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明：毛泽东为何不满意重庆谈判

 

1927年八七会议决议、1929年中央政治局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议、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对维护当时党的团结、推动革命的发展，都曾起过重要的作用，但也有它的历史局限性。这些决议以及胡乔木1951年根据这些决议所写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党的一切文件和领导人的文章、讲话，给陈独秀扣了九顶帽子：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托陈取消派、反共产国际、反党、反革命、汉奸、叛徒。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学术界遵照党的实事求是传统，以严谨的治学态度，重新考察陈独秀一生的思想和活动，发现以上罪名都不能成立，有些是似是而非。此案是中共党史上第一桩最大的冤假错案。现把这个考察情况简述如下：

【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和建立中国共产党过程中的作用】

1954年12月2日，人民出版社给中央的一个请示报告中指出，当时他们与《中国青年》编辑部、马列学院等单位在编辑有关五四运动资料时，不知道如何处理陈独秀的有关文章。四川武隆县委宣传部甚至来信责问：“为什么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一书中还选有革命叛徒陈独秀的文章《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为此，报告提议：“有关的历史事实的叙述可以不必避免提及他(陈独秀)，有关的历史资料可以选录他的一部分有影响的论文，但是应有适当的批判，或加注说明他在当时的作用和后来叛变革命的行动。”

这个提议，实际上受《中国共产党三十年》的影响，这本书以及五六十年代作为高校教科书普遍使用的《中国革命史讲义》(胡华著)，写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一般都不提陈独秀，而只提李大钊，有的仿照毛主席的做法，再加一个“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 ”；讲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只讲李大钊和毛泽东，也不提陈独秀。胡华甚至说毛泽东在1920年“为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作了思想上的准备”。当写到中共“一大”不得不提到陈独秀被选为总书记时，胡乔木和胡华也要强调“陈独秀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并说“他以马克思主义面貌出现，而实质上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家”；陈独秀之被选为党中央领导人，是由于“党在初创时的幼稚所致”，说明是“错误的选择”。

在这样的政治和学术气氛中，一些学者由于在具体论述中不能回避陈独秀的历史作用，纷纷遭到批判，如孙思白、丁守和、彭明、林茂生等。在“文革”中更遭到“触及皮肉”的批斗，“罪名”就是“为叛徒陈独秀翻案”！

1979年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1981年纪念建党60周年时，国内学者在有关的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一批重要文章，提出应该肯定陈独秀在五四和建党时期的应有地位和作用。如丁守和在《陈独秀与〈新青年〉》一文中指出：“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源头，又看到了《新青年》这个历史的界石，看到了陈独秀在《新青年》所立起的两面旗帜：民主和科学，仍然光彩夺目……催人猛进！他们对真理的热烈的追求，对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兴趣和对旧事物旧势力的深刻的憎恶，仍然值得后人学习。”党史专家冯建辉在《建党初期的陈独秀》一文中也指出：“陈独秀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和总书记绝不是偶然的。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和培养干部等方面，都做了很大的贡献。那种认为陈独秀一贯错误，靠名声欺骗群众才当上总书记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1981年7月1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毛泽东在1945年4月21日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的讲话，谈到陈独秀，毛主席深情地说：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他创造了党，有功劳。

经过陈独秀研究会和众多学者的长期广泛的宣传，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总司令”、中共主要创始人的观点逐步被各界人士所接受，并且反映到中共党史最权威部门编写的中共党史范本中，即分别由1991年和2001年中央党史研究室撰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共产党简史》，也反映到各种文艺和影视作品中，如1991年的电影《开天辟地》、2001年的电视剧《日出东方》。

【关于“汉奸”】

1937年末至1938年初，王明、康生在共产党的机关报——巴黎的《救国时报》、武汉的《解放》和《新华日报》上诬陷陈独秀是每月向日本侦探机关领取300元津贴的汉奸，当时就引起舆论大哗，纷纷要求拿出证据来。陈独秀也发表声明予以批驳，并准备付诸法庭。后来由于周恩来做了许多工作，并由徐特立出面调解，再加上战事吃紧，武汉很快失守，此事被搁置下来。但是陈独秀头上“汉奸”这顶帽子，一直到死也没有摘掉。1951年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有一条注释还完全重复30年代王明、康生对陈独秀的诬陷：“在1927年中国革命遭受失败之后，中国也出现了少数的托洛茨基分子，他们与陈独秀等叛徒相结合，于1929年形成一个反革命的小组织……在九一八事变后，他们接受托洛茨基匪贼的‘不阻碍日本帝国占领中国’的指令，与日本特务机关合作，领取日寇的津贴，从事各种有利于日本侵略者的活动。”

