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缓慢在于体制性障碍

 

【论中国经济发展大方向】

第一篇《论中国经济发展大方向》

第二篇《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须破除体制障碍》

第三篇《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开放迈向新阶段》

第一篇 论中国经济发展大方向

大力2012.11.26

2012年的中国经济形势，可谓“内忧外困，远近交困”。但与短期问题相比，中国经济的长期问题更令人担忧：首先，经济结构不尽合理，调整收效甚微。其次，地区差别大，劳动力素质低下。第三，高科技产业落后，制造业自主创新产品少。第四，人口老龄化问题更加突出，长期增长潜力下降，消费乏力，等等。

因此，站在2012年展望今后，我们有必要选择一个大的发展方向，不仅解决短期问题，更为明年的经济增长和未来的发展运筹策划、积累能量。

经过多年的经济发展我们看到，要让经济长期稳步增长，取决于要素投入和要素生产率提高这两大因素。而要素投入包括劳动力、资本、土地等自然资源。但自然资源相对稳定，只能改变劳动力和资本。而提高其他要素生产率这个因素，也可以让经济得以迅速发展。所以找准增长因素，找对问题切入点，对经济大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一、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长期发展意义重大

基础设施投资，包括公路、铁路、下水道、排污系统、通讯设施、公共绿化等等，这些基础设施的共同特征是可以促进其他要素提高生产率。比如说，一条质量良好的道路，可以节约汽车的油耗、减少运输时间，还可以减少轮胎的磨损。运输时间和财务成本降低以后，相关企业的运营成本会相应降低，增加利润，并会扩大生产，增加对上游产品的需求，同时降低对下游厂商的定价，拉动上下游企业的产出和利润增长。再比如地铁，干净舒适的城市地铁可以大幅减少城市拥堵，减少人们的通勤时间。因为节约人们的时间，就是减少浪费，也就是创造财富。

基础设施还有投资金额大、周期长、资金回收慢的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基础设施投资往往由政府来组织完成。比如下水道是城市的重要基础设施，具有重大社会效益，但它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不大，私人企业很难一家一户去收钱修下水道，因而下水道一般由政府来组织修建。

大量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往往是不足的，比如：马来西亚、泰国、阿根廷、巴西等国家的基础设施存量远小于欧美发达国家。看来，不仅私人部门投资激励不足，政府的投资激励也不是很足。

基础设施不足的后果，其实比想象的严重得多。二战以来，马来西亚、泰国、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等国都先后经历经济起飞阶段，可这些国家从1980年左右先后出现经济停滞，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至今也没有能够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其中的原因很多，但是这些国家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基础设施都很落后，这是它们经济不能继续增长的一个重要瓶颈。这是因为，经济发展的早期，可以靠要素投入，靠动员以前闲置的劳动力，靠增加投资。可是粗放型的增长以后，还是要靠提高生产率。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依赖于技术进步，依赖于生产组织效率的进步，也依赖于基础设施。倘若基础设施很落后，交通、运输、物流、通讯遭遇瓶颈，那么即便有先进的技术，也无法运用，要素生产率就无法提高。

反观基础设施都很发达的国家，如韩国、新加坡等经济体，与欧美发达国家不相上下。事后看来，这些国家成为高收入国家的原因很多，但基础设施好确是重要的一个原因，但若基础设施成为瓶颈，生产率无法提高，是无法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

二、提振消费是经济发展的重要道路

提振消费是中国走出经济困局的重要出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严峻挑战，经济增长速度回落持续多个季度；从2012年8月份数据看，进出口总值为3292.9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0.2%。实体经济、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普遍反映经营困难；财政收入增长乏力。面对这一经济形势，一些专家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解决办法。例如，有专家建议加大基础设施投资，认为“摆脱世界经济危机有赖于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入，消费在刺激需求方面则是缺乏可持续性的。”

也有研究者认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与问题，不在于经济缺乏增长动力，而在于发展中面临的根深蒂固的结构性问题。在这个结构性矛盾中，以“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的失衡最为典型。

首先，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大好时期可能一去不复返了。因为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不断加大，更由于主要经济体消费未完全复苏，我国的进出口很难再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对中国增长的贡献将逐步趋弱。

其次，在对待投资问题上，人们仍有较大分歧和不同看法。因为中国人均固定资产很低，还有很大的投资空间。

再次，从现实情况来看，主要问题是消费被抑制，城乡居民消费增长无力。因为从进入2012年以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速度急剧下降，增长速度从2011年的17.1%下降到13%左右。

