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永捷：弘扬传统文化与建设先进文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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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报告人从弘扬传统文化和建设先进文化关系的角度对六中全会《决定》进行了详细解读。他认为，我国目前之所以出现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等问题，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精神文明建设没有及时跟上，在于长期以来没有处理好意识形态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一方面要继承马克思主义传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和科学性，同时也要吸取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一、《决定》关于文化改革发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第一，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文化事业上已经取得的进展和成就。《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全面总结了改革开放文化建设新成就，比如说“两个文明”一起抓、依法治国、以德治国、推进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等，都已经采取一些措施，取得了成就。

第二，从国家软实力角度论证了现在改革和发展文化事业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决定》讲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迫切。中国现在经济上是一个强国，正在迅速崛起。但一个国家不仅要有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硬实力，同时也需要发展相称的软实力。《决定》特别提到国家软实力的建设，包括在多极化、全球化时代，我们中华文化怎样扩大在世界上的影响，以及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第三，建设小康社会需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决定》中讲当代中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的发展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需要自觉把文化繁荣发展作为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重要内容。相比以前我们过于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相对忽略其他方面，这是一个更加平衡、更加协调的要求。“建设小康社会”这个提法来自我们传统文化“大同”和“小康”的提法。清末康有为就把他接受的空想社会主义、空想共产主义比拟为我们中国人追求的大同社会。这个大同理想不仅对孙中山影响很大，孙中山把三民主义解释为“追求孔子的大同社会、大同境界”。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和《新民主义的宪政》等一些政治文献中，都把我们要建设的、要实现的、要追求的社会主义的理想，比喻为中国人所要追求的大同境界、大同社会。我们看一段《礼记.礼运篇》关于大同和小康的论述，大同社会是这样一个社会，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天下为公的社会就是传统的儒家所提的尧舜之世，用马克思主义社会阶段说来说就是处于阶级社会产生之前的、没有阶级的原始氏族社会。所以毛泽东认为这样一个社会和我们共产党人所追求的消灭了剥削、消灭了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是有共同之处的。大同社会是一个崇高的理想，小康社会是相对来说等而次之的一个阶段。大同和小康是两个不同的阶段。古人的理想社会中不只是讲物质财富怎么样的发达，更重要的是要建设一个理想的社会，追求一个理想之志，人民的道德素质、文化素质在其中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这也就是很多学者讲的，我们中国人所追求的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共产主义社会，只是和马克思主义、恩格斯他们理解的有所不同。我们强调物质极大丰富，而且人的道德觉悟极大提高，用我们熟悉的话说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高度发达的理想社会。

第四，《决定》实事求是地指出当今大力发展文化事业是解决我们所面临的文化和社会问题所必须采取的切实步骤。《决定》讲我国文化领域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既面临许多有利条件，也面临一系列的新情况、新问题。哪些问题呢？一个是我国文化发展同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还不完全适应。突出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对必要性、建设性、紧迫性认识不足，文化在推动全民族文明素质提高中的作用亟待加强。另外一些问题是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一些社会成员人生观、价值观扭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更为紧迫，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任务繁重。也就说现在的社会面临着严重的精神危机、信仰危机，不大力推进文化事业建设是解决不了我们现在面临的这些问题的。这些问题我们不需要列举，我们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每个人都有切实的感受。还包括很多体制上没有理顺、很多方面没有兼顾到等这样一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文化体制的改革和文化事业的建设。

第五和第六两个方面我们合在一起讲，《决定》把文化建设看作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它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中华民族的复兴不仅是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的复兴，成为一个在世界有力量的这样一个国家，同时也是文化上的复兴。在这一大段论述里最引人注目的、最惹眼的一句话是“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对第一句话我们都很熟悉，这是来自于小平同志讲“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现在在这句话的基础又加上了一句“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认为文化发展是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系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战略高度上把文化事业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高度。

 

二、《决定》把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到新的高度

前面谈到我们现在面临这么多的问题，如果追究原因的话，恐怕有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精神文明建设没有及时跟上。在任何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道德滑坡、社会失范、价值混乱都是一个伴之而生的现象。我们经常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经济在短期内可以实现迅速发展，虽然有这个《决定》出来了，我们也不能期望短时间内文化就能够一下子大发展、大繁荣。文化事业是一个需要长期花大力气进行投入、效果显露比较慢、但是比较长远的事业。