1979年、1980年，学术界在首先为陈独秀五四和建党问题上正名的同时也对“汉奸”论提出质疑。中国革命博物馆研究员夏立平首先在该馆主办的《党史资料研究》上发表《陈独秀被开除出党以后》一文，提出“汉奸论”不能成立，然后唐宝林等一批学者发表《旧案新考——关于王明、康生诬陷陈独秀为汉奸问题》等论文，此事立即引起上层注意。1984年3月19日，一份发向全国的13号文件，在指示注意严肃防止不妥当地宣传陈独秀的同时，也承认“陈独秀在建党时期有不可否认的功绩，30年代王明、康生诬其为日寇汉奸，亦非事实。”实际上为陈独秀的“汉奸”罪，非正式地进行了平反。

 

【关于“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

从1928年11月蔡和森发表《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起，中共领导人及广大学者，把陈独秀视为“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者”，起因是1923年陈独秀发表的两篇文章：《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陈独秀在文章中明确认为：“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批判者都把这个观点想当然地断定为陈独秀主张在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横插一个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但是，日本学者江田宪治1990年从陈独秀两篇文章的原意出发，推翻了这个“想当然”的推理，指出陈独秀是“两阶段连续革命论”。因为陈独秀认为，不管民主革命由谁来领导(即使是资产阶级领导)，胜利后由谁来掌握政权(即使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紧接着无产阶级就应该而且能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陈独秀的这个观点在1922年发表的文章和为党中央起草的文件中多次提出过。

但是，由于传统观念影响太深，几十年来，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像江田先生那样认真研究陈独秀文章的原意。直到1999年3月，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召开的修改《中国共产党历史》讨论会上，唐宝林转达江田先生的观点，并问如果陈独秀所指的国民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握得政权的情况，是指俄国二月革命后的状况——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建立了资产阶级政府，但由于紧接着发生十月革命，能不能也说列宁是“机会主义二次革命论”？在场的众多权威学者才承认“不能”！然后，唐宝林又指出：现在，当我们总结苏联建设社会主义进而又瓦解的历史教训和毛泽东在建国后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教训，我们发现，在民主革命后，即使是无产阶级握得政权，在社会经济上，必须有一个长期的发展或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阶段，否则侈谈社会主义就是空想。所以，陈独秀在1923年两篇文章中的思想，不是右，反而是“左”。因为他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会接着很快发生，排除了有一个漫长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1927年3月与吴稚晖辩论时，他还说中国只要20年就可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关于托陈取消派、反共产国际、反党、反革命、叛徒】

陈独秀于1929年被开除出党，并被定为这四项罪名，都是因为他走上了与托派相结合的道路。但是，人们只知道陈独秀转向托派以后采取了与共产国际及党中央对立的立场，至于他究竟有什么主张，进行了什么活动，为什么是取消派、反革命，大家是不清楚的。党的决议都笼统地说他转向托派后“客观上”“走向反革命方面去了”。几十年就这样过去了，几乎成了铁案。即使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称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建党有功”时，也不得不说：“后来，陈独秀反对我们，搞成托陈取消派，走到反革命方面去了。”造成这种状况，一个重要的客观原因是，1929年陈独秀与托派结合开始，一直到他逝世，他的政治主张、托派活动以及与党的争论，都是在少数人中、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他的政治主张和某些重大的托派活动报道，也绝大多数发表在印量极少的托派油印的机关报、小册子、传单和私人通信上。这些稀少的材料原先保存在少数留存在大陆的托派骨干分子手中。但是，1952年12月23日，毛主席一声令下，全国一致行动，把大陆上的托派分子及其同情者全部逮捕后，搞了一个全国性的肃托运动，所有有关陈独秀和托派的材料被彻底清查出来，作为绝密档案，分别由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的一些有关单位严格管理。于是，陈独秀与托派结合的真相，也就封锁了起来。文革中，这些单位失控，资料管理混乱。1980年、1981年，笔者在收集陈独秀后期研究资料时，看到了这些资料，终于了解到陈独秀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到1942年逝世的系统思想和活动状况，同时也了解到中国托派从1927年莫斯科留学生中产生，到1952年在大陆上覆灭的历史情况。

