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中国教育改革错位与乡土社会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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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中国的乡村教育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我们很难说这些变化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比如，在我调查过的一所学校里，发现父母有一方死亡或者是双亡的所占比重很高，168个学生中有28个是有父母缺失的，大部分是由于在城里打工或在沿海地区打工过程中出现事故造成的。打工是农民获取现金收入比较重要的途径，但很少有媒体、学者关注农民外出打工的成本。打工者要承担很大的代价，而他们未必能够真的解决自己在家乡的孩子的未来，他们的前途将如何？

今天报告题目中我所说的“错位”，客观上说是一个公共物品没有真正体现公共性，而温家宝总理说过，要使公共财政阳光普照。对人们来说，公平正义是一个比阳光还重要的需求。现在，城乡差异确实比较大，在学校教育方面的差异更是显著。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农村教育有所改善，但改善的幅度和速度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社会要发展，要追求公平正义，首先应该关注下一代的教育，特别是农村教育。

我国教育改革错位的两点表现

如果我们竖看20世纪的历史，刚刚过去的100年其实是中华民族整体追求工业化的过程，或者叫做产业资本形成的过程。国家有关部门1999年公布的数据就告诉大家，当年600多种商品中供大于求的占3/4，还有1/4是供求平衡；需求大于供给的，也就是仍然有市场前景的，一种也没有。

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固有的现象，它可不可以靠资本主义自身解决呢？不可以。因此，生产过剩就延续到现在，国内严重过剩了，就靠国外需求，如今我国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靠外需拉动。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感冒，我国也跟着不舒服的原因。外向型经济意味着本国的需求不足，需要靠外需来拉动经济增长，这是一个客观的矛盾。

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中国人完成的是金融资本从异化于产业资本到金融资本相对过剩的历史进程。因此，我国现在正在加入金融资本主导的全球化竞争。

西方以美国为首，用了大约半个世纪完成了金融资本异化于产业资本，并走向金融过剩，我国用了不到10年。西方人从产业资本形成到完成产业资本过剩，大约用了一两百年，我国用了不到100年。中国的速度比较快，这是值得中国人感到非常振奋的，但振奋之余，我们要有一些反思。

教育到底是什么？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是服务于一定时期发展需求的领域。如果20世纪是产业资本形成的时期，那么教育主要服务于产业资本，与产业资本相配合。如果21世纪进入金融资本扩张阶段，那教育其实就应该调整到服务于占主导地位的金融资本扩张。

我国教育改革错位的第一个表现是，在经济上不符合现有经济基础的结构性需求。

上世纪90年代教育改革时，我国处在产业资本扩张阶段，却把教育改革的目标定位在已经进入金融资本扩张阶段的美国教育体制，所以那时我国的教育不太适应当时国内的需求。

上世纪90年代进行了很多教育改革。比如农村中的职业教育体系基本消失了，全国各地原来有几千所农业技术培训学校，大部分都改名或改制或解体了。现在沿海闹用工荒，还有普遍缺乏技术工人，不少地方两三千也雇不到一个技术工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上世纪90年代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学校进行了改革改制，职专升大专，大专升学院，学院升大学，一级一级往上升，而职业技术培训逐渐下滑，几乎消失。

上世纪90年代我国教育以美国教育为目标进行赶超，过去我国没那么多大学，陡然增长了几千所大学，有些是从过去的中专或一般学校改的，这些学校原来的底子比较薄，培养出来的学生顶着大学本科毕业生的名，其实并没有以往没那么多大学时的大学本科教育质量好。从过去一年只产生一两百万大学本科生，到现在一年产生六七百万，翻了三倍，增长速度太快了。一年向市场输出600万左右的大学本科毕业生，市场容纳不了，所以每年沉淀下来100多万，这样年年累积沉淀下来就成了一个大数目，于是像在北京等地出现了“蚁族”。

为什么叫“蚁族”？在全国排名前几位的综合性重点大学的毕业生基本上可以达到90%的正规就业，其中相当一部分出国，一部分读研究生，剩下走向市场就业。“蚁族”是一种非正规就业，主要是收入、待遇低于正规就业的毕业生，甚至几百块钱就干。非正规就业、低收入的人在大城市高物价水平条件下生存，于是就演变出了“蚁族”的生存方式，要群居在一起，才能生存。“蚁族”们在郊区或者城中村合伙租一个房子，里面摆几张上下床，是一种非常低水平的生存。“蚁族”其实是大学扩招之后衍生出来的毕业生的一种另类生存方式。这不怪他们，也不是说城市的就业市场多么冷酷，而是供求不对称造成的。

