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学工：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形势和增长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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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非常高兴能有这样一个机会，跟咱们北京市发改委的同志交流一下学习十八大报告的一些体会。最近确实也有很多单位邀请我们去做一些讲解和解读。但是今天跟北京市发改委的同志我觉得还是有特别的意义，首先我们是同一个系统的，很多业务也是相似的，可能也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吧。另外一方面作为北京的市民，咱们发改委的决策跟自己的生活也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今天还是非常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

十八大报告出来以后，我们也是刚初步地学了一下。上一周国家发改委也是全委开了学习大会，张平主任做了一个报告。我们经济研究所是属于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的，昨天也是开了学习大会，请我们之前的一个副院长做的辅导报告。因为最近几届的大会报告起草工作他也是参加了。从我本人的角度呢，因为我主要还是做宏观经济和经济发展方面的，十八大报告关于经济方面的应该说这个内容还是很丰富，各个方面的内容都有，所以我还是结合自己的专业的角度，主要从总体的经济增长形势和经济增长前景来谈一谈我的学习体会。

一、十八大对宏观经济的三个基本判断

如果从整体的经济发展的战略，或者说态势来看，十八大对经济发展的阐述可以概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个十八大对未来经济发展提出了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说我国的发展仍是处于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个是决定后面很多东西，比如目标、手段，可能都是基于这样一个很基本的判断来的。

第二，十八大提了两个非常核心的发展目标，实际上也是重新定义一下所谓“全面小康社会”，因为全面小康社会这个已经好几届大会都提过，但是这次目标上应该说是做了一个新的界定。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报告当中讲目标这部分实际上是讲了很多方面，但是如果是真正用一个非常定量化的指标来说明实际上就这两个：一个就是说，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2010年翻一番。另外一个是居民城乡人均收入水平，比2010年要翻一番。其他的目标大家可以看，基本上都是定性的描述，上升，下降啊，或者在加一些程度上的一些词，相助上升，显著改善，都是一些程度性的一些说法。真正完全清晰定量的就是这两个指标，所以说这两个指标应该说还是非常核心的。

第三，就是两个关键的发展手段，这个是在章节上直接点出来的——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实1995年的时候就已经提出了这两个转变，当然表述上有一些不一样。那么以后呢关于这两个转变的提法肯定有一些变化，特别是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比如说在上两次的党代会报告里面的，有这个内容，但是基本上没有出现在标题里面。那么这次是出现在标题里，并且是放在了转变发展方式之前。所以这次应当说是空前地强调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所以如果说十八大对经济发展的总体的阐述和描述，我觉得就是这三个方面，一个基本判断，两个核心发展目标，两个关键的手段也好，关键的环节也好，反正是两个关键。

二、十八大做出判断的依据和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运行特点

十八大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判断，为什么提出这样的一个发展目标？我觉得这个还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因为如果按照这个目标如果稍微换算一下的话，基本上就是说，如果换算成经济增长速度，基本上就是2012年到2020年期间我们的GDP基本增长应该在7%左右。那么居民城乡的人均收入基本上也是在这个水平左右，所以基本上就是说是经济增长和居民的人均收入要同步。

那么这样一个前景是不是有充分的依据？是不是可以实现？我们作为研究机构，还是要做一些深入的研究。当然在之前我们也做过一些支撑性的研究，也提供给相关的部门。那么要谈中国经济的前景，我觉得还得要从金融危机开始说起。实际说就是说这一次的金融危机，还是改变了中国经济很多基本的方面，实际上现在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还是有很大的分歧的意见，到底是好的很，还是糟的很，两方面的话都是有人说的。当然要做判断，那我们首先要看就是说到底我们的经济运行，发生了什么，特别是从经济危机以来。

我简单地归纳了几条，就是从2009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我们整个的宏观经济运行，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就是经济增长持续回落。这个可能大家今年的感受会更加强烈一些。特别是像北京市，还有其他东部沿海一些发达省市，应该说今年的感受是非常强烈的。那么金融危机我们知道是2009年一季度的时候，中国经济陷入的最低点，当时的增长率是6.6%。我们知道这都是季度的增长率，那么在此之前，2007年是达到一个增长最高点，季度增长率是达到14%。所以说呢，基本上不到一年多的时间，这个增长率是下滑了一半还要多，那么这个下滑速度应该说还是非常快的。那么2009年以后，我们采取了4万亿的刺激政策。所以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的前半段，中国经济实际上复苏的速度是非常快的，非常强劲。大家可能还有记忆，当时我们在世界上叫“一枝独秀”。十八大报告里也有这样的表述，“率先实现了经济的强劲复苏”。所以反弹的速度很快，短短的四五个季度又达到的12%这样一个很高的速度。即便在我们高增长的时期，12%的速度也是很高了，更别说是在全球危机的背景下。但是达到这个高点以后呢，我们的经济就开始持续往下走。这次回落有一个特点，就是回落的时间周期特别长，因为从以前的情况来看，中国经济基本上回落三到四个季度，就会实现回升。那么我们这次基本上也有十个季度，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回落，应该说回落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中间我们也是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好像不像过去那么见效。那么这个回落呢，比如说从12.1%这样的高速，向9%点多这种速度回落，我们也讲也是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这个也对。因为确实当时的通胀水平也比较高，确实是需要控制一下速度。但是这个增长速度低于8%甚至低于7.5%这个应该说就已经超出的我们宏观调控的预期目标。今年定的全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7.5%，我们今年三季度的增长速度是7.4%，实际上已经超过了我们预期的指标了。并且大家都是发改委部门的，可能也清楚我们定7.5这样的一个目标，实际上我们内心里想的可能不并是7.5，可能还是在8以上。7.5一是为了稳妥一些，另外一个是加强一些引导。但是就我们实际所期望的增长，肯定并不是在这个水平上的。

所以金融危机以来，我们看到经济增长在经历了初期的强劲复苏以后，显得增长动力不足，比较疲软。

另外就是物价的上升。我们看是要比我们本世纪初的这一段时间还是明显地上了一个台阶，这条线这是年度的变化，但是受一些临时因素的影响波动比较大，这一条线只是一个平均的相对平缓一点。我们看跟本世纪初的情况相比，其实不光是中国，全球的通胀都比较稳定，那么现在的通胀金融危机前后，基本上比那个时候应该说上了一个台阶。就是通胀的水平，我们现在好像很难回到本世纪初的情况。当时我们的宏观经济，真是一个黄金时期，那么现在我们再想回到这个黄金时期，可能要相对困难一些，尽管说现在的物价水平最近几个月还是比较低，但是能不能保持还是有一定疑问的。

所以经济增长在持续的回落，而通胀是在上升，那么反过来说就是我们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难度，实际上就是在加大的，这是我们金融危机以来，宏观经济形式面临的一个挑战一个困难吧。

