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历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们（上）

 

从1921年到2012年，从党的一大到十八大，历史进程风云变幻，中共中央领导机构不断完善，中央政治局常委们的个人命运与中国的命运亦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一些常委为革命献出宝贵的生命;一些常委为国富民强殚精竭虑;一些常委过早病逝留下遗憾。他们都曾经为建设一个崭新的中国贡献过力量。

当然，有少数常委成为革命的逃兵或叛徒，也有少数常委为一己之私兴风作浪，给党和国家带来严重危害。这些人最终都被历史所抛弃。正是在这样的淘洗和历练中，党的中央领导层才不断走向成熟。

大浪淘沙，薪火相传，成熟团结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正带领中国走向更美好的明天。

政治局常委会的诞生与变迁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已走过90余年风雨历程，从一个仅有50余名党员的小党成长为拥有8000多万党员的大党，从一个为革命而奋争的革命党成长为领导现代化建设的执政党。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每一次调整、最高层人事安排的每一次变动，都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命运。

制度设计

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运转，主要由党代会制度、中央委员会制度和常委会制度保障。其中，党代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制度，它从1921年中共创建时就已确立。在此制度设计中，党的代表大会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和权力机关，包括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和基层代表大会。从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起，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进入常规化时期，即每五年召开一次，由中央委员会召集。

中央委员会制度衍生于党代会制度。在此制度设计中，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在中共五大之前，这一机构被称作“中央执行委员会”;五大之后，改称“中央委员会”至今。中央委员会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领导党的全部工作。通常所说的“中共中央”、“党中央”就是对中央委员会的简称。

常委会制度是衍生于党代会制度的另一党内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在现实政治运作中，中国共产党已经形成以常委会制度为核心的决策体制，其成员简称“政治局常委”，一般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最高层领导人。

演变过程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选举产生了党的第一个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局。当时全国只有50多名党员，相关事务甚少，各地方组织也不健全，因此，一大决定暂不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只设立中央局作为中央临时领导机构。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李达负责宣传工作。为什么将党的最高领导人称为“书记”?因为书记是当时最小的官职，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文书、秘书。这表明了新政党与旧社会决裂，决不当官僚、决不做老爷欺压百姓的决心。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时，党员增加到近200名，因此大会选举出中央执行委员会。把中央领导机构命名为“中央执行委员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效仿苏共。“一把手”陈独秀的称谓相应改为“委员长”。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基础上进一步产生了中央局。1925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四大上又将“一把手”的称谓改为“总书记”。

1927年4月至5月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五大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次调整。当时，全国党员已超过5万人，“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局”已不足以有效统领全党，于是，五大把中央执行委员会改为中央委员会;中央局改为中央政治局;同时增加一个领导层级，即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这是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由此形成中央四级领导体制——全国代表大会为中共最高领导机关;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委员会为中共最高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由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其中，政治局常委会是领导核心。在五大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由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组成。

1928年6月至7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六大在中央领导机构方面最明显的变化是注重领导成员的工人成分，典型体现就是码头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被选举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政治局常委会主席。这是在对中国国情缺乏清晰认识的情况下照搬苏共经验的结果。从六大开始，称党的最高领导人为“主席”。

1945年4月至6月，在六大召开17年后，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此时的中共已今非夕比，党员发展到121万人，出席大会的代表共计755人。七大再次确认了中央四级领导体制，不再设政治局常委会，改设中央书记处，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

1956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八大是中共成为执政党后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此次大会上，中央领导机构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调整：一是政治局和书记处分设，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领导之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其第一负责人称谓由“主席”改为“总书记”，邓小平被选为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由此，中央决策机关——政治局和领导日常工作的机关——书记处分立。二是中央委员会在设立主席的同时，第一次设立副主席，且副主席有多名，并规定中央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也是中央政治局的主席和副主席。三是恢复政治局常委会，并规定它是党的核心领导，由主席、副主席、总书记组成。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在北京召开时，“文化大革命”正当高潮，此次大会是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秘密举行的。中央领导机构在此次大会上的变动包括：一是废除了八大有关中央书记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规定。二是第一次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军委主席，由此成为定制。三是中央文革小组这一实际职权凌驾于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之上的特殊机构，在此次大会后停止活动，被新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取代。四是在一系列不正常因素的作用下，随后召开的九届一中全会选举出的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中，中央委员会主席为毛泽东，林彪成为唯一的副主席。

