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曾国藩家族：家训流芳百世后代英才辈出

 

家族简介：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倍受争议的政治人物，他的家族也倍受关注，其主要原因在于曾国藩兄弟及其家族后裔人才辈出，内涵丰富，构成了一种特有的家族文化。像曾国藩家族这样有用人才之多，分布行业之广，影响之大，在中国历史上是一种罕见的现象。

晚清时期，内忧外患，社会动荡不安。这样的乱世容易成就英雄豪杰，却不能诞生稳定的政治世家。来自湖南乡间的曾国藩趁势而起，既平定太平天国获取富贵，又在朝廷的猜忌之下保持势力和荣华富贵。曾家繁衍富贵至民国时期，成为近代首屈一指的权贵家族。

曾国藩：守旧的国家栋梁

1811年，曾国藩出生于湖南长沙府湘乡荷叶塘白杨坪（今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天坪村）的一个普通农家。祖父曾玉屏靠勤勉耕种、勤俭持家让全家人过上了温饱生活。父亲曾麟书开始读书，但一生乡试17次不第，最后只比儿子曾国藩早一年考中“准秀才”(补生员)。曾家的道德要求一直很高，曾玉屏就常常教导儿孙：“君子在下则排一方之难，在上则止息万物之器”，“人以懦弱无刚为大耻，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

曾国藩自幼勤奋好学，22岁考取秀才，24岁中举，入省学岳麓书院。28岁中了同进士，进入翰林院。此后，他一步一阶的踏上了仕途之路，并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门生。在京十多年间，他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累迁侍读，侍讲学士，文渊阁值阁事，内阁学士，稽察中书科事务，礼部侍郎及署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等职，步步升迁到二品官位。十年七迁，连跃十级，被后人奉为升官最快、做官最好、保官最稳之楷模。

书生领山民　对战太平军

咸丰二年（1852年），曾国藩回乡守孝。不久太平天国起义就席卷了半个中国。腐朽的八旗、绿营根本不是太平天国的对手，于是清政府试图利用各地的地主武装来遏制太平军，屡次颁发奖励团练的命令，这为曾国藩湘军的出现提供了机会。1853年，曾国藩在家乡湖南一带正式建立地方团练，称为“湘军”。

湘军是一支体制之外的全新军队。曾国藩采用了明朝戚继光发明的兵制，首先用师生、亲友等关系网络骨干成为湘军幕府，再由骨干分子自己去招募兵丁，按照募兵的数量授予相应的官职，如此一级级推广，兵将相识，人人争先，最后聚拢在曾国藩周围。这种招募军队的方法也被后来的军阀仿效。湘军拒绝市井油滑，招募的都是“朴实山农”，个个凶悍善战；湘军将领大半都是书生出身，人称湘军是“书生领山民”，即由“忠义血性”不染奢靡世风的读书人带领一带农民为主的士兵组成。

曾国藩在全军推行程朱理学，号召大家克己复礼、安定天下。10多年军营生涯，曾国藩一直没有放下经史子集。他对最早的湘军将士说：“大刀长矛，好比四书五经。”清末学者王闿运在《湘军志》中记述过“诸生讨训山农”的景象。在著名的《讨粤匪檄》中，曾国藩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指出太平军烧毁孔庙、焚烧四书五经，是对几千年中国礼义人伦的反动，动员广大的知识分子与太平军斗争。梁启超认为，洪秀全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完全背离中国文化，不得人心。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国强说：“在太平军的主张之下，不仅儒学存活不了，佛学、道教也存活不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被踏为平地，教中国人怎么活？”杨国强还认为，如果说聚集在洪秀全理想下的农民显示出小农精神世界的一半，那么曾国藩与诸儒生用卫道意识唤醒的，是小农精神世界的另一半。这场战争，是农民与农民的交战。

湘军发展前期并不顺利，出征之初就被太平军杀的大败，弄得曾国藩要跳水自尽，被幕僚李元度安置在他身边的章寿麟救起。史料载：曾帅当时披头散发，满脸泥沙。左宗棠因此专程到长沙，痛斥他的“虚荣心”。后来曾国藩以“屡败屡战”自嘲。战局的困顿让曾国藩情绪低落，心生退意。1857年，曾国藩以回家为父亲守孝为名，弃军而去。第二年，湘军攻占九江，曾国藩决心重新出山。

