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富泉：“三步走”就是改革路线图

 

张富泉：按“三步走”部署共同富裕路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深入研究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并强调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尊重实践、尊重创造。为此，记者采访了邓小平战略研究专家、湖南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张富泉，请他结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谈谈改革攻坚的总体规划以及“城镇化”战略如何突破。

记者：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深入研究全面深化体制改革。作为长期研究改革开放和邓小平“三步走”战略设计的专家，想请您对改革攻坚的总体方案、路线图和时间表发表高见？

张富泉：党的十八大报告就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做了总的部署，特别是习总书记在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的重要讲话，明确提出“按照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里，把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部署，进一步明确为我们党和国家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战略、总部署，实质上就蕴含着改革攻坚的智慧思路和深刻哲理，也是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习总书记离京考察首站选择深圳，向邓小平雕像敬献花篮，民众欢腾，外界好评如潮，这表明坚定不移走改革开放之路，是受群众拥护的。因此，只要我们深入学习领会十八大精神，重温中国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三步走”和“两个大局”战略的总体设计，就不难找着改革攻坚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记者：您潜心研究邓小平“两个大局”战略思想十几年，曾受到郑新立、陈栋生等知名学者的肯定和赞誉。请您结合谈谈具体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或是这一路线图的关键节点与改革突破口？

张富泉：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部署和邓小平 “两个大局”战略路径，可谓是大道至简。改革攻坚的路线图关键就在两个重要节点：一是改革按财政供养人口计算地方财力的传统作法，实行与国际接轨的按常住人口分配财力；二是不搞西方式全国财政“大锅饭”，而要配套实施中国特色的横向区域财政横向均衡制度。何以为证？按照李克强同志“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抓住牵一发动全身的改革突破口”等重要观点，唯有这一完善分税制改革的新突破，才能为中国带来最大的红利，才能产生牵一发动全身的骨牌效应。据理论概算，启动这项改革全国每年仅增加消费就可达30万亿元，整个改革带来的红利不亚于再造一个沿海！

记者：因此说它是牵一发动全身的改革突破口。那么，这笔改革的巨大红利是怎么计算得来的呢？

张富泉：比如，改革现在按财政供养人口计算地方财力的老套路，实行与国际接轨的按常住人口分配地方财力，人口居住哪里就能把财政公共服务带到哪里，农民进入沿海和城市，既能把当地蛋糕做大，又能增加常住人口让蛋糕分得更多，还能带来消费增强经济拉动力。这样，先一步发展起来的沿海地区和城市，就再也不会采取“劳动承接、户籍拒绝”的作法，那么常年往返于城市打工地与农村户籍地的候鸟型农民工现象也将不复存在。计算这笔账，全国将有约2.5亿劳动人口，而且按第五次人口普查其中占82.1%的约2.1亿来自于中西部农村的沿海游动人口，则将稳定地转入沿海地区与城市安居乐业。由此来看，通过这一完善分税制的改革措施，从根本上消除沿海与内地、城市与乡村双重二元结构固化的体制机制障碍，让人口自由流动“用脚投票”的规律发生作用，势必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相应带来差距收敛、生态恢复与社会和谐等众多良效。

