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鹏飞：十八大发展新目标的背后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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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下午好，很荣幸有这样一个机会，把我个人学习十八大精神的体会汇报给各位同志。围绕学习十八大的精神我今天下午给大家汇报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十八大的背景与主题；第二个，回顾工作与理论总结；第三个，新目标与八方面的行动纲领；第四个，以党的建设科学化做政治保障。

一、十八大的背景与主题

我们首先看第一个问题，十八大的背景与主题。之所以讲背景讲主题，说到底是讲的十八大针对性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今年为止已经开过十八次，对一个人而言十八岁意味着走向成人，我们党的代表大会也有一个成人礼的历史阶段。开到十八次都是在中国社会中国历史上不同的历史环境当中，针对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背景和社会问题。就今天而言，我们党的十八大开成一个什么样的大会，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关于这两个问题，需要在实践当中找答案。就是说，我们面临什么样的环境，处在什么样的阶段，这个阶段存在什么问题，我们做出什么样的应对，这是一个成熟的理性的自信的大会，应当有的几个方面的品质。所以说我们很有必要考虑一下大会的背景和大会的主题这二者中间的关系，从而对大会的内容从因果关系上、从条件和结论上我们有一个正确全面的认识。

1.世界处于危机之中，中国面临实体性经济危机

就背景而言，从国际环境来看，主要的特征主要的背景处在危机当中。这个危机在不同板块地区表现为不同的方面。美国主要是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在欧洲主要危机形态是主权债务危机；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这样的一些国家，由金融危机引发的危机是结构性的危机。

都是危机，但是危机的情况不大一样，简单做一个分类。欧美的危机主要是在虚拟经济领域，中国为代表的新型体的危机主要是在经济实体结构的危机。那么我们的实体性的危机在今天主要表现为经济减速产量过剩，之所以经济减速，是因为我们之前赚钱的那些玩艺现在不赚钱了。过去维持30年高增长的模式今天的盈利能力越来越差，回报率越来越低。我们起家的时候靠鞋子、帽子这些玩艺闯出去的。后来就搞一些劳动密集型的社会主义体制优越性的大行业，那就是我们讲的重工业，人多力量大，这是我们的优势。

我们的产能的扩张也是基本上照着几个市场而言的，不单单是外国市场，欧美市场和东南亚的市场，都是我们产能，生产扩张满足的对象，一旦环境发生动荡的时候，我们强大的历史产能就变成库存了。一旦库存高了一旦过剩了，企业动力不足了，开工率不足了，效益差了，税收不行了，整个的经济速度慢下来，这是中国今天面临的主要问题。

那么产能过剩的问题，经济减速的问题主要表现在航运、道船、钢铁、水泥、光伏、家电、煤炭、电力等等，这都是我们过去玩儿的一些大块头的，和我们体制吻合的一些行业。过去30年的高增长，在很大的程度上主要是这些要素堆积起来的GDP和堆积起来的高增长，一旦出口受到重创，一旦投资项目这一块受到结构的问题，我们就失控了。从全球贸易来看，近十年比较低甚至最低的位置，那就是说全球的贸易领域是相当萧条的，中国作为出口和进口大国当然受重创是最直接的，是首先受到影响的。所以在我们这里以远洋运输为例，在市场上将近1600家公司里面中国远洋成为亏损的第一大国。去年亏损一百多个亿，今年一到六月份将近一到五十个亿。这既是全球外部市场引起的，更是我们经济结构引起的，又是行业的周期性引起的，带有必然性，所以这些行业，很难奢望回到过去高速扩张和赢利的水平，甚至永远回不去。欧美市场的基础产业越来越明显，过去在海外市场加工的慢慢也能拉回国内去搞，能解决一部分就业问题。所以全球贸易领域的需求没有历史上没有那么大的量。

接下来就是压缩，人为的压缩产能。比方说我们这么多年干得比较顺手的钢材，价格这几年来一直不看好，现在出现行业性的全面亏损，而且这种亏损在短期之内靠政府投资的公共项目带动。从长远来看解决不了，因为深层次的是客观的产能大于需求。另外体制机制上，落后的产能、多余的产能没有一个良性的淘汰机制，市场不起作用，地方的行政体制干预和保护根本淘汰不了。首钢连河北的钢铁都吸收不了，最后都吐出来了，包括煤炭。10年12年一个轮回。我记得当年朱镕基总理那个时候煤炭企业不景气就卖给私人老板，煤炭的消耗一下子就上来了，煤炭的效益一下子好的不得了，肥了一大批煤老板，煤老板把北京的地价房价都买上去了。后来一看煤炭企业的效益这么好，山西省在煤炭整顿过程当中又采取了一次国有化的全部挤出去了，结果回过头一看在最高的历史价格上山顶上接了一棒，这下握在手上烫手的山芋，后边是不是有那么高的经济回报率，我看这成为一个问题。尤其是随着全球的能源结构大的调整，能源战略大的调整，连美国这样的能源消耗大户在2017年都能够变成全球的第一大能源出口国，那过去传统的像中东亚、俄罗斯这些地方的比较优势，显然就不复存在。只要得益于页岩油的开采技术，再加上新能源的风能、太阳能、生物能的新的技术，对传统的能源的替代作用还是比较理想。所以煤炭过去的好日子还会不会到来就很难说。以煤炭为代表的这种黑色经济，这是中国经济阶段性的一个主体的组成部分，这样的经济至少从目前市场的波折来看，是一路下去的，短期之内价格是起不来的，那就是说，我们搞的这一套东西越来越不值钱了。

从全社会的电力消耗来讲，现在到了2012年的冬天供暖的时间了，实际上我们整个全社会的电力消费没有下去，工业用电这一块儿确实下滑得比较厉害，机器都不转了，增长从哪里来。传统的行业搞不成，新的行业也面临问题，比如说以光伏企业为例，现在全国光伏企业做得两大龙头，一个是江西的塞维，一个江苏的尚德，这两家日子难过得不得了。前一段江西的新余市，就是这个塞维集团的所在地，他们选席位会，他们那个书记说感觉很倒霉，新余是过去一个钢铁城市，以新钢集团建的一个城市，坚持了十几年后来日子越来越难过，最后说捣鼓一个新的东西，一看发现“十二五规划”里面其它新型产业里面新能源，这是政策鼓励的、扶持的发改委规划的一个产业，于是定为中国的新能源的示范基地。政府押宝押得很厉害，那些老板个人出资就四个亿，到今天为止塞维的资产剩下337亿，最高的时候资产达到将近1000个亿，337亿的资产里面债务金钱已经超过300个亿，这300个亿里边把老板、政府、银行套住了。

