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历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们（中）

 

从1921年到2012年，从党的一大到十八大，历史进程风云变幻，中共中央领导机构不断完善，中央政治局常委们的个人命运与中国的命运亦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一些常委为革命献出宝贵的生命;一些常委为国富民强殚精竭虑;一些常委过早病逝留下遗憾。他们都曾经为建设一个崭新的中国贡献过力量。

当然，有少数常委成为革命的逃兵或叛徒，也有少数常委为一己之私兴风作浪，给党和国家带来严重危害。这些人最终都被历史所抛弃。正是在这样的淘洗和历练中，党的中央领导层才不断走向成熟。

大浪淘沙，薪火相传，成熟团结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正带领中国走向更美好的明天。

1943-1956

五大书记“进京赶考”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正式形成

如今，对每一位到延安的游客来说，位于杨家岭的中央大礼堂都是行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站。1945年，正是在这里，中共七大隆重召开，产生了三个层次的领导集体，即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为党领导人民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基础。

刘少奇、任弼时新晋书记

在现有历史资料中，“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是对七大最准确、最权威的概括。七大之所以能具有“团结、胜利”的局面，不得不回溯到几年前。

早在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就提出，要将召开七大作为全党“最不可延迟的任务”之一。之后，中央多次提出并决定召开七大，但都未能按计划实施。究其原因，一是受到内战和抗日战争的影响，代表不易集中;二是党内思想上还不一致，对党的领导核心有着不同的认识。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返中央领导层，但王明回国后，不断以各种非组织方式向他和中央挑战。1941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围绕此前的“左”倾错误和右倾错误进行了热烈讨论。和博古、张闻天等人进行自我批评的态度不同，王明一再推卸责任，为自己的错误辩解，遭到与会者的一致批评。次年，全党整风运动开始。

1943年3月20日，刘少奇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提议“中央书记处设一个主席，两个书记，书记是主席的助手”，以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决定调整中央机构，推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并决定他为书记处主席，刘少奇、任弼时任书记。其中，刘少奇实际成为党内地位仅次于毛泽东的中央领导人。这次会议，已经将王明排斥于中央领导层之外。

刘少奇1898年出生，湖南宁乡人。他早年曾领导并参加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等，在五大时当选为中央委员，成为党内工运和白区工作领袖。遵义会议上，刘少奇坚决支持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1941年皖南事变后，他临危受命，与陈毅等一起扭转了新四军的困难处境。

任弼时长征期间是红六军团和后来红二方面军的最高政治领导人，后随八路军总部东进抗日前线，在政治方面负总责。1940年3月，任弼时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次年9月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从人事安排到谁吃大灶、中灶、小灶都要管，由于处理问题周到，被称为“党内的老妈妈。”。

1943年3月的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还规定，对于书记处会议讨论的问题，书记处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自此，中共最高领导人也完成了从张闻天到毛泽东的平稳过渡。1950年以后，张闻天转到外交战线，先后担任驻苏大使和外交部常务副部长，1976年7月1日，病逝于江苏无锡。

1945年4月，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标志，整风运动结束。经过延安整风，全党初步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经实践证明为正确的毛泽东思想在全党得到一致的认可，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与统一，这为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打下了坚实基础。

“放手的民主，高度的集中”

1945年春末，延安城内，陌生的面孔日益增多。抗战胜利在即，为了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为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做准备，在六大召开17年之后，七大就要在这里召开。

几年前，中共中央就明确要求，各地代表选出待命。那以后，代表们就陆续从各抗日根据地、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向延安集中。他们穿越封锁线，通过敌占区，有的人辗转数月到一年才抵达目的地，还有人牺牲在途中。影片《铁道游击队》中，游击队曾接受了一项政治任务，护送胡服同志穿越敌人的封锁线，现实中，这位胡服同志就是刘少奇。他跨越津浦铁路，就是为了前往延安筹备和参加七大。“山一程，水一程，万里长征足未停。太行笑相迎。昼趱行，夜趱行，敌伪关防穿插勤。到处是军屯。”陈毅也用一首《长相思·冀鲁豫道中》，写出自己赴延安参加七大途中的真情实感。实际上，即便会议筹备工作已近尾声，仍有代表风尘仆仆向延安赶来。

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召开的最后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那时，全国已有共产党员121万人，出席大会的代表就有755人。为了适应会议规模，1942年，中央机关的同志亲手盖起了一座集西式风格与陕北窑洞为一体的、占地千余平方米的建筑——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它虽然无法同现在的许多高大建筑相比，但在当时的延安却是独一无二的。

在春日的明媚阳光里，七大在大礼堂正式开幕。在党的历史上，七大的会期最长，从4月23日至6月11日，整整开了50天。

会议选出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这是与会代表普遍关心、讨论最多的问题。经过反复讨论，最终确定和坚持了三个原则：一、对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不要一掌推开，只要承认错误，决心改正错误，还可以入选;二、对中国革命在长期分散的农村环境中形成的“山头”，既要承认和照顾，又要缩小和消灭，要把各个地方、各个方面党的先进代表人物都选进来;三、不要求每一位中央委员都通晓各方面知识，但要求中央委员会通晓各方面知识，因而，要把有不同方面知识和才能的同志选出来。