笔者在运用这些资料编辑《陈独秀后期研究资料》(内容包括陈独秀未刊文章、书信、别人写的回忆录及其他各种有关陈独秀的珍贵资料)的同时，写出了《试论陈独秀与托派关系》的论文，1981年《历史研究》第6期以3万多字的篇幅发表了这篇论文，立即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文章以大量无可争辩的原始档案资料，叙述了陈独秀从1929年春到1942年逝世，与托派相结合、争吵、分离的复杂过程，以及在此期间他与共产党的矛盾、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在革命与反革命的问题上，陈独秀始终没有放弃反帝反封建和反国民党专制统治的立场，并且在他出任托派中央领导人期间，还采取了许多重大的革命行动；抗战爆发后，也作过许多抗日工作。所以不能称其为“取消派”、“反革命”。而他与共产党的矛盾，主要集中在反对党走上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认为革命应该像欧洲那样，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党，不能离开城市、离开工人阶级而到农村去与农民相结合；否则共产党就会农民意识化，革命就会像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那样没有胜利的希望，这自然是错误的，并且已经被历史所证明，完全是脱离中国实际的教条主义。但这个错误的性质只是革命阵营内部的思想路线分歧。

1989年，按照《试论陈独秀与托派关系》的思路，笔者写的《陈独秀传——从总书记到反对派》，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全面否定了托派时期的陈独秀是“反革命”的传统观点。199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了《陈独秀著作选》三卷本，收录了以上陈晚年内容更尖锐的书信和文章，并且是公开发行。1995年，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目前收录最全的《陈独秀诗集》。1989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收录了笔者所写的“陈独秀”条目和1994年出版的《中华民族杰出人物传》丛书(10)收录的笔者所写的《陈独秀传》，都取消了传统观念上的九顶帽子。1994年，《中共党史人物传》出版第51至100辑时，终于把“陈独秀”列为第一篇。

就这样，所谓陈独秀与托派相结合是“反革命”的罪名，在广大学者的心目中，已经推倒。同时，所谓“取消革命”的“取消派”和“革命叛徒”之类的说法，也不能成立。

所谓“反共产国际”原则上来说，没有错。因为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才能胜利，不能由共产国际在莫斯科遥控指挥。这一点，已经为中国革命的全部历史所证明。具体到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国民党不惜以发动战争的挑衅，强行收回中苏共管的中东铁路，是企图煽动中国人民的民族情绪，进行反苏反共，削弱东北军地方武装，残害中国人民。党中央没有洞悉其奸，对这个涉及到中国人民民族利益的复杂问题，遵照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提出了简单化的策略口号：“保卫苏联！”这是错误的。陈独秀从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反对这个错误口号，而提出“反对国民党误国政策”口号，则是正确的。在中东路问题上的争论，是当时定陈独秀“反党、反共产国际”而被开除出党的一个重要根据。现在应该把这个问题说清楚，还他一个公道。

 

【关于中国托派】

陈独秀的托派问题所以被搞得如此复杂，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托派被深深地钉在“汉奸、反革命”上。所以，要彻底弄清这个问题，必须要搞清中国托派是不是汉奸反革命。

上述195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在注释毛泽东说的“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一词时，写道：

托洛茨基集团，原是俄国工人运动中的一个反对列宁主义的派别，后来堕落成为完全反革命的匪帮。关于这个叛徒集团的演变，斯大林同志于1937年在联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里，作过如下的说明：“过去，在七八年前，托洛茨基主义是工人阶级中这样的政冶派别之一……现时的托洛茨基主义并不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治派别，而是一伙无原则和无思想的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的匪帮，是受外国侦探机关雇用而活动的工人阶级死敌的匪帮。”

紧接着就是上面引述过的说与陈独秀结合后的托派是国民党特务、并在“九一八”后成为日本间谍的那些文字。上世纪30年代以来，直到1991年前，在中共一切文件上，都根据斯大林的这个说法和毛泽东审阅过的这条注释，把中国托派定成“反革命”、“汉奸”。