从最高的575美元一吨，现在卖到23美元，江苏也是这个问题，政府和这个老板合营，老板最后成了一个二级公司、三级公司，把所有的业务盈利的资产都转移到那边去了，把政府套在这边，这下说救的时候，只说，不出钱，大不了让他死、破产，政府拿他没办法。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为什么老的东西就像新余市这么典型的钢不行、光伏新的东西也不行，那你说玩儿啥？没啥可玩儿了。那为什么同样的行业让中国一搞，就搞得过剩了呢？我们的光伏把欧美市场上基本上70%的市场份额都占了，以至于欧美联合起来对我们进行反倾销，进行贸易制裁。1300亿的欧美的市场份额，400万人的就业，我们的产能确实是过剩。有人做过测算，把格力和美的两个电器，如果说工厂把全部的产能释放出来，开足马力，满世界电器的80%都能够达到。你想想我们电器行业有多少企业。所以说国际市场化的一个产能最后变成了国内市场的消费，那剩下的那一半就积压成库存了。

对欧美而言，从高新技术产业到基础产业的实体，产业空心化到实体材料的回归，这种趋势比较容易，因为他们工业化玩儿过这些东西。但是对中国而言，从基础产业到高新技术产业，讲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从基础到高新，这种调整这种转变，那难度是比较大的，不是说你想调整就能调整过去。如果能调整，我们多调整几个爱因斯坦出来不就啥问题都解决了嘛，对吧。它是整个国家体系的一个结果，所以在市场上尽管危机起源于西方，但是受灾的程度我们要比西方严重。

从整个市场、金融资本市场的估值来讲，上升的指数从2007年到今天为止，我看这两年最低就达到1999.5上升指数，不断地向下行，价格一路走低。美国的道琼斯工业指数基本上可以摸到2007年的新高了，5年一个轮回，他回到原点了，我们跳到一个坑里去了。为什么国际资本、金融对两个经济体的估值是截然相反的？中国这4、5年增长的速度在全球还是比较耀眼的、比较突出的，但是价格上不去。

这个道理也可以理解，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欧美市场是虚拟经济、金融领域的危机，我们是实体领域的结构性的。你看看我们的市场最值钱的物质，高的是喝酒吃药的，药还是中药、酒还是白酒，这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市场上几个大的行业分类，从整个市场的估值和市场的认可度就能看得出来。现在你说美国的经济不行、欧洲的经济不行，从美国的实体经济来讲，美国的企业星巴克也好、麦当劳也好、肯德基也好、苹果也好、微软也好、亚马逊也好，哪一个拿出的不是行业的领袖、哪一个不是行业里面的绝对领头？欧洲的经济主权债务危机，但是欧洲的企业像空客、宝马、奔驰这些公司依然是全世界最优秀的行业领袖。我们今天能拿出手的，走出国门能够在世界市场上当仁不让的，占绝对垄断优势的产品和技术有什么？飞机、航空母舰这些我们都玩儿不了，到今天为止我看高端装备制造领域里面能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人多力量大的这个行业里面，就捣鼓出一个高铁。

高铁这个技术要说的话，和80年代的日本和德国的技术，从技术来讲没有质的改变，只不过是我们到今天国产化程度可能高了，中国人自主的知识产权多了，但是从技术换代来讲没有质的突破。再要说的话同样的技术，中国的速度比日本的快，就是中国人比日本人胆子大一点，没有别的什么，我们还有什么东西拿出手。

所以全球的资本市场对中国经济在估值上一路走低，走到今天这一步还喋喋不休，还休而不止。越是实体经济面临困难，尤其我们过去急剧扩张了的很多行业，今天的盈利能力越差，越需要消耗资本。需要资本补充的时候，我们的二级市场融资的功能越丧失，你说企业怎么赚？银行也不愿意上当，银行想上当也没钱了，不良资产就已经明显的看着往上走了，所以这是一个困局。

中国的企业以中石油为代表的，这是共和国的长子，算是我们的工业领域里面的龙头企业。去年上市的最高的48.62元到今天的8元多，从当天的最高的市值，全球上市公司的第一大企业8.9万亿，到今天1.6万亿不到，这就是市场对中国经济开的价格，你开了48元他不认，到今天也未必认，能不能立得住还两说。但是你看我们这样的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当中地位是很高的，这一次十八大中央委员的选举当中，中石油的老总是中央委员，委员的背后实际上是对行业企业的一种政治地位、政治待遇。他的政治地位、政治待遇很高，但是市场地位不高。

再看看美国的企业，苹果从最早的6.36美元到今天的最高700多美元，他的这个企业今年4.1万亿，得有两个做董事长，他手里掌握的现金1000多亿美元。苹果有多厉害，在全球的自治国家的GDP排名当中，苹果的市值处在全球占比里面的第20位。全球的所有上市公司，市值加起来相当于77个苹果，这样的企业太厉害了，它不光市场效益好，社会效益和文化效益、政治效益也很突显。这东西就跟《圣经》一样，你看多少小青年一天从早到晚在那上面转悠，半个地球的人每个人手里拿着一个苹果机子，有事没事在那儿捣鼓着。跟宗教一样，把半个世界给统治了，就一个产品，它不光是市场经济效益，它的这种全球市场的统治功能、对人的统治功能具有绝对的垄断性。我们的企业、我们的产品可替代性太强了，不具有垄断性，技术上管理上都不具有垄断性。

 

2. 社会管理和社会创新的难度空前加大

那么经济的这种弱周期的到来，经济的国际和国内的两个周期的共振，必然造成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要陷入一个中速甚至低速的时期。那么经济增速的下滑，必然让社会领域承受的压力是比较大的，为什么？从公共部门到私人部门，大家普遍感觉到口袋里没钱了，挣钱的难度大、挣钱的机会少了，整个全社会的生产要素回报率下降。

所以社会管理和社会创新的难度就空前的加大了，以至于像四川这种的地方，2008年立的援建四川地震的优质项目到了今天做不下去，把一个公共的经济项目最后变成了一个公共的群体性事件、政治事件。经济的问题过度的政治化，经济和社会、市场和社会中间，政府和社会中间的冲突关系比较紧张，所以导致很多的政治过程、社会过程完全扭曲了变形了。年销售500个亿，利税40个亿，上下游带动产业400个亿，加起来900个亿，带动3000人就业，这样的项目下去养活一半人问题都不大。但是最后好事办不成，政治上的安全就得经济上的牺牲，地方政府为了政治安全，以后不搞了。

