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禹：十八大报告回答了党和国家发展的最核心问题

 

（本稿未经报告人审核。作者观点不代表宣讲家网立场。未经宣讲家网站同意，请勿转载。）

一、“34115”，一组数字概括十八大精神

今天先用一段时间相对粗线条地把十八大总的精神和我们怎么理解十八大精神跟框架给各位老师描述一下，因为各位老师在自己的工作中对十八大内容很熟悉。记住十八大的核心精神，我给大家推荐一组数字，就是34115。

1.三件大事

首先3是什么?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是十八大的主要成就，其实一句话可以说清楚，就是十八大一共办了三件事，第一有好的报告，第二完成了党章的修正案，第三他选出了新的领导集体。

2.四个关键问题

4是什么？整个这次大会回答了4个党和国家发展当中的关键问题，就是旗帜问题、道路问题、精神状态问题和奋斗目标问题。习近平在11月9号去了上海代表团，他对上海代表团说了一句话，把这四个问题都概括在一起了。他说这次大会鲜明地回答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目标继续前进”的几个问题。其实习近平同志一句话就把大会的四个主要问题都包括进来。

为什么这次这四个问题当中旗帜问题、道路问题要摆在最前面？我觉得这是十八大要解决的最核心的问题。以我们常年做新闻的眼光来看，中国发展当中很多我们也关心报道的主要内容，包括老师们平时关心的一些复杂的难题，并没有说十八大的召开一下子迎刃而解，十八大报告三万字也并没有把所有的问题到底怎么解决都讲得那么清楚，也没有那么大的篇幅，平时我们所关心的很多具体问题在报告里去找，有的几乎找不到提的问题，有的也找不到条分缕析的论述，可能就是一句话带过，但是我觉得十八解决了诸多问题当中最核心的问题解决了，那就是旗帜道路问题。因为在十八大召开前夕这几年我们面对非常杂的舆论场，这个舆论场给我们党带来很大的压力。

十八大所处的历史时点有两个“新”

十八大面对历史十年当中我觉得有两个新意，我们没有预计到的新地方。这次十八大报道期间，我的新闻同行们，大会前前后后一直有一个报道内容，说十八大有什么新意。有人说新意是胡锦涛同志他只念了总报告的要点，三万字的报告他只念了其中1.5万字，还有的媒体主要分析这次2200多位党代表，他们的构成当中有一些新意。我个人觉得这些新意都新，但都不是非常重要的新意，都是边边角角的新意。我们面对大会，新意有很多不是我们主动选择要新，是什么把我们的新意逼出来，我觉得就是我们的所处的历史时点有两个“新”。

第一个“新”是在微博时代召开的党代表大会，我们的党开过十八次代表大会过去的三四届进入到互联网时代，但是在有了微博这个东西以后开党代表大会这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五年以前十七大我们都不知道微博是什么东西，今天也不是中国所有的老百姓大家都上微博，但是因为有了微博这个平台，它给我们的舆论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给公众的心理、给党员同志们的心理带来了很大影响。比如说今年以来，因为快接近十八大了，微博上对十八大的展望和讨论非常热烈，其中有一些讨论在我们传统眼光看来，是不可想象的，比如说在大会开幕之前一两个月的时候，微博上有一个热门的话题，说中国共产党准备从十八开始再也不提毛泽东思想了，说要撤离去掉毛泽东思想，叫“去毛化”。如果过去我们的党代会要讨论这个话题，那也就是在私下里、饭桌上讨论讨论而已，但是十八大召开之前在微博公开的平台上又可以公开讨论，国际的主要媒体在十八大之前连续发表报道，它把中国微博舆论场上当成中国社会的一个重大事件，说今天知识阶层微博上热烈讨论“去毛化”的问题，看来十八大真的有可能把毛泽东思想去掉。我记得在开幕前一个多星期的时候，十七届七中全会刚刚闭幕，那天我们播发了公报，然后看到微博上有一个很活跃的经济学家叫韩志国（音）平时的立场一直比较尖锐，他发了一个微博，他很激动说，我发现一个重大的变化，我们七中全会的公报里没有看到毛泽东思想，只说我们要坚持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共产党中央全会上居然没有提毛泽东思想，这个看来之前的讨论是有成效，是一个重大信号，看来十八大真的不提毛泽东思想了。字里行间是欢欣鼓舞，一看就知道是他很盼望这一点的到来，我一看短短半天之内上万人转发，上千人跟评论，上微博的人都能看到。我后来看了看跟贴，跟贴里面绝大多数都赞同他的看法，都说韩教授发生了重大变化，也都是跟着起哄赞成的。后来我看不下去了，我转发了一下说到底有没有变化，您先搞清楚，我们党原来是怎么说的，您要搞清楚这些年表达指导思想按照什么规则来说，把这个搞清楚您再欢呼有没有重大变化，否则的话这是瞎忽悠。

这些年我们党一直在改文风，虽然前天我们政治局刚刚提出了八项规定，说进一步改文风，但是我们改文风不是从前天才开始，这些年多多少少中央领导集体一直在改文风。其中改文风的变化就是，我们不再每一次中央文件、领导讲话或者中央全会的报告里，都要把我们的老祖宗都数一遍。一般情况下我们中央全会的公报也只是从邓小平理论说起，因为以邓小平理论为开始，是我们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而之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有些场合不提它，丝毫不意味着我们党准备去掉它。

所以在几个重大的讲话当中，去年7月1号，锦涛同志建党90周年的讲话，包括十八大报告当中，都非常具体地把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贡献摆在我们的文献上，今天仍然是我们的指导思想。

正因为之前我们的舆论场和国际媒体炒作这件事，所以十八大期间中组部负责人会见中外记者的时候，有一个（记者）也很坦率，上来就问说，你们这次会不会去掉毛泽东思想？中组部的负责人回答说：我们中国共产党永远不会去掉毛泽东思想。说得很绝对，我很赞同，就应该这样答，因为这是我们立党的根基之一，你把它去掉了，就算还叫中国共产党，那就已经不是我们的中国共产党了。

这样的讨论在老百姓当中确实存在，但是整个微博并不是说开十八大就关闭，绝大多数人还是在上面讨论，所以这是一次在万众观察和议论当中，甚至是审视、奚落当中进行的一次党代会。有个别的党代表在党代会期间的发言也不太经得起推敲，你看微博上议论纷纷。有几个党代表在发言当中情之所至掉眼泪，然后微博上一片奚落之声，说你们这是表演手段。我们中央电视台的报道也是在微博的监督之下，我们也有几次稍微有一点小纰漏，马上在微博上放大成一个事件。在这样的审视之下开党代会不容易，而且这样的环境我想我们今后会长期面对。

第二个新意是我们的中国的发展处在历史性的深刻转型过程当中，这个转型是很痛苦的。远的不说，就说过去十来年，五年以前开十七大，我们中国发展正处在历史性的深刻转型过程当中，这个转型是很痛苦的。五年以前十七大那个时候我们中国经济的发展仍然在高速增长的周期里，那个时候我们只担心增速过快，我们不担心增速太慢。再往前五年，2002年开十六大的时候，虽然那个时候刚刚发生9.11，全世界都在对它到底有多大威胁还有点拿不准，但是中国自己的发展仍然没有太多可担心的。我们今天很熟悉的一些重大工程比如说西电东送、西气东输、青藏铁路等等，都正好是在2002年前后开工。那个时候我们有重大的工程项目可以建设，我们一点不担心中国经济缺少动力。

但是今年我们处在这样的担心当中，我们今年的经济任务要稳中增长，怕经济增速掉下来，经济增速掉下来经济受不了，老百姓就业受不了，很惊险。到今天为止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而中国经济的转型压力有很大。我们都说过去都靠投资，政府一上投资经济就上去了，现在我们想转型，我们不想用这种方式，我们想靠老百姓的居民消费来拉动经济发展。但是大家都知道，老百姓的居民消费想一时半会儿发挥那么大的作用，眼前还力所不能及，大家兜儿里的钱还不够多。

我们新的动力还没找到，但老的动力已经不想再用它。在这样的艰难当中我们开党代会，更多的党员和老百姓虽然关心旗帜和道路问题，但是大家更是从身边关心起，关心自己的生活，自己所在的工作单位的领域行业和工作的发展，这些方面如果不能给大家的交代，大家对你的旗帜和道路也就是听听，也不见得一下子就像自己那样去坚信它。这样艰难当中我们迎来了这次党代会。

3.一个关键词和一条主线

两个一是什么呢？如果给大会一定要找最关键的关键词，毫无疑问就是“科学发展观”。这个不用细解释各位老师已经很熟悉了，如果说整个大会找一条主线的话，那么这条主线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同志曾经在大会闭幕的时候说，我们在学习十八大精神的时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聚焦点、着力点和落脚点。