第二个方面，就是劳动力资源、土地成本的大幅上升，企业经营的困难加剧。这个实际上大家也都是听到大量的报告，我这里给大家提供一些数据。比如说中国制造业的工资水平，我们看从2010年以来的它的增长速度，这是季度的增长速度，都在15%以上，当然这个是没有刨除价格的。下面是经济增长率，我们看他比经济增长率要高一大块。即便是刨除价格水平，也还是非常明显的要高于我们的经济的增长速度，劳动力的成本的上升，确实是非常的明显。特别是农民工，大家要是家里搞过装修肯定还是有感觉的。稍微有一些技术的工种，工资水平很高了，包括保姆，工资水平都提高到很高。然后我们的一些资源的一些价格，汽油的价格，都是一路在上升，土地的价格，全国105个城市的地价。尽管危机以来，我们做了很多调控的措施，经济上刚才看也不是说那么强劲的增长，但是我们这些要素的价格，这些资源类产品的价格，都还在上升，因为过去他们的价格还是跟整体的经济形势的联系比较紧的，都是周期性的变化。但是现在看呢，好像也有一些摆脱这种周期性的变化，有一种结构性的上升，这样一个趋势在里面，那么所有这些成本上升呢，导致的结果实际上就是我们企业的经营困难，企业一方面市场相对需求方面增长得相对疲软，可是成本方面在大幅上升，特别是对我们的外贸企业。因为我们过去很强的竞争优势就是来源于低成本，各个方面成本都是低的，现在成本是全面在上升，所以肯定直接就对我们的竞争力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影响。

第三个方面是各类债务水平大幅上升。这样导致我们现在经济发展当中的一些风险正在积累。那么各类债务里面可能最明显的就是政府的债务，当然我们的政府的债务方面不是说那么透明，这个主要还是依据2010年国际审计署对地方政府债务做的一个调查。因为这个债务可以由各种口径，有直接的负债，还有一些隐性的负债。我们做了一个估计，如果是这种直接负债，2010年末已经达到了GDP42.3%这样的水平。如果按照审计署那个做下来，可能就是非常小口径那个，可能占GDP的比重是很低的，大概也就20%多，如果全加上的话呢，可能会到42%多，如果我们加上或有的一些债务，可能会到70%。因为我们国际上一般采用债务余额占GDP的60%这样一个警戒线水平，这样实际上就已经超出警戒线。当然或有债务跟直接的债务还是有区别的。现在的水平应该说还是在安全线以内。

所有这些债务，一半以上都是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所累积的，所以说几年的债务累积就超过了过去，这个债务上升的速度还是非常快。我们其他的部门，家庭的负债也是在上升，企业的负债也是在上升。

这个为什么是一个风险性的因素呢？如果你看国际上的金融危机，不管什么时候的金融危机其实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危机以前，整个债务水平肯定都是大幅上升，所以这个杠杆率提高的很快，大家都在借钱，当所有人都在借钱的时候，这里面肯定就有风险。当然这个逻辑是这样的，危机之前肯定是有一个债务上升的，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债务上升最终一定是以危机来收场，所以它是一个必要条件，不是一个充分的条件。但是不管怎么说还是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特别是去年有一些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确实也是出现了不能够偿付债务这样的一些事情。

所以金融危机以后，各类风险的情况可以说还是在安全的范围之内，但是它的累积速度很快。

在我们的经济增长当中有一些比较奇怪的现象，就是消费增长，这个是我们一直在倡导的，扩大内需，因为中央的文件也说了，扩大需主要是以扩大居民消费为主。我们也出台了很多政策，但是我们的消费的增长，始终是处于一种也不能说是疲软，相对应该说还是比较软，或者说没有到我们期望的水平，也就是比较平稳。但是我们资产价格的市场，特别是我们的房地产这个价格是控制不住地往上涨。所以消费不好的时候，人就说，收入少大家没钱花，但是房价涨，房子这么贵的东西市场上实际上是供不应求。现在是因此有行政性的限制，这个价值还是没上来，如果你真放开，它还得涨，还是一个供不应求。所以好像也不是缺钱。这也是我们运行的一个情况。

另外就是一个出口增长，我们知道从中国入世以后，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增长动力是来源于出口，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高的时候达到8%，是非常快的，那时候20%、30%甚至有过40%、50%这样一个出口增长率。但是我们的增长率，现在我们叫所谓的“新常态”，在10%以下。我们今年本来提的出口的增长目标是10%，但是现在看想实现10%的增长都是非常困难的。有几个月基本上接近零增长。过去是不可想象，但是现在看我们叫“新常态”，就是说这应该是一个常态。

但是呢我们好像也有一些过去非常头疼的问题，现在显得不是那么严重了。一个是就业问题，过去我们都讲就业是中国最大的问题，最难问题，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大的国家，要解决就业问题的难度是最大的。可是现在我们整个经济下滑过程当中，我们看，特别是去年以来这一轮的经济下滑我们的就业没有受太大的影响。我们看跟上几年的同期比，还是上升的，今年已经超过1000万，已经是实现年度的目标没有任何问题了。就是说经济增长不断的在往下走，可是就业没受什么影响，甚至还可以在市场听到一些地方一些产业，还存在着招工难、民工荒，还存在这样一些问题。就是说我们的就业显然是跟过去是有些不一样的。

包括居民收入，居民收入增长的情况也还是不错的。农民的收入，农村的人均纯收入，这个增长速度还是非常快，现在的居民的增长速度实际上是要超过经济的增长速度。另外就是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是要超过城市的增长速度，这个也是我们过去想做没有做到的，现在好像是在经济这么不景气的情况下，反而实现了过去没有做到的事情。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一个特点。

那么跟居民收入增长保持稳定，甚至是比较高相对应，实际上我们政府财政收入和企业的利润都是在下降的。那么企业利润下降，肯定跟刚才讲的这些成本性的因素是有很大的关系。实际上就涉及到国民收入的分配的体系，那么这个分配，过去我们都讲，因为企业和国家拿的大头，所以居民的收入增长是没有上去，现在看这个手术的格局是正在改变，财政和企业的增长都在下降，只有居民部分的收入增长情况，是在继续保持一个很高的增长速度。但是财政收入下降肯定是给我们各级政府带来很大的压力。这个也是后面讲的改革里面非常重要的，就是说财税体制的改革问题。我们地方政府，所承担的事权非常多。包括各级社会保障制度的推进，我们的支出应当是越来越大，可是我们可能面临的是一个收入下降这样一个格局，不光是正常的税收收入，包括我们别的一些资源收入，土地转让的收入，都是在下降。其实今年以前整个增长情况还都是不错的，到今年以后是特别明显的下降，整个利润是一个负的增长。最近一两个月才刚刚转为正的。

 

三、中国当前战略机遇期的具体内涵和条件

金融危机以来呢，应该说中国经济的运行确实是发生了很多的变化，甚至可以说是一些根本性的结构性的这种变化。那么这些变化到底是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那么十八大报告里也提到，一方面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说，“仍处于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但是另外一方面，十八大报告里也提了，这个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要根据这个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制订新的目标与战略，实际上就是也是认为，这个内涵和条件是发生了变化的。

