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中国是如何重返奥运会的？

邓小平:“我们还是要回到里面去跟他斗”

1974年1月，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协助周恩来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接手的第一个机构便是国家体委。

当时，邓小平曾经对当时的国家体委主任王猛说:“对国际奥委会等国际体育组织，要采取积极主动的方针多做工作，争取进去，现在进不去最后总得进去的。国际体育组织怎么能离开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呢？现在进去了，比赛可能打败仗，但是可以团结一批朋友嘛！”并强调:“我看要把恢复我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问题提上日程，我们不能总是在奥运会之外，要进去进行斗争和工作，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我们不能随随便便就把位子让给台湾了，我们还是要回到里面去跟他斗。”

军人出身的王猛，素来雷厉风行。魏纪中与他的领导宋中立即被派到了国外，为恢复我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进行“游说”。

魏纪中等的游说工作稍有眉目，国内陡生变动，邓小平被中断了对国家体委的领导工作，恢复国际奥委会席位的游说工作也随之流产。魏纪中在国内过上了一段“安稳”的日子，无奈之下只好把大量时间消磨在麻将桌上。

西贝尔科:“我们的兄弟”

粉碎“四人帮”之后，王猛重新担任国家体委主任，下决心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恢复我国在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的工作很快被重新提上日程。

魏纪中不会忘记国际奥委会委员西贝尔科给中国的帮助，“他是我们的兄弟”。西贝尔科是当时罗马尼亚的高级干部，后转入罗马尼亚体育部工作，同时担任国际奥委会执委。他不仅为魏纪中提供了大量国际奥委会的资料，也帮助中国体育界与国际奥委会的对话延伸到更高的层次。

当时国际奥委会已经接纳了台湾，中国恢复席位之后，国际奥委会内势必会出现“两个中国”概念的席位。魏纪中提出“中进台撤”的方案，但是部分国际奥委会委员对此存有异议，提出“我们不是联合国，只是民间组织，为什么你们进来一定要人家出去？”西贝尔科私下提醒魏纪中:中国不能一个方案坚持到底，要有一些灵活性。

在恢复会籍工作进入最后的“死结”时，1979年元旦，叶剑英元帅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顿时为解决台湾问题打开了一个新思路。过去是“有你无我，有我无你”，现在就可以转到在一个中国的大原则下，通过体现这一原则的不同方式，给在台湾的中国运动员以实际上可以继续参加国际比赛的机会，我们可以与国际奥委会共同讨论，保留在台湾的奥委会继续留在国际奥委会内的机会。

西贝尔科:提出“中国台北”

1979年5月，在乌拉圭蒙得维的亚召开国际奥委会全会，恢复中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问题被列入全会议程。魏纪中回忆说，双方都在争夺国际奥委会委员们的支持，希望他们能“仗义执言”，至少要投票支持，最坏也是弃权式地不响应对方。

最后，国际奥委会通过一个有关中国的决议——在接纳中国奥委会的同时，允许台湾的那个奥委会以“台湾”的名义留在国际奥委会内。这不形成“一中一台”了吗？！国际奥委会的说法是:你们自己不是也叫他们台湾吗？！于是，魏纪中被授命到新闻中心发表声明，中国奥委会不能接受这一决议。当时，魏纪中对国外记者说:“国际奥委会虽然接受了‘一个中国’的原则，但在如何理解和体现上，还有待进一步讨论。”

不久，国际奥委会执委西贝尔科飞抵北京，表示用共同的智慧解决这一暂时卡住的难题——“中国台湾省”国际奥委会不接受，说一个国家的一个省不能入会，否则苏联的加盟共和国都可以入会了。台湾，我们坚决不同意，形成“一中一台”怎么行？！一个中国的原则，首先台湾方面的名称必须冠以“中国”的限定词，这是双方第一步共识。叫“中国台湾”，我们可以考虑，但台湾方面不接受。

西贝尔科对魏纪中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不能一个方案顶到底，非叫别人都认同你不行。没有一定的灵活性，那你所谓的原则性只会变为针对你自己。”

就在这个时候，西贝尔科突发灵感想出了“中国台北”——以在台湾的奥委会的所在城市名称代表这个奥委会的地理位置，而且是中国之内的地理位置。

这个名称最后得到了邓小平的认可。

霍震霆:提出“香港提案”