第二，长期以来没有处理好意识形态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的由来在于中国近代以来所面临的严重挫折。这个挫折并不是中国独自面临的，而是几乎所有的非西方民族包括东亚各国共同面临的一个普遍境遇，但是只有中国采取了一种激烈的反传统态度。反思起来，这可能和我们中国人处理这样一个地位和遭遇的挫折之间的心理反差有关。

中国在过去一直以中央帝国自居。在包括东南亚在内的国际体系里，中国在文化、政治和经济上都处于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以中国为核心的国际关系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国际关系，而是一个朝贡体系。在这个朝贡体系里，周围国家的皇帝到了中国就只能以王自居，这就是一些国家面临的皇和王的矛盾。近代以来所遭受的变化被中国人称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可以想象对于中国人的心理的冲击是非常巨大的。以前我们把四方周围的国家、周围的民族视为是蛮夷，强调的是四方臣服、八方来贡，而且不是像西方这样强行推行自己的价值观，而是他们仰慕中华文化，主动皈依我中华文明。由于近代的挫折对中国的打击影响非常大，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倒过来了。我们原来是一个文明的国度，现在似乎成了蛮夷了，需要大力去学习西方。开始是科学技术，后来发现仅仅学习科学技术还不够，需要从精神文化上去引进西方，向西方去寻找真理，由此就产生了对我们自身文化的一种片面的认识，而且这种认识是带有一种妖魔化的认识，对我们自己的文化逐渐失去了自信。在这种思维方式下，由五四运动以来五四时期的反传统，到文化大革命发展到顶峰。由于中国人和自身文化的这样一种断裂，就造成了我们现在面临的很多后果。因为一个民族的基本生活价值观是靠主要的传统文化来塑造和传承的，我们现在虽然有意识形态文化，但是我们的基本生活价值观由谁来传承呢？在我们的文化中担负这个功能的越来越淡了。所以如何处理执政党意识形态和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怎样改变近代以来反传统的文化氛围，是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处理的一个复杂的政治课题。之所以说它复杂，是因为它涉及到意识形态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涉及到多年来由于对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文化关系的认识不正确给人们带来一些错误的理解。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天安门前立孔子像的事件。我们可以把孔子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弘扬到全世界去，以孔子学院的形式在全世界进行资助，但是我们自己却容不下一个孔子。也有人批评批孔运动，说过去的勇士是荆轲刺秦王，因为荆轲刺秦王需要勇气，秦王是一个权力的代表。我们流行的说法是荆轲刺孔子，因为孔子是文化的代表、道德的代表，但是孔子无权无势，大家可以随便批而不必负任何责任。同样是遭受了近代以来的挫折，但是我们周边的国家没有一个像中国这样去贬损和对待自己的文化，以至于造成现在国内所面临的道德滑坡和伦理失范。对外我们中国现在经济发展了，但在世界上很多国家人民中的形象就是一个暴发户的形象，就和二战以前受迫害的犹太人的形象是一样的。二战以前的犹太人非常精明，善于做生意，走到哪里把钱赚到哪里，但是在莎士比亚的戏剧里犹太人是一个放高利贷、自私、贪婪、没有道德的形象。很多国家被列为我们中国国民的旅游目的地，开始很多国家都欢迎中国人，因为这样可以带来经济收益，可是有很多国家逐渐不愿意接待中国人，既使接待你们也就只在大巴车上看，不要下来，这就涉及到我们国民的素质。如果我们不想让世界像对待犹太人一样反感我们，我们就要提高国民素质。