那么这个变化呢，我把它归结为四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说是原有的经济增长的动力是在减弱的；第二个方面是我们的外需环境发生的重大的变化；第三个方面是资源环境的约束加强；第四个方面是我们过去发展当中所积累的一些社会矛盾，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也是在强化。

这些都是从挑战的不好的这个方面来说的，后面我们也会谈到也有一些积极性的变化，否则的话，如果都是不利的因素的话，那我们可能就不能称之为是战略机遇期了，或是进入到别的一个什么样的时期了。

1. 原有的经济增长的动力在减弱

那么原有的增长动力在减弱，也有很多方面，我觉得比较突出的是三个方面。这个实际上也跟我们一般的增长模型里所讲的增长要素实际上是相关的。增长的这些要素，实际上现在都是受到了一些限制和制约。

第一是劳动力，因为中国我们也讲了，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是我们最突出的一个优势，中国的制造业，为什么能够这么迅速的扩张？中国能够成为世界制造业的基地，世界工厂，跟我们廉价劳动力是有很大的关系。那么我们这个廉价劳动力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数量方面的，或者说人口结构方面的，过去的出生高峰。当实行计划生育生育率下降过程当中，必然会经历一个劳动力年龄人口在总人口当中的比重大副提高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劳动力年龄人口比重提高，最直接的结果就是能生产的人多，消费的人少，相应你的积累就可以高，储蓄率就可以高，储蓄率高那就说你可以投资的资金就高，资本积累的速度就高，资本积累高速度高就可以导致一个高的增长。但是我们人口红利是两个因素，一个是人口年龄因素，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农村剩余劳动力。因为我们过去有大量的人口是在农村地区，农村就业是不充分的，农村人口的劳动时间跟城市人口相比较是要短很多的。相当于劳动力资源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那么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实际上就是把这两个优势应该说很好的发挥出来了，农村人口大量转移到剩余劳动力转移，大量的农民工，再加上我们劳动力数量的总量的也处于这样一个高峰期。所以工资实际上就是劳动力的价格，它跟所有的价格一样，也是一个供应区间决定的。这个供应我们叫“无限供给”，就是提供一个工资水平，可以无数的人到你这来。所以把工资压得很低，所以我们2008年2007年之前，农民工的工资或者制造业的工资去掉通货膨胀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基本上都是没动的。从经营企业的角度来说，就是成本很低。

但是现在根据有关部门的测算，这个劳动力年龄人口在2015年左右就要达到高峰的，从那以后劳动力年龄人口，不是说增长速度放慢的问题，是数量要绝对下降的问题。所以很快，很快就会到来，在这之前肯定是要经历一个增长速度放慢这样一个过程，因为到2015年肯定是一个零增长，2015年之后是负增长。

所以劳动力的优势正在丧失，这也是我们为什么看到的，说经济不是很景气，但是工资上涨速度还这么快。实际上就是说，对劳动力的需求比过去有所下降，但是劳动力供给的增长速度下降的更快，所以会导致在需求方面的情况下，劳动力工资的上涨还是保持在一个很高的一个增长上。所以这对我们整个的增长方式、增长模式就会有一个变化。过去是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这样的优势，恐怕就会发生改变。

第二方面是土地的问题，我想作为发改委的同志肯定是特别清楚，特别是北京市发改委。现在我们出去调研，沿海发达地区普遍都会说的问题，我想就是土地。有很多地方，他们也并不是说缺项目，也还有人想要投资，但是没法落地，没有土地。那么这种情况下，土地价格的上涨也是可想而知的事情。

那么土地供给紧张，我觉得可能也是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确实是资源性的，中国人多地少，大部分人口都是集中在非常有限的适宜人类居住的东部地区。另外一方面确实也跟我们土地的管理体制有关系，因为我们一是土地计划管理，年度指标这样一种方式，跟经济发展的形式，不一定匹配得很好。另外一方面应该说我们也受到别的一些因素的制约。但是如果你看东亚国家的工业化的过程，实际上无论是日本也好，韩国也好，他的农产品的供应，基本上，可以说一半以上都是依赖于国际市场，他们只是在很小的品种，就是在一些非常少的品种保持高的自给率。但是整体上他们的自给率是很低的，就把这个事情甩多国际市场上去了。但是我们中国的农产品的自给率还是很高，还是在90%多这样一个水平。整个东亚基本上面临的形式差不多，都是人多地少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土地我们也知道，对城市化工业化这是必不可少的资源，所以这里面肯定有一个资源如何利用的问题，是继续保持农业的用途，还是要转到工业化城市化的用途方面来。

中国不能实现这种高的依靠国际上来解决，可能有很多的原因了，政治上的原因，可能我们跟世界的关系还是没有达到说这样一个彼此相互信任，相互依赖这样一个程度，应该说会有担心吧。但是这个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呢，对经济增长肯定是有非常现实的制约性，我们也是不能否认的。

实际上中国现在对国际资源的利用也是在增加。前一段我们单位有人专门做了测算，就是说拿我们现在进口的这些农产品，如果按照我们现在国家一般土地的产量在计算，我们现在进口的农产品，相当于我们利用的国外差不多6亿亩工地的水平，我们一共是18亿亩，数目实际上也是不小。一方面确实体量比较大，对国际的影响比较大。另外一方面由于国际政治这些因素，可能也是制约我们，就是体量和国际政治引路，都会制约我们更好的利用国际的土地资源。反过来说就是说我们国内土地的供应就会变得日益紧张，再加上我们自己的一些管理体制未必那么有效率，更会加剧这个问题。

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技术。我觉得技术就像黏合剂一样，光把资本、土地、劳动力这些要素组合起来的话，生产还是没办法进行，还需要技术。改革开放之前，实际上这些所有的条件，土地，劳动力，甚至资本，也都具备，但是我们没有实现一个高的增长，实际上我们就是因为缺乏一个很好的技术来源，技术储备。那么改革开放以后呢，技术起的作用还是非常突出的。

我们过去技术来源，引进技术确实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而且成本也是非常的低廉。主要就是说我们当时是跟国际上的技术差距太大了。甚至人家一般性的技术，甚至人家低技术到我们这就是非常的适用，都能推动我们的技术进步。另外一个就是说，正是因为当时你跟别人差距太大，人家也不把你作为竞争对手，所以给你点也不是太大的事。他的技术成本本来也在他的市场上基本上也都回收了，所以到你这基本上就是给点就是纯赚。再加上我们过去确实知识产权的保护不是很强，像软件，过去基本上都是盗版。我们知道90年代以后，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很重要的就是信息技术，信息技术里面的软件实际上是非常大的一块，但是我们过去说这个软件基本上是在免费使用。从技术的角度，来源的角度来说，是有一个非常廉价的、并且非常大量的这样一个技术来源。

