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方彬：“北京精神”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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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爱国、创新、包容、厚德”组成了对北京精神的表述，其中爱国是核心，创新是精髓，包容是特征，厚德是品质。北京精神的提出是提升文化品质，支撑民族崛起的需要，是明确价值坐标，引领价值追求的需要，是丰富精神因子，提升精神境界的需要。北京精神是一个整体，只有整体把握才能得其魂。它凝结的是过去，但引领的是未来。北京精神是一个开放的课题，你挖掘的越深，新的时代精神越能够随时充实进来，它发挥的作用就越大。

 

“爱国、创新、包容、厚德”组成了对北京精神的表述，其中爱国是核心，创新是精髓，包容是特征，厚德是品质。对于北京精神的弘扬和实践，作为主导的党委和政府要进行宣讲，要不断地把北京精神深化、实化、强化。而作为个人，我们也要做到自觉接受，主动担当，付诸实践，点滴做起，长期修养，不断提升。

在讲“北京精神”之前，我先讲几个基本的概念。

第一，     北京精神是一个整体，只有整体把握才能得其魂

回顾一下我们党的历史，以往的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甚至五四运动的五四精神，都不是一个元素。它一定是由多元素来涵盖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是整体把握，而是把解构重心盯在某一个元素上，有可能会割裂了它的思想。所以，要把握它的精神实质，一定要搞清楚北京精神整体上怎么理解，然后再涉及到具体的概念。

第二，    北京精神凝结的是过去，但引领的是未来

只有确立其正确的价值坐标，才可能把握它的精神品质。北京精神发布以后，网上有专家写文章批评我们几个解读它的人，他们不能理解，用“创新”怎么讲北京“历史”呀！其实，某种意义上他批评的还是对的。但是有一点他没有注意，就是他只把握了一个价值取向，而没有真正弄清发布北京精神的用意是什么。现在讲的北京精神，凝结的是过去，我们不能够完全独立于北京发展过程中的某一个东西提出来。但是，仅仅凝结过去是不够的，它最重要的是要体现主流社会、执政者想引领什么。看北京精神，不能只盯着一个价值取向，说“过去”有还是没有，好还是不好，而是要关注这些元素告诉我们“将来”走向哪里。重要的是要引领未来。所以我觉得，应该允许别人批评，但是他还需要考虑是不是只关注了一个价值取向，而没有关注精神最终走向哪里。

第三，    北京精神立足于北京，但不局限于北京

某种意义上讲，北京精神关注的是国家和民族，着眼的是时代。正像我在发布会上讲的，北京不等同于中国。但是北京作为政治、文化中心，某种意义上讲，它又代表着中国。北京精神产生和其他城市产生精神，完全是两个层面的事。许多城市有城市精神的，但是它绝对和北京没法比，不是一个层次的。现在我看北京精神出来以后，对其他地方影响很大，许多地方也开始搞，包括某一个省也在搞“精神”。我觉得由省来引领这件事是可以的，但是用区划搞精神，显然主体有点问题。总之，我想说的是，我们谈北京精神站位一定要高，只有站位到了一定高度，才能真正把握北京精神为什么影响那么大。

第四，    北京精神选取四个精神元素的主要原因

为什么要选四个元素呢？三个元素行不行？五个元素行不行？其实，我认为都可以。真正开放空间最大的是三个元素，因为三角形最稳固嘛。但是西方价值观，早期是自由、平等、博爱，目前是民主、自由、人权。这种情况下，虽然我们的概念出来以后跟它的价值坐标不一样，但是不能排除表现形式上有重合的问题，所以要避开三个。那么五个呢？没有说不可以，但是五个概念太多，不容易被记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好不好？肯定好。但是大家最大的感受就是记不住。所以，对于大众而言，你不能强制他记住，那么你就要最大限度的让它好记。坦率地讲三个概念最好记，四个概念还说的过去，五个概念没有必要记。因此，从记忆方面考虑，五个也不合适，四个还可以。

