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宏存：文化创新：建成小康社会力量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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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讲的两个重点，第一个方面是从国家精神创新的角度来谈这几十年我们意识形态创新的路径。这一次十八大报告为什么提出这些认识，这是一脉相承、不断创新的过程。我们需要的中国精神是什么，我们探索了几十年努力塑造寻找的国家精神到底在哪里，与过去的传统、与当今世界潮流的嫁接点在哪里。第二个方面是从十七大以来文化领域的创新、理念、制度、管理，结合文化工作的实际来谈一谈我们在未来一段时期从制度创新来推进文化工作进一步的发展与繁荣。

国家精神：意识形态创新的新发展

这个部分我从三个部分与大家交流。第一部分是国家精神创新路径。第二部分是科学发展观，胡锦涛同志在“回顾过去五年的工作和十年的基本总结”时专门提到科学发展观的问题。第三部分是通过三倡导提出培育核心价值观，从全国角度来看，从共产党的执政来看，是努力凝聚共识，使其成为让我们社会取得更好发展的思想动力。

第一部分，国家精神创新路径：从绩效路径到价值。

一位俄罗斯学者反思了从前苏联到俄罗斯一直到今天，他们和中国改革起步的时间差不多，但路径完全不同、结果也相去甚远。他在《俄罗斯现代化之路为何如此曲折》一书中说，“权威主义不比庸俗民主可怕，它可能是苦药，但却是通往民主的桥。”举个例子，这次钓鱼岛问题在中国引起了民间社会一些现象，在现实社会中有些人以爱国热情、抵制日货等为借口，对自己同胞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造成违法犯罪，这实际上是很可怕的。可以说，这种民粹色彩的民主在后发展国家已经成为了公害。目前全世界一百多个后发展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直接移植、拷贝西方社会所谓的普选制民主成功的例子。所以这位俄罗斯学者认为，以种种名义推行所谓民主的思想，通常称之为“庸俗化的民主”实际上对社会杀伤力非常大。这种现象在我们社会存在不存在？钓鱼岛问题就是一个小型范围内的预演。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们今天拷贝当年苏联的办法行不行？“权威主义不可怕”是什么意思？今天的中国已经处在转型过程的中期，和毛泽东时代的全能主义的权威主义（过去在西方认为是绝对的集权主义）已经不同了，我们应该称之为“新权威主义”。在很多方面，我们没有移植西方已形成成熟的程序和内容的西方式的民主。我今年上半年跑了一些国家专门研究相关问题。比如说发生在北非、西亚的阿拉伯之春、茉莉花革命，实际上就是通过广场主义、民粹民主来实现一些人的目的。有人在网上说要到开罗解放广场集会抗议穆巴拉克的集权统治，从开始的几十个人到几百人、几千人，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有几十万人到广场上去，然后穆巴拉克的政权倒台了。在突尼斯也是这样。突尼斯660万人，有260万人有Twitter和Facebook有自己的帐号，用这种方式来反对集权统治。在我国家不是这样。习近平的讲话非常有意思，十八大报告里面很多话也很有意思，感觉就是大白话，就像老百姓说的“不折腾”等。其实，这与最近三十年来，我们作为一个更加成熟的党在凝聚共识形成自己的指导思想的过程中，世俗理性、常识理性的思想转变有极大的关系。我们在读毛泽东著作、邓小平著作时，觉得邓小平的论述没有那么系统，很白话像“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等。这恰恰是我们这个社会更加理性、更加真实，走向一个正常社会的一种变迁。在政治制度上，我们也没有采用俄罗斯的休克疗法。邓小平提出向前看，戈尔巴乔夫讲的是新思维；我们倡导实事求是，他倡导公开性；我们倡导有权威地逐渐地推进社会进步，他们是激进主义地希望在短时间内改天换地。所以，叶利钦下台时在一个讲话中承认自己错了。在十八大报告中，一方面，这种常识理性，这种世俗化的理性精神是贯穿始终的。我们不能像过去一样只靠乌托邦的浪漫主义的想法来治理、发展这个社会；另一方面，特别强调体制机制问题，使我们既有的好的体制机制逐渐地定型化，同时还在不断发展。还要强调法制等。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列主义的政党，我们现在的体制还是通过马列主义建党理论形成的，这和西方多党派追求多元主义的模式是不一样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意识形态就是执政党的生命，有凝聚社会力量，寻求执政合法性，实现社会教育，作为领导官员考评录入机制等功能。同时它是一个完整的话语体系，有着自己内在的逻辑的严密性。十八大报告的第二部分“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中强调了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第一个提到的就是毛泽东思想，说明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否定过去，只是说我们怎么样实现了由过去革命的不断斗争的话语体系、由一个浪漫主义乌托邦的平均主义理想变成今天实事求是、人民追求好生活的这样一个实在的话题来谈我们党的理论制度建设，这是说我们是怎样继承性发展的。所以第一个阶段是意识形态世俗化阶段（1978-1990年代后期），由过去的浪漫主义转换成现实主义，从纯粹理性建构转化为常识理性。就是从常识出发，我们过去出现过亩产二十万斤的现象，这在现在看来是很荒唐的事情。那个时代人们出现了癫狂的状态，失去了常识理性。所以理论界在倡导要回归常识，凡事从常识出发。

