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保守政治”质变：从稳定的保守跳跃到的右倾保守化

 

这篇随笔的发端在于对日本最受争议的政治家小泽一郎政治生涯的思考，但或许除了他本身的性格与特殊经历外，探讨他的经历所映射的日本保守政治的轨迹，亦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从政治家履历来看，小泽在自民党黄金时代的末期居于权力的风头浪尖，因为强力手段被称为“乱世的小泽”，甚至有认为自民党90年代的权力斗争就是围绕着“亲小泽、反小泽”这一中轴展开；随后退党，利用个人的影响和手腕帮助民主党成为第一大党；又被驱逐，卷入官司；在小党林立、同时代人物或亡去或隐退的今日又再组新党继续站在台前。

从政治家的成就来看，有人称他为“思想的政治家”，这个词似乎兼有憧憬、惋惜和讽刺之意。他所能提出的博大计划往往与他实际能获得的执行权力不成正比：在自民党时期，他高唱新自由主义改革，即使在保守的自民党内部，也是偏右人士；但今天，他的政见却又与左派人士和政党合流。

乍一看，这或许会给人墙头草的印象，但如果换一种思路，我们或许会发现：可能发生根本性转变的不是小泽，而是日本政治本身。通常，当我们在讨论今天的日本政治越来越右倾的时候，会认为这是二战后保守势力消灭得不够彻底的必然结果。这个结论当然没错，但是，日本的“保守化”和“右倾化”绝不是一条顺滑的曲线，而是在某个关头出现了重大转折。构成这个转折的是经济衰退和新自由主义改革，以及由此导致的日本政治“保守主流”的改变和社会“一亿中流”的崩塌【1】。日本政治从稳定的“保守”跳跃到一个极不安定的“右倾保守化”状态。而小泽一郎这样的传统“保守”政治家竟也不知不觉间，移到了日本政治光谱的左边。

一、繁荣期的日本：“保守政治”与“一亿中流”的稳定结构

日本政治语境中的“保守”有其复杂性。从我们中国——作为二战受害者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体意识出发，在使用“保守”一词时候，暗含的是批判资本主义的“右”和“军国主义化”倾向（比如“日本政坛趋于保守”；“保守派的军国主义复辟”等）。但在日本国内政治语境中使用“保守”一词的时候，强调的是社会中坚与政治的中间道路【2】。换言之，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来看，日本保守政治是偏右的，但在日本自身的角度，“保守”意味着居中。一个侧面的证据是，长期的执政党自民党在2010年——议会选举败给民主党成为在野党后——才修改党章正式明确宣称了要走“日本的保守主义”道路，以区别于吉田茂时代所确立的“传统保守主义”，在日本的政治语境中，恐怕这才真正算是标明了自民党的“右倾”。 【3】

总的来说，这种“保守政治”下，政、官、财三位一体的权力嵌入到社会结构和文化中（如图所示），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资产阶级统治的本质没有改变，政治家实质上也是战前统治精英的继承者，政治的运作需要最大限度抑制激烈的变革，维护保守的政治权力的既有地位。另一方面，政治家行为与民众意愿之间确实存在着上传下达的渠道——即使这里受到诸多非现代性的关系纽带，而非纯粹来自法定的程序——因此，政治运作又意味着要通过国家规划，将国家发展的利益——主要是经济利益——在全民中形成一个较为公正有效的分配（“一亿总中流”），以求从源头上消灭极端化的可能性。

在经济泡沫破灭之前，日本政治看上去运转得非常稳定，日本也开始试图改善自己的国际形象，强调自己已是一个“发达的民主国家”。当然，这种宣言旋即受到欧美和东亚学者的批驳，于是日本学者也就转而强调日本政治和社会的“特殊性”。但是不管怎么说，在稳定运转中，日本的政治安排至少存在着两个关键隐患：第一是排斥变革，使得矛盾不断积累；第二是过于依赖经济的良好表现和贸易保护主义，终将无法抵御全球化的冲击【4】。

日本保守政治的稳定结构

二、新自由主义改革与“剧场政治”：崩坏的“一亿中流”与谢幕的“保守主流”

1993年，国民对经济不振的失望情绪直接导致了“五五年体制”【5】终结【6】，这也是70年代以来自民党和社会党选举基盘逐渐动摇的最终反映。自此，在执政时开源节流，在选举时吸引浮动选票，就成为政治家的必然选择。