因此，搞活经济，扩大投资等办法，都需要建立在消费增长的基础上。从发展阶段看，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潜在消费规模当大。商务部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国内市场总体规模逐步位居世界前列，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15%左右，2015年达到32万亿元”的目标；考虑到服务消费快速增长等因素，到2015年中国城乡居民潜在消费空间有可能远不止32万亿。

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无论是短期稳增长还是中长期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都越来越高度依赖于消费的提振，依赖于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的释放。国家“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进一步释放城乡居民消费潜力，逐步使我国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个符合发展趋势的重大判断。因此，无论是宏观政策调整还是体制机制改革，都要直接服务于消费释放的这一重要基本要求。

三、政策调整和体制机制改革使经济发展提速

要使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发展这一强势，要在短时间内提速，必须还要把握住几个大方向：

第一，在优化制造业的同时，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世界市场告诉我们，科技含量高的高科技产品附加值更高，能盘踞经济发展的制高点，能掌控市场主动权。我们必须在高科技产业领域追赶发达国家。向高科技经济领域挺进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是我们必须咬定的大方向。如果丢掉这个大方向，我们就必定失去更加辉煌的前程！

第二，在调整政策上，可以尽快加大减税力度，尤其是进一步加大对企业和城乡居民的减税力度。着力改善消费环境，从根源上解决食品、药品公共安全问题。

第三，特别加大有助于形成消费能力的投资，比如加大基本公共服务的投资，包括公共文化投资等。

第四，在体制改革上，尽快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实现收入公平分配。

第五，把城镇化作为拉动消费的重要抓手。如农村乡镇的民用建筑是一个非常大的需求；还有以异地高考为突破，尽快实现农民工市民化。

第六，在以公益性为目标优化调整国有资本配置，构建国有资本公益性的体制基础。

第七，开辟投资大方向。近些年来，中国基础性建设投资不断加大，能源、交通、通讯得到长足的进步，但这方面的投资需求还会不断增长。

四、中国经济如何发展

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正进入转型期，下一步的具体政策还没有明确定论。11月8日，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这种“四化同步”的新表示，无疑将成为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指导纲领，也是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发展到一定阶段，对现阶段突出矛盾的一次求解。

梳理三十年来的改革历程，我们可将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归结于两个方面：向外，参与全球化进程；向内，依托城市化发展。因为在传统模式下，中国经济由投资与出口驱动特征明显，地方经济发展也多依托于土地的城市化建设，利用低廉的要素价格，招商引资。数据显示，中国的城市化率已从1978年的17.9%上升到2011年的51.3%，用30多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国家需要几百年的历程。

最近中央高层多次论及新型城镇化问题，认为这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的长期动力。此次十八大报告也把城镇化作为“四化同步”的有机成部分，不可谓不重视。可以这样形容，中央政府已在新型城镇化方面统一了思想，未来中国经济是否能够实现可持续的长期增长，是否能够从根本上化解经济体内部的潜在风险点，取决于一系列深层次改革的启动与推进。

在启动深层次改革中，2012年的“营改增”范围的扩大对中国经济起着不可低估的两个带动作用，一是使服务业能够以更低的税负成本来获得相对快速的发展。二是“营改增”使得中小企业的发展能够进入一条相对良性发展的道路。比如，2009年至2011年因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累计减少税收收入5000多亿元。今年以来，参与试点的小规模纳税人全部实现减负，减税幅度平均达到40%。如果“营改增”未来几年之内推到全国，整个年度减税量不会低于3000亿元。这将对中国的企业发展和生存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还有，今年最新经济数据公布后，虽然各方对中国经济的走向仍有着不同预估，但两个共识已然形成，一是中国经济能够度过这轮危机的信心进步得到提升，二是中国经济已经很难回归到过去两位数高速增长的时代。未来10年，中国GDP从7%到8%增速将更为健康。而“十二五”规划中提出的两大战略--改造提升现有制造业和扶植新兴产业--落实好，中国的工业化也会有强有力的发展。还有就是土地制度改革、财税体系的改革与调整、利率市场化改革、能源市场化改革、民生的社保体系改革、分配制度改革；电力、水利、交通运输，尤其是城市交通等领域的基建投资，消费品行业、零售业的投资，公共服务均等化都将面临较好的增长潜力。

2013年，将是中国经济启动一系列更深层次改革、以求为经济长期增长释放更多制度红利的关键时期。未来中国经济是否能够实现可持续的长期增长，是否能够从根本上化解经济体内部的潜在风险点，更取决于一系列深层次改革与推进。用改革促发展，用改革推动经济提速，是我们的共识。

由此，我们相信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城镇化建设和深层次的一系列体制改革，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大方向，使中国在二、三十年有个持续的增长是没有问题的。■（资料来源：《人民论坛网》、《新华网》、《社科院网》等）

 