这个是GDP为政治安全让步，最终受损失的还是当地老百姓。包括江苏南通启东的这个项目，技术上、排污上、环境上都没问题，都做得很好，这是中日之间已经商量了很长时间的一个项目，但是这样的项目就是落不了地，生不了根。最后又有一个项目引发了群体性的事件，这小姑娘在省委书记的桌子上站着，省委书记被赶跑了，省委书记被把衣服扒光了。就是说社会领域表现得很紧张。

大的整体方面不外乎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再加上生态文明，这五个结构领域总体关系比较紧张，然后表现到人与人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地区之间。

经济的减速必然造成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承受的压力比较大。因为过去大家都赶到市场挣钱了，都忙着赚GDP了，金钱GDP的速度下来了，释放出了相当多的人员和精力、注意力，这些精力和注意力安置在那里去？所以电视上现在到处都是相亲的、唱歌的，我估计相半年亲、唱半年歌就差不多了，疲劳了，他总归会把目标转移到党委和政府，他迟早会想起你的，总不能天天看电视、天天相亲吧。这些释放出来的社会劳动力和这些有限的时间，总得想个办法把它消耗掉。没有经济活动的时候，社会领域就说我们无事生非，这些事变成公共事件就是社会管理，就是政治事件。

所以到今天为止，我们过去经济驱动的这种社会稳定结构、治理模式，到今天受到空前的挑战。因为经济驱动的动力下降，靠什么驱动？钓鱼岛所谓的抗日保岛的事件当中，我们的社会和民众表现出的不成熟的行为，充分说明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设到今天任重道远，仍然没有完成，尤其没有在思想启蒙上，精神启蒙上、道德启蒙上，没有实现新人，新中国和新人新GDP不同步，充其量有几个暴发户，精神领域没有表现出新的增长。甚至我们看到这种行为其实和当年的陈胜吴广起义差不多，就是拎着家伙上街乱砸、乱抢、乱偷、乱摸，过去的农民起义都是这样的。共和国这几年成天讲“四有”新人，我看我们的经济领域发展比较快，但是整个的社会领域民众的养成、民众的教育方面欠缺还是太多了，仍然没有成熟的能力去通过合理、合法的有利的渠道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参与国家的政治、参与国家的建设、参与推动国家，只有一种破坏的能力。所以很多人这样说，在整个抗日保岛的过程当中，在爱国主义的名义下，狠狠地把我们这个国家坑了，所有的事情最后买单的都是中国人，日本人不可能来买单，这一砸、一抢，让日本的丰田汽车销量大增。

包括在整个思想观念领域，一旦面临一些外部的社会危机的时候，我们社会内部潜藏的各种各样的思潮一夜之间就泛了出来，毛泽东思想打出来了，孔子像也搬出来了，大家打得乱七八糟都是一些标语，打着抗日的名义实际上干的是抗政府的活，“给我三千城管兵，一定收复钓鱼岛；给我五百贪腐官，一定吃垮小日本”；“哪怕喝遍地沟油，也要挥刀斩日寇；哪怕顿顿瘦肉精，也要出去灭东瀛”；“没医保没社保心中要有钓鱼岛，就算政府不养老也要收复钓鱼岛”；“没物权没人权钓鱼岛上争主权，买不起房修不起坟寸土不让日本人”。这都是当时在整个抗日游行的过程当中，全国各地打的一些标语上，原原本本写的话，这是抗日的还是抗政府的。所以整个社会领域的燃点越来越低，稍有风吹草动，社会稳定的脆弱性就表现出来了，然后这种社会的脆弱性强化了我们这种违规模式的敏感性，从而一头就跟堰塞湖一样，一头越来越低，一头越来越高。

3.党内民主法制化有待进一步健全

从党内来讲，主要的问题是民主法制化不足条件下，党内团结统一的问题，党内关系调解的问题，很多人很多事摆不平了，制度不健全，就像小平同志再三强调的：用制度去管权、管事、管人，这个比较牢靠。好的制度，坏人也办好事，坏的制度，好人也办坏事。制度的不健全、民主法制的不充分，必然造成党内关系协调处理的难度加大，效率降低，协调处理的结果质量不高，那就成了哥俩好，咱们私下里撮合了，私下里聊了，聊成啥就是啥，没有一些透明的公共的游戏规则。这才出现了类似于陈良宇、薄熙来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就在想，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们就四个直辖市，四个直辖市里面实际上多多少少的政治上，都表现出局部的震荡。我们的民主法治制度上有没有缺陷？有没有规避这些风险的防火墙？我觉得到今天为止，我们不应该再修修补补，应当对这些问题有一些体制性的思考，有一些政治文明规则的思考，法治层面的思考，否则一而再，再而三牺牲的是个人，失去的是共产党的信誉，不值当。

党内关系的调节，靠耳光能够调节吗？封建社会皇帝即便是家天下，恐怕还要对大臣有基本的尊重，刑不上大夫，士可杀不可辱，中国的时代的阶层还有一种人文风骨在里面，我大不了告老还乡不做你这个官，皇帝大不了把我杀了，以死抗争。

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到今天，没有说哪一个政治学的著作里面，还告诉大家一个基本的道理说政治学的原理：一，不准打人。没有的。这严格说不属于文明政治的范畴。但是我们党内关系到了今天这一步没有规矩，没有透明制度、法制保障的时候，潜在的每个干部的安全就成为问题。一个副部级的干部尚且不能保全自己，大家想想那些局长、处长、科长们怎么混，所以最后就剩下什么？没有透明的规则大家就私下里磨，私下里磨就变成跟人了站队了。这样风险很高，前面那个人是坏蛋的话把你也带沟里去了。而且这种关系严格说和封建社会，我们搞了几千年的人身依附关系有什么区别？你干的工作是共产党的职位是国家的公共的职业，不可能对某个家族、对某个个人负责，以国家的名义、以党的名义来屡职尽责，但是最后就好像把权力的授受关系和权力的监管过程完全变成一个私有化的东西。没有规矩，一个问题都回答不了，为什么老大是你不是我？这个问题就回答不了。

如果说大家都在桌面上，共同认可一个游戏规则，然后大家按照这个规则来玩，最后玩的结果我输了你赢了，那没问题，你胜出当老大，我输了我就认了。问题是现在没有这一套东西，然后就变成神秘政治，最后变成人治了。