新党章中不止“科学发展观”一处新修改

谈到这条主线，我想具体谈谈我们完成了非常重要的党章修改。党章修改这次在全国当中有一点意外情况，因为我们不向大会报告，八号总书记一念大家基本都知道了，党章修改之前，在整个大会期间到底我们想修改什么，等到闭幕那天，十四号通过了《党章修正案》才把修正案全文向大家公布，而大会闭幕，大家议论得更多的是报告、新常委，很多同志就把党章具体加了什么就忽略掉。大家多数同志都知道这次把科学发展观写进了指导思想，但是党章修订并没有只修订这一条，其实还改了很多内容。而且每一次党章修订都是在我们的发展历程中留下了印记。

远的不说，我来举几个例子。十二大以来我们党每次大会都修改党章。我们开了十八次党代会，第一次党代会在南湖船上，草草收场，因为国民党的特务来了，所以赶快就散会了，我们的一大并没有制定党章，当时只有党纲。到了二大的时候我们制定了党章，然后从三大开始每次隔几年，因为形势在变，我们党的任务在变，每一次都对党章做了修改。改革开放以后，改的内容慢慢稳定下来，不太多了，但是每一次改还是有和今天相关的意义。

比如说82年十二大，当时修改当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规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之内活动。82年的时候我才13岁，上初中那个时候还不知道这些事，在座老领导老同志肯定知道这些事。82年我们中国社会的发展，那个时候全中国人，特别是在公共岗位上的人民在讨论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82年我们不仅修改了党章而且制定了新的宪法，也就是“八二宪法”。前天刚刚在大会堂开了1982年的宪法颁布30周年的大会，习近平总书记也做了讲话。那一年全党、全社会在讨论，到底是党大还是法大，好像这个问题一直到今天也没有彻底形成所有人的共识，今天仍然讨论，甚至今天的讨论又热烈了起来，很多人认为是法大，很多人应该是党大，因为是党领导下的。在82年经过讨论的时候，当时初步当成了党内的共识，这个共识写进了党章。

彭真同志曾经说过一句话，他总结了三句话，他说我们的讨论不好达成共识，但是总要有点共识，第一，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第二党领导人民遵守宪法和法律，第三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能活动。

这三句话我们写进了党章，也写进了宪法。这是那一年我们解决的重要问题，又过了五年，到1987年的时候，当时党章修改了很多。但是更有现实意义的，是把国内的“差额选举”写进了党章。从那个时候，我们党内基层包括中央委员会，慢慢开始引入了差额选举。我们在差额选举上不断地推进，但是在今天公众对你的要求还是有距离，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这一次我们中央委员会差额选举有没有进步，当然有，我们差额的幅度在增加。十六大的时候，我们中央委员会最后的选举，差额候人要差掉5%，到十七大差额比例提高到8%以上，这次又提到了9.3%。在中央委员的侯选名单上，最后党代表差额19个人，为什么还没有达到大家期待，因为仍然有点神秘。

最后十四号大会闭幕那一天，那天我也演播室里，我们中央电视台做了一个十八大特别节目，但是我们一直没说是直播大会闭幕式，因为在闭幕的大会上首先要进行中央委员的选举。每一次党代会的时候都会问这一次能不能直播选举现场，最后都没有直播。这次大家也很关心，当时7号新闻发言人第一次开新闻发布会，当时有一个马来西亚的记者就问，问了一串问题，其中有个说你们的选举会不会电视直播，我们大会的新闻发言人也是《人民日报》的总编辑，他回答的时候没有回答这个。因为坦率地说不好回答，你回答说不直播，马上国际社会猛批你一通，你回答说直播，确实这次没准备直播。但是这个问题可以绕过去，这一天绕不过去。

闭幕前大概三四天的时候，我们按照电视台的工作规律准备闭幕式的直播方案，我记得当时准备了两套方案，因为中央还没有告诉我们是一定直播还是不直播。一套是有现场信号，这个比较简单，按照我们工作的惯例，9点开大会，9点之前开始节目，演播室说一说，大会一开始我们把镜头切到大会堂现场，这个选举过程在一个半小时左右。但是我们还准备另一套方案，完全没有现场信号，不直播选举现场。头一天我们知道，还是不让直播，所以十四号我们从早上八点半小时，一直到12点半四个小时，说是大会闭幕节目，其实一点大会的信号都没有，全靠我们在演播室里说。后来微博上人家饶不了我们，很多人就奚落我们，说今天是中国电视史上的一个奇迹，说要直播大会闭幕式，结果一眼没看到，整整一上午，看的就是演播室的三个人。

92年十四大，最重要的是我们在党章里面写进了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2年那是邓小平到南方画了一个圈的一年，其实那一年除了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外，我们在党章里面写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非常重要。当然这跟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很有关系，那个年代计划跟市场的关系也是我们的重大命题。今天我们看计划和市场已经解决了，那个时候大家很惶惑。当时的国家计委的主任叫陈锦华，我有次跟他面对面地聊天，他回忆，92年的春天，有一天晚上12点了，当时的总书记江泽民同志给陈锦华同志打电话，上来就说陈锦华你组一个班子，你们好好研究一下计划跟市场到底是什么关系。当时党的最高负责人深更半夜跟计委负责人打电话，上来就说这个命题，听上去简单，但是其实困扰了我们很长时间。这个坎儿如果不迈过去，后面的20年没有发展的局面，而且那个时候社会也在争论，特别是在经过的89的动荡之后，也有一种声音认为我们改革开放有点过了，想往回退一退，这样的争论过程当中，十四大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写进去。

后边的几次，十五一直到十八大，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个一个写进了我们的指导思想，不用细说了。每一次党代会不仅我们的党章修改记录我们的变化，而且每一次党代会的年份、所处的历史时点都很有意思，都处在有点说头的时点上。

比如说1997年十五大，这个就是我们开完党代会以后，马上面对的是亚洲金融危机。今天我们经历四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我们调过头想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那就不算什么了，小菜一碟，但是当年还是很艰难的挑战。我记得当时提出中国经济要“扩大内需”。之前我们没提过这个词，我们觉得靠外贸出口足以成为中国发展的主要动力，但是亚洲金融危机一来，靠别人靠不住，我们第一次提出扩大内需。那个时候提出扩大内需三个路径，今天听了也很有意思，这三个办法都已经被否定了。

当时提出扩大内需第一鼓励大家买车，不加任何限制地鼓励大家买车，北京的私家车群体其实也就是在97年、98年开始迅速出现的。第二个鼓励大家买房，而且鼓励大家买第二套房，当时我已经在离家不远的报社工作，我当时还写了一篇社论。核心意思就是阐述为什么要鼓励大家买第二套房子，说因为自己住一套房，我们可以买第二套房子来投资挣钱，形成财产性收入。当时第三个扩大内需，大学扩张，大规模地在大学扩大招生规模。我们现在很多进入工作岗位的年轻人都是那一轮大学扩招的受益者，今天我们经过十几年以后，大学总的规模已经差不多了的，所以现在大学也不再大规模扩招了。15年前我们做的三件事，今天都发生了变化，甚至发生了逆转性的变化，这就是中国社会变化，面临的挑战在不断更新。

02年底刚刚开完十六大，转过年来最大的事情——非典就来了。非典的考验是很巨大的，而今天大家熟悉的科学发展观就是应对非典的进程当中提出来的。我记得那年四月，胡锦涛总书记到抗击非典的一线去视察的时候，他在一线说非典这件事提醒我们，我们的发展观要改变，我们恐怕要考虑建立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在四月份的时候还没有总结出科学发展观这个词，但是到了那一年开党的中央全会的时候，科学发展观就写进了公报里，我们就把这个词找出来了。当今天科学发展观成为党的指导思想的时候，我们会想它的提出不是仅仅因为非典，它一定经过了长期的时间和理论思考，但是非典的发生和应对非典在最后一刻推了一把，把科学发展观推导了我们面前。

又过了五年，十七大，2007年。开完大会转过年来第二年，大家都知道我们经受了太多的我们想得到和想不到的重大考验。所以你看这些规律里面有偶然性，不是故意碰上的，但是也有历史的必然性。我们每一次党代会开的时候总要中国出大事，所以我说明年可能要出大事。出什么样的大事我们想不到，但是按照过去20年的规律，明年可能有大的挑战。我们其实不怕出大事，历史证明每一次我们遇到大难题都能过去，而且都向前前进了。

党章不仅是把科学发展观写进了指导思想，其实党章有六个修改的观点，这六个里面，我觉得值得说一说的是第三个。

这次党章充实了坚持改革开放的内容，十四号我们看到党章修正案的时候，我身边的很多媒体人都很奇怪：党章现在修进了坚持改革开放的内容，说难道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都没写到党章里面吗？仔细一对照其实并不是，我们党章早就写进改革开放，这次为什么还要在这方面追加一些内容？这一次里面重点表述好几句，里面提到说：我们只有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才能继续发展，中国才能发展社会主义。