在邓小平的实践真理论取得党的认可之前，1977年党的另外一个理论家提出来要借用毛泽东讲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理论的基础上发展新的继续革命，但是很多人不认可。邓小平同志还提出群众观点理论，但大家觉得还是不能够很好地回击和说服党内保守派和极左派。直到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破除过去的保守思想，推动社会走向更加真实，开始对过去进行反思。

随后，我们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什么要提初级阶段？就是因为我们在建国以后，极端激进极左思想打压市场的力量。有人说，提出初级阶段论目的就是要给市场经济发展一个合法的身份，以此带动商品经济的发展，使我们的国力真正走向强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补上经济这一课。中国共产党提出来的每个阶段的执政思想是我们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内容。

再到四项基本原则。到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考察中国共产党执法的合法性。过去说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到了这个阶段主要是通过中国共产党自身工作的成效来判断是否合法。过去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但在建设时期你的执政合法性在哪儿？靠的是中国共产党发展经济有成效，得到人民认可。

但是，现在我们遇到了太多的挑战，这些问题怎么解决？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的时候，江泽民正式提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国共产党开始从追求经济的实效发展来寻求自己的合法性，转向一种更为恒久的价值的思考。从这个角度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意义十分重大，不管是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先进文化，还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只要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只要能够代表这三个方面，你就有执政合法性。因为我们这种政党体制决定了意识形态问题是凝聚社会共识的一个重要力量，在后发展国家最大的问题是社会不同阶层、不同族裔之间社会撕裂问题非常严重。这是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整合社会终极价值（1990年代后期到现在）。有人问，是不是每一段时间非得提出意识形态核心思想？社会实践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大家从历史发展角度来思考的话，其实这些核心思想不是为提出而提出，的确是总结一段时间来我们工作中根本性的指导思想。在西方国家也是这样，一个政党单纯有常识理性作为指导，通过绩效评价执政合法依据的话，一旦出现特殊状况就会出现执政危机。所以，我们开始在过去意识形态的思想库里利用了一些元素推动过去浪漫的带有激进主义的理念走向了一种世俗的理性的常识的建构，再走向未来对社会终极价值追求。十七大提出的“政治文明论”、“社会和谐论”、“生态文明论”，十八大提出“科学发展观”。这使我们这个政党的指导思想不仅是绩效评价，而是让它接受全人类文明的成果。这么说大家可能觉得有点空，但是老子有一句话“天下万物有生于无”，这种理念、精神的建构非常重要。我们从政治文明论、社会和谐论、生态文明论到科学发展观完成了对终极价值追求。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特别这一次十八大报告中特别强调民生，五个一体建设中包含社会管理等其他问题。习总书记会见记者时说，人民希望更美好的生活。我想，这个目标在不同的时期，无论是对整体，还是对个人来讲，都是最实在的追求。这意味着现在我国意识形态转型已经实现，我们党和国家指导思想在政治领域转型已经实现。我刚才为什么引用“权威主义”？我们现在是后全能主义的政治体系，也可以叫新权威主义。另外，我们经济上获得了繁荣发展。现在这个时期以民生为大，解决国富民穷、解决两极分化、解决贪污腐化等这些问题，解决我们转型过程中政府极强、社会极弱的状况。只有民生为大，疏民气、解民怨，让社会的力量进一步壮大，未来社会才有发展。强社会、强政府，两者平衡了才能进入宪政民主阶段。对此，西方学者有研究，国内学者也有研究，估计到我国建国一百周年时，这个目标就能实现，所以大家要有耐心。我注意到西方评论指出，十八大证明中国继续走渐进主义道路。我们国家的整个指导思想、我们国家的精神就和世界根本理念、普世价值殊途同归，走向一起。我们国家精神终于在这个阶段基本凝结起来了。国家精神作为意识形态的核心，其实它类似于理想信念的价值体系，也是我们整个社会的一种主流精神。