言归正传。我们看在江泽民作为党的总书记的时代，是如何从理论上去解决我们党和传统文化关系的。在那个时候提出，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更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也有的地方提到也是中国文化的先锋队。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传统文化不是外在的，也不是对立的，是有一个继承的关系。同时在这个时候还提出要把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作为一个重要的战略任务。我们知道意识形态文化是我们现在七千多万共产党人的指导思想，同时由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执政地位，也变成我们国家的指导思想。但是在这点上要很清楚，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的纽带，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而不是意识形态文化。这点要处理好。国家“十一五”规划发展纲要又把这样一个指导思想进一步深化，提出文化是我们的民族的命脉，是我们的灵魂，提出要把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纳入教育全过程。可惜的是在教育体制里虽然有很大的进展，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从教育体制上对这方面有一个根本保障，总体上可以说我们的青年一代、年轻一代的传统文化教育仍然是脱节的、断裂的。

 

虽然有以前理论性的一些进展，但是现在面临继承传统文化方面仍然有一些难点需要我们从理论上把它处理好。这些难点包括:一是如何处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二是如何处理意识形态文化和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三是如何在现有体制框架内切实落实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对于这些问题，《决定》又有一些新的进展。

第一，《决定》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这较以前的提法提前了一大步。《决定》说“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运用文化引领前进方向、凝聚奋斗力量，团结带领各族人民不断以思想文化新觉醒、理论创造新成果、文化建设新成就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向前发展”。第一句话就我们党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作了一个新的定位，是“忠实的传承者和弘扬者”。这一点实际上我们可以从我们党的早期领导人对待马克思主义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关系就可以看出来。以毛泽东同志为例，在《论人民民主专政》、《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新民主主义论》等政治文献中，他讲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或者人民民主专政，并不是和中国传统文化截然对立，而是有所继承、有所认同。比如说他认为人民民主专政是古代的仁政在现代的新发展，我们所追求的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就是传统儒家所追求的大同。对于先进文化的理解也经历了一个过程。我们都熟悉邓小平同志的“三个有利于”。“三个有利于”是指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初南巡的时候提出来的。他的名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但是同时追求共同富裕。这“三个有利于”反映了生产力标准，也反映了发展生产的目的是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但是总体上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没有把文化提到一个重要的高度，当然这适应了改革开放初期的情况。在江泽民时代又有所发展。在2000年2月25日，江泽民同志在广东省考察时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三个代表”是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这“三个代表”里，我们可以看到把先进文化作为一个重要内容。这是第一个方面，就是《决定》对于推进中国共产党和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论述、新的定位。

第二，《决定》指出中华文化是我们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我国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历程中，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自强不息，共同创造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这是既继承了以前关于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同时也给它一个进一步的强调，文化是我们民族的血脉。中国人可以说世界上最特殊的一个民族，我们区分中国和非中国，不是以血缘，不是以种族，而是以文化，这就是过去的华夷之辨。所谓中国则中国之，夷狄则夷狄之。在中原的民族如果采用了夷狄的文化，放弃了中国的文化，那么中国人把它视为夷狄；而夷狄的民族如果提升了自己的文化，接受了中国文化，那么我们把它视为中国。所以在中国的历史上有朝代的更替，也有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但是都不妨碍我们是作为同一个中国，因为我们的文化没有灭亡，而且我们一直是以文化来决定中国和非中国。这一个观念是深入人心，不仅影响到了我们中国人，而且影响到了周边的国家。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明朝灭亡的时候，清人在东北崛起，然后清人入关。我们现在看来是改朝换代，但在当时的中原人看来这是亡国。作为我们邻国的国家有什么反应呢？以朝鲜为例，崇祯早就自缢景山,可是朝鲜人仍然是奉明朝的年号，他的史书是崇祯七十几年、八十几年、九十几年。崇祯早就去世了，中原已经改朝换代了，但是他不认同清王朝。同时他认为中国人区分中国和夷狄不是以种族和血缘，而是以文化。明朝虽然灭亡了，但是朝鲜还在，朝鲜继承的是中华文明，就可以以中国自居，中国没有亡。不仅如此，日本人也是一样。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对辛亥革命研究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许多辛亥革命时期的史料被进一步披露出来，涌现出了很多研究成果。其中一个就是日本人为什么那么支持孙中山推翻清王朝？支持孙中山的人中很大一批是在日本的“中国人”，但是这个中国人带引号的，就是地地道道的日本人，日本种族，日本血缘，但他以中国人自居，认为清朝是草原民族入主中原，他们认同的是明王朝，希望恢复中原，但他们毕竟是日本人，中国人是肯定不承认的，所以最好的方式是他们支持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所以我们也可以理解孙中山等早期提出的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个口号的提出有它的背景，因为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个朝代实施的是真正政治学意义上的帝国制度，就是这个国家是建立在一个种族对其他民族或者其他种族的奴役和压迫之上，一个是元朝，一个是清朝。在过去的朝代，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但原则上各民族是平等的，只有这两个朝代是根据人的种族的不同分成了三六九等，在这样的国度里就存在一个人忠君和忠于自己的祖国是不协调的，是冲突的。一个人爱自己的祖国，可是现实中受着一个奴役自己的种族或者是一个种族对自己种族的奴役。满清统治被推翻以后，“驱除达虏”的口号就不提了，提出“各民族共和”。中华民族的概念就是这个时候塑造出来的。中华民族不是指具体任何一个民族，可是又包含了所有的民族，它不是民族学的概念，而是政治学的概念，是国族。美国有很多种族，但是在政治上美国只有一个国族，就是美利坚民族。中国也是一样的，无论你是哪一个民族，都属于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就是我们民族的血脉和人民的精神家园。