表述模式有三种：概念式、词组式、语句式。概念式的内涵是最丰富的。因为它指向性强，没有特别的色彩性，可以很容易地按时代特点解读。词组式色彩浓厚。但是色彩越浓厚，你往里面解读内涵就越困难。语句式更不用说了。比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句话，你就不可能有更广阔的空间来解读它。三种表述中，概念式承载的东西最多，最容易把新东西补充进来。我研究三大核心价值观时提出的都是四个概念。比如，我研究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时提出：民主、平等、公正、互助。研究共产党的核心价值观时我提出：民主、法治、勤政、为民。研究军人核心价值观时我提出：使命、忠诚、纪律、牺牲。总之，我在课题组讨论的时候提出，不要用三个概念，五个也多了，搞四个最合适。假如从概念、词组、语句式三种里选择，我建议用概念式。因为概念式随着时代发展，可以把新精神阐述进来。

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它是一个开放的世界，你挖掘的越深，新的时代精神越能够随时充实进来，它发挥的作用就越大。

认识是一个过程，提出精神来，我们还要研究精神，具体往哪里发展。就像核心价值观一样，胡主席提出来了，但是我们解读的时候要不断研究。前面这几点，为我们后来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提供一些借鉴和思考。

 

一、北京精神的时代动因

任何一种精神、一种价值观的提出，必然有动因支撑着。要把它解释清楚，就要站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上。这就是我前面提到的，讲“北京精神”不能仅仅讲北京，否则解释不了为什么“北京精神”作用那么大。因为北京不仅仅是北京人的北京，它是全国人民的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北京，所以思考时必须站位很高。讨论“北京精神”的时代动因时，我们的视野要开阔一点。

（一）    提升文化品质，支撑民族崛起的需要

刘淇书记讲话的时候特别强调文化品质。我觉得强调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我们必须要看到，当今的中国正在崛起。那么全世界都在喊中国崛起的时候，其实我们需要一个启蒙教育，就是要真正搞清楚什么叫“大国崛起”。据说英国的铁娘子撒切尔夫人讲过这样一个观点，“现在谈中国的崛起，为时尚早。因为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文化。中国尚未创造征服西方世界的文明成果和生活方式。国家有三个层次，三流国家出口产品，二流国家出口标准和规则，一流国家出口文化和价值观。不能出口文化和价值观的国家不叫大国”。这就点到了一个要害，中国要实现崛起，必须解决价值追求的文化品位的问题。没有文化的提升，你说你自己崛起不行。大国崛起不能仅仅最后落到GDP上。假如GDP是一切，那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从来没有衰败过。因为1820年中国的GDP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比目前美国还要高，美国是四分之一。可见GDP不能代表一切。罗马帝国败在哪里？是物质问题吗？不是，是精神问题。满清帝国的衰败也不是一个物质力量的问题，它是精神层面上出现了问题，失去了方向感，才会走向衰败。

我不否认GDP的重要，因为在基础阶段，必须由物质力量来奠基。但是发展到一定程度，必须转型。如果总是停留在物质层面，即使富强了，也不被尊重。谁都知道海湾国家富裕，尤其现在石油价格那么高，那些国家确实富裕。但是海湾国家都得到应有的尊重了吗？很可惜，很多国家只有被羡慕，没有被尊重。因为它没有创造文化，它是靠天然的东西，它本身没有体现人的创造力。纵观人类文明史和中国历史发展，文化强则国强。人类的文明史上，所有的帝国最后都会走向衰败，没有永恒的帝国。但是有永恒的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凡是盛世一定是文化最繁荣的时候，而中国的衰败也一定是文化出了问题。