选举的过程也比之前党的历史上任何一次选举都民主：先由各代表团小组提出候选人名单，经过充分讨论后，进行预选，再提出正式候选人名单，最后举行无记名投票选举。任何代表都可以提名候选人，没有任何指定，没有任何限制，对候选名单中的任何一个人有不同意见可以提;有不了解的地方可以问。

代表们在讨论候选人名单时，有的代表提意见点名道姓，非常尖锐。对于在中国革命过程中犯有严重错误的王明，很多代表不愿意选，毛泽东就亲自做说服工作，提议他继续担任中央委员，说选上他对团结犯过“左”倾路线错误的人有好处。

选举那天，投票结束后，几个计票员在后台忙碌地统计每位候选人得的票数。当时没有计算机，只能把候选人的名字写在黑板上，一个人念，另一个人在名字下写“正”字。工作人员计票时，其他代表都出去休息了，只有毛泽东坐在那里吸烟。当计票人员统计王明选票超过半数后，毛泽东才放心地离开。

经过选举，七大选出中央委员44人，候补中央委员33人。王明在正式中央委员中排在倒数第二，也有的说是最后一名。七大之后，王明在党内主要从事政策研究以及起草法律条文。1950年秋，王明以治病为名举家前往苏联，此后多数时间滞留莫斯科。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前，中央邀请他回国参会，王明回电表示因病无法回国，向中央请假，但八大仍然选举他为中央委员(虽然他在97名中央委员中得票最少)。此后，王明长期留居苏联，1974年病逝于莫斯科。

七大的民主选举方式在党的代表大会是第一次。会后，毛泽东曾以“放手的民主，高度的集中”进行评价，认为这次选举“是在集中领导下的民主，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是民主与集中相配合的模范”，并提出，这种制度和方式“全党都应采用”。

6月11日，七大闭幕，通过了新党章，第一次明确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了党章。

8天后，七届一中全会在杨家岭召开。会议选举出13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即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会议同时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5人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在中共历史上被称为“五大书记”。此次会议还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至此，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正式形成。其中，毛泽东是核心，负责全面工作;朱德负责军事工作;刘少奇负责土地改革与城市工作;周恩来负责外联、统战，并协管军事;任弼时负责组织、办公厅和群团工作。“五大书记”各自发挥所长，各有分工，团结协作，形成了一个成熟的、团结的中央领导集体的中枢。至新中国成立初期，“五大书记”一直是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

七届一中全会选举让朱德进人中共最高领导层。朱德，1886年12月1日生于四川省仪陇县一个佃农家庭，1922年加人中国共产党，早年曾参加领导八一南昌起义、湘南起义，后任中国工农革命军(后改称红军)第四军军长。1930年起，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八路军总指挥(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任总司令)。

“五大书记”夜间集体办公

1945年8月14日，就在七大结束后不久，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在当时的复杂时局下，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决定与周恩来共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表明中国共产党争取国内和平的愿望。

对于这次赴重庆谈判，毛泽东做了最坏打算。8月26日，即赴重庆前两天，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不少与会同志都为二人此行的安全担心，但毛泽东说：“我到重庆后，你们回到各自的根据地，坚决打击进犯的蒋军。胜仗打得越多，我就回来得越快;打不胜，我就回不来。”他还说：“重庆是可以去，必须去。领导核心还在延安，党内也不会有什么扰乱……因为有了里面的中心，外面也就能保得住。”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在他和周恩来赴重庆谈判期间，为了保证中央书记处能保持五人开会，由刘少奇代理主席职务，并增选陈云、彭真二人为书记处候补书记。彭真1902年出生，山西曲沃人，参加革命后积极领导工农运动，早期就是中共北方地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中共白区工作的重要领导人，在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培养党的领导骨干和开展党的地下工作等方面有着重大贡献。

在重庆，毛泽东与蒋介石经过前后10次会谈，各自表达了自身的政治意图，却并未取得外界预期的结果。10月11日，毛泽东返回延安。

在延安，毛、朱、刘、周、任“五大书记”基本上都住在一起，经常一起开会讨论、研究党务国事。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攻占延安后，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转战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刘少奇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转移到华北，和朱德一起负责中共中央委托的工作，但那也只有短短一年多时间。1948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后，“五大书记”会合。

“五大书记”工作时，为了配合毛泽东夜间办公的习惯，周恩来和任弼时从转战陕北时起就改为夜间办公，后来，原本习惯在白天工作的刘少奇、朱德也加人进来，五个人经常在夜间集体办公，研究、部署、指挥三大战役。经常是每天晚上8点钟左右，其他人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几乎每次都工作通宵。习惯早睡早起的朱德坚持不住，总要打盹儿，每次醒来，他总会抱歉地说：“哎呀，我睡着了。”毛泽东便为他开脱。任弼时血压高，工作一紧张，容易头晕，连续熬夜也支撑不住，便在躺椅上稍稍休息一下。

1949年3月，解放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夕，中共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这次会议后，中央书记处书记名单次序变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候补书记为陈云、彭真。与七大时相比，排名先后有所变化，刘少奇、周恩来的排名提前。

新中国建立前夕的1949年3月23日，“五大书记”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临行前，毛泽东高兴地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周恩来风趣地回答道：“我们都应该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接着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决不当李自成。”

新中国成立后的调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核心成员几乎全部进人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并成为政府各个重要部门的领导骨干。“五大书记”中，除任弼时因身体原因无法承担工作外，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为副主席，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另外，彭德怀当选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陈云为政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主任，彭真为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