除了战事不利，政治上的限制更让他灰心丧气。满族权贵需要汉族官僚组织团练维持统治，但不想这些汉人成为手握重兵的藩镇和权臣，所以朝廷长期不给湘军体制内的身份，也不授予曾国藩正式官职，一直到1860年5月，他才被授职两江总督统帅湘军。曾国藩非官非民地征战了8年。朝廷的疑忌使得他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咸丰年间，朝廷两天内下发两道诏书，一道是任命，一道是取消任命。曾国藩曾对同乡知交刘蓉说过：“我浴血奋战，受此猜忌，令人心寒；若被谋害，墓志铭里一定要替我鸣冤，否则死不瞑目。”

没有地方官职就没有地盘，曾国藩长期没有实权，筹不到军饷，湘军客军孤悬，甚至被一些地方怀疑是伪军。曾国藩只能撑着，屡败屡战，二度自杀。最终曾国藩还是顽强坚韧地坚持下来了。1864年7月天京沦陷，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了，曾国藩将清廷从危如累卵的局面拯救过来。从起兵到胜利，曾国藩度过了艰苦卓绝的13年。

朝廷兑现了封王酬谢的承诺。曾国藩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曾国荃被封为一等伯，但同时要追查天京宝藏下落。传说太平天国的“圣库”在天京，有宝藏无数。但最先攻入天京的曾国荃却说没有发现宝藏，天下沸议纷纷。在和太平军对战中，曾国藩等人常用劫掠财物、封官赏爵的办法来鼓舞士气，湘军确实有以抢劫所得作为银饷的习惯。曾国藩不得不百忙之中清查宝藏之事。最后，曾国藩仅向朝廷上缴了“玉玺”两方和金印一枚。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也越来越多觉得天京宝藏是子虚乌有。当天京攻破之日，曾国荃连夜上奏报捷，而朝廷却斥责曾国荃不应该在城破当夜返回雨花台大营，造成上千太平军突围而出。朝廷显然在吹毛求疵！湘军势力正如日中天，朝廷实际上是借此“敲打”曾国藩而已。而曾国藩天性根本不是乱臣贼子，他是儒家传统教育的结晶，对朝廷一直忠心耿耿。倒是湘军将领确有几次鼓动过曾国藩称帝，叫喊“东南半壁无主，曾公岂有意乎”，但都被他回绝了。

其弟曾国荃率部攻下天京1个月后，曾国藩便主动奏请裁撤湘军。一年后，他能调遣的兵力只有6000人了。远在紫禁城的慈禧也终于松了一口气。镇压捻军时，暮气已深的湘军已不复当年之勇，战败而归，李鸿章淮军接了烫手山芋，而曾国藩则主动请奏朝廷查办自己办捻不善之罪。至此朝廷才彻底信任了曾国藩，认为他和湘军已不足为患。除了政治上的低调，曾国藩生活上依然保持简朴、谦逊的作风。慈禧开始频繁召见，在国宴上曾国藩排在汉臣之首，真正实现了“位极人臣”。同治七年七月（1868年9月），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

 

开风气之先

历史并没有让曾国藩停留于一个守旧的能臣干将。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晚清，在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中，曾国藩的思想和行动超越了传统政治，给后人带来了更深远层次的思考。

早期京城做官的时候，曾国藩就遇到了鸦片战争在北京掀起的轩然大波。镇压太平天国期间，曾国藩更是频繁接触西方列强。和旧式文人不同，他没有继续盲目自大，排斥中外交往，而是从传统儒学的世界观和为人处世的理论出发来看待新的形势。丰富的政治经验和高超的政治手腕让曾国藩看待和处理弱国外交多了一份务实。