比如，由此可带来城镇化速度和质量的全方位提升，以之计算全国合符经济规律和国际标准的城镇化率，将由目前按户籍人口的35%左右提高到按常住人口的51.27%，再加上长期被压抑的不合规律和常例的城镇化滞后值的12.31%(施建刚等，2012) ，即按国际一般标准正常值的城镇化率应达到63.58%的水准，实则意味看全国城镇居民将增加约4亿人口。再按全国城镇人口消费约为乡村人口3.6倍计算，则相当于全国消费在现有基础上翻番，仅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一项，每年就可增加约20万亿元。同时，由于按国际惯例以常往人口分配地方财力，也就像国际上一样在哪里就业一般就在哪里安家。这样，以往进城打工者收入不能大量用于就业城市购房安置等长期性消费，致使巨大的消费资金转化为农村自建房等分散性投资的现象，同样将从体制机制上得到遏止。这笔账按2.5亿打工者人均每年2万元共计达5万亿元，加上农村建房各种连带性投入和国家用于此种乱占滥建损坏耕地与环境的耕地整理与生态修复等的必需投入，按保守估计亦不下于5万亿元。这样算来整个可预期的转化农村分散性无序投资为城市有效消费需求每年又有10万个亿。这10万亿加上以上所说的20万亿，也就是以上理论概算的可增加消费30万亿元。由此一来，整个经济发展将进入消费为主动力的常态化良性循环，沿海城市地区将更加成为产业与就业、人口与消费的集聚集中地，几大上亿人口级的现代化城市群的崛起，将使我们的综合国力进一步得到很大提升。另一方面，什么“候鸟型农民工”与“三农”问题、荒漠化灾害与生活面源污染问题、“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等有碍生态、有损尊严的人口资源环境问题都将不再存在。环绕或寄生于这种体制上的相关权力部门与人员经费，也会因为按财政供养人口分配的旧体制消亡而消失，仅每年用于这方面的税费开支就可节省数千亿甚至上万亿元。像这样加减乘除总算下来，此项完善分税制改革所带来的积极引致效应和经济红利，的确会不亚于再造一个沿海。

记者：按说阻碍人口自由流动的是户籍管理问题，有关方面正在加紧研究制定相关措施。这样用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直接化解人口流动问题不是更好？

张富泉：以上改按常住人口计算地方财力分配的建议，纯粹是由邓小平战略设计的逻辑路径推导出来的，凭十几年潜心研究的理论勇气我敢断言：如果不能实现完善分税制改革的再突破，不从调整央地、地地财政分配关系的根本利益机制入手，单凭户籍制度改革很难达到推进城镇化规律性发展的预期。因为看起来是户籍制度在障碍着生产力最活跃的因素人的自由流动和迁徙，实际上却是附着在这种户籍制度之上的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障等公共财政制度，诸如子女上学、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以及最低生活保障和救济等公共服务由谁来担当的问题。正是这种按财政供养人口而不是按国际惯例以常住人口计算地方财力的分配方式，造成地方利益分割的刚性，才导致多年来沿海与内地、城市与乡村双重二元结构的固化。

记者：中国的城市化和美国的高科技，被认为是影响21世纪全球经济的两大引擎。2008年危机影响以来世界经济一直不大景气，有人说这与两大引擎乏力出现衰变有关。您认为我们城镇化发展乏力了吗？

张富泉：我国沿海地区省域性城镇化大多已接近70%的成熟期水平，但统筹沿海与内地的城乡一体化的全国城镇化的发展潜力依然巨大，不过，这正遭遇着沿海与内地、城市与乡村双重二元结构固化的严重障碍。按照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如果说“前两步”正处于沿海城镇化高速成长期，像广东省1995-2005年每年城镇化率提高3.1个百分点，十年走过了三十年的城镇化道路，这时双重二元结构固化的体制机制障碍还不那么显形的话；那么现在已进入靠内地城镇化释放潜力的全面小康和“第三步”现代化建设高潮期，改变按财政供养人口计算地方财力的传统作法，实行按国际惯例以常住人口分配地方财力，让人口迁徙到哪就把财政公共服务带到哪里，显然已成为鼓励支持沿海与城市积极接纳内地与乡村人口迁徙的关键之举和当务之急。若此，中国的城镇化对拉动中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都将仍然是个强大的引擎。反之，单凭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怎么看也很难解开双重二元结构固化的死结。

