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新：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质何在？

李建新：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质何在？

 ——兼答叶檀女士《反智的人口增长理论可以休矣》（四）

中国1980年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实际上是在“人多是负担”观念指导形成的，抛开这种理念之争，人口与经济、与资源环境之关系论证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理论基础。可以说，人口与经济之间关系讨论由来已久，但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巨大成就的取得，随着人们对人口与经济关系认识的深入，过去简单从人口数量或人口增长讨论对经济成长不利的观点渐渐淡出。不过，作为常年在中国财经领域发言的叶檀女士如今却又老话重提，且做出了似是而非结论，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以她有影响的言论，可能会误导不少人甚至误导公共政策导向，所以有必要对此问题再次论证厘清。

一、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不同观点的交锋

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也得从马尔萨斯说起。自其《人口论》诞生以来，有关人口与资源、环境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争论就没有停止过，围绕着人口与发展的基本关系问题，如同我们已经提到的，存在着三派不同的观点，即悲观派、乐观派和中性派。

马尔萨斯是悲观派的代表。人口悲观派倾向于强调人口规模、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资源环境的负面作用。20世纪60、70年代伴随着世界人口高速增长更有学者和学术机构如保罗 埃里奇、罗马俱乐部等不断地以“人口爆炸”、“资源枯竭”、“环境危机”、“增长极限”等警示人类，人口悲观论盛极一时。

20世纪80年代，以美国经济学家西蒙为代表的乐观派发表了诸多学术著作，论述了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另一位乐观派学者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盖尔.约翰逊.(D.Gale Johnson)指出：“从历史上看较低的人口增长率意味着较低的经济增长率”。约翰逊在研究包括中国人口在内的世界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之关系后得出结论：“有充足的证据表明：人口增长没有导致人均实际增长率的降低，即使在世界人口达到并超过了60亿之后也没有发生。而且有更多的证据表明，在较长的时期内，人口的增长对近两个世纪里知识总量的快速增加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正是由于知识的增加使我们今天的生活与200年前或更早时期的生活有了如此巨大的不同。”（盖尔，2000）因此，乐观派认为从宏观和长期的视角看，人口增长对人类技术进步、社会经济发展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美国国家科学院和公共政策委员会的人口问题研究小组曾在20世纪60、70、80年代分别做过人口与发展关系的研究，每次的结果都是不同的。1971年的研究报告中的结论是，人口增长通过降低人均收入的增长等16个主要环节给发展带来消极的影响。然而，1986年的研究报告结论却有了很大的不同，消极方面的影响只有三个方面，而积极方面的影响却有六个方面。专家们指出，1986年国家科学院的研究报告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从过去那种关于人口增长会给发展带来很大消极影响的结论中走了出来（（美）人口委员会，1996）。可见人口是一个相对变量，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不同水平的人口增长、人口规模，显示出对发展不同的正负影响。

20世纪末，哈佛大学两位学者David E. Bloom和Jeffrey G. Williamson从人口动态结构观出发，利用经济增长模型以东亚为例对人口与经济增长之关系做了非常富有启发性的研究。从人类人口的历史看，人口转变(demography transition)、人口变迁(demography change)只是人类人口史上急剧变化的短暂一瞬。在人口转变过程中，人口数量和结构都发生对应的变化(见图1、2)，而这种变化又会极大地影响了经济的增长。

与以往的研究有所不同，David E. Bloom和Jeffrey G. Williamson的研究并没有直接关注人口数量增减、人口增长率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是把研究的着眼点放在了人口内部的年龄结构变化上。他们研究发现，在人口转变初期(图1、图2的第二个阶段)，由于死亡率下降而生育率保持不变，一方面，人口数量会加速增长，另一方面人口年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即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下降，少年儿童人口比例上升，由此少年人口抚养负担加重，因而不利于经济增长;在人口转变中期(图1、图2的第三个阶段)，人口生育率开始下降进入生育率转变时期，这时人口数量增长速度减缓，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朝着劳动力人口比例不断上升、抚养比例不断下降的方向变化。这种变化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即人口红利阶段(Demographic gift phase);在人口转变完成阶段(图1、图2第四阶段)，人口生育率下降到与死亡率水平相当，这时人口趋向稳定，人口数量增长和人口年龄结构都趋于常量，因此，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趋于中性。

通过这项实证研究，我们对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人口转变过程中，是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即劳动力人口比例或人口负担系数的变化)对经济发展产生了影响，并且在转变的不同时期有着不同方向的影响作用。

二、动态结构观下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统一

如果把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讨论纳入动态的结构视角观察，我们不难发现，过去，学者们之所以就人口与发展的关系问题争论不休，其一是没有从内部结构如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变化去观察，多是仅从宏观上讨论人口增长率或人口规模的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其二是学者只观察到了人口与经济发展变化的某个阶段，截取了不同的论证素材，缺乏人口转变周期性的动态观察。例如保罗?埃里奇在1968年写下《人口爆炸》和罗马俱乐部一拨学者1972年关注“增长的极限”时，正值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处在人口转变初期的人口高增长时期。同样，当年马寅初先生《新人口论》也是敏锐地看到了中国人口转变初期带来的人口高增长对百废待举的中国经济起步和发展产生的负面影响。因此，得出了人口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相反乐观派如朱利安.西蒙和盖尔.约翰逊(D.Gale Johnson)则是长距观察，总体上发现了人口增长促进了技术进步和人类知识总量增加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的事实，得出了乐观的结论。