尽管并不是唯一一个推动“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政治家，但作为日本20年间在位时间最长的首相，小泉纯一郎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首先，在大众民主和经济效率名义下的“无圣域的结构性改革”，破坏了统治阶级向劳动群众出让利益的渠道，加速将“一亿中流”推向“下流社会”；其次，旨在吸引浮动选票的“剧场政治”不但带起了日本政治家的表演之风，华而不实、花言巧语和丑闻攻讦代替了实质的主义与路线之辩，同时，也给予自民党“保守主流”以沉重打击，打破了政治的铁三角。

（一）改革与“中流”主体地位的丧失

新自由主义改革是在“民主”与“高效”的旗号下破坏了保守政治结构的社会基础。小泉政府改革的正当性主要来自：1）“应对全球化挑战”的经济改革；2）借用民众对官僚机构的不满，以及“地方公共建设浪费”的舆论氛围，借“减轻国民负担”和“发扬民主”为名义，推动公共机构的“民营化”和公共服务削减；3）以“大众民主”的名义推动修宪。换言之，一边削弱政府在公共管理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一边借“民意”排挤政敌。因此当时民间有玩笑说，小泉的“小政府”就是“小泉一个人的政府”。

尽管类似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曾经在撒切尔和里根手中获得了成功，但21世纪的日本却不是1980年代的英国和美国，“无圣域的机构改革”是否能最终挽救日本的经济，也许尚不能下结论，但是“下流社会”的态势似已不可逆转。当然，从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的角度看，单论财富和生活方式而言，日本仍然拥有大量的“中产阶级”，然而，“下流社会”最关键的还是中产阶级（中流）失去了在政治——社会结构中的主体地位，压缩了普通群众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的空间【7】。

一方面，在城市，小泉政府将1996年通过《劳动者派遣法》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制造业和建筑业【8】，传统的终身雇佣、享有丰富福利待遇的正式职工减少，而雇佣不稳定、没有或只有很少福利、平均工资只有正式职工一半的的“派遣社员”增加，在2006年其比例达到33%。这样做的目的自然是旨在提高大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而造成的不良后果则是大企业集团与普通劳动者的利益分离，增加了相对贫困的人口，同时也促成了劳动阶层的分裂，劳动者缺乏相应的归属感，“工会”这一传统的政治博弈手段被削弱。根据2009年大选时的统计数据，与泡沫破灭后初期的1994年相比，日本雇佣劳动者增加了176万人，达到5455万人，但其中工会成员只有1008万人，比1994年减少262万人。2009年工会组织率仅为18.5%，不到最高峰期的1/3。而在非正式雇佣者中，组织率只有5.3%【9】。

另一方面，在农村，由于产业比例变化和农产品市场的对外开放，农村本身在逐渐衰落【10】，改革对公共投资的削减和公共机构的“民营化”恶化了这一状况。小泉政府实施了减少农作物种植面积政策，并在亲美的大环境下继续开放农产品市场，自然也削减了相应的保护性补贴，日本传统的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利润不断下降。公共机构的民营化和公共设施的压缩则大大增加了农村生活的隐性成本，扩大了城市与农村在生活方式上的鸿沟，到大城市学习、工作的年轻人无法再返回到农村和小城市去，地方农村与小城市的凋敝死亡趋势已无可逆转【11】。

尽管这些政策并不是从小泉时代才开始的，但小泉把这些前代的“权宜之计”——或者为了应付财政困难，或者迫于美国的压力——转化为全局性的“改革”伦理推到了前台【12】。与农村凋敝相对应的是基层自治组织“农协”和自民党选举“后援会”的衰落，这又进一步恶化了基层的自治环境，也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央对地方的“抛弃”，福岛救灾不力某种程度上是这个趋势的反映。

（二）“剧场政治”：政治家的劣化与“保守”的最终变质

进入80年代以来，自民党农村基盘衰退趋势显著，不倾向固定政党的浮动阶层增加【13】。小泉纯一郎本人由于在自民党内缺少保守主流的支持，又需要尽量减少派阀的影响，维持政府政策的稳定性【14】，因此选择了能够迎合中心城市、有产者和年轻人等“浮动阶层”的改革政策。