这里，仅以广东省东莞市为例，该市户籍人口的劳动负担率为60%，而外来“新莞人”的劳动负担率仅为3%；这就说明外来劳动力为东莞创造了巨大财富而把大量附加人口负担留在了内地。以该市外来劳动力最多的2007年达到539万人计，整个占到其全部就业人数的83.5%，当年为该市创造的GDP为2632亿元、出口额503亿美元和财税总收入396亿元，而该市当年整个财政总支出才228亿元，仅相当于外来“新莞人”创造财税总收入的57.6%。说到底，就因为按财政供养人口而不是国际标准的按常住人口分配地方财力，外来劳动者创造财富不可能很多留归当地，外来常住人口转为当地户籍人口也不可能为当地增加可用财力。这样，即使户籍制度改革搞到最彻底的地步即取消户籍，外来“新莞人”统统成为东莞市的常住人口，那么则意味着其当年228亿元的财政总支出，将由包括539万外来劳动人口加上按劳动负担率60%的附加人口共862.4万人，再加上当地户籍人口169万总计1031.4万人口来享有。换言之，原来是169万户籍人口享有228亿元的财政公共服务，现在是1031.4万常住人口共同来享有，相当于原有户籍人口的人均可用财力下降83.6%。由此看来，不从完善分税制改革和调整央地、地地财政利益关系上求得突破，希图通过户籍制度改革直接解此难题，可能导致出现的这种财政公共服务的“发展的贫困”，是沿海和城市经济发达区绝不可以接受的！硬要那样去做的话，不是造成更多更普遍的弄虚做假，就是宁肯发展慢些也不会接纳更多的人口，那么这种试图推进农村人口转移市民化的户籍制度改革只会适得其反，不仅不能提升城镇化相反会更严重地阻碍着城镇化的规律性成长。

 

记者：看来单凭户籍制度改革来推动城镇化提质提速，的确前景不容乐观或并不被看好？

张富泉：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措施还未出台，并不是就要把它唱衰。但要按城市化经济规律办事。其实，中国改革已经走过了30多个年代，三十而立远不是最初靠摸着石头过河了，可以说任何一项改革都能做出可行性论证了，也基本上是有经验可循或前辙之鉴了。事实上，长期以来严格控制人口流动的所谓户籍制度，在国家层面早已松动且有不少已经明令废止，就因为其关系着地方财政利益及户籍人口的切身利益，才至今仍在劳动力承接地普遍得以沿用；实际上就是由于地方财政利益分割的刚性，才导致沿海与内地、城市与乡村二元结构的固化。因此，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效果怎样？完全是可想而知的。当然，这项改革事实上也不会影响到投资引领的城镇化。有专家称新一轮城镇化可以带动40万亿元的投资。究竟是讲30万亿、50万亿还是100万亿好？应当说这是行政行为也是无需论证的。因为这种不是靠人口有序流动迁徙即消费需求推动的城镇化，而是靠投资拉动造就的城镇化，在双重二元结构固化的条件下，多年来我们就一直是这样走过来的。

对此，仅从改革开放以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分析，我们就可了解一个大概。如1980-2000年20年全国投资累计为21万亿元，而2001-2011年10年的累计投资高达151万亿元，后十年相当于前二十年的7.2倍。这种空前规模的投资拉动型城镇化，虽然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和吸引大量农民工入城并使他们增加了收入，但由于按财政供养人口计算地方财力的体制，事实上并没有带来相应规模的真正的人口城市化，这样造成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的巨大反差，因而往往也造就越来越多的空余建筑物、越来越庞大的灰色商住租赁市场甚至像鄂尔多斯一类的空城。其拉动经济增长效应虽然也是显而易见的，但从某种程度上可谓是有增长无发展，能否带来巨大红利也就很难说了。一句话，如果仍然满足于央财不差钱的分税制现状，继续流连于按财政供养人口计算地方财力的不完善、不规范的分税制，结果造成扭曲和抑制城镇化规律性成长的严重障碍，其所带来经济效益、生态环境和贪腐、社会损害等方面的直接间接性损失，在我国确确实实已有难以承受之重！

记者：实施完善分制税改革的再突破，看来巳成为推进城镇化规律性成长和转变发展方式的当务之急。改按国际惯例以常住人口分配地方财力，为什么说还要采取区域财政横向均衡的配套措施？