为什么不能仅讲GDP呢？让我们看看什么是GDP。建一间房子起来那是GDP增长。把它拆掉也是GDP的增长。再建起来又一轮GDP，再拆掉，又增加了GDP。英国平均房子寿命132年，美国房子平均寿命74年，中国房子平均寿命25到30年。你的GDP增了好几轮了，可只是多了一套房子而已。可见，这样的GDP不见得符合目前价值判断的认同度，有的增长还不如不增长。

如果GDP是一切，那么中国超过美国指日可待，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快。因为在西方不怎么重视GDP了。建一个化工厂，就几百亿、上千亿的GDP。西方国家不要，但我们要。它不要的原因是怕污染，我们还顾不得怕污染。这种发展未必是真正的发展。中央倡导科学发展观，我觉得点到了要害。我这里强调，我们现在走出去的是硬实力，软实力没有走出去。有时候确实为我们国家的发展而骄傲，但是有时候实在汗颜。中国人现在有钱了，可以拿着支票到处跑，可以摆平世界，但是文化呢？之所以我们跟世界总是闹冲突，就是因为人家不了解你。 美国自1897年以来工业生产总量世界第一。去年我们超过了美国，占全球工业生产总量的19.8%，而美国是19.4%。若干年前，要想在美国的迪士尼公园找一件非中国产的小礼品，就已经很难了。所以说，中国的经济影响世界，没有问题。但是文化没有出去。我们现在文化产品出口和进口与发达国家相比差几十倍。你出不去，人家就不了解你，不了解会带来什么呢？第一，解决不了尊重问题。第二，不断发生冲撞的问题。现在西方形容中国是进了瓷器店的大象，表面看来很柔和，并且没有碰碎瓷器的举动，但是瓷器店的老板已经不安了，他担心大象的鼻子一甩，一个罐子就被打碎了，一转身一片瓷器就倒下了。也就是说，关键在于他们不知道中国人按照什么套路出牌。这就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没有走出去，别人不了解我们。

从社会管理角度来讲，文化有三个层次：消费文化、认知文化、审美文化。如果我们总是在物欲层面，那是在消费文化状态。这样我们社会的精神品质根本无法提高。达不到认知的文化，进而上升到审美的文化，那么我们就在低层次循环。所以说北京精神解决的是提升文化品质的问题。这是民族崛起的需要。现在这个时代，中国必须从文化品质上来提高。如果北京都做不到，其他地方能够做到吗？       

（二）    明确价值坐标，引领价值追求的需要

北京精神提供的是大众的价值坐标和价值追求。每个民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追求。但是追求什么样的价值，价值观是什么，直接影响着我们的品位和精神享受，甚至我们的生活幸福感。大多数人会认同“中国人活的很累”这种说法。中国经济发展很快，我们口袋里的钱比过去多多了，但是幸福感问题没有解决。中国的幸福指数在全世界倒数前几位。我国的自杀率是世界平均数的2.3倍，去年自杀未遂的人是200万，如果这些人都自杀成功的话，一个小的国家就没了。

为什么发展这么快却这么痛苦呢？这就是价值追求的问题。我们的价值判断太窄，而且现在越来越窄。究其原因，就是“官本位”的再强化。不当官，你的价值怎么实现？教授当的很好，但是不给你个官做，总觉得缺点什么，他自己感觉这样，别人也是这么看问题。其实，当所有人都认为做官是一切的时候，即使是当官的人也不快乐了。因为中国官员相对来讲权力比较大，但是这个群体相当痛苦。他想当官，就会很焦虑，因为他想当官，却不好意思明说。没有提拔他，他会很焦虑，还不能公开说，这个焦虑只能自己憋屈着。所以中国的官员是“痛并快乐着”。

当评价体系窄了以后，全社会就都没有良好的感觉了，包括钱的问题。有钱的人就快乐吗？不见得。有名的人快乐吗？也不见得。因为我们现在的评价标准是“超过你”，我只有通过“超过你”才能找到我的价值感。