第二篇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须破除体制障碍

吴敬琏 2012年11月19日

11月17日消息，著名学者吴敬琏在国际金融论坛上指出，我国提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已有十几年，但进展缓慢，原因是存在体制性障碍。近日十八大对如何解决体制上问题做出了结论，即坚持改革开放。他相信只要能够坚决执行，经济面貌很快会改观。

东南亚国家出口导向政策难以持续

吴敬琏在演讲中，从2008年以前的金融危机发生以前的世界旧格局的失衡述了东南亚国家出口导向政策不可持续。

他指出，上世纪6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在高福利和消费主义政策影响下，储蓄相对于投资的缺口越来越大。而以日本为首的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利用这个机会，采取出口导向政策，用净出口弥补国内消费不足，支持了GDP的高速增长。于是两类储蓄-消费失衡的经济体之间建立起一种“镜像互补”的关系。

然而所有实行出口导向政策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在成功实施这种政策一二十年后，无一例外的出现了货币超发，流动性的过分增长，引起了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压力的增加，当资产泡沫破灭以后，就出现了资产市场崩溃引起的危机。最先出现这一问题的是日本，台湾地区、韩国也重复了日本之路。

同时上述模式导致发达国家资产负债表的高杠杆化，货币超发或过度负债。然而美国货币超量发行能为世界各国来承担和吸收，而欧洲则表现为高负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表明这种模式已经不能维持，许多西方国家正经历艰难的调整过程。

他指出，在21世纪初的中国也感到压力，提出调整政策的必要性。因此2005年开始了外汇改革，去年第四季度中国汇率改革已经很成功，目前大致在均衡点附近。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刻不容缓”

“我国政府用短期政策维持中国稳定增长做得很好，但不能改变根本。”吴敬琏用这样一句话评价中国政府以往的政策。

他指出，最初我国增长模式是引用苏联的方式：用大规模的重化工业带动增长，带来的问题是投资率不断提高而消费不足，造成最终需求不足。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采取的是是出口导向政策，现在也陷入困境。

“净出口负增长是中国增长减速的主要原因。如果不能实现增长模式转型，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中国经济就会陷入靠投资维持增长和消费率持续下降的恶性循环，最终导致危机。”吴敬琏称。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缓慢在于体制性障碍

然而，中国政府早在1995年就认识到了中国增长模式需要转变并列入计划，为什么十几年来却进展缓慢？吴敬琏指出，原因是存在体制性障碍。

“1995年制定的”九五“计划，就是从1996年到2000年的计划，就决定了实现两个根本转变，其中一个就是增长模式的转变。”九五“计划因为是在一个大改革的背景下实现的，所以，应该说，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当时提了两个根本转变，一个根本转变就是从粗放的增长方式转变到集约的增长方式，另外一个根本转变是从计划经济转变到市场经济。因为这两个转变是同时进行的，所以应该说，”九五“计划执行的情况还是比较好的，经济效率有所提高。”吴敬琏称。

然而吴敬琏指出，在“十五”计划情况发生了逆转。“十五”计划中，应该说开头开得很好，但是随着本世纪初城市化加速了，而政府拥有大量的土地资源。

“各级政府去征购的时候，从农民那里征购的时候，是按照农业生产的成果计价的。而在城市的土地出售的时候，又是按照城市的土地出售的。于是各级政府手里掌握了一个非常巨大的资源。用这个资源、用土地和土地抵押来的贷款，据说有几十万亿的投入，去发展那些产值大的，一般说来就是重化工业。所以，”十五“计划就发生了问题。”吴敬琏表示。

十八大指明坚持改革开放

在十八大之前，对于如何来解决体制上的问题，最近几年来有很大的争论。基本上是两种方向：一种方向是要强化政府对于整个经济的管控，或者就是要加强国有经济对整个经济的控制，就是所谓中国模式；另外一种观点则是，认为要坚持改革开放道路。

“刚刚结束的中国共产党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对这个争论应该说作出了结论。就是我们要坚持70年代后期以来对中国来说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的路线，而且要进一步提高。”吴敬琏表示。

他指出，十八大提出了两大任务，加快完善设计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各项制度，以便“更大程度更大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把推动发展的力量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

“而现阶段要做的是首先制定行动纲领或整体规划。并且要像1994年那样坚决执行。因为这些年形成的特殊利益人群会不希望改革。”吴敬琏表示，相信认真地坚决地克服各种障碍，经济面貌很快会改观。

他认为，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和国内消费的增长，中国将转变为一个为世界提供巨量有效需求的广大市场，为世界经济提供重要的稳定力量。因此，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宏伟目标，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世界，都是巨大的福音。

 