小平同志早就讲，把一个国家、一个党的名誉寄托在个别的人头身上那是相当危险的事情，说的就是这些事。人是靠不住的，制度可以靠得住，人的道德、人的良心、人的智商都是靠不住的。所以党内的民主法治化程度不足的情况下，条件的成本相当高，条件的效果相当差。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贪官污吏、会有那么多的贪污腐败现象？不收就没得送的，要送就得收，这一收一送之间就是腐败。不收不送行吗？那你靠什么进步？如果有制度制度去靠，你干到这一步我就提拔你，干不到这一步我不提拔你；如果没有一个科学规范的制度力在这儿，尺度完全在一张嘴上掌握着，我说你干得好你行也行，我说你不行你行也不行，这个东西失去了一个公约数，失去了一个公共的标准，变成一个私人化的标准，这就叫公权私有。

所以这些东西不解决，党内的人际关系的成本会越来越高，搞得大家很疲惫，觉得干共产党这个工作很累，成本很高，挣的钱还不多。我们就失去吸引力了。有本事的就自己单干，不跟你玩儿了。所以党的十八大报告里面这一次，相比较以往而言，特别把人才工作的问题单独留出来，主要是基于干部的进退留转，就是整个新陈代谢过程当中，怎么样有一种凝聚人才的机制，能够把中国社会的优秀分子吸引到党内来的问题。真正的精英肯定是和腐败格格不入的，通过非法的手段、不名誉、不道德的手段破格获取很多社会资源和生存资源的人肯定不是精英，精英一定是在能力上、道德上、人品上立得起来的，这叫精英。

在总结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的时候，奥巴马最后还搞了一场金融监管改革，后来美国一个研究所的所长拉兹达就说，奥巴马搞的这些东西总结起来就是两个字：扯蛋。他说为什么呢？全世界最聪明的都跑到华尔街去了，还有剩下一些华尔街淘汰下来智商不行的二流、三流的人跑到政府去了，最后变成傻子监督和聪明人的监督的做法。政府把市场监管了，华盛顿能把华尔街监管，它从根本上来讲监管不了的，不管法律法规怎么健全，它都可以越狱都可以越过你越过法律规则。后来很多美国经典的案例，充分证明确实华尔街的创新能力一直走在华盛顿前面，政府的监管条例对整个华尔街的监管基本上就是不存在，它有那个能力越狱，有能力跑到前面去。

中国的市场体量越来越大，中国的市场层次结构越来越多元化，越来越复杂，我们的党委和政府靠什么去监管市场？我们的这个金融市场秩序，越监管效果越差，管不住，立的规矩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它跟你对着来，它还能实现它的目的。

4.中国处在弱经济周期和强政治周期的切合、换挡时期

所以到今天为止，总体上我们的社会背景、社会周期处在什么样的周期？我这个不一定对，我说出来供大家参考，我就觉得处在一个弱经济周期和强政治周期的切合、换挡的时期。过去高度的经济增长维持着中国模式的增长，基本上到今天可以暂时的画修整符了，下一步恐怕要把政治领域这些年的欠账补上，否则政治和经济的二元不平衡，最后必然造成政治对市场的监管、对经济的监管跟不上。政治资源匮乏，那市场秩序就会不健全，这个道理不难理解。经济的速度下来之后，整个经济领域对生活的吸引力、牵引力、管控能力、约束力下降。

相当一部分从经济领域释放出来的精力、时间、注意力总得有一块把它管起来，这一块就叫社会管理、政治建设。一个社会就像一匹马一样，政治和经济两个绳索把马牵着了，不让马乱跑，突然经济的这个绳子不行了，那么政治的这跟绳子得加把劲，不然马乱跑了。我们今天就是这样。

所以弱经济周期的到来，必然要伴随一个强的政治周期出现，否则生活领域的监管、社会领域的和谐、社会领域的稳定，就要受到比较大的考验和撬破。我们开一个十八大，全国各地都紧张的不得了，基层基本上是二十四小时车站、码头、港口轮流值班，每一个去外地的都要经过谨慎的盘查，基层干部累得一塌糊涂。如果果真是依法治国，那所有的社会关系不是靠党委、干部去调解，靠国家的法律调解。你爱上哪儿玩儿上哪儿，让他到人民大会堂放火，火一点警察就把你带走，然后按扰乱社会治安罪该判你多少年就判你多少年。但是我们恰好在这个时候以党代政，表现得特别充分。党委把自己放到前面去，然后靠人管人，管得大家好辛苦、好难受，效果不好，然后把法律这个摆设仍到一边去了，这就叫浪费。

我们下了那么多力气，公检法那么多，都是干什么的，社会管理为什么不通过公共的手段去解决，要用党委、政府的手段去解决？不管是走到哪里，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都要受宪法和刑法基本法的调节，你能还翻倒哪里去？问题出在哪一层，追究到哪一层不就行了。但是恰好在党和政府没捋顺的情况下，法律的权威和地位司法执行的问题都大打折扣的情况下，水分比较大的时候，政府不顶上去，最后就变成三不管地带，那就乱套了，这是我们今天的软肋。

针对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环境，十八大的主题里面，应当说有了充分的反映。前面的这些话和后面这些话，这和十七大都一样都说过，中间的说法有了改变，中间这十六个字，我们十七大的时候是说“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科学发展，社会和谐”，这一次变成“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后面八个字变了，用“凝聚力量、攻坚克难”代替了“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科学发展、社会和谐不好吗？又有钱，又有安定团结的局面有什么不好？

那个目标对当下的中国而言，可能过于奢侈。经济显然处在一个减速、下行的一个周期，发展的问题在今天比较突出，各位省长的压力比较大，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一时半会起不来的情况下，政治得顶上去。什么是政治？孙中山管理众人之治，毛泽东说我们的人越来越多，敌人的人越来越少，这就叫政治。“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就是一个政治动员、政治组织的一个过程，通过政治的动员、政治的组织达到对所面临的所有问题的一种克服和解决。

既然经济的增长出了问题，我们不能通过增长的手段来满足的时候，那么我们通过另外的手段来解决问题，那就是政治加码，适当地加大和社会领域的沟通，加大整个社会管理的体制机制创新，从而把经济领域的问题消化成社会的领域，各个部门各个地区不至于使它变成一个大的国家层面的问题。

相比较十七大的主题，我们可以说由一个经济主题切换到一个政治主题，这话不是我瞎说的。“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就是对政治最好的解释。所以到今天为止，我们至少有一个基本的感觉，整个国际、国内这两个环境对共产党政治的影响、导向、压力还是比较明显的，共产党政治对环境的反映能力应当说还是比较灵敏的，比较健全的，迅速地做出了调整，试图和环境去保持均衡、平衡，这也是我们政治局部的优势所在，它有这种积极的认知能力，有这种积极的调整。

