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洋潮井喷 中国高校向往素质教育

 

2011年12月1日，北京市2012年度高考开始报名。但北大附中高三女生陈子璐却不打算报名，她在那几天赴香港参加了一场“洋高考”。

“这是我第三次去考。”陈子璐说。她参加的考试，简称SAT，即美国大学招生的学术能力测试。教育部并不批准其在中国大陆设考点，她只好远去香港。她对这场考试非常看重，因为这是申请美国顶尖大学的重要依据。

陈子璐仅是中国今年大批投身“洋高考”的中学生之一。据国际教育协会和美国国务院教育及文化局联合发布的开放门户报告数据，2006年以后，中国的本科“留洋潮”开始出现井喷式攀升。2006年之前，中国每学年被美国大学本科录取的学生一直在八九千人左右，只占当年中国学生赴美留学总数的七分之一左右。但从2006年起，这一数字逐年大幅增加，2006至2007学年度为9988人，到2010至2011学年度已达56976人，翻了超过两番。本科生在中国赴美学生中的比例，也从14.7%增加到36.2%。

美国是中国最大的海外留学目的地。中国教育在线的一份报告显示，赴美学生大致占到出国留学生总数的45%左右。自2010年至今，中国已经连续两年成为美国最大的海外留学生生源地和海外本科生生源地。最近一年美国大学本科录取的中国学生，已经超过排在第二和第三位的韩国与印度之和。

还有更多中国学生计划踏上这条“洋高考”之路。多家培训机构都向财新《新世纪》透露，2011年中国参加SAT或AC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的考生已超过万人，占到赴美本科生总数的三分之一。这一数字，比2005年增长了近100倍。

中产家庭渐成主流

2005年之前，京沪等地已有报考包括SAT考试在内的“洋高考”的零星个例。

新东方国外考试部经理李珊珊向财新《新世纪》记者介绍，2005年，“洋高考”SAT的培训班首度被引入中国内地。当时新东方首个在上海开办的班级，招收的绝大多数是已经在海外上高中、但希望能得到强化应试训练的中国学生。两个月后在北京开办的两个班，全年加起来学生也不到100人。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康健曾担任过北大附中校长。他向财新《新世纪》记者介绍，过去在本科阶段就出国的学生，有极少数特别拔尖的学生。这些学生不少在国际奥赛等比赛中有很优异的表现，因而获得国外名校的橄榄枝。更多的是在国内难以考上好大学的孩子，其中家庭条件极为优越者，愿意把孩子送到国外。

与过去不同，近年来出国上本科的中国学生家庭背景更为多元。中产阶层已成为出国大军的主力。而有意出国的孩子，也不仅限于或家境优越、或学业顶尖、或有升学障碍这三类情况。 “现在的趋势，确实是在从两端向中间这部分延伸。”康健说。

在中国，一个本科生出国上学的费用大约在100多万到200万元。这包括前期准备阶段参加托福、雅思等语言考试的费用一般为数千元;SAT、ACT考试在中国内地不设考点，报名考试费和来往的路费、食宿，大约在5000元以上;各培训机构的课程收费不一，从数千元到十几万元不等，一般学生会花去两三万元;还有数万元中介和申请费用，前期准备期间的投入，少则5万到10万元，多则十几万元;美国大学的学费，多在每年四五万美元，加上生活费等其他费用，四年的花费在二三十万美元。总数合人民币100多万到200万元人民币。

前文提到的陈子璐，即身在北京中产之家，父母都是企业的中层管理者。家中有房有车，虽然殷实但也算不上大富大贵。出国的决定，主要是陈子璐自己的想法，但父母都很支持。全家初步估算，大约需要花费200万元人民币。

2008年就上了大学的何禹，选择从南方一所“985”高校退学，成为一所美国名校2011年的本科新生。他的家在中国西部一个县城。他获得了包括全部学费和住宿费在内的奖学金，因此没有给家庭带来太大的负担。何禹的师弟、同样来自西部一个县城的大二学生柳文，也计划退学赴美，重读本科。家里为他准备了大约100万元，这是靠多年做工程等生意积攒下来的。