第三篇 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开放迈向新阶段

杨秋宝 2012年11月09日

对于党的十八大报告关于经济发展、改革开放的论述与战略部署，应该从整个十八大报告全部恢宏内容、完整体系来理解。从这样的角度分析，可以概括为六个新，即新方位、新起点、新挑战、新目标、新要求和新部署。

一、新方位：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开放处在新的历史方位

在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召开的党的十八提出，要奋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这实际上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改革开放已经进入并处于新的历史方位。

一方面，从中国自身的发展战略进程看，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改革开放已经进入并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取得重大进展、开始迈向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历史阶段。在进入新世纪之际，为了巩固和提高已经达到的小康水平，为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基本实现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党和国家确定了新世纪头二十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纲领。新世纪头二十年，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经过新世纪十余年的发展，尤其是党的十七大以来五年的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各方面去得了重大进展，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实际上向着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开始迈进。

另一方面，从全球发展、国际比较来看，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已经进入在上中等收入国家序列中推进发展的历史阶段。世界银行以人均国民总收入的不同水平为标准，把世界上的国家划分为三种类型、四个等级，即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又划分为下中等收入国家与上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2010年世界银行下中等收入国家的标准是1006至3975美元，上中等收入国家的标准是3976至12275美元，而我国2010年人均GDP达到4394美元。中国已从下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进入在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推进发展的历史阶段。

二、新起点：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开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党的十六大以来的十年、十七大以来的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取得一系列新的历史性成就，国家面貌发生新的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一是经济发展的新起点，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011年超过5000美元，城乡居民收入大幅提高，经济增长保持持续稳定态势，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快速推进；二是体制改革的新起点，在改革的全面推进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容不断丰富、框架不断完善，为经济社会科学发展提供体制机制保障；三是对外开放的新起点，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位居全球第二，很可能近年超过美国而进为全球第一，实施“走出去”战略取得突出成效，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已提升至第三，参与国际事务处理和全球发展的影响力不断提高。

三、新挑战：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开放面临新的严峻挑战

站在新起点上，中国继续推进经济发展与改革开放，也面临来自于国际环境和国内发展的一系列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严峻挑战。

就国际经济环境而言，在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的前提下，世界经济发展进入新的转折，经济全球化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中国面对五大严峻挑战。一是在一定的时期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减缓，二是世界经济结构发生明显调整与变化，三是围绕市场、资源、人才、技术、标准五个方面的国际竞争更加激烈，四是生态环境和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安全、粮食安全三大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五是针对中国的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与投资保护主义日趋突出。

就国内发展而言，在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基础与条件仍然具备的前提下，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问题、矛盾与风险。总的概括是“三不问题”，即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突出的表现为：两大约束，即经济社会发展的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约束强化；三大差距，即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区域收入分配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三不协调，即投资和消费关系不协调、产业结构不协调、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体制障碍，即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较多。

四、新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新内容

2002年党的十六大第一次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重要内容是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从此考虑202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大约达到3000美元。

2007年10月党的在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对我国发展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其重要内容是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从此考虑202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大约达到4000美元，同时国内生产总值也要翻两番多。

十八大进一步提出，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要在十六大、十七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努力实现新的要求，其重要内容是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目标、新要求。具体而言，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40万亿人民币，到2020年翻一番约为80万亿，按当前汇率计约为13万亿美元；201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47万亿人民币，201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肯定突破50万亿人民币，从这样的发展情况考虑，2020年大约可达到95-100万亿人民币，约16万亿美元。与此同时，2010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大约4400美元，到2020年大约可达到9000-10000美元。

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来看，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约2万元人民币，2011年约2.2万，到2020年大约可达到4-4.5万人民币；农村农民人均纯收入2010年约6千元人民币，2011年约7千元，到2020年大约可达到1.2-1.5万人民币。

五、新要求：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开放的新要求

十八大报告提出了面向2020年推进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开放的新要求，简单概括就是体制定型、方式形成、四化同步。体制定型，是指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攻坚经济体制改革难点，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经济制度体系，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方式形成，是指要坚持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着力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新活力，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四化同步，是指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六、新部署：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开放新的战略部署

十八大提出的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开放的战略部署，可以概括为全面改革、创新驱动、结构调整、城乡一体、扩大开放。全面改革，是要全面深化四个方面改革，即所有制改革、市场改革、财税改革、金融改革；创新驱动，是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加快建设和完善两大体系即国家创新体系和知识创新体系；结构调整，是要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突出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城乡结构四个方面的调整与优化升级，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城乡一体，是要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扩大开放，是要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一是要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二是要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三是创新开放发展模式，提高抵御国际经济风险能力。

责任编辑：单梦竹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2/1202/69668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