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理论学术研究观点要览（下）

 

2012年理论学术研究观点要览（上）

在城市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如何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成为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漫画反映了土地流失的一种状况。

政治学篇

参与民主要注意各种张力的平衡，协商民主微观定量研究尚不足

学者认为，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需要进一步推进公民的有序参与，但在推进过程中面临着直接与间接参与、多数与少数以及多元与一致之间的张力。因此，寻求它们之间的平衡是当代中国参与民主发展的应有之义。完善中国特色参与式民主形式，要借鉴世界参与式民主发展中的有益经验，构建有效的协商参与机制。

关于协商民主的研究是今年政治学研究中的重要议题。总体上来看，对协商民主的宏观定性研究还比较突出，微观定量研究比较少。主要的研究内容和路径有三个方面：一是对协商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二是将协商民主研究与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如积极挖掘一些地方在乡村治理、城市社区治理方面的经验，使其上升为带有一定规律性的协商民主的模式；三是用一般协商民主理论考量协商民主在中国的发展模式。

政治发展的“中层理论”受到学界重视

政治发展受到学界重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评析西方政治发展理论。近年来，政治学界开始反思“政治发展理论”的宏大叙事的优缺点，人们开始重视“中层理论”，把解释力的强度作为这种理论的目标；二是研究国别或地区政治发展。强调政治发展研究目的并不是对政治世界进行形而上的哲学分析，而是研究分析现实世界的政治活动，并且指向现实运用；三是研究宪政问题。面对着世界局势和中国现代化的迅猛发展，人们发现，“政治现代化”仍然是中国绕不开的问题。

政治体制改革要符合民生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随着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期出现的各种挑战，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关注持续升温。有学者认为，我国推行30多年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正是为了让我国的政治体制更符合民生和社会发展的需求。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培育公正、平等、正义的良好社会风尚，市场经济可以创造财富，而好的政治建设可以帮助百姓守护财富。也有学者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处于由“浅水区”到“深水区”的深化阶段，在这一阶段，一定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要有缜密的思考和安排，要从政治制度变迁、政治文化普及上改变原有的思路，更加注重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同时，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

党内民主对人民民主有带动和示范作用

研究和推动党内民主，最终推动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是现阶段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有学者指出：发展党内民主，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要以发展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因为作为执政党的党内民主，对人民民主起着带动、示范的作用，执政党要以尊重党员主体地位来推动和实现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来推动和实现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同时，在当前阶段，应重视和重点发展基层党组织的党内民主。如果执政党的基层民主没有搞好，就会影响到基层人民民主的健康发展；或者说，假使执政党的基层党内民主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发展，便会造成对基层人民民主的阻碍和伤害。

通过对权力的有效规制来反腐的认识达到新高度

有效规制权力，始终是反腐倡廉建设的核心问题，也是今年政治学界众多学者得出的结论，更是反腐的永恒主题。

今年的最新调查研究表明，近六成民众对今后5至10年中国反腐工作取得明显成效有信心。与此同时，不少干部群众对“一把手”监督难、个人凌驾于法律之上、领导干部与不法企业主之间的巨额利益输送问题感到忧虑，因此，有学者建议，需尽快从体制机制上防止“一把手”权力“过载”，党政机关、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主要负责人不应直接分管资金配置、干部任免等具体事宜。

有学者建议，可将“三公”作为干部考核等的重要内容，在一定范围内公示，并实行领导干部“三公”支出终身责任制；有学者呼吁将官员财产申报制纳入《反腐败法》，通过推动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来保障权力运作的公开透明。

社会管理创新是制度安排，也是社会变革

有学者指出，社会管理创新是对中国进一步改革具有战略意义的制度安排，它意味着一场新的变革。创新社会管理，需要人们对社会管理有新的理解：社会管理并不是社会问题管理或社会危机管理，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加强社会管理理解为加强社会控制。实际上，对社会管理的新理解就是要把服务放入社会管理中，并成为社会管理的重要部分和基础。从总体上来讲，在实施社会管理和社会管理体制创新过程中，在管理技术和方法上创新固然必要，但最重要的是要强化服务意识，结合实施服务来强化和创新社会管理。