第三，《决定》把弘扬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作为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决定》指出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最深厚的思想传统，最能感召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什么是民族精神呢？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七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未中断其文明历史的国度而言，所谓的民族精神是指支撑中华民族绵延不绝、不断创新发展的精神支柱。是什么样的精神力量支撑了中华民族在数千年里一路走来呢？一种说法是爱国主义。学术界普遍认为的是《周易》中的两句话“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古人取法天地所得出的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在古人的宇宙观里不是地动说，而是天动说。上天围绕着地球周流不已，从不懈怠。君子当取法上天的品格，自强不息。我们中国人对上天的理解和西方人基督教对上帝的理解是不同的，上帝创造世界——创世论。创世干了几天活儿了之后，说我累了，所以我们就要休息，于是就有了礼拜日——星期天。中国古代人眼中的天是自强不息的，大地托付着万物，没有自己的偏私，所以厚德能容，也就是厚德载物的精神。中华民族的精神可以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两句话概括，而且这两句话是缺一不可。我们看看周围的一些民族，这些国家的人们有自强的精神，但不像我们作为一个大陆民族这么强调厚德、包容。这两句话在历史的不同阶段所起的作用也不一样。当中华民族处于济贫济弱的时代，它更强调的方面是自强。比如说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是当时最先进的一批中国人拯救中华民族危机的尝试。洋务运动的口号就是两个字——“自强”。当中国处于一个强盛的时代，强调的是协和万邦，强调的是厚德载物。比如说唐代的开放、包容。

第四，《决定》提出要融合中华传统和五四以来的革命传统，同时吸收国外的先进文化。这是较之以前不一样的提法。我们现在的传统是多个传统，不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同时又有我们本土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统，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吸收外国的文化，受外国文化传统文化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我们现在是面对多个传统，需要有多个传统融合，靠单一的传统是解决不了我们面临的问题的。所以《决定》提出把创新精神贯穿文化创作新的全过程，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革命文化传统，学习借鉴国外文化创新有益成果，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增强文化传递的时代感和吸引力。用我们学术界的一个句通俗的话说，就是中西要融合。