曾国藩现实地抛弃了天朝上国固步自封的愚昧和迷信，客观地看待中西方交往的现实。读圣贤书的同时，曾国藩也阅读了《圣武记》、《寰球志略》、《考工记》以及西方火轮枪炮方面的著作，他的身边聚集了一批具有近代科学知识的人才。他思考总结了一套完整的“驭夷之道”，认为“夷务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这套方法虽然务实，有一定效果，但其根本还是儒家的，依旧没有超出传统王朝处理“夷务”的范畴。这就注定曾国藩不能找到正确的外交方法，只开了风气之先而没法找到救国维权的正确道路。

曾国藩认为中国人一旦掌握了西方列强的器物军械，迟早能扭转西强中弱的局面。所以，曾国藩的自强御辱之道首先体现在大造西方器物、掀起洋务运动的热潮上。咸丰十年（1860年）岁末，曾国藩在一道奏折中说“将来师夷智以造船制炮，尤可期永远之利”。次年，他附和奕向洋人买船炮以剿清太平军之议。“不怕柴狗子，只怕洋鬼子”，他在家书中的心里话道出了真正的威胁不是太平军，而是西方列强。当他在书札中写下“海国环伺”四字时，应该已经意识到这是二十四史里从未出现过的大危机。

“师夷智”从议论转化为实践，曾国藩是最早的领袖和开创者。安庆军械所是洋务运动早期的重镇，虽然带有实验性质，主要任务也是给湘军修缮军械，但中国的洋务自强道路自此开始了。

1862年2月19日，安庆城下停泊了一艘待售的洋船。曾国藩带着李鸿章登上洋轮，仔细察看，盛赞其“无一物不工致”。曾国藩决心制造中国第一艘轮船，委派幕府中精于制器的徐寿和数学家李善兰去实现这一伟业。1862年3月，他们造出了轮船发动机。1863年安庆军械所造出我国第一条木壳小火轮，尽管长不过3丈、时速不过30华里，却是中国自造的最先进轮船。曾国藩登船试航，高兴地命名为“黄鹄号”。稍后，毕业于耶鲁大学、精通西学的幕僚容闳奉命出洋采办机器，从美国购得百余种机器，位于上海虹口的“江南制造总局”渐渐有了规模。很快，曾国藩又在城南高昌庙购地70多亩，建造了汽炉厂、机器厂、熟铁厂、洋枪楼、铸铜铁厂、火箭厂等，江南制造总局迅速成为中国最大规模的近代化工业基地。1868年8月，江南制造总局造出了中国第一艘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火轮，船体长18.5丈，顺水时速120华里。曾国藩以“恬吉”为之命名，向慈禧汇报说，“恬吉”号“坚致灵便，可以远涉重洋”，“中国自强之道，或基于此”。

曾国藩在西方科技文化上走得最远的步伐是推开了中国人留学的大门。仿造洋器的过程让人看到“夷智”的精妙并不仅仅在于器物，于是又有了送幼童“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书”的举措，洋务经验奠定了他采纳容闳教育计划的思想基础。但在清朝这样一个依祖法旧例办事的王朝，一桩没有先例的大事要获得通过，相当艰难。1872年2月27日，他第5次就“派遣留学生一事”上奏朝廷，并提出在美国设立“中国留学生事务馆”，清廷经过妥协退让最终予以批准。容闳在下面做了大量细致工作，清朝才得以派遣了两批赴美留学生，成就了中西交往史上的一段佳话。这群当年的幼童中间有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清末外务部尚书梁敦彦、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等人。

曾国藩是一个识时务者，但又背负着几千年历史的沉积。在今日统称“洋务派”的人中，他是第一个师法西洋新文化的人，心中又眷恋着旧文化。他第一次看到西洋千里镜，惊羡之余，联想到的是如何“超凡入圣”的进德之功。他一面开风气之先主持洋务，一面又恪守着士大夫的传统情感，这种矛盾一直延续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年。1872年他在日记中写道：“内人病日危笃，儿辈请洋人诊视，心甚非之而姑听之。”

杨国强教授说：“晚清最后50年，曾国藩和李鸿章是前后相连地面对内忧外患，是士大夫中自觉的首当其冲者。他们在几十年强毅力行之后，都是带着一腔不甘心的悲哀离开这个世界的，这种悲哀超越了一己之私，成为中国近代历史的一部分。”