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就很不一样了，大家也都知道中国经济崛起的，中国企业也在崛起，所以在市场上，跟人家已经形成了直接的竞争关系。那么人家对这个技术的转让肯定戒心就会很高。再加上现在我们知识产权的保护确实是比过去有了很大的提高。我不知道北京市单位怎么样，各国家机关都在推软件的正版化，我们现在定期也在检查，复查是不是都在用正版的软件。所以我们现在的软件方面的支出也在上升。一是意味着我们技术的来源在减少，另外一方面获取技术的成本在上升。那么技术成本的上升，有人说研发，将来肯定是要走自主研发这条路，但是研发说老实话，实际上是成本很高的一件事情。企业家并不是傻瓜，如果研发是一本万利的事情，不用你号召他早就去做了。之所以这样的号召，又有这样多的政策鼓励，这个研发还是上不去，肯定还是有他的道理在里面。比如我听制药公司的人讲，如果研发一种新药，得花十几亿美元，他们得筛选几百万种的化合物，最后才可能有一种，最后药监局才能批准上市。就是说一种成功的药物，他不知道有多少种是行不通的，所有那些成本，都得要在这一种产品当中要回收。所以自主研发呢，实际上也是一个成本很高的事情。不管怎么说，跟白来技术比，肯定是一个很高的一个成本。

所以过去这些推动我们经济增长的这些主要的一些动力，现在看劳动力也好，土地也好，技术也好，资本实际上就是储蓄率，储蓄率实际上也是在下降的，刚才讲过，跟人口结构也是有关系的。但是储蓄率的下降呢，我觉得还是有限的，跟别的国家比起来我们还是处于一个高储蓄这样一个范畴之内。所以金融危机以来，可能最大的改变，首先说经济增长的动力是在减弱的。

2. 外需环境发生重大变化

那么另外一个变化是，外需环境的变化。刚才讲的动力方面都是从供给方面的因素。有了供给，实际上还需要有需求，才能实现经济增长。

那么需求当中，我刚才讲，过去推动我们经济增长很重要的就是外需。我们看从2010年以来的情况。就是说外需所拉动的经济增长，每年拉动的点数在2 010年基本上还是正的，0.6%。从2010年开始基本上就全变成负的了，那就是说，比如说同样是8%的这种内需增长，2010年因为有外需，增长速度可以到8.7%，可以接近9%这样一个增长。但到了2012年，同样是8%的内需增长，可能经济增长就只有7%点多，就因为我们外需的拉动的增长都是在下降的。

如果从贡献率看，我们高峰的时候是8%，就是说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达到了8%，所以那时候发达国家对我们意见很大。要求全球再平衡，当时二十国集团提的目标就是说，要把贸易顺差降到4%。大约就是前两年提的。当时觉得降到4%那得哪年才能降到，不过没想到很快。我们现在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只有2%多了。从8%到2%，这个变化还是非常大的，对我们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是非常大。高峰的时候可能拉动的点数有两到三个百分点。所以这个时候哪怕内需增长慢一点，我也到了9%、10%的一个增长。

目前这种出口低迷是不是暂时的，是不是很快就会过去？现在来看，可能不会很短就能过去，因为发达国家现在的危机，可能不是说很快就会过去的，也是一些长期积累矛盾的总体爆发。所以修复的过程也不会那么快。

他们现在一个叫“去杠杆化”，一个是“再工业化”，都对我们的外需增长是不利的。“去杠杆化”就是刚才讲的，他们危机之前积累了大量的债务，欧洲已经闹主权债务危机了，美国日本没有闹，但是实际上美国和日本的政府债务负担，比欧洲还要重，比欧洲还要高。欧洲现在主权债务占GDP的比重基本上90%左右。美国是100%，日本是200%。所以这是我刚才讲的，爆发危机之前肯定有一个债务累积这样一个过程，但是高债务不一定说一定要引起危机。但是不管怎么说，美国的这个危机是爆发到了我们说的居民部门。那么想要实现经济的“去杠杆化”，实际上就是说我得还钱，过去借钱太多的，现在必须还这个钱。为什么要还这个钱，因为现在没人借钱了，所有人都不信任你了。那么发达居民部门实际上就是在经历这样一个过程，银行不再信赖这个一个部门，不再借钱给他，所以他必须还钱。大家都知道借钱是很痛快的，还钱的过程总是很痛苦的。还钱你就必须要增加收入、节约支出。增加收入现在看很难，所以大家只有节衣缩食。那么削减开支的结果，实际上该是需求的下降，经济的下降，最后又导致收入的下降。所以基本上是一个恶性循环。外需下来了，那我们这个出口肯定就没有什么前途。

那么另外一方面“去空心化”，就是说从发达国家来看，他们觉得他们之所以进入到这一种地步，实际上是跟他们经济的空心化，或者说缺少实体经济的发展是有关系的，只是在玩金融的这种游戏。美国的GDP才16万亿美元，金融危机的经常一个GDS的一个市场60万亿美元，这仅仅是一个延伸产品的市场，就远远超出实体经济的规模。所以奥巴马也讲“再工业化”，美国要重新复兴自己的制造业，美国不能再专注于所谓纸面的财富的创造，要关注实际财富的创造。

但是对我们来说呢，因为中国的出口主要还是以制造品为主，如果什么东西人家都自己造了，我们这东西出口给谁去。如果他们真正是实行这样一个战略，影响会很大。现在也有人疑问，美国能不能实现这个“再工业化”、“去杠杆化”，这是现实条件所限，信心的危机导致的，再工业化还可以讨论。但是不管说，美国的战略，包括欧洲的战略，都是要往这个工业化的方向来去的。

消费投资也是带动大家出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现在看石油出口组织，输出国，他们一方面也是受全球需求的影响，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现在的日子都不是那么好过了。另外一方面所谓资源民族主义的情绪也是很高，你看我们中国企业的海外的，在矿产资源方面的收购应该说是屡屡受到挫折，在澳大利亚也好，加拿大也好，甚至最近蒙古这样的地方，收一个铜矿煤矿，都有很大的限制，所以这也会限制我们的资源的来源。

另外这些国家他们也是想搞所谓资源的深加工，这种心情也可以理解，我们国内的资源产区也都是希望资源留在本地来加工。当然你要从整体的资源配制的角度来看，可能就未必那么合理，就是未必那么有效率，毕竟这是一种诉求，那这种诉求实际上也会影响到我们产品的出口。

