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民主化是个人权利附带产生的结果？

 

摘要：一方面，民主化进程需要众多前提条件，诸如经济、阶级、文化等，是一个确定性的过程；另一方面，民主化进程又包含了许多机遇、意外与矛盾，又是一个不确定性的过程，而其中的政治精英，往往能影响这一不确定过程的最终结果。基于蒋经国与李登辉的比较分析，本文认为，台湾的民主化虽然以确定性的影响因素为前提条件，但是直接诱因是那些不确定性的因素，即：台湾民主化是李登辉在利益导向下为增强个人权力和地位而附带产生的结果。

关键词：民主的不确定性；民主化；政治精英；蒋经国；李登辉

一、民主化：发生与何时发生

(一)民主化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

现今，民主研究的趋势已然从理论层面的“应不应该”的问题转向了实践层面的“如何实现”的问题，而对“民主如何实现”这一问题的分析研究，在逻辑上就不可避免地转化为对“民主化的影响因素”(以下简称影响因素)的研究。

在对影响因素的研究中，首先遇到的两个难题是：第一，影响因素的种类，即影响因素都有哪些；第二，影响因素的关联性，即影响因素与民主化之间的关联程度。法国当代政治哲学家克劳岱·列霍(Claude Lefort)提出了“民主的不确定性”这一概念。在他看来，这种不确定既包括内在主体的自我认证困难而导致的内在不确定，又包括外在影响因素难以确定而导致的外在不确定。［1］由此可见，民主化的影响因素有着不确定的特性。值得辨疑的是，这种不确定是一个相对而非绝对的概念。

1．影响因素种类的不确定性与确定性

毋庸置疑，民主不会凭空发生，它势必会受到众多影响因素的作用、推动和制约。虽然学界目前还不能确证影响民主化的因素到底有多少种，但是就目前的研究成果而言，学界已经明确地发现了五种主要影响因素，分别为：第一，经济因素，以西蒙·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为代表的现代化理论，强调经济发展与民主化的高度相关性；第二，阶级结构因素，以奥唐纳(G．O'Donnell)、卡多索(Fernando H．Cardoso)和法雷托(Enzo Faletto)为代表的历史结构分析理论，强调工业化所带来的阶级变动对民主化的影响作用；第三，外部环境因素，以高棣民(Thomas B．Gold)、陈玉玺为代表的依附理论，强调外部环境(“中心国”)对于民主化的影响作用；第四，文化因素，以阿尔蒙德(GabrielAbraham)和白鲁恂(Lucian W．Pye)为代表的政治文化理论，强调对权力取向所形成的特定政治文化对民主化的影响；第五，精英因素，以奥唐奈(G．O'Donnell)和施密特(Philippe C．Schmitter)为代表的策略互动理论，强调不同政治行动者策略抉择对民主化的影响作用。

2．影响因素关联性的不确定性与确定性

就目前研究发现的五种主要影响因素而言，它们与民主化的关联程度又各有不同。相较而言，经济因素、阶级结构因素、外部环境因素和文化因素与民主化的关联程度较高，这是因为，我们可以预期和确信，一个经济持续发展的、中产阶级不断壮大的、外部环境日趋稳定的和文化日益多元与包容的国家，势必会走上民主化的道路，这只不过是一个时间的问题。然而，精英因素与民主化之间关联性似乎就没有这么高，这主要是因为：第一，就精英的分布状况而言，精英散布于民主化的国家和非民主化的国家，究竟是精英推动了民主化，还是在维系着非民主化，难以确定；第二，就精英的倾向而言，精英更倾向于寡头化，米歇尔斯的“寡头统治铁律”，就一度宣告了精英统治对于民主的破坏和终结；第三，就精英的本性而言，精英是比大众更为理性和经济的个体或群体，他们更擅于成本—收益的计算，这样，民主化要么成为他们维护自我利益的附带性结果，要么成为他们维护利益的牺牲品；第四，就精英的组成而言，精英内部本身就包含着民主化倾向的精英和非民主化倾向的精英，这种内部结构，本身就削弱了精英与民主化之间的关联性。所以，相较于经济因素、阶级结构因素、外部环境因素和文化因素与民主化较高的关联性及由此衍生而来的相互关系的相对确定性，精英因素与民主化之间有着更多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因此，我们可以称前者(经济因素、阶级结构因素、外部环境因素和文化因素)为确定性的民主观，后者为不确定性的民主观。对比而言，这两种民主观在影响因素、思维逻辑、内容主张和价值取向上有着明显的区别与不同(参见表1)。