为什么这一次还要在这方面追加内容？其实很有针对性，因为我们发现过去这些年来，每当中国发生难题和挫折的时候，遇到小沟坎的时候，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舆论，总有一个热门话题都要被拿出来讨论，就是中国可能要倒退回去。每当中国经济走入低谷，国际经济界就担心中国关起门来自己搞自己的。我们提出扩大内需，国际社会也很担忧，说中国过去靠国际市场，现在中国人说靠国内市场，那他就自己关起门来自己消费自己干。因为国际社会对我们的依赖也很强，如果中国关起门来自己干，他觉得对国际很多生产者是一个噩耗。所以到底中国会不会坚持改革开放，总会被拿出来讨论，也给市场里面产生确定性，所以这一次我们不怕麻烦，也不怕增加篇幅，在坚持改革开放上又增加了内容，是为了消除不确定，告诉国内外，告诉党内外，我们在改革开放问题上没有过犹豫，还要坚持。我想这是修改的声音。

 

4.五个“深刻领会”

最后剩下个5。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闭幕之后，一次政治学习当中，他作了关于怎么学习十八大的长篇讲话，这次当中把用了5个“深刻领会”来概括了整个十八大内容。等于他用自己的逻辑把十八大的核心内容梳理了一遍。所以我觉得这五个深刻领会是我们认知十八大精神的又一条线。

《人民日报》发了他的全文，大家可以找找看，网上也有，大家可以去新华网上面看。其中有几个点说一下。

比如说，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根本成就；第二，它是由道路、理论、制度三位一体构成的；第三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总布局和总任务是什么？要深刻领会；第四个方面，我们要对党有新的要求，提出了八个要求。坦率说我宣讲十八大，我也记不住，觉得这个需要大家慢慢领会，可能最头疼是今年考研学生，他们可能马上要背下来，我们也不用背，我们慢慢领会，其中很多道理是一直大家都理解的东西。最后一个深刻领会是，中国共产党是我们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里面特别重申了锦涛同志提的四大考验、四大危险，分别是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和外部环境的考验，这四大考验其实就是一大考验，就是执政的考验。因为后面的三大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这些之所以成为考验，都因为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你不执政你也犯不着操这个心，正因为有了第一个执政的考验，才有了后面的考验。

四大危险也是同样。最早是胡锦涛同志去年7月1号建党90周年第一次提出来的。精神懈怠的威胁、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和消极腐败的危险。坦率地说这四大危险归纳得很到位了，把话说的很极致。这次大会报告说反腐败如果搞不好，会亡党亡国，该说的狠话都已经说够了，现在在于具体怎么做的问题。这个狠话在党的最高领导人反复重申是有意义的，而我们发现全党包括老百姓对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把自己党的危险说到这个程度并没有注意太多，甚至我们党内的同志包括新闻工作者也不太注意。

接下来列举了几条，是我们中央提出选新一届中国领导集体的机构人选的条件。我们选拔新中央委员经过了一年多非常复杂的选拔程序，但是也有白纸黑字的条件，这是中组部后来公开的，列在这儿能看得清的领导同志大家也可以看看。这是我们对中央领导干部的基本要求，仔细一看虽然是对中央委员的要求，但是其实跟各级党的干部要求都一样。这是党的标准型说法。那天新一届常委见面，我也在演播室里，很多关注见面的同志也看到我了，我跟大家一起苦苦地等待常委出来，后来网友奚落我们，说我们的演播室里，我跟康辉是“世纪话痨”，就看你们在那狂说，他们实在说不下去了，他们已经快崩溃了。

其实我们也没崩溃，因为我们当时做了准备，我们准备他们最晚在12点半出来，最后是在11：53出来。十七大的时候是11：40出来，对外说11时许，最后是11：40。本来想新一届怎么样要比上一届快一点，结果没想到还是53分出来。后来微博上更多人一边等一边奚落，说为什么出不来，还没排好次序，或者说吵起来了。

据我了解没那么多麻烦，就是前面的一中全会也要选举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常委，前面的选举拖堂了，就是有一点慢了，最后十一点半一中全会才结束。七个常委出来还得休息休息，最后53出来的。那天在他们出来之前，领导出来的时候，当时演播室也说到对新的领导集体的期待。当时我说了“三个期待”，我尽量把老百姓的要求和党员的要求融合到一起，第一个是政治坚定；第二个需要他们有开创历史的勇气，其实说白了就是希望他们在很多重大的问题，包括反腐败和改革问题上能够有勇气往前走一走；最后一个期望他们公道正派、团结同志，希望做人民的服务员和好朋友。当然很多党内外的同志都看到了。

两周以前，北京市委组织的十八大宣讲团成立的那一天，北京市的郭金龙书记先给宣讲团的主要成员座谈了一下，当时郭书记见到我跟我握手也开玩笑说：杨禹同志，常委见面那天你表现得很坚强，说你在那儿扛了很长时间。我说你也看？（郭书记说）我们开完中央全会以后，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按说就散会了，但是我们很多同志没走，因为我们也想看现场委员见面，如果要走的话，正好在路上就耽误了。所以他们都在大会堂看我们的直播。郭书记跟我说，你那天说最后说六个字，说“服务员”、“好朋友”这六个字归纳得很有特点，我记住，我说要借用一下，我准备用用。

后来我注意到，上周郭书记在北京市的讲话当中就说了，他说我们的党员应该成为群众的服务员、好朋友。他最后的要求是希望党员都要做群众眼中的好人，但是如果说只要求做好人还不够，做好人是基础，党员不仅要是好人，不仅从道德上做好人，还要在制度上约束。不仅要做好人，还要做能够引领中国发展先进的力量。这不是“好人”这两个字概括的。可能郭书记强调在群众面前首先要做到人。

二、十八大报告中的关键表述

接下来说几个十八大报告当中关键表述，这些我认为是比较重要的，在这个框架之下的。

1.三个台阶

比如说第一个，“三个台阶”。整个十八大报告用了四千多字很详细地总结了过去十年的成就，里面我觉得用一句话概括，就这一句话很生动，它说：我们过去十年迈上了三个大台阶。三个大台阶其实是三个维度：一个是生产力、经济实力迈了一个大台阶，再一个人民生活、居民收入迈了一个大台阶，第三个是我们综合国力、国际形象和影响力。这三个大台阶的说法一句话把十年成就概括了。

2.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句话很重要，而且说得很生动，也讲的是旗帜和道路的问题，这句话可能是非常重要的。

我记得 8号大会开幕式那天，我们做直播，胡锦涛同志做报告的过程中，我在演播室里面跟党校教授还有康辉，我们讨论锦涛同志大会报告做完了，按照规则他做完了，我们从现场回演播室还要解读几分钟，这虽然时间很短，但是总书记做完报告，几亿人看的时候第一时间做解读，所以这几分钟我们解读什么带有一定的引导性。因为我们知道全党都要求党员干部第一时间看，那天上边也没有给我们的要求或者提示，或者说杨老师你先解读，党管我们的人也很信任我们，就让我们自己挑。我们一边听一边琢磨，但是我们手里拿到了文字稿，我跟党校教授不约而同地说第一时间解读，如果从整个报告挑一句话，最重要的我们都挑这一句话，这句话一定要先说说。所以回到演播室我们俩先后都说到一句话：刚刚听的总书记的报告，不走老路，不走邪路这句话我们印象最深。后来节目完了，过了一两天上面传下来各种传话，说有关领导看了简报，说央视的评论在第一时间挑的这句话还是比较准。这是这个报告里面值得我们品味的一句话。

3.三个公平

还有一句话，“三个公平”。包括里面说了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这句话我个人认为是整个报告里面说的比较超出我们预期的有突破性的话。第一次提出加强社会公平保障体系，而且说了有权利公平、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当然很多同志说，报告就提一句，这些在我们生活里面到底怎么实现？那不是一句话就解决，而且老百姓越来越重视公平问题，就说高考的问题，最近社会争论很大，这里面就是涉及到三个公平，既有权利公平、也有教育机会的公平也有整个规则的公平，涉及到方方面面。到今天为止看到的措施还不多。但是党的最高领导人把这个话说到报告里面去，这毕竟还是从指导思想上突破了一下，开创了我们今后追求公平建立公平更好的指导思想的环境。

4.基本国情

还有一个就是基本国情，这次报告里面我觉得用了很多篇幅强调全党更加重视中国的基本国情。这是其中一段话。关于国情我们越来越发现，怎么去看待很多的社会矛盾它，包括不均衡的国情，我们在考虑问题的时候包括评价我们某级政府好坏的时候，越来越需要同时考虑到相关国情是什么，否则我们会产生很多疑惑。