1950年6月，因任弼时生病需要休养，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在此期间由陈云参加中央书记处的工作。陈云是党内不可多得的擅长财经工作的人才，1944年3月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期间，他主持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有效地执行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为边区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恢复与调整中，陈云也立下了汗马功劳。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经济建设任务日益繁重的情况下，陈云进入中央书记处工作也是中央综合考虑的结果。这次会议还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组成七届三中全会主席团。

在1950年6月召开的七届三中全会上，经毛泽东提议，陈云被正式批准在任弼时休假养病期间代理中央书记处书记。1950年10月，任弼时病逝，中共中央决定，由陈云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

1954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下成立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由于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时机尚不成熟，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一次全国代表会议。鉴于此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计划委员会主任高岗分裂党、破坏党的团结，为加强党的纪律，与党员中各种违法乱纪现象做斗争，会议决定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代替原来的纪律检查委员会。

1955年4月，七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由于任弼时病逝，高岗自杀，会议补选林彪、邓小平为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还是由13人组成。毛泽东仍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中央书记处书记仍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5人。这样的中央领导机构格局，经历了七届六中全会、七届七中全会，到中共八大召开前基本没有变动。

 

1956-1977

中央四选接班人

刘少奇被打倒，林彪叛逃，王洪文成为“四人帮”成员，华国锋最终得到毛泽东信任

1956年召开的八大是中共成为执政党后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7年的执政经验表明，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一个与之相适应的中央领导集体。因此，在八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指出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成分应该改变，当时的中央委员会只是一个政治的中央委员会，还不是一个科学的中央委员会。

这表明，毛泽东已经在考虑中央领导集体未来的建设方向了。其中最重要的，自然是接班人的选择。这一人事问题贯穿了党的八大、九大和十大。

刘少奇做八大政治报告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八大在北京召开，由刘少奇做政治报告。28日，八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6人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其中，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中央书记处总书记。

刘少奇在副主席中排名第一。事实上，在最初的方案中，就只设一个副主席，由刘少奇担任。为什么改为多个呢?毛泽东说：“党章上现在准备修改，叫做‘设副主席若干人’。首先倡议设四位副主席的是少奇同志。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少奇感到孤单，我也感到孤单。一个主席，又有四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这‘防风林’就有好几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就比较好办。除非一个原子弹下来，我们几个恰恰在一堆，那就要另外选举了。如果只是个别受损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见马克思，那么总还有人顶着，我们这个国家也不会受影响。”

刘少奇做的八大政治报告，毛泽东也是满意的。为了起草报告，从1955年12月7日开始，刘少奇找国家机关、中央各部委的负责人到他那去汇报，一个一个地听，一直到1956年3月9日，连续听了37个部门的汇报，常常从白天听到次日凌晨。将近尾声时，毛泽东从外地视察回到北京，得知此事，说这个方法很好啊，让人帮他也组织这样的汇报，有时还叫上刘少奇一起听。这样，刘少奇心里对国家经济建设状况有了数，开始起草报告。9月14日，在宣读报告的前一天，毛泽东审阅修改了刘少奇送来的部分清样，并在给刘少奇的信中说：“你在其余地方有修改，请直付翻译，不要送我看了。”

八大前后，毛泽东主张中央工作分“一线”、“二线”，他摆脱“一线”的繁杂事务，集中精力思考大事。因此，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由刘少奇接任国家主席。1961年9月，来访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问毛泽东：“主席现在是否已明确，你的继承人是谁?”毛泽东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毛泽东不再参加党的经常性会议，党的日常工作和政治局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大事才向毛泽东请示。

但是，在此后一系列工作中，毛泽东和刘少奇逐渐出现意见分歧。毛泽东很生气，认为中央“一线”不让他放心。1964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江青操办了寿宴，生日宴会上，毛泽东表达了他对刘少奇的不满，指责中央有人搞“独立王国”。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下《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一线”领导人。一周后，刘少奇在党内排名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失去接班人资格。 1969年11月12日被迫害致死，1980年十一届五中全会为他恢复名誉。

在八届一中全会选举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邓小平是新人。他1904年出生于四川广安，早年赴欧洲勤工俭学，归国后投身中国革命事业。1932年，因抵制“左”倾错误路线，邓小平被撤职缴枪、下放“改造”，这是他政治生涯的第一“落”。直至1934年10月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才完成第一“起”。新中国成立后，他领导西南全区的政权建设、社会改造和经济恢复，不久担任中央秘书长。八大之前，毛泽东评价说：“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和厚道……比较有才干，能办事……比较顾全大局，处理问题比较公正，犯了错误时对自己很严格。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邓小平成为常委的原因。

对出任中央书记处的总书记，邓小平一开始是婉拒的。据刘少奇秘书刘振德回忆，八大期间，有一次政治局常委开碰头会，内容就是动员邓小平当总书记。邓小平一再推辞：“我不行，我不行，我的威望和能力都不行，怕难以胜任，还是让别人当吧!”毛泽东说：“我们是医生，书记处是护士，你是护士长，还是我们的助手嘛!”周恩来说：“主席比喻得很形象!”毛泽东又补充说：“其实，还是你那个秘书长的差事。”其他几位常委也帮着动员邓小平，刘少奇说：“主席，我看就这样定了吧。”“好，定了!”毛泽东一锤定音，其他常委也异口同声：“定了!”邓小平没有再推辞。