 

美国以金融为中心的服务业占GDP的85%，而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靠制造业，因此美国所需要的人才和我国经济结构所需的人才是不同的。我们把美国作为目标去追赶，结果是重点高校1/3的毕业生去了国外，有人把清华、北大叫做留美预备班，等于我们在为美国培养人才，这带来一个很大的结构性麻烦。

毛泽东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但是怎么教育？为什么农村教育那么差？因为我们把有限的教育投资集中到了培养往外走的人才上，重点高校动辄就从教育部拿走几个亿，培养出来的却不是现有产业结构所需求的人才，而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产业结构需要的人才。尽管我国有些高校在世界排名比较靠前，但一个国家的教育是要为这个国家现有经济发展阶段和现有经济结构服务的。如果超前了，虽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引领性，但却也带来很多问题。资源如此有限，把它倾斜到超前的部分去，大量的基础教育特别是农村教育投入不足。农村的学校无法得到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教育在结构安排上因定位超前，而导致内部结构错位。所以，衡量教育改革是否成功，要看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结构是否符合这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如果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无法吻合现有经济结构和现有人才需求，那么这个教育结构就是错位的。

我国教育改革错位的第二个表现是，在知识谱系上不符合中华民族传统文明的历史遗传。

我们总在提创建世界一流或国际知名的高水平大学，可是什么是国际水平？这是有标准的。标准是谁定的？这些标准在导向上是不是值得讨论呢？

教育不仅是经济基础，同时还是上层建筑，因为教育是不同发展阶段的经验归纳，比如科学技术是纯粹的，但它一旦被和某种生产方式结合的时候就不纯粹了，尤其是当它和某种利益集团密集结合时，提出的所谓科学至上和技术至上就更具有复杂背景。所以，我们不要简单地相信“赛先生”。1919年“五四运动”时打出两个口号：德先生、赛先生，但很少有人真正去问问世界上哪个发展中国家是按照德先生、赛先生的模式运作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在二战后真正完成政治主权独立，意味着国家领土上没有外国军队的一兵一卒驻扎；真正完成经济主权独立，意味着在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制度建设以及经济发展模式上自主发展。这样独立发展的国家很少，比如日本并非一个真正意义上主权独立、主权完整的国家。而美国确实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处于领导地位的国家，为了维持其领导地位，美国军费开支占全球军费开支总规模的49%。美国对东亚地区的控制，基本上是以日本列岛为核心。美国能在世界上维持80多个军事基地，这样的国家当今世界上只有一个，日本民族追求真正意义上政治、军事独立的前景还是很复杂的。

当前我国的教育体系不符合现有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客观需求，在上层建筑中也和发展中国家的一般发展经验所提炼出的知识体系有相当的不同。正是由于正规的知识教育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方面都产生了结构性的差异，所以才要改革。但改革带来了一些新的值得讨论的问题。

 

中国乡土社会现状

中国地大物不博，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极其有限。中国只有世界上9%的耕地。如果把那些本应该退耕的地区除去，其实只有世界上7%的耕地。我国陆地国土面积960万平方公里，但符合农业耕作需要的国土面积只有9.8%，麻烦在于适合农耕的地方也适合城市、工业，所以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抢这点有限的资源，就导致社会矛盾复杂。我国用世界6%的淡水、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上20%的人口，为什么我讲结构差异要说到农业呢？因为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或者民生之基，它让一个国家从根儿上跟别的国家不一样。

我国干旱、荒漠的区域跟西亚、北非处在同一纬度，地球同一纬度意味着自然资源条件是接近的。那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多的农业水利设施呢？是因为太平洋有季风，季风带来气候的不同，一年有四季。季风带来季节性降水，于是就有的时候下雨，有的时候不下雨。中国的先民们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告别蒙昧、进入文明，中国人在7000年前驯化了野生茧，开始进入蚕桑农业。中国人在6400年前驯化了野生稻，开始进入了灌溉性质的稻作农业。季风性气候带来的降水差异，使中国传统农业一定要有水利。有水利才可以使天然来水变成可归集利用的地表水，因此我们的先民告别蒙昧的时候，进入的是一个群体性的灌溉维持的农业文明。