举个例子，比如说最近全社会很关心的一件事，也是让我们很心痛的事，就是贵州五个孩子被闷死在垃圾箱里。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事。这件事讨论当中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当时当地政府为了平息大家的愤怒，事情爆发之后第三天，很迅速就给当地八个干部做了免职和停职的处理。处理这八个干部的事宣布之后，舆论场上的反应很有意思，如果说过去某个地方政府老百姓受了委屈或者说政府没有尽责，出了这样的公共事件，党和政府处理地方干部，处理完了以后一公布我们舆论场上绝大多数人多数人的反应是处理得不够严，这个处理就是走形式走过场，你停止过两天就官复原职，免职过两天就另有任用，就认为你处理得不够严。这次讨论虽然有人认为处理得不够严格，但是舆论场上有特别多的声音，甚至占了一半以上的声音是另有说法的，一定程度上替他们鸣冤叫屈，说几个孩子不上学、老逃学出去玩出了事，如果这个就把教育系统干部、民政干部、街道干部都给停职、免职了，这对我们干部的要求太高了，你把我们的干部当成保姆一样看待，如果这样那我们的基层工作没法儿做了。认为是在当地更高的党委政府在舆论之下拿这八个干部挡挡事，而且很多人认为主要责任在家长。非常多的同志举例子，这种情况如果出现，美国家长肯定坐牢，别说孩子给闷死了家长要坐牢，在家里打孩子让邻居看见了报了警，你都有可能失去孩子的抚养权。美国地方政府官员不会因此免职，主要是家长承担法律责任包括监护人。这是我们很多讨论这个问题的想法。

我个人的看法是家长有很大责任，不能说家长没有责任，但坦率地说地方政府的干部也有责任，这个责任大小不能简单跟美国去比。很简单，因为国情在这一点上差异极大，美国今天社会是发达国家稳定的社会结构，孩子除了极少数情况，绝大多数主流生活状态是跟家长生活在一起，所以才有法律的要求，对家长和监护人的责任规定得如此细致和严格。但是今天我们的中国是有数亿的家长，不得不抛下老人和孩子离开家打工，这五个孩子是三兄弟的五个孩子，其中有一个孩子父母在当地，另外四个孩子的父母都在深圳打工，这四个孩子是标准的留守儿童。如果在这种情况，按照美国社会的要求、公共道德的要求、价值观的要求，我们要求家长对孩子负绝对的全责，如果这样的要求我们的家长意味着我们有数亿的家长，特别是外出打工的家长，他们要么把孩子紧紧地带在身边，而且他打工的地方还不能给他的孩子提供足够的稳定的成长以及受教育的机会。那么不带着孩子走，要么就为了完成法律责任只能不打工了，看着孩子。在今天，特别是中西部地区让上亿的人做这样的选择是不可考虑的，他首先要打工，解决生计问题。所以在我们今天的国情之下，特别是中西部留守儿童比较集中的地方，干部、教育系统、民政系统包括街道那些干部，恐怕不得不基于这个国情承担责任。后来马上他说我们痛定思痛，逐一排查留守儿童，建立财帐，然后动员我们街道、民政、教育部门包括学校的老师一对一的盯着，要把留守儿童做好。我们看到社会突发热点的问题，还是要考虑国情。

5.三个自信

这次报告当中还有一句话“三个自信”。可能大家都知道，说我们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道路、理论、制度针对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我当时读报告的时候发现有一个惊叹号，报告的三万字的全文公布以后，我就把整个报告顺了一边，我想看看这个报告用了几个惊叹号，一找发现其实不多，一共只用了四个。

第一个开始总结十年成就之后，对全党全国人民表示感谢的时候用了一个惊叹号；另外两个在报告结尾的时候，一上来说“同志们”有一个惊叹号，最后我们要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用了一个惊叹号。这一看就很有意思，另外三个惊叹都是用在相对单纯的语气词当中，只有这个惊叹号用在了具体的要求当中。要求我们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只有它用在比较实的地方，所以它所表达的含义是什么，各位老师一定很清楚。

6.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接下来说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讨论了很多，我们的目标报告里都有，讨论的过程当中媒体在提，最关心的是什么？是那个翻番，就是“到2020年我们要实现国内GDP比2010年翻一番，特别是城乡人均收入到2020年翻一番”，媒体看到这个之后，各个主流媒体报道最多的就是这个。因为这个指标大家觉得最形象，能够抓得住，是一个数量指标而且是翻番的目标。面临这样的指标公众可能讨论得最安心。怎么来理解把握这两个翻番？我想跟各位交流一下。

首先看要实现这两个翻番，如果只从数字上看并不难，因为我这儿列了，一年一个数据要想满一番，平均每年就是增长7.2%，这个数很容易算出来。只要我们一年增长7.2％就可以，而且今年已经是2012年，我们2011年完成的指标很不错，算未来八年的话我们每年只需要增长6.8％。2006年，十一五期间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增幅都在7.2％以上，城镇局面年均增长9.7％，农民增长8.9%。去年十二五的第一年，城镇居民收入增长是8.4％，因为经济下行的影响，但是农民增幅加快了，特别是年前大量的农产品操作，我们保证农产品流动秩序上做了很多，最见效就是让农民获得收入更加有保障，所以去年农民收入增长11.4%，从数据上看未来几年7.2％、6.8％并不难，但是这个问题的解决不能这么简单地理解，因为我们还要从这几个角度来解。

第一个，两个翻番首先要冷静地看，虽然大家对两个翻番非常重视，但是两个翻番不能做过度的解读，坦率地说做的解读有点过度了。各级讨论的时候也有点过度，因为它并不等同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是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当中只有这一句带量化指标的，我们就看到2020年完成这项指标就全面建成了，没有完成就没建成。这个目标不能跟全面建成目标分开，它只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五个方面目标当中经济的方向其中一部分指标。

媒体过度解读民生的后果

再有一个，媒体这几年总是有习惯，对于改善民生指标做过度解读。虽然大家可能会说，改善民生不就是大家最关心的事情吗？特别是基层政府，最主要做的就是改善民生的事，我们作为老百姓，我们也期待这个社会改善民生的服务再前进一点，为什么媒体做过度解读，这个跟我们媒体工作的内在规律有关。

比如说当一个报告今天公布，比如说我是《北京晚报》的编辑，上午市长把政府工作报告念了一遍，下午报纸要见报，我要解读市长报告，我作为编辑我的想法很简单，我的读者他们最关心什么？他们一定关心改善民生的事，那好了，我从上午市长的报告里面，那么长报告，我一定把大家最关心，而且是大家能看得懂的新的要求、新的承诺弄出来，作为我报道的主题，再请专家解读一下，作为今天报道的主要内容。《北京晚报》可以这么做，明天早上见报的《新京报》的编辑晚上干活也会这么做，所有的媒体人都会这么做，包括我们中央媒体，中央媒体也会想公众最关心什么，也是改善民生，那我也先挑改善民生的东西拿出来做报道。这么看每一个媒体人都没有做错，因为这是新闻的规律。但是当所有的媒体人都不约而同地按照自己的规律做的时候，他所呈现给公众舆论场上的结果好像也很好，说大家全民关注改善民生。

但是一定程度是有扭曲性的，它扭曲了让这份报告里面没有跟改善民生直接相关的，其他部门的重要内容，相对来说没有被公众认知。

有人说第一轮报道最关心的，第二轮再报道其他的内容，有的时候可以。今天我们中国社会变化很快，新闻很多、热点很多，当我们卯足劲一轮解读后，大家的关注点马上就转移了，老百姓的关注点也转移了，我们媒体的兴奋点转向下一条新闻了，关于报告的解读结束了，一个报告如此，几年之中每个报告都这样做的话，长此以往慢慢地积累出一个负面的作用。

它的好处是让大家更多地关注改善民生，负面作用是每一次报告里面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者对全局的部署，只是有一小部分公众全面认知，一大半不能被公众相对认知，这些内容坦率地说跟老百姓也很有关系，也许它跟改善民生也相关，只不过是稍微拐小弯间接相关。比如说我们报告里面生产力布局的部署、区域发展包括改革部署，这些内容可能媒体觉得稍微弯了一点弯，就再也不选它，但是我们的老百姓当中只有极少数人有兴趣或者有这个精力，他自己主动到网站把报告下载下来，然后全面地看一遍，绝大多数老百姓是媒体报什么我看什么，媒体告诉我知道，我就知道什么。

第一个副作用就是对报告的认知不完整，好像没有什么危险，你们搞专业的人知道就行，但是今天的中国不是这样。过去这几年，特别是一年多以来，很多社会矛盾不是因为老百姓对改善民生不满意，是因为老百姓对你做别的事不熟悉、不认知，进而他认为对改善民生也产生威胁。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过去一年我们重大的化工项目在所在地都引发极大的社会矛盾。十八大之前一个多星期，在宁波成千上万的市民上街游行，当地PX一个化工项目，网上说这个项目在宁波建，对空气污染非常严重，严重威胁我们的生命安全和健康。这个项目已经臭名昭著的，因为这个项目一开始一在厦门建，厦门老百姓上街游行，几万人在街上散步，说坚决反对PX项目在我们厦门建，后来厦门市委市政府宣布不在厦门建了，然后这个项目大连要建，消息一传出来，大连老百姓上街了，都开始冲击市政府，说厦门不建凭什么让大连市民承受环保的压力，然后也天天围着市委市政府，最后市长到面包车顶拿着喇叭喊，说我们尊重市民的意愿，最后研究决定不上这个项目了，大连市民欢呼胜利，网上上亿的人也围观，说这是街头民主取得的胜利。这个项目后来又流窜到宁波，宁波人又上街，事后我跟央视的同事说，这事没什么意外，过两天就宣布宁波也不建，果然宁波市委市政府宣布再也不在宁波建了。