意识形态转型创新有几个特点。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我引用一些国际上的评价、数据等说明这个问题。

第一，渐进维新模式。我们是渐进的，所以改良没什么不好。叶利钦让哈佛大学的教授设计一个方案，马上拷贝西方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模式，以为能实现社会转型，事实证明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灾难。俄罗斯人的生活水平至少回到了20多年前，造成寡头经济、贫富差距拉大等后果。普京上台以后直到现在才逐渐得以理顺。这方面我们庆幸邓小平的理念还是支撑了中国的改革路径，这是渐进的，是改良的，是自我肯定现今秩序的前提下一步一步地改。但有一个问题是，有人说权贵资本主义、特殊利益集团一旦形成板结以后，社会是不是就缺少了改革的动力。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来看，不是这样。中国不管在文化的建构和政策发展过程当中，这种锁定状态是否已经出现？某些领域有一点，路径依赖问题也部分存在，这恰恰是为了逐渐突破。我将在后面讲到这个问题。

第二，机制是创造转换。我们通过或者吸收或者扬弃，以一个开放的心态去接受传统文化或西方的东西。而创造转换是关键。但是这会留下后遗症，为什么过去很多思想在现实中还会存在。一些老同志思想越来越保守，在社会上也产生一定的影响。

第三，汲取人类文明价值成果。

第四，关键条件是思想解放与学术自由空间。作为一个党意识形态的创新、国家精神提炼、民族信仰的形成的关键条件，就是思想解放和学术自由空间的形成。如果没有思想解放、没有学术自由空间的形成不可能产生这种平台。和谐社会是由北京学者首先提出来的，“三个代表”是王沪宁等人在1992年提出来的。吸收了这些知识分子的研究成果，才促使了我们党自身的理论不断创新。

第五，防止路径依赖。好多人想回到过去，回到用革命斗争理论来指导我们的思想，以平均的激进的浪漫主义的想法去改造社会的时代。这违背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在整个一百多年中国进程中，这是一个主流思想，今天依然存在。我想如果这种思想占据主导的话，问题就大了，一定会把我们引向一场灾难。

 

 

第二部分，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这也是胡锦涛总书记在总结过去十年以来，在前二十年发展的基础上，我们经济社会各个层面出现的发展的问题，使我们认识到必须用科学发展观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来指导推进我们的工作。根本目的是实现什么样发展、怎么样发展等重大问题的回答。今天不细讲这个问题，这是我们意识形态创新当中一个重要内容。对我们的文化发展也影响巨大。