另外新兴市场国家跟中国一样，大家知道金砖，金砖现在五个国家了，还有别的东南亚地区的一些新兴市场国家，还有非洲一些国家，本来增长也不错，本来也是我们开拓的新的出口市场的主要对象国。但是现在看新兴市场的增长呢，也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过去曾经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新兴市场国家的增长可以跟发达国家的市场脱离开，可以逐步的转向内需驱动为主，因为毕竟有一个中产阶级正在崛起，那么现在看这个好像还是稍微乐观了一点。我们看今年无论是印度还是巴西，他们的增长速度，都是下来的很快。印度前几年的增长速度跟中国很接近，我们增长9%他们增长8%，但是今年他的速度是明显下去了，只有5%左右，并且通胀也是非常高。那么巴西呢，增长速度就更慢了，可能只有1%、2%，基本上跟发达国家在一个水平上了。不光是受需求方面的、受金融方面的、货币方面的冲击，可能比中国还要大。因为我们毕竟是资本项目的，没有完全的开发，像巴西这些国家，今年就升值得很厉害，因为美国推行的这种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每次推行一次，美元就大幅贬值。所以巴西对美国QE3的这个反应是最强烈的，巴西财政部长甚至说这是美国公然对我们发动的汇率战争，也是一种汇率操纵行为。美国你整天指责别人操纵汇率，但是你的货币政策，实际上也是对自己汇率的一种操纵，巴西这些国家可能是首当其冲。但是不管怎么说，就我们看这几大块，情况都不是那么好，所以十八大那个辅导材料也有这样一个判断，世界经济可能要进入到一个低速增长期。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要走出低速增长，一是要靠所谓的结构调整，所有的国家，发达国家要结构调整，中国要结构调整，其他的新兴国家也要结构调整。另外就要看有没有重大的技术突破。现在也在谈论，比如说第三次工业革命这样的说法，中央领导同志也很重视。当然如果有技术上的重大突破，那肯定会改变这个格局，但是这个技术突破还是有一定的偶然性、偶发性，特别这种特别重大的，我们看待也很难说完全把这个增长的希望寄托在短期之内取得这样的特别重大的技术突破。

3. 资源环境的约束显著加强

那么我们的发展条件和环境变化的下一方面就是资源环境的这种约束是在显著加强。这个我想发改委的同志肯定还是相当了解的，我就不一一细说了。

实际上我们现在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资源消耗大，另外一个就是说对外依存度高。就是说如果资源消耗大的话，还都是你自己在供应，那倒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问题就是说，你还是对外依赖，这个安全系数稳定性，就大大下降了。因为依靠外部供应的话，必须有强大的国家的实力、政治实力、军事实力来保障安全。像美国这种世界头号，甚至唯一的超级大国，这样强大的军事机器，美国的军费开支比其他国家全部加起来还要高，他都觉得完全依靠外部的供应是不安全。我们看这次美国总统的大选里面辩论里面，奥巴马跟罗姆尼，在能源自主方面，两个人的意见也是完全一致的，两个人是相互比的是谁更能保证美国的能源自主。罗姆尼攻击奥巴马很重要的就是说，你在联邦土地发放的开采证上还不够，甚至说你不能管什么保护区的，国家公园的，为了实现美国能源自主，这些地方也照样要开放，甚至说有什么代价，代价不就是死的十几只鸟吗？美国确实在能源自主上现在确实非常紧张。现在他们预测2020年美国的国内石油产量可能会超过沙特，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产量国。美国的天然气，阿拉斯加的天然气，他们现在讨论要不要出口到中国来，美国自己用觉得成本太高了，是不是出口到中国来。所以美国现在的能源自主度是大大提高了，他对中东的依赖实际上要远远低于中国。所以过去不管怎么对美国怎么看，至少他在中东地区还是一个稳定的力量，基本上能压着这个地区别乱。但是如果现在他对那里的依赖度降低，如果说中东地区他不再那么大着力的话，如果真的这个地方乱起来，恐怕现在我们受到影响可能要比美国还要大。所以我们在资源保障方面，确定是面临着新的挑战。

那环境方面呢，大家肯定也是跟清楚，这些宏观的一些全国的一些数据，土地的污染的情况，地表水的污染的情况，应该说都是很严重。就是发达国家过去200年工业化进程当中，分阶段出现的这些环境问题，在我们现阶段都集中凸现出来了。

但是这个环境的治理和清理也是特别费钱的事情，因为我们现在的任务不光是说要减少污染排放，我们还要治理已经被污染的环境。昆明的滇池可能大家都知道，这个治理是投入了上百亿的资金，可是我现在去看，好像还是没有什么太好的变化。所以反过来就是说，下一步经济发展的这种成本，环境的这种成本，资源的成本上升，环境的成本也是在大大上升，所以肯定就是指向刚才我们讲那些成本性的因素，成本是一种全面性的上升，所以我们所谓低成本的优势，趋势是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4. 过去发展中积累的社会矛盾对经济增长的制约在强化

最后一个就是，社会矛盾对经济增长制约也在加剧。

我觉得这个矛盾表现得最明显的可能就是房地产的市场。大家都说房地产市场有泡沫，很难让人相信这还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发展。但是你真正去看衡量泡沫这些指标，刚才讲到杠杆率，美国为什么有次贷危机？也是从房地产开始的，美国人买房都是借钱，甚至最高峰的时候是零首付。杠杆率肯定很高了。但是中国的房地产，杠杆率实际上并不高，大部分还是花自己的钱在买房。我们首付的比重20%、30%甚至更高；然后你看还贷款的速度，中国人都是提前还贷的。说借20年，15年贷款，很多人五年都还了。所以杠杆率实际上并不高，所以从那个角度来看又不是说有那么大的泡沫。

所以这个问题的实质，是我们整个大的社会结构有问题。实际上是所谓的两极分化，富人太富，穷人太穷，我们整体的结构不是说有一个收入水平中间的人占大头，现在两头是占大头，中间的人太少。那这个结果就是说，富人把他的财务，稍微多配置在一些房地产上面，马上穷人就被挤出这个市场，所以存在很大的社会问题。

但是房地产一控制，如果控制富人买房，实际上穷人还是买不起。北京三万、四万这样的房价，真正凭收入，包括我们机关事业单位的同志的收入，是不可能负担得起这样房价的。所以如果不让富人买房，就没有人买房。但是房地产市场实际上对我们的经济增长的作用还是很大，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实际确实就是这样。固定资产投资当中基本上要占到五分之一、四分之一这样一个水平，很直接的。大家也知道，房地产市场的产业关联又非常强，盖房子总得需要钢筋水泥，你买了房子总是需要装修，需要家电，所以有人算下来，可能影响到整体国民经济30%左右。所以如果这一块不能很好地启动发展的话，肯定对经济增长是有很大的影响。

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如果让房地产发展，实际上就得允许富人来买房，但是那个结果是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占有资源的差距就更大。我是赞同这种行政性的限购的，就是在大的社会结构失衡的情况下，市场的运作是没有办法正常来运行的，或者说，运行的结果是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我不认为这个问题是房地产市场本身的问题，本身市场化我觉得肯定是一个非常正确的方向，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在单位都经历过分房那样一个经历。我觉得分房制度确实是一个非常愚蠢非常低效率的制度，带来多少矛盾啊。像我们单位以前都是单位自己建房来分，建一个房差不多三年的时候，但是分这个房得花五年的时间，各个方面矛盾太大。所以那个制度，确实是有很大的阻力，我们确实是要依靠市场化。