随着普通家庭支付能力提高，二线城市开始成为中国留学市场的新主力。北京嘉途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高端留学咨询的小型机构。其创始人黄斌向财新《新世纪》记者介绍，他所在的机构超过一半的客户来自北京上海以外的地区。而像新东方这样的业界龙头，也有半数准备出国的高中生来自北京以外的地区。在重庆巴蜀中学、成都石室中学等重点高中，大约每年有10%的学生会在毕业后直接出国。这一比例，相较于京沪的重点中学亦毫不逊色。

瞄准顶尖大学

学生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以往在本科阶段出国留学的，大多都是为了逃避国内高考竞争的成绩不佳者。目前，越来越多的优秀生也加入出国队伍。

在京沪等地，优秀学生出国早已不是新鲜事。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获知，在人大附中、北京四中、北大附中、上海中学等名校，每年都有几十名甚至更多的学生高中毕业后直接留洋。各地外国语学校出国势头更为汹涌。成都外国语学校办公室工作人员在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时称，每年出国上本科的学生接近100人，占所有毕业生的近六分之一。这些学生，大多瞄准美国排名靠前的顶尖大学。

波士顿卫斯理女子学院，是美国顶尖的女子文理学院。宋氏三姐妹、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都毕业于此。在此就读的一名中国学生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在2008年以前，每年被该校录取的中国学生一般不超过四人，2009年有十几人，2010年已经有二十多人。

德拉维尔大学2010年曾有一名学者获诺贝尔化学奖。《纽约时报》2011年11月的一篇报道称，该校中国学生已从2007年的8个人，增加到了2011年的517人。

申请美国的知名大学，并不像中国这样“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由于每个学生都可以获得多份录取通知书，因此学校给予录取资格的学生，远远超过将会实际来校就读的数量。

如康奈尔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这样的名校，录取率都能达到百分之十几。对于有特殊专长的学生，美国高校还会给予特殊照顾。

在美国，并不是所有大学都需要SAT或ACT考试成绩，只有全美排名前50的学校，才会对学生“洋高考”成绩有硬性要求。参加“洋高考”的人数增加，说明流向海外的优秀学生增多。

 

向往“素质教育”

陈子璐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她希望能够到美国攻读政治学专业。她对国际政治颇有兴趣，曾经在两年前赴美参加一场多国学生共同组织的“模拟联合国”活动。当时和外国学生的交流让她体会到，外国学生的政治学知识和素养要比国内学生强上一大截，这坚定了她赴美留学的信念。

陈子璐对于西方高等教育的向往具有代表性。她说，美国大学自由、开放和多元的气氛很适合自己;在全球化时代，能够在美国接受宽口径的通识教育，参与丰富的课堂讨论，并与不同种族和文化背景的学生进行交流，都对个人素质的提升大有裨益。

学者们大多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高等教育，与中国高等教育体系有着显著差别。以美国为例，高等学校类型多样，除了满足最基层需求的社区学院，美国的高校分为综合性大学、研究型大学和文理学院等多种类型，不同学校在学科设置和教学重点上各有侧重。与国内所有大学都一味追求新建博士点、硕士点不同，美国有专注于本科教育不设研究生院的文理学院，而这些学院正日益受到中国留学生的欢迎。

文理学院的专业设置，以基础的人文和自然学科为主，基本没有工程类学科，因而其教育也少见实用主义的功利色彩，而是以“自由教育”为标榜，重视培养学生的深厚文化积淀等内在素质。陈子璐希望就读的就是文理学院，对于她而言，文理学院能够提供她想要的优质本科教育。没有研究生院，保证了文理学院的教师能够全身心投入对本科生的教学，也不用担心在其他学校存在的研究生代替老师上课的现象。文理学院实行小班教学，一个教学班人数在10人到30人之间，丰富的课堂互动，让“教学相长”成为可能，而多元化的学生来源，更让课堂讨论成为不同文化和种族之间加深理解和交流的平台。