这个理论创新最早是温家宝同志还是副总理的时候到国家行政学院给一个省部班讲课时提出的，后来进一步丰富、充实、全面认识，然后作为我们党的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内容，前后有十年的时间了。

“要贯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全过程、体现到党的建设各方面。”任何国家想推进社会发展，违背科学规律是不行的。我们过去要求一年迈向社会主义，这是显然不可能的，有点类似于孩子的思维。

十八大报告中，胡锦涛同志专门谈到落实好科学发展观一定做到“四个必须”。一是把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二是把以人为本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在文化领域这就包含了对人民创造力的尊重与维护。三是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十六大讲的是三位一体，十七大讲的是四位一体、五大建设，这一次把生态文明建设加入，作为五位一体来布局。这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社会主义理论。国际上有人说，未来社会发展将会从中国发展中汲取经验。这不是吹捧我们。从文化研究的角度，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包含生态文明论。中国的发展对其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五是把统筹兼顾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最大的问题是到底谁为主。以文化领域为例，在文化生产中，我们要坚持社会效益优先，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兼顾。这也有一些问题值得反思，兼顾不能这一边重要就往这儿偏，那一边重要就往那儿偏，这是我们工作当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到底怎么样让它们能达到平衡，这是值得研究的。

第三部分，共识与合力：“三”倡导培育核心价值观。

意识形态的创新是培育国家精神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党执政的生命所在。其中一个核心内容，对于我们引领社会凝聚共识，让全社会一定形成核心价值观。中国人现在包含道德素质在内的价值观应该讲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反思原因的话，恰恰是文化建设出了问题。我们这些年发展过程中，虽然说两手都要硬，虽然说两个文明一起抓，但实际上在很长时间里文化问题处于说起来重要，干起来不重要的境况。

建国以来我们对文化的认识、具体文化工作怎么做方面也出了偏差。十七届六中全会专门谈到我们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统筹协调好教育、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还有一个问题，建国之后政府把过去很多由民间社会来完成的工作都包下来了，把民间社会自我完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层次连根拔起了，因此包含教育等方面出了问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文化发展中，未来一个时期要把过去所缺失的这部分必须补上。如果补不上，再过二十年也不见得比现在好多少。

党的十八大对凝聚共识方面，与十七大相比，提出了通过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通过“三”倡导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民族精神、时代精神、伦理道德、八荣八耻等指导思想，大家觉得很难记，落实也有很多问题。不管怎么样，各地都做了很多实践，但也出了很多问题。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领域到底怎么了？为什么？应该怎么办？应该说在十八大上很重要的一个进步就是我们通过24个字使核心价值观具备了雏形。它们分别从国家、社会和个人层面对其进行了阐释，将来进一步提炼凝聚形成社会共识与合力。但是也有很多问题，比如说从去年以来各地提出地区精神，最大问题凸显了三个方面：第一，没有地方特点。第二，层次不够。更多地强调了个人，而没有强调国家应该履行什么样的责任，国家应该为个人、为社会发展提供什么样的保障，对作为个人和国家之间过渡的社会层面提的也很少。只是提出个人义务、个人培养应该具有的某种精神。第三，缺乏根本性精神和价值的内容。民主不是坏东西，我们为什么不敢提？我们在提炼国家发展精神，包含核心价值观的时候，这种普世价值应该名正言顺地、堂堂正正地讲。所以这次就提到了民主、自由等。在这24个字的基础上我们要积极培育，未来还要提炼。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第一，24个字太多了。我认为五六个字就够了。法国大革命的时候为了反对中世纪神权对个人精神的扼杀，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另外，核心价值观的提出不是某一个时期的核心价值观，而应该既对这个时期有指导还对整个未来很长一个时期有终极价值的关怀和追求。第二，要为长期发展留下空间。这个渠道是畅通的。过去提出的一些口号很快过时了，这是我们的一个大问题。我们可以期待，未来一个时期这种凝聚全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关爱通过我们个体得以表现的精神，一定能够随着社会的实践发展出来。第三，现在不要急于求成。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意识形态转型创新是不断发展的过程，我们要放在发展中看待这个问题。