 

二、回顾工作与理论总结

第二个问题，工作回顾与理论总结。这个里面主要讲的是通过对过去五年和十年工作的基本总结，在总结的过程当中把我们干得好的和干得不好的整理一下。为什么干得好？从正面的经验的角度加以提炼、巩固、充实，最后整理出过去十年干得好的基本经验。

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的观点、论断、思想，这些观点、论断、思想统合一块儿叫科学发展观。过去十年如果说有成绩，那这些成绩的得来，我们的基本经验就五个字：科学发展观。实践证明科学发展观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所以有必要给予相应的政治待遇、政治地位。

这个过程也是可以说服人的，这样一个过程工作的实践总结，最后到理论总结，再上升到党的指导思想。这样一个过程对我们而言有什么意义？甚至有的人可能觉得是不是写的人名多了一点，这没关系，只要有成绩、只要多写一句话、多写一个名字就说明我们的事业有进步、有发展，那也不是随便瞎写的，还是比较严肃的事情。咱没有随便写到党报上，所以这可能也变成共产党政治的一种习惯、一种模式。

1.总结提炼科学发展观的三个积极作用

第一个积极的作用是，它能够实现理论进步和经济社会进步的良性互动。我们任何一个理论、任何一个观点、任何一个思想的得出，我们的基本套路是在实践的基础上理论总结的结果，理论总结的时候我们肯定把实践当中做得好的东西总结，做得一般的东西我们不说。

就是说党的思想、理论只要它越来越多、越健全、越来越丰满那就说明我们的工作做得好的方面越来越多，它是一倍的关系。你当了领导，政治身份有了，但是最后的政治地位和理论地位，不是说你一上来就给的，你得先干，看干得怎么样，最后就总结出结果。你先把车子从这边开到指定的地方，看你开得怎么样，开到那儿之后我给你一个驾照，认可你了，所以这个也变成共产党的模式了。江泽民同志过去是13年了，1989年到2002年；胡锦涛是过去十年以来；我们的习书记坐在大会上，琢磨十八大报告，批阅对胡锦涛同志十年工作总结的时候，他心里也要想一个问题，十九大、二十大之后别的代表坐在这里怎么来总结我，我会被总结成什么样。这是一种无形的政治压力，作为政治人物来讲，他不可能为了150平米、200平米的房子折腾，他的政治身份就变成他的唯一了。这无形当中确实是变通中国领导体制里面的一种领导方式。你先上车，上车你再开，开得怎么样最后给你打分。

第二个，理论体系的相对稳定与发展，带来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与增长。我们强调得比较多的是科学发展观，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承的关系，就是说有根据，不是空穴来风。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讲，就是在发展问题上全部的看法，师出有名，有名分，这是讲的连续性、一致性、整体性，保持了党的理论和党的指导思想的稳定性。

任何时期、任何国家和社会的政治动荡、社会动荡率先表现为理论上的动荡，所有近代的几次大的政治变革都是在思想启蒙运动各种各样的理论革命当中，率先发生，最后引起了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所以理论的稳定性对一个社会和政治实体的稳定性而言，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这点上来讲我们强调一脉相承是对的，保持它的稳定性、连续性，在稳定性、连续性的基础上我们还要强调发展，这才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才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科学发展观。理论的进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是同步的，最后沉淀下来的、成熟了的经验积累的理论，最后变成了我们指导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大政方针，保持了经济社会稳定的增长，这是一个良性的互动过程，对这点而言，东方中国的政治比西方的政治确实有它的优势所在。

西方的政治最大的缺陷是解决不了周期波动的问题，它的这种选举政治的特性就决定了小布什干什么奥巴马偏不能干什么。小布什打战争奥巴马就要收拾战争、结束战争，你要再去接着打你打得越好，说明小布什越伟大光荣正确，没奥巴马的戏，你是给小布什打工的，你要把奥巴马政府突显出来，就必须和小布什拉开距离。所以前任干过的你不能干，你尽可能地说他坏话批评他，竞争的结果是通过否定前任，否定竞争者的这种方式达到胜出的目的，所以他的政策缺乏连续性。这一次之所以在美国竞选的过程当中，美国人高度地紧张、全球高度地关注，就怕罗姆尼上来之后美国的政策上，奥巴马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包括对中国的战略政策，有大的调整，那对中国人来讲又不适应了。

所以西方国家的这种政治短周期的政治造成的一个直接的后果是什么？整体上来看找不到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今天欧美的问题归结起来就一个问题，说前政府的口袋里面百条子特别多，欠的债太多，没钱，钱被总统花了，没关系，小布什的时候政府还有赢余将近1万亿，到了奥巴马今天的时候，欠债15万亿，财政悬崖的问题把美国压得喘不过气，未来的十多年美国的财政减缩的压力是相当大，他为什么敢借钱？没关系。

中国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所以你看在达沃斯论坛上温总理说没关系，我兜里还装着一万亿，还有财政盈余和各类专项积累一万多亿的现金呢。中国的经济还是有的，那就显得很有底气了，因为别的总理兜里打得都是欠条。因为我们共产党打下的江山是很清晰的，共产党不可能说我狠狠地整他一把，我是白了跟我没关系，恐怕你说不利索。

所以我们政治的连续性比较好，不可能出现西方的过度的透支政治，过度透支的政治恰好是满足选举政治的需要。政治家个人胜利了但是整个的民族社会和国家整体上输了，就像美国选举之后美国评论家说的一句话，我觉得意味深长：我们花了60亿，现在又回到原点了。美国热热闹闹的选举60亿花出去了然后又回到原点，回到起点，还是这个黑人奥巴马，不就是一个总统接着在那儿忽悠嘛。但是这600亿不花不行，不花这个人出不来。从这点而言我们代表到北京开一趟会可能比美国的选举还廉价。

第三个，有利于实现国家思想统一、政治统一。我们所说的中国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中国肯定包含着有着具象内容的方方面面，中国的经济、中国的政治、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思想、中国的理论、中国的历史，是一个多形态的中国，有实体内容的中国，那么所有的这些经济的中国、政治的中国、理论的中国、思想的中国怎么样统一起来。党的指导思想既坚持又发展的开放体系确实在这方面能够做得比较好。

我们从马克思讲到毛泽东思想，从毛泽东思想讲到今天，讲到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什么？是全球的普世价值，哪个国家也都可以讲。所以说，它寄予我们国家的理论空间、政治空间和现实空间应当说是比较主动的空间。