1973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大，是在发生林彪事件的特殊背景下提前召开的。中央领导机构在此次大会上没有大的调整，但在极“左”思潮泛滥的情况下，江青集团重要成员全部进入中央政治局，其中，王洪文当选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地位仅次于周恩来。

1977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大对党进入历史新时期具有过渡性意义。大会对中央领导机构的调整主要是重设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纪委始设于1949年，1955年改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九大上曾被取消。

以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共产党进入历史新时期。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为适应改革开放以来工作的需要，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重大调整与变革：一是中共中央不再设主席、副主席，只设总书记，由总书记负责主持召集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并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以此为标志，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党中央最高领导职务。二是增设了中央顾问委员会作为新老干部交替的过渡性机构，其主任必须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三是规定中央军委主席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委中产生;此前，中央军委主席一般由中央委员会主席或总书记兼任。四是规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委中产生。五是规定中央书记处仍旧负责党政军的日常工作，并处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领导之下。

1987年10月至11月召开的十三大对中央领导机构作了进一步完善。一是中央委员会首次采用差额选举方式选举产生。二是调整中央书记处的职责与产生办法，规定中央书记处是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的办事机构，其成员不再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改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提名，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三是不再规定中央军委主席、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委中产生。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召开时，在中央领导机构方面的变动主要是取消中央顾问委员会。延续10年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已经完成了实现新老干部交替的历史使命。至此，中央领导机构的总体框架进入较为稳定的时期，在1997年十五大时基本没有变动，在2002年十六大时只经历了一个微调——此次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中，改变了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兼任中央军委主席的传统，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分别由胡锦涛和江泽民担任。但这一暂时变动很快恢复，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接受江泽民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请求，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锦涛兼任，彻底完成了两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平稳过渡。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则将中央实行的巡视制度、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的制度写入党章，进一步完善了中央领导机构总体框架。

 

五四”领袖走进大革命

陈独秀连任5届最高领导人，中共三大上毛泽东曾进入核心领导层

20世纪初，中国深陷内外交困的泥沼。国内，辛亥革命的果实落到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里，愈演愈烈的军阀混战使国家长期分裂、动乱，民不聊生;国外，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导致中国面临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危机。生死存亡之际，一群思想先进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筹备成立一个全新的政党，力图挽救国家于危难之中。这个改变中国命运的政党就是中国共产党。

一大二大的三人最高领导层

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一幢小楼里开幕。参加会议的代表有：上海的李达、李汉俊;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由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共13人，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参加会议。会议原定由陈独秀主持，因他未能来上海，临时推选参与一大筹备工作的北京代表张国焘主持。毛泽东、周佛海担任记录。

由于一大上海会场受到法租界巡捕的搜查，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会议首先讨论并通过了党的纲领和决议，接着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草案，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中央局的人选很简单，共3人，即书记一人，组织主任一人，宣传主任一人。结果，陈独秀当选为中央局书记，张国焘当选为中央局组织主任，李达当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会议决定，在陈独秀没来上海之前，书记一职暂由周佛海代理。

选举时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插曲。选举前，共产国际授意张国焘就人选问题同各代表商谈，使选票能够集中。张国焘也很乐意借此提高自己在党内的威望。但在选举书记唱票时，还是念到了一张写有“李汉俊”的票。董必武马上问：“是谁选的?”刘仁静回答：“是我。”董必武没吭声。后来据刘仁静回忆，从董必武的惊讶来看，这可能是所有选票中唯一未按照事先约定投的票。后来有人评价说，刘仁静自由的一票，可以用来证明中国共产党即使在诞生时也并非对共产国际唯命是从。

中央局人选的确定，标志着中共中央最早的最高层领导集体形成。陈独秀1879年出生于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安徽怀宁人。他是清末秀才，日本早稻田大学肄业，《新青年》的主编、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他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驱，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才华横溢，思想激进，具有从事政治斗争、宣传、教育工作的丰富经验，有号召力。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之后，他为中国革命做出了极大贡献。不过，陈独秀性格孤傲，脾气暴躁，给党内带来了家长制作风，他对中国国情认识不全面，也给革命带来消极影响。