津门名败

同治九年（1870年），曾国藩奉朝廷之命前往天津办理天津教案。

1870年6月20日，天津数千名群众聚集在法国天主教堂前，声讨外国传教士拐婴、害婴。次日，法国领事丰大业持枪在街上碰到天津知县刘杰，因发生争执丰大业开枪射击，当场击死刘杰仆人一人。民愤激怒之下众人当场将丰大业及其秘书西门殴毙，随后又杀死了10名修女、2名神父、另外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焚毁了法国领事馆、望海楼天主教堂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4座基督教堂。

关于这次教案，当时美国驻华公使娄斐迪在6天后向美国政府发回一份比较客观的报告，其中提到流行病、死婴、刘杰与丰大业的会晤以及丰大业的傲慢——他说“知县级别低于领事，不能举行任何谈判”。也就是说，这次冲突本可避免。天津教案的发生表面是一场误会引起的，实质上则涉及民族感情、宗教冲突和中西方的相互敌视等问题。《辛丑条约》后10年出现了教会势力与民众冲突的最高峰。以法国为代表的天主教主要在下层民众中传教，为了发展教徒，常将中国社会中最不受欢迎的人引入教会；他们修教堂、作弥撒、开医院、收留孤儿等等，深深地卷入了民众的日常生活，也不可避免地跟地方绅士、宗族和传统文化产生冲突。到了义和团时代，“大毛子”(传教士)、“二毛子”(教民)均是被仇视、扑杀的对象。

随着大沽口的西方列强军舰越来越多，这个事件已经超越教案本身，成了关系国家安全的问题。而另一面是天津城内外坚持“洋人人皆可杀”的强硬态度。清政府只得一边从陕西调李鸿章的淮军备战，一边诏谕59岁、右眼已失明、正在家养病的曾国藩赶往天津。曾国藩深知天津城是龙潭虎穴，十分惊恐，出发前他就为自己备好棺材，写好了遗嘱。

曾国藩对天津教案的基本态度是息事宁人。他一到任就发布《谕天津士民》告示，告诫天津市民勿再起事端，随后释放涉案教民和拐犯，这引起天津绅民的强烈不满。由于不愿与法国开战，“但冀和局之速成，不问情罪之一当否”，也就是说，只求迅速达成妥协，保住“和局”，他顾不上处置是否得当。结果是：下令处死18人、充军流放25人，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并向法国赔银497000余两。天津教案就此了结，法国等列强没有出兵。曾国藩达到了目的。

但另一方面，这个交涉结果，朝廷人士及民众舆论均甚为不满，不少人干脆骂曾国藩是“卖国贼”，就连在京的湖南同乡，也把他在湖广会馆所题的匾额砸碎焚毁。曾国藩在天津时，曾纪泽在保定，父子俩几乎每天通一封信。曾纪泽在信中说：“照会洋人，不能做十分承允之词。”他指出父亲将天津道、府、县官都迅速处置，没了退路。李鸿章也写信给曾氏父子，说曾国藩办外交“太老实”。曾国藩怕洋人再开战后火烧圆明园的事件会再上演，他以声名败裂的代价，为大清国扛下一个“软弱、媚外、有失国体”的污名；他沿袭宋明理学修身养性的传统，极重视名节声望，曾经准备牺牲性命，结果却牺牲了他更看重的名声，成为“讥谤纷纷，举国欲杀”的汉奸，几十年积累的清望声誉扫地。这给曾国藩巨大的精神打击。在如履薄冰的对外关系处理中，他的“忠、信、笃、敬”四字秘诀未能挽救自己的名声乃至生命，他在“内疚神明，外惭清议”中度过生命的最后两年。

 

曾国荃：湘军悍将与性情儒臣

曾氏兄弟5人，除曾国藩文才武略，对于近代中国的影响深远外，九弟曾国荃的功名要高于其他3人，不仅对于清朝功不可没，对曾国藩的帮助也最大。他是曾家势力的重要组成分子。