以动态结构观，可以把过往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三种不同的观点统一起来。悲观论的结论证据主要来自人口转变初期人口数量加速增长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如少儿扶养比增加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实事，马尔萨斯、马寅初所观察的人口问题属于此类;乐观派的结论则来自人口转变中后期人口数量增长减速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如劳动力人口比例上升即人口红利期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事实，西蒙等人的论证属于此列;中性派的结论则是来自人口转变完成人口增长趋于零人口年龄结构趋于稳定的实事。

如此看来，不难理解叶女士的困惑与纠结。在数量观下，面对同是人口众多的东亚与非洲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我们无法得出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如同叶女士最后的纠结：“无法得出明确的人口与经济的对应关系”。这正是数量观下考察人口与发展关系无解的困惑所在。

所以，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本质上不是人口数量或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而是人口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三、未来人口结构变化趋势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忧虑

从宏观经济学角度出发，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是资本、劳动力、技术、人力资本、以及制度变迁等。人口因素只是影响经济发展因素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人口结构处在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阶段，也未必就能施展其正向作用，所以，David E. Bloom和Jeffrey G. Williamson在其研究中特别指出，人口红利阶段对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能否实现还取决于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环境。

中国学者借用上述模型对中国建国以后的人口与经济发展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过去20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确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中获得了人口红利。在经济制度改革的大潮中，人口结构优势得到了极大的发挥，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的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社会发展(于学军，2003;蔡昉，2004;王丰，2007)。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人口是幸运的，后30年经济制度改革将前30年人口能量、红利的积累储备全部释放出来了，由此创造出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但是，从动态的结构视角观察中国今后数十年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却并不乐观。随着人口进入低生育率低死亡率阶段，人口必然趋于老化，但对中国人口来说，中国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无疑大大加速了中国老龄化进程。

人口老龄化首先会使老年人口扶养比上升，而劳动力年龄人口比例相对下降。这一升一降的过程，一方面是老年人口抚养比一升，意味着社会养老金增加社会负担加重;另一方面劳动力资源比例相对一降，表明劳动力供给不再丰富，储蓄率会受到影响;在影响经济成长的各种要素中，人口要素这样一个变化会对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产生负面作用。

依据联合国人口预测(表1)，中国劳动力人口比例于2010年达到72.4%的最高水平，随后开始下降。从长期来看，劳动力人口比例达到峰值之后将迅速下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若按照联合国低方案，则劳动力人口比例下降速度更快。另一方面，中国老年人口抚养比迅速攀升，如今是差不多十个劳动力抚养一个老人，2030年不到五人，2050年两多人。人口年龄结构如此急速一升一降的变化过程显然将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未富先老的国家更是如此。

从动态结构观考察，人口加速老龄化之后是劳动力人口老化，因为持续的低生育率会使青少年人口比例低，这样势必造成劳动力年龄人口老化。在科技就是生产力的时代，老龄劳动力人口在接受新的知识和科学技术方面比青年劳动力要处于劣势，对新产业和就业岗位的适应能力也要弱一些。所以，劳动力人口的迅速老化是通过对技术创新、劳动生产率提高、人力资本回报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负面影响，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效应。

中国劳动力人口老化也是一个加速的过程。在联合国人口预测方案中(表2)，中国劳动力人口数量还会有一定的增加，到2015年左右，然后迅速下降。与此同时，最具创新能力的青年劳动力人口(20-39岁)的比例迅速下降，而中老年劳动力人口(45-59岁)的比例在增加。显然，中国这样一个劳动力人口萎缩和劳动力人口老龄化的过程，是一个对劳动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发展创新力和竞争力产生较大负面影响的过程。人口结构如此变化最终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其实，中国人口结构迅速变化对经济社会发展发展的负面影响已经显现。近年来，“民工荒”已在中国东南沿海等发达地区出现，且有加重蔓延趋势。从人口角度来看，这是中国人口基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表现。与本世纪初期相比，中国底端青少年人口结构正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00年中国进入工作年龄的16岁人口为2031万，2010年下降到约1567万;2000年18岁适龄高考人口基数为2310万，2010年下降到1782万;2000年18-20岁的适龄参军人口基数为6347万，2010年为5053万，大幅下降。2011年中国小学在学生规模创新低。由于中国青少年人口持续迅速下降，中国人口将进入“荒”时代，小学到大学的“生源荒”，经济成长企业发展的“用工荒”、以及保家卫国军队的“兵源荒”，中国将迎来“多荒”迸发的时代，进而进入“慌”时代。

由于中国长期的严厉计划生育政策特别是独生子女政策，未来数十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将形成极不稳定的倒金字塔型结构，更为严重的是，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上的少子老龄化与性别结构上婚配男女严重失衡还会相互叠加，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人类人口史上前所未有的人口结构重叠失衡现象，这是中国面临的最大的人口挑战。

从人口动态结构观可以得出结论，中国计划生育企图以减少人口数量方式解决人口与经济发展之问题，其实并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相反却制造出了根本性的、更为广泛的、更为严重的人口结构问题。今后真正要担心不是中国人口增长“突破临界点”，而是中国加速的人口年龄结构老化与性别结构严重失衡，人口结构问题是中国的“阿喀琉斯之踵”。

责任编辑：郑瑜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2/0917/68846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