第五，《决定》提出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的荣辱观。在这方面特别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道德。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需要我们从传统文化中去汲取营养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同时推进公民道德建设。我们中国过去是以儒家为主导的社会，特别强调做人的问题，孔老夫子讲的一套儒学理论，并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高深的不得了的学说，其实很简单，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如何做人。现在整个社会的道德滑坡，说到底是做人出了问题。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把道德教育要落在实处。在这方面过去很多学者都做了很多研究，做了很多的论述。我们以前解决道德问题比较过重依赖的是意识形态资源，是在意识形态的主导下的道德教育，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不分，而且在很多时候是以政治教育替代道德教育，有时候思想品德课就是政治课。但是道德的问题是一个实际生活的实践问题，要把这些道德原则具体落实到每个人行为处事、待人接物，而在这方面我们过去的政治文化是有局限的。我们的传统文化以儒家为主导的，它的伦理是一种在学术上我们称为的角色伦理，也被称作是身份伦理。比如说我们现在习惯说“你我他”，尊敬一点的用敬语说“您”。可是古代人的相互称呼不是这样，两个人见面，说兄台如何、为兄如何、贤弟如何，处在一个相互的身份社会里面，对每个人的道德的要求、做人的准则和标准都很具体。在过去的传统社会里有一套以仁爱为基础、以道德为内容的一套具体的教化系统，可是现在我们对待国民的教育主要是指望学校的道德教育。一个人一旦走出校门，就再也没有一个社会机构、社会组织、社会主体来担当对他的道德教育了。在别的国家国民每七天进一次教堂去净化一次灵魂。我们的国民一走出校门就认为已经合格了，道德教育终止了，我们寄希望于大众传媒影视，但是我们大众传媒影视作品提供的都是什么，而且我们也不敢保证学校里的道德教育是完全可靠的，是行之有效的。所以我们要大力去借鉴国外的先进文化，引入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源，更重要的是建立起一个使道德教化行之有效的体系，而且这个体系不只是学校教育，应当是一个人的终身教育，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

 

三、建设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体系

《决定》里明确提出建设优秀传统的文化传承体系。以前我们总说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这里面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谁来弘扬，二是怎么弘扬。《决定》里对这个问题有了新的论述。

首先，对优秀传统文化从理论上作了定位。过去一说传统文化，我们熟悉的一些语言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们提出批判继承，但是通常做法是以批判为主，继承就忘了。也有的学者比喻说，这就如同吃一条鱼，首先把刺挑出来。但是在过去我们通常的做法是以批判为主，批判的结果就是越批判传统文化越没价值。我们熟悉的语言有“吃人的礼教”、“儒家文化是专治制度的帮凶”，都这么批判完了，我们所谓的传统文化还有什么价值呢。我们现在一方面在世界上推行孔子学院，另一方面我们自己的国民容不下孔子，为孔子立个像都是了不得的事情，引起轩然大波。一方面我们说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传统文化、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国度，另一方面我们和我们自身的文化产生了深刻的断裂，我们的国民到世界上被人看作是暴发户，看作是没有文化、没有教养。这都给我们带来深刻的反思，中国崛起应当向世人展示我们不是一个暴发户的崛起。我们这种崛起必然给世界带来影响，也很容易引起很多国家民族主义情绪。以美国为例，奥巴马上台之后，就要平息美国人面对中国崛起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因为美国是老大，当别人有可能威胁到他的地位，美国很多国民心里就自然而然有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作为美国政府，如果理性的话它不能不断去扩大这种民族主义情绪。于是奥巴马就说，中国人在过去20个世纪里领先了18个世纪，他们再次崛起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美国人应当平和地看待中国的崛起。对我们自己来说，如果我们仍然像过去那样不断地妖魔化自己的传统，说成是一个极端专治、没有民主、不讲人权、非常腐朽的传统文化，恐怕我们自己也没法向世人去说明。中国人在过去就是这么糟糕的一个传统，可是就在这样一个传统里中国人竟然在过去20个世纪里领先了18个世纪，这是一件荒谬的事情。