当初王明、康生如此诬陷时提出的两条“根据”——莫斯科审判苏联托派案时逼供信搞出来一条材料：托派国际总部指示中国托派“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陈独秀为首的托派中央每月向日本间谍机关领取300元津贴，也都写进了这条注释。关于第二条，在上述陈独秀是否“汉奸”的论述中已经被彻底否定。关于第一条，在1988年苏联当局为30年代冤案的平反决定中，也已经否定。

关于“中国的托洛茨基分子公开参加国民党的特务机关”；有些托派分子被捕后，经不起考验叛变投敌的事是有的，正如共产党的张国焘、顾顺章叛变后一样。但不能因此说整个组织变成了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反革命，这是常识。

正是苏联当局为苏联托派平反的1988这一年，笔者应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共党史研究》主编郑惠所约，在一年前已经完成了的24万字的《中国托派史》初稿的基础上，缩写了约1万字的论文《简论中国托派》，刊登在《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上。文章引用中国托派当年发表的文件、机关报、传单、小册子(绝大部分是油印的)，介绍了中国托派的具体历史，实际上否定了以上所有的不实之词，指出不仅陈独秀任托派中央书记时的托派是“反日反国民党”的，而且在陈独秀1931年10月被捕后，直到1949年国民党垮台前，中国托派也是反帝反国民党独裁统治的，他们与中共的分歧也是革命阵营内部的路线分歧(虽然他们的路线是错误的)，不是反革命。

此文发表后，又引起广泛的关注。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的成员还来向笔者了解有关情况。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对于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把中国托派放在“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中国汉奸、亲日派”一起的说法，注释道：

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主张抗日，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流行着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造成的。

这条注释，基本上符合事实，可以说也为“托派汉奸”、“托派反革命”论，非正式地平了反。托派从绝对的阶级斗争理论出发，当时反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显然是错误的，但不能定为“汉奸”，“反革命”。

【关于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

这个问题最复杂，因此学术界的拨乱反正也最晚。这是因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路线导致大革命失败”的结论，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时由斯大林、共产国际定的。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第一个历史决议这样写道：

1924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最后一个时期内(约有半年时间)，“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拒绝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许多英明指示……这次革命终于失败了”。

联共中央、共产国际指导中共中央对国民党右派妥协退让的那些文件，只有他们的代表和陈独秀少数人知道，而这些能够揭露事实真相的证据，在大革命失败后又被莫斯科严密地封锁了起来。与此相反，当时执行共产国际这些指示的中共中央文件和陈独秀的文章却历历在目，被反复引用。于是，当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把失败责任全推在陈的身上，说他违背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许多英明指示时，陈独秀就浑身是嘴也说不清了，别人也无法为他说话。

1991年苏联瓦解，过去封闭的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绝密档案陆续开放。1997、1998年，这套档案中1920—1927年联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如何指导中国革命的系统档案，也翻译介绍到中国来。于是，在中国学术界立即引起了一场关于陈独秀与大革命研究的革命。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奎松首先利用这套资料写成《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一文，刊登在《近代史研究》第2期上。文章首次全面否定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传统观念。这时笔者也已经读到公开出版的这套档案资料，思想受到极大的振动，认识到过去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研究和批判是受了深深的蒙蔽，应该重新认识。

1999年3月，中央党史研究室为征求对《中国共产党历史》1923—1927年部分修改稿的意见，邀请一些学者开了几天座谈会。笔者有幸也应邀参加，并在会上对照新的档案资料，就陈独秀的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不执行共产国际挽救革命的紧急指示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向传统观念提出了颠覆性的意见，引起了在场专家学者的极大兴趣，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争论。主持这次修改工作的中央党史研究室领导同志当场表示：“要把陈独秀当做正面人物来写。”12月，为纪念陈独秀诞辰120周年，陈独秀研究会发起，联合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中央党史研究室一部等七家单位，在北京召开了“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再次重点宣传了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会后，《人民日报》理论部把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袁鹰写的为陈独秀辩诬的文章《怅望一座墓园——写在陈独秀诞生120周年》，冠以《应当把陈独秀作为正面人物来写》标题，以《内部理论动态》的形式，发到全国各省市领导同志手中。《历史研究》则发表了唐宝林撰写的《重评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的路线》长篇论文。文章认为：1923年至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是在联共政治局和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进行的。在此期间，联共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中国革命问题122次，作出了738个决定。这些决定绝大部分由莫斯科派驻中国的代表、顾问直接在中国执行，然后把严重的后果强加给中共中央；只有一小部分再由共产国际做成决议、指示，在莫斯科代表的监督下，命令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贯彻。所以，指导中国大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几乎全部来自莫斯科，中共中央的活动范围和实际权力是很小的。所谓“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是没有的，它是大革命失败时，斯大林为推卸自己的责任而文过饰非的产物，应该予以彻底否定。