我到加拿大访问的时候，有一些切身的感受，让我明白了那里的人为什么没有那么多焦虑。回来以后，我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上面还配着照片。那是我和一名加拿大军官坐在一起的一张合影。我们两个都是48岁，他是上尉，我是资深大校。如果我现在仍然是个上尉，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中我的处境一定会很糟糕。人家会说这小子怎么干的啊，这个年龄了怎么还只是一个上尉呢？可是在加拿大，人们就没有这个感觉。我们的价值判断很窄，那么带来的结果就是痛苦。

举一个例子。有一个人到德国去旅游，请吃饭的时候，点了一桌子的饭，没有吃完。过来一个老太太让他吃不完打包带走。他说你管得着嘛，钱是我的，我就是不愿意打包。过了一会儿，老太太给公共事业局打电话举报了他。于是这个人被罚了款。理由是，钱是你的，但是资源是人类的。这就是价值观。在欧洲很讲究适度消费。我们可以到欧洲看看，他们的宾馆号称是五星级的，但水平也就是咱们三星级的。在欧洲排气量大的车是不多的。所以说，如果我们等级制度过重，物欲过强，只是惦记着我要超过你，那就一定是有问题的了。

如果不看重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这个民族能够走得出去吗？英国首相丘吉尔说过这样一句话，宁愿失去一个印度，也不愿失去一个莎士比亚。因为莎士比亚在英国成为大帝国的过程中，改造了这个民族的性格。像法国的先贤祠，埋藏了72贤，墓碑上面篆刻着一句话：献给伟人，祖国感谢他们。所以，不解决价值追求的问题，这个民族就会永远在痛苦中挣扎。

我们下一步工作就是要解决精神追求问题。“北京精神”实质上代表着我们国家的精神追求。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集团在成长过程中要有更高的追求，而不能仅仅把目标放在物欲和功利上。中国走下去会非常艰难，而北京精神会引导我们去寻找有价值的追求。

 

 

（三）    丰富精神因子，提升精神境界的需要

丰富精神因子，提升精神世界，这与社会发展是一致的。西方人有这样一个观点：一个人没有饭吃的时候，只有一件事要做，就是找饭吃。有了饭吃以后，生出许多事来，全是精神领域的。你不顺应这个变化，你仍然在解决饭的问题就不行了。我们现在经常在世界上讲，中国的吃饭问题是第一要务。这样说也可以，但是我们静下来想想，仅仅讲这句话不行。人仅仅吃饱了还不行，必须解决精神问题，不解决精神问题这个人就会扭曲了。

“北京精神”不是解决信仰、信念问题的。但是发展到终极，它必然会触及信仰。因为精神走到一定程度的境界就是信仰。一讲到信仰，这个问题在中国可就是大问题了。

中国最缺什么？缺信仰。对于信仰问题我有三点看法。第一，社会中有三种人。政治信仰者、宗教信仰者、只强调功利而没有精神追求者。政治信仰者是骨干力量，宗教信仰者是稳定力量，只强调功利而没有精神追求的人有可能成为亡命徒。第二，你要想轻松，就不要有信仰，因为有了信仰就约束了你。但是，你要想活得有意义，就必须有信仰，没有信仰就不存在意义的问题了。人是自然存在的，自然存在怎么能变得有意义呢？要从信仰而来的。第三，信仰看不见。现在共产主义都不常被提起了。因为很多人觉得讲共产主义太遥远了，虚无缥渺，那还提它干吗？其实这是不对的。凡是信仰都看不见，宗教的天堂和共产主义的天堂谁都没有见过，但是宗教的天堂为什么信的人那么多，因为它不仅告诉你天堂在哪里，还告诉你到天堂的路该怎么走。共产主义告诉你那是天堂，但是没有解决好到达的路该怎么走，这就出问题了。