十八大报告也提了，住房问题一是要靠市场，二是要靠保障房。所以这也反映，我们这个社会矛盾对经济增长的这种制约。

那么在消费市场上实际上也比较明显。刚才讲消费老是启而不动，其实我们在消费市场看到的也是这样的情况，穷人说了没钱、没有收入，富人的消费，奢侈品、高尔夫，我们好像又不能接受，社会舆论也不能接受。从整体社会资源的角度，大家也很难接受。但是富人是现实的购买力，要说启动消费，可能最快的就是富人的，穷人还得想办法给他涨收入增加钱他才能消费。富人的钱是现成的，包括我们现在说奢侈品的降税，一定程度上是要向富人让步，让富人消费。但是有人说了，富人这么富了还要给他们减税，中国又不是以直接税为主的，主要都是靠间接税，就是好卖东西，增值税也好，消费税也好，那你减税不就是给富人减税吗？

所以说过去积累的社会矛盾，对经济增长的制约确实是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当然对这个社会矛盾的积累，我觉得还是要实事求是地看待，包括两极分化、贫富差距加大，实际上还是有两类。

一类应该说是市场性的因素，这也是实行市场经济的必然的一个结果，不能说所有人都一样的。实际上全球范围来看，这个贫富差距拉大，不光是中国，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是这样。美国总统大选，辩论的也是贫富差距拉大，工薪阶层的收入，十几年实际收入没有增长，甚至下降了，而富人的增长速度很快。

我觉得跟全球化有很大关系，全球化的情况下，可能大家没有办法避免这个东西，因为全球化的情况下富人是长着腿的，可以到处走的，什么样的税高我就可以到低税的地方去。如果富人都跑了，穷人也富不了了，穷人只能更穷。我觉得我们中国比别的国家稍微好一点的是，尽管我们的贫富差距在拉大，但是我们穷人的收入也在增长，并且增长的速度也不算慢，也还是挺快的。那么很多别的国家，他们穷人的绝对处境都在变差。所以有这种市场性的因素，有全球化的因素，有国际性的因素。

对中国来说还有非常重要的，生育劳动力的因素。因为劳动力市场的供求是这样的，所以在存在劳动力大量无限供给的这种情况下，工资是很难上涨的，这时候的工资不上涨，是公平的是合理的。为什么呢？如果我们把工资提得很高，结果就是很多人被排挤出就业机会。实际上就把工人或者说农民工又分了两类，一类就业的人，有不错收入，不错的保障，但是不就业的人怎么办？因为工资高的话，肯定会影响整个就业机会。

所以说在这样一个大的环境下，可以说这种收入差距拉大也有客观性。但是在我们中国可能还是另外一方面，所谓分配不公，非法或者说灰色的，这一块导致的收入差距，可能是我们需要解决的。可能真正影响、真正能够作用的，还是这一块。这个就跟我们十八大报告里面讲的很多体制改革是有很大关系的。

另外还有一个变化，我这个没写在PPT里，就是人均需求的变化，这个十八大报告里也讲了，要面对人民的新期待。我们经过这么过增长以后，中国已经是中等收入当中的高等，我们现在人均年收入是5400多美元了。所以应该是一个中高等收入国家了，正在向高收入国家迈进。那么像北京市呢，应该是超过1万美元了吧，应该是达到了高收入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这个需求肯定是有很大的变化。我们的供给结构能不能改善，或者说能不能满足这种需求的变化，实际上也需要在供给方面做调整，这种调整肯定会影响到增长。

说到供给结构，现在北京也在学广东搞绿道，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做法。其实别的发达国家，比利时叫“小路系统”，工人骑车的，工人跑步的，工人走路的。北京也在修，但是我看修的所谓的绿道，可能还是不太了解居民的所谓的新期待新需求。另外跑步的人，我在发达国家待了几年，也跟着人家学了跑步，确实是非常好的一个运动，但是北京说老实话，适合跑步的地面太少了。就是因为我们大量的都是这种，瓷砖，地砖，这个对关节的损害实际上是很大的。最好是有土路，但是我想北京恐怕各种条件很难找到。你看发达国家，城市里公园里，修大量的土路，这些土路的渗水性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下了雨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不会泥泞。我们很难找，包括郊区，甚至山里也一定要铺上石头。其次就是柏油路其实也是不错的，我最近看见新加坡有一个地方改造，本来可能是一个机关车道，现在为方便居民，也要改成类似绿道这样的，特别强调说不要用地砖，一定要保持柏油路面。我觉得像这种工程，施工之前设计方案，能不能和附近居民商量商量，讨论讨论，到底大家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还是说设计部门从自己过去的习惯出发。其实我想他们也有大量的机会可以多国外去考察吧，我觉得这还是非常容易看见的，但是我不太清楚我们的城建部，好像做出来的东西还是太老套。这不是说发牢骚，也是一些感触吧，就是说怎么能够符合人民的新期待。可能还有很多方面，实际上都没有考虑到这种新期待。

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中国这么多人骑车，骑车实际上是很容易把裤腿给弄脏的。我在比利时的时候，他们有一种类似于绑腿一样的东西。现在我骑车的时候，经常就有人问我，这个东西很好，你是在哪买的，我也想买。我说还真不好意思，我这还真不是在国内买的。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很简单需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去做这个东西，这东西是小事，但是实际上还有很多更重要的，更大的一些事情，需要我们的供给结构做出调整。 

那么所有这些加起来看，实际上就是说，我们现在保增长的难度显然加大了，并且代价在上升。保八现在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今年大概全年增长7.7%吧，明年我们相对乐观一点，可能8.1%。但是看来都不是那么容易事情。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代价是在上升。刚才讲债务这些上升，实际上是风险这些都是在上升。当然我这么说，并不是说反对刺激政策，因为现在确实社会上有一些人，对当年的4万亿有很多的批评，包括对现在的政策放松呢，也有很大的反对。我本人还是觉得这些政策是有必要的，尽管有代价。实际上这跟治病一样的，所有的药物都有副作用，但是只要药物的收益是大于副作用的话，那这个事情就是值得做的。其实4万亿也好，现在政策放松也好，现在的收益还是大于问题的。所以这个事情还是必须得做的，当然这只不过是提醒我们说，你不可能长期依靠这个，因为所谓的成本收益关系，是在不断的发生变化的，如果长期这样下去，最终会有一天，成本和代价会大于收益了。

 

四、中国经济能否维持高增长？

那么现在我们面临这样一个形势，或者说新的条件，新的情况，中国经济增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前景？我们到底是能够持续高增长？还是会崩溃？