小泉仿效欧美政治家的选举策略，有效运用大众传媒，强调自己的年轻、创新、现代化和国际化，跳脱了传统日本政治家推崇的乡土形象。花俏的作风谈吐，以及“改革”的口号深受大城市有产者和年轻人的喜爱。在任期间的历次议会选中，小泉打着“改革派阀政治”的旗号，笼络一些形象清新的年轻议员或知名人士，充当“刺客”，排挤了自民党在各选区的派系候选人。但是这些“无派系”人士后来也被认为相当于“小泉派”。

简言之，剧场政治的成功在于两点，首先，工会、农协及其他非政府的社会组织凋零，无法对决策过程形成有组织的影响，加上小选区制度改革，分散的选票实际很难反映像样的“利益要求”，更罔谈“路线主义的区别”，因此政治家本身的公关“好感度”一举成为关键要素——这也是冷战之后发达国家的共性。

其次，从日本本身来看，保守政治在历史上的确积累了诸多的丑闻，引起民众的广泛不满，而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年轻人和中产阶级的思想发生很大的变化，向往西方政治家的“清新”、“幽默”与“亲民”形象，而传统保守政治中的秘密行事风格、乡土气息、私人关系网络等往往与腐败、落后挂钩。小泉本人很好地适应了这一变化，让自己时刻散发着欧美影视作品中金融和法律精英的气息，吸引了大量年轻选民尤其是女性选民。

随着政治家和选民的变化，媒体的重心也随着转移，能够制造夺人眼球的“新闻”的政治家受到了更多的亲睐。这就是后来像石原慎太郎、桥下彻这种实际提不出什么现实性政策却善于制造“爆点”的政治家能够成为政治焦点的重要原因，也是政治家开始公然散布右翼观点军国主义思想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重要原因，因为在有限的议题中，又有什么问题能比咒骂中国更有“爆炸性”，成本更低，更不负责，更不会引起国内选民的负面情绪呢？当然，除了小泉这个成功的表演者，也不是没有演砸了的例子，安倍、麻生和野田都是前车之鉴。而扫除了“保守主流”的自民党——福田作为保守主流最后挽救的努力似乎并没有什么好的效果——却在小泉之后再没有出过像样的政治家，在最近的总裁选中，安倍晋三、石原伸晃和石破茂的竞争可说是1955年之后最弱的自民党竞争，而台下备受记者关注的则是小泉之子。同时，这也是有史来最“右”的自民党竞争，2010年自民党修改了党章，首次明确宣称了“日本式保守主义”，脱离了“保守主流”的“中间”地位，滑向了右倾的不归路。

 

三、小泽一郎：“政治的思想家”还是“权力斗争的小泽”

在曾经“保守主流”的核心议员中，大概只有小泽一郎一人全程旁观和参与了“保守”的质变。在二战之后的日本，大概只有相当于他政治生涯老师的田中角荣的争议度在小泽之上。自民党在90年代的政局曾被视为围绕着“亲小泽、反小泽”的中轴展开，而21世纪民主党能够执政，小泽对选举的强大运作能力和个人魅力功不可没，而随后执政的民主党也围绕着“亲小泽、反小泽”的主题而陷于分裂。作为政治家，小泽以“强劲的手腕”而著称，激烈的批判观点将他称为“破坏者”、“麻烦制造者”、“权力斗争信条信奉者”；而温和些评判则认为，外界对小泽的负面印象是他本人性格所致，在推行强力政策的同时却不善于向他人解释和妥协，以他本人的说法是，“去者不追，来者不拒”。而另一方面，赞扬者则把他视为和明治维新的西乡隆盛一样的悲剧英雄。

（一）政治生涯

限于篇幅，本文或不能提供一份完整的小泽一郎政治履历，只能选取部分片段予以简单勾勒。从以下的片段中，我们可以看到，在退出自民党之前，小泽经历的——除了教育背景外——是最典型的日本保守政治精英的路径，退党后又成为在野党分化整合的轴心力量。在同时代政治精英成为历史的今天，小泽历经起伏仍活跃在第一线，在主要问题领域倡导自己鲜明的政策主张。作为一个传统的“保守主义”政治家，小泽身上有着“保守主流”的原罪：他的形象和行动总是被大众传媒与年轻选民同专横、热爱权力、贪污、秘密政治联系在一起，所以当他因“资金运作不正”嫌疑被刑事起诉时，公众舆论中似乎都透着“果然如此”的意味。