前几年在四川的什邡，有一个项目，据说有很大化工威胁的项目，同样引发了争论，而且比较剧烈，当时冲击市委市政府。最后环保者把市长拉出来，跟老百姓对话，最后市长的上衣被扒光的，是因为散布游行的人自己做了背心上面写反对这个项目，他想让市长也穿上这个项目，结果威胁着被扒光了以后还没穿上，市长被救出来，但是市长光着膀子的照片到处流传。同样事件在江苏启东也是这样，一个有污染的化工厂也把市长给扒光了。

这样的情况一再发生我们不得不思考，这真是一次简单的尊重民意就完了，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吗？每当地方的老百姓欢呼胜利把项目赶跑的，其实在整个过程中当地的老百姓包括在网络上围观这件事的我们，绝大多数人真的没有去关心这个项目是什么项目，也不关心这个项目到底将来在哪里，PX刚刚被宁波人轰走了，过几个月它又在哪儿冒出来，当地老百姓都比着，厦门、大连、宁波都把它轰走了，凭什么在我这儿。但是我们是不是需要冷静地想，我们今天中国到底需要不需要这些目。有些网友说了中国就不应该建，老百姓环境健康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今天中国仅仅做这一个选择吗？也许我们要越来越重视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还要考虑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的发展当中需要不需要这些项目，业内的人士告诉我们是需要的，因为它生产的几乎是所有的塑料制品的原料，如果为了环保要求，决定在中国的土地不要这样项目，那意味着我们要到国际上买这样的材料，人家说我们中国人有钱就买，关键不是这么简单的，你连这些原料都需要到国际上去买，你的经济安全其实没有保障，很危险，人家可以卖你也可以不卖你，当你跟主要供应国发生政治上的冲突的时候，他可以直接断你的货。

第二你买来了，价格远远高于自己的生产的，最终的价格最后就是老姓的洗脸盆比现在要贵很多，最终还是影响的民生。也许对于我们这个国家需要这个项目，我们要考虑的是到底怎么让这些项目选一个它真的该呆的地方，而且跟老百姓处理好关系。有的网友说我们中国那么多地方，扔在西北的戈壁滩上建不就行？还不行，因为技术要求必须靠近海边，而靠近海边建项目的地方往往靠近城市，全世界所有的项目都是这种地方，所以这是我们今天不得不面对的选择，如果说我们引入西方的民主，让当地老百姓投票，何必上街呢？一半人坚持就进来。那么西方民主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前不久我们自己单位，请来了在加拿大工作几十年的著名城市规划学者，他跟我们讨论这个问题，说加拿大人遇到这种情况怎么把？加拿大经历过很多这样的项目，我们那个城市都有一条输油管，30年前提出开始建，到今天还没有开始建设。因为已经讨论了30年了，永远不可能所有人都统一，然后当所有人不能统一的时候这个项目就建不成。我们的城市想兴建两个楼，我们是城市规划学者，我们跟这个楼相关的所有市民多可以来发表意见，说这项规划从提出需要建，到今年刚刚开工，已经11年，这个民主好像是非常民主，但是坦率地说，他也认为这样的民主搬到今天中国来，让宁波老百姓搞一次该不该把PX项目建在我这儿，别说十年、二十年都建不上，对于今天中国来说这样的民主低效率是发展中国家没法儿接受的。加拿大、美国可以接受，是因为它总体上的发展多不多油管、多不多几座楼不是最要命的，它容许有足够的宽容度让油管晚建30年。但是今天如果让这多这么多项目都在这样的民主机制下去全面充分协商，如果这样的话，中国的发展迅速要停步了，那对我们改善民生的影响怕不仅是化工项目的问题。

今天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唯一可以选择，去探索的路径，可能是我们现在的机制下，让老百姓更早知道这个项目，参与到这个这个项目的过程中。就像四川什邡出现钼铜项目以后，有一次我到四川去，四川当地的领导讲，我们反思这个事有两点没做到：第一我们的项目环评当中，征求公众意见，坦率地说有点糊弄，第二个这个项目其实早就写进四川省的十二五规划，也写进了四川灾后重建的规划，写进了德阳市什邡市当地各级的十二五规划，也在广播、报纸、电视上说过有这个项目，但是之前从来没有主动想过，媒体也不关心这个项目到底是个什么具体情况，给老百姓带来什么印象，等到老百姓上街了，当地政府才回过味来了，赶快用广播车用大喇叭跟街头的老百姓讲，然后当地的电视台播，说这个项目给我们的什邡的老百姓有多少好处，这个税收能够变成改善民生的什么具体措施，每年能解决三千个就业，然后这个项目有一点环保的潜在风险，我们用什么样的制度性的措施控制。他这会儿讲已经不管用了，因为这会儿老百姓的情绪已经上街了，这会儿老百姓已经不管你的项目怎么回事，老百姓关心的是警察放不放催泪瓦斯，关心的是这个问题，然后等到人家宣布项目不干了，一哄而散，项目也不在这儿建了，我也不去关心它了，从头到尾，什邡老百姓没搞明白这个项目利弊在哪儿，所以这个时候你已经过提前让公众了解我们产业布局和一些重大项目，它的存在的必要性，然后大家怎么来把风险分担，这是改善民生当中遇到的难题。

第二个难题是：当我们改善民生比较过度地解读的时候，老百姓可能包括我们自己对改善民生的要求在提高，我们心理期待很高，从老百姓角度讲这个心理期待是对的，我们不能说老百姓你不能有这么高的期待。但是一个国家推进它的发展，特别是党和政府推进工作的角度来说，特别是我们的地方干部处在这样的舆论氛围之下，他的政绩观在悄然发生变化，如果说十几年我们的领导干部，那个时候我还是一线记者，我经常去各地采访，遇到我基层的领导干部，问他都干了什么，他最爱说的是我新修大马路、建了大高楼把点亮了，那个是当时最体现政绩的方面。后来这种事发慢慢少了，因为学术界媒体都批评，说这是一个过于表面化的政绩观。

但是现在的地方干部，特别是年轻的想在地方尽快干出成绩然后要进步的干部，他清楚地知道今天老百姓最爱听的是我改善民生的事，媒体最爱报的是改善民生的事，那他自己最快形成政绩的办法就是改善民生的事。他这样当然让当地的老百姓感受到很多实惠，但是有副作用，他往往竭泽而渔。有非常多的地方干部开始把自己下一任可以改善民生的努力，提前到这一任来做。有很多改善民生的措施是需要循序渐进的，比如说有些标准是三年一提高，他给改成一年一提高，这些标准都跟工资一样，提起来就降不下去，都是地方财政的刚性支出，大家都这么做的时候，地方财力的可持续性的危险就出来。所以从去年到今年，我们国内非常多的地方政府，特别是县一级，财政压力非常大。一方面经济下行，企业交的税少了，土地出让金也因为房地产调控少了，另外方面自己民生支出压力越来越大，这里面一收一支的变化使得地方财政收支压力增加。

温总理前不久也说，说中国经济从宏观层面看，下行风险慢慢止住了，但是中观和微观层面看，现在的两大难题还没有解决：第一就是企业效益普遍下滑，第二就是地方财政收支压力过大。

所以这次我们把改善民生的具体指标作为数量指标提出来的时候，我们既要重视他、努力实现它又不能过度解读，媒体不能过度解读，我们各级领导包括咱们同志们理解的时候也要保持相对冷静、审慎地预期，尤其是目标之后还有更丰富的改革的含义。

 

两个翻番背后的改革含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比如说这两个翻番其实是有前提的，前提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转变发展方式，我们要想实现GDP十年翻番，更容易，或者说十年都用不了，我们五年就可以翻番。过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很多次五年就能把GDP总量翻番，人均收入差不多也能翻番，所以这一次难度在于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方式意味着什么？比如说仅仅四年之前，当国际金融危机刚刚爆发的时候，我们只要增发国债，中央政府新增1.18万亿的投资项目，然后各界配套资金加在一起就是我们说的四万亿，我们用这种方式很快把经济增速拉起来。现在我们不想这么做，所以发改委今年批了很多项目，但是这个项目本来就应该上，还要符合现在环保门槛，产业调整。我们并没有新增几千亿、上万亿的新增投资，这种情况下我们想保持经济增速这个是有难度的，你不转变方式，用传统的办法翻番没有意义。

第二个，这两个方面就是全国的平均数，但是我们未来八年要想实现它，我们要做两件事。如果我们社会分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者，我们要做的努力就是要让低收入者翻番的程度要远远高于平均数，同时要努力让高收入者在未来八年收入的增长幅度要低于平均数，只有这样做，这个翻番才有真正的调整。我们收入分配的含义，如果不这么去发展，大家一起翻番，那收入差距会进一步拉大，社会矛盾会进一步激化。