200l年是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80周年，全国举行了一系列隆重的纪念活动。其中有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部组织全国著名学者合作撰写的《中国共产党历程》，作为全国党校系统新的党史教材，继1999年上海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上海史》以后，成了又一部放弃“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导致大革命失败”传统观念的权威著作。中央党史研究室也推出《中国共产党简史》，吸收学术界新的研究成果，一改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违背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许多英明指示，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传统观念的说法，指出：

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直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情况，也作出过许多错误的指示，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

在国民党新老右派变本加厉地反共活动面前，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共产党如果同国民党新右派进行斗争，必将导致国共关系破裂，因而主张妥协退让、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也坚持这种意见。中共中央只能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使妥协退让的意见在党内占了上风。

作为一部最高当局认可的权威著作，能作出这样的论断，应该说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十分难能可贵。这是对改革开放20多年来陈独秀研究成果的最大肯定。

 

自然，大家也清楚，由于经过几十年、几代人的教育和灌输，错误的传统观念十分顽固，所以，要真正恢复陈独秀历史的本来面目和和应有的历史地位，还要做许多艰苦的工作。

1946年3月5日，反共老手、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由杜鲁门陪同，在美国小城富尔顿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他宣称：“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什切青）到亚得里来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铁幕后面，几乎每处都受到“包罗万象的警察政府”的控制，“根本没有真正的民主”。丘吉尔说，如果我们不趁还得及的时候正视这些事实，那就太不明智了。现在需要的是作出解决问题的安排，拖得越久，就越困难，对我们的危险也就越大。（注7）

杜鲁门与丘吉尔选择这样一个时机，发表如此气势汹汹的反共演说，显然是有预谋的。演说在美国乃至世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遭到了苏联以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爱好和平国家的一致反对。杜鲁门见势不妙，慌忙声明自己与演说无关，事先并不知道演说的内容。但他无论怎样表白，在国际舆论面前，也无法掩饰这样一个事实，即：“铁幕演说”代表了美国战后遏制苏联，称霸世界的战略需要，实际上拉开了冷战的序幕。

“铁幕演说”一年之后，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借希腊内战一事，在国会宣读国情咨文，要求国会授权，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援助，称“这就是美国对共产主义暴君扩张浪潮的回答”，是“向全世界说明，美国在这个新的极权主义的挑战面前所持的立场。”他说，“我相信，这是美国外交政策的转折点，它现在宣布，不论在什么地方，不论直接或间接侵略威胁了和平，都与美国的安全有关”（注8））

杜鲁门的这项声明，很快被称为“杜鲁门主义”。它的出现，标志着战时同盟的正式破裂。从此，美苏以欧洲为重点的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全面展开了。

面对美国及其它西方国家咄咄逼人的战略态势，1947年9月22--27日，在苏联的倡导下，9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波兰举行会议，并发表了《关于国际形势的宣言》。宣言认为二战的结束及战后发展，使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其特点是“在世界舞台上活动的基本政治力量的重新部署”，“战胜国间关系的改变及重新组合”。它宣称在处理国际问题时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路线和政策，在战后国际政治舞台上形成了两个完全相反和对立的阵营，“一个是帝国主义反民主阵营，它的基本目的是建立美帝国主义的世界霸权和摧毁民主”，开展反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十字军运动“；另一个是反帝国主义民主阵营，它的基本目的是摧毁帝国主义，巩固民主和根除法西斯残余势力。”（注9）