(二)不确定性的民主观的价值和作用

对不确定的民主观的价值和作用的探讨旨在解答“我们为什么需要不确定性的民主观”这么一个问题。不确定性的民主观之所以有用和重要，恰恰是因为，确定性的民主观存在着许多不足，难以解释一些现实中的经验事实。

诚然，确定性的民主观能够帮助我们回答，民主在什么情况下会发生，但这句话本身就包含一个显著的缺陷：民主会发生并不代表民主必然发生。这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从逻辑上讲，民主会发生并不代表民主必然发生。诚如众多学者所主张的那样：民主的发生有着较高的门槛，它需要发达的经济、安稳的环境、高素质的公民意识和庞大的中产阶级队伍等诸多条件作为前提。然而，这一结论并非确定无疑。许多学者从相同的视角出发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如：李普塞特在《政治人》一书中认为“经济发展与民主之间有较高的相关性”，而亨廷顿同样从经济因素出发，却得出了“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不仅可能不导致民主，反而有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的结论；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否定了儒家文化对于民主的作用，而贝淡宁(Dan-iel Bell)在《超越自由民主：东亚背景下的政治思考》一书中却肯定了儒家文化对于民主的作用；巴林顿·摩尔在《专制与民主社会的根源》一书中得出了“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的结论，而DietrichRueschemeyer、Evelyne Huber Stephens和John D．Stephens在《资本主义发展与民主》却得出了“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通常支持威权统治者，甚至反对民主化”。恰如上述，确定性的民主观强调影响因素与民主化之间有着较高的关联性，然而，这种较高的关联性不等于绝对的关联性。因此，一个比较可信的结论是：确定性影响因素与政治民主化之间可能只有相关关系而已，未必有因果关系。

第二，从事实上讲，民主是会发生，但民主会在何时发生？为什么一些国家和地区已经具备包括经济、阶级结构、公民文化等在内的确定性的影响因素和先决条件，却没有走上或没有及时走上民主的道路？从对过去的经验观察来看，“经济发展水平很高的国家，实际上也可能还在实行非民主的、专制的体制，比如新加坡、东德、伊拉克等”。［2］确定性的民主观只是告诉我们民主会发生，但无法告诉我们民主究竟在何时发生，又会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发生。

第三，不确定性民主观在解释民主的发生和发展上具有祛昧性。正如马克思所言：“如果斗争只是在有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么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另一方面，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3］显然，必然性并不能解释一切现象，同时，对一切现象的解释都离不开偶然性因素。因此，面对民主会发生和民主何时发生之间联系的断裂和理论空白，不确定性的民主观，或称精英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行为，恰恰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解释框架和机制，进而将民主会发生和民主何时发生这两者联系起来。换而言之，本文基于台湾个案的研究，用精英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行为来解释和回答这么一个问题：在那些已经具备民主化条件的国家和地区，民主是如何从可能变为现实的？

 

二、精英行为：蒋经国与李登辉

自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偏居一隅以来，深刻反省自己的大陆政策，并在台湾实行经济改革，经过了3年(1949—1952)的经济恢复时期，经济开始起飞，特别是经过了20世纪50年代的以农养工和六七十年代的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时期，台湾以其骄人的经济业绩跃入了亚洲四小龙的行列。与此同时，台湾人均收入水平持续上升，中小企业高速崛起，民营资本不断增加，中产阶级日益壮大，教育水平不断提升。这些确定性的因素为台湾民主化的到来提供了可能性。

从1975年4月蒋介石去世，蒋经国成为台湾实际的主政者以来，一直到1988年1月他去世，共计执掌台湾政权13年。无独有偶，李登辉自1988年1月继任台湾地区领导人以来，直至2000年任期届满，主政时间同样为13年。虽同为13年，但在观感上，蒋、李二人用于践行民主化的时间却各不相同，蒋经国直至去世前半年才解除戒严(1987年7月14日)、开放党禁(1987年12月25日)、开放报禁(1988年1月1日)，在民主化问题上有了具体作为。而李登辉似乎一登位就致力于民主化事业，先是废止“动员戡乱临时条款”，使台湾社会趋于常态化，继而，全面改选“国民大会”，增强代表的民意性，再而，推动“总统”公民直选，扩大民主范围。蒋、李二人在民主化问题上的所作所为，不禁让我们诧异：为何一直秉持“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信念的蒋经国对民主化一事一拖再拖？对于蒋经国晚年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和报禁一事，难道只能用“天威难测”等牵强附会的理由来解释吗？李登辉作为蒋经国的继任者，在其任内继续推动民主化改革，仅仅是因为他对蒋经国的忠诚，以“完成经国先生未尽之事业”吗？