张国焘1897年出生，江西萍乡人，和陈独秀一样来自官僚地主家庭，北京大学理学院毕业。五四运动中，他主持创建青年团北京地委，任书记，并协助李大钊、陈独秀建立中国共产党。在筹备中共一大的过程中，上海的李达、李汉俊都不善交往，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接触时发生了冲突，而张国焘处事精明，和马林相处得非常融洽。也正因如此，24岁的他在一大上被公推代替陈独秀主持会议，随后又被选入中央局。1922年1月，张国焘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参加了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受到了列宁的接见。张国焘思想偏“左”，个人主义意识浓厚。

李达1890年出生，湖南零陵人，来自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日本第一高等学校理科毕业。他曾作为总代表，率百余名留日学生到北京向北洋政府请愿，1920年回国，在上海担任中华书局编辑。李达是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之一，创办、主编《共产党》月刊，负责联络通知各地选代表开会。他理论水平高，但性格倔强，易动感情。1923年，李达在国共合作问题上与陈独秀发生严重的意见分歧，随后离开党组织，从事理论研究和教育工作。1949年，李达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同年1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李达历任北京政法大学副校长、湖南大学校长、武汉大学校长。“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1966年在武汉含冤去世，1980年平反昭雪。

1922年7月16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有12人。虽然距离一大召开仅时隔一年，但党的地位得到了巩固，人数、质量上都有所增长，并且从实际工作中取得了经验。二大第一次提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提出了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和主张，通过了党的历史上第一部正式的党章。

这次大会确定的领导机构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共有5名成员：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邓中夏，后根据马林建议，补选李大钊、李汉俊、向警予为候补委员。陈独秀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蔡和森、张国焘分别为宣传委员和组织委员，3人实际组成最高领导层。

蔡和森1895年出生在湖南双峰一个破落的商人家庭，毕业于湖南高等师范文学部。青年时代他就同毛泽东组织新民学会，后赴法国勤工俭学，由于组织领导留法学生进行政治斗争，被强遣回国。蔡和森理论水平高，对中国革命与建党理论研究深入，是二大宣言、决议的主要起草人之一，主要负责协助陈独秀开展理论宣传工作。

三大，毛泽东第一次进核心领导层

1923年6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30多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会。三大的主要议程是讨论国共合作问题，最终决定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

然而，三大面临的人事难题也不容忽视。实际上，二大之后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不团结，李汉俊和李达离开了党组织，张国焘个人领袖欲和表现欲过强，喜欢在党内搞小宗派小集团。因此，陈独秀在三大作报告时对张国焘提出严肃批评：“张国焘同志毫无疑问对党是忠实的，但是思想非常狭隘，所以犯了错误。他在党内组织小集团，是个重大的错误。”而张国焘也不让步，极力反对共产国际的意见，并与曾经与他关系融洽的马林争论激烈，结果，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选举中，张国焘落选。

三大选出9名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5名候补委员。由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组成中央局，陈独秀担任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为会计。

毛泽东1893年出生于湖南湘潭的富裕农民家庭，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建党以来，他一直积极领导湖南工农运动，得到党内普遍认可。三大上，代表们对国共合作的方针曾有激烈争论，毛泽东赞成国共合作，并耐心劝导持反对意见的蔡和森等人，展示出其不凡的工作能力，被选入中央局并担任秘书。这个秘书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一般意义上的秘书，而是中共中央局领导人之一，相当于后来的中共中央秘书长，这也是毛泽东首次进入中央领导层。按照三大组织法的规定，中共所有的函件都要由陈独秀和毛泽东两人签字方能生效。事实上，毛泽东成为党中央领导核心的第二把手。

担任中央局会计的罗章龙出生于1896年，来自工人家庭，湖南浏阳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罗章龙是早期中国工运的实力派人物和重要领导人。1930年，因反对王明篡权，罗章龙被开除出中共，1934年到河南大学开始教学生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罗章龙调回北京，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并担任中国革命博物馆顾问，1995年病逝。

四大，张国焘凭一封信当中委

三大以后，国共合作的步伐大大加快，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股向着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猛烈冲击的革命洪流。与此同时，一股逆流也逐渐显现出来，国民党内部的左右派进一步分化，国共关系逐渐复杂化。中国革命面临许多新的问题需要给予解答。

在这一背景下，中共四大于1925年1月11日在上海召开。大会总结了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教训，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来自全国的20名代表参加了四大。需要指出的是，三大进入中央局的毛泽东因病缺席这次会议。

此次大会选出9名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5名候补委员，执行委员会又选出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组成中央局，陈独秀继续担任最高领导人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其称呼由委员长改为总书记。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四大确定的人员设置，表明党内机构开始日益健全，陈独秀作为总书记的权力也随之扩大，成为党内名副其实的“家长”。