咱们共产党为什么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信仰危机？我认为有几个原因。不是我们不努力去教育，而是有几个“制约”解决不了。第一，是“土壤”的问题。革命时期是什么特点？革命时期是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甚至牺牲我的生命。只要牺牲，你就能产生神圣感和道德感，就产生了信仰。宗教信仰就是这样的，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彰显了基督教的神圣。大批的殉道者强化了宗教信仰。有牺牲就有神圣，有神圣就有信仰。革命时期没有问题。但是今天我们革命党变成了执政党，为人民谋利益不需要牺牲生命，那怎么检验你呀？革命时期是赤条条的来，赤条条的走，我没有财富，完全为劳苦大众谋利益，老百姓一看就知道了。那么今天我们党没有自己的利益，但是党的成员却是有利益的，有利益就和老百姓有可能发生冲突，你怎么解释你是为人民谋利益？这时神圣感就出问题了。

第二，理论出了问题。我们的理论解决不了现实问题。我们早期讲共产主义信仰，后来讲社会主义道路，再后来讲初级阶段，现在讲和谐社会。理论来关照现实，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没有往上走的东西，你只关照现实，就让人感觉媚俗了。没有遥远的目标，哪里会有永恒呢！我到加拿大访问，导游早年是一个大陆去的共产党员。他说我现在潜伏在加拿大，潜伏得很深，什么时间你们打过来的时候，我号召其他的潜伏者，我们里应外合把加拿大给灭了。他是在调侃，但是背后的东西可不轻松。一名天主教徒，在美国信天主教，到了中国来还会信天主教，不会变的。但是共产主义信仰在大陆可以，那换个土壤到了美国就没法信了，这还能叫信仰吗？信仰应该是永恒的。十二大以后，我们把国际主义的东西大多删除了，我们没有这个义务了，我们不要这个永恒了。那没有永恒，就只有短期目标了，可是短期哪会有信仰呢？所以，理论出了问题。

第三，我们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这个合乎历史阶段。但是老是摸着石头过河也不行，浅水区可以，深水区摸不着，一脚踩空就淹死你了。所以每一个举动都非常艰难。在这种情况下，理论不确立起来，就总会受到各种思潮的影响，就很难坚持原则。所以我说不解决信仰问题，集团就不会强大。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党员的数量多，党就一定强大。前苏联2000万党员，也是一夜之间垮台。

我想说的是，北京精神最后触及的就是我们社会的信仰问题。我们跟西方不一样，西方讲宗教信仰，我们讲政治信仰。宗教信仰不容易变，政治信仰很容易变。再说政治是有功利的，怎么把有功利的东西变成信仰，这是很大的挑战。所以我说北京精神不是讲信仰，但是它走的是精神道路，最终要触及信仰。

 

 

二、北京精神的具体解读

我一再强调北京精神，一定要整体把握为主。但是具体的涉及到个别元素时还是要做一个深度解读。

（一）    爱国

    “爱国”不独享于某个城市，甚至不专属于某个国家，这是世界共有的，任何一个国家都讲爱国。西方讲爱国比咱们讲得更厉害。咱们现在有一个误区，就是认为既然搞全球化，那全地球人就是一家了，不用独爱自己的国家。全球化是美国倡导的，但是美国人特别讲爱国，甚至传教士传教的时候，都把国旗放在上面。美国人强调爱国，几乎到了宗教信仰的程度。所以有时候我们误解，以为全球化了，咱们就不用再搞爱国了。其实，爱国是个价值坐标，是精神归属。

    列宁讲，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形成的对祖国的感情。它实际上解决了个人和社会、个人和国家的关系。现在看来，如果把“爱国”从北京精神里拿掉，再换上一个词汇，很难展示北京的担当和责任。更是很难和北京的地位相匹配。