2010年西南五省大旱、2011年北方九省大旱之所以变成非常严重的自然灾害，就是因为我们忘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明是灌溉农业文明，跟美国式、欧洲式的农业有很大的不同。欧美是典型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从大西洋里面一个岛上来的，这个岛周围都是湿气，气候温润，降雨丰沛，根本不需要搞灌溉，非常适合作物生长。所以，在英伦三岛上找不到大水库、大灌溉渠系。当欧洲先民到了美洲，也不需要水利设施，是典型的靠规模扩张来维持产量的。所以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跟炎黄文明模式在历史根源上就是不一样的。

中国西南的多山地区、高原地区本来就是盆地坝子农业，得在山沟里面建小水坝、小水库、坑塘，靠这些设施来维持农作物在旱季的基本用水需要。李冰父子修的都江堰以处理天然来水用于灌溉盆地农业，这是一个伟大的工程，它标志了中华民族传统灌溉农业文明的水平。

我们得明白，中国古代文明之所以是群体文化，聚落而居，是因为单门独户搞不成水利。然而，现在我们把农民全打散了，让他们单门独户各奔前程，这时候我们就很难解决归集天然来水的水利工程建设了。于是，当代的水利需求就变成在祖国大地的胸膛上凿窟窿——打井，打井就超采地下水，包括北京在内的华北平原地下水已经严重超采达80%以上。40%以上算超采，40%以下天然来水可通过渗漏、人工补水保持平衡，超过40%保持平衡的能力就几乎没有了。超采地下水这种生存方式对人类来说是完全不顾子孙后代的一种生存方式，资源环境的破坏是不可恢复的，而这些都进入GDP了，表现为经济的增长。用这种方式去发展，某种意义上来说，不是一种科学发展的模式。

客观地说，中国本来应该是一个饥荒的国家，是一个干旱的国家，在传统农业文明时代，能养活人口的极限是1亿，以现在的资源条件，利用好了，承载人口的能力大约也就是10亿。如果进一步把资源破坏了，那么再过20年左右，现有的资源能不能承载这么多的人口，就很难说了。实际上，资源的短缺和环境的破坏已经日益严重，使得我们的后代很难再这样发展下去了。

总之，我们本应该是饥饿的，维持这么多人生存的方式是以群体文化、社区聚集为社会基本条件的，不可以轻易强调个人的利益最大化。这个群体文明已经形成了六七千年，希望有人能考虑一下是不是一定要把这个文明破坏掉，变成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文明。

我国在这样有限的条件下追求工业化，排放一定是有所增加的，在2002年前，我国的排放是全球第四位，加入WTO之后，碳排放达到世界第一。中美两国的碳排放量加起来约占全球排放量的41%，其中更为严重的是农业排放。我国用现有条件来养活这么多人，大量使用化肥、农药、除草剂，其结果就是农业排放成了全国污染排放最严重的行业。过去几千年我国农业都是吸碳的，因为农作物的光合作用是在阳光作用下吸收二氧化碳变成碳水化合物的化学过程，可是现在变成制造污染的高排放过程。调查证明，发达地区、大城市的郊区也是农业污染最严重的地方。

我是国家环境咨询委员会的委员，一些研究项目得出的结果让人感到遗憾。农业卫生完全按照西方模式是不行的，因为即使在工业化条件下世界农业也分三大类。

第一类是机械化、专业化大农场，这种大农场世界上只有不超过10个国家才有，都是曾经的殖民地。而且外来人口使本地人口大量减少，形成了大规模农业的条件，比如美国、俄国、加拿大、墨西哥、阿根廷、巴西、澳大利亚等，外来人口占总人口的绝对比重一般都在80%以上，而美国是99%以上。

第二类是小农场，欧盟15国只有小农场，而且不是专业化的。欧盟15国小农场的60%是市民从事农业。

第三类是小农经济。东亚地区这些以原住民为主的国家、地区都是小农经济，像越南、中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连当年美军占领下的日本推行的土改也是平均分地。这些和西方人的“土改”不一样，世界上按西方人的“德先生、赛先生”领导的土改几乎都没有成功的。

非洲、拉美、南亚那些被欧洲殖民者控制的国家进行的土改有没有成功的呢？没有。即使有少数地区部分成功的，现在也倒退回去了。比如1954年埃及纳赛尔革命成功后，赶走了殖民者，纳赛尔上台后，只有20%多的贫苦农民分到了地，后来继任者萨达特上台，不承认原来分给农民的地，二代地主回来反攻倒算，发生相当严重的冲突。

 