张富泉：将按财政供养人口计算地方财力改按国际标准以常住人口分配，但不搞西方全国财政“大锅饭”体制，而要配套实行区域财政横向均衡制度。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国情的必然要求。按照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前两步实施沿海大局战略的政策落点关键就在财政承包制及分税制，打破全国“大锅饭”调动起地方发展积极性，如期实现了1980-2000年GDP翻两番的预期。第三步是要“反过来，……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这里，邓小平用了“反过来”这个很重的词，旨在提请大家注意区域非均衡与均衡发展存在相辅相反的悖理，越是适应前两步与沿海大局的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就越不适应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要求。因此，这“第三步”就是要从区域规划与区域政策上“反过来”实施内地大局战略，即要构建沿海帮助内地协调互动的财政经济区。而实施内地大局战略的政策落点，同样在于完善分税制改革的新突破，就是要将财政供养人口计算地方财力的传统作法改按国际惯例实行常住人口分配，并配套完善区域财政横向均衡的公平竞争机制。

对此，改革前后的实践同样表明，维系省级承包制及分税制的不规范的地方预算体制，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地区差距与区域发展不协调、不经济、不环保等诸多问题；而忽视地方积极性回到全国财政统收统支的老路上去又有牺牲效率之忧，两相权衡唯有选择在国家与省级之间构建区域财政横向均衡的制度。具体说来，这就要根据中国经济区纵向划分呈同质性且非均衡、横向划分呈集聚性且相对均衡协调的特点，在东、中、西纵向区域基础上合纵连横，分别构建以珠三角城市群横向连接长江中上游地区，包括粤闽桂琼湘鄂赣渝云贵川藏12省区市的泛珠三角；以长三角城市群横向连接黄河中上游地区，包括沪苏浙皖豫陕甘宁青新10省区市的泛长三角；以环渤海城市群横向连接黄河下游和华北东北等地，包括京津冀晋蒙辽吉黑鲁9省区市的大环渤海三大财税经济区，在保持央地财政关系不变、地方财政支出主体不变的前提下，实施央财纵向转移支付下的横向区域财政横向均衡的制度，做到既按常住人口实行政府间人均财力均衡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又能确保地方经济竞争发展格局而不损坏财政增收的效益机制。

记者：一般市场经济国家都是在全国范围内搞政府间人均财力均衡，为什么我们却要划分为泛珠三角、泛长三角和大环渤海三大横向财税经济区，实行分区域的省级财政横向均衡的制度？

张富泉：因为中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它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比较而言，特就特在政府不仅干预经济而且直接参与经济，也就是多有了地方政府参与市场经济这么一个主体，且其竞争行为不像企业和个体那样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GDP崇拜与追求增值税等财税收入的最大化。如西方企业和个体作为自由竞争的主体，往往采取某种意义上的全国财政“大锅饭”体制，来克服公平的市场竞争可能导致社会福利分配的不公，以维护企业和个体持续的自由竞争。像德国财政横向平衡制度就是典型的“大锅饭”体制。这种体制还对德国统一起过重要诱致性作用，可统一后原西部老州又对吃财政“大锅饭”强烈不满。但就因地方政府无关经济紧要，企业与个体才是市场主体，结果财政均衡不仅不影响经济发展，而且还促进了东、西德市场统一并间接维护了自由竞争秩序。特别是澳大利亚一类资源型经济国家，实行政府间按人均百分之百的财政均衡，同样由于地方政府不参与经济从不妨碍经济发展。但我国实行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离开地方竞相发展和GDP崇拜的强烈冲动，就谈不上改革开放和发展，像前两步实现翻两番就根本无从谈及。因此，在什么时候采取什么样的财税体制，我们不能不考虑到地方发展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记者：对地方政府参与经济发展尤其是搞GDP崇拜，学术界褒贬不一，您的看法怎样？