东亚和美国民众社会价值认同优先顺序是不同的，美国学者做了大量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因为文明体系不一样，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的转型崛起，在价值价值认同方面，在精神追求和重塑方面，一定有从历史发展中汲取的营养的可能。这种情况下，社会价值认同就不是一张白纸一样从无到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一百多个转型的后发展国家拷贝西方制度、理念来治理自己的国家就不灵的原因。有人认为印度是唯一成功的国家。但印度是一个民主国家吗？形式上一人一票，是个民主国家。但什么是民主？民主作为理念与手段最后应该落实到善治。个人、国家、社会形成共同治理，各方面力量调动起来使社会绩效提高。在印度从孟买开车不到二十分钟，你一定看到连片的贫民窟，这种状况在后发展国家非常严重的。另外，这种复制还导致一个国家族群、阶层处于完全撕裂状态。香港、台湾给大陆推进民主社会建设提供一个很好的参照。台湾社会的对立，内耗很大，马英九第一任四年时间三年忙于选战，这确实不适合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太大了。

在建国之后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对文化来说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完全用了政治话语代替了文化的自身发展。我们的前辈们，特别是作为中国文化载体的前辈们，他们自身作为文化传承的载体，多好都不在了。我们今天只能读经典来体会这种文化。所以对于我们文化建设来讲，这是一个教育的任务。教育部现在要改教材，增加中国传统文化内容，这其实是回应六中全会提出的传统文化发展传承的问题。

国家精神重塑过程中，意识形态的创造性的转化，由过去革命话语体系转变成今天以人类文明发展当中共同的价值追求为核心内容的新的价值精神，以此来凝聚我们整个的国家和民族，寻求未来社会转型过程当中取得更大成就。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方面。

 

 

制度创新：文化强国建设新蓝图

第二个方面，我结合文化工作的实际，结合过去一个时期以来文化领域理念创新、制度创新来谈文化发展问题。体制机制的创新、工作方式的改变，依法理政的思想在十八大报告当中特别突出。如果用一个词概括十八大报告，我想就是创新。所以我用了文化创新作为这个部分的标题，是有所思考的。我从两个方面给大家做介绍：一是实践进程中理论创新，主要是讲与以前相比十八大在文化领域有什么新的说法；二是实现制度创新的新思考，也就是我们做好文化工作如何实现创新。

第一，实践进程中理论创新

首先，从“软实力”理念到文化强国建设目标的确立。

我们对文化的认识，从十六大以来，在过去的十年里变化特别大。举个小例子，国家文物局过去一年九亿多元经费，现在一百三四十亿元的经费，尽管如此情况并不乐观，文化投入所占比重还是比较有限，去年为0.38%，这比起韩国的4%，法国、荷兰、芬兰等国家常年的1%，差距是很大的。但我们也要发展地看，我们理念上有很多创新。这十年还有一个重要背景就是我们充分借鉴了国外的发展理念，引入了国外的发展制度，包含我们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公共文化服务理念、文化权利保障理念的提出。继加入人权公约之后，我们又加入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公约，十六大逐步提出文化发展问题。十七大提出了文化作为国家的软实力，解决了我国在现代化过程中不均衡崛起的问题。文化软实力作为综合国力重要组成部分，这主要受到美国学者约瑟夫-奈的影响。1992年，约瑟夫-奈刚出版了自己的著作，王沪宁就在国内发表了相关文章，这个理论真正到国家层面被认识到，就是十七大报告提出文化软实力概念。十八大报告提出了文化软实力只是对文化功能的某些方面放在社会全面发展过程当中给予了更恰当的位置，同时是寻求社会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还局限在文化自身的发展。这一次我们上升到国家层面了，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个宏大目标的确立把文化建设也作为未来小康社会五位一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确立。对许多内容都有了明确的指标要求，文化领域包括教育，提到要办好学前教育，均衡发展九年义务教育，与过去的提法变化很大。如果我们仔细对照研究一下。十八大报告中目标更加明确，可以量化。在文化强国方面，比以前提的更具体了，投入、公共文化服务、文化体制建设、文化产业、人才体系培养等，与十七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提出文化强国相比更进一步纳入国家战略环节。