“两个阵营”的理论是对战后国际形势的正确总结。这一新的局面的出现，迫使世界各主要国家必须作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正如《大国的兴衰》作者保罗·肯尼迪所说：“一个国家不站在美国领导的阵营内，便站在苏联领导的阵营内，不存在中间道路。在斯大林和齐·麦卡锡时代，那种走中间道路的想法是很不明智的。”（注10）

综上所述，我们在分析“一边倒”的形成时，不可脱离上述两条线索。“雅尔塔”体系展现的是由大国合作主宰世界，既妥协又争夺，这样一种政治局面。在中国，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斯大林与蒋介石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抗战胜利以后，中共与蒋介石的对立和斗争，都说明了这一点。“目前世界的中心问题是美苏之争。反映在中国便是蒋共之争”。（注11）

而“两个阵营”的出现，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雅尔塔体系”。它是美国在战后推行实力外交力图独霸全球，而与苏联发生激烈对抗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中间道路”难以行得通，中国也不能置身局外。“一边倒”就是在这样两条线索相互交织的复杂的国际背景下酝酿形成的。

二、抗战胜利后中共与美国的关系

进入20世纪，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中国的影响超过了美国和苏联。因此，我们在分析“一边倒”时，自然不可脱开这两个大国。事实上，抗战胜利以后，中共立刻就面临如何对待美苏，这样一个极为紧迫的问题。特别是在美苏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出现冷战，以至形成了两大对抗的阵营之后，采取何种应对方针，就成了中共在制订政策时必须解决的当务之急。

一开始，中共曾设想在美苏之间搞平衡，即与这两个大国都保持友好的关系。正如毛泽东1944年与美国记者史坦因所讲，中国与美苏应保持友谊的关系，以便使中国在战后能成为美苏之间的一座桥梁。（注12）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我党非常重视对美英的统战工作。美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却并不重视我党的力量，而把国民党视为抗战的主力。直到1944年上半年，美国政府的态度才出现转机，派遣军事观察组到达延安。尽管级别不高，但毕竟是美国政府就第一次与我党建立的官方关系。观察组到达延安前夕，适逢美国国庆，延安举行了热烈的庆祝会。《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指出，美国的“外交主张，是美英苏中的战时团结和战后团结--这个外交路线是符合于美国利益，也符合于全人类利益的。我们中国不但在战时要求国际反法西斯的团结，以求得民族的独立，而且在战后也要求国际的和平合作，以推进国家的建设。”（注13）

毛泽东与谢伟思的谈话，表达了我党对美关系的长远设想。毛泽东强调，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是寻求美国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友好支持和合作抗日。战后，中共将继续寻求美国的了解和友谊。中国战后的最大需求是发展经济，中美两国经济上可以互相取长补短。双方将不会发生竞争。在谈话中，毛泽东也直率地表示了他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担心，批评美国只向蒋介石提供援助的政策，并警告说这将促使蒋选择内战道路。

从抗日战争结束到内战爆发，中共对美的总政策是促其“中立”。不论是毛泽东与赫尔利的谈判，还是周恩来与马歇尔的调处，都贯彻了这一政策。1945年11月28日的《中央关于对美蒋斗争策略的指示》指出：美国政府对华政策是尽力扶蒋、打共、反苏，而蒋之政策则在打共时企图中立苏，在反苏时又必须联上共。因此，我们目前在以对蒋斗争为中心时……另方面有时（甚至只是形式上的）也可中立美国，以减少我们一时或某一种程度的困难。”（注15）

应该说，“中立”美国的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比如，通过接受美国调处，我党取得了与国民党对等的地位；整个解放战争期间，美国尽管一直在积极地推行扶蒋反共的政策，却并没有直接出兵参战，因而大大减轻了我军的压力。

但是，正如毛泽东同谢伟思谈话时担心的那样，美国的片面援蒋，使得中国国内的局势日益恶化。美国动用飞机和军舰，将大量的国民党军队运至东北和华北；一再延长对蒋的租借援助，至1946年6月援助额已达7·81亿美元，并用这笔钱装备了蒋20多个陆军师、八、九个航空大队，还为蒋培训了大批海、空军人员。1946年5月苏军撤出东北，中国战区正式撤销之后，大批美军仍留驻华北，帮助蒋军把守要冲；同时还设立了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直接参加中国内战。（注16）

 