2.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认识和新看法

在科学发展观的经验总结基础上，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有一个十年新的认识和新的看法，这就有了报告的第二部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结。这个总结我觉得也是必要的。

昨天希拉里说，看世界近二三百年的历史，但凡进入世界主流的国家基本上都是通过强大的国防实现的，唯有一个中国例外，国防并不强大，但是通过和平的经济的手段挤到世界领袖大国俱乐部。所以她说，美国下一个战略重点要指向的不是中国的国防，而是中国崛起的最根本的体制方面。所以美国下一步的较量把战略逐渐调整到怎么样想办法影响中国的国有部门、公共部门上。她认为这是导致中国崛起的最根本原因，所以才有了全球金融危机当中的中国模式的关注和讨论，大家都在琢磨中国怎么冷不丁的突然翅膀硬了，怎么回事呀，怎么变成崛起的大国。

西方人对中国人的恐惧是源于无知，而中国没有能力以西方人的理论和话语解释清楚，所以在西方人看来中国人是另起炉灶，走的是邪恶，不是主流里面的阳光大道的，是走的羊肠小道。

这一次，我觉得党的十八大通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总结，可以向全世界讲明白中国在干什么，中国干的是怎么回事，跟全世界的交流理解打下一个比较好的基础，否则人家对你不了解，中国是什么，中国干什么，中国搞的什么政策？全球的接受性很差，我们的解释能力也很差，这次基本上在理论上、在实践上把中国的今天的经济现实、社会现实向西方人向全世界人说明白了。这为中国更加积极主动地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创造了比较有利的条件。

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神秘也不可怕也不法西斯，也不集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包含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从理论上来回答了四个主要问题：

一个是发展阶段的问题，来龙去脉的问题。从毛泽东时代到邓小平时代，到江泽民时代，到胡锦涛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怎么一步一步摸着石头过河摸出一条路来。

从组成部分来讲，包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道路总的来讲就是党的基本路线和五位一体的建设，有中国的底线有实的有虚的；体系，那就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制度，根本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本制度是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的自治制度，再加上我们的法律体系和经济体制以及政治经济文化体制。

中国做的这些事实际上跟美国奥巴马做的事差不多，中国讲民生，中国讲以人为本，美国搞的也就是这个。中国搞的经济结构转型，美国搞的就是新能源的战略和政策。美国下一步主要增长点不就是奥巴马的两大任务：一个就是医疗改革；一个是新能源战略，想在全球新能源标准上技术上和服务上处于绝对的垄断地位，把这个作为美国增长的新引擎，这个不是也在做这个事情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统一的体系，这个统一的体系有总依据、总布局、总任务。不管分几个阶段分几个方面，总会回答的是同一个问题：总依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五位一体，总任务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两大目标。这些在西方政治习惯和政治话语当中都是找得见的。

然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在什么地方？在实践当中，当前和今后实践当中，我们怎么样才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从工作的基本要求上来讲八个要求：人民的主体地位，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共同富裕，社会和谐，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最后一条坚持党的领导，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八个方面的基本要求，在这八个方面守住基本上工作就跑不了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深深地渗透中国的国情，我们基本国情就是三个“没有变”：初级阶段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社会生产力的主要社会矛盾没有变，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在任何时候有一条红线不能碰，这就是党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四项基本原则两个基本点不能动摇不能变，不能挑战这个底线。

这样的话，基本上对国人对世界也把今天的中国说得清清楚楚，一看觉得大家都是做的正大光明的事情，而且用正当的手段在做正确的事情。

那么这样一个基本的框架把所有的中国社会各种因素都拉进来了。图纸基本上很全乎了，这就保证了政治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但是相应的有一个劣势。美国4年一届一个新人新班子新想法新的理解新的思路新的做法，他经常失信的。我们这个东西30年摸着石头过河过了30年就摸出这个东西来，成本很高，而且摸出这个东西来，我们党的报告里面明确的要求倍加珍惜，来之不易。这一爱惜这一珍惜就有了软肋了，无欲则刚，你有这么多的爱惜之情就不洒脱了，不洒脱自由发挥的空间就没有了。

 

三、新目标与八方面的行动纲领

第三个问题，新目标与八方面的行动纲领。前面进行了理论上的总结和概括，接下来就看怎么撂挑子实干了。那么这种实干一个是目标的问题，一个是执行的问题，所以就这两个方面，党的十八大报告做了一个明确的回答，总共12个部分，前两个部分可以看作理论的总结。第三个部分提出新的目标，四到十一是对目标的八个方面的分析，第十二个是党的建设的政治保障，大概这么一个结构。

1、中国发展战略新目标背后的深意

目标而言两大目标一个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是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全面小康而言这一次唯一给的一个硬指标就是两个“翻一番”，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翻一番，而且是比2010年翻一番。

这两个“翻一番”里面，可能也有一个公共财政和老百姓财政结构的调整问题，在这个翻一番里面老百姓要跑到前面去了，大概也就是6.8%到7%的速度就能翻一番。那么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的目标是全局的目标，但是从区域发展来讲，我们的特征是区域不均衡，东部的发展要比中西部快得多，以今天的北京上海深圳为例，发展的水准平均的GDP已经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小康的目标太低了。那么按照全国的平均水平来讲，显然中西部拖了后腿。中西部地区在要求上规划上是不一样的，对各自的定位和功能上是不一样的。东部地区继续扮演好带头羊的作用，要走在建设现代化的前面，为全国改革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说白了，东部地区考虑的问题是2020年中国以后的方向的问题，这个方向这次基本上也初步的有了一个思路，主要实施东部东扩海洋扩张的战略。

就说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我们把中西部短板弄好以后，主要就向外部延伸。这种外部延伸也是基于国际的形势和我们国内的环境。从我们国内的环境来讲，地上的地下的差不多。从国际环境来讲，以美国为首的亚太封锁链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制约作用比较明显，我们要千方百计突到外围去。

实际上海洋强国的背后是两大目标：一个是海洋经济的高速发展的扩张；一个是海洋国防发展。这实际上是对东部相当重的任务。把我们内陆之国变成海洋强国，把我们的经济从内陆的经济逐渐转成海洋的经济。

对于中西部而言，下一步要加大扶植力度，支持这些地区改革开放，增强发展能力。说白了你要让他们赶上来，基本上到十三五规划期间大面积的小康问题都解决，剩下的扫尾工作重点的加以解决加以统筹。应当说我们有这个能力，现在基本上全国人均下来可能两万元，2020年人均就是4万元，三口人12万，大概就这么个水准。