通过文化产品占国际市场比重来看，美国占到43%，日本10%，中国只有4%，但韩国占5%，韩国是现在全世界第五大文化产品出口国，这个口径是有一定文化附加值、有一定知识产权的文化产品。我们比韩国有很大差异，从综合国力来看，我们的文化软实力远远不够。现在我国文化产品所占国际市场比重，我用三个结构性失衡来概括：第一，我们的文化内容产品太少，更多是物质性产品，文化内容产品很少能够出口；第二，传统文化产品和新兴文化产品失衡。我们走出去的产品更多的是演艺、杂技、功夫、花灯等传统产品；第三，运作文化生产的机制与国际市场规律之间失衡。比如说如何推广文化、如何在国际市场销售文化、如何根据国际市场需要运作文化、根据国际惯例酝酿文化的传播，都是不匹配的。这种不匹配体现出我们的软实力有问题，以及我国文化软实力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我们的文化生活现代化指数位列57位，文化竞争力指数是24位。我们老说我们是泱泱大国五千年的文明，但有文化资源不见得有很好的新的文化产品，更不见得有国际竞争力的文化生产。其中有多种因素影响制约。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我们已经自觉地参与国际竞争，利用国际社会的规则、国际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今天已达到的文明程度、管理、技术、内容为我所用，所以我们这么短的时间内发展起来。

其次，从解放文化生产力到成为支柱产业。

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到解放文化生产力。十八大报告提出，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同时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从文化经济的角度把它的地位进一步提高。

最后，文化产业是经济转型、结构调整的支撑力量。

在长时间经济转型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文化产业到底发挥多大的作用？去年胡锦涛同志把它作为实现经济转型结构调整的第七个途径。这些都是我们新的认识。从微笑曲线来看，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文化使整个经济品质得以提升，使整个经济产业链进一步拉长。大家通常讲到产业文化化，增加了它的文化产量和附加值。iPad全在中国造的，中国据说能赚到9美元，苹果公司赚到450美元，我们大概是人家的不到2%。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的文化产品没有附加值，一年一万多亿元人民币玩具产品出口，中国只能赚到5—8%，大部分产品都是资源消耗型的，没有一定的文化含量。我们知道某品牌童袜至少20块钱，实际上成本也就几毛钱。文化价值提升产品品质，所以中国产品一段时间成为没有品质的代表。要想改变这个现状必须增加文化含量。

在文化产品生产过程中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创意和设计。创意和设计会引领时尚风潮。有个大学生创作了兔斯基。兔斯基成为2007年网络的“表情王”。2007年年底，摩托罗拉公司以百万元的价格买断了“兔斯基”的版权，“兔斯基”正式成为摩托罗拉Q8手机的代言人。后来，这个形象很快变成各种工艺品。这个学生因为授权个人已经获得两千多万的收益。这是一个创意设计带动整个文化经济的发展的例子。如果个人没有创造活力，我们谈文化发展实际上是空话。

 

 