当时，中央书记处的权力很大，有时高于政治局委员，甚至高于中央副主席，因此，邓小平作为中央“一线”领导，1966年和刘少奇一起成为“炮打司令部”的对象，失去一切职务，这是邓小平的第二“落”，直到1973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才第二“起”。

九大党章确立林彪为接班人

1958年5月，八届五中全会增选林彪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形成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七大常委。但这段时间，由于身体原因，林彪没做多少实际工作。“文革”开始后，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发生重要人事变动，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11人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新增了陶铸、陈伯达、李富春3人。延安时期担任过常委的康生此次也趁“文革”之机东山再起。

陶铸1908年出生于湖南祁阳，早年参加过南昌起义，在东北根据地的建设、广东省经济建设中都有重大贡献。他当选常委后不久即受到迫害，1969年含冤病逝，终年61岁。

陈伯达1904年出生于福建惠安，在延安时常和毛泽东讨论古代哲学，成为毛泽东秘书，前后任职共达31年，被称作毛泽东手下“一支笔”。进入政治局常委会后，由于陶铸很快被打倒，陈伯达跃居“第四号人物”，先成江青亲密伙伴，后做林彪“军师”。

李富春1900年出生于湖南长沙，是早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出色领导者，也是根据地和解放区财经工作的杰出领导人。当选常委后，他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协助周恩来主管经济，随后遭迫害，1975年忧病而逝，终年75岁。

八届十一中全会带来的最大人事变化，是林彪名列政治局常委第二位。这次全会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不再以中央副主席名义从事政治活动，副主席实际上只有林彪一人，这标志着林彪接班人地位的确立。

1969年4月1日，中共九大在北京举行。在随后召开的九届一中全会上，选出的政治局常委是毛泽东、林彪、陈伯达、周恩来、康生5人，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林彪为唯一副主席，其“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地位甚至写进了党章。

林彪1907年出生于湖北黄冈，毕业于黄埔军校，参加了北伐战争、南昌起义、长征、平型关战役，指挥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成为接班人后，1970年3月，林彪突然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要求四届人大讨论设国家主席，“建议仍然由毛主席兼任”，至于国家副主席则可以不设，特别表示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从刘少奇被打倒后，国家主席一直空缺，林彪的建议看似合理，但后来发生的一连串事情表明，他是另有所图。毛泽东听到林彪的建议后，笑着说：设国家主席，谁当主席呢?反正我不能再当了，那就让董(必武)老当吧!可见在国家主席的人选上，毛泽东从未考虑过林彪。但林彪依然坚持讨论国家主席问题，这是“文革”以来，毛泽东和林彪第一次在重要问题上各执己见。

1970年8月23日，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林彪在发言中提出“天才论”，“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并指使陈伯达等人在小组会上散发“天才论”材料，坚持设国家主席，还暗示有人“反对毛主席”。毛泽东严厉批评陈伯达等人搞分裂，将陈伯达隔离审查，明确表示，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这给林彪当头一棒。从庐山回来后，林彪称病不出，既不批陈，也不作检讨。

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飞机叛逃，坠机死于蒙古。林彪事件直接导致了中共十大的提前召开。

十大提拔了38岁的王洪文

1973年8月，十大在北京召开，此时距九大只有4年。九大指定的接班人林彪及另一名常委陈伯达被开除党籍(陈伯达1989年病逝于北京)。面对如此惊心动魄的重大变故，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如何确定?

8月30日，十届一中全会的选举结果是：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9人为政治局常委，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为副主席。9个常委的构成在有限程度内反映了林彪事件发生两年来批判极“左”思潮的成果，党内元老朱德、叶剑英和董必武成为常委。

叶剑英，1897年出生于广东梅县，参加过北伐战争、广州起义、南昌起义等，是共和国开国元勋和十大元帅之一;董必武，1886年出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是中共创始人之一，也是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奠基者;李德生，1916年出生于河南信阳，虽资历稍浅，但也是军中“年轻的老资格”，14岁就参加红军，成为“红小鬼”，在战争中成长为优秀的军事指导员，新中国成立后又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

同时，十届一中全会的政治局常委名单表明，对“文革”的错误还没有根本性认识，以后被划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重要成员的康生、张春桥都进人了常委会——康生继续迫害干部和知识分子，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张春桥，1917年出生于山东巨野，早期经历非常复杂，擅长理论与写作，也擅长溜须拍马见风使舵，靠这两大特长与江青搭上关系，从而平步青云。

最关键的是，按照毛泽东从工人、农民中选拔一批人进人中央领导班子的部署，靠造反起家的王洪文当选中央副主席，在常委中的排名仅次于毛泽东!究其原因，林彪事件使毛泽东受到极大的精神打击，身体日渐衰弱。但越是年老体弱，毛泽东选择接班人的心情越发迫切，他选择了38岁的王洪文。

王洪文1935年出生在吉林长春，务过农，当过兵，做过工。1956年复员到上海国棉十七厂工作。“文革”一开始，他立即跳出来造反，制造了“安亭路事件”、“解放日报事件”、“康平路事件”，成为“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主要负责人。1967年紧跟张春桥、姚文元掀起“造反夺权”的“一月风暴”，以搞乱上海而闻名全国。

