛亥革命史研究开始转变为辛亥革命研究。我们也可以称之为跳出辛亥革命史来研究辛亥革命，这都是辛亥革命研究或者辛亥革命史研究不断发展深化的一些具体的表现。

当然，毋庸讳言，任何一次历史事件，即使是像辛亥革命这样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影响的重大的历史事件，也很难一直成为史学研究中的热点。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后的发展高潮之后，大陆辛亥革命史研究进一步发展势头也有所减缓。相当一部分研究者的兴趣转向了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等其他的新的研究领域。也有一部分学者的研究，在时段上明显的向晚清或者是民国上下推移。从表面上看，集中研究辛亥革命的成果比以前减少了，但是在另一方面，这一种变化也对辛亥革命史研究具有上下延伸与横向贯通的积极意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部分辛亥革命史研究者加入到文化史或者经济史、社会史研究的探讨，也是一件好事，因为他们可以借此把比较广阔的视野与比较连贯的史实带回到辛亥革命史研究当中来。事实也是如此，包括我所在的研究所，将近20位研究人员，前些年都是研究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但是近两三年又回归到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当我们用更广的视野、更长的时段来看辛亥革命的影响，我们会有许多新的认识。我们现在正在做一个大型的集体研究的项目，就是“辛亥百年的记忆与诠释”。不同的政府、不同的政党、不同的政派、不同的界别，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对于辛亥革命有着各自不同的记忆、不同的认知、不同的诠释，同时也有不同的影响。我们从这100年这样一个长时段来考察，可能会更加清晰或者更加准确地看待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作用与影响。现在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见解、不同的学术观点，在一个包括价值观都是多元化的时代，特别是在网络极其发达的这样一种情形下，都可以自由表达和交流。

（二）台湾辛亥革命史研究发展的减缓。台湾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在1980年代仍保持了一段时间的持续发展，在相关著作的出版方面，各种专门的著作不断推出，高水平的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也陆续问世。80年代上半期台湾史学界还密集地召开了与辛亥革命相关的学术研讨会。这些研讨会的召开，本身就对促进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而且会议结束之后，又都出版了学术价值非常高的多卷本的论文集。另外，还有一些专题论文集也相继的出版。这些文集收录了大批台湾学者有影响力的专题论文，具有很有参考借鉴价值，如这一时期有关华侨与辛亥革命的研究在台湾取得比较大的进展。但是从80年代后期，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后，台湾辛亥革命史研究明显减缓。据不完全统计，1990至2000年的台湾学者发表的有关辛亥革命的论文，总计只有53篇，平均每年只有6篇，2000年2008年，这是最近的更加减少为17篇，平均每年只有2篇了，而大陆1990到2000年发表的论文是4000多篇，所以它这个减缓的是非常明显的。之所以出现这种变化有多种因素的影响，除了学术研究自身发展规律的影响之外，1990年代以来，台湾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逐渐的式微，与台湾的政治转型加快，本土化的影响和冲击力加大有直接的关系。简言之，台湾对辛亥革命史研究经历了70至80年代迅速发展之后，在90年代逐渐出现开始萎缩的状况，一方面是学术研究阶段性发展特点所至，在高潮之后必然会有一段低潮期，但另一方面，台湾政治格局的不断变化，也对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式微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李登辉执政之后，在各个方面逐步推行本土化政策。2000年以后民进党执掌政权，更是加速的实施从政治到文化的去中国化政策，以至中华民国是视为外来政权，中国历史被视为外国史，同时从政治、经费等方面大力支持台湾史研究。受其影响，台湾的许多学术机构和学术发展计划，都大规模的向台湾史倾斜，就是台湾的数学研究，集中都去做台湾史。中国史研究，明显的面临着被边缘化的这样一种趋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台湾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当然就难以发展，只能是趋于萎缩了。

 

下面讲第三个大的问题，两岸学者的学术交流及其影响。

过去由于各个方面的种种原因，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之前，不仅与欧美发达国家的交往非常少，而且与台湾之间的学术交流也显得非常封闭，几乎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改革开放之后，中外学术交流越来越密切，不少国外学者来华访问，许多近代史研究者也纷纷走出国门，到欧洲诸国参加学术研讨会和从事研究工作，不仅收集了在国内难以看到的重要史料，而且得以借鉴西方某些研究方法和理论视野，开拓出一系列新的研究领域和课题，在此背景之下，海岸两岸的学术交流也逐渐在80年代开始以某种特殊的方式进行。在经历了起初谨慎与防范的接触阶段之后，到90年代逐渐频繁。现今我们两岸的学术交流已经是十分密切了。