在推选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时，山东代表提出，有同志反对张国焘当选。对此，陈独秀解释说，党中央人才有限，用人只能取其能力和贡献，如果过分苛求，会丧失一些有用人才。那名山东代表也没有再坚持。张国焘因故没有出席四大，但他给大会写了一封信，申述自己的意见，其中一项是要求中央加强出版工作，把一些重要理论书籍和有关苏联的著作译成中文出版，提高国内党员水平并加强宣传工作。有人认为，张国焘这封信不过是在耍“竞选”伎俩，但不论怎样，他最终如愿以偿了。

在四大中，彭述之和瞿秋白进入中央局。彭述之1895年出生，湖南邵阳人，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口才与文笔都极好，擅长宣传。他曾受派遣前往莫斯科留学，与瞿秋白、罗亦农并称为中共党内“留苏三领袖”，是陈独秀的坚定支持者。正因如此，虽然他在四大前连中央执委都不是，但在四大上不但当选中央执委，还进入了中央局。由于当时中共极其重视宣传工作，所以中央局5名成员有3人负责宣传，又以彭述之为首，这让他实际上成为仅次于陈独秀的党内“二把手”。中共五大上，彭述之也当选为中央委员。但后来因不同意中央路线，他在1929年被开除出党。那以后，他的身影便在中共党内消失了。1983年，彭述之在美国去世。

瞿秋白，江苏常州人，1899年出生于没落官宦人家，早年积极参加革命运动并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1922年，陈独秀到莫斯科时瞿秋白为其担任翻译。交往过程中，陈独秀发现了他的能力与才华，随即邀请瞿秋白回国工作。回国后，他任《新青年》季刊、《前锋》主编，翻译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相关著作，为中共的宣传工作做出了很大贡献。因此，在中共四大进入中央局。不过仅几个月，中央局再次进行调整，瞿秋白不再担任中央局委员，增选向警予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局委员。

五大，出现政治局常委

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上海发动了反对共产党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4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但在共产国际和党内右倾错误方针的作用下，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领导核心缺乏解决主要矛盾的、正确有力可行的决策。这次大会未能挽救大革命的失败。

出席五大的正式代表共82人。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多里奥、维经斯基、鲍罗廷等也参加会议。这次大会上，中共领导机构第一次出现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的设置。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由31名正式委员和14名候补委员组成。随后的五届一中全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李立三、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为政治局常委，陈独秀为总书记。张国焘、蔡和森、周恩来、李立三、谭平山分别担任组织、宣传、军事、工人、农民部部长。

五大会议上，陈独秀作了长达6个小时的报告。其中既没有正确总结经验教训，也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针和政策，反而为过去的错误进行辩解，提出了一些错误的主张。许多代表对他的报告表示非常不满，纷纷进行批评，带头开炮的就是瞿秋白和蔡和森。陈独秀做完报告后，第二天开会的时候，每位代表的座位上都放着一本小册子，封面上印着：“《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瞿秋白著”，瞿秋白在小册子中从理论到实际系统批判了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引起了代表们的兴趣。陈独秀对此很不满意，彭述之也附和说：“这是见了鬼。”

尽管受到批判，此次大会上陈独秀还是连任总书记。这一方面是因为共产国际还没有找到更合适的人选，另一方面是由中国共产党当时的条件所决定。首先，全体代表对右倾错误的严重危害性还认识不足;其次，陈独秀是党的主要创办人之一，在社会上仍有较大的影响;当然，当时党内确实还没有各方面综合实力超出陈独秀的领袖人物。

六大前的频繁调整

五大以后，党所面临的革命形势日益严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人事变动与调整非常频繁，几个月甚至一个月不到，就会出现新的面孔。

随着军事工作越来越显示出重要性，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中政治、军事才能突出的周恩来崭露头角。周恩来1898年出生，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1921年春入党。1927年3月，周恩来成功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因此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1927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周恩来代理中央常委职务，参加中央核心领导，周恩来由此成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

1927年6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增补瞿秋白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但月底，瞿秋白因病请假。随后，会议又决定谭平山任政治局常委。

谭平山1886年出生，广东高明人，北京大学毕业。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任中共广东支部书记。1927年8月，他与周恩来、朱德、贺龙等领导南昌起义，失败后流亡港澳。同年1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谭平山被错误地开除党籍。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回到武汉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49年9月，谭平山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并参加了10月1日的开国大典。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等职。1956年在北京逝世。