第二，实现制度创新新思考

一是尊重个人和人民文化创造主体地位。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理念问题。政府在文化发展中到底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建国以来我们政府是全能政府，老百姓想看什么，政府生产什么。现在朝鲜还是这样，安排好再打草稿，全是主题先行。十八大报告在这一点比以前提的重，把它放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第一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关键是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这里，对文化创造活力的尊重被放在更高的高度。文化创造更多的是自然而然生成的过程，只有对个人文化创造的尊重，给他更完全的自由，才能够推动文化发展。十八大报告更加尊重文化创造的特点，文化是一个积淀的过程，我们不能靠搞工程的方式来搞文化工作。我们现在有很多文化工程，对文化自身的理解也很狭隘。文化创造、文化建设和发展不能靠强力行政力量来推动。这应该是未来政府要更加捆住自己手脚的地方。怎么体现呢？十八大报告指出，“让一切文化创造源泉充分涌流，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作为一个从事文化工作的人，我觉得很受鼓舞。未来我们要开动脑筋去保证创造活力。我在写“十二五文化产业发展倍增计划”的时候提出尊重两个规律，首先尊重文化自身发展规律，再尊重经济发展的规律。不要从效益角度强调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从根本上对文化尊重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二是文化管理要从政府引导走向社会治理转变。

文化公益事业、公共事业、公共服务要更加尊重群众的自我管理、自我创造、自我完善、自我教育，以这种方式来实现管理。政府在文化创造过程中，不要老下指示、做强调。政府要不要扶植？太需要了。文化经济发展当中，很多场合有人讲文化经济应该遵守市场经济规律，更多应该让它去市场中。也不是这样，我们要通过政策制定来扶持弱小产业，引导发展，这是政府应该做的，政府还是要引导。这个引导要逐渐走向社会自理。政府、个人、各种社会组织之间形成共赢。

怎样从政府引导走向社会治理？一，民间力量自组织作用。在强势的政府和弱势的社会之间，我们要更多地动用民间力量来繁荣发展文化。这是一个大问题，包含个人、企业、组织。在建国之前，中国社会存在着这样一个群体，他们从事文化的延续性的自我发展传承。遗憾的是，建国之后这个群体没有了，今天我们要补上。如果现在还都是单个的个人，没有一个中间阶层，这个中间阶层就是社会的力量，它往往在社会文化传承当中起中间作用。过去中国社会的官学很少，主要是民间力量的，恰恰是民间力量自身的教育创造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所以我们今天应该建设培育更多的社团。如果不放心，政府也可以先主导培育文化类型社团，然后进一步向社会社团和制度性转变，光靠文联、作协是不行的。我们要培育更多的组织和个人来做这个工作。二，根据各国公共服务改革的趋势就是适度社会化，不能政府包揽，文化建设更是如此，社会化是一个方向。三，形成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个人“共治”局面。我国现在关于网络管理也是这样，形成“共治”，由过去纯粹强势管理转变成今天的治理。我们这些年文化体制改革有这样的成就，更多地是存量保持情况下寻求增量发展，放松管制才带来今天的成绩。

三是文化产业发展要更加尊重文化与经济的规律。

科学发展就是对文化规律的尊重。比如有一段时间文化产业园区名实不符，以文化之名行房地产开发之实，管理形态过于单一，政府一家独大……这恰恰是我们违背文化自身发展的规律而造成的。沿着过去工业经济发展规律来发展文化经济，就是没有很好落实科学发展观。落实科学发展观你就得尊重文化发展规律，不是领导一高兴一批示就搞文化园区，不能靠大跃进的发展模式来实现的文化产业发展。

四是构建有利于文化发展的新机制。

十八大报告特别强调制度建设和新机制创立、管理方式的变化。所有制度的建立都离不开文化的催生催化和激进。现在从全世界来看公共服务改革的趋势，要做得好，有绩效，就要靠适度的市场化来推进。特别是在公共文化服务实现过程中可能很多方面值得我们去思考。