我认为“爱国”要从多角度考虑。在倡导老百姓爱国的同时，对执政者、党和政府也提出了要求。让老百姓爱国，你得给他一个爱国的理由，要不他凭什么爱国。你让他爱国，又不给他创造爱国的条件，他怎么爱呀！过去我们有很多误区，把政府应该担当的责任都推出去，推给市场经济了。比如说孩子上学问题，父母要自己解决。看不起病，也只有自己想办法。这是不行的。最近广东不是就有一家四口人为了筹钱看病而去裸奔吗？有的孩子上不起学，父母就去卖血。这样的孩子长大以后，他会感谢政府吗？在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政府没帮过他，让他怎么去爱政府呀？

美国很讲个人主义，但是到了正式场合，比如当国歌奏响的时候，即使狂放不羁的西部牛仔，也会把手放在胸前行注目礼。因为他认为自己跟这个国家是有关系的，他尊重、热爱这个国家。所以我认为，一定不要用“市场经济”这个理由，把政府该承担的责任都推掉。推掉以后，政府和老百姓的感情纽带就切断了。中国现在移民趋势很严重，亿万富翁27%已经移民了，还有47%准备移民。这种情况说明这个国家的吸引力太低了。不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行呢。

怎么解决？就是要让老百姓搞清楚，“你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你的感情归宿在那里”。同时也对执政者提出要求，“怎么让老百姓爱国，凭什么让他爱国，我怎么做他才能够爱国”。千万不能最后形成一群外国人来到中国演《建国大业》的局面。多数的演员都是外国国籍，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演《建国大业》，这太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了。

（二）    创新

创新是民族之魂。它决定了一个民族能走多远。失去了创新能力，中国是不会有大出息的。

从精神走向、价值走向来讲，我们不得不痛苦的说，中华民族创新能力不强，应该是太弱了。许多年前，我在北京电视台做过一个报告，题目是《中华民族创新思维与创新能力文化特征分析》。我对两河文明、欧洲文明和中华文明做了比较。比较的结果很沉重。大家总提四大文明古国，四大发明，但是想一想，咱们那些创造都不是科学创造的。比如，火药是炼丹师无意间发明的，它不是科学发现的。活字印刷是中国人发明的，但是它的兴盛不在中国。另外，中国的传承是靠悟性，讲师承，不太注意科学发现。所以说中国人的发明创新性很弱。我们很早就认识到了轮子的作用，可是水车用了上千年功用都没变。到近代，美国评选20项影响20世纪的人类重大发明，没有一项是我们中国发明的。是中国人不聪明吗？肯定不是。

既然中国人很聪明，为什么没有原创性成果呢？有人讲，这是因为聪明用错了地方。讲一个事例吧。当年中国人到日本留学的时候，都是打硬币电话。中国留学生把硬币穿个孔用线吊起来，放下去之后再提起来，时间到了再放下去，这样可以一个劲地打电话却不用花钱。他们真可谓是聪明，可惜用的地方不对。这个问题，刚好是符合梁启超先生讲的话，“中国人缺少高尚之目的”。

创新对我们非常重要。我认为中国不改变发展模式，是走不远的。现在世界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75%来自科技创新，只有25%来自人力和原材料投入。而中国恰恰与之相反。有人说中国拯救世界，尤其是看西方金融危机来的时候，好像是中国能拯救世界。我觉得这么说太肤浅了，一点儿科技创新都没有，只靠廉价的东西怎么能够拯救世界呢！中国模式能够发展起来，其中之一就是中国的老百姓好，中国老百姓挣钱不多，但是很多钱都存起来了，这样政府就有机会去花。在西方，政府想让老百姓把钱存起来给政府花，门都没有。老百姓不仅把今年的钱花了，明年的钱都花光了。中国政府为什么有钱？是老百姓肯存钱。但是总是靠这种模式是不行的。所以，中央一直在说经济转型的问题。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来要建立“创新型”社会，十七大报告强调“核心竞争力”，就是已经认识到这种模式已经持续不下去了。

我想说的是，不解决创新的问题，中国走不远。提出创新的问题，是因为我们认识到了创新的重要。过去北京有值得骄傲的，但是总体来讲，上升到国家和民族来讲，我们创新力不够。提出创新的问题，就是引导我们找到努力的方向。