《决定》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定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这是对我们传统文化的评价，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我们总说发展先进文化，这个先进文化并不是说一定要把我们自己的文化作为一个腐朽文化、一个落后文化从对立的角度去讲，而是说中华民族的文化中同样也有着先进文化的因素，有着这样的资源。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一方面我们要继承马克思主义传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和科学性。它的革命性就是站在无产阶级劳苦大众的立场上，它的科学性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认为是一套科学的社会政治学说。同时我们也要吸取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在政治上中华民族是以民本思想作为政治基础，具有深厚的民本思想传统，中国人是以仁爱立国。人是基于血缘亲情的，但是又不局限于血缘，而是由我们的血缘亲情推广开，超越血缘。孔子就提出要广泛的爱一切人，中华民族的性格就是由这样的精神去塑造的。我们举一个生活中最简单的例子，中国人相互之间在日常生活中都是把人与人的关系到纳入到血缘关系中，这是中国人所特有的一个特点，就是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比如说温家宝总理去灾区，小朋友会很自然、很亲切地叫温家宝爷爷。布什在任的时候美国发生了飓风，布什去的时候美国的小朋友就不会叫布什爷爷，只能称他是布什先生或者是布什总统。这就表现出文化的差异。按照这样的原则，我们把没有血缘关系的都纳入到血缘中来观察、来对待。四方的民族跟我们没有血缘关系，我们以兄弟视之，所以中国和周边友好国家都是以兄弟之邦相待。这和西方仅仅从利益出发，没有永久的朋友，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永久的利益，国与国之间仍然处于一个丛林社会，弱肉强食，以强凌弱，是完全不同的。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的时候都会举起一杆大旗，上面书写“替天行道”四个大字。为什么要替天行道呢？因为古人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就是上天代表的不是统治者，而是老百姓，是人民。上天辅佐有德行的人，保有政权必须干两件事儿：一要敬德，统治者要修其德；二要保民，保护爱护人民。所以我们说孔子的思想继承的是一个以行仁义之师推翻暴政的传统。从这样的角度去认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传统文化，可以看到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不是没有文化基础的，也不是没有自己的取舍的，中国人是按照自己的文化传统和自己的需要有选择性地接受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思想，是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时候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在面对新的时代、新的问题能够继承推进中华民族伟大理想的一种新的手段和新的实践方式。所以，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也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家园的重要支撑。

第二，在方法上，这也是我们熟悉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坚持保护利用、普及弘扬并重等。

 

四、《决定》着重传统文化走向世界

我们讲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有一个问题是什么样的文化走出去？现在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很难走出去，一走出去就被人们认为是意识形态输出，这和冷战时期的类似。现在资本主义世界不断输出意识形态文化，但是我们的意识形态文化一输出就有问题了。另外，现在要中国文化走出去，既包括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也应该包括当代文化走出去。前几年我写过一篇文章，当时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在文化产品上贸易中比例是9：1，我们在文化领域里引入9才能出口1，而且在出口的1里也主要是传统文化。当然这一方面说明我们的传统文化有魅力，但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的当代文化缺乏创造力，缺乏独特性。我们的文化走出去，不光是文化产品，还包括着更广的方面。

很多学者、很多文化人都提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现在中国是世界工厂，世界各国向我们输出的不只是技术和需要加工的物质材料，还有各种各样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举个例子来说，台湾的李敖到了北京以后感慨说到了联合国。因为我们中国的小区建设可以说是模仿的世界各国的风格，体现我们自己风格的小区是很少的。我们是世界工厂，可是输出世界的产品里很少能够体现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很少体现中国文化。举一个生活中的例子，我家里还保存着一些父母留下的物品，那时候任何一个产品做好之后，制作人都会给它刻上一个花儿，因为在他眼里不只是一个物质产品，而应该是生活的一种样式，带有文化，可是现在我们的工业品基本上都没有了。一方面我们的物质生活开始发达了，另一方面我们的文化是越来越不讲究了。服装也是一样，我们可以看看会场里大家现在穿的是什么，色彩上全是黑的、灰的，其他颜色比较少，样式上以西装为正装。有一次人民大会堂开国际儒学联合会纪念孔子诞辰的国际会议，有很多海外华人、学者归国参加。但是进人民大会堂的时候被武警拦住不让进，说你们穿的唐装是奇装异服，不符合要求，必须穿正装，也就是穿西装。这也反映了从近代以来我们的文化和生活西化，同时也反映出我们和传统的一种断裂。中国人古代的服饰那么丰富多彩，假如现在的服装工业能够吸取传统文化，我想也是有市场的。

关于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决定》也提到了很多具体的措施，目的是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影响力，共同维护文化多样性。一些外国人指责中国人在世界上建孔子学院是文化侵略、文化扩张，中国人回应他们说我们没有搞文化扩张，我们是强调文化的多样性，这个世界上不能只允许你们推广西方文化，应该也允许我们中国人推广我们的文化，你们的文化在世界上有影响，我们的文化也要在世界有影响，给世界人民一个更多的选择。