在国共合作濒临破裂的紧急关头，1927年7月12日，共产国际训令中国共产党批判机会主义错误，改组中共中央。此时的陈独秀已经有职无权，在极度彷徨的心态下，他给临时中央写了一封信，称“我实在不能工作”，要求辞去总书记职务。自此，连任5届中共最高领导人的陈独秀离开中共中央最高岗位。1929年7月，中苏围绕东北的中东铁路权归属问题，爆发了“中东路事件”。11月，陈独秀在此事件上与中共中央产生激烈争论，并发表公开信表现出与中央决裂的姿态，随后被开除党籍。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判刑后囚禁于南京。抗战爆发后，他于1937年8月出狱，先后住在武汉、重庆，最后长期居住于四川江津。1942年5月在贫病交加中逝世。

陈独秀辞职后，张国焘临时代理主持中央工作。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之职权。

李维汉1896年出生，湖南长沙人。他1919年赴法国留学，后参与了中国共产党欧洲支部的筹建工作，成为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大革命时期，湖南工人、农民和学生运动蓬勃发展，其中李维汉功不可没。“八七”会议后，李维汉一度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中共主要领导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1984年在北京病逝。

张太雷1898年出生，江苏武进人，共青团创始人之一，青年运动的卓越领导人。他是第一个被派往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共党员，具有杰出的政治和外交才能，被誉为“真正的国际主义者”。1927年12月，张太雷在广州起义中阵亡，成为中共历史上第一个牺牲在前线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成员。

李立三1899年出生于湖南醴陵一个教师家庭，中学毕业后赴法国勤工俭学。他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发动和领导著名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是党内领导工人运动的领袖。

1927年7月21日，瞿秋白再次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瞿秋白6人组成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务委员会。

基于对大革命失败错误的总结，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对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进行较大动作的调整。会议选举产生临时中央政治局，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3人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其中苏兆征为新增常委。苏兆征1885年出生，广东香山人。中共党内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香港海员大罢工、省港大罢工、广州起义的领导人。

此次调整总书记空缺，瞿秋白以中央委员会临时政治局主席身份主持中央工作，由此成为继陈独秀之后的中共第二任最高领导人。

3个月后，中央临时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增补周恩来、罗亦农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自此至1928年1月，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周恩来、罗亦农5人为常委。罗亦农1902年出生，湖南湘潭人。党内杰出的工农运动领袖，曾参与领导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和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1928年4月被捕牺牲。2009年，罗亦农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1928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项英加入中央常委会，中央政治局常委由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周恩来、项英组成。项英1898年出生，湖北武昌人。中共党内工人运动著名领袖，曾参与领导1923年“二七”大罢工和1925年沪西日商纱厂二月罢工。中共三大至五大，项英均当选为中央委员。

1928年，由于国内形势严峻，中央决定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瞿秋白、周恩来等出国负责筹备六大。由李维汉、任弼时、罗登贤3人组成中央临时(政治局临时)常务委员会，总书记继续空缺。

任弼时1904年出生，湖南湘阴人。参加革命后曾与刘少奇等一起赴苏联学习，回国后在共青团中央工作。任弼时性格耿直，一次因向陈独秀提意见，气得陈独秀把他的意见书当面撕碎。任弼时“八七”会议被选入政治局，成为中共历史上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

罗登贤1905年出生，广东顺德人。1925年，罗登贤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领导了同年6月19日爆发的省港大罢工，是中共党内擅长领导工人运动的后起之秀。1926年，他被选为中共香港市委委员，并参加市委常委工作;1927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曾率领工人赤卫队在前线作战;1928年前往上海，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

 

白色恐怖下的坚守

在敌人的多重“围剿”中，中共高层领导人有的变节投敌，有的宁死不屈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走上了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由于面临中国社会性质以及革命性质、对象、动力、前途等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共产党迫切需要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认真解决。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也开始进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六大，工人向忠发成最高领导人

当时国内正值白色恐怖，共产党已经很难找到安全的地方开会。于是，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座庄园里召开。这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共有代表142名，代表全国4万多名党员。因形势严峻，代表多数由中共中央指定出席。大会中心任务是：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分析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制定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统一全党思想，发展革命力量。

六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23人，候补中央委员13人。在随后召开的六届一中全会上，选举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项英、蔡和森5人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杨殷、徐锡根为候补常委。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