为什么这一次把小康建设的问题空前地提高到了战略目标的高度了？也是为了缓解调解我们社会领域的矛盾，为了缓解和调解社会领域和政治经济领域的紧张关系，再不让老百姓这头得一点实惠，再延续过去政府主导型的投资型的经济模式不可持续，而且效率很差。老百姓的不满情绪也会越来越多，所以就是通过全面小康解决老百姓的吃喝拉撒的问题，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讲的老百姓就是对教育住房生活基本的更加好一点的需求。

在解决老百姓的问题上，通过增量包括存量做一个结构性的调整，没有大的力度的改革，就是我们讲的既得利益的结构不做大的调整，GDP速度再快，与这个问题的解决毫无关系。资本越来越集中，资本的增长速度越来越快，社会结构矛盾分化越来越严重，所以要全面实现小康必须有关系领域的调整，这就是改革，这种改革是有针对性的实实在在的改革。

所以这次我觉得从认识上来讲应当说比较到位，对我们所处的历史方位，对我们所处的问题应当是比较坦诚的。

2.五位一体与行动纲领

围绕“全面小康”，围绕“全面改革”这两个问题具体从哪里做起？

主要改革的就是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和生态文明这五个方面，从而协调人和自然、人和经济、人和政治和社会的关系。

从经济领域来讲，就两大任务：一个是继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另外一个是加快转变经济转变方式的问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问题说到根上去，强调的核心问题是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怎么样更加积极地发挥好政府和市场的各自的积极功能，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要是在这个问题上输了的话，就基本上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失败了。怎么样让政府回归他的公共产品这个属性，让市场变成主要是战场和盈利单位？现在的问题关键是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没有理顺，从而造成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市场要钱没钱、要人没人怎么去搞，而且政府的公共项目在很多时候就变成体内循环了，一个公共项目从立项到最后整个项目完成，最终的目的实际上是有效地把公共财政支出去，支出去以后100块钱有80块钱花到项目上就已经不错了，实际上这个跟老百姓没有多大的关系。你说解决了就业，但是这种就业和整个社会的公平差的太远。所以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实际上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所在。

我们的政府和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是双失灵的，政府的角色没到位，市场的角色没到位，该硬的没硬起来，该软的没软下去。所以应当说在这些问题的认识和表述上来讲还是比较坦诚的。

包括创新的问题，今天我给大家讲的制约经济核心的问题还是创新的问题。我们的资本尽管体量很大，但是我们资本的质量不是很高。在对整个市场参与能力上，对市场的驾驭能力上，通过我们很多走出去的项目和企业来看，失败的案例比较多，我们在这方面欠缺的比较多。

为什么一帮全世界很聪明的，智商很高的人在一起创新就不行呢？关键恐怕还是体制问题。我们现在的博士生数量全世界第一，但是全世界第一的博士生队伍里面，有几个能够在生物或者工程经济领域能够拿一个诺贝尔奖回来？人家一个剑桥一个哈佛，一个大学里面就有几十个人获奖。

所以在这一方面制约我们经济短板的，归根到底说白了还是创新能力的问题，文化软实力的问题，结构的转型实际上是人的转型，人的能力的转型。靠一帮子农民工进城，中国要把经济转型完成了才怪，完不成。现在是知识经济信息经济，所以人的生产力要素的变革是所有的经济转型的要素变革当中最激烈的、最关键的、最核心的。

这次谈的“四化”我觉得路子走对了，越来越明确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现代化这确实是中国目前能走的有前途的，下一步的增长点恐怕主要还是要靠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关键还是要把老百姓吃喝拉撒基本问题解决了，再谈梦想的问题。所以说就这点而言，我们在未来经济的增长领域的开拓上，一定要冷静下来。从十八大整个的布局思路来看，下一步的整个经济政治微观政策来看，我觉得慢慢的比较务实了，过去的虚火太旺了，解决一些基本问题，没那么复杂。

比方我们去西部一个县调研，是国家600多个贫困县之一，去年公共财政消耗15个亿，15个亿的公共财政的消耗养活了1.5万公务员。我平均算了一下28万人15个亿，平均每个人一年啥都不干每个人分下去能分5000块钱。你说花钱养一个昂贵的政府干什么，能解决什么问题呀。所以说，现在大家都挤破头的考公务员，我觉得再过五年十年先下岗的就是这一拨人。我们的政府公共财政消耗太贵了。

从政治领域而言就含了两个方面的观点，一个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另外一个是改革，这都是对的。我前面讲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30年摸着石头过河的总结，回过头来看都能站得住立得住脚，但是决不意味着固步自封，决不意味着到此打住了。所以下一步的难点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我们以往党的大会报告里面很少这样去说，

小平同志当年在十三大的时候提过，这一次把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专门提出来，主要解决哪几个方面的问题？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人民权力的问题，基层民主的问题，讲的是民主的问题，人民民主、协商民主、阶层民主，这些问题确实到了该解决的时候。我们现在党政职能不分权责不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党不党国不国。国家本来是硬的结果变成了软的，党本来是软的，结果软件就变成硬件。

国家就是以法律制度巩固下来的一个公共的国家机器，就是国家公共的硬件设备，所谓执政党就是把这个开起来，跟开拖拉机一样开起来，拖拉机是硬件，司机是软件，结果最后把司机变成了硬件，把拖拉机变成了软件了，反了。所以在执行运行的效果当中，肯定权责不清结构不好，效率不好。

那么这一次对这个问题应当说我觉得点得已经到了不能再点的地步了，唯一令人担忧的就是，能不能把说的这些执行下去落实下去，要真落实下去那对中国社会而言无益于伤筋动骨，确实从根上解决问题。比方说把人大做大做强，那就把这个党管住了。现在的问题就是党管不住，为什么管不住？党比法大，法管不了党。党就变成人管人了，所以最后结果就管不住，干部屡屡危害各种各样的规则制度章程。

管理国家要依法治国不是依党治国，法比党大。十六大的时候，江泽民总书记在依法治国里面关于共产党的执政方式的变革里面，把党和法和人民的关系讲得再清楚不过了。党和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包括和工青妇的组织的关系，说得特别清楚。我们今天就是在执行层面上，法的权威没有确立起来，党的权力倒是越来越大。只有在民主和依法治国法制的基础上才能谈到行政体制改革的问题。否则的话政府的一把手不是选出来的，政府的一把手是党委任命的。要把这几块关系摆清楚了，再来谈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的问题。谁的责任谁的权利谁背着，权责清晰，给你职权给你边界然后给你责任你要承担，这是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要迈出的一步。