十大之后，毛泽东对王洪文寄予厚望。从1973年9月12日到1974年5月29日，毛泽东先后16次让王洪文陪同会见来访的外国政要，以树立他的形象，提高他的知名度。一名英国记者写道：“38岁的上海造反领袖王洪文，已明白无疑地成为毛的继承人。毛在中共十大之后每一次会见外国首脑，坐在他两侧的总是周和王。周已75岁，是毛的同辈战友。因此，毛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向全世界表明，王是他的接班人。”

毛泽东还一度让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但在造反中一呼百应的王洪文，并不具备一个中央副主席的基本素质，他不爱读书不爱读报，自称只要一读马列主义著作和书报就“头痛”，也不喜欢开会、听报告、批阅文件，最大喜好就是抽高级香烟、喝高级酒、穿高档衣服、坐豪华轿车、开着摩托车沿中南海兜风、坐着吉普车去打兔子。

更严重的是，王洪文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结成了“四人帮”。毛泽东多次当面告诫王洪文，“你不要搞‘四人帮’，搞宗派是要摔跤的。摔了跤，能爬起来就好”。但王洪文阳奉阴违。

王洪文难堪大任，只好由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但此时，周恩来的病情已经严重。1975年1月，十届二中全会增选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代替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然而，邓小平全面整顿和纠正“文革”错误引起毛泽东不满，很快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再受批判，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第三次“落”下去。

华国锋结束了政治动荡

在毛泽东先后对王洪文、邓小平失望的同时，政治局常委会出现了严重的“出缺”危机。1975年，李德生请求免除他所任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职务(后于2011年去世);董必武、康生先后去世;第二年，周恩来、朱德相继去世。整个常委只剩下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4人。

谁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泽东的目光转向了华国锋。

华国锋原名苏铸，1921年出生于山西交城，1938年取“做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先锋”之意改名华国锋，投身抗日游击队，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后，他南下湖南工作。1955年7月，毛泽东路过湖南，在长沙接见了老家湘潭县的县委书记华国锋。3个月后，毛泽东特邀华国锋列席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并让他在会上介绍湘潭地区合作化运动的经验。这次发言给毛泽东留下很好的印象，毛泽东戏言“你是我的父母官哪!”说得本来就很拘谨的华国锋更不好意思了，毛泽东又夸奖道：“你是个老实人!”1971年初，华国锋从湖南省委书记的任上调到中央，协助周恩来工作。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国务院总理一职出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空缺。按照排名，王洪文是位列周恩来之后的中央副主席，张春桥是位列邓小平之后的副总理，而邓小平又被解除了职权，在“四人帮”看来，他们能在这轮人事安排中获取更大权力。出人意料的是，毛泽东既没选定张春桥，更没看上王洪文，而是提议既非政治局常委又在副总理中排名第六的华国锋出任代总理，并且主持政治局工作。让一个政治局委员主持政治局工

作，这样的人事安排在中共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四人帮”受到了沉重打击，但又不敢发作，张春桥只能私下写写“有感”，发泄对华国锋的不满。

1976年清明节，纪念周恩来的“天安门事件”发生后，根据毛泽东提议，4月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任命华国锋为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实际上相当于进入政治局常委会。中央设第一副主席，在中共历史上也是第一次。华国锋接手中央日常工作后，行事风格比较稳健和务实，努力维系经济和社会最基本的运行，但“四人帮”处处插手、处处为难。此时毛泽东健康状况已经恶化，华国锋想见他一面也不易。直到4月30日，华国锋借陪同外宾见毛泽东之机，终于能向毛泽东汇报一些问题。毛泽东写下几句话：“慢慢来，不要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这几句话尤其是最后一句，后来被解读为华国锋继承最高权力的政治依据。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当天，一场围绕最高权力的政治斗争旋即展开。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治丧事宜，江青偏要讨论开除邓小平党籍;江青、张春桥催逼毛泽东的机要秘书交出文件和材料;王洪文的秘书给一些省市自治区打电话，要求重要事情向王洪文指定的人请示;北大、清华有人写信提议江青担任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

华国锋察觉到江青等人的企图，决心解决这一问题。此时的政治局常委是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4人，恰好形成二对二的格局。要解决江青等人的问题，华国锋必须与更多政治局委员联手。9月11日，他分别见了李先念、汪东兴，又通过李先念联系了叶剑英。与这三人达成共识后，华国锋再与可能联手的其他人逐一沟通，取得了党内军内元老和部分政治局成员的一致意见。

采取什么手段解决“四人帮”?这是华国锋面临的又一个难题。起初，有的政治局委员提出召开会议，投票解除“四人帮”职务。但华国锋等人分析后，认为召开政治局会议还有把握。召开全会则把握不大，因为十大上“四人帮”把不少人马塞进了中央委员会，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

1976年10月6日晚8时，华国锋、叶剑英在中南海怀仁堂坐镇，汪东兴指挥，中央警卫局、解放军八三四一部队战士先后抓捕了前来怀仁堂开会的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并在中南海春藕斋抓捕了江青。

尽管这是一次高层的非程序强力行动，但它实现了高层权力的平稳更替。当晚10点，华国锋赶到北京玉泉山，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了抓捕情况。会议开到第二天凌晨，决定推举华国锋任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之后，1977年7月，邓小平第三“起”，和叶剑英一起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3人组成了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填补了毛泽东去世后最高权力的真空，结束了政治动荡。