(一)蒋经国、李登辉：初始条件及权力状况

要想更好地解释蒋、李二人所作所为的巨大差异，我们需要分析他们的政治经历以及由此造成的二人的权力状况。具体而言，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蒋、李二人的从政经历比较分析

表2和表3分别展示了蒋、李二人主要从政经历，对比二人的从政经历，可以得出两个结论：其一，从政时间长短不同。从1938年蒋经国初涉政坛，到1975年成为台湾政权的实际掌控者，蒋经国为之准备了38年。而李登辉从1972年出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到1988年继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前后不出16年。其二，所涉领域不同。蒋经国的政治经历涉及情治、团务、军队、财经、党务和政府等各领域，［4］而李登辉主要政治经历为行政领域。除此之外，还有一点是这两个表格无法体现出来的，即，对于染指最高权力，蒋经国是蓄势已久、势在必得，而李登辉则是意料之外、偶然得之。蒋经国有如此丰富的从政经历，让我们无法质疑这是蒋介石早已有的部署和计划，而对于蒋经国来说，自然也明白父亲的此番安排，所以，对于国民党以及台湾普通民众来说，蒋经国继任台湾地区领导人是一个毫无争议的公开的秘密。然而，对于李登辉来说，其能继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实乃是出乎意料，其在相关书目中，明确地表示了此种观点和看法，他说：“经国先生提拔我为副总统，我想他并不是要我担任接班人。也许是因为没想到自己病情会如此严重而致早逝吧！”［5］

这种时间和领域的不同，最终造成了蒋、李二人个人角色的巨大差异。长久而广泛的政治经历不仅锻炼了蒋经国的个人政治能力和实力，更聚拢了一批为其效力的精英队伍和力量，从而造就了蒋经国政治强人的个人角色和地位。恰如陈世岳所指出的那样：“蒋经国的个人特质，在政治历练上，受刻意栽培，可说非常完备，大概少有政治人物能相匹配。”［6］相较于蒋经国，李登辉的政治经历则短暂而狭窄。李登辉所学专业为农业经济学，并于1968年获康奈尔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其之所以能够于1972年出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蒋经国看中了其农业经济学的学识背景。以农业经济人才的身份步入政坛的李登辉，主政领域也仅限于行政领域，这种从政经历奠定了李登辉技术官僚的个人角色和地位。以李登辉技术官僚之角色来对比蒋经国政治强人之地位，可想而知，两者在影响力、控制力和权威力之间的差距并非旦夕。

2．蒋、李二人的掌权路径比较分析

蒋、李二人的掌权路径也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的现象。当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之后，当月，时任“行政院院长”的蒋经国即出任国民党党主席，时任“副总统”的严家淦继任“总统”。三年后，蒋经国当选为“总统”。可以说，蒋经国的整个掌权路径是由党及政。而李登辉，当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在官邸去世后，当日，李登辉在“总统府”宣誓就任“总统”，并于1月27日的国民党中常会上被推选为代理主席，随后于1988年7月8日的国民党第十三次“全代会”上当选为国民党党主席。可以看出，李登辉的掌权路径与蒋经国恰恰相反，由政及党。

众所周知，当时的台湾实行的是“党国体制”，以党御政，党高于政，所以，掌握真正实权的乃为国民党党主席，而所谓的“总统”只是一个虚位。所以，蒋经国的由党及政的掌权路径，恰恰符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和要求。而李登辉的掌权路径却是有别于时代背景和要求的逆向模式，即由政及党。因此，这一掌权路径注定是充满坎坷和波折的。当李登辉于1988年1月13日宣誓继任“总统”时，并未受到任何的阻碍，反而十分顺利。这是因为：李登辉由“副总统”继任“总统”乃为“宪法”之规定，具有名义上的合法性，但更重要的一点是，“总统”只是一个虚职，并无实权，只要李登辉不掌握国民党党主席一职，其只能算是一个虚有其表的光杆司令，最终也可能步严家淦之后尘，成为一个过渡性和临时性的“总统”。后来李登辉接任党主席的过程也恰恰说明了这一点。在此期间，李登辉受到了以蒋宋美龄为首的国民党大佬和官邸派的重重阻扰，其间也是险象环生，如果不是宋楚瑜在1988年1月27日中常会上的临门一脚让李登辉坐上了国民党的权力核心，那么后来的台湾历史恐怕又会是另一番模样。