我们所说的低收入者主要有两类人，第一类是农民工，另一个是城镇的低收入者，可能也是街道同志们工作的主要对象之一。这两个群体在过去这几年他们收入的增幅已经快于平均数，比如说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平均增长15%，我们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城镇低收入者的工资增速在10%以上，总体上已经快于平均数，但是因为他们的基数很低，按照每年10%去增长，仍然不能在一段时期内离开低收入的区间进入中等收入，所以还得让他们再进步加快。

最难的是另一边，我们有什么样有效的办法让高收入者在未来的收入增速能低于平均数，这是最难的，目前来看也没有有效的办法。这个月月底之前，我们全国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就要公布，这个方案是发改委牵头做的，它出台的时候各位老师还是保持审慎的预期，因为它仍然只是提了一些原则性做法，要说实际可操作性的，特别是遏制高收入者收入持续快速增长，一个政府所能做的并不多，只能通过税收调节。

去年我们大家讨论调了一次个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调整就是完成这两个努力，当时让更多的中等收入偏低者，包括工薪阶层，去年九月新规之后交的个人所得税可能你就不用交出。还有一个月收入在三万以上的人，他的个人所得税要交得更多，但是即便如此对他的收入来说新增的税收压力还是不够还是比较让他的增幅低于平均数，所以这个改革是很难。

还有一个，我们让在职的人收入比较快的按照这个数来增长，我们退休的人，他们的收入能不能赶上这个增幅，这也是改革的关键，如果离退休的收入不能跟上增幅，当在职的人都这么快速的增长，就意味着他们的收入在下降，这也不是我们小康的目标。他们的收入同步增长从哪儿来，毕竟我们现在是社会保障体系解决问题，不是在职的人就由本单位或者上级单位来，这个是我们改革的难点。

还有一个难点是企业，企业的老板面对自己的员工在收入要这样增长的情况下，他必须要算帐，因为很多行业的企业利润很薄，他的人工成本也很大，特别是雇佣农民工初级的企业，他的员工成本增加越快，他得算现在我这个工厂干的事还能挣钱吗？我三年以后、五年以后、八年以后这个买卖可能挣不了钱了，我今天要考虑我的企业转型生产什么，所以这样的压力对企业来说是巨大的改革压力。

7.改革如何推进

最后一点谈谈关于改革的问题，大家特别关心改革，特别是我们十八大以前议论很多，说我们的改革到了深水区，这个改革怎么能够接着十八大向前推进？也有很多人怨言说改革到了深水区不能推进，恐怕因为领导集体勇气不够。我个人觉得改革跟勇气肯定有关系的，但是很多改革今天不是有没有勇气的问题，是因为我们所有的改革机会推进到比较难的地方，比较容易的都改过了，这个时候改革的进程慢慢地慢下来了。特别是我们这一代人，还有我们年长的老师们，我们过去经过的三十年是中国改革快速推进的30年，说我们习惯了改革快速前进，我们习惯了每年都有新的改革成就，每年都换一个新的改革，然后我们去解决它，所以当整个的改革历史性慢下来的时候，我们心里多多少少不习惯，我想未来还要面对这个局面。

另外一个原因是改革必须具体地分类考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改革不见得都是在快速进程当中完成的，有的改革不同的原因暂时停一停，可能突破的契机还没有到，下面我们来分析几个方面改革。

第一个有的改革为什么没有突破，是因为我们吃的亏还不够。比如说我们的城镇化，你在这个阶段该吃的亏必须吃够，你吃够了亏，摸索别的路发现那个路走不通，把这些事做完了以后，改革在正确的路上才能大踏步往前跑。我们的城镇化发展，今年以来李克强副总理多次在重要的讲话当中都说道，我们未来中国发展关键是在城镇化。

十八大报告有一个“新四化”的说法，就是我们要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李克强总理说了好几次这句话，他说中国经济发展最主要的任务是扩大内需，而扩大内需最大潜力是城镇化。因为大家都知道明年三月份他要当总理，而且今年国务院的很多工作慢慢已经从温家宝总理那转交到李克强总理来负责，所以我们经济界都很关心，看李克强他谈自己的执政方略和重心在哪儿，他很鲜明地说出来，而这个信号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的城镇化怎么发展，意味着我们的工业怎么布局，也意味着社会保障的政策怎么去设计，在城镇化问题上因为我们走过弯路，这个弯路不是很早以前走的，是刚刚走完。

从十五到十一五这十年，我们城镇化发展的战略当中，更侧重于发展特大城市和大市。我们十五规划和十一五规划，写的是优先发展大城市，重点发展特大城市和周边的城市群，这意味着我们都生活在北京。像北京、上海、广州以他们为中心发展，让他们的城市特别大，在这个城市周边建立城市群，让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为三个大的都市群。提出这个路径的学者和认可他的官员们，他学目标是日本，说日本三大都市圈就在东部沿海，日本70%的人口在三大城市群里。但是我们发现这个路走不通，因为我们自己的特大城市迅速地出现了城市病，就是今天说的城市资源承载力有限度，所以我们才会出现这么严重的堵车问题，房价非常高，PM2.5是大家关心的问题。同时我们发现要学的日本，去年3.11大地震使得他城市建设的脆弱性、能源供应的脆弱性、人口过于集中所带来的问题暴露出来。所以在这两方面，自己的问题和日本的教训面前，我们进入到十二五以后，城镇化发展战略做了大的调整，但是是很低调的强调。这个时候我们开始不强调发展大城市，我们希望城镇化以中小城市为重点。过去大家很关心是特大城市降低门槛让农民进来，现在我们讲的是特大城市要合理控制人口规模，为什么这个改革相对低调，因为我们很担心，如果高调地宣布这项改革，那些正在特大城市工作的，甚至有家还没有北京市户籍的，他们的情感上会很受不了，对他们来说其实是不太好的消息，但是这是中国发展不得不做的选择。所以我们的改革推进了，但是在舆论场上比较低调。但是政策的制定者们都知道，当城镇化这么调整，工业的布局向中小城市转移，因为工业要和城市拴在一起，工业的劳动力本身就是城市建设的需要，城镇化布局一旦选择了这条路，意味着工业布局、生产力布局甚至社会保障的政策都引导大家往那个地方去，所以北京过去两三年关注特别多的就是车和房的问题上，舆论场上很多人垢病北京，说北京在买房子的问题上特别坚定执行国务院调控的要求，我们北京设的门槛是最高的，也就是说没有户籍的人你要交过五年各种东西以后才能有权买房。其他的城市有一年。北京限定机动车也是这样，又是要摇号又是限行，做的在国内都是靠前的，北京之所以敢这么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特大城市发展方向要调整，北京要控制发展的速度，甚至在某些方要收缩，这才是有关方面在车的问题上，房子的问题上，包括每年的户籍指标总量，我知道到十二五以后这两年开始下降了，都是城镇化战略带来细微的变化。

因为我们曾经走发展特大城市的道路，我们想走但是我们吃了亏，有些教训没弄明白，出现了大量的，到今天还没有解决的城市病，所以我们在城镇化过程中敢于这么高调、这么鲜明地走。

富士康跳楼这个例子，其实用城镇化发展角度也可以解读。当时很多媒体解读说富士康跳楼是因为管理太严，或者说产业升级、压力太大。从城镇化发展的角度也一个规律，富士康深圳的园区23万人，其实那个园区就是城镇，平均每平方公里十万人，而我们城镇化发展合理的规律是一平方公里一万人，后来日本过了这个阶段，它的企业在世界上站住脚以后，开始疏散，不再有这么密集的工业园区，当它园区居住的密度降到正常规律的两到三左右的时候，它的企业员工的自杀数字几乎接近为零，很自然就回到了零点，这就是城镇化对我们很多年代性的影响。

第二个，为什么我们的改革徘徊不前，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我们经历的尴尬不够。比如说大家很关心“三公”经费，这几年，中央政府部门、国务院每年6月要求中央部委要公布自己的三公经费，每年央视媒体、主流媒体都数着，今天又有几个部委公布了，但是这两年大家注意到没有，每次报道都是不了了之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数到最后也没有办法，因为即便公布了我们发现，公布得不够细，公布的内容也还值得推敲。我问发改委的同志他们也说，帐目都在那，要想公布也能公布得比现在更快、更细致。为什么他们也是吞吞吐吐犹犹豫豫的，大家尴尬在于不是公布不公布的问题，而是公布的之后怎么办的问题，就跟官员财产公示了一个道理。我们很多支出这么多数，每年还是这么多数，好像有点下降，但是总的盘子还是这么多，就意味着这方面的改革当中完全没有推进这个压力。政府部门感觉很尴尬，比如说公车的改革，在浙江试点了很多地方，但是取消公车给干部补贴老百姓还不满意，而干部自己也觉得不接受，觉得给我两三千块钱还不如有个车，在浙江经济发展这么快的地方，公车改革试点远远没有大幅度推进，所以三公经费改革的尴尬，今天我们还得解说，得越来越尴尬的时候，尴尬会逼着我们去尽快推进改革的动力。