1.国际上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唱好与唱衰

实际上金融危机以后，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讨论应该说是空前热烈。但是结论变化得也很快。金融危机期间，甚至到2010年上半年，大家对中国经济的前景是一片看好，当时我们应该叫好得很。大家可能还有印象，有一段时间对“中国模式”的研究非常热，特别是国际上。中国人研究中国模式，是因为国际上已经炒得沸沸扬扬的，我们不说不行了。中国模式是说什么呢？就是说你看美国危机，欧洲也危机了，并且危机一天两天还解决不了，中国还是高增长。这样对比特别强烈，所以很多人就说，中国现代的这样的一种或者说政府和市场的这样一种配置关系，可能是一种超越过去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这样一种方式。真正找到了一种新的经济增长的方式，所以中国经济一定会是高增长，并且很快超过美国。当时是大量的研究，说我们的经济总量很快要超过美国。美国有一个经济学家叫福格尔，他是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他做的预测是最为乐观的：说到2050年，中国的人均GDP会是欧盟的两倍。就是说到2050年左右我们要比欧洲人要富裕两倍，那总量就不知道要比别人大多少。所以说是一片乐观，非常乐观。我去年到塞浦路斯去访问的时候（塞浦路斯是欧盟当中唯一一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是一个小国），他们其实比我们好像还更像那种传统的共产主义，也是非常激动，说中国的成功，说明社会主义运动正在复兴，资本主义正在走向灭亡，确实不错。所以对中国应该说当时是一片看好。

但是从2011年下半年我们的经济增长低过了9%，又持续回落了这么长时间，对中国经济的看法又转为悲观，并且是非常悲观，现代中国经济崩溃的说法又开始出来了，美国发生危机了，欧洲发生危机了，下一个危机点就是中国。去年以来，一些专门搞经济的甚至一些比较大牌的学者，也都在说中国经济会出问题。一个是美国纽约大学的努里尔·鲁比尼，号称末日博士，他曾准确预测了美国的金融危机。他到中国访问了以后，说中国可能2014年前后，要发生大的危机。论据嘛，实际上认为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危机，就是一种“生产过剩”的危机。所有无效投资最终都是导致一个结果，就是金融系统的坏账。所有的部门当中，金融系统的确实具有最核心的作用。金融部门一出问题，肯定是大家都出问题。如果金融部门已经坏账，它不贷款的话，所有的行业都跟着遭殃。所以你看金融危机当中，明明知道是金融体系惹的祸，但是最后呢，还是必须得去救它，政府还是拿大量的纳税人的钱去救助，或者说得削减养老金，削减福利开支，削减穷人的钱来救富人，因为没办法，它是处于这样一个中枢的位置，它完了大家都跟着完。

还有一个人是克鲁格曼，克鲁格曼是大牌学者，他号称是预测了亚洲的金融危机。克鲁格曼也是到中国访问以后，他基本跟努里尔·鲁比尼的观点差不多，主要还是讲生产过剩。所以他们都对中国提出了疑问。他们说的这些事，我们可能不能完全同意他们的结论，但是他们提到的很多事情确实也是事实，也是有一定依据的。至少是要引起我们警觉的。当然结论可能还是有商榷之处，从我们自己的研究判断来看，中国现在还是具备高增长的潜力和条件，但是如果要发挥潜力，还是需要改革，需要转变发展方式，这个潜力并不是自然而然就出来的。

2.为什么说中国经济仍然有高增长的条件

为什么说中国仍然有高增长的条件呢？首先第一个是从国际经验看，现在进入高收入的这些国家，基本上都经历过这样一个高增长，但是他们的高增长也都结束了，因为谁也不可能永远高增长下去，经济总是有这样一个过程。一个十几岁的孩子长得很快是正常的，二十岁三十岁的人再长肯定是不可能的了。因为经济的年龄并不像我们生理的年龄这么容易判断，是不是到了经济的这个阶段，可能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人均GDP。尽管GDP有很多批评，但它还是一个非常综合的衡量发展水平的指标。

从国际经验看，我们做了很多国家的数据，也参考了一些国际上的研究，基本上人均GDP到了1万1千国际元的时候，经济增长水平会下一个台阶，会有明显的回落。这个日本、韩国确实是表现得非常明显。现在中国的人均GDP，如果换算成国际元的话，基本上应该是在7000国际元这样一个水平上，相当于日本60年代的水平，或者韩国1987年的水平。所以你要看这两个国家，他们六几年之后，韩国八几年之后，就是从那个时点，他们人均GDP达到1万左右的时候，经济增长的速度，基本上没有放慢。韩国是9%点多，日本也差不多是9%，所以还是增长得很快的，比我们现在目前的增长速度还快。所以从一般地国际经验来看，我们现在高增长并没有到结束的时候。

当然这是由一般的统计规律来看的，这个统计规律是不是适应于中国，我们还要看中国具体的一些情况和条件。

从具体的情况和条件来看，应该说在新的形势下，我们也还是有一些新的竞争优势的。刚才讲劳动力的数量确实是在减少，但是我们劳动力的素质提高还是很快的。我们可能在国内没有什么感觉，要是在国外，他们说起来这种数，都感到难以置信。苹果的乔布斯没死之前，美国的一个总统当时问过他，苹果为什么这个厂不能建在美国啊？建在美国能解决好多问题。乔布斯当时说，我在中国，在一个地方开一个厂，我一夜之间可以招几千名工程师到这个工厂工作，没有任何问题，在美国，甚至在别的任何一个国家，都做不到这一点，根本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我们自己觉得我们的教育制度有很大的问题，其实美国也觉得美国的教育制度有很大问题，没有培养出这种巨大的数量。当然一方面跟他们人口基数有关，另一方面确实教育体制也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这方面其实还是有很强的优势。实际上大学毕业生多了呢，工资并不高，可能毕业生的工资，甚至比农民工的工资还要低。这反过来就是说，所谓的成本结构当中，或许搞研发的可能是很贵，特别是有文凭的有技术的人。那么现在这种人多了，他们的工资反而不是特别高了。作为一个企业家，雇人生产和雇人搞研发，现在成本差不多。这就会改变企业家决策的方向，因为企业家都是利润最大化，成本最小化。所以他有一个市场自动的驱动力，导致我们结构调整。反过来说，如果不具备这个基础，那出台再多的政策，恐怕也是很难研发上去的。因为政府本身并不创造价值，政府所有的补助，肯定要从别的地方收钱。从别的地方收钱，那就意味着别的地方成本就会提高，所以如果没有这种基础条件的改变，光有倡导不行，就是有优惠恐怕也很难总体上做到。

刚才也讲到，我们“两个转变”1995年就提了，到现在也没转。有人说因为考核体制有问题，政府体制有问题，可能也有关系，但是可能最根本的还就是说我们所谓这种结构调整。但是现在我们看确实正在发生这样的变化，包括研发，研发的投入绝对额现在已经世界第二了。但是有投入不一定产出，但是你没有投入肯定是没有产出的，所以现在我们毕竟是要先得做一个投入。