1929年6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召开之前，因苏兆征病逝等原因，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对政治局常委进行调整，由向忠发、周恩来、项英、杨殷、彭湃、蔡和森组成。六届二中全会上，政治局人员基本没有变动。

这段时间里，向忠发实际上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向忠发(1880-1931)，湖北汉川人，原是一名兵工厂工人。他1922年入党，很快成为武汉地区党内领导工人运动的重要人物。在中共五大上，向忠发入选中央委员，当时实际地位并不高，但在中共六大上，由于共产国 际片面追求中共领导人的“工人化”和注重领导成员的工人成分，向忠发平地飞升，一跃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向忠发工作能力不强，实际上没能起到应有的领导作用。相反，他在生活上非常腐化，竟用党的经费住洋房，还养了一个情妇。

六届三中全会批李立三

中共六大之后的两年间，各种斗争极其残酷。到六届三中全会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已经有不少人牺牲。这其中就包括杨殷和彭湃。

杨殷( 1892 -1929 )，广东中山人，中共早期工运领袖，是省港大罢工的重要领导者之一和1927年广州起义的组织发动者之一，也是中共早期情报和保卫工作领导人之一。六大上，杨殷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常委，1928年底出任常委。1929年8月，由于叛徒告密，杨殷在上海被捕，几天后被国民党秘密杀害。2009年，杨殷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彭湃( 1896-1929 )，广东汕尾人，中共早期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广东海陆丰农民运动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被毛泽东称为“中国农民运动大王”。但是，在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后不久，彭湃就因叛徒出卖而被捕，与杨殷等4人同时就义。2009年，彭湃也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1930年3月，周恩来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央的工作情况。在此期间，由于向忠发缺乏领导能力，中央工作实际上由李立三主持。不过，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的“左”倾冒险错误，给党带来了严重损失。

周恩来和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瞿秋白从苏联回国后，于当年9月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

会议批判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错误。当年11月，李立三正式离开中共中央，不久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和交待错误。此后，他羁旅莫斯科长15年。由于李立三勇于承认错误，在后来的中共七大上，他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共中央工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等职，“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1967年蒙冤逝世。1980年，中共中央为李立三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鉴于中央委员会中一些成员牺牲，六届三中全会进行了补选，毛泽东重新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议决定，由向忠发、周恩来和徐锡根3人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仍为向忠发，周恩来则为实际负责人。

1930年1O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确定把湘鄂赣联接到赣西南成为一个大区域，巩固和发展它成为中央根据地。因此，会议决定在中央根据地设立苏区中央局，同时成立由项英、毛泽东、任弼时、朱德等25人组成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苏区中革军委)。这次会议表明，中共中央开始对红军游击战争和农村根据地的地位有了一定的新认识。

但共产国际方面一直对中共在六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工作不满，指责中共在纠正李立三错误的过程中犯了调和主义错误，从而使三中全会以后的中共中央一度无法工作。虽然中共中央在此后承认有错误，但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米夫等人仍不依不饶，最终导致六届四中全会的人事变动。

不正常的六届四中全会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在米夫的把持下，王明等人借机批判和打击异己，会议开得极不正常，瞿秋白、周恩来成为会议的主要批判对象。

会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政治局成员分工和中央常委人选等问题，决定向忠发、周恩来和张国焘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陈郁、卢福坦、徐锡根为候补常委，主席仍为向忠发，并决定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改称为中央总书记。

3位候补常委中，陈郁(1901-1974 )，广东宝安人，是中共党内早期工运领袖之一，也是广州起义的策划者与组织者之一。新中国成立后，陈郁被任命为首任煤炭部部长。他在中共八大、九大、十大都当选为中央委员，1974年因病去世。

卢福坦(1890-1969 )，山东泰安人，是早期山东工运和青运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在中共六大注重工人成分的背景下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并于六届四中全会成为候补常委。

徐锡根(1903-? )，江苏无锡人，是中共早期江苏和上海地区工人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在六大上，徐锡根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常委。1932年，徐锡根被捕后变节，加人中统特务组织。1940年，徐锡根任江西省政府特工委主任时，与另一名中共叛徒庄祖方一起制造了中共历史上著名的“政治皖南事变”——中共南方工委被敌人破获。“南委事件”破坏面之广，被捕人数之多，在中共历史上空前绝后：江西、广东、广西、湖南等省地下党组织损失极为惨重。仅江西省就有44个县委、200多个区委被破坏，2000多名党员被捕。徐锡根后来的下场不详。