正是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蒋介石利令智昏，最终挑起了内战。

随着美国出钱、出枪帮助蒋打内战的政策日益暴露，中共不断修正自己的对美方针。1946年9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了《蒋军必败》的社论，对中共与美国以往的关系作了总结。社论指出，中国人民对于美国政府只希望它执行一个中间的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赞助中国实行有广泛代表权的联合政府。中国人民抱着这种希望一年之久，试验了两次，第一次是赫尔利魏德迈时期，第二次是马歇尔时期。经过了这两次试验，现在对于美国政府政策的帝国主义性质是没有怀疑的了。至此，中共便明白了在马歇尔“来华之前，他已和杜鲁门定下了一张底牌，即如果蒋介石不顾美国政府反对顽固地坚持以武力消灭共产党的政策，美国政府为了自己的利益也还得支持他。”（注17）

1946年11月蒋政府与美签署了丧权辱国的《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中美商约）。这个条约以及其他一些协定的签订，表明战后蒋介石与美国政府形成的反苏反共的特殊关系已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了。国民党一头扎进了美国的怀抱，首先实行了“一边倒”。这是国民党靠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取悦美国而换来的。至此，中共已彻底地认识了美国的全球利益与中国革命是不相容的，断了与美合作的念头，并采取了反蒋必须反美的政策。1947年2月，中共发表严正声明，昭告国内外：国民政府自1946年1月10日至今，与外国谈判并签订的条约和协定“已经使并将继续使中国陷于内战、反动、丧权辱国、殖民地化、混乱与崩溃的危机之中”，中共现在与将来均不承认。（注18）

大约在1946年秋，毛泽东在一次党内谈话中指出，前一段工作中，我们也犯了一个错误，我们同蒋介石斗争多年，有丰富的经验，他的任何阴谋诡计都欺骗不了我们。但是我们同美帝国主义打交道，这是第一次，没有经验，上当了。有了这次经验教训，我们以后再也不会上当吃亏了。（注19）中共与美国之间走上了对抗的道路。与此相关，在对外战略上，中共也打消了在美苏之间保持平衡、做美苏桥梁、“中立美国”等等想法。对苏“一边倒”的方针由此逐渐形成。

三、抗战胜利后中共与苏联的关系

中共和苏联有着很深的历史的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我们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的，建党初期共产国际也起了好作用。”（注20）但是，由于斯大林在很长时期内对中国革命，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不足，甚至有严重的偏差，因此，二战时期，尽管苏联是第一个援助中国抗战的国家，但却只把援助交给国民党，而不给共产党。在斯大林的头脑中，意识形态的异同此时已经退居次要位置，一切都要服从苏联的国家利益和整体战略。苏联在远东的战略是需要中国顶住日本，防止日本袭击苏联，避免两线作战。而在斯大林的眼里，能顶住日本的，只有蒋介石政府。中共在国内的地位还不巩固，实力还不够强大。

对于苏联重视国民党而低估共产党力量，要求中共配合国民党作战而忽视蒋的反共活动等等一系列作法，中共是不满的。中共不指望苏联的直接援助，但也不愿将自己的行动服从于苏联的战略利益。这样就进一步加深了斯大林的偏见。1944年6月，斯大林在与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的谈话中，清楚地表露了他对中共不信任的思想。他认为蒋介石未能利用中共抗日，反而在意识形态上与他们争论不休，这是愚蠢的。因为中共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他们是冒牌的共产党。就像人造黄油与真正的黄油一样。说到这里，斯大林可能觉得太露骨了，又补充说了一句，中共是真正的爱国者，他们是要抗日的。（注21）无独有偶。同年8月，莫洛托夫在与赫尔利会谈时，也作了同样的表述。在谈到中共时，他说：他们虽然自称共产党，但与真正的共产主义完全不相称。待经济状况一旦好转，他们便会忘记自己是共产党。（注22）。很难想像这两位苏联领导人的上述讲话，是出自同美国打交通时的策略考虑，而非心里话。抗战时期苏联对国民党政府和中共所采取的不同的态度和实际行动，就是最好的说明。因此，直到抗战胜利前夕，中共与苏联的关系一直处在历史的低点。