按照西方人给定的知识谱系和制度体系来推进土改的发展中国家几乎没有一个是成功的。而土改成功的只有东亚，东亚恰恰是早期亚洲文明所形成的文化圈，这种文明的扩散所导致的历史记忆的积淀，最终形成的是整个东亚的基本制度，就是土地制度。这个方式对应的形式就是综合农协，或叫农民综合性合作社，而不是大公司的、产业化的。

在经济领域，至少在农业上，我们还找不到普世价值。比普世价值更低一个层次的是普遍性的经验，根据普遍性的经验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就具有普世价值，应该是这样一层层递进的。在农业领域，归到经验层面上我们也找不到全世界可以普遍应用的统一的经验。

制约中国“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一是以上指出的人口膨胀、资源短缺，二是在这种资源条件下追求工业化，其结果一定是城乡二元结构。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就不能把只能在一种结构体制下适用的那套东西搬来用。

为什么现代化的治理在乡土社会引发大量矛盾？是因为不懂乡土知识，几千年传统乡土社会靠什么维持？当我们要给乡土社会加上一个庞大的现代管理时，想法固然很好，但未必是农民所需要的。

农民负担重，想用现代手段去管理，但又不给这个高成本的现代手段付钱，要让本来就没钱的农民来支付现代管理，这就麻烦了。有一次我在中央电视台做节目时讲，农民头上三把刀：上学、告状和医疗。现代教育变成农民头上沉重的负担，想搞现代教育，政府为什么不付钱，让没钱的农民拿钱来支付现代教育，怎么支付得起？支付不起，就出现了民办教师，后来又一刀切把民办教师都“砍”了，让很多辛辛苦苦拿着几十块钱干教育的人没有资格再当老师了。而师资力量不够，现代教育培养的师范生不愿下乡，怎么办？就集村并乡，好几个村只有一个学校，让那些孩子翻山越岭，这就是教育的错位。

再进一步说，农村需要很多乡土知识，我们都知道“十里不同风”，因农民跟自然结合过于密切，而使他根本离不开对自然界乡土知识的了解、归纳、应用，这些适用知识和适用技术有多少人去做呢？一方面农村的教育是一个抽水机，它把可以成为农村人力资源的人抽走了，另外一方面没有开展适应乡土知识和乡土社会需求的地方教育，也没有适应农民利用自然资源开展本地化、多元生产的技术服务。

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在强调“三农问题”之前，国家把90%以上的教育资源给了城镇，留给农村的大约只有7%。而那时农村户籍人口仍然占70%，现在不按户籍人口统计，农民人口仍占54%。现在，青壮年劳动力被城市劳动力市场抽走了，教育把最好的人力资源抽走了，金融把农村中的那点余钱抽走了，房地产业的开发把农民最宝贵的安身立命的土地占有了。所以，结构性的错位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在加剧，这就是现在严重的问题。农村教育的结果是推行知识教育，导致人才流出，也就是所谓的“掐草尖”。

我们一直主张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但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要从结构调整入手，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渐进过程。应该做到城乡统筹，先把那些已经进城打工的农民统筹成财政覆盖的人口。但现在我们还做不到，甚至连一些大学毕业生，也就是那些“蚁族”也不在城市财政所覆盖的公共开支范围内。因为这些人没有户口，属于非正规就业。

还有一个麻烦在于，推进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这要求财政得达到一定水平，而我们的改革其实是危机条件下的改革，每当遇到危机，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都是下降的。很多知识分子崇尚欧洲的高福利。其中瑞典财政收入占GDP的61.7%，丹麦是58%，挪威也是58%，芬兰是54%，奥地利是52%。这些国家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非常高，而且基本上是以富人纳税为主，这样才能够维持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上世纪90年代我国激进改革发生的时候，财政占比只有11.3%，和很多欧洲国家没法比。

财政占GDP比太低是不可能承担公共职能的。因此，很多从上世纪90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那时候下岗分流、减员增效，没有失业保险、医疗保险，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正是财政占比最低的时候。那时候不仅养活不了国企职工，也养活不了官员、军队，出现了大量的问题。而现在财政占比也不过才21%，只是北欧的1/3，不到西欧的1/2。所以客观来说，要想达到公共财政阳光普照，首先必须调整财政税收体制。为什么财政上不去？富人纳税太少。到现在为止，我国70%以上的所得税是工薪阶层缴纳的。

 

城乡二元结构怎么形成的？是希望在人口众多的条件下进入工业化，却没有资本。于是，中国进行大规模土改，先让人吃饱饭。土改三年过来，农产品大幅度增加，老百姓都吃饱了饭。那个年代，中国刚刚独立的时候名义上有了政治主权和经济主权，客观地说仍没有完全的军事主权。