但是，不论是自民党还是民主党，在朝还是在野，小泽又总是以“改革派”的面目出现，其政治思想往往走在官方的政治实践前面。许多政治家绞尽脑汁寻求与他合作，又有许多政治家想方设法要排除他的政治影响，前者与后者常常水火不容，却又时有重合。而小泽本人又常常在看上去已是神憎鬼厌的时候，重新聚集支持者形成新的政治势力，却从来未能到达政治权力的顶峰。虽然看上去始终只是“政治的思想家”，当代的政治家——即使是刮起“旋风”的小泉纯一郎和总是上新闻的石原慎太郎——又有谁能断言自己比小泽更有个人影响呢？【15】

•1942年出身的小泽是标准的“二世”——第二代议员，父亲是自民党政治家，母亲出生于地方议员家庭；1969年第32次众院选中，因为父亲的突然去世而被推举为岩手县2区候补，当选时年仅27岁【16】。

•在重视教育背景“家系”的日本政界，小泽的教育背景非常普通。原本希望继承父亲的律师职业的小泽，在连续两年东大法律系落榜后不得已就读庆应义塾大学经济系，随后虽然考入日本大学攻读法学硕士，但因为突然从政而中途退学。

•很早就加入保守主流的家系，当选议员后不久成为田中角荣的“七日会•星期四俱乐部”派成员，通常认为田中角荣和金丸信对小泽有很大的影响。

•1982年担任自民党总务局长。在1983年的众院补选中，自民党内部大多数人为了集中力量，主张只推举一名候补，而小泽作为选举对策的具体执行者，坚持推举两名候补，并通过巧妙的票数分配促成成功当选，被首相中曾根康宏评价为“就像是看到了名医的外科手术一般”。也被田中角荣评价为“党务的小泽”。强有力的选举手段使后来的民主党受益匪浅。

•入阁次数很少，1985年初次入阁，担任中曾根内阁自治大臣兼国家公安委员会委员长；1987年竹下内阁担任官方副长官。第44代国家公安委员长。这应该与小泽在自民党内定位为党务有关。

•1985年追随竹下登挑战田中角荣的党内影响，加入竹下派的“经世会”，是当时被认为最有可能继承自民党保守主流的七人之一（“竹下七奉行”【17】）。其中小泽和桥本龙太郎的竞争尤其受到朝野两方的关注。

•1991年开始，以小泽为首的金丸派积极推动改革小选区制度，随后又围绕主流家系继承等问题，与自民党内竹下派主流形成完全对立。小泽、羽田等人自组派阀，称竹下派为“守旧派”，从此以“改革派”自居，积极倡导新自由主义改革计划。

•1993年5月，出版《日本改造计划》一书阐述政见与改革主张，成为了发行70万部的畅销作，在政治家中及其少见。书中提出的政治课题与后来陆续出现的官方议程多有重合。

•1993年脱党，与羽田孜等建立新生党，尽管党首是形象清新能平衡各方的羽田，但代表干事小泽被认为拥有实际的影响力。同年促成8个在野党联合，成立细川护熙政府，“五五年体制”终结。

•1994年，除日本共产党外的在野国会议员187人以小泽为中心结成新进党，海部俊树为党首，小泽作为干事长掌握实权。随后围绕党首问题与羽田孜等人对立，1996年议院选新进党不利，围绕对小泽的批判和维护，新进党解体。

•1998年结成自由党并就任党首，与自民党结成“自自联盟”，1999年公明党加入联盟后，小泽提出了自自两党解散重组新的保守政党的主张，但在自民党内部围绕“小泽复归”的争议声中，未能形成协议。

•2003年，自由党并入民主党，在倡议在野党联合的同时，小泽的政策主张开始左转。2006年，小泽就任民主党党代表。次年，民主党在参院称为多数党，与众院的自民党形成牵制态势。同年参院推举小泽为首相候选，但因为“众院优先”的原则，最终众院推选的福田康夫称为首相。