战后初期，在雅尔塔体制下，斯大林的基本战略意图是巩固业已形成的在欧洲的势力范围，而在其它地区则寻求与美国的妥协，消化新的疆界，恢复战争创伤。这一战略决定了他对待其它国家的革命运动，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一方面，积极支持东欧各国共产党排斥资产阶级势力，取得政权，并且推行苏联模式；另一方面，却在其它地区，包括亚洲，要求各国共产党实行妥协，以维护《雅尔塔协定》划定的势力范围。

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出现的。1945年8月，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中央拟派周恩来前往。这时斯大林却在两三天之内连续给毛泽东发来两封电报。电报说，中国不能再打内战。要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地步。又说，蒋已再三邀请你去协商国事，如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打起内战，战争的责任由谁承担？此前，在整个抗战期间，斯大林从未与毛泽东有电函往来，这时斯大林却就此多次来电，清楚地表明斯大林想借此安抚蒋介石，进而与美国在远东达成妥协，维护苏联在远东，主要是在中国东北权益的战略意图。毛泽东冒着生命危险亲赴重庆，经过与蒋介石的斗争，签署了《双十协定》。尽管这次谈判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但毛泽东对此却不以为然。后来，他曾多次不满地谈到这件事，认为这是斯大林不准我们革命。而我们并没有听他的话，打了三年半，便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抗战胜利后，面对美国支持下的国民党反动派，中共依靠人民，坚持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毫无畏惧地与其展开殊死搏斗，并在很短的时期内，领导革命取得了一系列伟大的胜利，这一切，使斯大林深受震惊。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向披糜，中国革命已经出现曙光的大好形势下，他不得不考虑长期以来对中共的认识，以及对中国革命许多重大问题上的主张是否正确。1948年2月，斯大林在与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吉拉斯的谈话中，曾经指出：“在抗日战争结束后……我们认为中国没有发展起义的前景，中国同志应当寻求同蒋介石的暂时妥协。他们应当参加蒋介石政府，解散他们的军队。……根据中国现在的情况，我们承认是我们错了。”（注23）不久以后，在与保加利亚共产党和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卡德尔的谈话中，斯大林再次做了自我批评，并说，“你们看，我也会犯错误。”（注24）

事实上，在苏联出兵东北，打败日本关东军的过程中，斯大林对中共的认识已经有所改变。中共积极配合和支持苏联红军，很快与苏军建立了良好的信任关系。在苏军的多方协助下，大批中共军队和干部进入东北，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中共在东北的发展壮大，一方面加强了苏联与美国抗衡的有利地位；另一方面也使中共在东北建立起一个坚固的革命根据地，对于全中国的解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陈云和薄一波同志在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都给予苏联以很高的评价。（注25）

与此同时，1946年以后，国际形势出现的急剧变化，包括美国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冷战的出现并逐步升级，乃至战后世界分裂成两大阵营，所有这一切，也促使斯大林不得不重新考虑苏联的远东战略，以及对待中共和国民党的态度。此刻，在斯大林的头脑中，雅尔塔体系已退居次要位置。由意识形态引发的冷战和两大阵营的尖锐对立，上升到了首要的地位。

对中共来说，斯大林的这一转变，无疑是令人鼓舞的。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谈到了不久以前在波兰成立起来的情报局，指出：“全世界反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超过了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优势是在我们方面，不是在敌人方面。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已经形成。”“反帝国主义的一切力量，正在团结起来，并正在向前发展。欧洲九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业已组成了情报局，发表了号召全世界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奴役计划的徼文。”毛泽东在报告的最后宣布：“我们和全世界民主力量一道，只要大家努力，一定能打败帝国主义的奴役计划，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使之不能发生，推翻一切反动派的统治，争取人类永久和平的胜利。（注26）

至此，中共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的民主阵营一边，反抗帝国主义反动阵营的“一边倒”方针，已经呼之欲出了。

综上所述，战后国际关系的变化，对于中共在外交上采取“一边倒”方针，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们在回顾和研究这一方针时，不可脱离当时的国际形势，以及在这一形势下中共与美、苏关系的发展、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一边倒”方针正是上述国际关系共同作用下的必然产物。当然，前面已经谈到，“一边倒”的形成并不是孤立的。它的形成和实施，包含了多种因素。战后的国际关系仅是其中之一。因此，我们在对它进行评价的时候，应对其它诸因素作更广泛的研究，进而得出比较客观的结论。

责任编辑：郑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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