（一）芝加哥会议的首次对话。这是海峡两岸学者第一次面对面的在一起进行学术交流，其讨论的具体问题，正是两岸史学界都十分关注的辛亥革命史。可以说，辛亥革命史作为两岸非常重视的一个特殊研究领域，它的发展不仅对促进两岸各自史学研究进步产生了影响，而且对于打破两岸长期对立的尖冰，开启我们两岸的学术交流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81年在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之际，海岸两岸都举办了高规格的学术研讨会，而且也都邀请了世界各国著名专家学者参加，但都没有邀请对岸的学者出席。有鉴于此，日本的一些著名学者，他们号召台湾海峡两边与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学者，以个人资格参加会议。于是，1981年的10月下旬，举办了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东京国际学术会议，以辛亥革命与国际关系为主题，盛情邀请世界各国以及海岸两岸学者出席这次会议。应该说两岸的史学界，乃至于官方对此都非常重视，也非常审慎。中国大陆学者有5位，中山大学陈锡祺教授，已经去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胡绳教授，也已经去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李宗一教授，也已经去世了。还有两位健在的，一位就是我的老师章开沅先生，还有一位就是金冲及先生。这5位研究中国近代史、研究辛亥革命史的知名学者，提交论文参加了东京的这一次会议。因为非常重视，挑了我们最知名的学者去参加这一次会议。因为带有打擂台的性质，看哪边的论文写得好。台湾原先也曾确定了5位学者出席这一次会议，而且也都是重量级的知名学者。但是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最终台湾学者没有出席，使日本和世界各国参加这次会议的学者都深感遗憾。但是台湾又觉得不去出席，好像是不是就打了败仗，所以他们台湾又和另外一个日本的学术机构，在横滨召开了同样有关辛亥革命的学术研讨会。尽管东京的这一次会议，没有达到使海峡两岸学者共聚一堂的目的，但是日本还有美国学者，仍然没有放弃努力，特别是1981年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开始公开出版《中华民国史》第一编第一卷。台湾学界和政界当时都非常关注，当中国大陆宣布要编写中华民国史的时候，台湾的学界和政界都感到不安，他说他们为什么要来编写我们的历史，他们到底会怎么编呢，他们非常的关注。所以他们也急于想了解，我们大陆是如何编纂中华民国史的，也想有一些渠道来接触。1982年4月，美国亚洲研究学会第34届年会在芝加哥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这个特别会议叫做“辛亥革命和建立中华民国：70年后的回顾”国际学术研讨会，再一次的邀请海峡两岸学者来参加。台湾方面经过郑重研究没有表示拒绝，于是大陆方面的胡绳、章开沅、李宗一、李泽厚、赵复三5位学者，台湾方面的秦孝仪、李云汉、张忠栋、张玉法、林明德5位学者，其中秦孝仪当时是深得蒋介石赞赏，他当时担任中国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的主任委员，他是担任的台湾代表团的团长。通过这一次会议，两岸学者终于在隔绝了30多年之后，第一次实现了聚集一堂，面对面的坐在一起进行学术交流的愿望。但是在对立尚未消除的情况下，两岸学者在首次交流时都非常的慎重，台湾方面似乎更加谨小慎微。

由于是两岸学者第一次在公开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上正式对话，而这次会议广受瞩目。虽然两岸学者有关辛亥革命的小组专场讨论，只安排两岸学者的讨论，而且时间安排比较晚，是晚上9点钟。但可容纳500、600人的大会议厅全部爆满，阶梯过道的地毯上都坐满了人。会议举行的方式也有一些特别，先由外国知名学者对两岸学者提交的论文逐一进行评论，然后由双方推举一个答辩人作出回应。

我们这一方的观点，大家都非常熟悉，那就是说辛亥革命是阶级革命，代表台湾方面的张玉法先生，坚持认为辛亥革命不是资产阶级革命，是全民革命。他当时说孙中山所有的讲话和文字记载中，都从来没有说过他领导的这个革命只是为资产阶级谋利益，他是为整个中国各个阶层的，是除了革命对象之外的所有人民，所以是全民的革命。后来海内外近代史学界对这一争论有一种说法，叫做“章张论战”。两位学者都姓张，而且两位学者确实是代表了海峡两岸的近代史和辛亥革命史研究中最高学术水准的学者之间的这样一个对话。当然也有一些外国学者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西方中国史学”不同观点的论战。但后来章开沅先生曾经说明：“平心而论这次讨论不算深入，争辩也并非激烈，双方都彬彬有礼，保持相当的克制，其实东道主的指导思想，本来也是如此，心平气和的讨论学术问题，这本身就是一大突破，主办者非常担心激烈的争论会引起感情上的伤害，所以限定两岸学者答辩发言5分钟，自由发言2分钟，很难有所展开。但是会场的情绪倒是始终热烈高昂，很多听众都是从外地赶来参加此次盛会的。会后，海内外许多中文媒体都对这次会议进行了报道，有的是比较客观的，有的则明显的反映出政治倾向，尤其是台湾的报道，对于资产阶级革命说，多有曲解。于是章开沅先生后来又专门撰写了一篇论文，题目就叫做《关于辛亥革命性质问题——兼答台北学者》。这篇文章发表在《近代史研究》杂志。芝加哥会议两岸学者的初次对话，难免存在紧张成份，这是可以理解的。那个时候，海峡两岸还是处于一种敌对的状态。但时过境迁，10多年后两岸参加此次会议的学者再一次见面，他们相互之间戏称为芝加哥的老战友，相互把酒忆旧、笑谈尽欢，同胞情谊毕竟超越了历史恩怨。