（作者王炳权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余茜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

 

文化篇

“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目标备受关注

党的十八大报告对文化发展做出了新的阐释和部署，提出了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目标。报告提出要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顺应当今时代文化发展新趋势，顺应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

学者指出，文化是民族复兴的底蕴，无论是“美丽中国”，还是“幸福民生”，都需要文化支撑。没有历史文化的积累，没有文化建设的繁荣，尤其是没有国民文化素养的提升，全面小康和社会主义现代化都难以实现。中国要想长久地持续发展，就必须使我们的文化强大起来。学者认为，创新要以文化为底蕴，而文化是没有捷径可走的。提倡创新也并不代表要全民沸腾，要真正安下心来，扎扎实实做一些文化建设，比如形成广大市民热爱读书的良好习惯。读不读书对一个民族很重要。

推动文化又好又快发展的重点任务

十八大报告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型产业。联系2012年2月《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出台，学者认为，“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促进文化又好又快发展的关键阶段。文化体制的改革发展，必将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奠定坚实基础。学者认为，应该重塑文化市场主体的目标，加快推进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工作；推进文化体制改革还应该鼓励民间资本投资文化产业，建立健全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的文化产业投融资体系；鼓励和支持民营文化企业借助资本市场做大做强；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参与的金融机构、中介组织、各类投资基金进入文化产业领域。

培育和提炼城市精神是实现文化自觉的重要标志

近年来，以北京、上海、深圳为代表，我国各大城市纷纷以城市文化环境、型态、历史、发展特色为基础，提炼城市精神，提升文化竞争力。北京市发布的“北京精神”是“爱国、创新、包容、厚德”。上海的城市精神是“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深圳的城市精神是“开拓创新、诚信守法、务实高效、团结奉献”。学者认为，提炼和培育城市精神，是一个城市发展成熟、实现文化自觉的重要标志。作为展示城市形象、引领城市发展的一面旗帜，城市精神又能凝聚力量、激励斗志，进一步推动一个城市的繁荣发展。

学者认为，城市精神是在城市整个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具有历史性和传承性特征。城市精神应体现的是民族精神、时代精神、人文精神，同时，城市精神应具有张扬城市个性的异质性特征。独特的城市个性，可以体现一座城市卓尔不群的风格与魅力。

文艺“为人民”的思想不会过时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在《讲话》发表70周年之际，各地各界召开座谈会、众多报刊开设纪念专栏、文艺家们畅谈体会，重温《讲话》，其中“为人民”的思想精髓仍极具指导意义。学者认为，《讲话》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文艺实践创造性地结合起来，是我们党领导文艺事业的经典文献。从延安文艺座谈会到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人民”始终鲜明地镌刻在中国文学的旗帜上，为中国文学指引着前进的方向。文艺为了人民，这不仅指出了中国革命文艺和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属性，而且揭示了古往今来那些伟大作家们恒久生命力的奥秘。文艺如何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如何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建设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是新形势下继承和弘扬《讲话》精神必须面对的命题。

文学是最需要解放思想的

2012年，莫言成为中国籍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人。12月8日，莫言在瑞典文学院发表领奖演讲，莫言的演讲主题是“讲故事的人”。学者认为，这是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界一大盛事，是中华文化软实力走向世界的鲜明标志。

学者认为，我们衡量文学和文化的发展状况以及成就时，需要有一个历史的眼光。如果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就不会有现在的莫言。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当代文学可以说是从一片废墟中起步，从原先高度封闭、荒凉、贫瘠的状态，到重新解放思想、打开感官，摆脱僵化束缚，创造性地运用全新的语言，去书写和表现中国翻天覆地的社会变化和国人焕然一新的生活经验。文学是最需要解放思想的。这30年来中国当代文学走过的道路，与中国解放思想的历程息息相关，同步向前，没有改革开放，难以想象。今天中国文学的面貌如此多姿多彩，至少有十位以上的优秀作家，能站在与世界文学对等的平台上，坦然地展开国际交流和对话，靠的是改革开放，靠的是解放思想。