曾国荃比曾国藩小13岁，生于道光四年（1824年）。16岁时，他跟随父亲到京师就学于曾国藩，深得兄长嘉许。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曾国荃离开京城回湖南。曾国荃才俊特出于兄弟几人之上，1847年曾国荃以府试第一的成绩进入县学，不久举优贡。他曾在山西为官，现在太原地区的许多晋商大院还留着曾国荃的墨宝，可见书法也应不错。但与大哥的内敛谨慎不同，曾国荃生性十分高傲骄横，倜傥不群，虽然也是饱读诗书，却没有修炼出曾国藩的气质来。虽然说起来他也是儒臣，但表现出来的更多是一个凶悍的武人，这当然与他主要作为湘军悍将的出场有关。

和曾国藩一样，曾国荃也是被历史大势成就和塑造的人物，近代跌宕起伏的局势和湘军的崛起成就了他。曾国荃因成功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并夺得首功而扬名发达，但也因此受了一生的牵累。

曾国荃善于啃硬骨头，打硬仗。1856年，曾国藩率领的湘军在江西湖口惨败后，被太平军围困南昌周围的狭小地区，处境十分险恶。曾国荃为了救援其兄，与吉安知府黄冕劝捐募勇3000人，援救江西，连陷安福等地，进围吉安。太平军凭险死守，等待援兵，攻城非常困难。曾国荃等采取挖壕筑垒的战略，实行长围久困之策。以后攻安庆，陷天京，曾国荃都以挖壕围城取胜，因此落了个“曾铁桶”的外号。

曾国藩从吉安之役中，看到了九弟曾国荃倔强不屈的性格和带兵打仗的才能，认定他是个可以担当大任的人物。自此以后，曾国藩就把曾国荃率领的吉字营湘勇看作是自己的嫡系部队，处处予以照顾。曾国荃果然不负兄长的厚望，作战勇猛，攻无不克。

曾国荃所率湘军吉字部凶狠残忍，每攻下一城，曾国荃便命令放假三日，任凭兵勇烧杀抢掠奸淫，任凭兵勇烧杀抢夺。因此这支湘勇战斗力强，打起仗来都能奋不顾身，铤而走险，这个特点在后来围困安庆、攻陷天京时表现尤为明显。

安庆一战空前惨烈、残酷，超过了两军以往的任何一场战斗。一月内，仅在集贤关内外，太平军就死亡一万多人。湘军除在战场上杀戮外，又把投降和被俘的太平军集体屠杀，屠戮之惨状，连曾国荃自己都手脚瘫软，表示打完这一仗后他要回家做乡农了。安庆战役末期，曾国荃将安庆城围得像铁桶一般，太平军弹尽粮绝，依靠长江上的一些外国商船获取粮食。曾国荃于是扼守长江航道，遇到外国商船，就以高于太平军的价格收购粮食，彻底断绝太平军的供应。1861年9月5日，曾国荃用地道填埋炸药轰倒安庆北门城墙，湘军蜂拥而入，城内太平军由于饥饿，已拿不动刀枪，无力抵抗，主将叶芸来等16000余官兵投降。湘军占领安庆后，曾国荃竟然命令将投降的太平军分成100人一批，轮流去“领路费”，结果整整砍了一天一夜，才将投降的太平军杀完。从此，曾国荃也得了一个“曾剃头”的绰号。名声虽然坏极了，但扫除了进攻天京的最大障碍。清廷以曾国荃“智勇兼施”赏加布政使衔，赐黄马褂。

进攻天京的主攻任务自然落在了曾国荃的身上。急功近利的曾国荃在清军未按原计划出师前，就擅自率军急进，直逼天京城。曾国荃吉字部处于孤军深入的险境。曾国藩写信劝他暂时后退，稳扎稳打。曾国荃立功心切，拒绝退兵，还谢绝了李鸿章淮军和列强“常胜军”的援助。不幸江南瘟疫盛行，曾国荃军中也开始蔓延，元气大伤。曾国荃依然督促湘军殊死拼杀，逐步夺取天京城外的据点，到1864年初将天京合围。太平军最后阶段政策失误，外地太平军各自为政，曾国荃所部并未遭到激烈抵抗。7月19日午后，曾国荃故伎重演，挖地道在天京城墙下埋了三万斤火药，一时间“但闻地中隐隐若雷声，约一点钟之久。忽闻霹雳砰訇，如天崩地圻之声。墙垣二十馀丈随烟直上……”天京陷落。曾国荃是第一个杀入天京的功臣，抓了众多的要犯，包括幼天王和忠王李秀成，还挖出了洪秀全的尸体。这是曾国荃最大的政治资本，天大的功劳刺激了他的骄横和轻狂，也导致了他后半生的坎坷。