还有一种改革可能是规律没有找准。我特别想举一个国家大剧院的例子，因为咱们大剧院的同志在这儿，这是我们文化体制改革的事例。我对大剧院也比较了解，我前不久在大剧院看到《活着》，非常好的戏。因为我们很多改革举步不前，是因为这个领域到底应该做什么，它的规律是什么，我们的改革者还要摸索，没找准的光说有没有，是表面化的，不是说我有勇气改革就能往前进。国家大剧院这个月22号成立五周年，这周一在大剧院做了一天的调研，下午正好郭金龙书记也去了。大剧院多多少少摸索到了一个剧院应该怎么发展的规律，当然大剧院跟我们话剧院不一样地方，但是也有一定的相同的地方。大剧院07年面临四个难题：第一很多人担心有没有可演的，第二有没有那么多人看，第三票价贵不贵，第四没有大剧院的时候我们主要去北展、保利、天桥就这么几个，当时我自己都担心，突然来了一个大剧院，其他的几家生意没法儿做了。

大剧院的同志探索的过程中其实在找规律，这个剧院怎么办，最简单的就是看场子、收场租，我这儿有四个剧场，不管谁来我收场租一场几万块钱，这是最简单的，现在国内大量的剧场都是这种业态。这样做下去会造成什么局面呢？大剧院的陈平院长算过一笔帐，想业内的都知道，每天大剧院一开灯、开门成本就是50.3万，如果这么干，一年的成本刚性支出1.8亿元，北京市给贴，如果收场租一年只有五千万左右，他觉得这么算真每年注定要亏本，而且没什么前途，就是天天看场子。后来他是选择了一条，当时不好说是对是错误，在大家支持下最后选择了办剧院而不是做剧场，做剧场就是看场子收场租；做剧院含量就高了，这几年看到了大剧院自己的节目，自己在演出市场当中掌握相当的话语权，投入到整个中外演出市场的全链条中。进入这里面以后，因为自己掌握市场的资源，他进入到这个领域生产链条经过几年的摸索，这个局面就不一样了。现在我们看到大剧院不仅有国家话剧院这样传统的院团在大剧院演，你还能看到大剧院为主体来制作的剧目，它还可以请来世界上一流的导演、国际上大牌演员加上国内优秀的演员，这样就成为了全球的生产基地。当找到这个规律运转后，市场上发生了奇妙的变化。前两年，他们人到全世界找大腕们的经纪人，请他们来。现在调过来了，主动权在自己手里，因为大腕们的经济人更多地来找大剧院，想参与大剧院的大制作，而我们大剧院有整合的能力，有时候观众会发现既不是人家的戏也不是国家话剧院的戏，这是大剧院制作的。里面既有来自国家话剧院的艺术家，也有别的地方艺术家，在这个局面之下大剧院的经营状况非常好，08年当年实现了3亿的收入，而那年市场总盘子是6亿，经过的这几年收入还是3亿左右，而演出市场的的总盘子到了12亿，可见它并没有把人家的生意吃掉，而且培育市场、激发了观众，别的剧场搞差异化竞争，然后整个市场蛋糕做大，观众掏钱买票看戏的习惯慢慢也在养成。

我们大家可能会说08年争3亿，现在怎么还在3亿，自己是不是没有发展。它自己当然发展，现在觉得场地不够了，北京甚至准备在通州建一个排练场，然后把一些占了演出场地的排练放在那边去，这样演出场地可能用得更充分。为什么盘子还是3亿多，除了受自己的场地有限以外，还有一个原因是降票价。平均票价08年是470块钱一张票，今年已经降到了314块钱一张票，当然可能觉得还是挺贵的，因为大剧院定位是高端、高雅的艺术，票价三百多已经算可以了，也不能一下子降太低。大剧院能够破解难题在于它找到了这样的规律。我也注意到大剧院这里面在不断地做新戏，也在不断整合世界上一流的艺术家、导演其他方面的工作者。这也是更大幅度、大范围整合全球优秀艺术资源来做艺术生产和营销的规律。

还有一个改革没有推进，是因为改革的甜头可能还没有尝到。比如说营改增，这个改革是今年我们所有改革当中推进最快的，也是最见效的。因为营业税改增值税是我们结构性减税重点改革，这个实际的进度我们回过头来看，它的进度远远超过所有改革的预期。今年1月1号我们刚刚开始在上海试点营业税改增值税，简单来说就是让服务业的企业家的税少了，就是为了促进城市服务业的发展，相信我们广外街道这个地方服务业的发展，也会因为北京市从9月1号开始带来很多具体的影响。值得关注的是上海1月1号开改，9月1号北京就跟上了，然后10月1号、11月1号、12月1号十来个省都开始改了。别看只有这十来个省，这十个省都是东部沿海省份，这十个省在国家经济总量中占了三分之二。我们过去的改革是这个习惯，说在某一个省试点，怎么也得试够了一年在走，试完了一年以后我们总结一下经验，如果不错，我们第二年变成三五个省，试了三年左右在谈全国范围铺开。

这次营改增的改革到了年底就已经变成了全球三分之二的经济总量都已经挤进来了，这打破了过去十几年经济体制改革推进的传统节奏，打破了这个节奏是谁打破？我们一月份上海试点的时候并没有计划在最后四个也连续这么大幅度扩大试点，是因为上半年发现一些没有预想到的变化，比如说上海一改，服务业马上感觉到好处，上海一月一号被纳入改革范围内的企业是12万户，到了七月份上海统计局统计上半年说在改革范围内企业的数量便成了14.5户，就是在半年之前增加了2.5万户，这不是行政命令，这完全是市场当中的投资者，一看营改增让服务业能得到好处，在半年里面自己带着资金进入这个行业来投资办服务型企业，就是税收改革的政策马上让2.5万个投资者进来。过去周边的几个省都保持观望，说你上海改我先看着，结果改了半年，周边的浙江、江苏、安徽这些省坐不住了，因为上海这边改，他们省的服务业企业坐不住了，如果说工厂要搬家很困难，但是服务业企业搬家相对容易，有服务业企业说白了就是卷包就走，他发现我同样做这个企业在上海享受这么大税收优惠，那么下个月就去上海，所以周边省领导坐不住了，发现本地的服务业企业纷纷出现了奔向上海的苗头，所以省长就赶快往北京跑，跑到财政部跑到发改委，说你们赶快在我这儿执行通过的改革。

还有我们发现上海本地的大企业自己在半年时间里面迅速地调整自己企业结构，特别是一个企业的研发中心，因为研发中心过去作为服务业交营业税很高，都不愿意把研发中心独立，把它藏在自己企业一个分支当中的一部分，这样可能少交税。现在发现营改增一下子让研发中心越独立，交的税越多，享受到的税收优惠越多，所以今年上班无论是国企还是民营，也不用政府号召，自己不约而同的把自己的研发中心独立出来，变成一个独立的交税的实体，这样它获得得收益和支持更大。这意味着所有的变化都是我们改革政策投进去个马上带来甜头，这个甜头焕发的市场的力量，而不是政府的力量，当市场力量被焕发出来，顺着改革带来的甜头，它会迅速形成推进改革的推动力，有的改革期待迈出那一步，让你的甜头在市场当中迅速显现出来。

8. 关于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新提法

这几句话十八大报告当中大家很关心，因为涉及到我们的周边安全，特别是今年的钓鱼岛问题争执有很多，十八大报告里面没有把当做重点说，但是也有一些细微的变化，想也是大家关心的。

报告当中我们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这个说法新在哪儿？维护国家主权我们天天说，新意在于我们把主权进一步扩展到安全，再进一步扩展的发展利益。这个话是很有锐度的新表态，如果是只维护主权，其实是守班子思维方式，因为主权就体现在我们的领土，我守住了就完了。而我们的安全不是一个领土问题，它保证我们经济发展安全，整个国家发展的安全，能源的安全。当我们觉得我们要坚决维护我们发展利益的时候，这意味着我们更多的地方跟人家打架，因为我们的发展利益，包括中国的企业在很大程度上跟发达国际和某些发展中国家是有冲突的，这个时候如果以这个更坚决的姿态表明我们要维护的东西外延在扩大。

第二句话，我们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决定自己政策。这些年大家都知道我们一说到中国的外交都知道一个词叫“韬光养晦”。所以大家可能都还有怨气，说中国的外交比较软，外交的同志也很委屈说我们这叫“韬光用晦”，小平同志说的，我们还没到逞强的时候。十八大前后大家议论新领导集体，他们在外交上还是那样，还是有一点变化？但是从这句话里面我觉得能看出来，十八大报告起草负责人一把手是胡锦涛同志，副组长是习近平和刘云山同志，实际上是融合了两代领导集体共同的想法。现在我们既不说韬光养晦，也不说还要坚持所有地方韬光用晦，我们是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决定我们的立场和政策。