3．蒋、李二人的控权背景比较分析

蒋经国成为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的整个过程，并没有太多的阻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可以预见和理所当然的事情。这是因为，一方面，蒋经国38年磨一剑，对于“总统”、党主席等职务有着充分的准备；另一方面，蒋经国丰富的政治经历和强人的政治角色，在整个台湾地区和国民党内都是无人可及，因此，党政军权都集合于蒋经国一人，台湾地区的整个领导格局也就呈现出了一元化的特色。与此相反，李登辉尽管比较顺利地继承了党政领导的职权，但无法继承蒋氏父子往昔所拥有的权威。［8］这是因为，李登辉的从政经历仅限于技术官僚和行政首长，与党务部门、军事部门都无渊源，因此，除李登辉外，在整个权力格局中，还存在着执掌党务的国民党秘书长李焕、执掌政务的“行政院长”俞国华、执掌军务的“参谋总长”郝柏村以及执掌情治系统的“国安会秘书长”蒋纬国，这种分散化的权力格局也就造就了台湾政坛上的多头领导特征。多头之间势必会围绕“权力”展开斗争和竞争，1990年3月围绕“总统”候选人的提名所展开的权力争夺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格局的多元化和国民党内部的分化(拥李派和反李派)本身表明，李登辉的权力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和威胁，他不可能像蒋经国那样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和尊严，也不可能再依照蒋经国那样进行统治。

总之，对比蒋、李二人的政治经历和掌权背景，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在从政时间、个人角色、掌权路径和权力格局上有着明显的差别，而这些差别直接导致了二人上台时所拥有的执政资源的差异。具体而言，蒋经国拥有包括党政军情在内的丰富的执政资源，而李登辉的执政资源仅限于“宪法”第四十九条［9］的规定。因此，就整个权力状况而言，作为后继者的李登辉与其前任蒋经国相比，从一开始就处于一种权力弱势(参见表4)。

 

 

(二)蒋经国、李登辉：权力状况与行动策略

毋庸置疑，作为权力的持有者，蒋、李二人面临着一个共同而持久的问题，即如何保持和巩固自己目前的统治地位。然而，在具体的操作上，由于二人权力持有状况的不同，势必造成二者在具体的行动策略上有了较大的差异。

1．蒋经国：保持现状

恰如上述，对于蒋经国来说，无论是其从政经历，还是掌权路径，与当时的“党国体制”环境都十分吻合。“党国体制”是一个非民主化的状态，在这一状态，保持权力的有效手段，不是民主状态下的选举和法律，而是暴力系统和利益机制。就暴力系统而言，一方面，当时的台湾地区，实行的依然是党领导军队的体制，所以，作为国民党主席的蒋经国自然而然地控制了军队；另一方面，就蒋经国的个人经历而言，他本身有过军队和情治系统的经历，并积攒了大量的人脉和效忠力量，因此，暴力系统被蒋经国牢牢掌握在手中。就利益机制而言，在当时的非民主状态下，作为最高领导人的蒋经国拥有不受法律制约的利益分配机制，蒋经国也大量利用这种分配机制来聚拢人才，巩固自己的权力和统治。比如，按照岛内军界的惯例，“参谋总长”只能任期2年，而蒋经国为了拉拢郝柏村，竟然让郝柏村在“参谋总长”的位置上，连任4届，时间长达8年，直到1989年李登辉掌政后，才将其调离。可见，当时非民主状态的情境，对于蒋经国来说有着极大的优势，保持现状就意味着权力稳妥。