关于文化强国的问题，这次抓了三个关键的问题：一个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问题；一个是公民道德的问题；文化软实力文化竞争力的问题。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我不知道大家留心没有，这一次总结了24个字，国家层面上就是我们关于社会主义的修饰词“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这八个字，社会层面上“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然后到了公民层面上那就是“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分了三个层次，而且这三个层次所讲的这24个字基本上和西方社会的价值观我觉得差别不大。具有这个普世价值可同约性，而不是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一套语言和价值观，然后把自己划在世界之外，我们尽可能的要和西方寻找一些公约数，然后跟他们尽可能地沟通。

这些年的经济的发展和文化教育的发展不同步，从而造成满中国的有钱人没文化，没文化的也没钱。现在有钱想的是什么问题？中国84年城市改革开始，这批新型的产业和这批新型的阶层人士，他们现在想的更多的不是社会的担当和责任，想的更多的怎么样跑路的问题。从去年到今年，中国海关部门有效统计，现在移民的人数急剧增加，移民主要是投资移民，把钱背着跑出去。很多人怎么转移财富？跑到外面整一个绿卡，然后再以外国人的身份进来在这边投资控股，然后企业每年正常赚的钱分红当中都转移到国外的资产了，钱就这么跑掉了。这边的机会让他们卷走了，这边的财富让他们卷走了，最后剩下的都是人和环境不健康的。

说到根上去，这是公民教育失误的问题，这是文化自信的问题，文化自觉的问题。一个人都可以背叛他的祖国，要那么多钱那么多财富就为了吃个饭，这样的人还能够作为成功人士？成功在什么地方？你看看港澳台的有钱人，你看看国外的有钱人，他们的社会担当还是很强的，他是物质和精神双重成功。

在民生领域、社会领域管理的问题，民生的问题，社会保障的问题，卫生医疗的问题，社会管理的问题都有很多具体的、实质性的启发和措施。如果能够把党的政治工厂生产出来的政治产品，在政府的执行环节当中很好的执行下去，那对中国而言无异于是一件幸运的事情，因为共产党的领导体制机制在生产过程当中还是有这种集体水准，跟国外还不大一样。我们问题是很多好的决策和政策在执行的过程当中，执行环节不顺畅，或者执行力不够，仅仅停留在政治的层面上，而没有停留在社会过程和政治过程层面，从而是无结果的。所以你看习近平同志多次讲话当中强调的最多的是落实，其中党校讲话中讲关键在落实，怎么样把共产党说的这么多东西贯彻下去执行下去，

像我们前面看的什邡的问题，南通的问题，既是社会领域的社会危机管理问题，又是生态文明的问题。人和自然的不和谐，最后必然对党群干群关系，对我们社会民众政治的关系构成实质性的冲击。

在前面五位一体的基础上，报告从国防方面，祖国统一方面包括外交方面也做了相应的部署。和过去相比较，在整个的国防和两岸关系包括外交政策表述上我们的变化是最少的，我们基本上不变。

四、以党的建设科学化做政治保障

最后一个，以党的建设科学化做政治保障，这和以往党的代表大会对党的建设的提法上来讲也不一样。我们谈的是党的建设科学化的问题，科学化的命题不是中国特定的词汇，科学的传统是在西方，西方自古就有科学主义的传统，所以在东西方的融合当中，我们在探讨党的现代化过程当中，政党建设的现代化过程当中，我们有意识地朝世界政党一般性的规律方向去走。

这一次重点提的有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在党的主线上过去是两条线——执政能力和先进性，今天加了一条线“纯洁性”，这线越来越结实。那就说党的建设以后的工作重点中心，能力的问题方向的问题，品德的问题，也是由于我们这些方面问题太多，所以才有保纯的压力。

包括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这是对共产党进行改革的一个比较好的突破。在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前提下，中国共产党怎么样发展改革变革创新，这是很好的一个思路，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我们在这点上比别的所有政党喊的目标都要高远，下一步就要看做的怎么样。

在党群关系上，明确要求在全党深入开展执政为民、务实清廉的党的群众路线。主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务实和清廉的问题，就是政治作风的问题，政治廉洁的问题。政治廉洁解决的基本机制和思路的是什么？发动群众，让群众找到什么是有问题的。陕西的杨大叔戴了几块表老百姓都能发现的，那个别的领导干部有几套房子有几个老婆大家也能盯住。关键是让不让盯的问题，只要通过群众的办法和机制来解决党内的问题，群众也有参与感，党内也有效率，能解决问题。

所以在这点上来讲，我想这一次的任务工作有极强的针对性，针对党内群众关系不好，群众意见比较大，又针对党内清廉的问题。这慢慢地摸着门道找到路了，通过社会监督和媒体监督，从而代替过去依靠党内的监督，这效果肯定就大不一样了。

包括党的大会制度提高公民的代表比例，意思就是说干部的人太多了，当官的人太多了。实行党代会的提案制，不是说大会一开完宣布胜利闭幕了，大家回去就该干啥干啥啥都不是了，还是党的十八大代表，这一代表代表五年，有提案的制度要求保障那很简单，针对各个地区各个地方的特殊的问题，党代表通过正常的渠道把提案交上去。过去不给你这样的通道，你只能找当地的纪委，你找当地的纪委解决不了问题，把你纪委掉了。慢慢的把党员也好普通的群众也好，慢慢的留了个口子把这些人放进来，逐渐地加大权利的监管和约束。

包括反腐败的问题，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对我们党造成伤害，亡党亡国，不管权力大小，不管职位高低，只要触犯党的国法严惩不贷，不管什么人。尤其这次让王岐山同志到中纪委去，对当前腐败的重点领域，金融资本领域腐败监管重点大一些，而且下一步要把资本市场要健康地发展下去做大做强。

在历史上我们很少在党的报告里面把党的统一问题作为专门的一个问题提出来，这一次再三强调任何一个人不能凌驾于党组织之上，恐怕也是对我们这几年的经验教训也有针对性。现在恐怕面临着个人冲击组织试探组织的趋势，就是我前面讲的民主法制化不够。所以说，从这些思路来看，凭良心讲中央里是下了工夫的，开的方子也是对的，能够把这些方法落实的话一定会有一个善果。

慢慢地随着共产党政治竞争的压力，由过去的垄断政治变成市场化的政治竞争时候，一定摆在桌面上的东西都是健康的，见得了阳光积极的东西，慢慢的积极的因素积极的力量会多起来。我觉得我们有理由对未来、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共十八大充满信心，谢谢各位，今天就到这儿。

（本内容经速记稿整理，未经报告人审核）

责任编辑：刘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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