通识教育也是美国大学教育的显著特征之一。美国一所文理学院的毕业生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在文理学院，一个学生需要学习包括人文、社科、自然科学在内的多种课程才能毕业。如果有学生选修的课程类型过于多样和独特，甚至还可以为自己量身定制一个独一无二的专业。在其他类型的高校，学生也同样可以在不同学科大类中自由选择课程，选修课也占很大比例。宽口径的本科教育，使得美国高校转专业自由而容易，换过两三个专业的学生比比皆是。

柳文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他感觉在自己所在的学校，大家只是忙于做题，和高中生差不多。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程方平认为，中国大学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中学教育的延续，急功近利的唯分数论泛滥。他说，当国外大学生自主学习的时候，国内大学生在疲于应付考试。由于片面地追求难度，许多学生甚至很难完成学业，在一些一般大学的理工科专业，不少学生都因此留级、辍学。他认为这样的教育方式让许多很优秀的学生找不到自我。

康健更对财新《新世纪》记者指出，中国教育体制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在于它不是一套选拔机制，而是一套淘汰机制。“中国教育是大筛子，不是扬水机。”由于评价标准单一，对不同类型的学生没有足够的包容，很多家长觉得孩子在国内压力太大，就把孩子送出国。“这实际上是个教育理念的问题。”康健说。

随着近年来高校扩招，导致中国高校越来越倚重各类“容易就业”的实用学科，而在美国则有一套鼓励本科生学习基础学科的机制。例如，中国近年来法律系学生数量膨胀，面临着严重的就业困难，美国却没有像中国意义上的法律本科教育。美国的法律基础教育JD，只对在美国已取得学士学位的学生开放，因此在美国几乎所有的法学学生，都具有其他学科的本科教育背景，因而有着中国法律系学生所不可比拟的开阔视野。

在中国学生们看来，思想自由也是境外大学的重要特征。学生可以很自由地在课堂发表与老师不同的观点，考试评价机制也不以“标准答案”为依归，而更多考查学生有无独立思考和独到见解，这种氛围深受中国学生羡慕。事实上，教育进展国际评估组织等多项机构的研究都曾指出，中国学生的数理计算能力、语言能力等总体而言强于国外高校学生，但中国教育仅强调对基础知识的熟练掌握，学生的创新能力成为短板。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深化，不少中国父母亦希望孩子能通过留学获得国际视野。张林是二线城市一家媒体的编辑，已把儿子送到香港上学。他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国际化环境和英文教学培养出的世界公民，符合这个时代的潮流。”

借鉴“洋高考”

之所以中国留学队伍年轻化，出现“洋高考”热潮，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看来，更深层的原因是因为中国教育改革严重滞后，高等教育水平与整个社会发展现状不相适应。

熊丙奇认为，现在中国的高等教育就是一个顽固的计划体制堡垒，从课程设置、人才培养到管理技术上，都远远不能适应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需要。

他担心，随着越来越多有条件的家庭都把孩子送出国去读书，以后国内的高等教育改革将更不被人所关注，中国高等教育在世界范围内的地位会进一步下降。

杜克教育总经理吴雨浓在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时则表示，“洋高考”强调的人文素质和批判性思维是教改的方向。他认为，借鉴“洋高考”的理念和技术，可以帮助中国培养创新型人才。

但许多教育界人士并不像吴雨浓这样乐观。康健认为，中国大学现在根本没有危机感，完全没有进行体制改革的动力，“现在的高校真要到难以为继的时候才会去改”。

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大学教育质量差，病根子在于行政化。由于教育体制高度行政化，政府教育主管部门掌握着从高校人事任免、财政管理、学科设置、课程内容等各方面的权力。高校没有自主权，因而中国内地的高校都是教育长官意志的被动执行者，学术建设和人才培养缺乏真正的活力。虽然教育改革的口号叫了十几年，但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一直停留在技术性枝节上，没有触动过教育行政化的总病根，导致中国高等教育严重滞后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直接推动了学生们向国外走。

中央教科所研究员储朝晖分析，如果有了良性竞争，就能推动国内高校主动改革。但国内高校目前还并没有明显感受到国外高校的竞争压力，也没有改革的动力。长此以往，随着优质生源的流失，国内高校将会在世界高等教育竞争中继续沦落。

责任编辑：单梦竹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2/0109/68185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