张富泉：地方直接参与经济发展与竞争，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所决定了的。实事求是地说，我国人均资源占有量过少、家底子又薄，多有了地方政府参与经济发展这么个主体，且其竞争行为又与企业和个体不同，它追求的是GDP即新增物质财富的最大化。与企业和个体并不处在同一个竞争层面，不仅不与企业与个体抢机会、争利益，而且还能弥补其逐利行为的缺失，从投资基础设施、科教人才等平台建设诸方面为之提供更多的机会与赢利。应当说，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优势之所在，应当充满道路自信和坚持。但其GDP崇拜与忽视利润最大化也会有消极的一面，这就是地方参与经济发展往往不计资源消耗，甚至无视生态环境影响，盲目投资与重复建设，并带来市场分割、差距拉大和权力腐败等问题。一句话，兴利避害这种体制特色优势强大无比，反之则将带来诸多问题甚至阻碍发展。

为什么提出构建泛珠三角、泛长三角和大环渤海三大财税区，实质上就是要趋利避害，将现在以省为主的东、中、西非均衡区域无序竞争，整合引导到这三大趋同俱乐部区域有序竞争上来，重塑地方经济发展公平竞争的效率机制。因为泛珠三角、泛长三角与大环渤海三大财税区，每个区域都有各自的出海口和起龙头作用的沿海城市群增长极与纵深的内陆经济带，要素优势与禀赋优势异质互补性极强，属典型的内聚性经济区。特别是这三大横向区域改革以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基本均衡，财政经济规模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平均水平基本相当，资源禀赋与经济要素等发展条件也不相上下，甚至连禁止发展区地级单元个数和生态环保的责任都大体一致，确是中国特有的一组内聚性趋同俱乐部区域。依托这一天然的均衡性区域资源，实行按常住人口财力均衡的区域财政横向均衡制度，即如马克思所论述的通过起点公平以及规则公平而达致终点的公平（毛程连等，2003），即可形成统一市场与公平竞争的秩序并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最终完善。这从过来以省级为主的财政分配体制看，在同一个省域的市县之间已基本实现财力均衡与公共服务均等化，就是因为省级区域竞争格局的形成调动了地方发展积极性，才一直保持着财政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同理，这样在同一个大区域内对省级财力实行横向均衡分配，只要在省级以上的三大横向均衡性区域之间形成竞争发展的格局，公共服务均等化就不会造成经济增长与财政增收的效率及动力机制的损坏。

记者：改按常住人口进行地方预算分配，必须实施区域财政横向均衡的配套制度。如果离开泛珠三角、泛长三角和大环渤海这组趋同俱乐部区域“均衡三角”，就无所依托而无法实施？

张富泉：的确如此。如果说过来的财政承包制与分税制，建立在东、中、西纵向非均衡区域与省级财政体非均衡竞争的基点上，那么与国际接轨的完善的分税制，就必须构建在泛珠三角、泛长三角和大环渤海横向均衡性区域与区域财政横向均衡的基石上。这三大横向财税区的“均衡三角”，可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命力之所在。因为市场经济的生命在于公平竞争，由于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地方政府需得参与市场经济竞争，这就需与企业、个体竞争者同样具备公平的起点。而在东、中、西纵向区域条件下省级财政体的竞争，各个省级区域发展基础与条件相差悬殊，如同奥运会与残奥会同台竞技只会造成混乱失序的状态。一方面，各省级财政体出于地方利益的刚性，加之区域差异与非均衡势必导致普遍的市场分割，难以实现全国市场统一；另一方面，经济越往前发展区际差距就越大，为抑制和缩小这种差距，只能动用越来越多的行政干预措施，结果市场化改革距离市场越来越远。按照“三步走”战略部署和“两个大局”战略转换的要求，“反过来”构建沿海帮助内地共同富裕的三大财税经济区，这样重塑区域经济平等竞争的主体，东、中、西区际间越来越大的地区差距，将被泛珠三角、泛长三角和大环渤海横向区域均衡发展所取代；现有省级为主的市场利益分割的格局被打破，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得以最终形成；市场规范相应带来行政行为的规范，加之趋同俱乐部区域构成江河上下游生态贡献区与受益区的统一财政体，十分有利于类型区有序开发的统筹协调和生态环保等，因而将从根本上解决差距拉大、市场分割、贪腐滋生、生态恶化和社会公平正义等区域经济社会问题。