此后，华国锋平反冤假错案，恢复工农业生产，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做出了很大努力。遗憾的是，华国锋没有能力全面彻底地处理“文革”结束后党内外所面临的各种复杂问题，这注定了他必然是一个过渡型最高领导人。

 

1977-1989

实行集体交接班

邓小平说，“一定要趁着我们在的时候挑选好接班人”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党的十一大在北京举行，代表们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了中央委员会，其中中央委员201人，候补委员132人。中央委员们在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上选举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副主席，他们5人组成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其中，李先念和汪东兴是新晋的常委。

李先念、汪东兴：联手粉碎“四人帮”

李先念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和1975年国民经济整顿中，协助周恩来和邓小平做了大量工作，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也起了重要作用。所以，他担任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是全党对其工作的肯定。

1909年，李先念出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一个农民家庭，因家境贫寒，只读了3年私塾就去学木工，人称“小李木匠”。17岁开始从事农民运动。长征结束后，他成为西路军重要将领，奉命强渡黄河，意在占领宁夏、甘肃，打通与苏联的通道。但西路军寡不敌众，血战后全军覆没。李先念带着一支幸存的部队越过祁连山，与陈云、滕代远在新疆星星峡会合。中央派去的代表问众将领愿意去苏联深造还是愿意回延安，李先念坚持要回延安，“我从哪跌倒，就从哪爬起来”。到达延安后，毛泽东称赞道：“李先念是将军不下马的!”之后，李先念奔赴中原开辟了新的根据地。

新中国成立后，李先念曾任湖北省委书记、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席。1954年6月调往北京工作，当了25年的国务院副总理，兼任了20年的财政部长。据李先念子女回忆，由于平时不管家里的事，也不花钱，李先念对人民币元、角、分认得不太准。但就是这位“不认识钱”的财政部长，却把国家的钱管理得井井有条。

1971年，华国锋一调到国务院工作，就跟李先念共事。1975年之后，两人同为国务院副总理，关系较好。李先念资历颇深，属于党内元老，在上层也有相当的人脉，尤其是政治倾向和情感上反对“四人帮”。因此，华国锋打算解决“四人帮”问题时，首先就是借看病的机会找到李先念。李先念问他是否下了决心，华国锋明确表示已经下了，请李先念代表他去见叶剑英，问一问叶帅的意见并请叶帅考虑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3天后，李先念便前往北京西山军委所在地，看望赋闲居此的叶剑英，转达华国锋的意向，促成了叶剑英与华国锋的直接面晤。

汪东兴之所以能当选第十一届政治局常委、党中央副主席，是因为他在粉碎“四人帮”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他的积极参与，不动用归他直接指挥的八三四一部队，在当时的情况下，想一举粉碎“四人帮”是不可能的。汪东兴1916年1月出生，江西弋阳人，1929年7月参加革命，历经长征与抗日战争，从1947年开始担任毛泽东的贴身警卫。毛泽东对他的评价是：“他是一直要跟我走的，别人我用起来不放心，东兴在我的身边，我习惯了。人还是旧的好一点。他的长处是心细，缺点是理论水平差、不喜欢动脑子。但是，不要小看了厚重少文，汉朝的周勃可是立了大功的。”

毛泽东逝世时，汪东兴不光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还身兼中央警卫局局长、中央办公厅主任两大要职，不但掌握中央高层的人身安全和自由，而且专门负责毛泽东的文件。1976年9月17日晚10时左右，江青来到中南海毛泽东生前住处“202”，想拿走毛泽东的文件，却看到卧室和书房的大门已被封住，封条上加盖“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的公章，原来，汪东兴在两小时前刚刚带人来过。江青气得咬牙切齿：“好啊，汪东兴，你搞突然袭击!”

1976年10月初，汪东兴以中办主任的名义发出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的通知，内容有二：一是审议毛选五卷的清样;二是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排。这样，不是政治局常委的姚文元也被通知与会。10月6日晚，汪东兴亲自指挥抓捕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三人(后王洪文、张春桥分别于1992年、2005年病逝)，同时派人宣布对江青、毛远新、迟群、谢静宜等人实施隔离审查。

由于汪东兴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批准汪东兴辞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职务。

陈云的讲话震动会议

党的十一大，在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下，起到的作用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不足的一面，那就是“没有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反而加以肯定。”这一使命落在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全会决定增选一位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并且一致选举陈云担任。陈云早在1935年遵义会议上就曾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在1956年八大上就曾当选中央副主席，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进入常委会，不全是因为他资格老，还因为他在1977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便提出为邓小平平反、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更因为他在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又作了震动会议的重要发言。