另外就是基础设施，我们这几年修的基础设施，应该说是国际一流的，铁路也好，公路也好。昨天正好看了一篇文章，讲美国的基础设施，说已经是非常老旧。那个作者的岳母是印度人，印度去年发生了一次电网停电，号称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停电事件，影响6亿人。说他岳母到美国生活了一段时间说，怎么美国电网跟印度的电网一样不可靠。美国这种传统的思维，国会议员特别是共和党，是反对联邦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发挥很大的作用。所以他最后建议说，希望美国国会议员都能到东方来看看，到香港，到中国的机场，甚至印度的机场，走一走看看，就会知道美国的基础设施状况，没有办法满足21世纪的发展。

我们已经建了很多了，但是总量上我觉得还是不够。这几个因素实际上也都是供给因素。刚才讲的供给条件，同样的我们还是需要需求方的配合。我们得有一个需求方。

需求方面我们也确实具备这样的一个增长空间，首先是城市化。我看李克强总理昨天又说了，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发展潜力就是在城市化地区，我们现在如果去掉农民工的话，就算常驻人口的话，我们只有40%多。要跟发达国家70%、80%的城市化比，还有很大空间。那么农村人口转到城市的话，基础设施各个方面的需求基本上是五倍到六倍，所以这个空间确实很大。

另外中西部的发展，刚才讲沿海地区确实已经到一万美元的，北京这种地方经济减速也是跟国际规律是一样的，也没有什么奇怪的。但是我们现在中西部地区还远远没有到，所以他们的增长，还可以更快。这几年确实也是，中部崛起，中部地区的增长很快。

另外就是“四化”当中的另外“三化”：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都是有很大的空间可做的。这个空间里面包括基础设施投资的情况，中国投入这么多，实际上总量上还是不够的，铁路还没有美国100年前长，北京的地铁还是这样的拥挤，这都是说明供给还是不足。美国有几千家机场，中国才刚刚两三百家，这里面都是有很大差距的。所以从长远来看，中国实际说并不是需求不足，恐怕还是资源不足，资源保障有问题。我们如果真正能够把需求发挥出来的话，如果将来几亿人，都要进城的话，我觉得这些行业，还远没有到夕阳行业的地步。当然上面都是一些定性的描述，最后就是要把需要综合起来，把他们每一项的影响需要一种定量化，然后我们才能有一个更加明确的、清晰的结论。那么这个明确和清晰，实际上就是一个潜在增长率的概念。就是说考虑到所有的资源支撑的这种条件，你到底能够达到什么样的增长？去年中央领导同志要求做了一个研究，这可能对我们决策可能也是有一定影响。我们做的这个研究的结果是，在2015年之前，我们的潜在增长率还是在8%以上的。到2020年以前，是在7%以上的。所以大体平均一下，这个时期的增长是7.5%。我刚才讲，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如果按那个目标来算基本上是7%。如果这个7.5%的潜在增长能够实现的话，那我们实现那两个目标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说从基础条件上应该说还是具备的。

五、如何实现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

那么如何实现这样一个前景呢？十八大报告里专门有一个章节是讲“两个加快”：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际上我觉得它也就是提供了实现前景的路径手段，需要靠这“两个加快”，或者说最早甚至有“两个转变”，但是现在已经不能说是转变了。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强调的有很多内容，我觉得最关键的内容，一个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比较难。因为大家也看到很多的争论在里面，但是这些争论我觉得有些是理念上的争论，有些人就是永远认为市场好，有些人永远认为政府好。这些理念上的争论是很难解决的，到了美国现在也解决不了。奥巴马跟罗姆尼辩论的时候，关于医保，罗姆尼就说，私人医保好，有效率。奥巴马就说国有的可以做得更好更公平，所以这是一个理念上的。

我觉得真正要解决这个问题，可能还是得像胡适说的“少谈点主义，多谈点问题”。还是得从具体的情况来看，所谓找到一个相对的比较优势，具体这件事，到底是政府办合适还是市场办合适。我们危机的时候，政府搞一些公共建设，甚至包括高铁这些事，政府出面来搞，确实是有它的优势所在的。私营部门有它的优势，但是也有它的弱点，特别是中国的私营部门。但是在另外一些领域，是不是一定要政府来办的，我们甚至一些宾馆，都还是政府的，甚至像这样一些部门行业产业，国有资产是不是还要在这里面，能不能就是以购买服务的方式，是不是私营的会搞得更好。别的一些产业，实际上也都有类似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不要从理念上去争论不休，没有结果，具体的实事求是的就是一件事谁办合适。

原则是两个“毫不动摇”，这个也是原来提到的。关键就是说谁干什么，能够界定清楚，能够有一些非常现实的界定标准、界定的方式，我们一看就清楚这事该谁干。

要实现这个改革，可能关键就是财税体制与金融体制。财税体制实际上就涉及到政府的行为。政府为什么要管那么多经济上的事？跟我们财税体制还是有很大关系。这一次我看也讲了，要完善地方税的体制。地方政府做事都有正常的、合理的资金来源。一方面不给他钱，另一方面又让他做很多事情，那必然导致他行为的扭曲。必然从一个经济管理者，成为一个经济的实际运营者。我们现在的这个体制，很多还是脱胎于改革开放初期的这种做法，包括我们现在事业单位也是一样，财政都是给你包干的，也不管你干多少事，不管是多少人，就这么多，剩下的自己挣去。但是现在这个条件下，应该说有很大的变化，无论是对部门也好，还是对地方也好，确实应该是有一个所谓“财权事权”这样一个体制。

另外金融也是，刚才讲金融是最核心的要素，但是金融的分配应该说还是受到政府或者计划控制的影响比较大，没有完全的市场化。因为最重要的指标，比如说利率，就是资金的价格，利率不是市场化的，再加上我们国有银行为主的这种大银行体制，现在肯定很难说是做到市场化了。

这次我看报告里也提到各类经济主体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生产要素里面可能最核心的一个就是银行的资金，当然也包括资本市场融资的机会。另外一个还有土地，这两个应该说是下一步体制改革非常关键的。

那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报告也提了有好几条。我觉得可能最关键的，还是创新驱动。我觉得这次还是有两个非常鲜明的特点，一个是把改革放在发展前面，另外一个是把创新放在结构调整前面，还是非常突出改革和创新的作用的。经济结构战略调整，应该说跟过去的提法基本上一致，我们这几个方面，地区结构，需求结构，供给结构，再加一个城乡结构，基本上还是照一个思路来的。过去提的一些东西还是有效的。

以上是对十八大的一个解释，一些学习体会吧。我们主要还是搞宏观经济为主的，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再细说了。把我们对今明两年的一个预测给大家说一下，大家也可以做一个参考。今年我们预测整个增长是7.7%，这意味着四季度经济增长会回升。那么明年呢，这次可能跟过去不一样，不会说马上是一个非常强劲的回升，可能到明年可能会有8.1%这样一个增长速度，比今年稍高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明年经济增长当中的风险性因素比今年要多，特别是国际上有很多不确定性的因素。我们预测一般是一个中心点，另外还是一个区间，或者说可能还有别的风险。所以明年增长是要提高，但是风险也在增大。好，因为时间关系，今天我就向大家介绍到这。

责任编辑：刘莹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3/0104/69866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