当年8月，国际自行车联合会要在荷兰那斯特里特开会讨论中国的席位问题。时任中国自行车协会秘书长魏纪中赴会解决这一关键问题。

当时香港自行车协会的代表是霍英东先生的长子霍震霆。魏纪中回忆:“这一仗怎么打？当时，我也拿不准。‘奥运模式’国际奥委会还未通过，处于保密阶段。我们又不能没有方案。霍震霆先生说，我们总得有个方案提出去，否则怎么引起讨论呢？我们紧急在一个小咖啡馆里约见国际自联秘书长巴切莱里先生。他同样表示，必须有个方案。于是，我们决定先以‘奥运模式’为基础小试牛刀。这个提案由香港方面提出，不由中国方面提，以免被动。就在那个小咖啡馆里，我们向招待员要来纸笔匆忙起草提案，咖啡都凉了，大家谁也没喝一口。”

左改右添之中，一份香港自行车协会关于恢复中国自行车协会在国际自联合法席位的提案出笼了。紧接着分头找各国自行车协会的代表做工作，大力推销“香港提案”。

8月31下午，国际自联会议进行到这一议程时，展开了激烈争论，最终提案以一票的微弱优势获得通过。为此，“奥运模式”首先以香港提案的形式在国际自行车联合会代表大会上通过。

这年10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通过恢复中国奥委会合法席位的决议，确认中国奥委会是代表全中国的惟一合法奥委会，允许在台湾的奥委会在改旗改歌的条件下，以“中国台北奥委会”的名义持续其在国际奥委会的会籍。之后，国际奥委会全体委员以通讯投票的方式通过了这一决议。

萨马兰奇:“国际奥委会没有中国，还算什么国际奥委会？”

在争取中国重返奥运大家庭的过程中，魏纪中和萨马兰奇成了朋友。

他至今记得第一次见到萨马兰奇时的情景:“他个子不高，衣着讲究，气度非凡，眼睛里透着精灵之气。”魏纪中回忆说:“我们到西班牙见了萨马兰奇，他当时是国际奥委会的一个委员，我们向他表明来意后，萨马兰奇很支持我们，他说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又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国际奥委会没有中国，还算什么国际奥委会？”

萨马兰奇支持的同时也提出了条件:“等将来他要竞选奥委会主席时，我们必须支持他。”魏纪中回忆说。

“到了1979年，没想到我们真的进去了”，令他更没想到的是，进入国际奥委会的第二年，萨马兰奇真的要在莫斯科竞选主席了。为了履行承诺，1980年，魏纪中作为代表来到莫斯科为萨马兰奇助选。“我到了之后，对他说，我们当时答应帮你助选，现在我来了，可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投票权，我只能帮你打打杂了。”

那段时间，魏纪中在萨马兰奇的竞选办公室里干起了杂务的工作，帮他准备一些参选文件，抄抄写写，复印打印，外加跑腿儿送东西。琐碎的事情忙得魏纪中团团转:每天早上8点整，魏纪中就等候在萨马兰奇的办公室前，等待萨马兰奇分配一天的工作。一天下来，魏纪中干的都是别人不愿意干的事情，跑腿送信的杂事全被他一人包揽了。每天晚上，只有萨马兰奇宣布这一天的工作结束了，魏纪中才匆匆赶回住处。

有一次，萨马兰奇派魏纪中送一份文件给一位奥委会委员，等他赶到时，那人已经不在办公室了，魏纪中就在那人门口等着，5个多小时后，把东西亲自交到委员手上才返回了办公室。萨马兰奇知道之后非常感动，说中国人很负责，兑现了自己的承诺。

任劳任怨的魏纪中给萨马兰奇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而这种印象不只是对魏纪中本人的，也是对全体中国人的。从此之后，两人见面时，萨马兰奇总是亲切地拍着魏纪中的肩膀，称他为“最亲爱的朋友”，而魏纪中则永远叫他“主席先生”。

魏纪中

魏纪中，这位学法兰西古典文学的高材生，没有想到大学一毕业就被分配到国家体委，从那时起，他同中国体育乃至世界体育结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不解之缘。经过多方的努力，在他那“接踵而至”的行程夹缝里，我们“加塞”进行专访，其中有关“中国在国际奥委会席位的恢复”很多鲜为人知的细节首次披露。

责任编辑：黄一帆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2/0729/68420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