 

 

（三）    包容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国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文化品格上，包容度很强。所有的游牧民族进中原，不是都被同化了吗！历史上，中国开拓性是不强的，打出去的很少，但是为什么版图能一再扩大呢？这就是得益于我们的文化，无论什么民族来一个同化一个，同化了以后他们的土地就是我们的了。但是人文品格上讲，包容度不够。中国要继续发展，尤其是今天要确立大国地位，不解决“包容”问题是绝对不行的。

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讲过一句话，“中国要想当世界老大，就必须脸皮厚，学美国脸皮厚”。说的很有味道，凡老大都捱骂，老二以下都骂老大，这是规律。但是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你要当老大，就必须包容度很高。北京市想当世界大都市，也得包容。我们现在的包容度还不够。日本大地震发生以后，我给中央写过内参，谈的是应该借这个时机实现对日战略突破的问题。后来把可公开的部分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跳出历史羁绊，步入大国境界》。我知道文章登出来肯定捱骂，现在只要谈日本而又不是骂日本人，你一定会捱骂。果然文章刚登出来，就有人在网上发帖子，求证公方彬是不是汉奸。所以我认为，没有大国胸怀不行，没有大国国民就没有大国存在。中国要想成为大国，包容度必须提高。

包容什么？其实我讲的不仅仅是“人”的包容的问题，还有“物”的包容的问题，“文化”包容，“价值观”的包容等等，当然文化里面包涵着价值观。

应该说北京市提出“包容”问题，除了关注北京的“大气”度越来越高，也关注我们中央、我们国家的走向和我们党得进步。现在和以前的价值观明显不一样了。从小平同志开始讲人类共有的文明以后，江泽民同志提出了政治文明，政治都是一种文明了。现在包容度更高了，习近平同志08年到卡塔尔访问的时候，发表了一个著名的论断，他说如果一个笼子里爱叫的鸟都被赶出去了，那这笼子里就不热闹了。这个论断提的非常有品位。意思就是，我允许你表达思想。这不正是一个政党走向成熟的表现吗？这不正是一个民族走向伟大的表现吗？

（四）    厚德

“厚德”重点强调的是“德”。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议已经明确提出来，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主义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在道德方面，北京做得很好，可以说是首善之区。讲一个小事例。几年前记者到贫困地区调查贫困孩子上学的问题，最后的统计结果显示，北京人资助学生的比例最高，同时来自北京的汇款也最多。当时我看了以后，非常感动，这就是首都人的担当精神。

所以我觉得北京人在“德”方面没有问题。但是这里强调的是“厚德”，它需要大家对照现实，解决道德还是不够高的问题。北京作为中心，作为引领者，一定要在国家道德建设中有更多的标准。另外，我们的道德要顺应时代的发展，要不断提升。中国的道德，主要处在五轮之内，也就是从儒家文化而来的，道德伦理。主要体现在，我和你，君与臣，父与子之间。而世界上的慈善已经进入六轮之外了，即加上陌生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说我们的慈善是“我帮助你，你回报我”。西方的慈善是“我帮你，我感谢你。因为你的存在给我提供了一个帮助你，净化我自己的机会”。当然它的六轮与完善的支撑有关系，它是宗教支撑。而我们的善，某种意义上还是政治支撑。所以，看厚德不仅仅是看道德，它里面还有重心元素值得我们关注。

 

 

三、北京精神的弘扬和践行

对于北京精神如何弘扬和践行这个问题，我强调两个方面。

一方面，作为主导,党委和政府要来宣讲。要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深化。北京精神是个开放的系统，挖的越深，开拓面越宽，走的越远，它的价值越大。所以要深化，无论时代怎么发展，我们都应该继续。我认为北京精神最好能够成为一种学问，就叫“北京精神学”。如果北京精神成为一种学说体系、理论体系，就会吸引一批专家学者，在这个空间里面发掘。那么这个北京精神就能够无限的走下去。它不是肤浅的解释这四个概念，而是作为一个理论体系来建构。到那时候，意义就不一样了。