 

记者：也就是说，按常住人口分配的横向区域财政横向均衡制度，就是完善分税制改革的新突破，无疑也是能为中国带来最大红利的改革。请问这种突破性改革能否牵一发而动全身？

张富泉：经济政策的核心是财政政策。改按常住人口分配地方财力是要与国际接轨，通过发挥生产力最活跃的因素人的流动作用来助推城镇化，并一揽子解决好区域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问题；而实行横向区域财政横向均衡制度，又是调动地方发展积极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国情的必然要求。因此，这种完善分税制改革的新突破，完全符合“三步走”战略部署和“两个大局”战略路径，势必将我们的改革开放领入制度化现代化建设并进的新时期，并给整个改革带来广泛影响和产生骨牌连动效应。比如，在推进这一改革理顺央地、地地财政关系的过程中，必然推动行政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纵深发展，还将理顺央地政府关系与促进其管理职能分开等，并可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一种新的经济民主制衡机制。

记者：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职能分开能行吗？

张富泉：不仅能够分开而且必须完全彻底分开。因为市场经济的生命力在于公平竞争，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就不可能有公平竞争。解决的办法，就是央地政府职能彻底分开。地方政府尽可能多地退出甚至完全退出经济监管领域，主要致力于区域经济发展与市场公平竞争。中央政府及垂直部门只起“守夜人”作用，维护好区域、企业、个体等市场主体成员的平等地位、等价交换规则和公平竞争秩序。马克思对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作过全面考察后，提出通过起点的公平以及规则的公平而达致终点的公平，并认为规则公平实际上是对起点公平的必要补充（毛程连等，2003）。有了泛珠三角、泛长三角和大环渤海这组趋同俱乐部区域公平竞争的起点，确保其竞争规则与过程公平则成为完善分税制必需的制度保证。因此，中央政府“守夜人”的首务之职，就是对三大财税区在立项、用地、财税、金融等行政性资源配置上，必须严格实行“取之同等、予之等同”的原则，使之在其竞争公平的起点上确保竞争规则与过程的公平。

记者：光凭政府“守夜人”的觉悟，没有相应的制度约束恐怕还不行。怎样用适宜制度来保证区域竞争规则与过程的公平呢？

张富泉：这就势必要求规划体制的配套改革。一般情况下，越是适应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区域规划与政策，就越不适应于区域协调均衡发展的战略。广而推之，从计划经济时代流行至今的规划和预算两个报告分读的体制，恐怕也不能不做出某种完善与改进。在这个方面，可借鉴德国由联邦财政部长牵头共同组成联邦财政计划委员会的作法，在国务院统一领导下，由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牵头，央行与国土、劳动、环保等部门参与咨询，并吸收“均衡三角”各区域部分省（区市）代表参与，组建具有相当权威的国家总体规划加三大财税区规划即“1+3”规划统筹办，担负起统筹规划、制定预算、协调利益等重要职能。并将“1+3”规划的制定与实施的过程，作为一项重要议题落实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的民主决策过程中，最终采取票决制予以审定，以强化“均衡三角”经济民主制衡机制的作用，最大限度地落实公平、公正、效率与理性的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按照“三步走”战略部署，实施“两个大局”战略转换形成的区域“均衡三角”，既是新形势下完善分税制的必要依托，又具备经济民主制衡的政治体制自愈机能。

记者：由此看来，完善分税制改革带动经济改革，还将推动整个体制改革。“均衡三角”的经济民主制衡机制，对政治民主建设也能起到应有推进作用吗？

张富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泛珠三角、泛长三角和大环渤海经济民主制衡机制的形成，是为确保完善分税制条件下三大财税区公平有序地竞争。然而，按照马克思主义一切问题归根结底都是经济问题的观点，民主宪政的本质与核心内容当是经济民主。西方流行的政治制衡，七拐八弯最终还是落到经济制衡上，说到底还是为了解决政府失误和公权私用问题。但不管怎样，都是秋后算账的一种事后纠错机制。而区域“均衡三角”经济民主制衡机制的形成，泛珠三角、泛长三角和大环渤海出于本身基本经济权益的争取与维护，其区域机会均等、分配均衡和公平正义的内在要求所形成经济民主制衡的倒逼机制，直奔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与区域发展公平与效率的主题，较之政治制衡应是一种事前纠错机制，完全能够更好实现民主政治与决策的高效率，按说还是实现国家层面民主同基层民主制度有机结合的一种好形式。