•2009年，因为秘书卷入经济丑闻，小泽辞去党代表，并支持与自己亲近并且同样同意“三驾马车”——党代表，干事长，代表代行（小泽、鸠山和菅直人）协商一致——体制的鸠山由纪夫继任党代表。

•2009年，民主党在大选中获得308席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实际负责选举事务的小泽对胜选起了很大作用。随后小泽担任执政党干事长，民主党也确立了政府与党的“二元权力构造”。

•2010年2月，围绕小泽的资金管理团体“陆山会”的收支报告作假嫌疑，长达两年多的诉讼开始。6月小泽与鸠山由纪夫达成“同进退”的协议，辞去干事长职务，鸠山也辞去党首和首相职务。“三驾马车”只剩下反对小泽的菅直人。自民党内部围绕“保小泽——反小泽”形成鲜明对立。坚信只有排挤掉小泽势力才能团结内部的菅直人公开执行“脱小泽”路线，重用反小泽的政治家。

同年7月民主党参院选举败北，围绕九月的菅—小泽的党代表竞争，民主党的分裂完全公开化。这次选举中小泽失败，但国会议员中两派仍基本持平，小泽的政治影响得到维持。2011年初，小泽被以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之名受到刑事诉讼，2月22日，民主党停止他的党员资格，并驳回了本人的不服申诉。针对这一处罚决定，小泽在媒体会见时表示“并没有做值得羞耻之事”和“法律会还我清白”。

福岛大地震后，针对菅政府的不利举措，小泽联合鸠山等提出内阁不信任案，又因程序上的问题，被民主党处以停止党员资格3月的处分。2011年民主党代表选中，尽管被停止党员身份没有投票权，仍有多位候补者会见小泽寻求支持，外界称为“小泽拜谒”，虽然措辞有讽刺成分，仍可见本人的影响力。但正是选举中小泽支持的海江田万里败给野田佳彦，也暗示了小泽党内向心力的衰退。2012年，为反对野田政府违背民主党纲推行增税等右倾政策，小泽等50名议员退出民主党，民主党也对小泽做出开除党籍处分。

给小泽招来刑事起诉的“陆山会事件”的法律程序几经辗转。2011年9月，小泽的三名前秘书被判处有罪，同年10月，小泽在结束针对本人的首次公开审理后向记者表示，“这是抹杀我社会性的暗杀，是比剥夺生命更残暴的暴力”。加上这次，东京地方法院对小泽进行了16次公审，检方主张被告“轻视《资金规正法》，法律意识薄弱”，而辩方则表示小泽“不存在收支报告造假动机，也没有与前秘书同谋的可能”。

2012年4月26日，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决小泽无罪，同年11月12日，东京高等法院支持一审，19日，在无上诉的情况下最终无罪确定。针对小泽的无罪判决，民主党政治家再次分成两派分别表达了“欢迎”和“沉默”。

•2010年的调查显示，小泽居于日本政治家个人政治资金榜的榜首。

•2012年7月，小泽再次成立“国民生活第一”党，担任党代表，以“自立和共生”为旗帜，以反核和反增税为政策诉求。同年12月，“国民生活第一”解散并入持相同政见的“日本未来的党”，参加第46届众议院选举。鉴于羽田孜和渡部恒三宣布不再参选，小泉成为“竹下七奉行”中目前仍活跃在日本政治第一线的唯一一人。

（二） 政治主张：从“乘风破浪”到“返璞归真”

在1990年代的大畅销作《日本改造计划》中，小泽表现的是彻头彻尾的新自由主义者色彩，要求减少政府在经济和社会管理方面的作用，书中提到的主张基本为小泉纯一郎政府所采用——如前文所述——改变了日本的政治和社会生态。然而，随着2003年自由党与民主党合并，并寻求与中左政党联合时，小泽逐渐转向了“大政府”的立场，而这种立场与主张的内容也与民主党纲领一致，成为了后来民主党胜选执政的根本原因。凭借教育补贴、废除部分税种、高速公路免费等福利措施，限制官僚权力，以及搬迁冲绳基地的反美态度，民主党在城市地区确立了优势，尤其是获得拥有全国66%工会成员的“联合”工会的支持。不仅如此，民主党通过“农户收入补贴制度”，在农村的议席数也超过了自民党，打破了自民党传统的农村优势。