（二）两岸学术交流的直接进行。1980年代芝加哥会议是两岸学者的第一次正式对话，但是两岸之间的直接学术交流，却仍然没有正式开启，直到80年代末开始陆续有台湾学者到大陆访问。1990年的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召开“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首次邀请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三位学者出席。1991年8月，美国和日本学者在檀香山举办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学术会议，两岸各有10位学者出席。当年在芝加哥会议上出现的紧张乃至对立的气氛，已经明显减缓了，两岸学者相处甚欢。同年10月，在湖北武昌举行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学术研讨会。张玉法等3位台湾学者应邀提交了论文，其中有两位学者出席了会议。到90年代初，大陆学者也开始应邀赴台湾出席学术研讨会。1992年5月，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召开“黄兴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我们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长张海鹏等3位学者应邀出席会议，这是大陆学者第一次出席在台湾举办的学术会议。这引起了台湾媒体的关注，报道不少。另外海岸两岸相关学术机构还开始联合举办以孙中山为主题的学术会议。1992年6月，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与台湾师范大学三民主义研究所联合举办了“孙逸仙思想与中国现代化”学术研讨会。这是海峡两岸学术单位第一次联合举办的学术讨论会。两岸史学界学术交流的另外一个突破是，1993年8月台湾政治大学克服了很多困难，聘请了章开沅先生担任客座研究教授。章先生不仅定期为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三民主义研究所的研究生授课，而且相继在台湾的中研院、台大、东吴大学、中央大学、东海大学、中心大学等大学、科研机构讲学、做报告，受到普遍欢迎。这也使台湾史学界对大陆学者有了更深切、更具体的了解与认识。章先生是台湾的著名大学聘请大陆学者作为客座教授的第一人，在当时开启了两岸学术交流的新形式。在那之后，政治大学和其他一些著名大学又继续不断的聘请更多的大陆著名学者来台担任客座教授。

2001年在大陆举办的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了10多位台湾学者来出席这个会。同一年台湾举办的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的会议，也邀请了15位大陆的学者去参加。另外，其他形式的交流与合作也都越来越频繁。关于海岸两岸史学研究者学术交流的这样一个发展的进程，台湾的一位叫蒋永敬的资深学者说，讲到我们两岸辛亥革命研究的交流，可以说是从辛亥革命70周年开始的，对于那一年，我有四个字形容，就是“交而未流”，而现在是“又交又流”。

到了80周年之时，两岸的交流比较进步了，1991年是“交而未流”，台湾学者到大陆来，参加了在武昌举行的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学术讨论会，但是大陆学者不能到台湾，所以我认为是交了但是没有流，没有双向的流。到90周年的时候，情形完全改变了，我们是又交又流。台湾的一位资深学者，还希望能够坚持参加我们辛亥革命100周年的纪念。很可惜，现在有些很知名的学者都已经去世了。我和章开沅先生、金冲及先生在上个月底去日本参加在神户召开的一次学术研讨会。紧接着又在东京，那个规模更大，而且前首相福田康夫、村山富市都出席，并且致了开幕词。我们章先生和金先生都在会上做了主题报告。

辛亥革命100周年即将来临，两岸毫无疑问都非常重视，都在积极筹备各个方面的纪念活动，包括出版一系列有关辛亥革命的新成果，两岸的学术与文化交流也会更加密切。当然了台湾方面更强调的是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为纪念中华民国建立100周年，台湾官方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建国百年筹备委员会来统一筹划相关各项活动，包括会聚台湾的重量级学者来编写多卷本的新的《中华民国发展史》。据台湾《联合报》的报道，2010年的5月，台湾当局中华民国建国百年筹备委员会召开第二次大会，台湾基本上高层领导都出席了。马英九在这个会上表示，建国百年活动可当作为期一年的台湾博览会。因为那个时候大陆正在热火朝天办世博会，这足见其重视程度。尽管台湾方面声明，两岸纪念辛亥革命的活动，大家各办各的，官方互不合作。有舆论呼吁，两岸共同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民进党说国民党被统战了，所以马英九表示大家各办各的。他还强调编写《中华民国发展史》，要体现“中华民国在地化的转型史观”。台湾有些文字的表述，我们还是不太熟悉的，比较多的是“在地化”，都是讲台湾的本土化怎么怎么样的，他要用一种新的转型的，就是中华民国在台湾是怎么“在地”转型的，用这一种史观来编写中华民国发展史。

不管怎么样，马英九同时还表示，对于两岸民间的自行合作，政府的立场是不介入，但是乐观其成。实际上两岸围绕着辛亥革命的主题，以民间的名义开展的很多交流与合作，包括筹备辛亥革命与孙中山的展览，包括两岸四地的大学生围绕着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孙中山的辩论赛等等均已紧锣密鼓地进行。可以相信，到了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时候，两岸之间不仅仅是在学术界，而且在更多的领域、更多的方面都会有更多的学术与文化交流活动。

好，我要讲的就是这些，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刘晓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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