从1950年朝鲜战争开始，中国最精锐的部队换成苏式装备，就得在人家的帮助之下来协同作战了，由于是苏式装备、协同作战，教材是俄文的，军队指挥官不懂俄文教材，怎么知道协同作战，新的战略、战术指挥体系的学习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过程。

另一方面，苏联援建我国工业时期，我国没多少人懂工业，不懂怎么管工厂，只好从苏联请厂长、工程师，连技术工人都是苏联的，请来的厂长的待遇相当于中国国家主席的待遇，工程师的待遇相当于部长的待遇。而我国进城的农民工，除了有点力气会挖沟，有点技术会盖房以外，大都不懂车床怎么开，不懂全套工业系统如何运转。因此，我国早期工业化就是以苏联援建的重工业为主，是支撑战争和军事需求的工业化。为了这套系统的运转，我国建立了一套国家上层建筑，如经委、计委、建委、财委、商委等，基本上是按照苏联政府模式建的，如八大工业部，从一机部到八机部，刚开始也是由苏联专家帮助运转的。所以，一旦中国要求从军事上拿回主权，就一定会有矛盾发生。矛盾发生在1956年，中国按照条约规定收回旅顺口军港，那是苏联远东舰队的驻屯港口；收回大连特区，那里本该中国行使主权，却由苏联管理；收回中长铁路，那是贯穿整个东北的大动脉，路权收益却是苏联的。我们想把完整的主权收回来，可是对方就提条件了，他们提出建立联合空军和联合海军的指挥体系。我们当然不能答应他们的条件，毛泽东当时说：如果这样的话你把中国拿去吧，我上井冈山。中国人不允许外国军队一兵一卒驻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上。

于是，1957年苏联停止投资，中国的工业化就进入了没有投资的阶段。在要素相对稀缺的条件下，市场看不见的手可以优化要素配置。但如果要素绝对稀缺，假如资本要素是零，怎么优化配置？再加上要还债，资本要素是负的，怎么优化配置？因此，一旦停止投资，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基本上都陷入灾难，发展陷阱的本质其实在这儿。西方的理论当然不这么总结，他们总是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素质不高、制度不好、微观机制不行等。

1957年、1958年以来，中国出现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中国在1958年建立人民公社，形成城乡二元结构，同时开始把城里因停止投资而不能就业的年轻人送到农村去，这是第一次“上山下乡”运动，导致经济大起大落。1958年到1960年三年时间，下去了1000多万知青。同时，建立城乡二元结构必须用户口、粮票等，不让人随便流动。当时工业停摆，经济大规模下滑，发生了严重的危机。这时，中国人跳出危机的最根本一条就是依靠体制。人民公社确实有很多问题，但这个体制有一个重要的替代作用，就是成规模地集中了劳动力，以准军事化的建制，用劳动力替代了稀缺程度为零的资本，劳动力上工地、搞建设。那时候，这种体质被西方人叫做人海战术，修公路、修铁路、修水库，所有大型工程都是靠人去干。就在这期间，全国拥有了八万多套水利工程。靠人力把工业带起来了，再加上当时的“三定”：定产量、定上交、定分配，导致农村劳动力吃不饱，国家把拿走的那些粮食用到城里，用到工地上，统购统销的作用就是给了成规模使用劳动力基本的生存需求。用这种方式中国度过了原始积累，变成了一个工业国家。

最后，关于符合乡土社会需要的乡土教育。我创办了“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在很多地方建过打工者培训中心，有些地方搞农村社区大学。我试图在农村地区做一点实践，我的前辈有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黄炎培等，他们在民国年间做过这些事。今天，我们在乡村组织各种各样的有利于农民、有利于归集乡土知识的活动。乡土教育是互动的，绝不只是我们去教育，而首先是要启迪民力、开启民智，要让老百姓了解他们的社区，懂得他们的乡土知识是有用的，应该把他们的乡土知识变成他们学习的东西，而不只是知识教育。我们组织青年知识分子志愿者到农村去帮助农民形成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推进农村的稳定发展。

现在，农村里面剩下的大多是老人和妇女，他们是最大的弱势群体。这些人没有多少社会资本可供外部资本来占有了，我们其实是帮他们形成组织，形成文艺队、老年协会、妇女协会，让他们至少身心要健康。和这些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会感到在他们中间蕴藏着无数积极因素，只是它不被我们现在这套知识谱系认识。                              

 

 

责任编辑：杨婧雅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2/1031/69207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