（作者刘勇为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社会学篇

社会转型过程中存在哪些“转型风险”

学者指出，转型与变迁是当前中国社会的最大特色。需要警示的是：社会转型的结果，并不理所当然地呈现出历史决定论意义的“必然律”，而是充满了多元变化的“或然律”。也就是说，“社会转型”并不必然使“转型中的社会”一帆风顺地步入进步、公正、繁荣与文明。

有研究通过对调查数据的量化分析，证明了亨廷顿假设在东亚社会的适用性——“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会带来政治参与的扩大，进而增加政治动荡的可能性”。在这里，社会经济发展——人均受教育水平提高——对政府或国家期望的拉升——预期难以满足——政治参与积极性的萌发之间，就被赋予了因果逻辑解释力。因此，受教育水平越高的人，在制度外参与政治行动的积极性也越高。这就进一步强化了“转型风险”的蔓延可能。纵观2012年群体性事件的表现，除继续萌发的征地拆迁、劳资关系、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关系等社会冲突外，由市民阶层卷入的环境保护等，则以更大规模的意见表达，传递了转型风险。

社会管理的政策配置应以什么为主要任务

正因为强烈意识到了转型可能带来的风险，政府部门才开始调整发展战略，加快了社会建设的步伐，强化了社会管理的政策配置。学者一致认为，社会管理的主要任务，就是形塑公平公正的社会运行机制以维护社会的动态稳定。有学者提出了“底线公平理论”；有学者认为，要搭建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符的利益博弈平台；有学者提出，要以社会公正奠定社会安全的基础。

实践证明，社会转型加速了人们对自身相关利益的关注。社会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关注收入差距、财富积累差距与就业机会差距。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像党的十八大报告所说的那样，“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我们才会在新的发展阶段，重新凝聚力量，建成人人共享和谐的小康社会。

社会矛盾化解机制为什么还需“更给力”

社会转型使公平公正机制的建立表现为“过程”性的特征。在原有的社会修复机制难以起作用的同时，新的社会修复机制，需要一个较为漫长的时间来延伸其发挥作用的空间。学者认为，在此承前启后的变化中，需要通畅的矛盾化解渠道以排解淤积的社会不满情绪。

譬如劳资关系问题：我国的集体协商原本不在于推动劳资博弈，而是将劳资双方纳入法制框架并使之契约化来维护既有的稳定。但有学者在调查中发现，我们在社会治理中采用的指标化管理模式，正在使集体协商流于形式。社会转型的风险正在于此：制度设计的初衷在于化解矛盾，但经历诸种不可预见的执行扭曲，最后却转化为应付检查的任务分解。而正因为工会与集体协商制度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企业内部的冲突出现恶性事件。

再比如，信访制度的设计与建构，在于冲突的化解。但学者研究发现，信访制度在一些地方，不但不能有效回应社会问题，反而负面效应增多。信访制度设计的初始阶段，的确具有正功能，但在发展变化过程中，却逐渐发展出了一些负功能，甚至于对法治化社会的建设，也带来诸多功能性弊端。

健全社会流动机制的必要性进一步凸显

在市场化背景下，竞争规则的公平是基础。要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就应该在社会学视野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的社会流动机制。但社会结构的层级化，却表现出了阶级阶层结构的层级化。所谓“农二代”、“穷二代”等符号化的社会表达，彰显了收入差距的代际继承。而所谓“富二代”、“官二代”、“城二代”，则放大了阶层等级的鸿沟，由此也再生产出了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基于社会关系分化基础上的阶层利益矛盾往往更固化。

学者研究认为：现代社会阶层关系的固化，以及中下层社会阶层向上流动几率的降低，会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人们的幸福感，妨碍各阶层发展和社会和谐。所以，学者认为，只有健全社会流动机制，使之真正具有公平公正的渠道引导特征，并使下层社会的“孩子们”，能够通过教育与职业发展的通道，顺利改变自己的命运，则转型危机就会转变为转型红利，从而形成和谐的社会环境。