2．李登辉：改变现状

当李登辉执政时，这种“党国体制”的格局并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然而，依照李登辉的技术官僚的个人角色、由政及党的掌权路径、多元领导的权力格局以及法律概念上的执政资源，显然已同当时的现状和环境发生了脱节和背离。对于李登辉来说，不是保持而是改变现状，才能保持和巩固现有的权力。因此，李登辉在具体的行动策略上开始偏离蒋经国的那套通过暴力系统和利益机制来保持权力的方式。具体而言，李登辉的行动策略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诉诸台湾人民，抵抗来自政坛敌人的压力。本土出生的李登辉得到了台湾本土人士的青睐和支持，李登辉也因此被称为“第一位台湾人总统”。当李登辉在政坛受到敌人的排挤时，来自台湾人民的支持无疑成为其掌控权力的一个重要支持力量。因此，李登辉在其任内最重要的一项举动就是———“修改体制，由人民直接选举‘总统’”。事实也屡次证明这一举动的正确性，李登辉“于九六年以百分之五十四得票率而当选第九任总统，声望、民意支持度都达到顶点”。［10］

第二，诉诸反对党派，抵抗来自党内大佬的压力。民进党创立的时期(1986年)与李登辉初掌政权的时期(1988年)十分相近，双方都处于一个弱势的状态，需要互相支持才能发展壮大。因此，李登辉和民进党曾经保持了一段时间的暧昧状态。一方面，李登辉暗地支持民进党的发展，这可以从李登辉于1993年提出来的“奶水论”看出些端倪。所谓“奶水论”，是说国民党要有胸襟，要给民进党一些“奶水”，让民进党能够长大，这样台湾的政党政治才能发展；另一方面，民进党也暗自配合李登辉的所作所为，“在李登辉收拢权力的斗争过程中，标榜‘台独’主张的民主进步党经常成为他的奥援：国民党是民进党要打倒的对象，但有很长一段时间，民进党绝口不攻击李登辉，且迄今双方一直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11］民进党在推动“国大”全面改选、推翻郝柏村“内阁”以及人民直选“总统”上都曾与李登辉有过配合和合作。因此，有媒体将李登辉称为“一个半的党主席”：一个国民党的主席加上半个民进党的主席。

第三，诉诸法律制度，抵抗来自非常态化的压力。恰如前述，由于李登辉的技术官僚身份，因此，他在军队、党务和情治方面都没有影响力和支持者，其执政资源和合法性也就仅限于法制上的支持(“宪法”的第49条)。所以，在斗争策略上，制度化成为其主要的方式和手段，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制度来扩充自己的权力。从李登辉接任“总统”和国民党主席后，一部号称“刚性宪法”的“中华民国宪法”，接连被修改了五次，使得整个台湾的政治体制，从“内阁制”转向了“半总统制”。另一方面，借助制度支持来击退自己的敌人。在击退李焕和郝柏村的斗争中，李登辉采取了相同的路径和方式。首先，利用党主席的提名权，提名他们出任政府中的行政职务，主要是“行政院长”；其次，再利用“宪法”赋予“总统”的职权，解除他们的行政职权，从而让他们退出权力中心(参见表5)。

三、民主的偶发：利益导向的民主结果

上述已经提及，蒋、李二人由于权力状况的不同最终导致了行动策略的不同。无论是蒋经国的“保持现状”，还是李登辉的“改变现状”，都隐含了一个理性选择的过程。理性选择以“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认为：“与在经济活动中一样，个人在参与政治活动时也以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为目的，也以成本—收益分析为依据。”［12］概括而言，这句话包括两方面的内容：目的上的利益最大化和行为上的理性计算。在此前提下，我们再来看蒋、李二人的选择行为。对于蒋、李二人而言，所谓的“利益的最大化”，即是“权力的最大化”。从当时党国体制的现实出发，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米歇尔斯所强调的“政党组织是和寡头统治联系在一起的”，还是邓小平所言的党的领导不可避免地“变成个人领导”，［13］都给我们释放出这么一个信息：“党国体制”的现状有助于个人的高度集权。因此，对于蒋、李二人而言，保持现状的“党国体制”无疑是通往个人权力最大化的最佳选项。然而，“保持现状”并非是一个轻而易举的选项，它必须以个人实力为依归。对于蒋经国来说，他拥有包括党政军情在内的广泛的执政资源，而这足够他维系现状。然而，对于李登辉来说，依他当时的实力远不足以维系“党国体制”这种有助于个人高度集权的最佳选项。由此摆在李登辉面前两条路：第一条，为追求像蒋经国那样的高度集权状态而“保持现状”，最终因实力不足而黯然下台；第二，放弃能够带来个人高度集权的“党国体制”，退而求其次，借助于“民主化”的方式手段，通过放弃部分权力来获得比目前更多的权力。作为一个理性人，李登辉当然明白，第二条道路明显优胜于第一条。于是，李登辉放弃了“保持现状”的策略，转而采用包括诉诸台湾民众、诉诸反对党派和诉诸法律制度在内的“改变现状”的策略。毋庸置疑，随着台湾民众政治参与的扩大、反对党派的逐渐壮大以及法律制度的健全和规范，势必会打破原先个人权力高度集中的威权体制，削弱执政者的“权力地位和空间”，然而，相较于“权力的丧失”，“权力的削弱”对于李登辉来说仍是一笔收益高于成本的交易。