攻下天京后，清廷赏加太子少保衔，封一等威毅伯。但曾国荃并没有青云直上，反倒受到官绅的非议和清廷的追究。一则是他拒缴“圣库宝藏”引起朝野非议，其实这也是有一定根源的。据曾国藩的女儿曾纪芬讲，曾国荃每打了胜仗或者升官了，总要请假回家一次，置田盖房，摆出一副衣锦还乡、炫耀武功的架势。而曾国藩在军中十几年，权倾朝野，却从来没有为自己营建过屋宅。这可以说是兄弟二人的不同之处。难怪别人要抓他的把柄以打压湘军势力了。二则是他谎报洪秀全之子洪天贵已死。其实正是他的疏忽，才使他们得以脱身。攻下天京后，湘军与朝廷的关系日益微妙，曾国藩当然要比曾国荃深思熟虑得多，也更谙熟为臣之道。曾国藩不经曾国荃同意，就代弟弟上奏朝廷，以健康原因请求朝廷“恩准”曾国荃回家养病，朝廷立刻批准了。曾国荃满心以为天京是王冠上的明珠，摘下它就能盛名满天下，官爵封赏随之而来。可是他犯了权力场的忌讳。功高震主也好，拥兵自重也好，攻占天京就是这个忌讳的爆发点。曾国荃一心想摘王冠，却忽视了这一点，难怪要受到朝廷斥责，还连累了哥哥。刚立下汗马功劳就被免官的曾国荃，并不理解兄长以退为进保全他的良苦用心，满肚子牢骚回到老家，反倒真的大病了一场。

1866年，风头过了，曾国荃才重新步入官场，出任湖北巡抚。可他的脾气秉性还是一点没改，他参劾顶头上司湖广总督官文，而官文自身问题确实很多，被罢去湖广总督职务。不久曾国荃在马捻军的对战中，连连失利。1867年，他称病辞职。

两起两落后，不惑之年的曾国荃脾气柔和多了。1875年后出任陕西巡抚，开始了最后二十多年的官宦生涯。这一时期，曾国荃留下了不少案牍文章，注意总结个人的政治经验，思想中也显露出平等相待和自然而治的成分。

晚年的曾国荃最值得称道的是在山西巡抚任上赈灾。光绪二年（1876年）开始的一场大饥荒、瘟疫肆虐华北，其中山西省死亡500万人，另有百万人口流失外地，而山西全省人口才1600万。部分州县还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曾国荃接手烂摊子后，先争取朝廷对赈灾的支持获得20万赈灾银两，又从户部拿到了两千张空白的委任状，正大光明地卖官鬻爵以筹捐款。为了扫除赈灾障碍，不让腐坏的吏治添乱，曾国荃还发挥出果敢刚毅的一面，雷厉风行亲自处置大小贪官污吏40余人。山西灾情大为缓解，当地百姓对他感恩戴德，曾专门修建生祠以纪念他。

虽然和曾国藩难以相提并论，但曾国荃一生也为曾家的权势增色不少。重要的是，曾国荃是个少有的官场性情中人。

 

曾纪泽：外交不辱使命　伊犁虎口夺食

曾纪泽是曾氏家族中比较有作为、对中国近代史有一定影响的爱国外交家，也是一位开风气之先的开明人士。

曾纪泽出生于鸦片战争爆发的前一年即1839年，自幼受到曾国藩的良好教导，熟读传统的儒家经典，这使得曾纪泽接受了儒家仁义道德、忠君爱国的思想。同时曾国藩又给曾纪泽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为他聘请教师，让他广泛阅读中外书籍，学习西方近代科学，包括中外纪闻、西方史地、自然科学、国际法等，故曾纪泽身上又有鲜明的西方文明色彩。伦敦博物馆现存有一把曾纪泽的“中西合璧诗扇”，便是他学贯中西、沟通内外特质的明证。