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得很长，11月10日开幕，开了整整36天，直到十一届二中全会召开前3天才闭幕。会议的主要议题本来是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陈云在东北组第一个站起来发言，他先是表态完全赞同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接着话锋一转，扔出了他的“重磅炸弹”：“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参会者都有点吃惊，因为这似乎“离题”了。但陈云丝毫没有就此罢休的意思，他接着讲：“对有些遗留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接着，他一口气将准备好的问题都摆了出来：给“61人叛徒集团”和陶铸、王鹤寿、彭德怀等人平反，肯定“天安门事件”，批判康生。会场上鸦雀无声，等陈云一讲完，立即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陈云的“开炮”一举扭转了会议的方向，老同志纷纷要求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平反冤假错案。会议闭幕时，已经为3天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好了充分准备。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摒弃了“两个凡是”，宣告党和国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并在人事上做出新安排——政治局常委有6人，依次为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其中，对华国锋、汪东兴两人，不少老干部颇有微词，但出于保持安定团结局面的考虑，全会提出“只增不减”、“只进不出”的原则，华国锋仍然是中央委员会主席，实际上已经从政治巅峰跌下来;汪东兴虽然还是副主席，但会后通过任命新的中央秘书长、中办主任等，削去了他的实权;邓小平尽管排名第三，实际上已是“第一提琴手”;叶剑英德高望重，但从大局出发，衷心拥护邓小平——早在邓小平正式复出之前，1977年4月叶剑英过80大寿时，邓小平当着许多老革命家的面亲切地称他“老帅”，他就对邓小平说：“你也是老帅嘛，你是我们老帅中领班的。”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实际上确立了邓小平的领袖地位，使他成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

胡耀邦，当时在党内享有较高声望

在成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后不久，邓小平就开始考虑最高层的新老交替、薪火相传了。1979年7月底，邓小平指出，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已经确立，现在还没有解决的是组织路线问题。“最大的问题，也是最难、最迫切的问题，是选好接班人。当然，组织路线方面还有其他的问题，如机关臃肿怎样解决，退休制度问题怎样解决等。庙只有那么大，菩萨只能要那么多，老的不退出来，新的进不去，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他语重心长地说：“要想得远一点。一定要趁着我们在的时候挑选好接班人……亲自看他们成长起来。”

鉴于历史上向林彪、王洪文等个人交接班的失败教训，党中央决定采取集体交接班的方式。1980年2月23日至29日，十一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增加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人数，选举比较年轻一点的胡耀邦、赵紫阳两人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别主持书记处和国务院的工作。1981年6月27日至29日，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政治局常委会的排名做了进一步调整，依次为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7人，胡耀邦任中央委员会主席。1982年9月1日至11 日，十二大召开，通过新的党章，规定党中央不再设主席，只设总书记，随后十二届一中全会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他与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共6人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华国锋在此次全会上结束政治局常委任期(后于2008年病逝)。为了更好地实现新老交替，十二大还决定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一些老同志在退出第一线之后进人中顾委，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

胡耀邦1915年出生，湖南浏阳人，1929年投身革命时才14岁，是党内著名的“红小鬼”，参加了长征，新中国成立后在共青团工作。1958年秋，时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到湖南进行调查研究，向一位农民兄弟询问对人民公社的看法，被问到的社员直率地说：“一块钱的共产主义?老子不干。”在旁陪同的干部大惊失色，不料胡耀邦很欣赏这句大实话，还以同样坦率的口吻说：“好!你不干，老子也不干。”之后，他继续南下广西，在明园饭店接见共青团骨干时，又坦率地转述了这场对话，并说：“人民的事业需要人民讲真话，讲真话是符合人民利益的。”

“文革”中，胡耀邦受到迫害。“文革”结束后不久，他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当时，仅中央和国家机关没有分配工作的司局级以上干部就有6000多人，平反冤假错案的阻力也非常大。面对积案如山、步履维艰的艰难局面，胡耀邦提出“两个不管”，“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和批准的，都要改正过来”，并且亲自接待来访干部。平反冤假错案、力主改革

开放，使胡耀邦在党内享有较高声望。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胡耀邦当选总书记后表示：“我们这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不但可以担负起重大的历史责任，而且应当比上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做得更好一些。”这番话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

担任总书记后，胡耀邦依然保持着谦虚、公正的品格。1982年1月5日，胡耀邦在一次会议上讲到同民主党派的关系时，称不仅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而且要“风雨同舟，鱼水相依”。休息时，一位记者对胡耀邦说，我们一直把党和人民军队、人民群众的关系比作鱼水关系，人民群众好比是水，党和军队好比是鱼，鱼是离不开水的;而我们党与各民主党派是朋友关系，把朋友关系比为鱼水关系，似乎不太科学。“你说谁是水、谁是鱼呢?”会后，经中央统战部审查的新闻稿送到胡耀邦手中，他仔细琢磨记者的意见，把原稿中“风雨同舟，鱼水相依”改成“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从此，“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这16个字成为统战工作的正式口号。

1986年2月17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胡晓阳、陈小蒙、葛志文等强奸团伙案人员死刑。此案轰动全国，因为案件当事人胡晓阳是时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的儿子。胡立教也是“红小鬼”出身，中年丧子，便领养了妻子姐姐的二儿子胡晓阳。如果判胡晓阳死刑，胡立教又要晚年丧子。案件另一当事人陈小蒙则是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其五的儿子，在他入狱前两个多月，陈其五刚刚病逝在工作岗位上。这个案子如何办，办案人员有很大的压力。当报告递至胡耀邦处，胡耀邦批示：“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对高干子弟判处死刑。

1986年底，我国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传播，发生了学潮。1987年1月，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批准胡耀邦辞去总书记的请求，推选赵紫阳为代理总书记。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在北京逝世，终年73岁。

十三大报告“一个字都不能动”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党的十三大召开。实际上，在前一年夏天，为了进一步推动高层领导的年轻化，党中央内部就提出了老同志全部退下来的方案。邓小平提出，十三大上他也和其他老同志“一齐退下来”，不再担任任何职务。但在征求一些老干部的意见时，许多人认为，这是个十分重大的问题，应该慎重。聂荣臻说：“现在是过渡期，局面还不稳，小平暂时还不能全退，他可以不参加常委会。他全退了，不当军委主席，一旦有事，