五是制度创新。

我们要在制度创新上下工夫。一要完善支持文化发展的财政、税收、金融等政策，使我们的文化政策体系更加完善。二要完善社会捐赠制度。现在在广东进行试点，深圳市有一万多家不同类型社会组织，做了很多关于慈善、教育、公益等公共服务方面的工作，未来是个方向。文化能够真正有发展的力量和载体，这取决于我们对各种民间组织的完善。很多制度不接续，所以捐赠制度迟迟不能建立起来。必须拓宽公益性文化事业活动融资渠道，改变政府包办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局面。我们还搞不清楚政府和社会、政府和企业、政府管理和市场调节之间的边界。政府工作某些方面一旦越界，挤出效应就会出现。现在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我们可以跟美国做比较，美国演艺机构的资金来源，政府才占到5.8%，自己创收占一部分，接近30%，其他的都是来自于社会。三要引入营利与非营利组织概念。现在上海在探索。这一点还和现在事业单位改革结合起来。我们对一些公益性的机构要怎么管理？比如说博物馆。现在博物馆完全是政府拨款，博物馆自身运营，有了充足的资金保障，但从绩效角度考虑与国外相差很大，藏品、研究、展览、服务提供的差距是值得我们反思的。四要引入“一臂之距”理念。在公共文化服务中更好地可以借鉴这个理念，比如说理事会机制、基金管理机制，调动社会力量共同从事机构管理和文化创造。意大利博物馆管理完全是民间的。我觉得在目前政策允许下，为了绩效应该大胆尝试，看看别人怎么做的。

六是在文化内容管理体制创新。

更加依法管理文化。我们现在法规太少了，远远不够，将来我们可以出台地方性法规来充实。现在，国家从整体层面上的管理也是缺乏的。对此，我们至少可以探索。例如，在文化艺术消费中，我们不叫分级制，因为分级制很敏感。这实际上有一个认识误区。我到西单图书大厦经常看到很多年轻妈妈带着孩子买《蜡笔小新》，我一定会提醒妈妈这不适合孩子看，在日本这是成人卡通，好多内容不适合孩子看。但是有时大人看小孩也就看，这就是误导，起码要有提示。我们从事相关工作的机构是否让这种管理更加精细化，如果不叫分级制，我们能不能有分类。

七是观念创新。

典型莫过于文化属性的创新。十五届五中全会给文化产业合法性地位，但现在我们好多理念似是而非。比如说经济大发展必然带来文化大繁荣。这些年来我们经济发展了，GDP翻了几十倍，但我们的文化创造呢，整体来讲这些年文化精品不是多了，而是很少。我们主流作品《复兴之路》等在市场上效益是有问题的。当年拍《鸦片战争》赔了三千万，元我们从专项经费里堵了三千万元的窟窿。现在专项补助还存在。去年的电影《辛亥革命》，由长春电影集团和上海电影集团一起合作，加上一些民间机构，把版权卖给了一百个国家，可见主流电影也是赚钱的。这就是机制不同导致不同结果。所以，经济繁荣和文化繁荣根本没有必然联系。

另外，“越是民族得就越是世界的”，这句话是有问题的，封闭的年代可能会是这样。现在时代发展了，这句话就不合适了。有人专门研究过韩国电视剧和日本动画片，日本动画片那些漂亮的女孩绝对不是日本女孩，绝对是国际型的，因为日本女孩坐榻榻米一定体型不是那么漂亮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国际语言。

八是文化发展思路创新。崇尚多元恐怕是我们进行文化发展思路创新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强调文化领域，只强调国家精神而忽略了文化的多样性问题。虽然今天我在前半部分讲的是国家精神建立过程中内容的逐渐演化变迁，但同时在具体文化发展中我们要更加崇尚多元。今天我们处在转型期，是一个更加多元的社会。

最后，我用全世界非常有名的皮尤研究中心的公众满意度调查来结束今天关于十八大报告的体会，2005年和2010年皮尤研究中心对17个国家做了调查，每一次中国都是排在第一，2005年中国老百姓满意度为72%，美国为39，法国为29；2010年中国为87%，美国30%，美国26%。可见，在现在中国转型条件下，不管怎么样，老百姓对未来一个是充满了期待，整体满意度也比过去要高。我们在这种背景下更应该深化改革，在文化领域要更加自由开放、改变思路，进行体制机制创新来推动文化的发展。同时，通过这种方式来落实十八大报告的核心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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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一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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