天津教案后，曾纪泽痛于洋人的欺压、翻译的拨弄，写信给父亲，立志掌握外国语言文字。曾国藩死后，32岁的曾纪泽为父亲守灵期间，开始自学英语。在没有教材，没有老师的困境中，他仅靠一本英汉词典和教会制的《圣经》摸索学习，掌握了英语基础。在日记中他记下一些苦学的片断：从26个字母学起，每天规定读6句，后来8句，进而10句，笨拙而艰难；清早起来一遍遍练习，出门会客坐在轿子里一个人也叽哩咕噜地说。从长沙到湘潭到双峰到荷叶，湘江上，山路上，他都“诵读不辍”。回京师后，他结交了同文馆总教席丁韪良、医生德约翰等外国友人，口语写作日益精进。那个年代就能满口英语，这使得他在北京城十分抢眼。

曾纪泽探索的救国道路也是中西结合的，中西文明碰撞的变局造就了这位著名的外交家。为维护祖国的主权、尊严和荣誉，他殚精竭虑，鞠躬尽瘁，取得了惊人的外交成就。

1879年1月，继郭嵩焘之后，曾纪泽抵达伦敦成为第二任中国驻英公使。曾纪泽的儒学修养让他做事更加灵活，而且家族的庇护也让他的地位相对稳固。中国驻英使馆处于草创初期，制度和机制很不成熟。作为公使，他希望能维护家族和自己的名声，不辱使命地完成艰巨的外交任务。首先他仿照西方，组织编写电报代码本，将成语分门编辑，列号查备，规定公牍私函都照此发报，这样既规范又大大节省了电报费用。要知道当时一封二十几个字的电报需要白银六七十两。其次他还改革使馆的公费医疗制度，既减轻了使馆的负担，也使真正的病人得到了治疗。

完善使馆制度的同时，曾纪泽积极展开对英国的外交，他还是中国民间外交的先驱，他在各种场合向欧洲人介绍中国。1887年1月他在伦敦《亚洲季刊》发表了《中国先睡后醒论》，阐述了对殖民地的看法，将中国喻为“似入酣睡，固非垂毙”，称中国必将崛起。曾纪泽还在鸦片贸易上为中国争取了权益。19世纪80年代，曾纪泽借助英国禁烟运动的声势，与禁烟协会保持密切联系，终于迫使英国政府同意鸦片税由原来每箱30两增加到税厘并收110两，虽然没有实现禁烟的最终目标，但是至少短期内为国家增加了税银620多万两。他还积极主张派人出国留学，为开通社会风气做了许多工作。

最值得称道的是在与沙俄收回伊犁的外交斗争中，他以“障川流而挽既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的大无畏精神，经过艰难曲折的斗争，终于以改订新约取代崇厚签订的条约，为中国争取了不少权益。在“弱国无外交”的半殖民地中国外交史上，像这种“虎口夺食”的斗争，并取得一定胜利和成功的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当年崇厚出使沙俄，和俄罗斯人谈判收回伊犁问题，结果伊犁城收回来了，却只是一座空城，什么都没有，而且崇厚还私自将新疆数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割让给沙俄，赔偿沙俄五百万卢布，并白纸黑字写进《里瓦几亚条约》。朝廷不承认《里瓦几亚条约》，决定另派使臣去谈判收回伊犁。朝廷上下都认为再次谈判“其责倍重，其势尤难”。临危受命。曾纪泽安排好后事，慨然前往圣彼得堡，展开了紧张的谈判准备，他一面致信左宗棠希望他在前线积极备战，同时将沙俄军队情况和伊犁情况及时反馈到圣彼得堡。此时的曾纪泽已经明白外交是一种讨价还价，所以据理力争，敢于在谈判桌上拍桌子。他冷静地分析俄国国内形势和同样不愿开战的心理，不怕俄国以战争威胁，而大无畏地以战争反威胁，运用高超的谈判技巧，经历了半年多四个回合的艰难谈判，最终扭转了形势。1881年2月24日，中俄终于签订《中俄伊犁条约》，清朝除接管伊犁九城外，还争回了原来崇厚私自割让的伊犁南方两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