怎么号令全军?只有他能镇得住，他在，军队就不会乱。所以，小平还不能全退。”聂荣臻的意见经王震报党中央后，中央非常重视，经过讨论，最后决定徐向前、聂荣臻、邓颖超、彭真“四老全退”，邓小平、陈云、李先念“三老半退”。在十三大上，他们三人结束了政治局常委任期(叶剑英已于十三大召开前的1986年去世，李先念和陈云后来分别于1992年、1995年去世)。而整个中央顾问委员会，作为新老交替的一种特殊组织形式，在5年后的十四大上完成了历史使命。

1987年11月2日，十三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别是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5人。代总书记赵紫阳正式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

赵紫阳，1919年出生，河南滑县人。他是从县委书记、地委书记、省委书记，再到副总理、总理和总书记一路上干起来的。粉碎“四人帮”以后，赵紫阳在担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时，进行了包产到户的农村改革，当时全国流传着“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的民谣。此外，四川还较早地进行了国营企业的放权改革。正因为赵紫阳颇有政绩，1980年2月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他被推选进人政治局常委会，并出任国务院副总理，随后接替华国锋任国务院总理。任内，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他确立了“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改革思路。

在十三大召开前夕，赵紫阳接替胡耀邦任代总书记，原本应由胡耀邦做的十三大报告交由赵紫阳来做。十三大后，中央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决定解决价格双轨制的弊端，实行“价格闯关”。但由于改革准备不足，“闯关”受挫，物价飞涨，影响了群众的生活，累积了大量的矛盾。再加上受当时国际环境的影响，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等地发生了一场引起社会极大震动的政治风波，此时，赵紫阳又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严重错误。政治风波平息以后，党内有些人认为十三大的政治报告是赵紫阳作的，应该予以批判。邓小平对此表态说：“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1989年6月24日，十三届四中全会撤销赵紫阳党内一切领导职务。2005年1月17日，赵紫阳在北京逝世。

十三届一中全会的4个新常委

十三届一中全会产生的政治局常委中还有4个新面孔。

李鹏，1928年10月出生，四川成都人，1941年参加革命工作。1948年9月，党中央从东北解放区选派21位年轻人到苏联学习，李鹏是其中一个。第二年，这批年轻人即将进入大学，究竟选择什么学校和专业，成了他们最为关心的问题。当时，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正在苏联养病，他们派代表向任弼时请示。任弼时说：“你们的专业由你们自己选择，但不要选择学政治，应该选择工科或经济。”于是，李鹏选择了莫斯科动力学院的水力发电专

业。这个专业选择主要受两件事的启发：一是列宁说的“苏维埃加电气化就是共产主义”;二是当时报纸上正在热议美国水利博士萨凡奇修建三峡水电站的计划，给李鹏留下深刻的印象。从此，他和电力、三峡结缘。

20世纪80年代初，全党全国工作的中心也逐步转向经济建设，电力供应十分紧张，许多城乡用户一周“停三开四”甚至“停四开三”。时任电力工业部负责人的李鹏提出“利用各方面的资金加快电力建设进程”，一时间，“集资办电”成了电力发展最有效的法宝。

1983年6月，李鹏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大型基本建设工作，兼任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组长，此后历任国务院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从1982年第一次考察三峡，到2002年参加三峡工程二次截流，20年里，李鹏一共到三峡工地及库区考察了15次。在2002年召开的十六大上，李鹏结束政治局常委任期，次年卸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乔石，1924年12月出生，浙江定海人，曾在上海、浙江等地和钢铁行业工作，后调人中央。1987年5、6月间，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乔石访问尼泊尔，中国驻尼泊尔使馆邀请乔石给使馆人员讲讲国内外形势，这也是当时流行的做法，只要时间排得开，来访的领导人一般都会去看望使馆人员并做个形势报告。那天，驻尼泊尔大使非常兴奋，介绍乔石时激动地说：“我们盼星星、盼月亮，今天终于盼来了乔石同志，让我们热烈欢迎乔石同志给我们做报告。”乔石的反应很有意思，他面带微笑，不紧不慢地说：“我是乔石，不是星星，也不是月亮，只是一块小小的石头。”引来笑声一片。担任政治局常委后，乔石于1993年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致力于制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的法律法规。1997年党的十五大上他结束政治局常委任期，次年卸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胡启立，1929年10月出生，陕西榆林人，1946年至1951年在北京大学物理系、机械系学习。毕业后在共青团工作了较长时间。1980年，51岁的胡启立被派到天津，出任市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市长职务。两年后调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其天津市长职务由李瑞环接任。十二大上，胡启立被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成为总书记胡耀邦的主要助手。十三大进人政治局常委会后，他被国内外广泛视为下届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热门人选。I9s9年政治风波后，他被免去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职务。

姚依林，1917年9月出生，安徽贵池人，1934年参加革命工作。第二年，“一二·九”

抗日爱国运动爆发，姚依林是主要领导人之一。1937年“七七”事变后，姚依林参与组织了“冀东暴动”。从1946年起，他开始担任经济部门的领导工作。改革开放后，他出任分管经济的国务院副总理。1992年党的十四大后，他不再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1994年12月11日，姚依林在北京逝世。

责任编辑：单梦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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