关于小泽2003年前后的政策主张对比，下表选择部分重点以观其大略，既存在重大转变，也有一脉相承的成分【18】。

[1]也有人认为小泽转变的标志是2006年就任民主党党代表时，在两院议员总会上发言表示，“想要不变地生存下去的话，就需要有所改变……首先，我自己必须有所改变”。这被媒体称为是要给公众“新的小泽”的印象。

[2]由于党内的反对加上当时共产党批判民主党的“第三条道路”路线而失败。

小泽的政治主张总是在倡导“变革”，总是立于“当时”日本政坛的主流风潮之外，因此也总是被赶走。如此反复的退党、结党，以及从“右”到“左”的政策转变，使小泽在政治生涯尚未结束就成为谜团并近乎于传奇。此公到底是“政治思想家”还是仅仅是“权力斗争的小泽”，还远远未到能定论的程度。笔者也就只是贸然在此写一些半是学术分析半是无心感叹的文字。

如同日本政治自身的复杂性一样，自民党也是一个复杂的政党。一方面长期近乎于一党执政，身边围绕着一个由“世袭议员—大财团—官僚”组成的利益铁三角，使得日本看上去不是一个真正的“民主政权”。但在另一方面，全盛时期的自民党却又真正“接地气”，政治铁三角却又构成输送利益的渠道。然而，这坚固的结构又让日本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冲击面前脆弱无力。这个时候小泽横空出世，俨然时代的弄潮儿，《日本改造计划》中描述的，分明是一个美国式的“普世价值”：市场崇拜，弱化政府调控，引入两党竞争代替自民党内的派系协调，对外输出。

但是，被默认为是自民党“改革先声”的小泽，所看到的“改革”后的现实，大概与他的乐观想象相去甚远。最关键的是，改革之后的日本没有他所要的“活力”：大企业依然在国际上竞争乏力；金融业吞噬了日本引以为傲的实业；亚洲而不是美国越来越影响日本的经济命运；地方——作为一个传统的日本精英政治家政治家赖以生存的“地方”——凋敝死去；越来越多的贫困人口；取代“两党竞争”愿景的是现实政党的同质化和保守化；日本政治不再诞生“思想”等等。

于是，这时的小泽从弄潮儿变成了“老人”。比起“新自由主义”向“全球化”张开翅膀，“日本生活第一”把重心放回了“地方”，放回了日本的繁荣时代和那个时代所诞生的政治家所赖以生存的土壤中去。正在很多城市年轻选民看来是“倒退”和“保守”，因为那些“地方民”——日本人说这个词大概就类似于我国人说“乡巴佬”时的涵义——大约的确有着各种各样的“劣根性”，总之，很不“现代”。在年轻人看来，总是要和时髦的普世价值在一起，才是“改革”的和“进步”的，因此“国民生活第一”这种偏地方的口号自然很“保守”，很“没有勇气”。

但话又说回来，拥抱“普世价值”的浪潮，难道不仅仅是简单的随波逐流吗？而准备把那些看着就要被时代“淘汰”的土壤和人们重新活化，难道不是一件更艰巨更创新更具有“改革”意义的事情？“日本生活第一”党的三个口号是：生命，生活，地域再生。与此相应的政策是：废除消费税增税（对生活水准尤其是低收入者生活水准的保护）；废核（实质是抵制大企业的权力）；地方（治理）发挥主角作用的社会（财权和治理权向地方的转移）。这些看上去很简单的口号，实际上看来却是现在可以防止日本在保守右倾道路上一去不复返的唯一可能，尽管这个希望在今天看来甚为渺茫，盖全球化下的世界政治大势越来越倾向于一种单向运动/价值。不过，至少在日本，我们也看到，尽管在中央层面依然是两大保守政党（派系）的无聊游戏，但在地方，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日本在野党和无党派人士正在寻求守护“生活”的对策，这也往往是容易被研究者忽略的。

【1】也因为新自由主义改革对原本保守结构的破坏，使得日本政治再不是“特殊”的，而是可以和其他发达民主国家政治变迁的实例进行对照比较。

【2】当然左派在使用“保守”一词的时候就带有批判意识。

【3】岸信介时代曾有学者称为“修正保守主义”的实践，与今天自民党宣称的“保守主义”相似，但当时只是一些政治家的倾向和实践，并没有获得党纲的正式认可。

【4】而经济本身却非常依赖世界市场，贸易保护主义本身又过分依赖美国的意愿。

【5】1955年以来的自民党长期执政，社会党长期在野分庭抗礼的“特殊两党制”格局。

【6】自民党在众议院失去半数席位，第一大在野党社会党得票数锐减，社会党、新生党、公明党、日本新党、民社党、先驱新党、社民联以及参议院民主改革联盟联合执政，以从自民党退出自组日本新党的细川护熙为首相。