曾纪泽在《奉使俄罗斯日记》中记下了俄国代理外交大臣格尔斯最后对他说的话：“我办外国事件42年，所见人才甚多，今与贵爵共事，始知中国非无人才。”俞樾在为曾纪泽所撰墓志铭中称这次谈判为“夺肉虎口”：迫使俄国将业已吞下的领土(伊犁，包括特克斯河流域和木扎提山口)吐了出来。尽管《中俄伊犁条约》仍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但作为一名半殖民地国家的弱国外交官，曾纪泽已经尽力并显示其才能。

曾纪泽47岁回国，先后在海军衙门、户部、刑部任职，但他的视野、眼光和变革图强的主张，是不能被像化石一样顽梗的清廷所接纳的。丁韪良称他“进了总理衙门之后，成为猜忌的对象”，左右掣肘，有志难酬。不到51岁，他死于伤寒。

 

家训流芳百世　后代英才辈出

曾国藩一生奉行儒家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条，特别重视家庭教育，并形成系统的家庭教育理论和方法。《曾国藩家书》现在近1500封，记录了曾国藩从道光30年到同治10年前后30多年的翰苑和从武生涯。其内容极为广泛，包括教子、持家、交友、修身、用人、处世、理财、治学、治军、为政等各方面。这些家书于平淡家常中蕴育真知良言，充满了人文关怀，是一部真实而生动的生活宝鉴，也成为中华传世家教之经典，流传海内外。后世知书达理之家，大多藏有曾氏家书家训，以便教育子孙奋进而有所作为。

曾国藩对两个儿子的教育非常重视。他常年征战，兵马倥偬，和儿子远隔千里，还挤出时间过问儿子读书写字的情况，不厌其烦地写信回家询问，甚至在战争中、在深夜里挑灯为儿子批改作业。曾国藩“不愿子孙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制定严格的学习计划。曾纪泽兄弟开始懂事时，曾国藩权势如日中天，但他没有像别的政治世家一样教导他们继承权力，而是谆谆教诲他们要居安思危，“不可忘寒士家风味，子弟力戒傲惰”。

他在给次子曾纪泽的信中说：“予生平有三耻，……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尔若为克家之子，当思雪此三耻。”后来曾纪鸿精研数学，成为近代著名的数学家，著有《环率考真图解》、《对数详解》、《粟布演草》等，可惜他33岁就英年早逝了。如今，这些专论静静躺在富厚堂藏书楼架上的6册《白芙堂算学丛书》里。

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是成功的，其兄弟子侄、亲朋好友、门生故旧都受到他的广泛影响。由于家风淳朴奋进，家训世代相传，影响深远，故曾氏后裔人才辈出，内涵丰富，构成了一种特有的家族文化发展演变史现象。

曾国藩兄弟五房里出过的有成就者大约240多位：光禄大夫、建威将军曾纪官、曾广銮，清末翰林曾广钧，资政大夫曾广江，刑部员外郎曾广镕，女界诗人曾广珊（曾与陈寅恪唱和，女儿俞大是曾昭抡夫人，儿子俞大维），教育家曾约农、曾宝荪，翻译家曾宝葹，高教部副部长、化学家曾昭抡，教授曾昭枚，考古学家、博物馆学家曾昭燏，湖南广播电视台工程师曾昭棉，湖南大学电机系主任、教授曾昭权，北平交通博物馆主任曾昭亿，原农业部办公厅主任、园艺学家曾宪朴，全国妇联副主席曾宪植，3位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曾宪楷、曾宪柱、曾宪森，轻工部造纸研究所研究员曾宪榛，出版家曾宪元，画家曾厚熙（宪杰），导演曾宪涤（代表作《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等。

像曾国藩家族这样有用人才之多，分布行业之广，影响之大，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这也是曾家至今声誉斐然的重要原因之一。

文章摘自《影响世界的百年家族》 作者：陈平  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

责任编辑：单梦竹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2/0627/67925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