这句话的含义我理解的就是，在未来这几年，我们在外交的问题上不是笼统说都韬光用晦，也不是笼统的都不韬光用晦，而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事情不在韬光用晦了，这个问题是非曲直需要我们硬，我们就硬，需要我们适当的韬光用晦我们就韬光用晦一点。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总体上韬光用晦，向总体上不韬光用晦的历史进程中往前迈了一步，这个我相信在未来一段时间处理具体问题上能看出来。

 

三、主流媒体在报道中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最后我想回到媒体，因为我自己是干媒体的。今天主流媒体是重点干这三件事，我们巩固社会共识，增加社会的宽度和厚度，传递主流价值观，但是今天很难说在舆论场上惟我独尊，说《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我们发出更大的声音，让这个声音在舆论场成为唯一，让微博上或者跟我们价值观立场不一样媒体声音就此被踢出去，我想这个问题永远不会发生。今后大家面对的舆论场就是主流媒体和网络媒体，跟微博上的声音同处在一个共同的平台之上。我们提供我们要提供的声音，微博有微博上的声音，有些是一致的，有些各有不同，而一个开放的、更加文明的现代社会应该让我们的公众有更多自我选择的权利。我是可以听到各种声音，我今天觉得央视说的对、明天我觉得《人民日报》说好，后天我觉得你们都说的不对，微博上哪个学者说的好。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公众可能会遇到越来越这样的舆论场，这个舆论场我们的主流媒体可能会看到一点变化，包括央视在内，主流媒体一直在做一种走转改的要求，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这是我们的自我要求，但是我们的受众也是评判我们工作的对象。你可能意识到主流媒体发生变化，我们自己的总结是让我们理解主流媒体的报道也许也有一些新变化，甚至在新闻联播里，最近也有点变化。

我举一个例子，过去我们觉得做正面报道就意味着这件事做完了，我们把这个成就、好处报道出去。现在我们发现不见得，有很多报道从负面问题切入的，但是最后形成了正面的推动力。比如说一月份的时候全社会都在关心农民工欠薪的问题，当时我们在新闻联播播了一组报道，连着四天叫“杨立群讨薪记”，他在陕西西安打工，刚过元旦该回家了，发现老板跑了，他只能找到老板的老板，然后他讨薪遇到了难题，当时我们的记者发现，为什么这个报道给我们带来很多思考，当时报道在新闻频道播以后，最后台长说可以在新闻联播播。当时我自己都没想到，这样的新闻能在新闻联播播吗？因为这是一个连续报道，一共四天，特别是第一天，这一天就是讲杨立群有多么困苦，全是负面的东西。大家知道新闻联播被公众讽刺新闻联播三段论，新闻联播三件事，头十分钟领导人在干什么，中间十分钟是中国人民多幸福，最后十分钟是发达国家人民生活多么痛苦，坦率地说我们的联播语态确实有点束缚，但是我们仍然觉得在联播里面直接摆一个农民工特别困苦的局面还是有点突破尺度，中央领导会不会有意见，劳动部门管讨薪部门的有没有意见，地方政府会不会有意见。

尤其是那天，这个片子三分钟讲的是什么，我想看过的观众可能还会记得，给人映象很深。杨立群在工棚里面，我们的记者劝他说你跟着我们去劳动部门，我带你去报案，他可以帮你讨薪，我们的杨大哥说好，他想出门结果发现没裤子穿，他在工棚里就穿一个破绒裤，然后他跟边上工友借了一条裤子，这个裤子膝盖上两个大洞，好不容易穿上，他的工友胖，他前面的文明扣记不上，那个状况让人看着很心酸，最后找了一个绳子把前面勒上，他自己还不好意思，捂着前面跟着我们的记者出了门。上车以后他坐在记者的后座上，走在半道接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是家乡大侄女打来的，我们记者顺手把摄像机对着他，拍他接电话，也不知道说什么，拍素材。结果这个电话是大侄女跟他说奶奶（就是杨立群的老娘）突发重病要住院，但是家里没钱，你快带着工钱回来，带着奶奶去住院看病，然后杨立群一听这个眼眶一下就红了，他说大侄女我没钱，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拿到工钱，我自己也生病了没去医院看，然后大侄女还劝他你一定要赶快回来，最后他说你不知道我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一边说一遍眼就通红，最后哽咽着说不下去了，眼泪掉下来了，最后把电话给挂了，就这么一个过程，我们整个片子三分钟就讲述这个过程。你想想这三分钟讲的是什么，讲的就是今天中国的一个普通劳动者拿不到工钱、没有裤子穿，没有吃饭的钱，坦率的说这个片子在过去不敢放，这个是中国人民一点都不幸福，后来我们坚持放下去了，甚至担心放完第一集就被叫停，放了第二集、第三集我们就觉得慢慢有点谱了，因为展现的是他报案以后，劳动部门的小队长怎么带他找这个企业，这个企业也不是说见到有记者跟拍马上乖乖掏钱，企业接着较量，对峙了很长时间，到了第四集最后终于把钱要回来。这个过程后来过我们的思考是什么？让我们看到不只是杨立群很痛苦，讲的是我们共同面对一个难题，劳动部门也帮他一起去解决，而且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

播完以后，我们担心马上给人家劳动部门扎针了，弄得好像那么多农民工都那么窘迫，后来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同志过完节到我们电视台开走转改的研讨会，开的时候他特地说春节前的团代会上劳动部门部长见到云山部长上来握手就说谢谢云山部长，说你们前端时间播的杨立群讨薪记，在联播里面播了四天为我们全国的劳动部门支撑很大，这比我们发十个文件还管用，因为我们基层的劳动部门干部都在帮着讨薪，说之前找到企业，企业就死活耍无赖，这几天至少我们干部多了说法，遇到耍无赖企业我们干部就说你再不掏钱让你上新闻联播，一下子让讨薪的进程加快了。这说明这样的报道能够被社会接受，并且形成正向的推动力，我想我们主流媒体的报道今后主要发挥这个作用。

我们新一届的领导集体亮相，大家从习总书记常委见面到六天以前看《复兴之路》的讲话，到这次八项规定，据我知道大家看到这八项规定也都很振奋，当然也有人说这样的规定过去提过很多好像也没有彻底解决，据我所知目前新闻稿的八方面只是大概的要点，中办已经制定了详细的规定规定的非常细，现在中央带头，规定公布以后我相信会有很大的变化。教育部同志觉得太好了，这次我们不用摆花了。负责给领导写稿子的同志说，主管教育部的刘延东同志已经打招呼了，说这次你们的工作会我不参加的，因为要求主管的领导不参加部门会，他们也很高兴，不用给刘延东同志写稿子了，繁文缛节也去掉了。我想这个变化从文风、作风的改变这只是一个起点。我们过去的领导集体也在执政之初，也在文风、作风上努力推进过一轮又一轮，有些要求我们在反复强调，但是并不意味着今后十八大精神实践的全部。

四、继续思考三个关系

最后我想说三个关系：

1.新旧领导集体的一脉相承关系

十八大开完了，我们还要把握刚刚过去的这十年和这十年之前的十三年，就是从1989年到2002年江泽民同志为领导集体的十三年，与我们刚刚开启的这十年的关系。虽然我们大家总是很有兴趣地去寻找说新领导集体有什么新特点，有什么新意，但是我觉得不能夸大这里，因为党的领导更强调一脉相承。不是说这个领导出了表达就意味着上届领导没说过，或者不想说，不努力说，更多的时候我们先要看到一脉相承的是什么，在去寻找新一届领导集体带来的新的是什么。

2.理论设计、理想目标与现实国情的关系

还有中国发展的问题，我们发现有规律，这个规律就是办每一件事都能看到理论设计是什么，看到我们的理想目标是什么，但是你都要考虑它跟现实国情的关系。我们太多的发展和改革的难题是在这三者之间关系上做文章和正确看待上，我所说的均衡看待这一点也非常重要。

3.十八大部署与未来落实的关系

最后一点就是大会做了很多部署，但是跟今后具体实践当中还有关系，像刚才说的反腐败，你把话说到极致了，重要性说到极致，但是实践当中那几个要点能不能在未来推进，改革能不能具体的推进，新领导集体从作风、文风入手，他们在接下来中央经济工作会，明年三月的全国两会，或者说在未来一年、两年里面，党内党外都在看，能不能把十八大报告变成具体可操作的，十八大解决的旗帜和道路问题，可能使得对中国共产党有意见的，想让你不再干的声音，炒作的声音一定的程度上压缩了，因为你把自己坚持的东西重申了一遍，他们短时期内炒作的空间不大，但是并不意味着空间被压缩，如果半年、一年、两年我们在实践当中不能迅速取得一些具体改革和发展的突破，那么这些操作的空间会迅速的重新扩大，就是我们今天仍然面为的复杂局面。

责任编辑：刘莹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3/0116/701358.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