第二，要实化。所谓的实化就是落地、落实的问题。“北京精神”是一个理论的东西。但是必须要落到每一位群众的实际行为之中。这个“落地”的过程中有好多要做的事情，比如说引导群众参与到过程中来，那么大家参与投票的过程就是自我教育的过程。再有，要借助生动的形象来感化群众。什么形象能够感化群众呢？当然是英雄模范。前不久，北京广播电视台还评选了十大北京模范。这些模范是我们平时说的“草根”。但是我们就是要宣传“草根”中的模范，用草根来教育草根。效果非常好，认同度相当高。我讲的英模是两个层次的，一种是大英雄，一般是提供了一个时代的标杆。这个高度对普通老百姓来讲，有难处，一般人做不到。但是另外一种草根英雄，百姓是做得到的，他和老百姓不那么遥远。再一点，要把“北京精神”注入普通群众的生活中，使它生活化，这会更加有利于它的推进。

第三，要强化。这点北京搞的比较好，走到哪个地方都彩旗飘飘，你想看就看，不想看也得看，人的意识就是在反复强化的过程中形成的。我建议“北京精神”不要仅仅在北京搞，中央媒体可以宣传出去，这样就能够让人人都知道“中央是这样要求的”，通过反复强化，让外力来推动我们。

另一方面，从个体角度来讲，我们也要努力做到三点：

第一，自觉接受，主动担当。什么是自觉接受呢？这就跟宗教规律有些相似。可以说是“入者不疑，疑者不入”。哪个宗教信徒会说“基督教怎么还可信呢？”这样的话，宗教规律你不能怀疑，一怀疑就不是信仰了。除了自觉接受以外，还要主动担当。道德的问题，精神的东西，不能总被人家要求做这做那，应该是你自己想去做才行，只有你想做了才能永恒。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资助贫困地区的学生，已经持续30年了。到现在我共拿出了110多万，资助了626名贫困地区的学生。考上大学的是343个，有的孩子在美国已经读完博士，进入美国十大国家实验室当了科学家。今年我资助的学生又有60多个考上大学。我现在每年拿十几万资助学生。我为什么能长期坚持？是我沽名钓誉吗？显然不是。几次领导想要宣传我，我都不同意。过去是人性的光辉指引着我。现在我想研究的是，一个理论工作者的灵魂能够走多远。我现在研究精神，研究价值观，如果我都做不到，怎么让别人做呢？我马上要出一本书，叫《中国精神的出路在哪里》。现在为什么很多人说了别人都不信呢？因为你自己就做不到。所以首先要使自己的灵魂走得远，自己做得到，那么我的说教才会有说服力。当然不一定用钱来表达，我从来不认为钱就能够证明你的善，有的时候举手投足中你的善良、互助、关爱都能表现出来，不是钱不钱的问题。所以我说，作为个体要“主动”担当，别人让你做的，永远是有限的，你走不远，也做不好。只有你自己想做的时候，你才能无限的做下去。

第二，付诸实践，点滴做起。要去实践，不能只是说的好，却不去实践。要脚踏实地，从点滴做起，才会有收获和成就。

第三，长期修养，不断提升。精神的东西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长期修练起来的。人的境界有三个层次。一个境界是为感人的事情所感动，你不能麻木。第二个境界是你的行为感动别人。第三个境界是你为自己的理念和行为而感动，自己感动自己，自己教化自己。到这个时候，你就真的是进入很高的境界了。所以，修养是有始无终的运动，大家要一直不间断地努力。

北京精神就是一个践行和弘扬的有始无终的运动。希望我们共同地去践行北京精神。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杨婧雅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2/1107/69288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