（作者张翼为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新闻传播学篇

“走转改”：传媒界的精彩亮点

传媒圈历来分业界和学界两派，许多情况下，业界关注的却是学界忽视的，而学界看重的却又是业界不屑的。然而，对“走转改”活动的认识，却获得了业界和学界双方的高度认同。从开展“走转改”活动到提出“走转改”精神，说明“走转改”活动已经从实践层面上升到理论层面。“走转改”精神的问世，有力地昭示着：传媒界对自身行业的规律性认识已经有了更高层次的理性提升，对自身工作的能力把握有了更加坚定的充分自信。

学者认为：“走转改”精神是世界传媒界中独特的中国精神现象，它植根于中国大地，适合于中国气候，服务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国情。强化“走转改”精神，有助于使我们党和政府的执政基础更加巩固，执政资源更加牢实。“走转改”精神的思想基础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和反映论，我们越是深入实际、贴近生活，就越是能够体现“走转改”的精神实质。正如任何一种精神的显像从来都不是单色的而一定是多彩的一样，作为总方向、总原则和总框架的“走转改”精神，在不同的媒体身上必然会彰显出不同的颜色和不同的品格。

学者认为，“走转改”及其精神已经越来越多地融入到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理想、职业使命、事业准则中，要当思考型的记者、要做有思想的新闻；缺乏思想内涵的传播是没有分辨力的传播，缺乏思想提炼的报道是没有责任心的报道；要将淬炼的思想精华、点燃的思考激情融入每一篇调研报道之中，思考有多深，报道就会有多深；思想的张力有多强，报道的影响就会有多大。

主流媒体把握话语权的挑战日益增大

学者认为：我国社会发展正处在重要转型期，一方面表现为国内社会结构变动、利益格局调整，社会思想文化日趋多元化和多样化，各种社会思潮不断涌现；另一方面表现为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同时，新媒体时代的来临，为公众思想的表达、信息的获取、舆论的传播提供了更加自由多元的平台。上述种种变化，都对新闻宣传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

在经济转型、社会转型、传媒转型等三大转型相互激荡的大背景下，传统媒体的转型势在必行。学者认为,今天的中国舆论环境，也许是历史上最复杂的一个时期，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舆论场越来越多地影响着今天中国社会的认知。同时，主流媒体的话语权发生变化，公信力和权威性都在受到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两个舆论场上的声音时常会出现较量，塑造社会舆论共识的难度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利益群体试图借助社会热点表达自己的主张，影响社会舆论和各方决策，个体感受代替集体意志、个别矛盾无限放大、关注“坏人”不关注“好人”——这些现象都时有发生。在这样的舆论环境、时代背景中要学会用均衡的眼光看待不均衡的中国可谓第一要务。

公共新闻学成为研究热点

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结构急剧转型的关键时期，面对各种风险冲突和突发性、冲突性社会事件，新闻媒体既要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又要把握分寸，掌握火候，引导公众关注公共议题并参与相关讨论，在此基础上建立相关评判标准，这就需要建构公共新闻的视角。

学者认为,公共新闻最终所要达到的目的，是通过与公众的互动，引导公众自发地参与到事件的讨论中来，而不是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漠的旁观者”，并促成一些社会事件得到合理合法有效地解决。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学者认为，“公共新闻”要“培育和营造公民社会，监督和构建公共领域，报道和指导公民事务，交流和引导公共意见”。

“公共新闻学”要求新闻工作者视人民为公共事务的潜在参与者，而非受害者或旁观者；要改善公共讨论的环境，而非仅仅眼看着它被破坏；帮助改善公共生活，使得它值得人们关注。如果新闻工作者能够找到恰当的方法解决这些问题，他们就能进步得到公众的信任，建立与逐渐远离的受众的关系，点燃专业的理想，以一种更实质的方式，促进民主的健康发展，而这才是我们给予新闻工作者权力和保护的原因所在。

（作者尹韵公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郭浩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3/0105/70033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