六届四中全会开除了李立三的中央委员职务，瞿秋白也因“对立三路线的批判不够彻底”被解除了中央领导职务。此后，瞿秋白把主要精力用于领导中国左翼文化运动上。1934年，他到达中央根据地不久，红军长征开始，瞿秋白被留在了即将沦陷的瑞金。1935年，在转移途中瞿秋白被捕，后英勇就义。

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被米夫支持下的王明所操纵。虽然共产国际远东局在会上想让王明出任候补常委的提议没有成功，但在1931年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终于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样，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正式委员为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王明4人，候补委员不变。

在上海的临时中央面临危机时，以赣南闽西为中心的中央根据地却在巩固和发展。但当时，临时中央对苏维埃政权还是没有全面的认识，仍继续执行“左”倾错误路线。

王明(1904-1974 )，原名陈绍禹，安徽六安人。1925年，王明赴莫斯科留学，并加人中国共产党。其在中共党内的上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米夫的支持。1929年从苏联回国后，他即打着“反对立三路线”的旗号，从六届四中全会开始，在党内推行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更为“左”倾的机会主义路线，给中国革命带来极大危害。

到1931年3月，中央政治局常委又有变动，新常委会由向忠发、周恩来、卢福坦、王明、罗登贤5人组成。

1933年2月，罗登贤由于叛徒告密被捕，先后被关押在上海、南京。他在狱中遭受各种酷刑，宁死不屈，8月29日在南京雨花台被反动派杀害。

临时中央政治局

1931年4月，由于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的顾顺章叛变，向忠发6月被捕。在狱中，向忠发经受不了酷刑考验很快叛变，出卖了组织和同志。而他那位妓女出身的情妇，却在反动派面前坚决否认向忠发的身份，以致后来人们慨叹：向忠发的贞操还不如一个妓女。最终，向忠发也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写完招供材料后即被国民政府枪决，成为中共历史上最受唾弃的人物之一。

顾顺章和向忠发的叛变，给中共中央带来严重损失，上海等地的地下党组织几乎完全被摧毁，多人被捕被杀害。蔡和森即是其中之一。1931年6月，顾顺章带特务追到香港，将在那里参加海员会议的蔡和森逮捕。两个月后，蔡和森在广州英勇就义。

在紧急情况下，1931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王明、卢福坦、张闻天4人组成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米夫指定王明任代理书记。

此后，中共中央机关又多次遭到破坏，到了9月，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均已不足半数，已失去“代表多数”的作用。同时，周恩来将赴中央苏区工作，王明也将去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这样一来，中央政治局已是有名无实，无法正常运转。

鉴于此，共产国际远东局指示中共改组中央领导，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即临时中央)，并提出组成人员的具体建议。1931年9月中旬，周恩来和王明二人离开前，主持召开会议，临时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主要由王明提名，常委为博古、张闻天和卢福坦，不设总书记，由博古负总责。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继续贯彻执行“左”倾教条主义的方针。

博古(1907-1946)，原名秦邦宪，江苏无锡人。他早年即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入党后于1926年被派往莫斯科学习，1930年5月回国。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博古能成为常委，与他和王明同为留苏派有直接关系。自此直至遵义会议，博古一直是中共实际最高领导人。由于他深受王明“左”倾路线影响，其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很大损失。但遵义会议之后，他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开始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1946年，博古因飞机失事遇难。

张闻天(1900-1976 )，江苏南汇人。他是中共党内一位被誉为“红色教授”的学者型领袖。张闻天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从1925年开始留学莫斯科长达6年，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也正因此，他受到共产国际方面的重用。

党内三股力量汇合

在上海的临时中央面临危机时，以赣南闽西为中心的中央根据地却在巩固和发展。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举行，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大会通过的宪法规定，苏维埃政权最高权力机关为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大会闭会期间，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政权机关。此后举行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一直没到中央根据地任职)为副主席;选举毛泽东为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这实际上是苏区对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认可。

但当时，临时中央对苏维埃政权还是没有全面的认识，仍继续执行其“左”倾错误。1932年3月，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陈云加入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卢福坦去职。1933年，卢福坦被捕叛变，后在国民党特务机关任职。新中国成立后，卢福坦被逮捕，并被长期关押，1969年被秘密处决。