【7】笔者认为，这也是很多学者在谈到欧美民主国家的“政治危机”时难以被普通民众接受的原因。新自由主义改革后日本政治就逐渐变得可以用通用的知识进行解释了。

【8】从1996年通过该法案到小渊惠三政府时期，劳动派遣都只限于高技术工人和一些专业技术要求较高的行业，不会对整体的雇佣状况造成影响，但制造业和建筑业却可说是日本的经济立国之本。

【9】数据来源：高橋均、「鳩山政権と労働組合」、『マスコミ市民』、2010年6月（497号）；「2009年労働組合基礎調査」、『賃金•労務通信』、2010年1月。

【10】1960年至1991 年，日本第一产业人口占就业人口总数的比率从百分之三十降至百分之七 ，而第二产业则从百分之二十八增至百分之三十四 ，第三产业从百分之四十二增至百分之五十九。1980年代，自民党迫于美国的压力，部分开放农产品市场，使农民蒙受重大损失，此外，进城的农民脱离了原来的选区，不再给自民党议员投票，自民党的得票率因此下降（自民党在众议院的绝对得票率从1958 年的46.75%下降到1983 年的32.78%）。

【11】实际笔者也曾在日本的不同地方目睹此类现象：除了东京都区域、阪神区域和环濑户内海区域等少数经济活跃区域外，小市镇——甚至是著名的旅游市镇，在旅游淡季也大抵如是——白天街头几乎难见行人，年轻人或者工作居住在远处的大城市，或者在附近的中型城市工作而晚上回到小城市居住，但随着教育及其他资源的集中，迟早也会搬往附近城市或者城市周围的卫星城居住。

【12】集小泉改革大成的当属“邮政民营化”，将属于公共机构的“日本邮政”民营化，合并地方邮政机构，提高“效率”。反对民营化的是利益直接相关的地方/农村民众、邮政省官僚和自民党内强大的“邮政族”势力，而支持的则是小泉为代表的青壮派政治家和深受新自由主义的“自由、高效”思想熏陶，反感传统政治家和官僚，却对农村和地方持冷漠态度的城市浮动选民。“邮政民营化”的最终成功似乎可以看做两个分裂的时代的标志。

【13】20世纪70年代以前，有40%的选票为不固定支持特定政党的浮动票，固定支持保守政党或革新政党的选票各为30%，进入80年代后浮动票上升到60%，保守政党或革新政党的固定支持票各占20%，到90年代浮动票进一步上升到80%，而保守政党或革新政党的固定支持票分别为10%。参考：福岡正行、「海図なき政党政治のゆくえ」、『中央公論』、1991年9月。

【14】事实上小泉连续执政5年半，是“平成”（90年代）以来执政时间最长的首相。

【15】主要资料参考：奥野修司、「小沢一郎：覇者の履歴書」、東京：データハウス、2010。及相关报刊杂志等。

【16】选举初期小泽因罹患甲状腺癌，曾计划退出，但随后经过手术痊愈。这也一定程度上渲染了他的神奇经历。

【17】另外六人是小渊惠三、桥本龙太郎、梶山静六、羽田孜、渡部恒三、奥田敬和，小泽和后三人都是竹下派中的金丸系，前三人则属竹下系，后金丸系四人都退出自民党，并构成最初的民主党的中坚。

【18】主要参考资料：Ichiro Ozawa (1994). Blueprint for a new Japan: the rethinking of a nation. introduction by Jay Rockefeller; translated by Louisa Rubinfien; edited by Eric Gower (1st ed.). Tokyo: Kodansha International. 以及在《富士夕刊》上连载的本人专栏：<小泽一郎的刚腕专栏>。兼参考部分报刊杂志文章。报道和本人发言中在同一时期或有若干矛盾之处，以正式发言和主流报道为准。

责任编辑：单梦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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