记者：这种把国家层面民主同基层民主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体系，完全符合十八大精神的基本要求。请您再给具体展望展望？

张富泉：大而言之，我们国家发展到今天在全球已是仅次于美国的庞大经济体，只有也只能靠制度、靠法律来管治，不然任何超强本事的人都不可能待奉得过来。这就要发展更广泛、更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实行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新突破，如果构建三大横向财税区并按常住人口实施地方财力公式化规范化分配，建立制度体系先从理顺央地、地地财权事权关系入手，建设法治政府先从调整政府与市场、企业、社会的关系做起，就不会把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搞成两张皮，往往更能产生双赢和相得益彰的效果。比如，构建泛珠三角、泛长三角和大环渤海三大横向财税区，同时又能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健全人民民主，提供一种“均衡三角”的经济民主制衡机制。像对“1+3”财政预算与发展规划的科学制定，首先就极具聪明智慧的挑战性。如果不能广纳博采、选贤任能和集中智慧，就不可能做出兼具效率与公平的聪明型成长方案来，而不具实际指导意义或三大财税区不能摆平或在某个区域内摆得不具比较效益的规划，都将遭到责难甚至难能通过。这就势必造就一种人才脱颖而出、创新与智慧迸发涌流的，国家层面民主同基层民主互动的民主时代。

同样，不具参政议政代表能力者则意味着被代表方利益的受损等，都将起到激发人才辈出、强化经济民主机制的奠基作用。而对“1+3”规划的实施过程，“均衡三角”经济民主制衡机制又是全方位全程的监督，掌握着经济社会发展权、土地、资金调配权和财政大权的一些重权部门，都将倒过来被置于多方监督之下，则将广泛起着矫正行政行为和社会清流的作用。而且依托“均衡三角”经济民主制衡机制，通过对全国财政预算与经济社会发展“1+3”规划与实施的审议与监督的过程，经济发展将主要由地方担当，国家勤政于调控，完全能够形成民主集中和谐统一的中国特色的经济民主制度。这正如中央政研室郑新立副主任所评价的，这种改革“仅限于中央财政对地方预算分配方式方法与国家规划体制的某种改进，或者说只是政府宏观管理适应区域市场公平竞争和促进全国市场统一的必要调整，改革成本与涉及面极小，但却能起到完善经济民主机制、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兼顾与统一的‘四两拨千斤’的效用，因而应是完全可行的”。

记者：看来完善分税制确是能够带来最大红利、牵一发动全身的改革新突破。问题是按照“三步走”战略部署，“第三步”现代化建设需选择在达到小康后的新时期。请问基本小康与全面建成小康有没有不同，您认为转向这种完善的分税制应选择怎样恰当的时机？

张富泉：党的十八大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出了五位一体推进的目标，并首次把全面建成小康和全面深化改革两大目标并提，可见完善分税制改革的新突破已是当务之急。应当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当年邓小平提出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千美元的基本小康，要更全面也更加强调要夯实基础。但不管怎样，在2000年实现前两步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后，就要“反过来”实施横向区域财政横向均衡的拐点是确立的。事实上，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在强调中西部地区加快建成小康社会；而在初步进入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东部沿海地区，要实现新的更高层次的发展，也越来越离不开中西部内地小康社会的加快建成。因此，现在正是沿海帮助内地共同发展富裕的好时节，只有按照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部署，尽快构建沿海帮助内地的三大横向财税经济区，实施与国际接轨的按常住人口分配的区域财政横向均衡制度，才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加快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责任编辑：郭浩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2/1230/69995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