1932年10月，临时中央增选王云程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王云程(1905-? )，山东青岛人。他出身工人，早期积极参加和组织工农运动。1925年入党后，王云程赴莫斯科学习，后来其政治观点倒向王明。他入选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亦与其苏联背景相关。1933年，王云程被捕叛变，此后下落不明。

到1933年1月，临时中央在上海已经无法立足，于是决定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由上海迁到苏区。临时中央政治局与苏区中央局会合后，成立中共中央局。中共中央局委员由六届四中全会政治局、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部分成员组成，形成党内三股力量协调共事的局面。中共中央局常务委员为原临时中央成员的博古和张闻天二人，总书记为博古。

1934年1月，在中央苏区遭遇第五次“围剿”的关键时刻，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在当时的特殊形势下，此次会议虽名为全会，但实际许多中央委员缺席。会议增选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并选出了新的中央政治局：由委员12人和候补委员5人组成。博古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负责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书记处，代替原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常委称为书记处书记。会议选出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常委)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张国焘、王明、陈云、项英7人。博古仍是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此前，毛泽东受到排挤，失去了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权。

陈云(1905-1995 )，上海人。他具有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才华。陈云早年参加“五卅”运动和工人罢工运动，很快成为党内劳工运动的领袖，六届三中、四中全会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开始在党内崭露头角。

遵义会议，毛泽东进入书记处

1934年5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苏区面临严峻形势，博古主持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进行战略转移，并报请共产国际批准。6月，为有效筹备战略转移，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中央最高“三人团”，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博古负责政治，李德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军事顾问，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执行。但在李德的错误指挥下，党和红军陷入极为被动的困境，党内许多干部逐渐认识到毛泽东等人的正确主张。

1935年1月，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着重解决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遵义会议在纠正博古、李德“左”倾错误的基础上，改组了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进入中央书记处工作，并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在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张闻天负责宣传;博古负责组织工作。2月，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张闻天正式代替博古出任中央总书记。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以周恩来、毛泽东和王稼祥组成新的中央“三人团”，周恩来为负责人，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在当时特殊的战争环境中，这是中央最重要的也是特殊的领导机构。

遵义会议是中共转危为安、走向成熟的重要转折点，在改组后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红军长征途中不断取得军事胜利。但是，在中央红军和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一贯喜欢在党内搞宗派活动的张国焘又开始搞 “小动作”。在1935年8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张国焘坚持“提拔工农”干部、增加红四方面军9人进政治局等意见，引起会议激烈争论。经各方协调后决定：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常务委员会)由张闻天、博古、周恩来、张国焘、王明、项英、毛泽东7人组成(张国焘、王明、项英当时不在中央所在地)。红军长征后，项英留在了南方，后来领导新四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1941年，项英在“皖南事变”后被叛徒杀害。

在中央和红军行动方向问题上，周恩来、毛泽东等多数人主张北上川陕，但张国焘坚决反对，主张南下川康。不久，张国焘无视中央的劝告，坚持南下，并企图危害和分裂党中央，在紧急情况下，毛泽东等人迅速决断，先行北上，使得张国焘的阴谋没有得逞。

在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1937年3月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严厉批判了张国焘的错误，并对其进行教育，但张国焘阳奉阴违，表面承认错误，实际上拒绝党对他的教育和挽救，遂于1938年4月从陕甘宁边区叛逃，投靠了国民党。中共中央随后宣布将其开除出党。张国焘投敌后并未得到长时间的重用，在此后的时局变化中，其命运亦是风雨飘摇，1979年客死于加拿大。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此次会议是一次严肃的党的核心层会议，会议决定，撤销中共苏区中央局，并改组了中央书记处。长期在共产国际工作的王明，在党内的特殊地位得到一定程度的尊重和认可。根据王明的提议，决定增补刚刚由苏联回国的王明、康生、陈云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此后，中央书记处成员主要包括张闻天、毛泽东、王明、康生、陈云5人。1938年9月六届六中全会后，张闻天仍为主持中央常务工作的书记，只是其身份改为中央书记，中央书记处已不再设总负责人。

康生(1898-1975)，山东胶南人。他早期即为“五卅”运动和上海三次武装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并长期领导中共秘密战线的工作。康生曾经拥护过王明的“左”倾路线，1933年起在苏联工作了4年。此次成为常委又是得益于王明的推荐，其中原因不言自明。

由于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加上落脚延安以来党的生存环境有所改善，六届六中全会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基本没有变动。

责任编辑：单梦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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