五、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现实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要明确什么是优秀传统文化，继承传统文化的哪些内容。我们现在弘扬的都是一些不具思想性的文化。当然这是相对而言，比如说围棋、书法、音乐、京剧、绘画，都可以弘扬，唯独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释道不能弘扬。这三样之中道教可用以养生可以弘扬，佛教慈悲为怀是一个信仰，也可以弘扬，最主要是儒家文化不能弘扬。我们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主要面临的障碍就是和儒家文化相结合的问题。过去传统文化有定位，说中国人是以儒治世，以佛治心，以道治身。因为道教讲苍生救世，特长在于养生；佛教强调慈悲，主要是来养心；儒家文化是来治世的，包括政治和道德，它是来组织整个社会的，上到政府朝廷、下到民间社会都有一系列的制度，如上有皇权制度，中间有科举制度，再下有家族制度、学校制度等。近代以来，这些制度有的被推翻了，有的崩溃了，有的解体了。我们现在说发挥优秀传统文化，如果回避儒家文化，这是中国文化的主流，我们究竟继承什么呢？所以我们现在讲究弘扬传统文化一直面临一个问题，我们口头上一直喊的很响，但是同时也喊的很虚，无法落实。我们现在书法进课堂、京剧进课堂都很容易，但是我们一说推广读经典就有问题了。思想的文化不弘扬，只是弘扬那些作为兴趣、爱好的内容，是我们现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方面面临的一个切实的问题。没有一个官方充分去正视和清理这百年来对于我们传统文化的认识，这个问题是没法解决的。这是我们在学习和执行《决定》时候实践中面临的一个切实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现在肯定中华传统美德，也肯定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是现在建设当代文化的一个重要资源，但是现在也面临着这些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继承是不是都由我们党来承担的问题。在目前社会中，我们的宗教有道教，有佛教，还有其他的本土民族宗教和一些外来的宗教。我们除了官方的组织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民间团体，现在儒家文化的复兴势头很强劲，代表了中国人对自己自身文化的一种回归。从理论上《决定》也保留了空间，发扬人民团体充分发挥共同建设。在这些问题里也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过去的儒家文化传承着我们基本的生活价值观，我们无论怎么批判它，颠覆它，可是在自己家里还得讲父慈子孝等，一个人背离了这个传统文化家庭就和谐不了，社会也和谐不了。任何一个民族的主流宗教都担负着一个功能，就是传承这个民族的主流的生活价值观。比如说基督教文化，人们把基督教比喻是公民的孵化器，一个合格公民的塑造主要是由基督教完成的，这是对于西方人来说。对于阿拉伯世界来说，伊斯兰教就起这样一个功能。对于中国人来说，谁来起这个功能？是不是我们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来担负。在我们的意识形态里，以后加上我们也要讲父慈子孝。这也牵扯到前面提到的怎样很好地处理好、协调好意识形态文化和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这两者不是冲突的，是相互融合的。同时我们要容纳传统文化，要在民间社会建立起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的机制。在文化建设中，我们很容易把文化建设简单理解为建设意识形态文化。其实不是，文化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包括意识形态文化，也包括民间文化、传统文化在现代的呈现。在这种理解下，我们一方面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建设我们的意识形态文化，建设我们的政治文化，同时我们也要允许其他的文化发展，佛教也要发展自己，道教也要发展自己，儒教也要发展自己。现在我们还没有承认他们的合法地位，但是他们早晚会争得自己的合法地位。在宗教方面上，有时候我们开玩笑说中国现在的状况是六神无主，有各种各样的宗教，可是作为中国的主流的宗教唯独缺席。而对于我们的多数人群来说，中国人传承最基本的生活价值观、最基本的生活教条就是靠我们缺失了的儒家文化。如果我们不恢复儒家文化的地位，当然不一定是政治意识形态，应该有它自身存在的民间的教化体系，从小就开始耳濡目染，教人如何做人。总之，我们需要不断地探讨落实传统文化在现代的切实的体制。这是我所能想到的一些问题。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杨婧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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