仔细分析李登辉的所作所为，不难发现，个人利益与民主结果之间存在复杂的关联。李登辉行动的出发点旨在增强个人权力，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其通过成本—收益的理性计算和选择，最终放弃了“高度集权”(保持现状)的最优目标，而选择了“增强权力”(改变现状)的次优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李登辉不得不以民主化为手段和方式。这包括：诉诸台湾民众，推动“国大”全面改选和“总统”直选；诉诸反对党派，培植民进党制衡国民党反对势力；诉诸法律制度，先后五次修改“宪法”，使政治体制从“内阁制”走向“半总统制”。事实证明，通过这些民主化的手段，李登辉确实增强了个人权力，达到了预期目标。然而，以上这些为增强李登辉个人权力而采取的民主化的手段，并没有随着预期目标的实现而消失，反而是较好地保留了下来，进而形成了一种路径依赖，最终由“增强个人权力的民主化手段”变为了“约束个人权力的民主化结果”(见图1)。

通过以上的分析，就台湾个案而言，民主化是精英为了追求个人利益而产生的附带性结果。换而言之，民主化不是精英追求的结果，而是精英在利益导向下的附带性和不经意的结果，即民主是一种偶发性的结果。诚然，精英本身具有公共性(追求公共利益和民主价值)和自私性(追求个人利益)的双重属性，然而，在这双重属性上，笔者比较同意孙代尧的那种说法，即，“虽然并不否认执政领导人的性格和民主信念对其行动选择有影响，但同时认为当个人的偏好同政权或个人权威的延续相冲突时，政治人物会倾向于理性化而以后者为优先选择”。［14］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笔者强调民主是偶发的结果，只是提供了一种解释框架和思维范式，并非是倡导机会主义的倾向，而是强调应关注不确定性因素———精英行为在政治转型和民主化进程中的作用，因为“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15］恰如奥唐纳和斯密特所论述的那样：“政体转型的政治过程不是受制于总体静态结构的因果关系，而是一个高度不确定的过程，一个威权政体一旦开始转型，或者会转型到民主政体，或者会转到另一个威权政体。……在这个过程中，包含了许多机遇、意外与矛盾，而其中的‘政治行动者’，往往能影响这一不确定过程的最终结果。”［16］

 

注释：

［1］概括而言，这种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民主研究重心偏向不确定、民主问题不确定、民主理论解释不确定、不确定的民主实践历程、不确定的民主实践类型。

［2］王绍光：《民主四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87页。

［3］［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93页。

［4］［7］［8］［14］孙代尧：《台湾威权体制及其转型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06页，第206—207页，第231页，第210页。

［5］李登辉：《台湾的主张》，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第59页。

［6］陈世岳：《政治领袖与政治转型———蒋经国与台湾政治转型》，高雄：台湾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8年，第162－163页。

［9］“总统”缺位时，由“副总统”继任，至“总统”任期届满为止。“总统”、“副总统”均缺位时，由“行政院院长”代行其职权，并依本“宪法”第三十条之规定，召集“国民大会”临时会，补选“总统”、“副总统”，其任期以补足原任“总统”未满之任期为止。“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总统”、“副总统”均不能视事时，由“行政院院长”代行其职权。

［10］［11］赵鲜明：《惊爆十三年：李登辉的恩怨情仇与是非功过》，载，2009年9月20日。

［12］徐大同、吴春华主编：《当代西方政治思潮(20世纪70年代以来)》，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97页。

［13］《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29页。

［16］Guillermo A．O'Donnell，Philippe C．Schmitter．Transition from Authoritarian Rule：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6，p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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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单梦竹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3/0114/701488.shtml